主题：【潇水文摘】青铜时代的蕨类战争 第五章 商祖烈烈 (1) -- 梦晓半生

五六百年才十三代,中间恐怕有遗漏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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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商王武丁在位长达五十九年，随后驾崩了。作为一代雄才大略之主，武丁在任时期武力最为强盛，猛攻北方和西北方的方国（上工下口方、鬼方、土方、周方和羌方，等等）。其中对鬼方战争进行了三年之久，最终克之，功业赫赫，标志着商王朝的国力达到颠峰状态。这时候的中国分成三个环，中间邦畿千里，是王朝直接控制的核心，往外一环是诸侯封国，武丁把自己的儿子和一些著名将领封在这一环里为诸侯，为商王朝镇守边疆，打仗时候跟随商王出征，并向商王朝进贡赋税，为商王朝干些杂役，他们的领导人称侯，这也是诸侯一词的来历，意思是很多侯。商朝之所以带有初级封建社会的色彩，也是因为这种分封建国制的初步运用。商王朝的最外一环，是与商王朝友好或敌对着的方国，见诸甲骨文的方国有五十多个，商王朝给他们起了难听的名字，虎方、土方、危方、犬方、邢方、人方、基方、淮夷、龙方、羌方、鬼方，他们的领导人称伯。鬼方、周方这些的方国被武丁打败后，臣服于商，其领导人受封改叫鬼侯、周侯。

武丁驱民以战，与方国动武，是历代商王中最多的，有人说他这是穷兵黩武，特别杀死战争俘虏作为人牲，真是惨无人道。其实武丁的远征是防御性的进攻，用他的话来讲叫“以保我后生”――我去打你们这些方国，打怕了你们，以免你们未来欺负我的后嗣。这就是以攻为守。每次进攻都能使国内获得一段安宁。一旦好久不出去打，方国就会复来骚扰侵掠。显然，商王朝的战争和古希腊古罗马的掠夺奴隶、服务经济的目的不一样。商王武丁并不是为了掠夺财富、掳取人口以制造奴隶繁殖国内经济，而是出于保疆守土。这就像汉武帝去北征匈奴一样，难道是看中了匈奴的财富吗？当然不是。于是，商王武丁的对外战争，是具备积极意义的国家防御，不是贪婪的掠夺和残暴的侵略，也算是深入险阻、不辞劳苦了。后来的西周王朝就因为只重文事，不加意对外用兵，结果亡于西边的犬戎之祸。犬戎对华夏文明备加蹂躏，导致生民涂炭。所以，不要一见到打仗，就认为是坏事，对外用兵也是有积极意义的。

武丁给他的继任者打下一个巩固的统治基础，开创了一个强盛的局面，武丁的后代得以安常处顺，不再去搞大的对外征伐战争，而方国们迫于从前武丁的势力，亦不来骚扰。商王朝保持着它的兴盛。

是凡兴盛年代，王室贵族们必然流于奢靡，成为败家子和烧包，所谓龙虾放久了也要长蛆。于是武丁的孙子祖甲下令将商汤最初制定的《汤刑》加以升级，想借祖宗的威力，以更加严酷的刑罚来限制这些不孝子孙。可是这样一来，反而使得亲贵们对祖甲离心离德，故意对他刁难。王畿以外的诸侯们也大有各自为政之势。商王朝的统治有所削弱。

亲贵、诸侯们不喜欢新版《汤刑》也是有道理的。从文献上可以推见当时商王朝刑罚颇重，刑杀的手段有斩首、肢解、火刑、沉水、活埋、弹射之类，都让亲贵、诸侯们不舒服。一般的刑罚，在施刑时，卜辞通常会问“死”或“不死”，可见被刑者多有死亡。当时似乎重在折磨犯罪者，砍脚割鼻之类，而不是关进监狱去蹲五年。大约在监狱里蹲着还有饭吃，不受风吹雨打，在当时看来这不是处罚而是享受。古代和现代就是不一样啊。所以商人要以残害肢体的形式表示惩罚，一次惩罚就够了，砍玩脚就放回社会，从而节省了修建监狱和招募看守者的费用。当然也有些不放回社会的，就转化为奴隶去给政府干活。总之，当时监狱业不发达。

商人刑杀人的动作如今保存在“伐”、“期”这样的汉字当中。比如“伐”，像以戈截人首，“期”像以城砍人首，左旁被反缚两手之人已是身首分离。“卯”，是把人对剖，分置在案子上。“陷”字形置人于土坑中，抛土填埋状。“燎”如燃木之像，上边放人。这些恐怖的汉字为我们今天依然使用，只是不知道其中隐含杀机。轻杀本来是商朝的传统，酷刑是早期人类的共性，后人不了解，却把这些罪恶都归结到末代商王“纣王”身上，是不公平的。

事实上，回顾武丁在位时期，曾用人牲五千四百一十八人；接下来的九十年间，用人牲是一千九百五十人；而纣王前后的四十年间，用人牲仅七十五人，明显少于前代，可见商纣王并不残暴。纣王宠爱妲己，比起从前武丁的六十几个媳妇，也算不上什么淫乱好色，比起未来皇权社会的三宫六院还来的惭愧呢。这只怪没有白乐天那样的诗人为纣王妲己写个《长恨歌》什么的，否则，该也是一段佳话了。社会舆论和历史学者，总是对末代帝王过于苛刻。

由于武丁死后几十年，一直没有大的对外战事，这使得我国西北地区的方国――周人迅速强大起来――商王朝减少对外主动攻伐的后果显终于现出来了，这是忽略兵事的恶果。周人的强大体现在武丁死后约第七十年，商王“武乙”年间，武乙曾“赐地三十里，玉十毂，马八匹”给周人首领。之所以这么做，是武乙为了讨好周人，便于集中力量对付东方开始蠢蠢欲动的东夷人（东夷人不知道撒了什么臆症，一直乖乖的，现在突然开始侵入王畿）。武乙被迫结盟于西北的周人，委任周人帮助自己安定西疆，屏障西部方国。周人于是开始在西北抢地盘，自我壮大。

武乙还是个典型的无神论者，天不怕地不怕，多次嘲弄上帝，引来了保守势力的仇视。武乙好比现在的新新人类，具有反叛个性，他把一袋子猪血挂在高杆上，仰而射之，血呼拉拉地洒下来，名曰“射天”，表示给上帝放放血。这也标志着神权的跌落，人类开始摆脱对虚无神力的恐惧和桎梏，走向成熟。人间的造神运动随之蓬勃发展，把从前子契、商汤这些早期先王捧上了天，称之为“下帝”，下帝宾于上帝（当上帝的副官），后来干脆平起平坐，合为一体，商王就是上帝。后来，敢于跟上帝叫板的武乙到陕西渭河流域打猎，结果一去不返，据说是在那里被上帝的暴雷劈死了。这大约就是创新改革者命中注定的回报。渭河这里距离方国周国很近，不知道他的死与周人有没有关系。到了武乙的儿子文丁时代，为了解除周人的威胁，采取怀柔政策，嘉封周人首领季历为“牧师”。到了晚年，文丁看看不是好事，又干脆借口杀了季历（季历的儿子就是大名鼎鼎的西伯姬昌，未来商朝的掘墓人）。

文丁的作法并没能阻止周人力量的发展，相反，周人与商朝的矛盾加深了，并且文丁时代连连遭受自然灾害，安阳附件的洹水“一日三绝”，商朝经济与国力日渐衰弱。曾经有人做过统计，在每次改朝换代，总伴随着气候的大波动，不是酷热有了旱灾，就是气温骤低导致北方游牧部落南下侵袭，以寻找粮食、草和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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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有人说傅说原本是个奴隶。傅说是不是奴隶无关紧要，关键是商朝是不是奴隶社会？说商朝是奴隶社会的，主要依据考古挖掘出了人殉，于是说当时是残酷的奴隶社会。其实人殉是远古时代人类的共同习惯，而且商朝杀掉的并没有多少是奴隶。

这些被杀掉的人，分为两类：在葬礼上被杀掉的，是去陪伴死去的人，叫人殉。人殉往往是死者生前的熟人，比如死者的朋友、媳妇、亲戚、武士、臣僚，他们在地底下依旧各斯其职，有的还在墓里持着戈，作出巡逻保卫的样子。当然也有个别奴隶。既然还要在地下各司其职，所以一般是囫囵杀死，留个全尸。这种人

