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漫道中华无铁血，师老犹疲大气荒 -- 仙八

漫道中华无铁血，师老犹疲大气荒

检讨中华的军史，明显是从唐以后开始逐步衰落的，其中有一点特别使人困惑：近代以前，就生产力及技术能力而言，中国远远胜于来自北方的劫掠者，文明更加显示优越，然而却一败再败，亡国者三，宋先是败于辽、次败于金、再败于蒙古，明败于瓦剌、败于女真，真是一败再败，败不胜败，逢战必败，静夜读史，能不使人气噎声吞哉？

这些失败，当代之众是很不满的，归因呢？那也明白地很：打上门来的强盗有狼性，我们讲儒家，讲垮了，缺乏尚武和外向精神，变得面团团地，所以打不得胜不得，直要说：狼呵，你在哪里？！我羡慕你，我尊崇你，我要变成你！难道西方人真的是狼，我们就是不如狼？！这个逻辑，是向来没有好好梳理一下的，要知道其中至少包涵了一个荒诞的推论：同狼不一流而失败，有两种情况，一是“狗”，不如狼强大而失败；二是“人”，比狼文明而暂时挫折。吾要问，是否爱国青年们认为中华民族是“狗民族”？假如不是，进化了的“人”为什么要去学“狼”？就因为狼野蛮、恣肆和暴虐？

事实上，用一种动物性来介定某民族，本来就流于其表，人类固有的兽性和人性形成了极端复杂的生物性格，人类各民族之间，仅仅存在历史和环境形成的性格侧面的消长，而没有根本性的区别：就狼性而言，中华人内战的残暴，没有一个民族能望其项背呢！战争的胜负，好战的与否，都有极其具体的因素决定，与有无狼性何干呢？

为解释中华人尚武与否的问题，不妨反问一句：西方人和阿拉伯人及其日本人为何如此尚武？

原因很简单：于个人可以发财致富，至少不失为谋生的捷径；于封建国家整体，则可以增强国力，大河有水小河满，借此良性循环，愈劫掠愈强大，愈强大愈劫掠。

即是现在的愤怒青年，不是也只想打入东京去，杀一杀、奸一奸、抢一抢，满足一下原始的人性吗？打仗，哪有什么深文大义哉。

任何复杂文化问题的源头都简单地很，非为什么基因、血统、文化、习俗作怪。复杂的经脉都是后来经历史沉淀累积形成的。今天西方人尚武出于文化惯性，千年前的最初动力是什么？哪是什么文化、血统，是发财梦！遥想千年前西欧原野上一蓬头武士，口中呵呵作声，右执利刃，左挟敌首，哪知道我们今天会这样瞎扯淡，他只是要金子、女人嘛！

说我中华之人不尚武，或者说西方人尚武，都是小嘴一吧嗒，不经思考而先入为主。盘古开天地，灌入原始人类的性格原是相似的，尚与不尚，全在有益与否，有益则为之，无益则不为，既要尚武，尚武肯定有利可图嘛。

尚武这玩意，可不单指的是今天小白领玩玩气枪和匹克博啊！在近代之前，那要当真参军打仗，刀头溅血！要是讲讲人道，没准还得给人送上“四根羽毛”，颜面扫地呢！

难道西人真的因为吃了狼奶，又茹毛饮血，所以有了狼性，天生好战？似乎也不尽然嘛！看欧洲人的雕梁画栋、衣锦食玉、涂脂抹粉、扭捏作态，也很有风流雅趣；就是大老粗匈奴人、蒙古人、女真人，打进人家家里，也是乐不思蜀，排场讲得蛮大！

其实，人类这种动物的生存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舒舒服服、乐乐呵呵，然而不抢掠、不流血，哪能金满箱银满箱、美女成群列两旁？种种一亩三分地有这等好事？打仗是手段，不是目的；尚武是行动，不是性格，打仗不发财，为杀而杀，那是吃饱了撑地，是杀人狂汉尼巴尔教授。至于成吉思汗老人家把目睹被劫掠者哭泣流血视作人生大乐，这也多少有一点变态心理在里面了，显然他的孙子们不这么看，所以他一死，扩张也就停顿了。

