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万流归海见桑田 作者　[苏拉密] -- 马前卒

似是而非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和中国，典型的拉大旗作虎皮。

用来套中国的历史和现状，都可用“风马牛”三个字概括之。

连这点都没搞清楚，居然把政治概念“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与经济上土地私有制混淆，还谈什么亚细亚生产方式？

中国历朝的皇帝(秦以下)，把他控制的国土，视为“自家”的，是政治上而言。现代的“领土完整、主权独立”就是从这里引伸而来的。

今天，西欧、北美、许多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土地都是“私有财产”，法律上明确，实践也没问题。但是有一块块土地属于某人某人，无论这土地多么大，他、她可以盖工厂、农场、传给子孙，但他可以在这块土地上建立“政权”么，例如建立一个“法院”什么的？军队、警察等立刻会取缔！“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就是这个意思。

老马没有到过中国，他关于俄国、印度的“公社”论述，是不符合中国历史的，不能混同。中国的土地“私有”历史很长了，土地可以买卖很长时间了。中国的公社，仅仅出现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八十年代解散，才二十几年寿命，不长，而“地契”的历史可以追溯久远，虽然中国的法制很落后。员外这个称呼有不少时间了吧、崽卖爷田现象也是老传统了……

在中国，既然土地是早已私有，或者“耕地”、“良田”早已私有，农村就没有“公社”出现过，农业和手工业也早已分工，并通过货币进行交换，亚细亚生产方式，釜底抽薪了，还能存在么？

拉个大旗，老马什么什么的，不知所云。

六、结论：走出“亚细亚”，回归“亚细亚”

　　对于马克思来说，政治经济学说，是他投入精力最大，所得创获最大的学说领域。在马克思的研究史上，先有《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出版，然后才有《资本论》的问世。而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写作的全过程中，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一直萦绕在马克思的脑际。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是他开展“政治经济学批判”研究的产物。正是通过东西方社会经济形态的比较，正是对亚细亚生产方式作深入的思考，才形成马克思政治经济论的鲜明见解。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思想基础的不可忽略的组成部分。

　　马克思以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研究为入口，探索人类社会发展的全部过程，进而确立人类经由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进而到达共产主义的理想境界这一经典理论。每当论述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马克思必然说到“亚细亚”的历史阶段。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当是马克思社会发展学说的必要前提。

　　马克思把亚细亚生产方式看作是人类的重要的文明状态。如同从资本入手，讨论资本主义生产的全部过程。马克思从亚细亚社会的“细胞”——亚细亚“公社”着眼，解析亚洲社会的基本特点，指明“公社”的长期存在，使亚洲社会在极长的历史时期内无法产生完整意义上的私有制，强调这是打开亚洲奥秘之门的宝贵钥匙。在这个社会经济研究的基础上，马克思找到亚细亚社会自然经济长期存在、资本主义形成缓慢与国家力量强大等各项特点。因此，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明确注解，是马克思全部历史哲学的重要内容。

　　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可以思考的是这个理论本身的形成史；围绕这个理论的争论史；这个理论的本来意义；这个理论的当代意义。本文没有在前两个问题上作深入的展开，而对这个理论的本来意义与当代启示给以更大的关心。

　　我们要弄清楚的是，时至今日，究竟如何解读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真实显示这个理论的本真内涵。马克思的这个理论，既是历史的理论也是现实的理论，既是论述“亚细亚”的理论也是论述中国的理论，因为中国存在于“亚细亚”，“亚细亚生产方式”诸特点，中国社会无不有之。这个理论堪可启发我们作如下的思考：亚细亚生产方式如何发生于中国古代社会，又对中国当代社会发展发生怎样的影响。我们得出的结论是：既要走出“亚细亚”，同时又要回归“亚细亚”。

　　走出“亚细亚”，说的是亚细亚生产方式毕竟属于亚洲农业式生产方式，其与当代工商文明存在着本质的区别。当今倾力于改革开放，文明进步，建立与时俱进的“现代性”，势必克服旧生产方式“孤立性”、“封闭性”与“停滞性”，势必对中国本来的自我封闭旧习、封建宗法制度、自然经济方式给予必要的批判。

