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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水木社区历史版版庆征文]napolen满江红——失败的大迂回

发信人: Greenland (苍野), 信区: History

标 题: [版庆征文]napolen满江红——失败的大迂回

发信站: 水木社区 (Thu May 17 21:40:20 2007), 站内

失败的大迂回

宋理宗淳祜元年,蒙古窝阔台汗十三年,公元1241年11月,窝阔台汗病逝,蒙军对南宋的进攻告一段落。此后,蒙古内部发生了一系列权力斗争,经历了窝阔台乃马真后称制4年,贵由汗在位3年,贵由海迷失后称制3年,直到10年后的1251年,拖雷的长子蒙哥才被推选为大汗,重新开始对宋的战争。

蒙古的内部斗争之所以会纠缠如此长的时间,与蒙古的继承制度是有着很大关系的。由于文化形式的落后,蒙古长期没有一个明确的汗位继承制度。汗位继承人的选择一方面靠大汗自己的提名,另一方面也受诸王贵族忽里台大会的影响。如果说大汗没有一个明确的选择,或是有若干个互相矛盾的选择,又或是蒙古诸王贵族的意见不统一,麻烦事就来了。成吉思汗时,长子术赤和次子察合台就几乎为了汗位继承问题而兵戎相见(在《射雕英雄传》中还是郭靖阻止他们火并的),为了避免诸子之间互相残杀,成吉思汗选择了以宽厚著称的三子窝阔台为继承人。然而,蒙古人中又有“幼子守产”的传统,因此成吉思汗在西征之后将四子拖雷封在蒙古本土,其实力最强,甚至超过了窝阔台。成吉思汗死后,由于他的几个儿子中只有拖雷留在蒙古本部,便临时执掌起了军政大权,称为“监国”。2年后忽里台大会召开,许多蒙古王公干脆主张让拖雷即位,还是拖雷坚持尊重成吉思汗的遗命,才拥戴窝阔台为汗,防止了蒙古帝国的可能分裂。虽然拖雷顾全大局,不计个人名位,但他曾经担任监国并获得诸多王公拥护的这一事实,却始终让窝阔台心里不舒服。窝阔台汗4年,蒙军在三峰山大破金军主力之后北归,路上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大汗突然病了。巫师卜占之后,说道:“因为杀害金国百姓太多,所以山川神灵作祟侵害大汗,必须由亲族中一个人代死,否则病不能好。”拖雷说:“我答应过父皇,一心辅助皇兄,我愿意代皇兄死。巫师,你念咒罢。”巫师就念了咒,给拖雷饮了神水。拖雷说:“请皇兄照料我的孤儿和妻子。”不久就死了。拖雷代死之后,窝阔台的病果然就好了。这个故事显得这样的神奇而荒诞,以至于许多人猜测其实拖雷是被窝阔台毒死的。拖雷死后,窝阔台嘴上表示非常感激,并说要将汗位传给拖雷的长子蒙哥,但行动上却分掉了拖雷属下的军队,还试图逼拖雷的妻子改嫁,看来这位“宽厚”的大汗也有不宽厚的地方啊。从此,窝阔台系和拖雷系之间就结下了难舍难分的恩怨。

窝阔台死后,由于术赤长子拔都的抵制,很长时间没有能够召开忽里台大会。最终还是在拔都缺席的情况下召开了大会,大会中窝阔台长子贵由推翻了窝阔台曾经说过让蒙哥以及窝阔台的孙子(贵由的侄子)失烈门继承汗位的话(窝阔台竟然向好几个人都许过要把汗位传给他,一方面是窝阔台自己有点糊涂,另一方面也是蒙古人没有正式的汗位继承制度的缘故。若是像汉族王朝立太子那样郑重的话,就算窝阔台自己喝醉了酒胡说一气,大臣们也不能答应),自己当上了大汗,并且要求诸王公发誓以后永远拥戴窝阔台系为大汗。王公们以蒙古人特有的纯朴立下了这样的誓言“只要你的家中还留下哪怕是裹在油脂和草中,牛狗都不会吃的一块肉,我们都不会把汗位给别人”。然而,贵由汗去世之后,尽管他们家的肉还多得很(贵由的儿子和侄子都还在),拖雷系的蒙哥和忽必烈,却在术赤系的拔都的支持下把汗位又抢了回来。此后,窝阔台系和拖雷系之间的明争暗斗仍然不断,譬如窝阔台系的海都汗就长期不服忽必烈的气,甚至不惜与大汗兵戎相见。蒙哥死后,在蒙哥的两个弟弟,忽必烈与阿里不哥之间又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汗位的斗争。虽然忽必烈最终取得了胜利,但此后忽必烈系和阿里不哥系的争斗直到元朝灭亡也没有停息。具体矛盾虽然不同,但究其根本都是蒙古不健全的汗位继承制度留下的祸患。蒙古贵族间的权力之争,为南宋带来了一段宝贵的喘息时间。