殉和后来历朝历代的殉葬一样（譬如寡妇之殉老公）没有太大区别，也不是商朝

独有的现象，奴隶只占死者中的一小部分。

而另一些被杀掉者，是祭祀上帝及其政府班子（气象诸神）以及商人祖先的，叫

做人牲。这些人则完全不是奴隶，而是战俘。统计发现，商朝总计1.3万的人殉

与人牲当中，75％发生在商朝盛世“武丁时代”。武丁时代与其它时代最大的区

别在于，武丁是个穷兵黩武者，跟汉武帝一样频频主动出击，征伐他所敌视的周

边方国。他这一时代人牲最多，是因为他捉到的战俘贡献了很大的比例。而武丁

所捉来的战俘，只有极少量养起来转化为奴隶（用于从事养马、打猎之事，用于

农业生产的则更绝少），绝大多数都杀了作为人牲。这一点被卜辞的研究所证

实，已是现代学者们的共识。以典型的羌方战俘为例，转化为奴隶去养马的只有

一例，其它全是杀了祭祀上帝，每次三人、五十人、三四百人不等，被杀掉的人

身上还带着战场上的箭伤，所以他们是战俘不是奴隶。

所以说，商朝所谓“臭名昭著”的人殉人牲，按被杀者数量比重看，依次的是战

俘、葬礼死者的亲友，最后是极少量的奴隶。而且从总的被杀者数量上看，野外

考古挖出了的是1178人。这个数目当然不全，因为还有一些倒霉蛋至今未见天

日。好在商朝杀人祭祀是件神圣的事，必须严格记录在甲骨上，专家们于是统计

了所有出土的十五万片甲骨，发现累积人牲总数为13052人。把它平均到250年中

去，是一个月四人。对于诺大的商王朝来说，一个星期杀掉一个人作为人牲，实

在不是太多而是很少，根本都不血淋淋。还没现在一天出交通事故死的人多呢。

仅仅因为一周平均杀掉一个人牲就判定当时是奴隶社会，岂不有点危险和荒谬。

其实奴隶不是商朝的专利，后来的周朝也有一些。更后来的汉朝，奴隶的使用量

有增无减，不论官府还是民间，都豢养役使奴隶，“臧获”和“奴婢”是对他们

的流行称谓。他们和养马一样当作一种投资，可以买卖。从很多史料和文学作品

中我们目睹奴隶劳动的身影，遍及了汉朝手工业、畜牧业、农业、运输、矿冶、

煮盐和商业领域。皇帝甚至发召规范田地上的奴隶数量。皮鞭锁链，炙灼火烧，

专杀活埋，无所不用其极。奴隶因过度劳累，折磨屈辱，自杀、早衰、瘦毙，比

比皆是。主人们希望奴隶短命一些，因为老了不能干活，还得花钱给他养老。汉

朝以后的朝代暂不赘述，事实是，即使到了最后的大清朝，乾隆爷还一直把罪犯

及其家属发到功臣家里为奴呢。

做完这样的纵向比较，我们再作横向比较。商朝的奴隶数量与同时期的埃及、古

巴比伦相比也根本不在一个数量级上。在古巴比伦王国与北方的亚述人的频繁战

争中，动辄有十数万人甚至二十万活口做了战俘，而三万、七万、九万战俘的记

录更是史不绝书。埃及法老也是频频出征、大有斩获，捉到数万甚至十万俘虏。

这些被俘的人口绝大多数转化为国王和政府直接掌管的奴隶，还有一些被发往奴

隶市场出售给民间。而我们商朝的武丁先生，一次出征在三千五千人左右（只有

一次达到一万人），以这样有限的兵力所能掳到的战俘必然有限，而且被当即杀

掉用于祭祀上帝祖先，只有极少数才转化为奴隶。所以商朝实在没有多少奴隶。

说商朝是奴隶社会的人，是受“奴隶社会是人类历史发展必经阶段”这一说法的

束缚。事实上，奴隶这种身份的人曾经在世界各民族的历史上长期存在过，甚至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也曾存在奴隶，但我们不能因为找到了几个奴隶，就说“看，

我发现了奴隶社会”。历史上，奴隶群体仅仅在极个别地区（地中海的希腊、罗

马）获得过充分的发展，上升为占主导地位，使得整个国家的经济和发展建立在

奴隶者的劳动上，从而使这一地区的社会纳为奴隶社会。我们甚至不认为埃及、

古巴比伦是奴隶社会，虽然他们的奴隶数目远远比我们的商朝多，但仍构不成社

会生产者的主体。

古希腊和古罗马则不然，它们时代晚于商周，除了对外战争动辄掳来上万的奴

隶，它们发达的商业市场环境，也可以产生大量的债务奴隶，成为战俘以外的另

一个重要奴隶来源（这是我们原始的商朝时代所不具备的）。恩格斯说，雅典公

民九万人，而奴隶高达三十六万人。奴隶构成了古希腊、古罗马社会生产的主要

形式，在迦太基的一处矿井，就有四万奴隶在工作，克拉苏一个人拥有两万名奴

隶。奴隶们在市场上公开买卖，还可以像牛马一样租给别人收取租金，成为社会

的一大主体阶级。没有奴隶，“世界”就一天也运转不下去。

而我国商朝的社会生产基础是广大田野上的宗族农户，他们不是奴隶，他们

守着几千年时代相传的土地，在田野上进行大规模集体化劳动，平时聚族而居，

战时按族出征，这是社会的主体。宗族长辈负责组织生产，他们在土地上集体耕

种，场面十分壮观，把一部分守成上交国君，其它则留在农民宗族内分配。他们

有自己的工具、农舍、自由、人格和自行支配的粮食财产，这不是带着锁链、一

无所有、被买被卖的奴隶所能等同的。倘若一个社会最主体的人口――土地上的

稼穑者不是奴隶，那这个社会还能被视为奴隶社会吗？当然不能。

关于这些土地上的稼穑，我们还有必要多谈两句。他们在史料中被称作

“民”，在甲骨文中被称作“众”。 郭沫若老先生解释说：“众”就是奴隶，

从甲骨文上看，“众”是日下三人形，说明他们是在炽热炎炎似火烧的山野里，

赤身露体耕作着的奴隶。

其实，农田劳动自然是在日头底下，除非哪一天实现了农业室内化才会改

变，但凭什么说日头底下劳动的人就是奴隶呢？上及神农氏，下及今天的农村，

干活的人都在日头底下，难道都是奴隶？再说，“赤身裸体”这也是郭老放任自

己的想象，“众”中的“人”（图片）是人体的侧视形，在哪个字中出现都是这

个写法，并无穿衣或裸体之别，不知道为什么到了“众”字中的“人”，就看出

他是不穿衣服的了。

郭老在几乎没有证据的基础上，仅从字样上就断言“众”是奴隶，实在让人

不能服气。对于史料上的“民”，郭老也把“民”解释为奴隶。他把一段关于商

周的古文翻译得有声有色：“殷周之民，年二十受田，六十归田。春，令民毕出

于野，里胥平旦坐于右塾，邻长坐于左邻，毕出然后归。妇人同巷相从夜织，女

工一月得四十五日，必相从者，所以省费燎火，同巧拙而合习俗也。”

这本是一个祥和的农村生活，简直和现今没有什么两样，但郭老为了证明他的奴

隶制，作出翻译是：“这里的邑，很象是奴隶劳动的集中营。里胥、邻长就跟哼

哈二将一样，坐在居邑门口，监视‘民’之出入。连妇人的上作时间一天都是十

八小时，男人的工作时间也就可以想见。”

里胥、邻长确实扮演着“监督者”的角色，不假。但只要人类还存在，任何时代

的劳动者恐怕都需要有人在一旁组织监督，即便今天也不例外。郭老有什么理由

一见有人监督，就把它同奴隶集中营联系起来？事实上，如果是一群带锁链得被

强迫劳动得奴隶，光靠这两个老头子还根本监督不了他们呢！这两个人只是宗族

长者罢了，指挥一帮宗族农夫在田野上劳动。而“妇人同巷相从夜织，女工一月

得四十五日”明明是说她们勤快，聚在一起集体纺织节省蜡烛，相当于节省了工

作日。郭老竟也能从中发现出奴隶制的“十八小时”工作日来。如此丰富的想象

能力，除了诗人郭老以外，恐们很难找出第二人。

到底这些“民”或“众”是什么身份呢？原古文中说得已经很明白，这些

民二十岁时国家发给他们田地，六十岁时候收回――这怎么会是奴隶呢？奴隶怎

么会授田地。奴隶的定义，是“会说话的工具”，不算是人，跟设备机械差不

多，可以买卖，也不占有生产工具，他的主人处理他，就像处理一件物品。这个

描述绝对不适合于商朝的宗族农夫。

倘若商朝不是奴隶社全，它到底是什么性质的社会呢？我认为，它是初级

的封建社会。说到这，不免有些人惊诧，有的还可能感到愤慨。是啊，这不太适

合我们已经养成的思维习惯了。但是，我们只能这样来理解那些在农田里合族组

织劳动生产的农夫大家族们。孟子说：“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

百亩而彻，其实皆什一也”。就是说，夏朝每人发五十亩地，商朝七十亩，周朝一百亩，其中十分之一作为公田，他们要照顾公田的耕作，把公田的收成上交国

家。这也就是所谓的“井田制”，是典型的劳役地租制，后来它转化成实物地租

制（直接上交总守成的百分之多少，在春秋时期）。不管是劳役地租，还是实物地租，都是封建社会的国家剥削形式。关于这一点，我们还会在大周朝时期继续论述。

十

文明的第三个标志是城市。不消说，武丁时代已经有了城市。野外考古学家告诉我们，商代的城邑遗迹我们合计发现了十多处。河南省核心王畿地区的城大一些，边长一千米多。外围的方国城邑小一些，边长三五百米，最著名的是湖北省的盘龙城，建在一个土坡上。北京地区当时属于边鄙，有两个方国，一个称燕，一个称蓟。燕城在北京房山县琉璃河岸上的董家林，蓟城在北京市广安门一带（我以前在那租过房子，傍着一条臭水沟，是从前老北京的护城河。商代的方国蓟就在那里，城墙边长不过区区六百、八百米，才跟我住的“红莲小区”一样大）。

我不知道商朝的“傅说”（念悦）先生是不是就在“红莲小区”这一带修城。但我知道作为一位民工，傅说跟当时的大部分劳动人民一样，光着脚。他的工作岗位就在半截的城墙上面，职责就是用两块木板夹住泥土，然后从上面填土，填一层，夯一层，一层层地夯实。等土在太阳底下干燥了，结成块，再摘下木板，城墙就耸立起来了。城墙在当时的主要作用防着商王朝武丁先生的军队来打，次要的作用是防洪和防狼。

傅悦有时候累了坐下来喘气，他的工头（职务叫“司工”）立刻走过来质问：“你干吗不干活？”

“刚才干完活以后，我累得双手发颤。”

“手颤正好，那你去那边筛沙子吧！”

