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帝国轻骑——清末飞霆号鱼雷炮舰 -- 海风微澜

横空出世

19世纪80年代中期，随着鱼雷武器及鱼雷艇在各国海军中的日益兴起，如何防范鱼雷艇的攻击也成了各国海军重点研究的对象，并由此诞生了一种崭新的舰种——鱼雷炮舰（Torpedo Gunboat）。它与鱼雷艇的区别在于有着不相上下的航速以及配备更加强大的武备，因此这一类军舰有时也被称作鱼雷艇捕捉舰（Torpedo Boat Catcher）。

鱼雷炮舰这一舰种最早诞生于法国。1885年法国海军设计建造了Bombe号，该舰排水量395吨，航速18节，配备了4门47mm速射炮和3门小口径机关炮。紧接着，英国建成了本国的第一艘鱼雷炮舰响尾蛇号（Rattlesnake）以及它的改进型蚱蜢级（Grasshopper class）3艘。虽然这批舰比法国的Bombe号更大更有威力，但是航速却仅能达到18.5节，这一点后来也成了鱼雷炮舰这一舰种的致命伤，面对着航速越来越快的鱼雷艇，扮演着“鱼雷艇终结者”角色的鱼雷炮舰愈加显得力不从心了，在走过10年辉煌发展之路后，鱼雷炮舰在90年代中期迅速走向衰弱，逐渐让位于另一新兴舰种——鱼雷艇驱逐舰（Torpedo Boat Destroyer），这也昭示着驱逐舰时代的到来。而鱼雷炮舰这一舰种后来也被一些学者归入了早期驱逐舰的行列。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中日两国为了加强各自的海军实力，急欲在国际军火市场上购买到现成的军舰。其中，阿姆斯特朗船厂中的一艘鱼雷炮舰（中国则称捕雷舰）吸引了中国驻英公使龚照瑗的目光。7月22日，龚照瑗向国内的李鸿章拍发电报，称这艘舰“长20丈，带抓敌雷机，2门25磅快炮，4门3磅快炮”，售价54000磅，但不包括鱼雷。如果即时成交，可包送回国。但李鸿章嫌价格太贵（当时英磅与白银比价约为1：7），起先没有订购，然而战事紧迫，现有军舰不敷使用，李鸿章最终还是决定购下此舰，并立刻通过汇丰银行汇去了10万英磅。于是，龚照瑗委托商人John Palmer,Jr，经过一番讨价还价，最后在8月12日（一说8月6日）以52500磅的价格买下了该舰。该舰被命名为“飞霆”号（Fei-Ting）。

中国购买的这艘军舰其实并非纯正血统的鱼雷炮舰，该舰的前身是位于英国考斯（Cowes）的怀特船厂（Mr.J.S.White of Cowes）于1887年在旗下的Falcon造船厂建造的货船“海蛇”号（Sea Serpent），船厂编号746号，引擎是由梅斯贝里斯公司（Messrs.Bellis and Co.）提供。船长200英尺（全长208英尺9英寸，水线长199英尺4英寸），宽23英尺，吃水6英尺。事实上，对于以巡洋舰起家的阿姆斯特朗公司来说，对鱼雷炮舰的建造所投入的力量远没有英国另两家船厂yallow和Thornycroft来的多，它总共只建造过7艘鱼雷炮舰：为英国皇家海军建造的Boomerang级（“Boomerang”、“Karrakatta”、“Plassy”、“Assaye”号）；为日本建造的龙田号（Tasuta）；为巴西建造的“Gustavo Sampaio”号和为中国建造的“飞霆”号。

“海蛇”号被阿姆斯特朗公司于1894年3月21日买下，并在埃尔斯韦克船坞（J.White & Elswick），进行了改装，船厂编号列为621号。改装时参考了Samuel White船厂的TB-81号鱼雷艇的设计。9月改装工程结束。改装后的“飞霆”号舰长197英尺7英寸（全长208英尺9英寸），宽23英尺7又1/2英寸，吃水8英尺。排水量349吨，满载排水量401吨（载90吨煤）。贝里斯公司（Belis&Co.）提供的三胀式蒸汽机2座，锅炉2座，输出马力3000匹，双轴推进，标准载煤量50吨，最大载煤量90吨（一说104吨），设计航速在输出功率是2000匹时为18节，输出功率是3000匹时为20节，而在实际的航速测试时，该舰在输出功率是1695.2匹时航速为18.66节，在强压通风状态时的输出功率是2932匹，一举跑出了21.45节的最高航速（载50吨煤）。该舰装备阿姆斯特朗3.75英寸（95mm）25磅速射炮2门、哈奇开斯3磅（47mm）速射炮4门、双联装14英寸（356m）旋回式鱼雷发射管2具，单装14英寸固定式鱼雷发射管1具。人员编制92人。

