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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原创】箭鱼行动(8):天下风云出我辈远华之殇（夺命剪刀差1) -- 万里风中虎
家园 【原创】箭鱼行动(8):天下风云出我辈远华之殇（夺命剪刀差1) 机器人学三定律
第一定律——机器人不得伤害人，也不得见人受到伤害而袖手旁观
第二定律——机器人应服从人的一切命令，但不得违反第一定律
第三定律——机器人应保护自身的安全，但不得违反第一、第二定律
引自《机器人学指南》第56版
本来想等那条漏网之鱼回来再续这个系列。结果，事情一如所料的耽误了。
其实在一个月前就听到他要唱苏三起解的消息，小虎的第一感觉就是国内有些环节出问题了。十七大还有一年时间，现在弄回来，再复杂的案子一年也会审清楚。丑闻只有在朦胧的时候才有吸引力和杀伤力。待到连男女煮脚内裤颜色都被披露的时候，就是无趣加无聊了。
现场目击者也会从公众媒体的一块香粿粿变成烫手的山芋。
还好，通情达理的人总比小虎想象的要多，情况很快就变回去了，我们还要等最少三个月，才能看箭鱼一号“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小虎乘这个机会，赶紧把这个系列给完成了，要不然就，咳咳，应了那句老话“虎头什么什么尾”，呵呵。
正文
闲言少叙，今天谈一谈为什么上世纪的中国是箭鱼的天堂。
应该说，箭鱼成群结队地在东海出现是因为中国的体制太适合他们了，时势造枭雄。而这时势中的一个关键就是一个历史形成的扭曲的价格体制，尤其是把中国人纠缠上百年的所谓的剪刀差的宿案。
关于剪刀差，大多数时候是指工农业产品间的不合理的比价关系，就象剪刀的两个刃一样，合起来是一个，张开却越离越远。这个问题在建国初期就被我们的伟大领袖论述过，毛泽东在1957年就说：“我们统购粮食，是按照正常的价格，国家在工业品和农业交换中间从农民那里取得到的利润也很少。我们没有苏联那种义务交售制度。我们对于工农业产品的交换是缩小剪刀差，而不是象苏联那样扩大剪刀差。我们的政策跟苏联大不相同。”
单从上文看，毛的说法好象很靠谱，新中国要改弦更张，要工农当家作主，新中国不能把财政负担放在农民的肩膀上。新中国甚至要在经济制度上超越一向奉为楷模的老大哥。每次小虎读到这一段，都由衷地为那个年代感到自豪，那是一个英雄的年代，不仅军事上胜利，经济上也是突飞猛进的。
溯本探源，剪刀差的概念产生于上世纪20年代的苏联。工农业剪刀差本身就是一种人为歪曲的价格体制，是一种无形的贡税, 是一种超额税。
苏联在1921年初走上和平建设轨道后，国家为加快积累工业化资金，人为地压低农产品收购价格，使得部分农民收入在工农业产品交换过程中转入政府支持发展的工业部门，当时人们把农业和农民丧失的这部分收入称为“贡税”或“超额税”。
1923年上半年，政府的工业和商业部门又再次提高工业品价格，使本来已被政府强制压低的农产品的相对价格水平又大大降低。到1923年10月，同1913年相比，农民需要相当于原来2.8倍的农产品才能换到等量的工业品。苏联政府的这一行为先是引起农民的不满，农民以不买或尽可能少买工业品来抵制，于是导致工业品市场萧条，许多工厂发不出工资，结果又引起工人的不满。
在这样的背景下，苏共中央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和九月中央全会。会议在斯大林的主持下第一次把农业流入工业的超额税正式称作‘剪刀差’，并且在中央委员会下设立了剪刀差委员会，专门从事研究和调整剪刀差的工作。
可以说剪刀差问题是集权经济体制的固有问题。就象列宁说的，整个苏维埃就是一个大工厂。那么在这个大工厂下艰难度日的就是农民。每一次社会的发展都是建立在盘剥农民的基础上的。
小虎也从来不怀疑毛的良好愿望，从各种历史资料来看毛对苛捐杂税是深恶痛绝的，他想废除农业税的想法是有一定根源的。
