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军统三剑客之暴脾气的徐远举(上） -- woyan

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共党也不喜欢他。

没法子啊。

抗战胜利后，1946年1月因文强转任东北督察室主任，徐远举接替文强升任到华北任军统局北方区区长。不久戴笠因飞机失事摔死，毛人凤以副局长身份代理局长。徐远举为了巴结毛人凤，特意投其所好，经常飞到重庆陪同毛人凤或他妻子向影心赌钱打牌，总是设法输一些黄金美钞。徐本来很会打牌，与四川军政人员打牌常常赢钱，而与毛人凤打牌时总是故意输一点出来，让毛人凤很高兴，对徐自然也就青眼有加。

国民党从重庆迁回南京后，便在重庆成立“绥靖”公署。徐远举便由毛人凤保举晋升为“绥靖”公署第二处处长。

1948年春天，重庆中共地下党主办的《挺进报》，寄给了重庆绥靖公署主任朱绍良，朱看后气愤万分。他是四川地区最高军政负责人，这种报纸居然直接送到他的手中，简直是在向他挑衅。他把徐远举叫来，要求不惜一切代价限期破案。

徐当即四处撒网，到处抓人。不久根据军统重庆站打入地下党组织的特务提供的线索，终于破坏了中共重庆地下组织，前后被逮捕的中共地下党员多达130余人，包括后来因红岩出名的江姐等人。（关于此次破坏的具体内容我会把徐远举写的交待材料附在下面）

徐远举由此得到一枚四等云麾勋章，并被任命为保密局西南特区区长，川、康、滇、黔四省所有保密局掌握的公开和秘密单位以及各地警察局、稽查处、公路和运输机构的警务处、组，兵工厂的警稽组等40多个机构都由其统一指挥。此时绥靖公署主任已经由朱绍良换成了张群。张群早就认识徐，所以在张任内，徐比过去更吃香，什么事都随心所欲去办。张群做人比朱绍良更圆滑，只求徐表面上承认他是上级就行了，而徐干些什么，他完全不愿过问。徐远举抓什么人，关什么人，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并不知道也不想知道。以致当时国民党军政界都称徐远举是“半壁江山，西南红人”。

重庆解放前夕，1949年11月27日，在毛人凤的主持下，徐远举召集特务开会，当面指示他们立即行动，把渣子洞和白公馆两个看守所关押的300多人全部杀掉。11月28、29日两天，徐远举又指挥特务将重庆多家工厂炸毁，炸死炸伤护厂工人及附近居民100多人。11月30日，毛人凤、徐远举等乘飞机离开重庆飞往成都。12月9日徐远举同保密局经理处长郭旭、总务处长成希超一同飞来昆明，投奔沈醉，让其想办法安排他们飞去台湾或海南岛，但没想到他们来的当天晚上，卢汉就发动起义把沈醉扣押了起来，沈醉又交待了徐远举的住处，卢汉立刻派人去抓他，第二天早上抓的人到时，徐远举已经觉得昆明形式不对，带着警卫开车出来要去26军军部，正遇上乘着大卡车赶来逮捕徐远举的官兵。他们看到徐远举自己坐在吉普车里，便把车一横，挡住了吉普车的去路，士兵们争先恐后从大卡车上跳下，直奔吉普车而来。徐的警卫刚想掏枪反抗，徐远举便招呼道："算了，没用的，我们还是听天由命吧。"遂乖乖下车就擒。而这一天，恰好是徐远举35岁的生日。

(摘自文史资料第八册）

１９４８年，我在重庆任国民党西南长官公署第二处处长兼军统西南特区区长。这一年，是人民解放战争转入大反攻的第二年。国民党内部乱成一团，互相争吵埋怨。川滇黔康四 省是蒋介石盘踞８年的巢穴，这时也到处有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市民罢市，抗丁抗粮，反捐反税……国民党统治者如坐针毡，极度不安，为了稳定后方，加紧镇压人民的革命斗争，策划了一连串的阴谋。而我在这些罪恶活动中，秉承他们的意旨，充当了屠杀人民的急先锋。

当时坐镇西南的是西南军政长官公署长官朱绍良。１９２７年，他任蒋介石的参谋长，是在南昌、安庆扼杀革命，解散工人纠察队武装，捕杀工会领袖的刽子手。江西所谓五次“围剿”，他无役不从；红军长征后，被任为兰州绥靖主任，继续围困红军。１９４７年，蒋介石又派他来此接任张群，维持大后方的统治。

１９４８年３月的一天，朱绍良在西南长官公署打电话叫我去，一进门就训。他先把一封信交给我看，内有一份《挺进报》和给他的一封警告信，然后怒气冲冲地说：“现在还未到时候，共产党就搞到我的头上来了，在重庆这样嚣张还得了，这个火种非扑灭不可，你务必破案！”说着提笔就给我写了一 个限期破案的严厉手令。

那天正值西南长官公署照例举行党政干部会报，重庆的党团军政特务的重要头目都参加了。出席会议的有重庆警备司令萧毅肃、国民党重庆市党部主任委员龙文治、三青团特务头子罗才荣、重庆市警察局长施觉民、社会局长赵冠光、中统西南督导兼重庆实验区区长徐政、宪兵二十四团团长沙吉夫和我。朱绍良在会上大发脾气，责令军警特务机关对中共地下党组织务必清查破获，不要以为中共代表团和《新华日报》撤走了，就平安无事了。当时，大家面面相觑，无计可施。我暗暗着急，又暗中冷笑，以为这个“祸事”，大家都落一点嘛，不光把责任放在我个人身上。这是我的血手插进四 川地下党组织的开始。