在蒙古人窝里斗的这10年间,宋人可没有闲着。蒙古铁骑的剽悍,给宋人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他们发现以前许多对金人行之有效的防御策略,现在都必须重新掂量了,好在蒙古人还留下了一些时间。

1242年底,宋理宗任命余玠为四川制置使,负责重整四川防务。对欧洲人来说,这是一件值得额手称庆的大事,因为这一决策将会拯救整个欧洲文明,虽然它还没有能够挽回中国自己的命运。余玠到四川主要做了两件大事。第一件事是重新进行对四川战区的战略定位。过去的宋金战争中,四川战区的战略防御目标主要有两个,一是保卫四川内地这一经济区,二是掩护京湖战区侧翼,防止蒙军占据上游,沿江而下。然而,面对突击力与机动力远超金人的蒙古骑兵,这样的目标已经无法完成了。过去宋军只要扼守住秦岭和大巴山的几个主要隘口就可以将金兵挡在四川之外,而现在蒙军则总是能够找到宋军的防御空隙,他们甚至能够迂回到青海、西藏、云南去!就是正面进攻,蒙军的战斗力也比金兵强多了,单靠坚守一两个关口再也挡不住蒙古人了!因此,余玠做出判断,在这样的情况下只能部分放弃保卫四川内地的目标,全力保证掩护下游地区这一战略目标的实现。随着战略的变化,宋军的防御体系也必须随着进行变化,这也正是余玠做的第二件大事。过去宋军主力部署在秦岭、大巴山防线,制置使治所位于成都。现在余玠将治所移到了重庆,防御重心也随着转移到川东。更重要的是,余玠在四川内地大修山城,并将邻近的州府的治所和军民统统迁入山城。从1243到1251的8年间,南宋军民修建了20座各种各样的山城。这些山城一般因山筑就,大多挑选山势陡峭,而山顶又有大片平地、水源的地点,足以支持军民进行长期防御。山城一般还滨河而立,既可以借助河流天线以加强防御,又可以利用河流和宋军的水军优势将各个山城连为一体。表面上看起来这些山城是东一座西一座,但其实它们基本上都是沿岷江、沱江、嘉陵江和渠江这4条纵穿四川的大江而建,长江水系将这4条大江和20座山城连接在一起,宋军战船纵横江上、往来穿梭。更有利的是,当蒙军南下时,由于四川交通的困难,蒙古大军也不得不沿着江河谷地行进,这样就必须经过宋军一座又一座的山城,只能一根骨头一根骨头的啃,想要绕过宋军防御直捣腹心可就没有在平原上那么容易了。

在这些山城中,最著名的自然莫过于合州钓鱼城了。钓鱼城位于重庆以北,嘉陵江、渠江和涪江的汇合处的钓鱼山山顶,其山突兀耸立,相对高度约 300米。钓鱼城南、北、西三面环水,壁垒悬江,城周十二三里,均筑高数丈的石墙,南北各建一条延至江中的一字城墙;城内有大小池塘13个,井92眼,可谓兵精粮足,水源丰富,江边筑设水师码头,布有战船,与上下游相沟通。上控三江,下屏重庆的战略地位使得钓鱼城成为整个四川防御体系的核心。蒙军只要是从川东北而来,想要沿三江河谷南下重庆,东窥三峡,就非经过钓鱼城不可。不拿下钓鱼城,纵使少数轻骑可以绕城而过,但辎重粮草、攻城器械、水师舰船都难以通过。这样绕城而过的少数蒙古骑兵也只能对宋军后方起到袭扰的作用,而无法对重庆和三峡防御体系构成真正的威胁。时人对钓鱼城的评论“贤于十万师远矣,巴蜀不足守也”,并非虚言。将来蒙哥大汗就将在这里好好的体会这句话的涵义。