但是，革命家的悲哀就是他/她必须要向金钱/经济利益为王的现实妥协。1976年，尼克松女儿夫妇拜访毛，他们无限崇拜地说，主席（他们也叫主席！），你写了几本小册子就改变了世界。毛倦怠地回答，我只能让北京这方圆几十公里动一动。
确实事与愿违。
实际上剪刀差的问题在中国从未得到妥善解决。在1950-1978年的29年中，政府通过工农产品剪刀差大约取得了5100亿元收入。1979-1994年的16年间，政府通过工农产品剪刀差大约取得了15000亿元收入。
这第一步的扭曲是后面更荒唐的体制的第一块踏脚石。以后的种种变数，都这里找到了一个起点。
工农业剪刀差的问题是到了近几年才基本解决的，可是解决的方法却让我们陷入另一个巨大的迷局。
我们找到了一个世界，我们又失去了一个世界。
（待续）
本帖一共被 2 帖 引用 (帖内工具实现)家园 剪刀差的问题。 都在说工农业产品间有不合理的比价关系，但到底什么是合理的比价关系？
如果说是工人、农民收入的差别，中国的差别是怎么产生的？我看还是从土里刨食的人太多而人均土地太少造成的，如果中国用不到十分之一的人搞农业，十分之九以上的人搞工业和第三产业，还会有那么大差别吗？如果每个农户都有千亩以上的良田，收入会是多少？
如果是工农业产品的价格差，那么这个价格是怎么定的？计划经济时代可以说是人为的，市场经济时呢？可以做个比较，（以下指大宗的，不需要高技术的，高档品、高技术产品除外，因为这些商品价格往往与生产成本不相关）七十年代到现在，各项农产品涨了多少倍？常用的日用工业品涨了多少倍？如果说中国的数字不好比，那么用美国、英国的数字比一下？
我的感觉是常用工、农业产品的涨幅差不多，（只是感觉，没有统计）当年的工农业产品的差价并不太离谱。
一个工人生产出来的产品可以供成百上千的人使用，一个农民生产出来的粮食也至少要够一、二十个人吃，这样才能达到收入基本平衡。
现在一说要提高农民收入就说要国家补贴，因为土地有限，农业受天气影响大，补贴是必要的。但现在中国大部分人口在搞农业，补贴又能解决多少问题？我看关键是要减少从事农业的人口，要减到占总人口的十分之一以下农民才能真正富起来。
本帖一共被 1 帖 引用 (帖内工具实现)- 复 剪刀差的问题。
家园 我倒是好奇市场经济下是否存在剪刀差问题 各老牌资本主义强国在从农业转入工业这个阶段，是否有工农产品价格差异问题？现在的情况又如何？
还有，新兴产业相对于老产业是否也有剪刀差问题？（比如前几年的IT产业，卖得那叫个贵，从业人员工资那叫个高，这个本质上是不是剪刀差？）
- 复 剪刀差的问题。
家园 这个说法在2001年、2002年的半月谈里面就有了 有个人提，解放农民的办法是要从肉体上消灭农民，就是减少农民的人数。
但是这个办法不可行，在目前的中国。很简单，户籍制度在那里限制着呢。连一个宁波的小经理跟着老总出国考察，都要跑回家去办护照，北京的农民工子弟小学能比旁边的小学差的多。
我表哥在上海康师傅，买房子仍然在我们家乡的镇上。
农民跟城市本来就有不小的隔膜，加上户籍制度和房地产高企，他们只有把那片土地当成自己未来的家。当然也不是没有融合成功的。导致大量的候鸟每年在城市和乡村间飞来飞去。
长期的趋势是如此，但是短期来说，这个过程必定相当缓慢。
目前农民生产出来的粮食，其实基本上量算是挺大的了。因为现在农村的劳动人口不算很多。一家有一两个干活的，大部分都能满足所需。所以算起来其实也差不多一个农民可以养十个人吧。农村的劳动力，所说的劳动力其实很大程度上是个虚的数字，它指的不过是户籍人口。我爷爷、我大伯两家共6个人，干农活的不过是我大伯大妈两人而已。
至于土地的量的问题，这个估计不是那么好增加的。
家园 问题的根本不在于户籍而在于与户籍挂钩的待遇问题 但是这个办法不可行，在目前的中国。很简单，户籍制度在那里限制着呢。这个限制谁都看得见，但是户籍的积极作用在哪就很少有人说。过去我们说一个人穷是用“上无片瓦、下无寸土”这句话来形容的。那你看：宅基地、承包地（集体土地）；铁饭碗（五险）、福利分房（一金），这是对应的非常清楚的，同时还有农转非制度。现在的问题在于其实二产三产已经使用了大量的原来从事农业的人员却没有着力于解决这些人的五险一金问题，放开户籍限制让他们随便进城他们有多大的立足能力是个问题，这些人不能彻底转入二产三产要是再没了承包地和宅基地，那就麻烦得很。
