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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原创】《王新亭回忆录》阅读杂记 -- 三言两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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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家园 【原创】《王新亭回忆录》阅读杂记

    1、王新亭参军时,团长是倪志亮。25年后,新战士当了上将,老团长只授了中将。类似的还有陈锡联和詹才芳。哪说理去?这也说明,现在论坛上的很多预测:如果XXX不牺牲,如果XXX不怎样怎样,肯定授什么什么衔,等等,有点把历史简单化了。

    2、鄂豫皖反围剿和中央苏区反围剿的打法不尽相同,鄂豫皖反围剿大多是硬碰硬的打法,正面迎战,中央苏区则主要是靠运动战、打伏击。也许因为鄂豫皖敌人战斗力过弱的缘故,前三次反围剿都胜利了,苏家埠战役红军甚至能围困敌人48天终使敌人投降,这在中央苏区根本是难以想象的。但是,在红军弱小时期,中央苏区的打法应该是更正确的选择。

    3、王新亭1930年参军,1933年就升为9军政治部主任,窜升很快,但并没有看到他有什么突出表现,张国焘为什么赏识他呢?

    4、川军战斗力太弱,所以红四方面军得以比较轻松的在川陕边建立新苏区,如果是在广东或广西,恐怕早就被粤军或桂军消灭了,广州起义余部的红四师和彭湃的红二师就是例子。

    5、张国焘开始时表现应该说还是不错的,为了策应中央红军北上,不惜放弃正在蓬勃发展的川陕苏区,去与中央红军会师,作出的牺牲是很大的。但两军会师后,张国焘发现,中央红军只剩下万把号人,且衣着破烂、面带菜色、缺枪少弹,于是开始起不臣之心。张国焘资格很老,中共一大就是主持人,后来却一直受压制,心有怨气,眼看自己的队伍兵强马壮,人数众多,却要受莫斯科回来的一帮小青年指挥,而且这帮小青年刚把中央苏区指挥丢了,当然不服。加之中央诸人对张国焘多有猜忌之心,言语之间多有不恭之意,更加重了张国焘的分裂之心,重而造成了两大主力红军的分裂,铸成中共历史上的一次悲剧。今天反思起来,双方都有责任。但是,张国焘后来另立中央就太过分了,后来叛变中共投靠国民党,更是一件可耻的事情。

    6、王新亭运气不错,长征后期从9军调到了红大,否则的话,他还在9军,象他这样的高度近视眼,在西路军失败时必然难逃厄运。

    7、我军有一条政策一直让我困惑不解,就是“缴枪不杀,优待俘虏”。缴枪不杀还是可以的,但为什么要“优待”俘虏呢?难道说当俘虏有功?不虐待就是了,还要优待,显然太过分。日本鬼子投降后,中国人好象就在优待他,结果呢?优待出一群恶狼!实在是个惨痛的教训!前两年美国军机撞死王伟,擅自降落我军用机场,我们不仅不予惩罚,还好吃好喝招待,最后还匆匆忙忙送他们回国过节,入侵者成了贵宾,这就已经不是优待俘虏的问题,而是洋奴心理了!

    8、陈赓在军事上是很有造诣的,看他每次布置战斗,方方面面考虑的都很周详,正面进攻、侧面配合、火力组织、后勤保障、参谋工作、情报侦察等等,都考虑完备,所以很少打败仗。只是因为他的经历过于丰富、过于传奇,他的军事成就反而被忽略了。我认为他的军事成就在大将中仅次于粟裕。

    9、破袭战是有意义的,但只能作为战役的配合,而不应该成为战役的目的,毕竟人是主要的战斗力而不是物。只有尽量多的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才能最终解决问题。

    10、王新亭的回忆录中,除了引用电报原文中涉及到的以外,其他时候他从未提起过129师政治部主任蔡树藩,而蔡正是他的直接上级。不知二人之间是否有什么过节?

    11、过去看有关战犯改造的书籍时,对陈长捷很同情,平津战役时,傅作义让陈在天津坚决抵抗,坚守到底,而自己却在北平与解放军谈判媾和,结果他成了起义将领而陈却成了被俘战犯,所以傅到战犯所视察时陈不搭理他。看了王新亭回忆录后才知道,40年的时候,陈长捷就率领晋军和日寇配合进攻我解放区。傅作义好歹是抗日名将,陈长捷则有汉奸嫌疑,从这一点来看,关他几年也不算冤枉。