　　然而，我们又要回归“亚细亚”。我们当对中国文明胚态时期的社会文化遗存作必要的研究，这是中国文明的“基因”发生期。中国自古以来，历代文明百般变化，而其“底部”一概保存着“胚胎时期”业已产生的社会文化的基因潜质。即使今天，我们从事社会主义建设，这样的“基因潜质”，依然根深蒂固，难以挥之即去。

　　这样，我们就应该尊重亚洲的特点，关切中国的国情，理性地认识“基因潜质”客观与历史的存在，深切地理解亚细亚生产方式与当今中国现代化发展模式的关系，与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的关系。如马克思所说，亚洲的古代（原始社会与奴隶社会）发生了“原生形态的亚细亚生产方式”，亚洲的中世纪（前资本主义时）产生了“次生形态的亚细亚生产方式”。那么也可以说，亚洲与中国当代现代化模式乃为继亚细亚生产方式“原生”、“次生”之后的“继生形态”。因为中国的现代化与社会经济发展难以摆脱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基因潜质”，难以消弭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胎记”，因此中国现代化模式也必然区别西方模式。中国走出自己的社会经济发展模式应是历史的必然。

　　三、“自然经济”特征

　　在亚洲，生产为了供自己消费。主要只是满足生产者及其家属的需要。在那些有人身依附关系的地方，例如在农村中，生产还满足封建主的需要。因此在这里没有交换，产品也不具有商品的性质。农民家庭差不多生产了自己所需要的一切：食物、用具和衣服。17

　　在俄罗斯，公社属自然经济组织，存在着典型的手工业和农业相结合的毫无竞争的，不需要同其它地区接触的自然经济特点。列宁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中指出：“农民的利益没有超出附近村庄的小范围。由于地方市场的规模微不足道，他们不需要同其它地区的手工业者接触；他们怕‘竞争’，就像怕火一样，因为竞争无情地破坏了小手艺人和小手工业者宗法式的乐园。他们的这种因循守旧的生活是经不起任何人和任何事物的惊扰的。”18

　　在俄罗斯，土地公有制显示为“份地制”，这是自然经济的基础。领得份地的村社农民被束缚在土地上，遭受超经济的强制剥削。这种份地农奴制遍布俄罗斯各地。农民每星期三天为自己干活，二天替地主干活。无偿的劳动，是为农奴主付出的劳役地租。这种份地制，是农奴制生产关系的基础。19

　　“古典古代的历史是城市的历史，不过这是以土地财产和农业为基础的城市；亚细亚的历史是城市和乡村无差别的统一（真正的大城市在这里只能干脆看作王公的营垒，看作真正的经济结构上的赘疣）；中世纪（日耳曼时代）是从乡村这历史的舞台上出发的。然后，它的进一步发展是在城市和乡村的对立中进行的。”20实行自然经济的结果，使亚洲，也包括俄罗斯，无法产生出类似于西方的商业城邦，也不会发生“城市和乡村的对立”，而出现的是城市和乡村“无差别的统一”。而与亚洲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西方的历史总和城市史紧密地联在一起，从某种意义上说，一部西方史即是一部城市的演化史。

　　长期从事自然经济的民族结果成为“农业民族”，而从事商业经济的民族结果就形成了“商业民族”。马克思在论述各个民族的特性差异时，论述了“商业民族”与“农业民族”的区别。在西方，商业的发达与军事的征服，造成农村公社的瓦解与自由土地私有制的发展，结果产生了城市国家。东方各国家则是“农业民族”，“纯由自然途径形成部落”。商业不发达，集体承担灌溉事业，农村公社不仅没有被破坏，反而得到加强，与公社制度、土地公有制相适的自然经济成为亚洲的主要生产方式。21

　　四、“亚洲停滞社会”