这种惨无人道的对话在当时随处可见，把施工现场变成了人民大众的阎罗殿。傅悦只好撅起屁股，去筛砂子。

不过傅说是一个很有傲骨和个性的青年，他的本事是善于挑碴。傅说抱着肩膀，说：“你们这个办法太逊。砂子中间应该注水、加鸡蛋清，以及童子尿这样的神物，起到粘合加固作用。你们光用砂子，太逊了！”

傅说把砂土送到半截的城墙顶上，一个伙伴已经立好四块夹板，扶着呢，示意傅说往里边装土，然后又举起夯锤，使劲揍被夹板围住的这些土。等土们被揍结实了，松开夹板，一个新方土块诞生了。傅说突然撅起鼻子，又挑碴：“不行不行，这个夯打的位置太逊。两两方土块之间要留出足够的空档。你这留的空档太逊！”他抢过夹板作示范，“空档要留的跟方土块一样大。”

等空档们也被逐一装上土，夯打结实了，整个一层城墙算是夯好。旁人刚要继续往上夯出新一层方土块，傅说又挑碴了：“不能从这里开始夯，要从两个方土块中间的接缝部位上边夯起。这样新的一层和下边一层交互错落，咬合牢固。你们平齐着夯，太逊！”

傅说凭着一张好嘴，终于给自己弄了一个“事儿妈”的美名。

傅悦他们弄了三百多米的城墙，司工召唤大家去看埋人。原来，按照工程进度，现在需要杀人了，两三个从隔壁方国抓来的俘虏站在城脚的坑沿，背捆着手，准备推进坑去活埋，其中还有一个是女的。坑比较小，傅悦骨朵着嘴说：“这坑挖得太逊！估计她跳下去只能蜷曲着腰，如果是俯冲着下去，那就得撅着屁股趴着。”

“嗯，如果留下她，嫁给我就好了。我每个月可以吃糠，她吃小米。”傅悦旁边的伙伴瞅着那个女俘虏，心里做着白日大头梦。

“你这个想法也太逊！她应该献给社神，也就是土地爷，你这么乱说，小心遭雷劈。”傅说说，“而且她现在已经吃过小米了。只有让她营养好，社神吃起她来才有营养。不过旁边那个男的有点瘦，选他太逊了，到了地下，力气单薄，恐怕不能胜任伺候社神的工作。”

伙伴不理睬这个事儿妈，白了他一眼。

“这是献给社神的一点儿小意思，埋了以后就不地震了！”仪式主持人喜悦地对围观者们说。仪式主持人旁边还有一头献给社神的猪，一直嗷嗷地叫着。主持人补充道：“一般情况下我们都使用不太值钱的小孩。这次工程进展顺利，我们就喝出去埋几个大人――虽然花费会多一点。哎，顺便问一句，这里有没有叫傅悦的家伙，就是那个事儿妈。上边在找他。”

大家都说没有，傅悦也说没有。但是一想，我不就是吗？“我就是！我是傅悦。”傅说举起手。

人们看见这个眼睛明亮的大个子挤出人堆，裤脚挽着，一个高一个低。大家都吃惊地看着这个傻瓜，包括那头被缚着地猪，心想还有这么实诚的志愿者呢，估计他到了地下给社神干活，也不会偷懒，社神会喜欢的。仪式主持人带走了傅说。大家都以为几天之后在下一个祭祀坑边上，还会看到傅说的。

然而，出人意料的，傅说却坐上了车子，去朝见商王武丁。他糊里糊涂地问主持人这是到哪里去。

“恭喜你啊，傅说先生，伟大的商王听说你是个事儿妈，特地请您到商都给他提意见去呢！”

傅说坐在马车上，随着马屁股一扭一扭而一颤一颤，他眺望着两边的野景，虽然前途未卜，老毛病却又犯了：“我说你这马车也太逊！你看啊，车辕是直的，车辕前端左右横伸出车轭，架在一左一右两匹马的脖子上。可是马的脖子高，车的车厢底，车就仰起来了，搞得我都往后仰着，如果对于腰间盘突出的人一定很难受。一旦遇上上坡，车子非仰翻了不可。”

“那依您的高见呢？”

“把车辕做成曲的――前端折着翘起来，既就乎了马脖子，又保证车体水平。你现在这直辕车太逊！”

“好！好！谢谢您的建议。”主持人恨恨地说。

“不用谢，但是你这马鞭子也太奢侈了，马鞭做这么考究干吗？你还用玉管作马鞭柄，是暴发户吧？太逊啦！”

主持人一抱脑袋，气得差点从车子蹦下去。

车子南下，越接近以河南安阳为中心的五百公里直径圆区（王畿地区），路面越发平整坦荡，都是夯土路面，十分笔直，这是远古的高速公路。真可谓“王道荡荡、无偏无党”，用笔直的干道来形容商王的道德，真是再恰当不过了。王道上边，每五十华里就设有据点称为“堞”，是用木栅筑成的防守工事，正好是车子一天走的距离。好一点的地方还设有“羁”，不仅可以住宿，而且供应饮食。一些骑着马背着政府文书的差人在大路上奔跑，从傅说他们面前疾驰而过。商朝人有出行骑马的习惯，这和他们的下裳设计有关系。商朝人穿的下裳，是前后两片分开的布幅，两侧剪有开缝，所以方便人骑在马上。而到了未来的周朝，觉得两侧有开缝露着大腿不雅，于是把前后两片布幅合成了一个圆筒（类似现在女孩的裙子），所以没法骑马了，只好百分百坐车，直到赵武灵王大哥胡服骑射才有了改观。这是后话不提。

傅说目送着远去的马上的差人，酸溜溜地又挑碴说：“哼！真够逊的。我听说商王手下的差人，都是从出发地一个人跑到目的地，干吗啊，累死他啊，不会接力跑吗？太逊啦！”。

主持人实在受不了了：“大爷～，求求您了，待会见到商王，你可别说他也逊啊！”

终于，傅说一行人走进了王城（内城），商王武丁正站在殿门石阶上等着他们呢。傅说首先看见的是武丁的脚。脚上穿着翘尖鞋，傅说刚要说这种鞋是圆口、没有鞋带，没有鞋带就不容易抱脚，走路拖拉太逊。话没出口就被武丁洪亮的声音堵住了：“哈哈，傅说先生，我前些天做梦，梦中见到一个圣人，醒来向大臣们描述，一说那容貌，大家纷纷都说知道知道，说是一位知名的事儿妈――也就是您啊！我觉得事儿妈是难得的人才，充当我的谏官最合适。找茬是您的优点，为我提宝贵意见好啦。”

“对呀对呀，傅说先生一路过来，提了一道的意见，找了一路的茬，挑了一车的刺儿。”主持人赶紧把路上傅说对于直辕车的抱怨、曲辕车的建议，以及差人跑死马的弊端，给商王武丁绘声绘色地描述了。武丁一拍大腿，非常赞赏傅说的刁钻眼睛，真是名副其实的事儿妈啊。

武丁承认，让一个信使从头跑到尾既不人道也容易出危险。据一片刻于武丁时代的出土甲骨记载，当时有一位年龄高迈的信使，在路上走了26天，行了600里的路，没有到达目的地就累死了，必然也耽误了送信。有的信使行程更长，曾有一人创下48天连续行走1200里的世界记录。（顺便说一句，信使接力跑，是周朝以后才有的制度。）

武丁留下傅说攀谈，傅说开始猛提意见，把他出身于民间低层的所见所闻所想所抱怨，尽数倒出。武丁听得非常羞惭、频频点头、脸一会红了一会绿了，硬着头皮做了认真记录，最后满面羞愧地赞叹道：“如果我是一把青铜短刀，你傅说先生就是磨刀石。你找茬提意见，就等于磨砺我的刀。虽然您说话是够难听刺耳，但这就像好的草药，吃了都会令人眩晕，唯独眩晕才能治好病啊（我们怀疑武丁时代的药品是否都是毒品啊）。面对着大水，您就是我的舟；面对着天旱，您就是我的霖雨。您启发我的心灵，浇灌我地内心。遇上您，我真是相见恨晚啊。”

武丁让傅说辅佐自己，君臣一起修政行德，商朝于是大治，终于成就了一段历史美谈，被孟子在“天将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的那段话中所赞佩――“傅说举于版筑之间”。傅说的故事是“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在中国的第一案例，是穷厄困苦之士的人生梦想。

九

文明的第二个标志是文字。人们在殷墟，也就是商王武丁的都城（河南省北部的安阳地区），发掘出了十五万片甲骨，五千多个单字。这些一度被人当成“刀尖药”用以治疗外伤的药材，经过有识之士鉴定，才知道是“殷人刀笔文字”，亦即甲骨文。

和西方文明社会不同，西方文字的产生是为了生产和商贸服务的。比如苏美尔人为了管理好牛羊群和土地财产，就创造了人类最早的文字――楔形文字记录来往账目。埃及象形文字则是为了登记法老庞大的税收事务。而商朝的甲骨文却是为政治、宗教服务的。为了向上帝及其政府班子（风雨雷电诸神）、地面山川河流诸神、祖先诸神（先王），探听气象预报、农业产量等等重要资讯，人们借助占卜并且把占卜所获资讯记录在甲骨上，成为甲骨文。作为回报，商王不辞劳苦地举行针对各位神祗的祭祀仪式，来馈劳这些信息提供者。这是古代的IT产业。

武丁把上帝当成了他的优质客户，给予无微不至的关照，经常在甲骨上刻下文字，询问上帝这会儿饿不饿。如果饿，那请问哪一天想吃什么东西，我祭祀的话用什么牲口，是想把牲口烧了吃还是喝血比较好，想一顿吃多少牲口呢？酒肉是取悦他的主食，吃肉的时候要不要喝酒呢？当然，上帝的胃口很刁，武丁要用白牛、白羊、白犬、白豕作为牺牲祭祀上帝。白色是商朝的上色，就好比明黄色之与皇权时代的中国。为了表示虔诚，人们并不吃掉这些祭品，虽然饥饿的老百姓跑进祭庙偷吃牛肉的事件曾有发生。动物们的body在祭祀仪式结束后埋在旁边的坑里。必要的情况下，祭祀上帝也可以杀人，一般早期是杀小孩多，小孩比成人经济些，肉嫩上帝也爱吃。随着时间的推移，商朝人杀成年俘虏成为时尚。

看见武丁对上帝这么好，商朝先王们的在天之灵不高兴了，经常由于某种原因――比如说，没有及时得到祭品的安抚，或者阳间的商王品德行为不好，先王们的亡灵于是降下祸祟疾病给商王以及他的媳妇、臣子们。于是武丁总要反复通过占卜询问是哪些先王或者先妣（先王的媳妇）正在降下祸害。在这里，他使用多选题的形式来向先王们提问：

惟父甲害王?