压力沉重

限期破案是一个沉重的压力，顶头上司的震怒，南京方面的责难，使我感到有些恐慌，焦躁不安。特务机关的情报虽然多如牛毛，但并无确实可靠的资料，对限期破案，不知从何下手，可是就这样败下阵来，我是不甘心的。《挺进报》秘密发行已经很久了，邮检特务早就扣了许多，焚烧了许多，这些我都知道。但中共地下党组织仍然改头换面、神出鬼没地寄了出来，这是我所未料及的。

为了找到中共地下党的领导核心，１９４６年我一到重庆，就带着电讯检查科长查绥之的电讯侦察台到成都，想破坏地下党电台，又在中央军校搜捕中共组织，都未得要领。对中共办事处和《新华日报》不仅未得到一点儿线索，还受了许多假情报的蒙骗。就是遣送中共代表团和查封《新华日报》，也未捞到什么。这个行动，当时系由西南长官公署幕后策划，重庆警备司令部公开执行的。警备司令孙元良任总指挥，重庆警察局长唐毅、重庆稽查处长罗国熙和我分任区指挥。遣送分三区进行，以化龙桥《新华日报》印刷厂和红岩村为一地区；曾家岩５０号周公馆和中山三路中共办事处为一地区；以七星岗德兴里《新华日报》编辑部和纯阳洞资料室为一地区。我和唐毅、罗国熙率领军警特务，借口中共在《新华日报》藏有大批武器，准备暴动，即带领保安大队和警察总队两个营的兵力进行包围。我率人在德兴里附近埋伏，趁天不亮，借查户口为名，蜂涌而入，将《新华日报》社人员，包括报童娃娃在内，分别严密监视，逐室翻箱倒柜搜查。我命重庆站站长吕世琨率领特务，专门搜查文件资料和档案。搜索时我还巡视各处，见《新华日报》职工神态安详，毫无惧色，在军警监视威胁之下，没有一个人说一句话、做一个动作，只有编辑部负责人刘瞻和我接洽集中手续。我当场声称 “不愿回延安去的，我们表示欢迎”，职工无一应者。对军警特务，他们有的怒目而视，有的低头不语。编辑部的资料很多，只是一般性的东西，秘密文件一个字也未找着。我问去曾家岩和化龙桥的罗国熙、谈荣章，他们也说什么也没抓着。

原来本想捞一把，这时大失所望。当时国民党当局还以威胁讹诈的手法，三令五申地在报纸上发表公告，要共产党员向军警机关登记，否则以间谍罪论罪，但没有一个去登记的。

搜查《挺进报》之后，我找吕世琨及二处课长陆坚如、雷天元、季缕等心腹特务，一道研究如何继续寻找线索；还召集各兵工厂警卫稽查组长会商，都未得要领。有些特务简直是糊涂虫，对中共地下党的情况一点儿也不知道，甚至不知怎么回事。当时中共地下党的活动，不仅西南的特务机关（包括中统、军统、警察、宪兵、三青团等）摸不着情况，就连它的首脑机关南京“国防部保密局”也没有材料，更谈不上掌握其活动规律了。我当了十八年军统特务，尤其最后“白刃战”三年，接到军统局不少文件和指示，从未见到对中共地下党的活动有什么系统材料或具体的部署。就在《挺进报》事件后，毛人凤最赏识的行动处处长叶翔之跑到重庆来主持破案，我请他介绍经验，他也未说出什么名堂来。

密谋策划

蒋介石怕他的左右对他不忠实，历来都采取相互监视的政策，就是对其最忠实的宪兵特务机关也不例外，搞得军警特务机关貌合神离，各搞一套，谁也不听谁的。不仅中统和军统对立，宪兵与军统特务时常打架、流血，就是军统内部也分成郑介民、毛人凤、唐纵三派明争暗斗。只因破坏中共地下党的问题急如星火，朱长官又拍了 “金牌”，不管军警宪兵特务有什么矛盾，我还是动员全部军警宪特寻找线索。如能破案，大家都好交差；如果破不了案，大家也分摊一些责任，免得落在我一个人头上。

于是，由我作东，发出请帖，在我的住宅——曾家岩戴笠公馆举行“丙种会报”。由我和施觉民、沙吉夫、徐政４人用“转转会”的方式，聚餐联系。为了对付重庆工潮、学潮方便，另邀三青团特务头子罗才荣和重庆稽查处处长罗国熙参加。

这次会报，虽然酒席丰盛，但大家还是各怀鬼胎。首先谈话的是“御前侍卫”重庆警察局长施觉民，他操着宁波口音说，我是老粗，跟随总裁多年，才从总统府调来，对重庆的情况不太熟悉，全仗远举、子政（徐政的号）多多操劳。遵照朱长官的指示，如期破案，警察全力协助。奸滑狡诈的徐政听了施觉民的话，故作谦虚地说，对中共地下党组织虽有些材料，尚不具体，须赖大家群策群力。几句话就轻轻地推了。比较老实的沙吉夫说，宪兵没有什么办法，全靠你们军统、中统，我们可以协助行动。只有重庆稽查处长罗国熙主张在全市进行突击大检查，把警察局掌握的特种户口和过去与《新华日报》有来往的订户，都进行搜查。我最后说话，分析了当前形势和介绍了一些情况，并提出一些看法。我认为中共地下党在重庆很活跃，在各工厂、学校和警务区都有发现，《挺进报》流传所及，影响人心，我们一定要全力将它破获，找到中共地下党的线索。为此，我提出以下几个措施：一、按照《挺进报》寄发情况来看，该报肯定在重庆市或郊区，要立即清查邮路，守候邮局，派员缉捕。