　　人类是进步的，马克思“五种社会形态理论”是这个进步的概括方式。人类的文明经历着从原始文明向农业文明，继而向工商文明进步的历史；在人的解放的历史上经历过从原始的野蛮人向奴隶，向农民，继而向市民进步的历史；在生产关系上经历过由原始公社的“公有制”向私有制转进的历史；在社会支配形式上，经历了由原始公社式的共同体向封建农业式集权政府，进而向市民政府的发展的过程。人类每个民族与国家的社会，一般情况下顺延以上各文明阶梯，逐级攀升。然而马克思在分析印度与俄罗斯的历史时，发现这两个国家出现显著的个性特色。当历史要求人类从公有制向私有制转化时，印度与俄罗斯没有出现这样的转化，将社会滞留在“公社所有制”的历史阶梯上，直至近代。

　　从总体上看，马克思认为亚洲社会在它过去的历史阶段中，曾经是一个停滞的社会。这样“停滞”不仅发生在古代亚洲，也发生在近现代亚洲。对于停滞这个概念，需要辨证地认识，所谓“停滞”不等同于“停止”。任何一个社会不可能真正“停止”，会在适当的时机与外界的刺激下，朝前开步。

　　只是一个停滞的社会，进步的速度总显得缓慢。社会性质、生产关系常保持在一个稳定的状态。在缺乏适当的历史时机与没有遇到必要刺激的情况下，其社会变革，犹如固定的环行跑道上的竞走运动。从局部看，社会常有激烈的“运动”；从整体看，其“运动”却是首尾衔接的循环。无法企求更高级的社会与更完善的生产关系，会在这样的“自循环运动”中产生。有时，社会已经出现向高端进步的契机，然而就在文明提升的过程中，固有的，延续了千百年的，已被这个民族与国家“习惯”了的“生产方式”，形成文化力与政治力结合的下坠力。这样的力量因被罩上“民族”与“传统”的光环愈加神圣，最终使新文明的建造，功亏一篑，旧文明“荣归”重来。

　　马克思在《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中说：“一旦人类终于定居下来，这种原始共同体就将依种种外界条件（气候的、地理的、物理的等等条件），以及他们特殊自然习性（他们的部落性质）等等而或多或少地发生变化。”22其中一个重要变化是原始公社制度的瓦解与私有制的产生与完善。

　　然而在亚洲这样的变化来得很迟，或者没有看到变化，其要因之一，在于这样的社会长处于与世隔绝的“孤立状态”。马克思以印度为观察对象解释说：“孤立状态”是它过去处于停滞状态的“主要原因”。23农村公社的孤立状态在印度造成了道路的缺少，而道路的缺少又使孤立状态长期的保存下去。在这样的情况下，公社就一直处在那种很低的生活水平之上，同其它公社几乎没有来往，“没有希望社会进步的意向，没有推动社会进步的行动”。24

　　“不同他人发生关系的个人不是一个现实的人，同样，不同其他国家发生关系的国家也不是一个现实的个体。”黑格尔认为，亚细亚公社的独立封闭的个性，使其无法成为“现实的个性”，从“与他人发生关系的”过程中获得进步的力量。这是亚细亚停滞不前的一大原因。25 “与他人发生关系”的本质是一个民族的开放性格的体现，有开放才有改革。“开放”成为“改革”的必要前提，亚细亚的历史告诉人们，首先让自己获得开放的性格，才能变“停滞”为进步，否则适得其反。

　　农业的经济方式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而与此相对的以“交换”为基础的“商品经济”。“亚细亚形式必然保持得最顽固也最长久。这取决于亚细亚形式的前提：即单个人对公社来说不是独立的，生产的范围仅限于自给自足，农业和手工业结合在一起，等等。” 显然“亚细亚形式必然保持得最顽固也最长久”，还因为这个社会长期固守着自给自足，农业和手工业结合在一起的自然经济。

　　站在近现代的时间坐标上看问题。“停滞”还说的是没有“按时”产生“资本主义”。西方社会有过三个大的发展，首先是私有制的发展，然后是商业的发展，后来是资本主义的发展。回过头来看亚细亚社会，如前所述，首先没有发展出完全意义上的私有制，然后资本主义的重要前提——“商业”因自然经济力量的强大，也无法顺利成长。“从欧洲历史上来看，这推动资本主义的主要力量是商业”，26这样就造成当世界进入“现代”以后，亚细亚的大多数国家没有诞生出“资本主义”，匍匐在中世纪的黑暗中，未见长进。

