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在历史的蒲津渡前（不定期添加） -- 江上苇

隋季失鹿，大将屈突通受命守卫关中，与李渊父子苦战不利，有人劝他投降，他泣道：“吾历事两主，恩顾甚厚。食人之禄而违其难，吾不为也！”每自摩其颈曰：“要当为国家受一刀！”直率得可爱。

后长安城落入义军之手，屈突通的家人也被俘虏，李渊让他的儿子去劝降，他骂道：“此贼何来！昔与汝为父子，今与汝为仇雠！”命左右用箭射他儿子。奈何他左右都是关中人，拒绝服从命令不说，还“皆释仗而降”，屈突通看大势已去，下马东南再拜（他的主人隋炀帝在东南的江都），大哭道：“臣力屈至此，非敢负国，天地神祗实知之！（《通鉴*隋纪八》）” 事已至此，这位曾经威风八面的老将军只好当了俘虏。

屈突通敢和李唐军“刺刀见红”，而且“顽抗到底”，还差点“大义灭亲”，照理是活不成了。可李渊很欣赏他的忠义，不但不杀，还立刻封了他一大堆官衔，让他任国防部长兼前敌指挥部高参，享受大军区正职待遇。

不过李渊也有个小小的请求——让屈突通帮他招降死守河东的隋将尧君素。屈突通是尧君素的老上级，几个月前还管着他，照理说也是不成问题的的问题。屈突通虽然不大乐意，但毕竟享受着人家大军区正职待遇呢，终于还是勉强跑到城下，找尧君素搭话。

“君素见通，歔欷流涕，悲不自胜，左右皆哽咽，通亦泣下沾衿”（《隋书*诚节传》），两人相见，大大感慨了一番落魄际遇之后，屈突通终于羞答答地切入正题：“吾军已败，义旗所指，莫不响应。事势如此，卿当早降，以取富贵。”隋朝失德，天下汹汹，大势若此，你还能顶得了多久呢？

尧君素慨然道，我就算再笨，走到今天也该知道隋朝要亡了，但是你守不住杨家托付给你的土地，却开着杨家送你的宝马，来劝杨家的人投降李家，你对得起谁呢？

屈突通仰天长叹，唉，君素啊，我力屈而来……对杨家，我也只欠一死了——就算死，又能有什么用？

尧君素道，现在我力犹未屈啊！城里还有粮食，食尽此谷，足知天下之事。真到那时候，我就把脑袋交给部下，成全他们的富贵吧……杨家于我恩重，故不得不以死相报！

尧将军就这样困守孤城，与唐军屡战，颇有战果，击杀了李渊的女婿赵慈景。

李渊不死心，赐他金券，待以不死，还请尧夫人去劝说，结果君素一箭把自己的太太射倒在地，终究是不肯投降。

我们当然知道，此后三百年的天下属于大唐朝——似尧君素这样的死硬分子，结局可想而知。

然而，到贞观十二年,唐太宗游蒲州,下了篇很有气度的诏书：“隋故鹰击郎将尧君素,往在大业,受任河东, 固守忠义,克终臣节。虽桀犬吠尧,有乖倒戈之志,疾风劲草,实表岁寒之心。爰践兹境,追怀往事,宜锡宠命,以申劝奖。可追赠蒲州刺史,仍访其子孙以闻。”以官方名义，承认了这个“不识时务”的敌人为忠臣，还特加褒奖，以劝来人。而屈突通，则在唐朝忠心耿耿地辅佐李世民，最后登上了凌烟阁。

屈突通与尧君素，无论降与不降，作为武将，都算尽了本分。力屈之后，屈突通为天下大义降唐，尧君素为国士之恩捐躯，从道义上讲，也都不当苛责了。

忠诚与宽恕，同样是人类最可贵的美德。

蒲津渡前的黄河水，流淌啊流淌，用千年的涛生涛灭，传诵下这段不朽的故事。

许多年后，又一场纷繁乱世中，有文天祥的两个后裔曾经作过这么一段对话。

小的说：“文天祥最后死在元朝，临刑前用血在衣服上写了一首诗，这是文天祥的自传，你知道吗？”

年长一些的那个摇摇头：“我还不知道这事情呀！”

小的笑道：“你不知道这个事情，我背给你听：‘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

时间悠忽如水，眨眼间几十年过去了，小的那个引述的这段传统道德，仿佛已成了人间绝唱，再不被后人提起。

小的那个叫文强，因为他把这些被后来的人视为“糟粕”的东西记得太多，所以若干年后他只好在功德林里修身养性，面壁思过。

1925年8月，文强和一群毛头小子一起，在广州的一个小岛上听完一个光头男人的训话，从此开始了他们波澜起伏的人生。

这是珠江上一个狭长的小岛，历史上一直是从海上通往广州的门户，叫做长洲要塞，现在是作为海军基地在使用。由于该岛在历史上的显赫声名，有许多游客慕名而来——结果往往是扫兴而归——所以也不怎么保密了，偶尔会停泊一条老式护卫舰，但如果游人傻乎乎地给军舰照相，偶尔卫兵还是要制止的。