二、搜索赤色书刊，严密侦察新闻界、文化界左倾人士的活动，尤其对几家民营报纸，请市党部宣传处立即配合军警搜查各书店。

三、由西南长官公署二处，速派得力人员驰奔华蓥山区，配合清剿部队严密搜捕，务必清出中共地下党的组织关系。

四、运用各种内线布置，设法接近中共地下党组织。

五、必要时在全市进行突击大检查。

六、特别注意各工厂的工人活动，各兵工厂要严密侦察戒备，工厂方面最可能发现问题。

以上办法，大家一致赞成，于是即令所属按照分配任务，分头进行。

四出猛扑

丙种会报部署决定后，宪警特务机关特别忙碌，各部门都拟定行动计划，企图破案，高级长官的手令如同“紧箍咒”、“催命符”一样，驱使特务们，四出猛扑。

邮检特务加班加点，检查每一封信件的可疑点，以杜绝《挺进报》的流传，中共地下党的警告信和《挺进报》竟然投到朱绍良之手，使邮检特务心惊胆颤，生怕漏检了，有坐牢或砍头的危险。邮局和邮筒的周围，三三两两的特务守候着，蹲伏在四处，准备抓住可疑的人。警备车满载着无辜的被捕者，不时飞驰而过，民生路到七星岗一带的书店，一次又一次遭到突然检查，光明书店、生活书店的每一本书都不放过，进步书刊统统遭到没收，书店的职工一次又一次遭到盘问和传讯。书店的门前、门后满布着特务，紧盯着进出书店的青年读者。沙坪坝、北碚、南温泉三个文教区是特务们注视的重点，军统、中统、三青团派在各学校的职业学生显得特别紧张，三青团的青年馆每晚灯火辉煌。特务头子们都亲自下去检查工作，听取汇报，我命令学运组（渝站管辖）特别要在进步学生身上寻找线索。党团汇报，天天研究新闻界、文化界、左倾人士的活动情况，拟定黑名单，以备必要时一网打荆嘉陵江两岸兵工厂，戒备森严，工厂周围加岗加哨，警卫稽查组的特务随时在工人宿舍、工人住宅进行包围和突击检查，只要搜出一本进步书籍、一张《挺进报》或一张旧《新华日报》，就要受到迫害。

西南长官公署第二处的电话日夜不停地呼叫，指挥着各地城乡的特务进行活动。突击追捕以重庆为中心，扩散到綦江、江津、吉川、璧山、永川、涪陵、长寿、垫江、大竹、邻水、广安、南川一带，就是下川东万县、云阳、巫溪各县，也都加派特务进行侦察搜捕。还特派两个军事谍报组前往华蓥山区，配合“清剿”部队搜捕中共地下党组织，招抚青年，以便发现线索，插进血手，充分暴露出国民党当局的狰狞面目。

一无所获

我在童年时听老人们讲起辛亥革命的故事，清朝在覆灭前夕，人心思变，到处是革命的火焰，清朝政府想以白色恐怖来维持其反动统治，在各地捕杀革命党人，破获革命机关，以图垂死挣扎。国民党当局这时的做法比那时更为疯狂。

对《挺进报》的侦捕网撒开以后，重庆、云阳、万县、广安等地的特务们为了争功，纷纷密报发现了中共地下党组织，我即派人驰赴各地搜捕。首先在云阳逮捕到一个叫盛超群的知识分子，由二处侦防课长陆坚如严刑追逼，盛不堪酷刑，供称他是中共云阳地下党负责人，在云阳准备武装暴动，供出了组织计划和开会情况，并提供了一张黑名单。我认为这是最好的材料，未加复讯，就命令吕世琨、雷天元率领特务前往万县抓捕。

万县专员李鸿焘率领保安队开了一部专轮直下云阳，将盛超群所供的周瑛等１０余人一并逮捕解到重庆。但经我一了解，有的是县警察局局长，有的是县财务委员会委员长，有的是县参议员……都是国民党或三青团成员及云阳县地主豪绅。盛超群代表云阳县三青团白某的一派（白某是云阳县教育局长、国民党县党部副书记长），他如此招供，是为了栽诬陷害以县党部书记长某某为首的另一派，是他们的内部矛盾，根本与中共地下党无关。至此全案扑空，不得不将全部人犯释放，还请重庆警察局刑警处长招待他们吃饭道歉，并嘱他们团结一致，反共清共。至于盛超群，我后来将他杀害于渣滓洞，还追查了他哥哥盛某在南京《新民报》的情况，他弟弟盛亚群同被株连，关了一年才释放。

第二次扑空是在万县。据万县情报组报告，说万县鱼泉中学是中共地下党的机关，该校杨吉甫是万县地下党负责人，中共地下党经常在这里秘密集会，还得到一封联络川东人民武装准备暴动的密函。于是我又派特务将杨吉甫逮捕到案，经了解，杨吉甫是个搞教育的青年，其兄杨秉商曾任四川军粮局局长，是何应钦的亲信，现任西康省府委员兼刘文辉驻南京办事处处长，同我过去认识。杨吉甫根本不是共产党员，而是特务挟嫌陷害。我只好将杨吉甫释放，并将谍报组长撤职查办，囚禁于渣滓洞，后经人一再说情，关了几个月予以释放。