阿拉伯人及土耳其人向欧洲的侵略、欧洲人向阿拉伯半岛的侵略、北欧维京人向欧洲腹地的侵略、盎格鲁.撒克逊人向大陆的侵略、以及游牧民族向中华国家的侵略，统统都带有一个简单的特征，那就是被侵略之地普遍富庶，战争有利可图；唯独中华国家对漠北草原、东北苦寒地带、南方烟瘴之地乃至青藏高原的进攻，都是由流奶与蜜之地进入贫瘠荒寒之处，不仅无以激发士兵的战争兴趣，国家亦得不到实质性的物质补充。一名欧洲农民披上十字军战衣进攻阿拉伯的行动，蕴藏着暴富的巨大可能，以命博财，不为不划算；中华国家的军人之进入漠北安南，却有如充军，军官又不能领有封地，这仗如何打得起劲？你给他讲讲民族荣誉，国家社稷，书生坐在书斋里笃信不疑，当兵的食不果腹，想的是军饷几钱。汉唐之际，男子汉昂然出塞，也是为了“觅封侯”；“封侯”了怎么样？还是金钱、美女嘛！

经过数千年的扩张，中华国家已经基本把周围的富庶之地纳入自己的版图，以致无论向哪个方向进攻，都势必遭遇致命的贫瘠；而在贫瘠的迫使和中华帝国的富庶诱惑之下，周遭民族又搏命进攻，有了这个“地缘因素”和“生存空间”，我们打仗，便越打越穷，他们打仗，却越打越富，愈穷愈乏，愈富愈奋，于喏大国家，于兵士个人，概如是焉，自然便演成来者亚赛虎狼，我们却象关门御盗的老财主。

讲了这半天，就是说，古时对外主动发起战争，从个人、从国家，无非是为发财（富庶之土地亦是可经市场量度的财富），无财可发，仗自然打得不起劲。对于中华国家，外向的侵略自宋以降往往变得得不偿失，原因显然者有二：

1、周围国家贫瘠，土地亦不适于耕作，更无大都市，占领和劫掠都几乎无利可图，出境作战，军费只能有出无进，且需极大农村人力消耗，即使获胜也易遭致经济损失。

2、农业生产力极大发展，手工业亦盛行，带来国内商业繁荣，关门谋国，即可获得巨大财富，无抢掠之必要，甚至海外通商之需要亦可降至最低点。

这种情况下，拼命打仗抢掠的定是傻子。

这就决定了宋代以后中华国家以守御替代进攻的基本国家战略。

这跟民族性尚武与否显然毫无关系，不好侵略只是农业经济发达（不是商品经济！商品经济要追求市场，又非侵略不可了）和国家疆域高度扩张的必然结果，在此种条件下，“治国”比“劫掠”更能带来滚滚财源，对于治国之道的钻研比之于研究杀伐攻战，显然更具有现实意义，因此文人政治和儒家文化盛行，社会文化气氛重文轻武，反过来武人地位降低，社会演成遭受侵略时才抱武人“佛脚”，林林总总，牵一发而动全局，乃形成中国古代丰富的文化图景。

此中并无什么“狼血统”和“人血统”作祟嘛，“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欀攘,皆为利往”罢了。历史问题，大抵如是。

再梳理了一下为什么中华国家在对外战争中缺乏动力，那我们既然经济极大发展，持守御之道，为何又屡屡失败呢？

而失败的种子在哪里？吾以为，优越的文明，复杂的政治机制，以致强大的技术实力，恰恰是失败的根源！

首先要讲清，中国绝不缺少伟大的军事天才。岳飞、于谦、戚继光、袁崇焕，都称得上是世界历史上不世出的军事天才，其中任何一人的军事政治抱负得以完全施展，其结果都足以较彻底地粉碎边患；“犁庭扫穴”，打个“柏林战役”，逼死“希特勒”，也不为不可能。若将韩世忠、熊廷弼等较次一流军事人才纳入，将星闪烁，使河汉失色，中华之兵威，比西方之盛者，何须赘言？拿破仑说狮子统帅的羊军强于羊统帅的狮军，有这些“中华狮”御兵，即我民族“不尚武”、“不好战”，胜一二蛮族，有何难哉？