惟父庚害王?

惟父辛害王?

父甲、父庚、父辛分别是武丁的伯父阳甲、盘庚和小辛。武丁希望他们某一位站出来承认自己造祸。至于其生身之父小乙，武丁也没少跟他打听事。比如武丁有一次牙疼（这是他的老毛病了），就拼命询问爹的在天之灵：“疾齿，御于父乙?”意思是，我牙疼死了，爹啊，是不是你在天上给我捣乱。

武丁作为全国级别最高的巫师（神职人员），同时他还身兼数能，是最有权威的趋鬼医生。当时制造疾病的除了上帝、先王，还有山精水怪、魑魅魍魉（是一些植物动物死后的鬼）。它们往往住在黑乎乎、茂不见天日的森林里、河流水滨旁。平时他们附在草木上随风摇摆，时机成熟时就会随着风刮进城里，附在它所“喜欢”的人身上作祟。家人就闹病了，上吐下拉，浑身冰冷。必须请神职人员来跟它沟通，给它做思想工作，请它离开。这个过程也就是念咒，咒语的内容通常是祈求，请它罢休、离开。不同的病，源于不同的鬼怪作祟，要念不同名目的咒，就跟现在吃不同的药片一样。所以早期巫医不分，巫师担任医生的角色。

如果念了咒还不能沟通，鬼怪偏不屈服，神职人员就动真格的了，拿桃木鞭子抽这鬼（其实是抽人），最终把它赶回森林水滨去。在这种治病的过程中，人们发明了针灸，就是刺那造病的鬼。甲骨文“殷”字像一个人肚子有疾，另一人手持针刺之。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个所针刺的不是人，而是藏在人肚子里的小鬼儿。在刺鬼的练习中，摸索出针灸的刺穴技术。所谓“妄刺”，就是指到处乱扎，正可用来形容这种探索过程中出现的医疗事故。

商代的神职人员也会让病人吃五花八门的草药和虫子，以加强趋鬼的效果。这个东西积累摸索到了现在，就是有三千多年历史的中药，很多已经相当灵验。我们从商代出土物中找到了几百枚以上的骨针，以及分装在罐子里的药用植物果实或种子，桃仁似乎是当时人们最爱吃的家备良药，木樨和大麻籽也不错。

武丁作为巫师、医生、求雨者、牙痛病人兼自我诊疗者，还是一个妇女产男产女的预测者，遇上难以决定的事情，比如牲畜发育状况的预测，农作物收成年景的预测，出猎会不会遭遇大老虎的预测，治病吃的药会不会头晕的预测，都要向上帝、祖先询问。如今我老家农村的老太婆, 遇有大事难决时还去占卦问祖先，也是成惶成恐,怕对祖先照顾不周，占卦前免不了烧上面值几百万的假纸币。未来我若在阴间，有子孙什么时候给我送上几个亿才好。

武丁还是一名成功的战争指挥者。当然成功同样得益于对上帝和先王的咨询。这里他继续沿用了多选题的形式反复打听：

“我去讨伐工方（一个方国），上帝会福佑我们吗?

我不去讨伐工方，上帝会福佑我们吗?”

一正一反进行占问，把问题刻在甲骨上，只需要上帝从中选一个正确答案。当上帝或先王做了回答（也就是那些经过烧灼之后甲骨后自然产生的纹路），武丁从中领会出上帝透露给他的资讯，并把纹路翻译成文字刻写在甲骨上。最终当战事结束后，上帝的预言是否如验，还要补充记录在甲骨上。这样，一块甲骨就记录了武丁战争行为的整个过程，成为我们研究那段历史的依据。

借助占卜这类有益民生的魔幻工作，武丁联络人神感情，提高了自己的威信，获得人们的顶礼膜拜和顺从，不断加强了他的王权。不过，想在坚硬的乌龟壳上刻字，没有把子力气可不行，即便使用青铜工具。有人做过模拟尝试，结果把字刻的歪歪扭扭。可见，多才多艺的武丁又是个蛮有力气的书法家。武丁告诉我们说，横和竖比拐弯和圆弧好刻。这就导致了汉字方方块块的模样。

八

盘庚在位二十几年死去，没有能力让自己的儿子继位，这反映了当时王者权力还不是极端牢靠，人们可以把它像皮球一样夺来夺去。真正情况有了转化是在盘庚的侄子“武丁”继位之后，“父死子继”成为商王继统的常例，其它家族没有能力插嘴窥视，政治从此走向稳定，这是王权加强的一种表现，从此也几乎没再有迁都的事情了。所以我们有理由把武丁想象成一个非常powerful的君主，类似汉朝的汉武帝。中国真正崛起为世界文明大国，也是从武丁时代开起。

首先是武丁时候，中国全面步入青铜时代。作为文明象征的第一标志，青铜在最早五千年前黄帝时代就偶然出现了。黄土高原上渭水上游甘肃东乡县，有一把铜刀和一些铜块出土。但你千万不要以为这个“天下第一铜刀”是可以砍人的青铜武器。其实它只是水果刀，长四寸，连切西瓜的刀都算不上。此后中国大地上的青铜器一直寥寥无几，不能取代石器作为社会的主要工具，最多算是进入了“铜石并用”时代。

一直到商汤时代，青铜器也都是小件的规格，铜指环啊、小锥子啊，小铃铛啊，小箭头啊，最大的是个酒杯，也只有十二公分高，数量也极少，总共发现的只有十几件。到了商朝中期的武丁时代，青铜器的数量种类体积明显高涨。首先人们找到孔雀石，孔雀石颜色翠绿，晶莹可爱，很扎眼，人们都想把它烧一烧。它含有氧化铜，烧得时候加入锡石，达到960度而熔化，冒出青白之气――就是所谓“炉火纯青”，于是得到青铜，含有75％的铜，25％的锡。青铜硬度大、表面光亮，可以经过锤炼做出很细很薄的生活器具（比如饭碗和小勺子，还有尺子）。青铜工具的出现，使得计算器械、测量工具成为可能，客观上促进了建筑、天文、历法的发展也为书写甲骨文提供了锐利的“笔”。

武丁时代，青铜开始渗透进人民生活，做饭有青铜的鼎、鬲、?[、甑；盛饭的有簋、庇、豆、罐。不过这些都是大家伙，限于有钱人家享用。老百姓还是用陶器的。不过老百姓洗脸可以有盘、盂；工人和农夫用的是斧、锛、凿、锥、锯、铲、耜、钻、鱼钩等等，都是青铜的。此外，还有车马器、建筑部件，比如青铜的钉子。人们还铸造铜贝壳作为货币，以补充真贝壳的不足。生活中，凡可以使用青铜的，几乎都有用青铜制作的。

生与杀是一对矛盾，青铜用于生产农业的同时也用于杀人。这时期主要的青铜兵器有戈、矛、钺、短刀，还有少量的戟和大量的青铜箭头。箭头是一种消耗性的武器，没有大量的青铜储备，不敢多铸箭头。不过这时候还没有后世流行的短剑。青铜头盔倒是有了（这是从前蚩尤所向往的东西），约20厘米高，顶部有一个插缨羽的小管，左右及后部向下伸延，用来保护颈部和耳朵。有的头盔前部还作成凶恶咆哮的虎首状，以在心理上造成―种恐吓敌人的气势。安阳地区一座坟墓中曾出土成捆的矛七百多件，足够武装起一个城邑来。这些青铜兵器――戈、矛、钺，当是重装步兵的装备，若再配置以两马战车，排布成―定的阵形，那军威严整、士气高昂的样子，是令人生畏的。

在生与死之间，还有一种界乎二者的状态，就是醉。醉生梦死，是喜欢喝酒的商朝人的常态，贵族把吃不完的粮食酿酒，还选择特殊的香草加进去，酿出的酒芳香扑鼻，使得大家都变成了豪饮的酒徒。后来他们因为喝酒太多而亡了国。商朝人弄出很多的饮酒器，爵、觚、觯、?小⒆稹⒑?、卣，这些字型奇怪的东西功能也多多，等未来谈到帅哥商纣王的时候再介绍它们。

酒器和鼎、鬲之类的炊器，以及还有钟、铃、磬、钲等乐器组合成不同规格的“礼器”，象征商王族的显赫地位，主要用在祭祀和宫廷聚餐的场合。这些礼器形态塑造出令人恐怖的气氛，威严、狰狞，表面的兽面纹、云纹、雷纹、弦纹、连珠纹、圆涡纹让人眼花缭乱，镇慑和迷惑着每一个带着平顶帽的商朝小民。现在这些礼器都被挖出来了，累计多达数千件，最大是鼎，常在一米来高，重量相当于一个成年大胖子，上面都是铜锈，说实话，铜锈有毒，用青铜鼎煮肉、用青铜杯喝酒，对身体不好。