第三次扑空是并未抓住中共地下党组织，却破坏了民革的一个组织。原来特务报告，中共地下党在重庆市保安路进行活动，以四川土产公司为其机关，主要负责人有杜文博、李挽澜、蔡梦慰等人。经派吕世琨、漆玉麟前往逮捕，在重庆抓到蔡梦慰，在广安抓到杜文博，搜查了四川土产公司。经了解，他们是杨杰将军领导的民革组织，杜文博是杨杰的秘书，与其兄弟杜重石在四川进行组织活动。杜重石驻香港，杜文博驻重庆，并派李挽澜赴云南和西康少数民族地区进行联络。我为了进一步了解扬杰将军的情况和他在四川的活动，将杜文博交给了雷天元。云南九九事件中，李挽澜等４人在昆明被捕。原拟将他带至重庆归案，因重庆解放未果。蔡梦慰始终坚贞不屈，几次劝降，他未接受，于一一·二七大屠杀时被杀害于渣滓洞。

打入内部

破坏《挺进报》的线索，最后是由渝站渝组组长李克昌在文城出版社布置的一个内线发现的。

李克昌是一个伪装进步的所谓“红旗特务”，是吕世琨的得力干将，狡猾而又很能吃苦，能深入下层活动（军统特务到党政机关进行内幕活动，叫深入上层；混入工农群众中活动，叫深入下层）。李克昌在重庆各工厂以“红旗特务”的恣态迷惑工人，发展军统特务。破坏《挺进报》以来，李克昌的内线布置更为活跃。

１９４８年３月的一天晚上，吕世琨偕同李克昌和一个二三十岁的青年特务向我汇报情况，说已在文城出版社发现了《挺进报》的发行据点。原来这个青年特务伪称自己是失业青年，与该社的店员陈柏林认识了。陈柏林是一个中共党员，愿意介绍他与组织发生联系，他已搬进文城出版社去住了。我就指示他说，这个做法很好，还要深入下去，最好与中共地下党直接发生联系，不要轻举妄动，以免又扑空。

过了几天，吕世琨又来向我汇报，说布置的内线已搭上了组织关系，陈柏林愿意介绍他与上级领导见面，约定于某天上午，在观音岩红球坝某工厂碰头，要求立即行动。我即命令吕世琨率同大批特务，按照约定地点等候逮捕。一会儿，陈柏林偕同内线前来与其上级见面，蹲伏在四处的特务蜂涌而上，将陈柏林及其领导任达哉一同逮捕，另外又逮捕了一个青年工人，解回二处。当时陈柏林只有１７岁，斗争经验不足，为伪装的特务所欺骗，因此遭了特务的毒手，使中共地下党受到重大危害。

酷刑追逼

军统特务机关对待革命人士，历来是用惨无人道的酷刑拷打来逼供的。特务头子戴笠、郑介民之所以得宠于蒋介石，就在于他们残酷对待革命人士和消灭他的政敌。有许多革命者经受了严刑拷打，为革命贡献了宝贵的生命。

中美合作所从最古老的刑具到最新式的美国刑具，应有尽有。这些刑具和用刑的方法有的是封建王朝遗留下来的，有的是美国特务机关传授的，有的是从德、法、日租界巡捕房学来的。按照蒋介石和美国签订的中美合作所的秘密协定，除供给军统十几万人的杀人武器外，还为军统训练刑事警察，供给全套刑事试验设备。中美特警班专设了一个刑警班，由美国特务亲自训练，二处的刑警特务大多是在中美特警班受过训练的。

这个二处对革命人士用刑时，主要采用的有老虎凳、水葫芦、踩杠子、吊杆子、竹签子种种毒刑。受过这种毒刑的革命人士，就是能够幸免于难，也要终身残废。军统审讯革命人士一开始，照例是用刑，妄图从生理上和心理上摧毁人的坚强意志。我对中共地下党员的严刑审讯，有三套恶劣的手段：一是重刑；二是诈讹；三是诱降。通过酷刑拷打和威胁利诱动摇他们的意志，如说你的上级将你出卖了，你不说不行；如说已掌握了你的全部材料，你不说不行；如说你的夫人已将你的情况全部说出来了，你不说也不行。

陈柏林和任达哉被捕后，被二处侦防课课长陆坚如用酷刑拷打了两天一夜，任不堪忍受而叛变，供出了他的领导杨清。然后令他约杨清在保安路某茶馆见面，我派二处渝组组长押同任达哉去找，转了两天的马路，于一个星期天的上午，在某茶馆将杨清抓到。我立即与陆坚如进行审讯。杨身体强壮，气宇轩昂，有革命英雄气概，问他姓名、年龄、籍贯、住址，一字不答。经用各种酷刑，他只说叫杨清，邻水人，住在过街楼某旅馆。经调查，那里根本没有这个旅馆。我用尽各种手段，审讯了一天一夜，仍毫无所得。