然而，要保持大一统的（注意大一统这三个字）繁荣的农业文明，又非文人政治不可，文人政治之下，又不能由武人决定政治走向和国家决策，文人政府对国内生产的关注超过对国外扩张，已成基本国策，所以打胜仗则和，打败仗则降，胜战之下，始终形不成对北方游牧民族的致命一击，一旦失败，则举国崩溃，这是中国古代社会遭遇的一个死循环，掉一句文，就是“先进的文明和生产力与落后的军事政治手段的矛盾”，国家经济和生产力的发达，转化不成军事实力，如果赵匡胤拿那二百万匹绢来搞搞“曼哈顿工程”，投它个大焰火，辽国不变成焦土哉？可是那个时代不成，你文明是刀枪剑戟，我不文明也是剑戟刀枪，光脚的不怕穿鞋的，我举国拼命，你要举国来迎，我不生产能活，你不生产就完蛋，大家顶多一起死。反正我无家无业，抢着是个大红包，抢不着再回去放牛牧马，谁怕谁来？！－－这不是“狼性”，是流氓性。

来自北方的流氓，一次次战胜文明的中华；同样，来自中华国内的流民，也一次次依靠这种性格，战胜文人的政府。直到上个世纪中叶,最后一次这样的演出才宣告落幕。

综合以下的因素，才是中华屡屡在对外战争中失败的原因。中华人素不缺乏的狼性，就在这些因素的多重作用下消耗掉了。

中国自宋以降，一直实行文人统军。这种制度的“极致”，恐怕就是明代的太监监军。这些生理残疾、人格变态的残障者使得他们插手的任何一场对外战争都非败不可－－除非出现奇迹。为什么不使得军人具有调御部队的自由？答案就是“大一统”。国家的最高统治者－－皇帝，其实是国内最大的文人，他最惧怕的就是军人具有与其职责相一致的军事权利，皇帝的祖先就是从另外一位皇帝那里强夺到了“国家”这个极度诱人的战利品，没有什么可以制止军人如法炮制－－除非算上脆弱的“良心”。岳飞、袁崇焕都是因为这种疑惧遭致惨死，他们的事业也因此半途而废。

除了军人篡位战争，中华历史上每一次王族分封也几乎都带来混乱的内战；所以即使贵为王族，和平时期私蓄部队仍然是极大的罪名。军人和封王都既不能有效调动部队，也不能私自训练部队，从主观上他们对战争的热情淡漠－－没有实际的利益可供索取。

无论是宋代的募兵制还是明代的兵户制，乍看起来都有其优越性（否则也不会实行），然而却都具有致命的弱点：军队要由国家统一供养。及至清代的八旗、绿营兵制，此一缺点仍然存在。对于封建国家来说，维持一支执行防御职能、散布在全部边界地区和城市要冲的庞大常备军，军饷是一笔可怕的开支，一旦有战事发生，支出需要成倍增长，可以在瞬间造成国家财政的崩溃。而即使国家耗尽财力，个体的士兵所获依然菲薄，甚至难以养家活口，经济地位的低下直接导致了其社会政治地位的低下（而不是恰恰相反），同平时游散放牧，战时聚啸成兵的游牧民族相比，这种军事体制有如国家患上的慢性病，和平时期不断消耗财政开支，边境有警，则脓肿恶化，

中古时代，阿拉伯和欧洲的军事体制有效性又不同于蒙古等游牧民族，他们多数实行军事贵族为主体的封建制度，作战当兵，对于领主控制下的农民来说，具有暴富的诱惑力，而职业化了的军事贵族，作为战争的主力，他们对战争的渴望和擅长，都建立在杀伐所带来的巨大物质利益上。今人读读显克微之的《十字军骑士》，可以对骑士制度下的政治经济生活产生非常感性的理解（读《李自成》则只能加强一下无产阶级的政治思想教育）。

值得注意的是，岳飞的“岳家军”，戚继光的“戚家军”，袁崇焕的“关宁铁骑”，乃至曾国藩的“湘军”、李鸿章的“淮军”，这些在一定时期内具有国内最强战斗力的军队，都带有私军的性质，而作为皇帝最信任的部队，禁军和八旗都迅速沦落，腐败不堪。

而且因为经济和文化的缘故，较早地建立了一种非攻击性的善意和宽容的文明，这种文明遭遇的挫折，并不是文明的失败，而是一种先进的文明过早踏入了不属于他的时代。直至今日，美国还以为文明的最高境界就是可以自由进攻任何一个国家而不受惩罚。也许他们应该记住，历史上毕竟曾有一个文明不以攻击他人和暴虐杀伐为务；虽然这个文明险些被暴力消灭，但历史证明，消亡和正在消亡的是那些暴虐的“征服者”－－蒙古、女真、葡萄牙和英国－－而这种文明正在浴火重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