不仅四川的防务大变样,宋军在京湖战区的防御也进行了重新整顿。中路蒙军在江陵碰壁,转攻两淮之后,受命主持京湖战区防务的孟珙抓紧这个大好时机,迅速北上,收复了荆襄一带的大部分失地,特别是收复了战略重镇襄阳,并上书朝廷,请以重兵经营襄阳。此后,孟珙又先后出任四川宣抚使与京湖制置使,统一指挥四川、京湖两大战区,为两大战区的联合防御,协调分工做了大量工作。遗憾的是,这位南宋末年少有的名将英年早逝,于淳祐六年(1246)年病逝,年仅52岁。在南宋末期的将领中,虽然不乏像张世杰、李庭芝、吕文德这样有一定作战经验的宿将,也有一些像余玠、王坚这样曾经立下过重大战功,指挥才能突出的良将,但像孟珙这样攻守兼备(宋蒙合兵灭金时,是孟珙军第一个突破金朝最后一个都城——蔡州的防御,在防御战中,他也曾屡次大败金兵和蒙军),而且有着战略远见(实现襄蜀联防,经略襄阳)的名将却是凤毛麟角。如果孟珙能够多活几年,如果崖山决战中宋军统帅换成了孟珙(当然,孟珙活到84岁是不是还能指挥打仗也是个问题),战争的结局是不是会有所改变?人类的历史是不是会重新谱写呢?

孟珙死后,贾似道、李曾伯先后担任京湖制置使。贾似道当政期间,史书上并没有关于襄阳防务的特别记载。但李曾伯上任后,曾派都统高达再次收复襄阳。襄阳在孟珙恢复之后是何时丢弃的虽然没有明确记录,但以孟珙和李曾伯对襄阳的重视程度来看,襄阳最有可能是贾似道丢掉的。这位国舅爷虽然有时也有些小聪明,不完全是个草包,但是他这点聪明看起来似乎绝大部分都用在了玩乐与瞒上欺下上,最终断送掉了自己的身家性命和大宋王朝。襄阳防御体系的真正建立,还是从李曾伯开始的,他下令重修襄阳、樊城城垣,驻扎3万重兵,并争取到了朝廷100万贯屯田拨款和3年免税期,以恢复经济。但遗憾的是,李曾伯在襄樊附近再经营几个要点的要求没有得到朝廷的批准,这就使得襄樊二城处于孤立突出的地位,容易遭到蒙军的突袭和围困。尽管还算不上尽善尽美,襄阳的防御比之前还是有了很大提高,为将来吕文焕坚守襄阳6年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蒙军下回来的时候,再也不能如入无人之境般的直指长江了。

就在宋人调整防御战略的时候,蒙古人也开始重新考虑进攻的战略了。1251年,拖雷的长子蒙哥在术赤长子拔都和蒙古开国功臣速不台之子兀良合台的拥戴下等上蒙古帝国第4位大汗的宝座。刚一即位,蒙哥就开始考虑起攻宋的事情来。毫无疑问,像窝阔台那样四处分兵,全面点火的办法是行不通的。攻宋必须有明确的战略和重点,但是以哪里为重点呢?不愧是远征过欧洲,见过大场面的人,蒙哥大汗想出了一个不论是规模还是想象力都令人震撼的大战略——西南大迂回!

大迂回战略的基本点是,先派蒙哥的弟弟忽必烈和大将兀良合台指挥大军从陕西、甘肃出发,沿四川与青藏高原的边界南下,进入云南,灭亡大理国,这样就绕到了南宋三大战区的后面,再北上策应主力,一举灭亡南宋。这次大迂回将绕过近半个中国,从西北到西南,再到华南,最后指向华中,距离之遥远,路途之艰险,不亚于长征。在中国实在是史无前例的举动。而在世界范围内,具有这样规模、距离,且作为既定战略来执行的,也只有汉尼拔迂回罗马、亚历山大远征印度等聊聊几次勉强可以相比拟了。为这次远征,蒙古人做出了周密的准备。从领军的统帅——大汗亲弟忽必烈(也是下一位大汗)和在拥戴蒙哥为大汗时发挥了重要作用的兀良合台——的身份上就不难看出这支远征军的级别。虽然此次蒙古大军仍然是诸路齐出,在忽必烈南下的同时,还派出了旭烈兀(拖雷第6子,蒙哥和忽必烈的弟弟)西征,宗王也古征高丽。但与窝阔台时长子西征、次子南下相比,不难看出蒙古的战略进攻重点发生了变化,更不必提不久之后蒙哥还亲自攻宋了。据伊朗史家志费尼记载“他从东、西大军中每十人抽二人(南征)”,据波斯史家拉施特《史集》记载,迂回大军总兵力达10万人(可能包括部分汉军),直追窝阔台长子西征时的兵力。可见对整个蒙古帝国而言,这支大军也是一股举足轻重的力量!

