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丙辰年三赴京城记(1) -- 人生如梦

三个感受:

1.老乡~

2.煤字可以这样写呀~~

3.还好那时候我已经落地几个月啦~

让我们这些后辈开开眼。

如梦兄好收藏。我只能空口白话“进京介绍信”，没想到如梦兄展示一张出来。只是您的这张级别也太高了。省革委的，一般是县团级就可以了。

76年因为开不出这张介绍信而去不了北京。

第三次开会通知来得比较快，回厂没几天就又要出发了，这真是所谓“一不过二，二不过三”哈。于是乎，轻车熟路地得到了第三张进京路条，请参见附图。有趣的是，这第三张介绍信也有一点异常之处，请河里的大侠们再次鉴赏，再次有奖猜谜哈！

第三次进京，由技术科另一位蔡兄出马，他是文革前毕业的老资格，就称为老蔡兄吧。老蔡兄胖胖的身材，慈眉善目，整天笑口常开，与这样一位和气的兄长同行，真是在下的福分了。我们10月2日从上海出发，3日到京。4日在天安门前如愿留影(见图)。报到，住下来什么的，记不清了，只记住了开会那地方下车的站头叫定福庄，已经是可以看到农田的郊区了；还记得早饭吃的馒头特结实，口感也好。其实本人压根儿就没想开什么会，只是想着玩，我对老蔡兄说，兄弟这是第二回来北京，您知道上一回我呆了没两个小时就回了，这次可得好好转转咯，请兄长多多照应哈！老蔡兄回答说，如梦老弟呀，你爱上哪就上那吧，开会这儿有我盯着哪，再说这会没有我们厂子什么事儿！北京我都玩过，所以也就在会议室歇着吧。

呵呵呵，在京城那些日子我几乎每天早出晚归，故宫，颐和园，动物园，长城，……，这么说吧，反正凡是对公众开放的、该去玩的地方，都去了，就连北京的地铁，因为从来没有见识过，当年只有首都才有，所以也去坐了一回。记得那时北京地铁只有从前门到苹果园那么一段，买一张票(好像是1毛钱)，可以来回坐一次，远近一个价。前门站进去，我寻思着在哪一站下呢？把那些站名瞄了一遍，觉得好像只有“八宝山”有点意思。那天下着毛毛细雨，撑着雨伞慢慢地走进八宝山公墓，与刚刚离开的喧闹的大街成鲜明的对比，四周静悄悄的，没有一个人影，只看到一块块知名人士或无名人士的墓碑默默地站在这一个个四周长满绿草的墓堆之前。现在还记得起来的是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史特朗女士也躺在那里，“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这句话，就是先帝爷在延安窑洞里接受这位记者采访时说的，咱小学六年级的语文课本里有这一课。从那里出来，我突然意识到，原来公墓这种地方也可以作为一个安静的旅游好去处啊。

玩得最开心的是去长城的那一天，10月12日。爬到长城的风火台，照了一张相，大概那一刻想起了“不到长城非好汉”的豪言壮语，所以照片上的我显然一副不知天高地厚的样子。下得城墙来时，回市区的公交车已经没有了，据说只能步行一段路再搭火车才能赶回去。看到不远处有辆军用卡车，就走上前去问道，大哥哎你们去不去城里啊、能不能捎个脚呀？那位子弟兵特友好，回答说捎个脚当然没问题啊，不过我们还要去定陵、长陵转转，然后才回北京呢！我乐得合不拢嘴，那太好啦，我跟着你们一块去玩哈！如此一来，这天又多玩了两个景点，进城时天都已经黑了。记不清是在定陵还是在长陵参观的“地下宫殿”，但是还记得那地下宫殿(皇帝的墓穴)的两扇雕花白玉大门，当年的能工巧匠采用了从门的一侧向门轴的另一侧逐渐增厚的设计，使门的重心落在门轴上，这样石门虽然重千斤却转动灵活，用手指轻轻一拨，就能开启，真可谓独具匠心。

在京城彻底完成了旅游任务。临走时，部里的一位大姐得知我是先到上海，便问我能不能给带点文件资料到上海某个办公室，当然可以，于是我的“私人文物档案袋”里又添了一张印有“最高指示”的部级介绍信。10月16日离开首都，第二天抵沪。

当火车驶进上海站台时，映入眼帘的、每个字有一公尺见方的大幅标语使我大吃一惊：只见那“打倒”二字后面竟是包括第一夫人在内的那四位文革头面人物的大名啊！“四人帮”，这个中国近代史上臭名昭著的称谓，就是在进入上海那充满震惊的一刻，第一次见识到的。那一个时辰，我一定是震惊地张着嘴巴走出站台、来到车站广场、踏上公交车的，因为火车、公交车的车厢上、建筑物墙上、马路边“大批判专栏”上、甚至广场的水泥地上到处都贴满了、写满了“打倒”、“声讨”、“拥护”的标语。公交车载着我进入街道时，车外的情景更是激动人心、使人热血沸腾：满街都是一队队游行的队伍，满街的游行队伍都举着一杆杆旗帜和横幅标语，满街的游行队伍都敲着锣、打着鼓、喊着口号；公交车只能在马路中央象蜗牛一样慢慢地往前爬，有时候，车子的两边都是游行队伍，相向而行，锣鼓声、口号声连绵不断、震耳欲聋、响彻云霄；这震撼人心的情景从火车北站一直延续到外滩，一路上没有一个地段没有游行的队伍，整个上海城都在沸腾啊！呵呵呵，什么叫老百姓心里有一杆称？什么叫得民心者得天下？什么叫人民群众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什么叫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流者昌、逆流者亡？这就是。

我来到外滩，找到那办公室、正在向那位干部交差的时候，一位年轻人撞了进来，冲着那干部喊道：“嗨！你怎么在办公室坐得住呀？大家都上街啦！”“我不是昨儿刚参加了游行么！”“嗨！你昨天才去了一会儿，那怎么够瘾！你瞧我，都游了三天了，嗓子都哑了，真是个痛快！”事后我才想起来，在我离开北京的前几天，是看到会上有些人围在一起低声地议论着什么，脸上呈现出挺神秘的表情。原来在我和老蔡兄天安门留影的二十四小时之后，10月6日，那四员文革大将就悄悄地被“双规”了。具有讽刺意义的事情是，上海本来是王、张、江、姚经营多年的“大本营”，盘根错节，传说“上海民兵”还是“反复辟”的“第二武装力量”，但上海的老百姓却是全国第一个自发地走上街头游行，拥护“英明领袖”的果断措施，庆祝草民们的“第二次解放”，继而“打倒四人帮”的口号才传到北京以至全国各大城市。

至此，我的北京开会任务功德圆满地完成；至此，共和国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至此，我个人的生命路程也将开始一个新的起点，因为从北京回到厂里，等待我的是最后一届“工农兵大学生”的招生机会，我将搭上这趟末班车，开始新的征程。

丙辰年的三赴京城，只不过是共和国内不计其数的公费旅游中的一次。此后的三十年中，我又参加过多次公费旅游和自费旅游，后来还游到了洋人的地界。然而后来的旅游都没有像丙辰年的这一次那样曲折、那样丰富多彩、那样充满历史画面、那样刻骨铭心、那样使人终生难忘、那样值得写下来与河友们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