铁锅当然对身体无害，不过当时没有铁。中国这时候距离铁器时代还有一千年，不过商朝人倒是发现利用了一点陨铁。这些来自外空的陨石含有大量的自然铁，商人把它锻打为铁刃，嵌在铜钺（大斧子）的刃部。商人也意识到，铁比青铜来得更加锋利。铁刃铜钺这好东西现在只挖出了一两件，流传在美国一个博物馆保存。

中国步入青铜和铁器时代依次都晚于西方。当武丁时代的古代中国人滚着爬着以落后西方（西亚两河流域、北非埃及）两千年的步伐进入青铜时代，西方局部地区已经进入铁器时代。西亚两河流域北部的赫梯王国率先冶炼和使用铁器。赫梯王把铁视为专利，不许外传。埃及法老得到少许铁片，锻打成刀，视为珍宝，用黄金象牙配其刀柄。铁器给了赫梯人以力量，使得他们迅速崛起之后对两河流域和埃及地区构成巨大威胁。埃及法老动用倾国军马北上与赫梯人展开一场古代世界的最打规模恶仗，双方各自动用了两千辆战车和各自两万战士（这是个天文数字，我们商汤革命的时候才有七十辆战车，六千人）。由于埃及法老孤军突进，遭到围攻，拼死抵抗，情急之下甚至放出护身的战狮扑向敌人。幸亏赫梯军人因抢动财物而队形分散，埃及援军亦及时到达，才避免了法老的被俘。这场发生于我国商朝中期的西方大战，又以拉锯战的形式持续了十年，终于把埃及帝国拖垮，从此由盛变衰，四分五裂，不断遭受外族人的侵袭的局面持续了一千年，直到公元前525年（我国的春秋时代），埃及被新兴崛起的波斯帝国吞灭之，从而彻底宣告了埃及文明的终止。西亚两河流域的新巴比伦王国和文明，也是同一时间亡于波斯帝国之手。

每到半夜――相当于现在四点钟的时候，盘庚就睡不着了，即便喝上一些酒，也没有睡意。酒精的力量使得他头颅闲适又虚无。夜已极深，所余下的又已很薄，盘庚便坐起来，点上原始蜡烛――芦苇的烛芯被布条裹上，布条再浸以油脂，等着天亮起来。

盘庚思索的事情，我们谁都不知道。在盘庚以前的一百多年间，商人突然迁都了四次，盘庚也要追这个时髦。商人为什么要迁都，古往今来总说纷纭，最流行的解释是躲避水灾，不过，商人迁来迁去，一直在黄河两岸不远，并没有躲开水。另一种说法是反奢侈，说城里的有钱人越来越有钱（有贝壳），而穷的越发叮当响，贫富斗争，搞得社会不安定，所以搬迁一下，富人被迫丢下好多财产宝贝，穷人也有了新的创业机会。迁到新的艰苦的地方锻炼，也去掉了奢侈之风。不过，古今中外的政府无不是往富饶舒坦的地方扎堆，像商人这样用自我找罪受的方法淘汰奢侈之风，还很罕见。并且商人几十年就迁一次都，应该还没来得及积聚得多奢侈。还有人认为当时的农业属于粗放经营，一块沃土耕种久了，慢慢失去肥力，所以需要不断变换耕作的地点，就像在固定一个饭馆吃腻了的人要换个饭馆一样。不过，仅仅为了改换耕地，何必一定要迁徒到很远几百里的地方，附近百十里就没有好地吗。并且当时也未必是破坏式地开发土地，伊尹还曾经教大家施肥灌溉，不至于几十年就把土地搞疲惫了――长安作为国都上前年，土地也没有一下子完蛋。

盘庚在给群众代表训话的时候，也没有向我们暗示迁都的原因。事实上，我认为，商王更替的王位争夺导致了新王倾向于变换政府办公地点，以求脱离敌对势力干预、掣肘甚至威胁。在盘庚时代，“兄终弟及”或者是“父死传子”都没有在法律上得到明确，位子传给谁因而变得暧昧不清。从事实上看，“兄终弟及制”已经不是那么不容置疑了，死去的商王把位子直接传给儿子而不是交给自己的弟弟，在前代也颇有旧例可循。盘庚作为弟弟接了哥哥的班，而没有让哥哥的儿子接班，这使得他难免心情不安。哥哥已经经营曲阜地区很多年，曲阜这里是哥哥一家（含哥哥的儿子）所管熟了的地面，到处都有哥哥一家的老部下与支持者，势力盘根错节。盘庚每到夜晚都担心有“专诸”那样的家伙破窗而入，志愿为哥哥的儿子取回王位。这也是他四点钟就爬起来，握着青铜短刀不敢再睡的原因。盘庚有理由让自己离开，去一个艳阳高照的安全地方，享受自主自在的王者快乐。但是盘庚在群众集会上只是一再强调，迁都乃是先王（祖先）的意旨。

盘庚说：“我们的先王总是保护人民，总是为人民利益而搬家，从不留恋原有的都邑。你们为什么不想想先王们的故事呢？我想搬家，以安定局面，但是你们不能体会我心的苦处，反而大大地糊涂起来，发生了无谓的惊慌，想以你们的私心来改变我的主张，这真是你们自寻苦恼。譬如乘船，你们上去了，只是不解缆，岂不是坐待船朽吗？若是如此，不但你们要沉溺，连我也要玩完。你们一点

也不审察情势，一味怨恨，试问这能有什么好处呢？”盘庚心思不敢直讲，把话说的含糊其词，难怪人们不理解他，于是他只好借助恐吓：“以前，你们的前辈

事奉我们先王，非常老实。现在，你们不听话，贪恋贝壳和美玉，不肯离开这

里。我们先王就会在地下告诉你们的前辈，让你们的前辈好好整治整治你们，到

时候你们受罪该死就晚啦！现在我的计划已定，谁要不从，我就割谁的鼻子，灭

了种，一个都不留。”

大家吓得一捂鼻子，只好跟着盘庚上了已经准备好的船只，抛弃就有的财富(除

了成串的贝壳方便套在脖子上带走，其它粮食房子都没法要了)，开拔去了商汤

从前的旧都――河南偃师地区。反对派的贵族们也明白这次迁徙削弱了他们的势

力和财富，到了新都，将不再具备从前的地位。但不等他们犹豫，已经被裹着来

到偃师，一看到处都是陈旧不堪、破破烂烂，过惯了好逸恶劳的生活的他们，更

加来气了。于是开始散播流言、盅惑人心，开始向盘庚叫嚣。他们说：“盘庚不

是借助先王地意旨吗，那我们就搬出比先王更厉害的上帝来。我们要求占卜。”

占卜，是把居住在缥缈天上的上帝的意见，传达给三维空间中的人们的一种

途径。上帝将向人间投下一种阴影，人们来阅读这种阴影，作出极具价值的结论

和预言，告诉人们搬家的事到底对不对。这种宝贵阴影，都投在什么东西上呢？

答曰：投在牛羊骨头上，也投在乌龟壳上。乌龟由于活的长，见多识广，成为占

卜最好载体。最灵验、效果最佳。于是乌龟盖子脱颖而出，越来越受到人们青

睐，而生活在中国大地河流湖泊上的乌龟们，则倒了大霉。

当贵族们要求盘庚举行隆重占卜仪式，请求上帝旨意。盘庚是个年轻人，不怕

叫板，立刻命令神职人员在乌龟壳上（多数是乌龟肚子那块壳）刻下当时开始出

现的甲骨文，用甲骨文提问上帝：“迁都是对！迁都是不对！”这是一个双项选

择题，让上帝选择正确答案。当然，有时候还出四项选择题，比如：“其自东来

雨。其自南来雨。其自西来雨。其自北来雨。”这是向上帝问雨从哪个方向来。

问题旁边还刻上出题者（神职人员）的名字以及出题时间。而载有题目的卷子，

就是这个乌龟壳。

接着，神职人员在乌龟壳背面钻几个浅窝，用火烧灼浅窝，就会开裂出一

些纹路，这些纹路就是上帝在考卷上的作答。神职人员赶紧判卷子，这需要专业

训练，他们能够从纹路翻译出上帝的语言。上帝回答的很细致，比如“大雨”、

“小雨”、“雨小”、“雨少”、“少雨”、“多雨”、“疾雨”、“雨疾”、

“雨不疾”、“纵雨”、“延雨”、“退雨”、“去雨”，看得出上帝是个有耐

心的人。神职人员把翻译出来的意思刻写在烧灼纹路旁边，这叫做“卜辞”。

关于这次该不该迁都，上帝的答复（卜辞）是：“迁都不对。”――不知道上帝

是怎么搞的，总之，神职人员从纹路上读出，迁都是个历史错误。盘庚的脸立刻

绿了，反对派的贵族们则欢喜雀跃，恨不得立刻跑在城里乱喊。

不过呢，人们也意识到了占卜可能不准确，上帝要是不知道信口胡说怎么办，或

者上帝喝多了瞎说怎么办？于是采取反复占卜的办法，多问问不就准了吗？于是

隔上三五天，又问同一件事，看看上帝是否忘了上次撒的谎。另一个办法是同时

使用好几块乌龟壳，问同一件事，然后看看一致不一致。一般是三块骨头，商王

拿着一块卜，占卜经理和占卜副经理各自拿一块，这也就是“三人为众”的原始

出处，表示三个人的意识可以代表众人。

经过三次占卜，上帝的意见非常明确，都是不应该迁都。盘庚的脸色变成紫

茄子，朝着无辜的神职人员投去愠怒的一瞥，并且当即耍赖，说上帝的意思不

准。他再度把贵族和政府大员（据估计有两百人左右）们召集起来训话：“像你

们这样，这几天来到处乱跑，擅用谣言煽动人心，恐吓大众，毒害小民，不把我

规诫小民的语言，准确及时向下传达。这样闹下去，当然就会像上帝说的，迁都

成了一件坏事。占卜不占卜，还有什么意义！我是根据先王的法度办事，我没有

失德之处，你们不要忘了，我的威严好像烈火一样旺盛，我是你们的王！你们遵

从我，就像把网结在纲上，才能有条不紊（成语出处）。要知道，即使你们象野

火一样在大地上焚烧，使人近前不得，但我就能有力量来扑灭。如果一定要弄到

这种情况，那是你们自己惹出的祸患，就不要怪我错待你们了！”