宋理宗淳祐12年,蒙哥汗2年(1252年)七月,蒙哥正式下达了远征令。蒙古大军出萧关(今宁夏同心南),经六盘山集结于临洮(今属甘肃),练兵备战。同时,蒙哥命便宜都总帅汪德臣率军入蜀,抵嘉定(四川乐山),配合忽必烈行动。1253年九月,忽必烈率军至忒剌(今甘肃迭部县达拉沟)分兵三路南进,兀良合台率西路军,沿晏当路(今四川阿坝草原),经吐蕃境入云南;宗王抄合、也只烈率东路军经茂州(今四川茂汶)趋会川(今四川会理西),以作牵制;忽必烈率中路军,经满陀城(今四川汉原北)渡大渡河,取古清溪道南下,穿行1000公里山谷,于十一月进至金沙江畔。十二月初,东、中路军先后渡过金沙江,与西路军会师于龙首关,合力攻击,全歼大理丞相高祥所指挥的大理军主力,于十二月十五日占领大理城,斩杀高祥,国王段兴智逃奔善阐(今昆明)。1254年春,忽必烈留兀良合台继续作战,自率一部兵返回。虽然大理军主力很快就被消灭,但在云南的崇山峻岭和热带雨林里一个一个的清剿继续抵抗的山寨的工作却是旷日持久的。从1254年到1256年,整整花了两年时间,兀良合台才最终平定“大理五城八府四郡,洎乌、白等蛮三十七部”,俘虏段兴智,并在大理国的基础上设立了19个万户府,确立了对云南的统治。在这段艰难的征服历程中,蒙古军“由于路途漫长、行军艰难,该国又举国为敌、气候恶劣,他们每天都要打两三次仗,以解救自己”。据拉施特《史集》记载10万南下大军最后剩下不到2万人。

从大理征服战的后期开始,兀良合台就在做回军北上,策应主力南下的准备。1255年秋,兀良合台奉命北进四川,接应北路自利州、兴元(今陕西汉中)南下的帖哥火鲁赤和带答儿军,意图会师嘉定。从9月份开始,兀良合台“出乌蒙,趋泸江(金沙江)”,沿石门道从云贵高原进入四川盆地。经过两个多月的艰苦跋涉,在击溃了一路上秃剌蛮等部族的袭扰之后,兀良合台终于进入了四川腹地,兵临金沙江畔。然而,在宋都统张实指挥的优势水军的拦击下,兀良合台却始终没能够渡过金沙江,而不得不改变会师嘉定的初衷,而转兵东向,沿长江南岸向重庆方向进军。虽然史料中有兀良合台“却宋将张都统兵3万,夺其船二百艘”的记录,但从兀良合台不得不放弃原定战略计划来看,这至多不过是一次战术上的胜利,真正被击“却”的,多半不是宋军而是蒙古军。