我怕线索中断，命特务严加看守，注意他的每一个动态。

第二天早上他写了一封绝命书，说他叫杨清，邻水人，只有一个老母亲，他以身殉党，叫她不要惦记他；另外又贿赂看守特务，送一封信到志成公司，托其伙伴代为焚毁文件。不料这个特务却把信交给我，我率人立即包围了志成公司，严密搜查，查出了杨的身份及其历史，并在他卧室下查出一个大皮包，里边有二三十份中共党员入党申请书及大批《挺进报》，才知道他叫许建业，邻水人，曾在重庆和成银行及轮渡公司任会计职务，现在是志成公司会计。我一面派特务在志成公司守候，对所有来往的人，只准进不准出，抓到了刘国定等七八人，一面将该公司董事长、经理逮捕到案。接着中共重庆市委副书记刘国定叛变，将地下党组织完全供了出来。

扩大破坏

此次中共地下党组织遭到破坏，主要是叛徒出卖，否则我是一筹莫展的。

刘国定叛变后，出卖了中共四川地下党川东工委的情况；川西工委在重庆接头的地点；华蓥山武装起义被镇压后转移的情况；《挺进报》印刷及发行据点；中共重庆城区区委的情况；以及丰都、石柱、云阳、巫溪、宜昌的组织人事情况；运动内二警的情况；中共四川地下党与长江局的联系情况等等。

另外，我根据许建业在各兵工厂的活动材料及二三十份中共党员入党申请书的名单，又大肆进行逮捕，企图摧毁整个中共四川地下党组织。我带领叛徒刘国定来到海棠溪永生钱庄经理李量才家中，去逮捕华蓥山起义领导人陈尧楷、徐相应未获，抓到了起义领导人之一邓兴邦等，又在小巷子抓到了起义的乡长及农民等四五人；在南岸一个停工的辗米厂，发现了《挺进报》的印刷地点及其主持人陈然。我派特务去逮捕陈然，第一次扑空了，第二次找到陈然家中，陈家只有一个老母和一个妹妹，其妹夫在上海民生公司工作。这次特务们去捕陈，陈然正在收藏文件，准备跳窗逃走。特务们将他抓到，搜出《挺进报》的油印机、钢板、油墨及最后一期报纸。又在川盐银行抓到古承铄及发行据点。陈然和古承铄被抓时只有２０余岁，态度非常沉静，陈然虽显娴静而斗争非常英勇。

由于叛徒的出卖，中共重庆城区区委李文祥、经济负责人王朴，以及川北中心县委的负责人都先后被抓到。根据许建业皮包内所获材料，又先后抓了兵工厂的１０余名工人。刘国定叛变之后，中共重庆市委冉益智，在北碚被捕，出卖了重庆沙磁区、北碚区、城区三部分学运及中共下川东地委组织。刘国钅志、涂孝文、江竹筠等人，以及重庆大学、中央工校、四川教育学院、湘辉学院等高等学校共产党员２０余人，均先后被捕，从而使万县、开县及重庆学运组织都遭到严重破坏。

在这些被捕的共产党员中，就我接触所及，大部分党员阶级立场坚定，节操高尚，叛变投降的只有少数人，如刘国定、冉益智、涂孝文等。国民党当局为了破坏中共长江局组织，还把叛徒刘国定弄到南京，因未得要领又返送回重庆。

迫害中共先烈

中共地下党员不愧是用先进思想武装起来的，他们为了党的利益，需要用不同的斗争方式与国民党当局进行斗争。在这方面，共产党员刘国志是最典型的一个。

刘国志是中共重庆沙磁区负责人，被叛徒刘国定出卖后，当局如获至宝，想通过他把学校的中共地下党员一网打荆因为学运是他们最伤脑筋的。１９４７年，重庆六一大整肃，逮捕了二三百名爱国学生，也未找着中共地下党组织，所以这次把抓刘国志看作是插手学运的最好机会。刘国志原是四川一个大富户家的三少爷，后来背叛了本阶级，加入了共产党。他住在政学系张群的红人——四川建设厅厅长何北衡的家中。

他大哥刘国其，是何北衡的女婿，又是四川川盐银行驻香港的经理，掌握着蒋介石的经济部部长刘航琛的对外贸易，刘航琛大半辈子贪污所得的外汇，大部分操在他的手上。侯门深似海，特务再凶再恶，也要顾虑三分。因此，我特派季缕单独深入。他乘吉普车趁早晨闯进何家，果然见到了刘国钅志。刘见来者不善，借口进去拿衣服，跑上楼便告诉何北衡的夫人说：“伯母，外面有人要抓我。”说罢就从后面逃走了。何太太正躺在床上，闻声而起，把两个特务臭骂了一顿，说：“你们是哪一部分的，敢到我家里来抓人，我家犯了什么法呀？”

搞得他们狼狈而归。

特务回来向我报告后，我感到很恼怒，即将经过情况绘声绘色地向警备司令萧毅肃和朱绍良报告，萧毅肃听后勃然大怒说：“这还了得，将何家包围起来搜查，一定要他们交人！”

我奉命照办，即将何北衡家层层包围起来，特务们入内翻箱倒柜，搜出了许多进步书籍和《挺进报》。接着我亲往搜查，把刘国志的二哥刘国铮、妹妹刘国风也找来。

过了一会儿，何北衡从成都打长途电话到西南长官公署，质问萧毅肃为什么在他家抓人，为什么包围他的公馆，语气很重。暴跳如雷的萧毅肃听了也冒了火，两个人在电话中顶撞起来，萧毅肃要何北衡到重庆来投案，朱绍良电告蒋介石和行政院长张群，检举何北衡包庇放纵共产党。同时将执行不力的特务扣押起来，搞得我几面不讨好，狼狈不堪。

