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对广西博白事件的评论和思考 -- 大可

大可注：本评论首先被大可贴在自己SOHU的博客里，然后又放在MIT BBS的政治版里，阅者甚多。不过今天发现SOHU的编辑把本文给删掉了，这实在让我奇怪（本文既不反党，也不反社会主义）、失望（没有新闻人的职业操守和属性）和鄙夷（和挥刀自宫何异）。很多时候，皇帝可恨，太监也挺可恶呢！

以下是正文：

近日新华网和新浪网都报道了广西博白地区群众因不满计划生育工作人员的粗暴作风而围攻镇政府的事件。这件事在海内外均引起了较大关注，敏感的港台媒体一开始就跟踪报道，近日美国的主流媒体例如《纽约时报》也对相关事件进行了报道。

这种较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the mass movement, the collective actions）不仅不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同时也极大的损害了政府的威信、群众的利益，在两者之间埋下了互不信任、互不合作的种子。短期内群众是更大的受害者，长期内无论政府还是群众

都不会从中得到任何利益。

对学者而言，更重要的是解释这些群众运动爆发的深层次原因。许多人认为中央政策是对的或好的（例如本次事件所牵扯的计划生育政策），把地方政府的恶劣行为解释为歪嘴和尚念错经，因此防止此类事件再度发生的对策就是对地方政府进行有效的管束和治理。这一处方当然不能说是错的，但却没有接触到问题的本质。大可和其他几个合作者（北大的刘明兴，美国德克萨斯大学A&M分校的单伟）对此问题有过专门分析，

成果发表在《经济研究》2004年第6期，名为《政府管制，法律软约束与农村基层民主选举》，该文被收录入Shunfeng Song和Aimin Chen主编的《China's Rural EconomyAfter WTO: Problems And Strategies》一书，并于去年底在美国出版。

在该文中，我们提出一项中央政策即使以法律的形式存在（例如“村委会组织法”），对地方政府的行为也可能不构成有效约束，从而存在“法律软约束”问题（借鉴了科尔内“预算软约束”的提法）。基本逻辑是这样的，面对一项中央政策，地方政府有两种

选择，执行或不执行。如果该政策和地方政府的自身利益相违背，那么地方政府有动力选择不执行。例如村委会组织法规定村民可以进行自由选举村委会干部，但地方政府和官员可能不愿意真正贯彻基层民主，从而想法设法抵制。这样一来，村民和地方政府之间就会产生冲突。

此时，中央政府的态度至关重要。究竟是按法律规定支持村民的民主诉求，还是默许某些地方政府的不当行为？我们的回答是这取决于中央政府是否依赖地方政府去实施另外一些政策，而这些政策如果在中央政府的政策优先序中占据更优先的位置，那么中央政

府就不得不在其他问题上对地方政府作出让步，在其他问题上默许甚至支持地方政府的不当行为。如果地方政府能够预期到中央政府的优先序及其决策逻辑，那么他们会更明目张胆地作出违背法律精神的举动而不必担心制裁。这就是“法律软约束”基本逻辑。

博白事件从一个侧面再次说明了“法律软约束”逻辑的合理性与有效性。计划生育是中央政府规定的基本国策，是否能执行计划生育政策相对其他政策考虑在高层政府决策者那里占据优先地位（表现为所谓的“一票否决”机制）。这样一来，即使中央三令五申

在计划生育中不得野蛮“执法”，下面的主事官员却只在乎是否能够完成任务而不计后果。因为即使出了问题（比如引发骚乱和抗议），只要完成了上面的优先任务，就不必担心受到惩罚，否则即可宣称非如此不能完成任务。而更高层的决策者担心果真如此无

法完成任务，就只好对此过程中有关官员的违法乱纪行为听之任之。只要地方官员预测到上面的决策和行为模式，他们就有足够的动力和胆量去按照利己不利人的方法来贯彻计划生育（乱罚款，乱结扎，乱拆屋）。

因此，只要中央政府不改变它的政策优先序，把实施计划生育而不是构建和谐社会放在更优先的位置，类似博白的事件还会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不断发生。而对于中央政府而言，若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此类官民冲突，实在是“非不能也”，只能是“非不为

也”的结果。

博白事件的严重性并不仅在于此。对于基层民众而言，由于他们打交道的直接对象一般是地方基层政府和官员，因此相对于后者，他们更相信中央和他们是一致的，所谓“好政策都被下面给弄歪了”（这是为什么在近日的一项调查中，显示民众对中央信任度高

的原因）。在不断的官民冲突中，民众不得已会不断向更高级的政府或中央寻求帮助。而种种反馈回来的结果如果不断印证了“法律软约束”的机制，就会不断消蚀他们对中央的信任和信心。这一过程的长远效果，实在令人担忧。这也提醒当前的决策者，需要

有更大的决心和毅力来思考在构建和谐社会中他们所应做出的必要政策调整。

再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