　　就中国来说，封建社会中资本主义的成长也十分艰难，西欧的现代化包括文艺复兴、资本主义的形成、宗教改革和科学技术的展开。时间上和明代近三百年的兴亡吻合。西欧洲在这近三百年之间发生了是资本主义的成长，中国却没有。黄仁宇说：“中国明朝也来一个‘资本主义的萌芽’。现在看来，以这样的题材发表的文字给人影响无非‘有好多人赚了很多钱’”。黄仁宇批评说：“作者既不了解资本主义为一种组织和一种运动，那他们搜集的资料也难能与以后发生的的历史事物相联系了。”27马克思在《资本论》卷二中对什么是资本主义有过这样的表述：“资本主义的推销方法”用的是C-M-C公式。说的是资本家必须以C（即商品commodity）换为M（即货币money）在此川流不息的商业活动中，还得有一个前提，这就是“公众制度授权于私人，让他无限制的发展”，国家“承认私人财产的绝对性。这绝对性超过皇权，也超过传统的道德观念”28而这些，及至近现代亚细亚社会及中国都做不到。

　　普列汉诺夫说：“中国和古代埃及的经济发展的逻辑，并没有引起古代生产方式的产生”，“古代社会是代替了氏族社会组织；同样，东方社会制度产生以前的社会组织，也就是氏族社会组织。这两种经济构造的形式中，每种都是生产力在氏族组织内部发展的结果，这生产力的发展，到最后必然要使氏族组织崩溃。”29这里普列汉诺夫说的“古代生产方式”即为私有制的生产方式。在东方的历史进程中在“氏族组织”制度，即原始公有制度理应消亡的时候，它没有出现应有的“崩溃”。当西方社会已经顺利向私有制转化的时候，东方却紧抱原始的“公有制”不放，而且这样的公有制还在此后极长的历史时期内以其“次生形态”得以持续保持。而这也是东方社会无法自觉产生资本主义的根本原因。如马克斯•韦伯所说：“人口与物质生活虽有高度的成长，但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仍然保持完全静止的状态；经济领域虽存在极有利的条件，但就是不见有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30

　　五、关于国家力量的强大

　　亚细亚生产方式是一个生产方式，也同时决定了亚洲的文明形式。“文明”的概念要比文化的概念大得多，经济、政治与文化的总和是文明的基本表达。在人类的各个文明体系中，生产方式起决定作用。亚细亚生产方式决定在它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文明形式，是国家力量的强大。

　　古巴比伦《摩奴法典》中写道：作为国家的最高代表，“君主是一切造物中的最大者”。国王对臣民具有无限的权利，生杀予夺无所不可为，所有的居民都向他纳税，并负担沉重的徭役。国家机构中设有常备军、法庭和监狱，作为国家公共权力的创设。31马克思说：古代东方的国家，“是凌驾于所有这一切小的共同体之上的总合的统一体”，国王是“共同体之父”。32

　　的确，“公社”是古代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基本细胞，它也是马克思与恩格斯洞察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原始“切片”。古代的公社，在它继续存在的地方，数千年中是从印度到俄国的“最野蛮的国家形式即东方专制制度的基础。”33 恩格斯在《法兰克时代》一文中说：“这种国家政权的形式，也是由公社当时所采取的形式决定的。在有的地方，如在亚洲雅利安民族和俄罗斯人那里，当国家政权出现的时候，公社的耕地还是共同耕种的，或者只是在一定时间交给各个家庭使用，因而还没有产生土地所有制。在这样的地方，国家政体就以专制政体而出现。”34

　　如前所叙，各个生产共同体的相互亚细亚式的隔绝的，无交换的状态，是亚细亚社会无法产生商业经济而形成长期社会停滞的原因，同时也是铸成东方式专制的要因之一。“各个公社相互间这种完全隔绝的状态，在全国造成虽然相同，但绝非共同的利益，这就东方专制制度的自然基础。从印度到俄国，凡是这种公社形态占优势的地方，它总是产生这种专制制度。”35