刘国志逃跑了，沙磁区学运组织的线索断了，任务没完成，还惹起了一场风波。萧毅肃和何北衡闹起来了，对我不利。为了把这场风波缓和下来，我打长途电话给何北衡，一 面劝他识相点，一面告诉他不要来重庆，由我尽量设法把刘国志找到。何北衡听了，就去托四川省主席王陵基、重庆市长张笃伦，向朱绍良、萧毅肃疏通，才没把事情弄僵。但经过多方搜查，仍未找到刘国志的踪迹。

正在山穷水尽之际，我布置在重庆银行潜伏的叛徒余永忠来报说，他的上级领导来电话同他联络，叫他某日某时去北碚公园碰头。我派特务带领余永忠按时到那里，抓到了中共重庆市委的冉益智，我与陆坚如立即严刑审讯，冉益智叛变，被捕的当晚就出卖了刘国志。他说刘国志及其妻子曾紫霞，已逃往荣昌其妹夫家。我派特务漆玉麟等当晚去荣昌，将刘国志、曾紫霞逮捕，解到二处，分别囚禁于白公馆和渣滓洞。

我与叶翔之、颜齐３人当晚进行审讯。刘国志的态度非常强硬，把他绑上老虎凳，仍什么也不说，我过去一面打他耳光，一面说：“你的上级都把你出卖了，你不说我们也知道，你是有万贯家财的三少爷，搞什么共产党呵！你皮肉嫩，吃不了这个苦吧！”颜齐与他是沪县同乡，知道他的家庭情况，也劝了一番。他坚强不屈，表示他绝不当叛徒，我就未追逼下去，准备以后慢慢进行软化。曾紫霞是重庆医学院的学生，１９４７年１０月在重庆大学掩护宋廉嗣出走，她以原六一社名义进行活动，特务机关倒是早有材料的。

刘国志抓到以后，我如释重负。刘的家属怕我杀他，尽力营救，经济部长刘航琛移樽就教，登门拜访，到我家同我交朋友，希望我保全刘国钅志的性命，并在谈话中示意，只要我同意，可在他所在川康银行和川盐银行，随便用款，何北衡托我的妻舅张笃伦向我关说，又托军统特务头子曾晴初和皮世修在二处内部活动。接着，刘国志的大哥刘国其从香港赶回重庆，送了我一支名贵的手表，在何北衡家中宴请我，要求同其弟见一面。我想利用他哥哥来劝降，表示只要交出组织关系，登报声明脱离共产党，即可释放，并可以到美国去看看。他兄弟俩在我办公室见了面，刘国志劝他从家庭的利益考虑，刘国志拒绝了哥哥的劝说，没有动摇，只要求他哥哥将他家中的照片寄给他，还要了一点药品。刘国志以后就被关押在中美合作所，从未释放过。逢年过节，他二哥刘国铮不断给我送来香烟、水果等礼品，我也未买他的帐。１９４９年三四月，国共和谈之时，刘航琚何北衡给西南长官公署长官张群写了一封信，要求释放刘国志，叫他到香港去。张群将原信批交给我核办，意思只要我同意就可以了，我没有同意。何北衡还偕同曾晴初到我家来说情，我以刘国志毫无转变之意为词推托了，只释放了曾紫霞一个人。刘国志于一一·二七大屠杀时被害于中美合作所。

另一个中共地下党负责人许建业，在残酷的拷打之下，那种宁死不屈的革命精神，更令人敬佩不已。许建业被捕后，不管我用多么严酷的毒刑，都动摇不了他的革命意志。从国民党和共产党２２年的斗争中，虽然我深知单靠屠杀不解决问题，可是出于我的特务本性，生怕不杀他，不能分化中共地下党组织，我怕他在监狱中组织斗争，还是把他杀害了。

许建业同在梁山抓到的一个农民起义领导人李大荣，是由朱绍良和蒋介石核准被杀的。执行前，由长官公署军法处处长王郁芳，将他们秘密用汽车从渣滓洞看守所提解进城，在长官公署公开开庭判决，然后由二处押至大坪刑场执行的。

扑灭起义

华蓥山位居四川中部，从合川起连接武胜、广安、大竹、邻水、长寿一带。这里的人民因不堪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早就酝酿起义，因此被国民党视为眼中钉，指为“匪区”。从西南长官公署成立到四川解放前夕，只有４年的时间，国民党就先后４次派兵镇压。这４次大屠杀，我都参与或主持其事。