不管谁击“却”了谁,兀良合台毕竟又能前进了。1255年11月,兀良合台兵至合州,北渡长江,与分别沿嘉陵江和渠江南下的帖哥火鲁赤和带答儿军会师。在历时2年多,行程上万里之后,大迂回的蒙军终于与正面进攻的蒙军会师了!然而,在完成了这样一次人类历史上伟大的壮举之后,蒙军将领们却并没有因此而欢呼雀跃。恰恰相反,他们猛然发现自己的处境丝毫没有因为大迂回的成功而得到任何的改善。自余玠督蜀之后,宋军在四川的防御重心已经由蜀口防线转移到了四川内地的众多山城,由线式防御转为基点防御。因此蒙军的会师虽然貌似把宋军的整个防御纵深打了个对穿,但实际上三路蒙军都没能攻下一座宋军的主要山城,除了杀伤一些老百姓、毁坏一些庄稼之外,对宋军并没有造成严重的杀伤。而且,几路蒙军都采取了绕过宋军坚城、轻兵突进的战术,这虽然可以让蒙古骑兵得以长驱直入宋军纵深,但也使得他们不得不甩下沉重的粮草辎重和攻城器械,从而让本来就不算太强的攻坚能力被进一步削弱了。这样一来,突入四川腹地的蒙军就陷入了极其尴尬的境地:他们虽然冲进了敌人的腹心,但却没有损害到敌人的实力。他们对宋军坚固的山城无能为力,而自己的后方却暴露在敌人的威胁之下。要知道虽然蒙古人对后方的依赖性很低,但毕竟不是完全不需要后路的。如果愿意的话,蒙军也许还可以继续再往前冲一段,但不大可能突破宋军凭借三峡天险而建的众多山城而进入京湖地区,而这不会让他们的处境有丝毫改善,只会增加后方被宋军袭击的风险。他们也许可以多杀几个老百姓、多毁坏一些农田房舍,把宋朝的经济再削弱一点点。但宋人已经尽量将军民都迁入了山顶有大片平地、水源的山城,留在河谷、盆地里可以让蒙古人烧杀的东西已经不多了。在发了一个多月的呆之后,蒙古那颜们终于做出了看似荒唐,但其实又十分合理的决策——三路大军各沿原路返回。这样一次万里迂回、南北对进的战略壮举,终于以武装大游行的形式无疾而终。成功的使得蒙古骑兵有劲使不出来,野战穿插的优势化于无形,宋军在四川的山城防御体系的有效性得到了初步验证。(蒙哥汗后来进攻钓鱼城的时候,曾有人劝说他绕过坚城,直插宋军后方,但没有被蒙哥接受。许多后人认为这是蒙哥的一大败笔。但即便是蒙哥采纳了这一意见,面对宋军基点式山城防御体系,突入四川纵深的轻装蒙军搞不好也要再次面临兀良合台的这一尴尬处境。也许这正是蒙哥汗坚持攻打钓鱼城的原因吧)

兀良合台退回云南之后,蒙哥一面继续派纽璘、塔察儿分别从四川和京湖方向保持对宋军的攻势,不断削弱宋军实力。另一方面也在不断积聚力量,打算以雷霆万钧之势一举灭亡南宋。1258年春,蒙哥兵分三路大举南下,企图一举灭亡南宋。其中蒙哥御驾亲征,指挥西路军主攻四川,忽必烈指挥中路军进攻京湖,塔察尔率领东路军佯攻两淮,以分散宋军的注意力。当然,蒙哥也没有忘记留在云南的兀良合台,命令他东出广西,再北上京湖,策应忽必烈作战。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决定。一方面,蒙哥吸取了2年前兀良合台北进四川无功而返的教训,认识到轻装急进的蒙古骑兵奈何不得南宋的山城防御体系,而京湖方向还没有建成这样的防御,也许兀良合台还能多少有些建树。另一方面,这多少也反映出了蒙哥对大迂回战略的失望。这样一支曾经被寄以厚望的迂回大军,竟然没有被用来配合大汗的主攻方向,而用于次要战场,不啻于是对大迂回战略的一个讽刺。兀良合台面对着大汗的传令特使的时候,大概心里颇有点不是滋味吧。

在对广西和越南进行了几次试探性进攻之后,1259年8月,兀良合台率四王骑兵3000,蛮兵万人向广西横山寨发起了进攻(这只是兀良合台军的前锋,后面还有后续部队)。由于远隔千山万水,兀良合台并不知道此时蒙哥已经死于钓鱼城下,蒙古主力西路军已经撤军,而忽必烈的中路军也只是为了“吾奉命南来,岂可无功遽还”,才硬撑着没有撤。兀良合台的配合行动还没有开始就已经注定了不会成功,他所能期待的最好结果只是不被宋人吃掉而已。信息不畅,是在当时的科技条件下进行长途迂回作战所不可避免的弊病。