　　当然，还可以把视野扩展到以下的几个方面：古代亚洲缺少完全意义上的土地私有制，从原则上说，土地不准自由买卖，而是“定期在农业公社社员之间进行重分”36。这个重分一般存在着巨大的操作上的困难。要进行这样的“操作”必须依靠“共同体”的力量。在古代这个共同体是公社。中古至近代，这个任务由国家完成，由此国家的威权力量无限膨胀。这种情况在中国表现得尤为突出。

　　在亚洲，“气候和土地条件特别是从撒哈拉经过阿拉伯、波斯、印度和鞑靼区直至最高的亚洲高原的一片广大的沙漠地带，使利用渠道和水利工程的人工灌溉设施成了东方农业的基础”，“水利”是浩繁巨大的工程，“由于文明程度太低，幅员太大，不能产生自愿的结合，所以就迫切需要中央集权的政府来干预”37。由此可见亚洲 “水利”工程也呼唤强大国家的诞生。

　　除此之外，还可以从“人”的思想平台观察这个问题。一个“现代”社会到来，须有“人”的阶层结构的准备。也就是说，这个社会要形成“人”的构成的三层组合。其上层是支配阶级，其下层是底层阶级，其中间是中产阶级。市场与商人是组合中层社会的基本元素。然而，亚细亚社会阻挠“市场与商人”的产生，无法发育出成熟的中产阶级，去组成一个社会的“中层”结构。这个社会因为没有一个唯一能与支配阶级“分权”的中产阶级，结果使支配阶级的权利得以毫无顾忌的扩展。

　　早在十九世纪的上半叶，马克思对亚洲问题就已经有所关心。他和恩格斯都认为，他们研究的课题是世界的课题，成为研究对象的人类社会是西方的，也是东方的。只有关注亚洲、研究亚洲，所得的研究结果才具有真实的普适价值。

　　1853年马克思发表《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提出“亚洲式的社会”的概念，用以区别西方社会。1857至1858年之间，马克思写了不少手稿。《政治经济学批判》就是马克思这个时期手稿的一部分。根据马克思《我自己的笔记本的提要》透露的信息，人们找到这个时期马克思撰写的另外一部手稿，这就是《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1939年，这部手稿于苏联《苏联无产阶级革命》杂志第三期面世。《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六卷上册《政治经济学批判》所含的《资本章》，载有《资本主义生产以前各种形式》专节。《亚细亚的所有制形式》、《古代的所有制形式》、《日耳曼的所有制形式，它同亚细亚的和古代的所有制形式的区别》等是其中的内容。《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于1859年出版，《序言》中写道：“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1

　　按照马克思在《资本主义生产以前各种形式》一文及其他有关著作中的论述，亚细亚生产方式有如下几个特征：（一）不存在土地私有制，实行专制国家的土地国有制和公社的土地占有制；（二）农村公社长期存在，农业和手工业相结合并成为社会生产和生活的基本组织；（三）政治上实行的是专制主义政权体制；（四）具备这种生产方式的国家，还有管理公共灌溉工程等的职能。2吴泽说：“显然，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这种本质内容和特征，验诸古代东方国家的历史，是的确存在的。古代东方的奴隶国家，不论是古埃及、巴比伦，还是古印度和中国，都在不同程度上具备有上述诸特点”。3

　　本文试论马克思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的本来意义与当代启示，提出走出“亚细亚”，回归“亚细亚”的观点。走出“亚细亚”——亚细亚生产方式毕竟属于农业生产方式，与当代工商文明存在本质区别。当今倾力于改革开放，文明进步，建立与时俱进的“现代性”，势必克服旧生产方式“孤立性”、“封闭性”与“停滞性”，势必对中国本有的封闭旧习、宗法制度、自然经济给予必要批判。回归亚细亚——尊重亚洲的历史特点，关切中国的现实国情，理性地认识“亚细亚生产方式”作为亚洲社会“基因潜质”的客观与历史的存在，深切理解亚细亚生产方式与当今中国发展模式的关系，据此走通中国式社会主义的社会经济发展之路。