顺着一条栈桥登上小岛，迎面就是一扇门——其规模大概相当于如今一般乡村中学的大门。门楣上是白底黑字“陆军军官学校”——对，这就是传说中的黄埔军校，这就是被日本人视作“中国军队之脊梁”的黄埔。

岛上堆着些报废的舰炮，都是苏货或仿苏货，随着时日流逝，早已沦为破铜烂铁，在夕阳下品味余生。

可是，七十多年前，在这里，正是苏联货船拉来的那七千条破枪，若干万银洋，成就了一个轰轰烈烈的大时代。

如今那个北方帝国已作烟云消散，可这穿越时空而来的的隐隐涛声，还在我们身边回响。

与文强同来广州的几个小伙子，署名居末的那个虽然也是文强的表哥之一，但却没考上，只好进了他大哥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若干年后在新疆被杀害，死得很惨。

领头的那个小伙子陈林达和文强同榜考取，又同在后来新朝第一任宰相的介绍下入红党。红白分流后，他改而追随光头校长和炮术教官，二十余年后做到军长，在东北被同期的一个湖北同学俘虏。被俘后，对方起先辨不出他的身份，就让所有俘虏跑步，他跑不动掉队，才被指认出来。

湖北佬从来不见这些被他俘虏的老同学，也不给什么特别的照顾，仿佛根本不认识一样。这一点上，他和同在红党的另一位黄埔老大哥各走极端，大概就是传说中的“人跟人不一样”了（后来，在宝塔山下的艰苦岁月里，他媳妇埋怨他不中用，因为比他官小的都能搞到奶粉，他偏偏搞不到——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人跟人不一样。”）。那位老兄是一期的，每次听说抓到了老同学或者师弟，不管是不是他俘虏的，这厮总喜欢跑去看看，和人家吹嘘“你们胡长官是我同期的”，临走时还硬给塞上几十磅猪肉罐头什么的，让师弟们感动得要死——其实这堆罐头原本是师弟们自己兜里的。

这个后来欺负了好些老同学的湖北佬，当时看起来无拳无勇，老实巴交，就分在文强那个班，是个神秘人物——任谁也猜不到他那梦幻般一生的高潮与结局。便是文强那位太祖表哥，彼时也多半猜不到那近半个世纪后的沧海桑田与翻云覆雨。

四十多年后，那个仲秋的不眠之夜里，关于太祖陛下的心情，历史上没有详细的记载。但据好事者说，宰相爷是落下了从不轻滴的眼泪。眼泪，总该是有些原因的吧？

除了那个日后手握百万雄兵的湖北佬，文强同班的还有好些牛人——比如说什么前党魁的侄儿，后宰相的兄弟之类，甚至还有北大溜出来的学生。其实他自己也是这若干牛人当中的一个，且不说他有个目前头角还不够峥嵘，后来却当了开国太祖的表哥，单是他入学考试第三名的成绩加上班长的身份，也算得上个“牛”字了。

湖北佬曾经惹过一次麻烦。大家练完射击后，他忘了交枪和子弹，半夜里回想起来觉得后怕，就总去摸枪，摸来摸去给弄走火了。睡他上铺的同姓兄弟林伟俦碰巧口渴，拿了个大杯子下床找水喝，侥幸逃脱暗算。因为林伟俦大难不死，所以他也能于若干年后当上军长，在天津城惨遭活捉，被下铺的兄弟又吓唬了一回。

为这个事儿，湖北佬和文强打了一架，吃点小亏，一口气呕了两年。直要到南昌起义部队打到会昌，两个人在沦落途中狭路相逢，才一笑泯恩仇——因为当时文强军衔高一级。

短暂的军校生活，把这帮先前的落魄书生、无业游民、农民子弟、纨绔公子们，锻炼成了未来中国军队的脊梁，使这个古老的民族得以恃之折冲御侮，一度雄踞于东亚之巅。

这是这所军校的伟大之所在。

但这，仅仅是在技术层面改造了一群人，强健了这个民族的肌体，但却没有相应地改变这个民族的思想。创造了一个多“名将”而少“名相”的时代，徒有武功，却无文治，使这一段天翻地覆，成为了“相斫人”的历史。

说起来好笑，他们兄弟相残，殊死战斗的理由，居然都是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崛起这个崇高的理由！