虽然自蒙军攻克大理之后,南宋加强了在广西的防御,但兵力毕竟无法与前线的三大军区相比。兀良合台进广西时,宋军在广西的驻军一共只有15000,其中5000人守静江(桂林),其他部队分守广西各地。这样的兵力当然无法阻挡蒙古骑兵的进军,兀良合台仅用了2个月时间,就纵贯整个广西。然而,与北进四川之战十分相似的是,兀良合台的这次进军也仅仅是纵贯而已,由于极度缺乏攻坚能力,尽管蒙古骑兵在野外可以纵横驰骋,如入无人之境,但却没能攻下一座重要城池,尽管这些城池不论是坚固程度还是守军数量都远不如四川的那些山城。

进入湖南之后,兀良合台先破辰、沅二州(湖南沅陵、芷江),于11月中旬渡过湘江,17日进抵潭州(长沙)。一个多月以前,南下的忽必烈军曾派大将拔突儿南下潭州接应兀良合台,但没想到来得太早,怎么等也等不来兀良合台,反而周围宋军不断云集,严重威胁蒙军后路,拔突儿只得又撤了回去。等到兀良合台到达潭州的时候,等待他的不是拔突儿的接应部队,而是一心要切断兀良合台归路,把他们统统包饺子的新任湖南安抚使兼知潭州向士壁。两军在潭州城下拉锯了近一个月,互有胜负。向士壁虽然没能吃掉兀良合台,兀良合台也没能攻下潭州,甚至连从潭州全身而退都成了问题。最后还是忽必烈够哥们,没有忘记这个老同袍,先后派也里蒙古和铁迈赤率军6000渡江南下接应,又命张杰、阎旺于新生矶架浮桥等候,才终于使兀良合台军于1260年2月渡过长江北返。蒙军渡江的过程中又遭到了夏贵军舟师的截击,被切掉了尾巴,700(一说170)人被斩杀,为这次前无古人的万里大迂回画上了一个颇不圆满的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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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水木社区历史版版庆征文]napolen满江红——失败的大迂回2

细细品味起来,西南大迂回落得个这样的结果,实在是颇有讽刺意味。本来是要兀良合台来协助忽必烈进攻,反而变成了要忽必烈来帮助兀良合台撤退。本来是希望通过大迂回来绕过宋军的长江防线,结果却发现正面进攻的蒙军可以在长江上来来往往、畅通无阻,反倒是迂回过来的兀良合台差点被截在大江以南包了饺子。当忽必烈和兀良合台这两位大迂回的主将在长江北岸再次会面的时候,他们的心里会想些什么呢?

如果想盘点一下这次西南大迂回起到了什么作用的话,还真是一件很让人头疼的事情呢。

大迂回帮助蒙军突破了宋军防线吗?没有。不论是1255年的四川之役还是1259年的京湖之役,从正面进攻的蒙军都独立的突破了宋军的防御,并不需要兀良合台来帮忙,反倒是兀良合台需要他们的帮忙才得以撤回。

大迂回在战略上对蒙军的进攻起到了重要的策应作用吗?没有。四川之役蒙军没有能够达成任何战略目的,在宋军纵深逛了一大圈之后结束了这次野游。京湖之役更是离谱,兀良合台尚未出军整个战略进攻就已经以失败告终。而之后的桂湘作战中也一直是忽必烈在手忙脚乱的设法搭救兀良合台,而不是兀良合台在策应忽必烈。

大迂回消灭了宋军大批有生力量吗?微乎其微。在南下大理的过程中,蒙军是消灭了一些敌人,但那都是大理军队或是当地土著。四川之役中,兀良合台一路被张实压着打,除了所谓“夺其船二百艘”之外没有获得过什么胜利,而张实军总共不过3万(这还是蒙古人说的数字,很可能有所夸大),兀良合台能消灭多少宋军呢?在四川之役的后期和京湖之役中,兀良合台一直是在宋军的据点之间钻来钻去,没有攻克过什么重要的城池,也不可能对宋军有多大的杀伤。