　　一、“亚细亚”的“原子现象”——“公社”

　　马克思对亚洲的研究起始于他对印度社会的研究。马克思在《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一文中说：“英国在印度要完成双重的使命：一个是破坏性的使命，即消灭旧的亚洲式的社会；另一个是建设性的使命，即在亚洲为西方式的社会奠定物质基础”。马克思指出在印度这样的亚洲社会，存在着一个消极的“经济基础”。正是这个“基础”，使印度社会长期“一无抵抗、二无变化”，亚洲式的农业经济方式持久延续。4

　　这里，马克思提出了“亚洲式的社会”的概念。马克思认为，所谓“亚洲式的社会”，尤其是印度，广泛地存在着一种最基本的社会组织，这就是农村公社，而“农村公社的最坏的一个特点，即社会分解为许多模样相同而互不联系的原子的现象”。同时，“公共房屋和集体住所是远在游牧生活和农业生活形成以前时期的较古的公社的经济基础。”

　　这样，马克思就对亚洲社会特点从以下几个方面作了描述：其一为“模样相同”，其二为“互不联系”。另外还通行着一种“较古”的以“公共房屋和集体住所”为特征的“公有制”方式。这成为公社的“经济基础”。

　　这样的农村公社不仅印度有，在俄罗斯也普遍存在，顽强地显示着它的生命力。一个叫哈克斯特豪森的人，1845年注意到俄罗斯“公社”。当他探知俄国社会中居然存在如此众多的农村公社，而且还都活生生地繁衍与发展着，感到十分的惊讶，将其称作“奇妙的东西”。此后他著述立说，出版《对俄国的内部关系、人民生活特别是农村设施的考察》一书，将他的“发现”公布于众。5

　　事实上在东方，从印度到俄罗斯斯拉夫民族，特别是在俄国本土，也就是通常说的“大俄罗斯”，次生形态的农村公社，一直保存到20世纪。如恩格斯所说：“在西欧，包括波兰和小俄罗斯在内，这种公社所有制在社会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变成了农业生产的桎梏和障碍，因而渐渐被消除了。相反地，在大俄罗斯（即俄国本土），它一直保存到今天，这就证明农业生产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农村社会关系在这里还处在很不发达的状态。”6

　　在俄罗斯式的“公社”中，农民是封建贵族领土或地主的农奴。农民被束缚在土地上，按公社土地所有制的旧规矩，定期重新分配土地给农民耕种，每个人都“耕种自己的一块土地”。各个家庭的人口数多少不一，因而分得的份地也各不相同，从而各个家庭向村社缴纳的税额也不等，形成复杂的等级和类别。俄国公社保留着公社成员公有制的传统。耕地、草地等由公社管理，以“份地制”的名义分成若干份，分配给各个家庭；“公社成员共同使用森林、湖泊等公地。当然，此时的俄国社会已是封建农奴制社会，农村公社早已被改组在农奴制的生产关系中，成为再生形态的农奴制农村公社了。农村公社内的农民也已被改组成为封建领主或地主的农奴。他们被束缚在土地上，受领主或地主残酷苛刻的剥削、压迫和奴役”。7

　　列宁在分析俄国村社情况时说：“领得分地的农民必然对地主有人身依附关系，因为它既然占有土地，如不实行强制，他是不会为地主干活的。于是，这种经济制度就产生了“超经济的强制”、农奴制、法律上的依附关系、没有充分的权利等诸多特点。8 然而，无论印度与俄罗斯的公社制度，“土地私有制”发育的不完善，土地在农民与农奴中的“定期分配”，农民对土地没有“所有权”，只有“使用权”，如上种种的特点都是相同的，可以说俄罗斯的主要领土在欧洲，但其社会方式与生产方式是“亚细亚”的而不是欧洲的。从马克思主义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出发，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个问题。