输家固然失去了话语权，但赢家难道又真的懂得如何去建设这个古老的国家，振奋这个古老的民族么？

这又是这所军校的悲剧之所在。

她仅仅教会了学生如何去取天下，却不告诉他们该如何治天下。

于是学生们只能自作聪明，拿天下当试验田——揠苗助长者有之，守株待兔者有之，买椟还珠者有之，削足适履者有之……

我们该苛责谁呢？

连掌舵的老师们，自己也不知道中国这条古老的破船将飘向何方啊！

进一步讲，这样一个古老而庞大的民族，被刀子逼迫着要在半个世纪里跨越两千年，何尝是一件容易的事？因此，在她蹒跚前行的道路上，沿途洒满淋漓的鲜血，也就不足为奇了。付出鲜血本不足为奇，只是太多了些。

兴亡的教训，正在这淋漓的鲜血中。

文强他们入校时，前面已经有三期老大哥了，但老大哥们为老不尊，成天象群乌鸦一样为挺红挺白的问题到处争辩，搞得文强等一干人晕头转向。

到底走哪条道路，别说连三民主义三大政策都没搞明白的小家伙们犯迷糊，就是黄埔生中年纪最大的一期老大哥胡宗南，也是稀里糊涂的。

胡宗南进黄埔的时候都二十八了（黄埔的招生上限是二十五，下限十八，所以野史谣传胡上将有篡改户口本之嫌。其实胡是走了廖仲恺的路子），而同期的湖南人宋希濂才十七（据说是按虚岁算有十八了，也有篡改户口本之嫌）。但在政治立场上，胡宗南并不见得比差不多可以管他叫叔叔的宋希濂强到哪里去。

一开始，他居然跟当时的军校政治部主任，后来的新朝开国宰相打得火热，还差点入了红党（当然，后来自诩白党鹰犬的宋希濂要比他更过火，干脆就加入了红党）！亏得他的铁哥们儿贺衷寒怕唱独角戏（后来白方自称是“文有贺衷寒，武有胡宗南，能文能武李默庵”），晓以利害，费了牛劲才把他又拉回了校长的怀抱。

连大师兄胡宗南都差点走错道路，何况余辈？所以若干年后，光头校长有鉴于此，下令凡黄埔学生，无论以前和“叛党”有何瓜葛，只要愿意悔过，他一概不记前嫌，予以收留。

还真收留了不少沦落街头的黄埔生。

这帮黄埔生沦落到什么地步呢？比如说后来当了新朝锦衣卫指挥使挂兵部侍郎衔的六期某生，当时穷困潦倒，贫病交加，据他自己后来说起，简直惨不忍睹：“旅馆老板看到我快死的样子，无论如何也不肯收……医院的院长就要车夫把我拖到四川会馆，放在一间又黑又潮的小房内，连床也没有，只在地上放一块板子。头下枕着我从军校带出来的一条棉被……稍微清醒的时候就想想自己的事情：举目无亲，又无友，大病缠身，还不知道有没有人知道我躺在这间黑屋子里。看看四肢，只剩下皮包骨……我自以为绝没有活的可能，曾想自杀以结束痛苦，但是当时却连动一动的力气也没有了。”好不容易屈尊到军阀收编的土匪部队去混口饭吃吧，人家还要查他是广东黄埔还是武汉黄埔。走投无路之余，只好冒充红党分子（据他自己说是一直想入而没入成），没想到后来际遇新朝太祖爷，风虎云龙，深得宠幸，一直做到锦衣卫指挥使乃至兵部侍郎的高位。

还有个家伙，抱着女儿上街，愣是买不起一块臭豆腐……堂堂七尺男儿，当时那个尴尬和寒酸，真是让人连想死的心都有了。那个哭着嚷着要吃臭豆腐的小女孩，后来嫁了个诺贝尔奖得主，咳咳……后面的事儿，请同学们补充。

这样的落魄的黄埔学生，当时不在少数。

从这一点上说，光头校长对自己的学生还是很爱护的。所以也有不少人感他恩德，在日后的红白大战中力尽而不降，给逮到功德林里去面壁思过了。

也不是所有的毛头小子都迷糊。至少有两个家伙，就一点都不犯迷糊。他们张着耳朵听听窗外的风声，觉得听不懂，就拿废纸塞住耳朵，一心读起圣贤书来。至于路线嘛，听天由命。

比如说那个读不起北大，只好投笔从戎的陕西人张钟灵，他只管一门心思研究军学，就想当个职业军人。这一点，他和湖北佬一样，都是另类。所以日后他们俩在军事上出息比较大。不过长大后，张钟灵也有不务正业的时候，他除写得一手好毛笔字，偶尔拿老婆练枪法外，居然还有闲工夫写一篇《评文妖郭沫若》——据岛上的乌鸦们说，这就是传说中的文武全才。

当时的张钟灵也不是全然没有受到外界干扰。比如说同期的保安老乡刘志丹就经常跑来扯出他耳朵里的废纸，硬给他宣讲红色理论，然后再一起回忆羊肉泡馍的美味。

再比如说，同期的华阴老乡胡涟，也常常神出鬼没地跑来向他汇报学习历史的心得，题目也尽是匪夷所思，比如说什么“宋太祖雄略之面面观与今昔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