“飞霆”号的外观非常有特点。该舰有着平齐的上甲板，饱满圆润的木制舰尾，两根轻质桅杆。该舰舰首尖削，一具单装14英寸固定式鱼雷发射管安设在舰首，水下装有锋利的撞角。舰首配备一座单管21倍口径3.75英寸（95mm）主炮，炮重1.7吨，弹重25磅。（一说为4英寸口径主炮，录此备考）。主炮之前有“V”字型的防浪板，主炮之后有一个舱口，供人员出入和炮弹提升。往后是两座细长的并列的烟囱布置于舰体前部，这也是该舰外观上最大的特点。这种独特的并列烟囱设计早先主要用于小型商船，北美五大湖区的明轮渡船也是采用这种布局。将这种设计应用到军舰上的例子并不多，主要为一些鱼雷艇所采用，如1882年英国为新西兰海军开工建造的Defender级鱼雷艇。同样，在阿姆斯特朗的其他鱼雷炮舰中也并未采用此种布置方式，倒是几年前阿姆斯特朗船厂为英国建造的“维多利亚”号（HMS Victoria）战列舰采用了并列烟囱的方案。这种设计最大的好处是使得甲板上更为紧凑，可以腾出相对更大的空间来布置其他武器。当然，更大的一种可能性就是作为“飞霆”舰前身的“海蛇”号货船本来就是并列烟囱的设计，因为将动力系统并列布置可以节省空间来布置货舱，而“飞霆”在改装时保留了这套动力系统的布置方式。然而这种以商船为出发点的设计的劣势也是不言而喻的，那就是甲板下的机舱会显得异常逼仄，在如此狭小的空间内作业，对于轮机兵来说简直就是噩梦。而且一旦机舱部位中弹，两套并列布置的动力系统很可能全部瘫痪。烟囱往后是一具双联装14英寸旋回式鱼雷发射管。一座坚固的舰桥布置在舰体中央位置。舰桥分两层，下层舰桥里安装着水压舵轮等操舰设施，其上是一座横跨两舷的飞桥。飞桥左侧是一具大型探照灯，右侧的支架上安装着一座航海罗经。飞桥之后是上层舰桥，供存放信号旗箱等设施。在水密天窗之后是后部的双联装14英寸旋回式鱼雷发射管。再往后是一座露天指挥台，上面装有一座罗经和双联人力舵轮。露天指挥台之后是3.75英寸口径后主炮。该舰的两舷从前桅根部位置一直到露天指挥台之前都设有固定的档板，档板呈一定角度的外倾。在舰桥所处的舰体中腰位置以及3磅速射炮到烟囱这两处要害部位的两舷还设有坚固的舷墙，中空的舷墙内可以塞入填充物以增加防弹效果。4门3磅速射炮也被布置在这两处舷墙上。此外，舰上的两处回旋式鱼雷发射管两侧的档板上，都开有供发射鱼雷用的口门，可以通过铰链自由起倒。

蹒跚起航

当“飞霆”号顺利交付正待起锚返回祖国参战之时，8月12日，传出了英国宣布即日起严禁向交战国双方出售兵船的消息。15日，龚照瑗致电李鸿章，称可以通过由外国人出面作担保的办法将“飞霆”舰包送回国。20日，“飞霆”舰突然被英国扣下检查，因为没有悬挂大清国旗，所以暂时未被扣留。23日，龚照瑗在电报中称“阿轮工作异常”，李鸿章大惊失色，急忙去电询问，却是虚惊一场。龚照瑗的本意只是说“飞霆”来华之前“须添修饰”，故而“工作异常”。26日，龚照瑗电称只通过“作保”的办法已经很难将“飞霆”送回国了，必须通过悬挂中立国国旗的“借旗”之法才能成行。9月1日，好消息传来，龚照瑗与负责包送的格雷士已经谈妥用“借旗”的方式运送“飞霆”，并雇佣了54名前海军人员驾驶回国，但须绕道远航行驶50天左右，所有费用32000磅。如果朝廷同意，明天即可与英商麦高伦签定合同，20天内就可开行。9月6日，龚照瑗在法国巴黎与出保人、送船人、借旗人一一画押。然而到了9月13日，形势突变，英国海关以英国严守中立，不向交战国出口武器的理由正式扣留了“飞霆”舰，龚照瑗也在随后的电报中闪烁其词地称：“阿轮立据，稍有未妥处，未定行期。”19日他又电称：“英国已严查兵轮出口，必根究送船出保人与借旗国家”。11月6日，龚照瑗电称包送人已经毁约而去，如果只是借旗而没有出保人，则没有把握顺利开行。至此，虽经种种努力，“飞霆”舰终究未能成行。在扣留期间，由于考虑到该舰干舷较低，回航时路途遥远，船厂又为“飞霆”号加装了两段防浪挡板，位置是前主炮到前桅根部和后部露天指挥台到后主炮。这两处档板也可通过铰链折倒，而且拆卸非常方便。另外，前后主炮之前原有的“V”字型防浪板也被加高了一层。1895年中日《马关条约》签订后，“飞霆”舰才被英国海关放行，获准回国。6月23日，“飞霆”号在管带陈恩焘的率领下缓缓驶离泰恩河，踏上了漫漫回国之路。8、9月间该舰终于驶抵中国天津。