第一次是１９４６年夏天，由第十四军军长罗广文率部前往“清剿”，屠杀的人数以千计。

第二次是１９４７年冬，共产党员陈尧楷、陈相应等在大竹、邻水起义，达县、垫江、梁山各县农民纷纷响应，西南长官公署派整编第七十九师一个整编旅前往进剿，在大竹的杨通庙、张家场将起义军打散，搜到了许多标语、传单和文件，杀了一些参加起义的乡长和农民。第三次屠杀是在１９４８年夏，完全是由我主持的。由于重庆、广安、岳池中共地下党组织先后遭到破坏，爆发了“岳武”起义，由共产党员张蜀骏、王屏藩在岳池、武胜两县率领３０００农民起义，向岳池县猛扑，将南充保安队击溃，当场击毙南充警察局局长，震动了成都、重庆。当时，整编第七十九军已调往陕西，重庆连一支正规部队也没有，受到很大威胁，乃星夜赶调驻万县的暂七旅一个新兵营、内政部第二警察总队一个支队，以及长官公署的警卫团组成“清剿”部队，派内二警总队长彭斌为指挥官，二处副处长杨元森为副指挥官，用分进合击战术，向岳武地区进剿。另外，王陵基还调来两个保安团参加“协剿”。为了搜查中共地下党，我派大批特务组织成“识别队”、“搜索队”、“情报组”，随同杨元森前往岳池、广安、渠县一带做起义军的分化瓦解工作，破坏中共地下党的统一战线，把当地的地方势力争取过来，使起义军陷入孤立，很快遭到失败。这次，“进剿”，俘虏了起义军３００多人，将张八妹、徐世连等领导干部３０余人押到重庆，囚禁于中美合作所（大屠杀时遭到屠杀）。事后，四川省主席王陵基鉴于事态严重，还亲自前往华蓥山各县，撤换了一些反共不力的县长，解散了岳池县的两个中学。

第四次屠杀是在川东绥署主持下进行的。当时派了第一 ○八军的一个师在大竹、垫江、领水一带搞“三光”政策，起义领导人陈尧楷、徐相应在战斗中牺牲，华蓥山人民遭到血腥清洗。

祸及川康

为了破获中共川康工委，我在１９４８年曾作过两次努力，结果都失败了。

１９４９年１月，成都站站长刘鉴先、组长周生才，利用成都中央军校教官胡秋，以同乡关系搭上了中共川康工委书记蒲华辅。当时，蒲华辅想找胡秋在军校开展军运活动，结果被成都站抓到了。蒲华辅经不起考验而叛变，使他夫人和川康工委的华健等先后被捕。蒲还交出了刘迪先、刘盛亚、王文鼎等３０多人的名单。在逮捕华健时，特务们又从他身上搜出沪县专员陈离写给华健的一个证件和一张名片。刘鉴先用长途电话向我报告了这些情况，我即率领陆坚如、雷天元、漆玉麟等大批特务由重庆赶往成都，又从蒲华辅口里追出成都军运负责人韩子重、西康组织负责人任炽昌等。我先派张芸樵将韩子重诱捕到案。韩子重系四川省军管区副司令韩任民的独子，在四川省军区任参谋。我经过追逼，韩子重交出了军运组织，出卖了军管区四个参谋。我以此材料至四川省政府，命韩任民交出黄子万、王侠夫等４人。我正想驻在成都将中共川康工委所领导的组织全部破坏时，因蒋介石通电下野，政局突变，不得不停止活动，只将蒲华辅、韩子重等１０余人押回重庆，行前奖给胡秋.F５０００万元金圆券，并提升他为成都站组长。

我将陈离及韩任民的情况转告王陵基，王听后大发雷霆，即将陈离撤职，对韩任民大加斥责。

狂妄野心

俗话说：“不到黄河心不死，不见棺材不掉泪。”当时革命风暴席卷全国，国民党军队仍在疯狂挣扎，我认为这是为蒋介石尽忠效力之时，局势虽极其紧张，但还是有办法，苦撑待变，打开一条出路，维持国民党在抗日战争盘踞西南那种形势。因这种“亲美崇蒋”的思想支配，我有以下几种妄想：一、国共之争，系国际问题，两个阵营的斗争，美国决不会丢掉国民党，等美国直接出兵援助蒋介石，参加了中国的内战，形势就可以改变；二、寄托于胡宗南、宋希濂、罗广文在西南周围的百万大军，以西南的物力丰富，进可以攻，退可以守，即使失败，将力量拖到康藏高原、云藏高原，依靠国际通路，还有回旋余地；三、希望巩固川康稳定云南，认为四川军阀王陵基、杨森、孙震对蒋介石忠实，邓锡侯、潘文华没有什么作用，我都可以控制得了；四、我不大同意毛人凤的战线潜伏布置。我认为单一潜伏布置没有用。在共产党严密组织之下，在解放了的城市不能立足，必须与游击武装配合，必须乡村支援城市。西南地方势力雄厚，游击武装到处捣乱，一时肃清不了。当时毛人凤未重视这点，或者是重视不够。１９４９年３月他来重庆主持西南西北地区“工作会议”，我在“工作会议”上一再强调游击武装的重要性，建议将“中美所” 库存的美式装备，就西南的兵源来整编交警总队，以作为西南特务的基本力量，并建议各省站发动特务还乡，建立游击根据地，以备上山；同时颁发了一个西南特区工作纲要，交由各省站实施。这些意见都经毛人凤同意了以后，在重庆成立了两个交通警备旅，调了六至八个交警总队到四川和贵州整补，在四川先为他们成立四五个交警总队，即第二、第十、第十三等交警总队。当时我的野心是以乱尚乱，将西南所有反共渣滓大联合，造成一个大混乱，使共产党解放了西南也无法收拾。与此同时，开辟财源，开放烟禁，将西南鸦片烟制成毒品，用飞机运往香港外销……但是形势发展太快，未能如愿以偿。