　　二、不存在土地私有制，这是了解东方的钥匙

　　马克思认为，在亚细亚社会中，没有产生过真正意义上的私有制。这样的私有制只存在于欧洲。他常和恩格斯就这个问题展开讨论，当读到贝尔尼埃有关东方经济制度的论述时，他对恩格斯说：“贝尔尼埃完全正确地看到，东方（他指的是土耳其、波斯、印度斯坦）一切现象的基础是不存在土地私有制。这甚至是了解东方天国的一把真正的钥匙。”9恩格斯同意这样的说法。他回信说：“不存在土地私有制，的确是了解东方的一把钥匙。这是东方全部政治史与宗教史的基础。”10这样的土地“公有制”甚至在近代的俄罗斯也保存完好。马克思认为，“以游牧民族为例（纯粹的鱼猎民族还没有达到真正发展的起点）他们偶尔从事某种耕种。这样就有了土地所有制。它是公有的，这种形式按照这些民族保持传统的程度或多或少地保留下来，斯拉夫人中的公社所有制就是这个例子。”11

　　马克思将亚洲的公社制度与这个地区的土地制度结合起来研究，认为亚洲 的“公有制”产生于公社制的社会基础之中。亚洲社会存在着两种从属关系。一是人和公社的关系，二是土地与人的关系。“共同体是实体，而个人则不过是实体的附属物，或者是实体的纯粹天然的组成部分。”12在亚洲，人不是一个独立的存在而只是作为附属物而存在，作为“公社”的附属物而存在。只有“公社”是独立的，唯有它是一个“实体”，是超越于人的最高存在。既然连“人”都是公社的附属物，人无法成为独立的实体，那么土地自然就是公社的所有。它不为个人所私有，只是被个人“占有”。马克思强调：“在亚细亚的（至少是占优势的）形式中，不存在个人所有，只有个人占有；公社是真正的实际所有者；所以财产只是作为公共的土地财产而存在。”13

　　西方国家的“私有”，主要是说土地的私有。这种“私有”，以法律的形式获得社会的认可，堪称“完全的、自由的土地所有权”。恩格斯说：“完全的、自由的土地所有权不仅意味着毫无阻碍和毫无限制地占有土地的可能性，而且也意味着把它出让的可能性”。凡是可以出卖的东西就具有商品的性质，在古代西方，土地成为商品，而在亚洲则不是。

　　恩格斯继续说：“当新的土地占有者彻底摆脱了氏族和部落的最高所有权这一桎梏的时候，他也就挣断了迄今把他同土地不可分割地连在一起的纽带。”然而亚洲没有作到这一点，“只要土地是氏族的财产，这种可能性是不存在着的”。14这就是说，土地的亚洲式的公有制是与亚洲的公社制度结合在一起的。的确我们理解马克思的这个理论可以这样设想：一方面“公社”与“公有制”是一个银币的两面，那里有亚洲的公社制度，那里就有亚洲式样的公有制存在。同时，我们又可以认识到：制度与社会结构，社会结构起决定的“基础作用”，“亚细亚”的公有制产生于“亚细亚”公社。

　　既然马克思恩格斯已经说亚洲不存在真正的“公有制”，那么中国呢？中国古代“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说明了这一点。“量人之力而授之田，量地之产而取以给公”15中国古代实行的是土地授受制度。土地为皇帝所“授”，为农民所“受”。农民所接受的土地，并不是农民的私产。农民对土地只有使用权和“占有权”而没有私有权。井田制就是这种授田制度的最明确的写照。既然农民的土地“从皇帝那里得来”，根本而言，土地归国王与皇帝所有。马克思说，在亚洲国家中“国王是国中全部土地的唯一所有者”16，存在的是土地的“国王所有制”，一种亚细亚式的土地“公有制”与“国有制”。吴泽在解读马克思的原义时说：“在古代东方国家的国王是作为建立在全国各个农村公社基础上的‘最高共同体的’代表者，也是全国土地最高的和唯一的‘所有者’。”显然，中国的土地制度确如马克思所说，属于“国王所有制”。国王是国家——“最高共同体”的代表。“国王所有制”也就是中国古代的国家所有制，即中国式的“公有制”。

现在觉得，真是不到农村，不了解农民的生活就不能了解中国，好好服务中国也很难实现。

伟人...

任何说集体化好处，对分田到户不利的，格杀无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