大迂回吸引了宋军有生力量,从而为主力的正面进攻创造了条件吗?有一些,但是并不多。得知蒙军入滇之后,宋军确实在四川、广西等地加强防御,因此从其它地方抽调了一些军队。例如1256-1258年,宋朝先后派吕文德、吕逢年入播州(贵州遵义)等地筹措对滇防务,又以李曾伯为广南制置使负责广西方向对滇防御,而且兀良合台在北上京湖的过程中也调动了一些湖南的宋军。但是这些宋军的数量都不多,远及不上正面战场。李曾伯以制置使之尊,节制的兵马不过15000,四川、贵州、湖南等方向的守军多半还不及此数。与正面三大战场动辄用兵十几万(如在京湖战区沿江阻击忽必烈军的宋军就有“兵十万,舟二千”)相比,这实在是个不怎么起眼的小数目。如果把参与大迂回的蒙军的占全军的比例和参与对滇防御的宋军占全军的比例做一个比较,相信前者一定远远大于后者。

大迂回扩大了蒙古帝国的占领区,从而加强了蒙军的实力吗?微乎其微。蒙军在大迂回的过程中征服了大理全境,设立云南行省,确实取得了一些地盘。然而,这块土地在当时还属于蛮荒之地,开发程度很低,无法给蒙军提供多少物质支持。而且地方平定不久,各种各样的反抗势力仍然此起彼伏,能保持稳定已经不容易,更谈不上大规模的获取资源。虽然京湖之役兀良合台军中有“蛮兵万人”,似乎是在云南征发的土著士兵,但这些部队一则数量并不大,二则质量也不见得很好,此后也没有见到他们有什么突出的战绩。而且此后蒙军再也没有从云南向南宋发起过大规模进攻,也就更谈不上从云南获得什么兵员或是物资上的支持了。

成果是这些,而代价又是什么呢?大迂回蒙军出发的时候,据伊朗史家记载“从东、西大军中每十人抽二人(南征)”,总兵力达10万人。就算这个数字有所夸大,但从领兵统帅是忽必烈和兀良合台来看,夸大的程度应该是相当有限的。经过数年征战,据拉施特《史集》记载10万南下大军最后剩下不到2万人,而这大概还只包括了征服大理过程中的损失,而没有考虑四川和京湖两役中的伤亡。兀良合台进军广西的时候手下只有13000人,其中蒙古骑兵只剩3000,虽然这不是进军京湖的蒙军的全部,但鉴于兀良合台本人在这支部队中,这应该是大迂回蒙军的主力所在。潭州之役时,兀良合台军连北撤都成了问题,要靠忽必烈的6000援军支援,由此来看,兀良合台军此时的总数大概顶多也就是万把人。从10万人到1万人,中间的差额虽然也包括了留守云南的军队和忽必烈带走的军队,但大多数还是损失掉了。因为向宋军后方出击毕竟是大迂回的主要战略目的,所以忽必烈不会带走太多人,而兀良合台也不会在云南留下太多守军,否则整个大迂回行动就没有意义了。从上面这几点综合来看,蒙军在大迂回过程中损失数万(如3-4万人)应该是个保守的估计。考虑到蒙军的总数也不过三四十万,这一损失对蒙古帝国来说是伤筋动骨的。蒙军重兵在大迂回的过程中被占用和消耗,为南宋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喘息良机,得以顺利完成山城防御体系的建设。宋臣李鸣复在《乞严为广西之备疏》中提到蒙军“入蜀之兵本三十万”,由于“忽抽二十万入云南”,导致四川方向宋军压力大为减轻。与蒙军在大迂回中所付出的巨大代价相比,迂回所取得的一点点收益是远远不成比例的。总的来说,从中国版图巩固的方面来看,蒙军征服云南确实对后世有着深远的影响,但从宋元战争的角度来看,这一迂回对蒙古人来说无疑是得不偿失的。