家园 户籍制度是可以变的，实际上现在户籍也越来越松。 农村劳动力需求也越来越少，你也不可能永远把多余的农村劳动力限制在农村，只要在城市里找到工作的就应该让他们把户口迁进城，包括自己开业的。
家园 大部分情况下农民户籍进城的唯一方法是买房子。。。 谁也没有限制他们。但是，随着他们年龄的老去，如果现有户籍制度不改变他们就只有回家。事实上我所知道的，我周围的很多人虽然在大城市里面，都要在家里买房置地。孩子只有丢在家里，如果带到大城市去，高考也是个问题啊。
大部分农民工，虽然想留在城市，但是现在的客观事实是他们留不下来，因此更多的，只是想挣点钱，然后回去找个生意做。
在同一省内还好。但是鉴于北上广这样的城市吸引了大量的外来人口，而宁波、佛山等二三级城市入籍也并非那么容易，我对此不乐观。
家园 这只能慢慢等待改变吧， 最重要的是经济发展，工作好找了城乡户口也就无所谓了。总之农村现代化以后是容纳不了那么多人口，最终的出路就在让大部分农民进城。
家园 催一下 家园 我们的农民是真苦呀 三农问题不解决，国家发展是谈不上的！
可是怎么解决呢？
家园 嗯，这个问题现在真的解决了么？支持发文。 家园 静候下文。 家园 【文摘】赖昌星准备出书为己申辩 亚洲周刊 王健民／ 赖昌星在加拿大表示将把自己的故事写成书，三个月后出版，让老百姓和中国的高官知道真相。他承认有走私，但否认行贿；他说专案组办案很黑，他掌握有人藉办案捞钱的证据。他说愿意在加拿大透过视像作供，为自己申辩。
逃亡加拿大的中国厦门远华案主嫌赖昌星，在获得加拿大联邦法官推迟遣返中国的判决之后，这个打了七年的官司顿时柳暗花明，而他这个中国政府的通缉要犯似乎绝地逢生。赖昌星自己估计还可以在加拿大最少再待三、五年，并决心利用这段时间展开绝地大反攻，他要开始详细说说自己的故事，包括透露他本人和远华案还没有解开的真相，既让全球华人有机会听听他自己的说词，也要趁机为自己作一番澄清。
赖昌星对亚洲周刊说，他已经决定写书，要开始自己述说自己的经历和远华案的真相，「把自己成长的过程，我怎么做生意，怎么样一步一步走出来的，让中国更多的老百姓知道」。他说，他的生意，他的内心，他与众多中共高官的交往，「只有我自己知道，我不像中国官方说的那样，我不杀人放火，我是一个生意人，中国老百姓现在只听政府的一面之词，不知道我真正是个什么样的人」。
目前，赖昌星据称已经决定将这本书交由美国的「明镜出版社」出版。「明镜出版社」负责人何频向亚洲周刊透露，是赖昌星打电话给他，为此书「进行了讨论」。他认为，赖昌星愿意出书是一件好事，「给了我们一个更完整认识远华案的机会，因为之前的消息来源只有中国官方以及媒体的报道，而民众对官方的说法有太多的疑惑，这些『大案要案』总隐藏着政治因素和复杂背景，尤其是当事人没有机会为自己进行充分的申辩，外面看到的只是当事人的『忏悔』，一些涉及高官的线索和深层的原因大都是不了了之。所以，如果赖昌星能够如实讲他的故事，对他应该是一个很好的辩护机会，对中国的法制建设也有正面意义」。
赖昌星透露，他在六月七日开始写书，目前有两个助手在帮他。由于赖的文化程度不高，因此这本书并非他自己动笔，而是他先口述，两位助手记录，文字组织好之后，再由他修改。赖昌星表示，这本书将在三个月左右出版。
详述与高官的关系
他将在书中详细披露他与众多中共前高官的关系，包括如何进入江泽民的家里，如何与贾庆林交往，以及与解放军高级将领之间的关系等。他不同意中国官方定他的「行贿罪」，根据他自己的理由，他与一些中共官员之间的金钱往来，是朋友之间「给钱」，但「没有要求好处，也没有得到好处」，因此根据中国有关刑法的定义，「行贿罪」是不能成立的。他说他相信他的案情「总有一天会澄清」，「哪些人是贪官，哪些人是好官，都会清楚」。
赖昌星婉转承认了「走私罪」。他表示，在那个时代，由于体制不健全的问题，「每个生意人都是这样做的，所以我也那样做，钻制度的空子，我犯的是当时生意人都会犯的问题」。他表示：「当时做生意时，很多官员找我，这个案子办了这么久，但有什么人是真的帮过我？我永远不会承认行贿罪。」他说：「我恨那些真正的贪官。」赖昌星还透露，他手中握有那些假借远华案之名大肆捞钱的专案组办案人员受贿的证据，「很黑暗，说起来很生气，他们把有关口供给嫌疑人看，只要给钱，什么事情就都没有」。