盘庚发了一通火以后，擦擦汗，又转而和颜悦色，劝诫政府大员们办什么

事都要同心协力，既来之、则安之，不要再闹了。最后又说道：“过去，我的先

王和您们的前辈，一起过着安乐而勤劳的生活，我怎么会对您们动用非分的刑罚

呢？如果您们乖乖地继承前辈勤劳地传统，我决不会掩盖你们的美德。国家治理

的好了，是大家的功劳；治理的不好，是我一人的过失。从今以后，你们努力做

好份内的事，不许乱说乱道。我也会把你们的前辈和我的先王一起祭祀，好了，

让我们一起恢弘上帝和先王的意志，不要贪财聚货，而要施民以德，一心建设家

园吧。”

反正都已经来偃师了，人们看看再闹也没有真回去的可能，反对派们发现人群的

热点已经转移了，大家热衷的东西都是建设新家园了，在偃师好好的生存下去是

第一要事，这时候大家都需要选择一个主心骨（那就是气质刚强的盘庚）来依

赖。没有人还有闲情逸致跟着反对派折腾。并且迁都也打乱了反对势力的格局，

削弱了反对派的实力，重组之后的社会，盘庚成为人们拥护和依赖的对象，并在

新的家园重建起另一番秩序与生活。据说百姓由此生活安宁，商道复兴，诸侯来

朝，形成商朝中期的一段人心振奋的时光。

商王族似乎把手足之情看的颇重。太甲死后，他的两个儿子――沃丁、太庚哥俩相继即位，体现了兄终弟及的原则。沃丁、太庚这俩名号，奇奇怪怪的，好像中药的名字，其实这是天干地支组合出来的日期。商人把一年分成12个月，闰年有13个月甚至更多，月有大月和小月，大月30日，小月29日。但当时没有阿拉伯数字，日的记数就以干支循环来标识。这一纪日法，被后代沿用了三千多年直到近代。

一位商王死的那一天的干支日，就演化成沃丁、太庚什么的，准确说这叫“庙号”――意思是这位商王的“骨灰盒”进入宗庙时候的编号。人们依照这些骨灰盒编号，排定给他们的祭祀时间。每隔十天要祭祀一个商王，随着死掉的商王越来越多，到了商朝末期，完全祭祀一遍祖宗，需要一年时间（末代商王大约可以体会到“历史的沉重感”吧）。

“骨灰盒”编号为太庚的这位爷进入祖庙以后，他的儿子“高”、“?啤薄?“密”哥仨相继做了商王，死后骨灰盒编号分别为小甲、雍己、太戊。他们都没有什么值得一谈的作为，除了这时候商朝开始衰败以外，方国常常不来朝见。在太戊执政的第七年，宫殿的门前，长出了一颗桑树和楮树，俩树在早晨的时候还是小苗，到了黄昏已经合掌粗了。而且两树互相搂着抱着，合生在一起，姿势也不怎么雅。太戊非常恐惧：“是不是上帝和祖先神灵对我不满意，跑到宫殿前来吓唬我啦？”

伊尹的儿子“伊陟”这时候作首席政务官，说：“臣听说，妖邪不能战胜道德，现在有妖孽出现，说明您的政策可能出现错误了吧？”太戊于是努力地改进工作，这两棵树很快就枯死了。商朝从此复兴，诸侯又都来朝拜。伊陟赶紧大肆宣扬太戊的德政，说是得到上帝的福佑，妖树也惧怕而枯死了。为了报答上帝的福佑，太戊命令一名叫“巫咸”的神职人员在王都郊外举行了隆重的祭祀仪式。

巫咸组织男女演员，排练“玄鸟堕卵，简狄取而吞之，生下商人先祖子契”为题材的舞蹈《桑林》，给上帝观看娱情，一边还有铙、铎、磬、鼓打击乐器的伴奏。巫咸还有个儿子叫巫贤，也接班当了神职人员（但巫启贤是不是神职人员，就不知道了）。

被桑树精和楮树精吓坏了的太戊死后，儿子仲丁继位。从仲丁到盘庚的十位商王，印证了“兄终弟及”制的悲哀。“安知风雨夜，复此对床眠”，这是弟弟对哥哥的思念，但是对于君王之家，弟兄之间的骨肉相残，不共戴天的蜗角之争，使得他们想有片刻的手足温存，简直都是奢想。商汤时代制定的“兄终弟及”的继承制度，本身就潜伏着动乱的因素。因为继位之弟往往不肯把王位再交还哥哥之子，也就是说，他要传给自己的儿子。于是出现哥哥的儿子与弟弟们的儿子，争夺王位的局面。这种落后的继承制度，我们在后来春秋时代的吴国还会再次看见，并且在骨肉相残过程中成就了一名叫做专诸的刺客。

这十位王中的第一位“仲丁”，就是经过一番斗争而上台的。仲丁一上台，就采取迁都的办法，目的是离旧王都（大约在河南偃师）远一点，摆脱敌对王室贵族的牵绊，就像狗一旦捉到了骨头，一定叼着逃走到没人的地方去吃一样。

仲丁东移五十公里迁都到河南荥阳，就高高兴兴地死去了，他的弟弟外壬却过的不爽，听说王畿以东两个诸侯国叛变。一个是有莘氏的后人，一个是夏禹时代工程师奚仲经营过的地方。这两个部族都是当初商汤革命时的协同军，如今叛商，是一计很响的耳光，很大的震动。于是外壬的弟弟“河??甲”继位后，北上两百公里迁都河南内黄地区以缓解内焦外困的局面。河??甲在一些方国的帮助下，使叛乱的诸侯重新安定下来。（诸侯和方国的区别在于，方国在商王朝版图

最外圈，关系也最疏远，是异族人。诸侯是家里头人，位置在商朝王畿地区与方

国外环之间的缓冲地带，乃王室成员及商族姻亲分封出去而建立的。商王与外环

的方国联手夹击，支付了叛乱的诸侯，有点像请邻居帮自己一起管教孩子。）

在崭新的都城里，忧烦却全是旧的，没有稳定的情绪。到了晚年，河??甲的心境

就给无形的风团搅动了。河??甲一死，王族内又产生了争权夺利的斗争，河??甲

的儿子没能继承老爹的财富，而是把王位输给了河??甲的哥哥前任商王仲丁的儿子祖乙。祖乙照例叼着肉骨头逃跑，去了山东鱼台或者河南温县地区关上门当王。辅佐他的是巫启贤先生（对不起，巫贤，是巫咸的儿子），据说再度复兴了商朝的王业。接下来的几个商王过了一段平淡的日子再次爆发内讧，当局面失去控制，只好又采取迁都的老办法，去了山东曲阜地区。王朝内部的政治局面如此

不堪，诸侯、方国也就乘机发展势力，不再向中央进贡朝见，这一烂摊子终于摆

在了著名的新商王盘庚先生面前，时间约在公元前1300年，商汤立国后的第三百

年。

“上帝”这个词在中国早就有了，商汤时代我们开始屡次提到它。商朝的甲骨文里经常有“上帝”，是级别最高的神，人们祭祀的对象，代表着虚无世界的最大力量。《尚书》、《诗经》、《史记》这样的书中，上帝一词更是屡见不鲜。这是一个完全国产的词。后来明朝传教士汤若望先生，为了让基督教在“顽固”的中国人之间流行，就从古书里翻出“上帝”这个易于接受的中国词，来译他那个God.现在人们一说上帝，好像他的模样事盖高鼻梁大胡子卷曲头发的老外，其实，在商汤时代的人们心中，自有一个中国化的上帝在。

加入我们替商汤设想一下，我们商朝人的上帝是什么样的呢？答案是，他梳着清朝人那样的大辫子。从商代墓葬中大量发现的形象资料看，商朝男子多是梳辫子，而且式样较多，有从头顶正中编起一条辫子，然后垂至脑后的；有左右两侧梳辫，辫梢卷曲，下垂至肩的，也有将头发编成辫子，盘梳于顶的（阿Q那样――也是清朝的）。商代妇女的发式，与男子大同小异，大姑娘梳辫子，小孩子梳两个小丫角。人们在头顶上辫子根部还插簪子。甲骨文里的“夫”字，最上边一横就表示男子发顶上的簪子，以示爱美之心，而“妻”字上面插簪子更多，使她的脑袋像一个鸟窝。

商朝的人们比照天上的这位统治者“上帝”，把人间的统治者称为“王”。随着人间造神运动的蓬勃发展，商汤的继任者们把商汤这些早期商王捧上了天，称之为“下帝”，下帝与上帝平起平坐，最后干脆合为一体。商王的早期先祖们，就是上帝。

商汤的时候，商王还不能与上帝平起平坐。商汤表演“焚身求雨”，贞人拿着打火机，差点烧了他。贞人扮演了教皇的身份。贞人垄断着人间与上帝沟通的职掌，所以贞人对政事颇有发言权，这有点政教分离的意思。不过，到了商代后期，王权专制盖过了政教二元化，甚至经常烧了神职人员以求雨。神职人员从此大跌面子，甚至到了春秋时代，鲁国的僖公还要焚烧一个巫师和一个残废人来祈求下雨呢。