仔细品来,蒙军在金蒙/宋元战争中进行的三次较大规模的战略/战役迂回的成效都颇值得怀疑。西南大迂回的得不偿失上文已经详细论证过了。窝阔台攻蜀期间,穆哥的阴平迂回也是以黑色幽默而告终。就连一直被奉为迂回战术的成功范例的拖雷迂回,如果认真加以审视,也是大成问题的。在三峰山之战中,蒙古以拖雷军长途迂回宋境,以打破金军"据关阻河"的潼关——黄河防线。通过佯攻汴京诱使金军在潼关的重兵放弃天险回援,然后配合从正面渡过黄河的窝阔台主力,在野战中歼灭金军主力。这一战役虽然以蒙军全胜而告终,但其中真正成功的是其中“攻城打援”的部分,而非迂回的部分。被拖雷吸引到邓州方向来的是完颜合达、移刺蒲阿等人指挥的潼关守军,也有少量其他地方驻军,但没有发现有黄河防线的驻军。也就是说,拖雷的迂回并没有削弱金军的河防实力。而在这样的情况下,窝阔台军依然很顺利的突破了黄河(事实上,此前蒙军虽然有强攻潼关不克的记录,但还没有大举强渡黄河不过的记录)。这样一来,拖雷的迂回就完全变成了多余,蒙军大可直接从离潼关较远的地段渡过黄河(不用分兵迂回,蒙军渡河只会更加容易),然后佯攻汴京,围城打援。一样可以歼灭金军驻守潼关的主力,而且还省了很多事,不用冒迂回大军受挫或被各个击破的风险。

蒙军之所以对迂回战术如此钟情,是与其传统的围猎战术分不开的。奔驰于茫茫的草原大漠之上的蒙古骑兵,常常习惯于不与敌人(或者猎物)正面硬顶,而是迂回其侧翼后方,出其不意,形成合围,再趁敌人慌乱之机一举歼敌。对于草原大漠这种便于骑兵机动的地形来说,迂回的成本要远远小于正面突击敌人防线的成本,而且战术迂回的路程和时间都较短,通信问题也不会太难解决,容易组织迂回部队和正面部队之间的协调,加之易于达成突然性,能够攻敌不备。因此迂回战术在蒙古骑兵兴起的过程中曾经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然而,当蒙古人不加区分的把战术迂回扩大到战略迂回,地形由草原大漠变成崇山峻岭,路程由几十、几百里变成几千、上万里,时间由几天、几十天变成几个月、几年的时候,情况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首先是迂回的成本加大了。在崇山峻岭中冒着满怀敌意的土著的不断袭击而行军的代价是惊人的,西南大迂回的蒙军并未经过大战就在这些持续不断的消耗中损失了大半的力量。在蒙古骑兵具备极高的机动力和突击力,而敌人又没有一个坚强的防御正面的情况下,正面突破常常比长途奔袭数千里迂回敌人后方更容易,从而使得整个迂回行动变得毫无意义。一个典型的例子是阔端主力已经拿下了剑阁和成都,都开始回师了,负责迂回阴平的穆哥还没有过摩天岭呢。其次是战役的突然性失去了。由于路途遥远、地形崎岖,加上一路上不断遇到武装抵抗,迂回行动变得旷日持久。拖雷迂回宋境从1231年2月攻克凤翔算起,到1231年底进入金境,一共花了10个月时间。而西南大迂回更是为期好几年。敌人早就知道蒙军要从这个方向来了,战略的突然性完全丧失,战役的突然性也很难取得。再次是各部队配合行动的难度大增。在当时的通信条件下,相距几千里的两支部队要进行完善的战术配合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才会闹出当兀良合台出兵广西的时候,大汗其实已经死掉了的笑话。而兀良合台与忽必烈的援军也搞过好几次你来了我还没来、我来了你又已经走了的黑色幽默。正是由于没有考虑到这些变化,蒙古将领们常常低估了迂回的成本,而相对高估了正面进攻的成本。拖雷迂回好歹是赢了,在胜利的光环下迂回的问题并没有被察觉。穆哥虽然以失败告终,但毕竟规模不大、损失不算太惨重,也没有引起重视。终于最后迎来了规模空前的西南大迂回,以惨重的损失给蒙古那颜们狠狠上了一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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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还有一点就是他们还缺少南方情况的情报
家园 四川抵抗蒙古战史,愚人有个长帖偶觉得写得不错

还配有地图的。

家园 好文
家园 按照你的理论

迂回对于以点代面得防守不是很好

如果不是连成防线,而是每个固点的话

迂回就没有意义

迂回是要攻其薄弱之处,而不与敌人碰硬

但是每个都是固点的话,就会造成你尚没有到达敌人薄弱的地方,被你迂回的敌人就开始在后面骚扰你了

或者你迂回到后方,却发现这个你所谓的薄弱的地方也不好攻下,依然是攻坚战。

这样迂回就失去了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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