    12、看回忆录中有关抗战中后期内容时,感慨颇多。日本鬼子的残暴简直令人发指!比如他们当着全村人面,让儿子杀死其父亲,强迫父亲奸污其女儿,他们还鼓掌取乐,把四五岁的小孩子往山谷里扔,而全然不顾其父母在旁边哀号。简直禽兽不如!很多村里的农民被鬼子排队砍头,顶多怒骂几句,挣扎几下,却没有人起而反抗,与其拼命,懦弱至此,真令人既哀其不幸,也怒其不争!其实,很多时候,鬼子的人数并没有老百姓的人多,但却没有人领头反抗。这种现象至今依然存在,令人感慨。

    13、看到鬼子的暴行时,我常常渴望我们的八路军出现,解人民于水火,但却屡屡失望。41年以前,386旅的确打过几仗,给鬼子以沉重打击,气得鬼子在装甲车上贴上标语“专打386旅”。但41年以后,几乎不见386旅或太岳军区与鬼子打过仗的记载。41年9月,鬼子扫荡中条山地区,国军98军英勇抗击,与鬼子激战,部队伤亡惨重,军长武士敏亲临一线指挥,结果头部中弹,壮烈牺牲。而这时我军呢?“运用游击战法”、“分散转移”、“隐蔽于山区”,总之,找不着人影。42年更是决定:“不进行大的战斗,避免过分刺激敌人与消耗自己的力量,采取分散活动方式”。“怕刺激敌人”?什么逻辑!这也叫抗日?这样的结果是,日寇常常派出二三十人的小分队,一天出来十几趟,对我军地区进行搜捕。嚣张至此,我军主力仍不露面,仅派民兵游击队打麻雀战、冷枪战骚扰敌人。“围困沁源”更是达到了极致,不是想方设法消灭沁源之敌,而是让沁源附近的老百姓逃到山里,不给敌人供应吃喝,一困困几年,如果其他地方都这样做,老百姓能受得了吗?老百姓养部队还有什么用?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说穿了,就是要保存实力,将来抢地盘。但这样做,就和去年的中国女排故意输球一样,自己丧失了斗志,也引起别人的反感。其实,主动出击,多打仗,既能赢得民心,又能锻炼部队,部队才会越打越大、越打越强。

    14、打日军不积极,打顽军倒很积极,主力部队全部出动,十几个团一块上。顽军自然该打,他们只收税,不抗日,还制造摩擦,不打不行。但日军毕竟更可恶,只打顽不打日总让人感到不舒服,尤其是打顽打得正起劲,日军一出动,立马结束战斗,收兵回营。为了保存实力就到这个程度?民族利益与党派利益孰重孰轻?

    15、与其他地区相比,山西的顽军反共最激烈,次数也最多。山东的沈鸿烈、江苏的韩德勤、河北的鹿钟麟、张荫梧往往是打几次,部队被消灭就算了,地盘也不要了。阎锡山不同,山西是他经营了30年的老巢,他的家,失去山西他将无处立足,所以他痛恨共产党八路军,拼命也要把山西夺回来,勾结日寇也在所不惜,加之他的实力也非上述诸人可比,所以山西的反顽战斗最频繁、规模最大,也完全必要。但不论如何,太岳军区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的做法令人不满。

    16、1942年少奇同志路经太岳,和军区领导同志谈话时,强调民主集中制的四个服从,而且强调四个服从是绝对的、无条件的。但我对此并不完全认同,一个党当然应该有铁的纪律,这样才能有战斗力,四个服从无疑是应该的,但并不是无条件的。全党服从中央是应该的,但前提是,这个中央必须是民主选举出来的,而且接受民主监督。否则,单纯强调服从,也许会强化独裁行为,这样的教训是很深刻的。

    17、从三打运城的战役中,感觉王震的指挥水平一般,王震大概与黄克诚一样,属于将军政治家(不是政工将军),搞政治可能比搞军事更擅长。王新亭的军事指挥能力也不突出,但王新亭的八纵比王震二纵的战斗力强。战斗的最后5分钟国共两军完全是在拼命,而共军的军政素质都要高于对方,所以取得了最后胜利。

    18、胡耀邦命挺大的,18兵团打太原时,城内国军整30军军长黄樵松准备起义,兵团政治部主任胡耀邦原拟亲自进城与黄军长会晤,但请示徐向前后徐不同意,于是改派八纵参谋处长晋夫进城,结果被叛徒出卖,黄樵松与晋夫等被押至南京被蒋介石杀害。如果当时是胡耀邦去,中共30年后的历史是否会重写?

    19、王新亭的晋冀鲁豫八纵有三个旅,其中两个旅全军著名,一个是23旅,因打临汾出色,被命名为“临汾旅”,是我军的一面旗帜。另一个旅是24旅,49年整编后为60军180师(八纵整编为60军),在朝鲜战场上全师被敌人包了饺子,损失8000人,是朝鲜战场上我军最大的一次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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