商汤死后，他的两个儿子“外丙”和“仲壬”相继走上领导岗位，分别工作了两年和四年，反映了当时人们短命的事实。夏商人的平均寿命是32岁左右――如果我生活在那一时代，现在已经该升天了。

接着，商汤的长孙“太甲”，在伊尹的安排下接班了。伊尹详尽地告诫了这个年轻人不要轻慢贤人的言论，不要疏远年高德望的人，亲近愚蠢幼稚的人，他总结了十种国君必须避免的过错：沉迷于酒色歌舞、贪求财宝、迷恋游乐，又警告他说：“哪怕您做的善事再小，也会使诸侯感到庆幸；哪怕您做的恶事再小，也会给国家带来灾祸。”可是太甲并不爱听他的这些老生常谈，很快就开始胡作非为起来。史料上说他不遵成汤之法，其实也可能是尝试着进行了年轻人的改革。但他的行为招来伊尹的讨厌。伊尹以太甲“暴虐、乱德”为理由，将他放逐到桐宫去为悔过自责。然后伊尹独自处理国家的政事，并接受诸侯的朝见，所作所为和商王没有什么两样。

伊尹作了三年国家负责人，按照一部史料《竹书纪年》上的说法，他最后被太甲发动宫廷政变杀死。太甲在桐宫被关了两年多的禁闭，终于被关腻了，机智勇敢低从桐宫逃回王都，杀了伊尹，恢复了王位。

伊尹的一生十分复杂，评论起来也很困难。他作了三年代理天子，用意或许都是好的，但以臣子的身份擅自放逐国君，这算不算篡国呢？这是困惑后代学者的一个大费思量的问题。其实，商朝初期，还没有发明后代的忠君思想，一个君主倘若不贤，臣子是可以驱逐他的。所以，伊尹的“大逆不道”之举在当时没有激起

舆论界的震惊和谴责，伊尹的后代继续在朝为官而没有遭受清算，伊尹的亡灵也

一并得到后代商王的隆重祭祀。

然而后代的学者习惯了把皇权视为至高无上、不可更移、九五之尊，看见伊尹驱逐太甲而自代，不由得暗自哆嗦，总不得劲。一方面，学者们承认伊尹是有着杰出贡献的正人君子，一方面他的行为又与篡国者无法区分。于是，后代学者花了很多功夫替伊尹遮掩避讳这一点。于是，在伪造的《尚书》一些篇章中，故事被改编成了这样：太甲被关在桐宫，深为悔恨，终于改邪归正，有了良好的表现，于是伊尹又把他迎回都城复辟。伊尹有归还了王位，这就好像根本没抢过一样，似乎伊尹的历史“污点”自行抹去了。

在伪造的史料中，伊尹还称赞太甲悔过自新。太甲的回答也充满文采和成语的雏形：“过去我曾经违背您的教导，将来希望您继续指导我走正路。上天制造的灾祸，还可以躲避；我自己制造的灾祸，就没有办法逃脱了（天作孽，可违也；自作孽，不可以逭）。”伊尹很满意，就向太甲提出退休的请求，又写了篇文章，告诫商王要终生注意保持纯洁专一的品德，不要违背先王之命自甘堕落，治理天下要像张开弓瞄准目标以后再射箭一样，要审时度势，然后再发号施令。总之，罗索了好一通，伊尹才死去了。伊尹去世后连续下了三天大雾――似乎这样写，可以表示上帝也是给伊尹撑腰的。商王看见大雾，惧怕违逆上帝意志会导致天灾，于是用王者的礼仪埋葬了伊尹。

其实这是替地下的古人瞎操心。伊尹在当时本没有什么思想负担，也不需后人编造“还政”的故事为他开脱。“还政”这样的事，古今中外的现实中还从没听说过。太甲呆在桐宫里关着，一天两顿饭以外就傻坐着，又何从去判断他是否悔过自新与否并还政给他。远古时代的人们还不受王位神圣不可侵犯的观念束缚，就像商汤当初对夏桀的革命，伊尹取代一个不称职的君长（太甲）在当时理所当然、不假思索，也不会受舆论和良心谴责。当然，在忠君思想大泛滥的后代皇权社会里，自诩忠贞的老实臣子们，无端地替伊尹背上一大块心理负担。当惯了奴才的人，也替从前的人缺乏奴性而忧心忡忡。

汤的策略是先弱后强，由近及远，逐个翦除夏桀的羽翼，削弱孤立敌人。汤的工作从葛国开始，然后进一步向东推进到韦、顾、昆吾三国，这是夏桀在河南东部地区的三大可靠支柱，夏桀动员自己的车马补充支持前线的时候，韦、顾已经陷落，勉强保住昆吾（地点在河南中部的许昌，西距洛阳不到两百公里）。

夏桀一方面加兵昆吾，巩固东方防线，一方面传令到山东地区商汤的身后去，要求东夷诸族从后面攻袭商汤。看来东夷族不是团结一致的群体（这也是他们与华夏竞争中一贯占下风的原因），一些东夷部族接受了夏桀指挥。汤先生看到自己

有腹背受敌、东西夹击的危险，赶紧向夏桀谢罪，请求投降，发誓恢复纳贡给夏

朝。

夏桀这时候表现出了妇人之仁，他有点像西楚霸王项羽，总是低估自己的对手，

在玩寇中一再丧失时机。夏桀没有计较汤先生破坏局部地区安全格局，没有抱着

除恶务尽的架势把汤消灭，而是继上次夏台鉴于释放商汤之后，再次放掉了商汤一把，这与夏桀“残暴”的恶名声颇不一致，使得我们不得不怀疑史书上对他众口一词的指责，带有人为捏造的成分。

不过，汤先生毕竟给夏桀敲了警钟，使他意识到诸侯已经有了二心，为了控制这种形势，他下令在山东济宁会见诸侯，告诉大家他是天子，仍有威力。地点之所以选在山东，是为了专门给东夷诸族们看的。东夷中有个“有缗国”，国君是牛气烘烘的无组织纪律性者，故意不等散会就先回国，激怒了夏桀。夏桀为了杀一儆百，就率领参加会议的各路诸侯联合出兵征伐有缗。有缗国地小力弱，当然无法抵御，被灭了了事。有缗的下场让东夷诸侯们不寒而栗、人人自危。夏桀灭了有缗，非但未能加强自己的权威，反倒搞得东夷人与他离心离德。等商汤在散会后接着积蓄粮草、招集人马、训练军队，再度兴兵伐桀的时候，那些东夷诸族不再响应夏桀调遣。这是夏桀处理东夷政策失误的后果，他一味借助威吓而忘记了拉拢。

汤先生这次摆出了决战的态势，他乘坐的战车载着一杆旌旗，彩带飞扬，伯益的后人费昌驾驭着车上的两马，为他前后趋逞，汤的副官则捧着黄钺（大斧子）给他护驾。这支队伍也包含商汤姻亲、联盟的子弟兵，合计是良车七十乘，

必死六千人。所谓“必死”，就是形容东夷战士视死如归，如火烈烈。尽管如

此，商汤觉得还是有必要给大家讲几句话。他接过副官的大斧子，站在战车顶

上，取出嘴里石球，扯开喉咙说道：“诸位，我听到一些议论，说我商汤不够怜

悯你们，耽误了你们干农活，去打什么鬼仗！不过，不是我商汤偏偏要犯上作

乱，实在是夏桀罪恶太多。上帝命我征伐之。你们又要问了：‘夏桀到底有什么

罪，值得我们这样兴师动众？’夏桀贪婪，耗费民力，害苦了夏朝人，普天之下

谁都知道。人们一致怠工，不跟他合作，诅咒他这个太阳快点灭掉，宁可与他同

归于尽。夏朝烂到这种情形，我能不管吗？现在我要求，你们顺着我去实现上帝

的意志，我就会重赏你们，决不食言。否则，就死了死了地！”

战士们都举拳发誓：我志愿跟着商汤，放弃家里的农活，服从汤和上帝的命令，

去打狗日的夏桀。汤先生很高兴，自命为司令，刚要整军进发，就看见伊尹风尘

仆仆跑来了。

伊尹这几年没少往夏朝那边跑，不断刺探情报。“司令，你听我说，”伊尹对商

汤讲道，“这次我从妹喜那里得到可靠消息，是绝密情报，光这一条就顶一个师

的兵力。妹喜说，夏桀刚刚做了一个梦，梦见天上有两个太阳。西边一个太阳，

东边一个太阳，两个太阳搏斗，结果西方日胜，东方日败了。”

“啊？什么意思，东方的就是我们啊，东边的输了吗？”汤司令两目呆滞，无比

沮丧，“你没记反吧？明明应该是我们嬴啊。”

“梦就是这么梦的啊。不过我有好办法，司令，如果我们出其不意绕到夏都西

边，从西边发动攻势，我们岂不就成了西边的太阳，夏桀成了东边的太阳，西边

的太阳必胜，不就是我们一战而王吗？”