庚子蒙难

1900年6月17日凌晨，炮弹凄厉的嘶鸣划破了静谧的夜空，在隆隆的炮声中，西方列强开始进攻大沽炮台，拉开了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的序幕。大沽炮台进行了英勇的抵抗，但最终由于实力悬殊，炮台陷落。而此时驻泊在大沽的中国海军也遭到了灭顶之灾。中国最新锐的4艘海龙级驱逐舰不幸被俘，并被英、德、法、俄四国瓜分。而当时正在大沽船坞内修理的 “飞霆”舰也未能逃过这一劫难，它同样被联军掳去。然而，长久以来，“飞霆”舰的下落却极少被人提及。

大沽口战役爆发之时，中国海军统领叶祖珪正率领着“海容”号巡洋舰以及“海龙”、“海华”、“海青”、“海犀”号驱逐舰驻泊大沽口内的水雷营码头，而“飞霆”、“飞鹰”号鱼雷炮舰正在大沽船坞内进行修理。联军在大沽的海军主力为：英舰“阿尔杰林”（Algerine）号（排水量1050吨，1895年下水）、德舰“伊尔提斯”（Iltis）号（排水量895吨，1898年下水）、法舰“里昂”（Lion）号（排水量503吨，1884年下水）、俄舰“海狸”号（排水量950吨，1884年下水）、“基立亚克”（Guiliak）号（排水量963吨，1897年下水）、“朝鲜人”（Koreets）号（排水量1213吨，1886年下水）。可以说，当时在大沽口的中国海军相比联军毫不逊色，尤其是3000吨级的巡洋舰“海容”号，装备多门新式克虏伯速射炮，其战斗力更是令联军舰只难望其项背。可是，叶祖珪这位当年曾在甲午黄海大海战中与日舰殊死搏斗的海军宿将却匪夷所思地采取了“不抵抗”政策，坐视大沽炮台的陷落和联军对“飞霆”等舰的掳掠，而将他的旗舰“海容”号与联军军舰靠泊在一起熄火抛锚，接受联军的处置。“飞霆”舰就这样被自己人出卖了，但是关于它究竟是被哪个国家掳去的，历来众说纷纭。

根据一份1902年的中国政府官方文件记载，在联军与大沽炮台激战前几小时，大沽船坞就被另一股联军占领了。据此有人认为这是6月15日夜先期登岸的日军所为，而“飞霆”舰也是被日本掳去的。这一说法一直延续了很久，直到1973年，英国出版了当年亲历大沽口战役的英国人Roger Keyes的著作《Adventure Afloat and Ashore》，才基本为我们廓清了当年“飞霆”舰被俘的历史原貌。Roger Keye当时任英国“名誉”（Fame）号驱逐舰舰长，大沽口之战爆发时他正与另一艘英国驱逐舰“鳕鱼”（Whiting）号奉命监视中国4艘“海龙”级驱逐舰的动向。据他事后回忆，俄国最有可能将“飞霆”据为己有。Roger Keye在大沽口战役打响后迅速率舰进入大沽船坞，成功地俘获了4艘“海龙”级驱逐舰，并控制了另一艘中国鱼雷炮舰，由于人手不够，他没有在这艘鱼雷炮舰上派驻人员，只是升起了一面白旗。当他将4艘“海龙”级驱逐舰处置停当后第二次赶到大沽船坞时，却惊愕地发现俄国人出现在他的眼前！在他的《Adventure Afloat and Ashore》书中有一幅大沽船坞的示意图，图中就赫然标注着这艘中国的鱼雷炮舰，并且引用了他日后提交给政府的官方报告中的一段话来描述这艘中国军舰：“令我们极度愤慨的是，在我们早已占领的大沽船坞的码头边竟并排停靠着两艘俄国鱼雷艇，而此前他们一直是驻扎在东沽码头的。一艘中国鱼雷炮舰的旗杆上已被挂上了一面俄国国旗。”在这里，Roger Keyes虽然没有直接指出这艘中国鱼雷炮舰就是“飞霆”舰，但是根据种种迹象判断，这艘被俄国俘虏的中国鱼雷炮舰就是“飞霆”。