揭开专案组办案黑幕
他说有证据来证明「四二零」专案组的不公正，以及办案人员以办案之名大肆捞钱，「『四二零』一些人与一些涉案嫌疑人私下有交易，我没有证据证明谁拿了多少钱，但我有证据证明是谁给了（办案人员）钱」。赖昌星说：「我对我说的每一句话负责任，专案组有几个人很黑。」
他透露，他离开香港逃亡到加拿大后，「留下了两船油共一万两千吨，公司负责油生意的人把油卖掉之后，钱到哪里去了？我知道他后来被审查过，但他拿了那些钱收买了专案组负责办这个案的人，最终被他摆平，这个案的办案者是谁，一查就可以查到」。他不相信「四二零」专案组，「我知道『四二零』办案的秘密，他们有些人利用办案收钱，所以，如果中央真正要查案，如果中央另外组织专案组，我很愿意配合，我愿意与（中国）领事馆配合，把案情弄清楚，我也可以在电视上接受视象问讯」。赖昌星还表示，他在进行电视讯问时，「不请律师，自己为自己辩护」。
赖昌星认为，有关当局这些年来，对远华资产的处理过程，就非常说明这种「内外勾结」的严重程度，「我原来住的华景花园别墅共花了一千多万元，但后来拍卖时没有加上这些年房地产市场的增值部分，只卖了五百多万；另外厦门远华酒店前前后后花了将近三个亿，但只拍卖了一亿多，据说拍卖时，有黑社会在门口挡门，不让其他人参与」。
不满被栽赃指控
在即将出版的这本类似自传体的书里，赖昌星表示他将把有关远华的一些秘密公开，包括「我是怎么做生意的，油（柴油和植物油）的事是怎么做的，我也会公开」。他指责「四二零」专案组没有实事求是，比如指控他走私柴油的事，「油库里的电脑对每条船（油轮）装多少吨油，谁开的信用证，都有记录，都可以查到，但现在却全部挂在我身上，我就不服气。是我做的我承认，不是我做的，我不承认」。
赖表示，希望有关当局能够重新查油的问题，愿意在加拿大接受视像手段讯问。他说：「可以用电视审问我，我可以在加拿大透过电视回答，让中国老百姓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一个人，也让国家领导人有机会听听我是怎么说的，我愿意配合。」
至少在加国再待几年
赖昌星认为，他在加拿大还可以讲几句话，这种情况对那些真正的贪官污吏不利，所以他说：「趁我还在加拿大的时候，多说些话，我把全部故事说出来，让中国老百姓自己判断，到底是我有道理，还是他们（专案组）有道理。」
他一再表白：「我是爱国的，这些年来做梦都想回去，但不能回去，一回去就完了，回去就黑暗了」，因此，他要自己写书，讲述自己的故事，要让中国的老百姓知道「我比任何人都要爱国」。
这些年来，赖昌星作为中国官方追缉的「逃犯」，在表面的轻松下，实际上终日惶惶不安，但他表示，他对他所做过的事没有后悔，只是想到给孩子们带来的麻烦，才感到难过，「但从来没有流过眼泪」。他说：「我要让中国老百姓、让国家领导人知道事情的真相。」
赖昌星是在一九九九年八月，持香港特别行政区护照进入加拿大的。但香港政府已经在年前取消他的香港永久居民身份，理由是他是以「非法手段」获取，赖已经为此向香港有关法院提出司法覆核。因此，有关他香港永久居民身份的问题，赖说：「当时与我同一批办单程证移民香港者共五十八人，为什么只有我和我太太的是假的？」
对于加拿大联邦法庭判决推迟对他的遣返，赖昌星赞扬加拿大法律的公平，「才让我有机会说话」。他透露其律师的「最强武器」，是提出如果他被遣返中国万一有事，遭到迫害或死刑，是不能弥补的，因此这是一个人命关天的大事，怎么可以草率从事，因此获得了联邦法官的接纳。有关他下一步的打算，赖很有自信，认为这个官司从法律上说「最少还可以打三至五年」，所以他说：「我会利用这个时间，好好做点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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