这个调换赛场的建议得到汤先生批准，事实上，夏桀的防御重心，都是针对东夷

人，所以重兵布署在国都以东。伊尹迂回穿插到国都以西，发起决战，属于军事

学上的避实就虚，占尽便宜。这使人想起希特勒绕开法国人钢筋混凝土垒筑的马

其顿防线，从北边迂回攻掠欧洲，活活把人气死。

于是商汤的七千子弟兵，绕过预定的主攻方向“昆吾”不打，而拐从南边大踏步

急行军，兜到河南中西部的洛阳地区以西，也就是在夏都以西修整待命，准备随

时发起强大迅猛的冲锋。

夏桀的国土听凭商军任意穿插，看得出来夏王朝还不是一个完整的国家实体。夏

桀控制的不过是都城洛阳地区极有限的面积，他发出的号令传不出三五百里之

远。各地诸侯听从夏桀的调遣，向夏桀纳贡称臣，不是由于夏桀具有绝对的君主

地位，而是出于由来已久的习惯。这种习惯如此脆弱，几乎全是看着从前大禹的

面子，意思意思而已。夏桀对全国的控制力远远不能与后代的皇帝相提并论，这

也使得区区七十里起家的商汤可以凭借一两次杰出的战役就取代他的地位。

由于夏朝的主力部队都集结在国都以东一两百公里的昆吾（河南许昌）一线，夏

桀对于国都西侧突然从地平线冒出的商族部队大为惊恐。史书上说两军没有接刃

夏桀就主动撤退，飞也似的向东线昆吾靠拢，寻找救援，并且在狂奔的过程中士

卒离散，形成溃乱局面。

昆吾之君接住夏桀仓促应战，被尾随夏桀而来的汤司令军击破，昆吾之君战死，

昆吾被灭国。在汤司令的压迫之下，夏桀残军不得不继续向东撤退，跑了一百多

公里才收住脚步。再往东走，就是山东地区的东夷诸族地盘了，夏桀没有退路

了。于是他就在鸣条（河南开封地区）转过身来，与追击而至的汤司令，做孤注

一掷的最后一搏，这场战斗也就是著名的“鸣条之战”。

东夷族一贯拥有优秀的武器装备，早在蚩尤时代就打造青铜武器，使用金属戟杖

头盔，虽然这是缥缈无证据的传说，但也反映了东夷地区的青铜历史源远流长。

在汤先生时代东夷的青铜技术已初具规模，这给他们带来战场上地主动，使华夏

族惴惴不安。从前夏后“杼先生”改进了华夏族的皮甲，以防御东夷的利箭强

矛。但夏桀的战士一路奔命，估计早把皮甲这样的重装备半路丢弃，以求跑得轻

快点。于是，鸣条之战中，商族的七千子弟兵从士气到武器都占上风，友军的支

持也使他们春风得意。而夏桀的羽翼――那些铁杆的夏族诸侯，早被商汤翦了去

了。夏天子夏桀只好孤身作战，逞其匹夫之勇，一手持矛，一手扬斧，双手挥动

如轮，只身冲陷敌阵。夏桀这人颇以勇力著名于历史，据说他双手能拉直铜钩，

两臂能生擒犀兕（兕是母犀牛），神力冠于华夷。虽然东夷战士以骁勇犀利著

称，也在夏桀的劈打之下，纷纷倒毙，头破胸穿。夏桀身后还豢养着一班勇士，都能手裂虎豹。凭着他们出色的单兵作战能力，夏桀硬是在几千人的围追之下血战突围，裹带着一部分亲属（据说包括妹喜女士在内）冲出险恶的矛林箭雨。这一场景使人想到项羽的垓下之战，二十八骑而脱围。

这时，鸣条西边有汤司令拦截，东边是东夷之地，夏桀只好往南方逃窜，深入非典病毒多多的荒障之地，来到长江以南的安徽巢县地区（有巢氏的老家），在那

里夏桀捂着伤口，终于死掉了。他临死对妹喜说：“我后悔当年在夏台没有把商

汤杀死在监狱里，结果自己成了这个样子。”在经历了十七位君主统治之后，夏

朝终于灭亡了。如果包括中间有穷朝(Jr.后羿)的四十多年，夏朝从禹至桀，共

享国四百七十一年。

夏桀在临死前没有反省自己的错误，他只是懊悔过去疏于防范，过于仁义，

两度放了商汤。我想，大约项羽自刎乌江的时候也是这样的感慨，后悔没在当年

鸿门宴上杀死瓮中的刘邦，遂使刘邦竖子成名。

商汤成了商朝的第一任天子，但一想到是用武力抢来了天下，感到很惭愧。仲虺看出了君主的心事，于是写了篇文章，首次明确了天的概念，天有自己的心思，就是天命，能治理好国家的人，自然就有了天命。商汤读过之后，感到豁然开朗，登时底气十足。他伊尹、仲虺作相，任命把纯白色的衣服制定为最高等级，把取代夏朝的过程称为“革命”。又亲自写了诰词，向原有各夏诸侯重申自己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并要求诸侯都要以夏桀为教训，奉公守法，勤奋治国，否则就要惩罚他们。

商汤总结了自己的成功经验，在于能用“非己之民”，也就联合其它诸侯共同颠覆夏朝。这给他带来了好处也带来了坏处，使他不能独享新的王朝。交通、通讯等技术手段的落后，也要求庞大的国土必须分国而治。商汤被迫或不被迫地分封那些劳苦功高的合作者，在一次诸侯大会上把他的“帝国”分担给三千个诸侯来承包。这一数字已经明显少于大禹时代的诸侯万国。相当于每3.3个诸侯被兼并为一个，体现着整个中国社会化的进程。商王朝把这些诸侯称为方国，比夏朝时期的“氏”（有莘氏、有缗氏）听起来更像一个社会组织。

我们仍然不能高估商汤对“帝国”的控制力度。我们可以称当时的埃及是一个庞大的帝国，两河流域的巴比伦是一个帝国，而把商朝称作帝国还需慎重。商王的直接控制区，不过是五百公里直径的圆，对应于地图上就是河南中东部、山东西部，是华夏族与东夷族的结合部。这个圆圈以外的土地，成为方国们的舞台。

为了向东夷大本营靠拢，商朝的政治中心从过去的洛阳向东移动，但是国都的准确位置却历来众说纷纭。我们所能断定的是，商汤及其继承者在王畿地区（五百公里直径的圆内）先后修筑了偃师商城,规模达到了空前的水准，跟清华大学等大，即长1。7公里，宽1。2公里（而从前的诸侯城邑，才都一个普通中学大小，边长几百米，用土围子围着）。如果你还没有去过清华，偃师商城就相当于五个天安门广场的大小，或者说，三个紫禁城（故宫）的大小。如果这些地方你都没去过，那它就跟一个小县城（指的是它的核心繁华部分）面积相当。偃师商城现已发现七个城门遗迹，以及纵横交错的道路，把城内切成棋盘形制。城墙全部用夯土筑成，现今还有一到两米高的残迹留在地面，经风受雨。但不要把它想象成外包有城砖，只是裸露着坚硬的黄土罢了。城墙也不是垂直的，需要借助斜坡来支撑，所以上窄下宽，底下最厚的地方确实可以形容某一些人的脸皮，达到二十米之厚。城墙在城门处还设有“马道”，一旦发生紧急情况，士兵可顺马道直登城头。护城河在当时还没有出现。一般有城墙就没有城外壕沟，有壕沟就不用修城墙，二者有一个就足够保家卫国了――因为当时的攻城设备还很不完善，这又进一步要归咎于青铜的匮乏，没有青铜工具就无从制作大型攻城器械。

即使这样一个用现今眼光来看很小的城，在当时已显得颇为宽绰，以至于人们把墓地、大垃圾坑、制陶场都搬到了城里。这两样脏乱差的窝点在很多很多年后，才习惯被移出城外去。把制陶场，以及随后出现的越来越多的青铜铸造场放在城里，特现了当时财富的匮乏，以至于这两样价值不菲的行当要保护在城里。

如果商汤在他的这个新城里游走，他可以看见数十口水井出现在房屋拐角，他的脚下还踩着浩繁的排水网络，可以泄走城里的雨水和人们的小便。不过这种排水系统只对王室居住区铺设，也就是商汤所居住的内城。内城设在整个大城区的南部，只有一个足球场大小，四周筑有两米厚的夯土城墙，于是使得整个偃师商城具备内外两重城墙――外面是大城城墙，里边是商汤的宫城城墙，这和老北京的建构一般无二，只不过北京的宫城（紫禁城）在大城区内的北半部，而商汤的宫城在其大城去内南半部。商汤的宫城里边建有正殿、中庭、庑室、门道。宫城的旁边还有两座与之等大的拱卫小城，都是正方形，据说是储藏粮食军需的仓库或驻军的营房。

显然，商汤的这个舒适的老窝已经与后代城池相去无几，只是迷你一些，而且可以分成uptown和downtown两部分，就像现今的纽约一样。商汤的宫城是downtown，在南城，庄严优美，是贵族游乐居住上班之所。平民区则在uptown，北城，往往是些半地穴式的坑屋，里边是低矮的土床，还保留着神农氏时代的习俗一直没变，而坑屋里平民一般都是在手工业场上班的工人，可怜的上班族。

城外顺着城根，也有一些居民，居住条件好于城里，都是耸立地面上的小房子，方形或长方形的，屋檐是两面坡顶，修筑在一层夯土台基之上，里边隔出不同功能的小室。这也并不奇怪，这就像现代的城郊住户往往住的比城里宽敞一样，城外的房价低啊。事实上，城外虽然住的宽敞，家底还是不如城里人殷实。城里人虽然住坑屋，但的往往屋门口埋着人殉的骨头和脑袋，这就像停放着一辆辆私家车，是有钱人的奢侈表现――能弄点“人殉”装点门庭的，必是手头宽裕之人。

商汤坐在新修建的商城里，总结夏桀失败的教训。夏王朝的灭亡，跟连年的亢旱有关。亢旱导致民生凋敝，经济滑坡，国家继而发生动乱，在野心份子（即商汤）的捣弄下分崩离析。商汤虽然被古人美化成“汤圣人”，他的新立，也没有使天气发生要下雨的意思。汤先生很焦急，因为上帝不给他面子，难道我也像夏桀那么昏聩，招引这样的天罚吗？

这伊尹能找到商汤，也算趣味相投，汤公本来就是伊尹煮饭之道身体力行的人。

商汤公活得真愉快。

这文笔看上去觉得和我们的不周山下同学很象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