随着一份珍贵的中俄之间的归还协议的发现，“飞霆”舰的下落终于水落石出了——俄国掳走了“飞霆”舰！在大沽口战役后，联军继续驻扎在大沽直到1901年9月7日《辛丑条约》签订。然而，俄国却继续霸占着大沽的干船坞直到1902年8月。在这两年中，很多俄国船只，包括军舰都曾在大沽船坞进行修理。此外，俄国还将大批大沽船坞的机器设备拆除运往俄国。这批机械设备直到二战末期才在满洲地区被意外发现。1902年8月23日中国政府向俄国政府提出抗议，要求俄国政府归还在战争期间从中国抢掠的机器设备。其中关于归还大沽船坞的设备的谈判于1902年12月19日结束。双方签署了归还协议。

协议文件中列出了俄方需归还的物品及建筑设施，包括工作车间、干船坞、厂房建筑，甚至包括桌椅家具。而“飞霆”舰也赫然列在了归还之列。这份协议经人翻译后由袁世凯于1903年1月14日送呈朝廷，其呈文如下：

经大俄国与该公司在上海审断后如何再定，合立折据。请烦查照，须至折书。谨将俄国金弁将所送交还西沽厂坞单据译呈钧鉴。

大俄国于西历一千九百年暂占大清国天津之西沽地方，机厂全座，船坞一所，干坞一所，飞霆船、挖泥船、小火轮、舢板各项，均于西历一千九百零二年十二月十九号一律交还大清国收管。合立单据为照。

大俄国水师弁将金得理具

另附交还各厂并器具开列条目

虽然“飞霆”舰最终重回祖国的怀抱，然而此时它的舰况却是糟糕透顶，舰上多数设施都被俄国人拆除带走了，实际上俄国归还的仅是一具空壳。

据推测，俄国人在掳走“飞霆”号之后并未对其进行修复。义和团运动结束后，“飞霆”被拖出干船坞，任其漂浮在水面上，没有任何证据显示该舰被重新启用或被用于其他用途。“飞霆”很可能就是这样被俄国人弃置达两年之久，而其舰上的大部分设备，从枪炮到阀门，都被拆卸下来用在了修理俄国人自己的船舶之上了。

时乖命蹇

“飞霆”舰此后又在中国海军中存在了很长一段时间。欧洲的海军官员和研究各国海军的学者们很可能忽视了这样一艘千疮百孔的军舰竟然还留存于世，所以在义和团运动之后，各种海军年鉴中都未将其收录进去，只有《Brasseys Naval Annual》在1900-1909年收录了一艘名为“Pei-Ting”的中国鱼雷炮舰，这应该就是“飞霆”号，只是将英文舰名搞错了。实际上，“飞霆”舰直到回归中国的五年之后，即1907年才被重新拖入大沽船坞进行修理。然而，是年4月发生在船坞里的一次事故中，“飞霆”舰又不幸受损，修复工作从此变得遥遥无期。1909年7月，“飞霆”舰终告修竣。在历经了近十年的苦难岁月，这艘不屈的中国军舰再一次回到了人们的视线之中。它随即被编入了长江舰队，并被配置在象山港。但奇怪的是，我们可以从当时长江舰队的舰艇名册中找到“飞霆”的名字，但却未记载“飞霆”隶属于海军哪个具体部门的管辖，甚至没有被编入舰艇作战序列。

尽管此后关于“飞霆”舰的记载可谓凤毛麟角，但是在中国军阀混战的纷乱岁月里我们依然可以看到一些关于“飞霆”的零星消息。例如，1911年10月，“飞霆”被派往安庆执行巡逻任务。另外一条关于“飞霆”的记载出现在1918年北京政府海军部编纂的《海军大事记》中，里面提到1913年7月12日在湖口地区袁世凯的北洋军与“讨袁军”爆发了激战，当时的海军次长汤乡铭率领的舰队也参与了战斗，这其中就包括“飞霆”舰。

但是，有人推测，《海军大事记》中提到的“飞霆”舰可能是另一艘中国军舰，即中国于1875年在英国订购的4艘伦道尔式炮舰中的一艘。然而这一说法也有疑点，因为据1905年12月28日两江总督周馥的一份报告中称，蚊炮船 “飞霆”于当年因为舰上失火而沉没，之后就从海军中除役。此后据说又被打捞起来重新使用，于1913年被卖给福建作为盐务缉私舰。而这份1918年的史料中出现的“飞霆”舰名又没有明确标注是指哪一艘，因此，究竟是哪一艘“飞霆”参加了湖口之役，至今仍旧是一个待解之谜。

鱼雷炮舰“飞霆”在1918年后再也未见任何官方记载。1920年，“飞霆”的舰名从民国海军的舰艇序列中悄然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