杀人魔窟

中美合作所是国民党在重庆设立的一个专门关押共产党员和革命人士的集中营。白公馆和渣滓洞，是它的两个看守所。

中美所位于歌乐山缫丝场，方圆有四五十里地，内部建了几百栋房屋，有办公室、特务学校、电台、监狱、军火库、射击尝汽车尝修车尝坟尝医院、酒吧间等等，还有四五百亩可耕的良田和果树、花园。为了取悦蒋介石和美国特务头子梅乐斯，还修了两三座豪华的公馆，给梅乐斯修的叫梅园，又在重庆神仙洞街同样修了一座。美国派到这里来的特务前后约有一二千人。

中美合作所戒备森严，它用围墙、碉堡、岗哨、警卫严密地包围起来，任何人不能接近。１９４１年，国立六中有四个十五六岁的学生从歌乐山的小路下山，误入中美所的禁区，被特务抓到，诬陷他们是侦察中美所的小间谍，将他们长期关在这里，临解放时也将他们惨无人道地杀害了。

白公馆原是四川军阀杨森的师长白驹修的一座别墅，能囚禁１００人左右；渣滓洞是军统修的一长列监房，共有１８间，还有一栋女牢房，共能囚禁二三百人。叶挺和廖承志曾在这里被囚禁过，张学良将军也是从这里被转移到台湾的，杨虎城将军在这里关了３年，全家遭到杀害。中共四川省委书记罗世文、军委车耀先都是在这里遇害的。在这里不知杀了多少革命烈士。

当时白公馆关押的人，主要是从息烽监狱和渣滓洞看守所归并过来的。其中重要的有东北军副军长黄显声将军。他于１９３８年在汉口被扣，曾长期被囚禁于息烽监狱。许晓轩，共产党员，抗日战争时期在重庆被捕，由息烽转到这里。张学良将军的副官李英毅，一直照料张学良，１９４６年张学良将军被转往台湾时，军统重庆办事处长张严佛将他扣留下来。还有杨虎城将军的副官阎继明、张醒明等等。另外，蒋介石的卫队长何义炯，因有某种嫌疑，也被长期关押在这里。还有奇丕璋，不知与何应钦有什么纠葛被扣押；张碧天与康泽不知有什么纠葛被扣押。

渣滓洞原来已经被撤销了，１９４７年六一大整肃，逮捕了３００余名进步学生和爱国人士，我又把这个看守所恢复起来，改为西南长官公署第二看守所。我派李磊为所长，徐贵林为看守长。１９４８年，中共地下党被破坏，大部分地下党员都囚禁在这里。

白公馆、渣滓洞看守所，对革命人士动辄带脚镣手铐，随便搜身和检查寝室。渣滓洞牢房人多，设备简陋，每天只放风十几分钟，其余时间都被禁锢在阴暗潮湿的牢房里。每天吃的是发霉的米饭和一点盐水汤的菜。因营养不良，患病的人又很多，医药设备又很差。许多人因遭受长期折磨，２０多岁的人头发就变白了，很多人得了很重的慢性玻斩尽杀绝１９４９年８月，蒋介石偕毛人凤到重庆布置屠杀，命令我清理积案。毛人凤对我说：“总裁指示将杨虎城杀掉，陈仪交付军法会审，对张学良也要准备干掉。你们逮捕的共产党员择其重要者要先杀掉一批！”毛人凤还告诉我说：“陈公洽（陈仪别名）叛变，是我去奉化报告总统的，总统听了非常愤恨。狠狠地说：‘陈公洽我有什么对不起他呀，今天他又来背叛我呀！’”接着，毛人凤就命令西南特区副区长周养浩，布置杀害杨虎城将军，连同杨的秘书宋绮云夫妇及其幼子一同杀掉。在这之前，宋绮云夫妇原来不与杨虎城关在一起，１９４９年李宗仁在南京宣布释放杨虎城、张学良两将军，孙蔚如打电话到重庆说来迎接杨将军，重庆新闻界人士找到市长杨森和我，要求去看望杨将军，我因未得到蒋介石、毛人凤的指示，矢口否认杨虎城在磁器口，即将杨虎城将军用空军飞机送往贵阳黔灵山去躲避风头。杨将军见到报纸说要释放他，坚决不肯走，经我与周养浩好说歹说，杨将军提出两个要求：一是将他夫人谢葆贞的骨灰带走；二是他的孩子，无人教诲，要宋绮云夫妇去当他们的老师。我全部答应了，因此宋绮云夫妇又同他囚禁在一起，一同遇难。

关于杀害他们的地点，我主张在川黔公路的荒山僻野就地杀害，就地掩埋。毛人凤认为这样不能保密，怕出事故，于是命令周养浩到贵阳把杨提到中美所杀害。行刑的刽子手，是我组织的，挑选了西南特区行动组长熊祥、白公馆看守长杨进兴和王少山等五六个人员。我带领他们见了毛人凤，并研究了杀人的地点和方法。毛人凤命令就在中美所松林坡杀害。

为了保密，不要开枪，而用斧子和刺刀，并要毁尸灭迹，问刽子手们有无把握，熊祥、杨进兴都说他们有经验，没有问题。毛人凤叫他们立即宣誓，绝对保守秘密。到了９月６日，杨进兴将杨将军押到中美所，当晚即将杨将军及宋绮云夫妇及他们子女６人杀害于松林坡。

至于屠杀大批中共地下党员，因蒋介石、张群命我去昆明搞“九九”大整肃，我临行前命令将华蓥山起义的领导人及其他共产党员先杀掉。这次共杀害了４１人，其中成善谋、陈然等１０人是公开杀掉的；江竹筠等３１人是秘密杀害的。这次屠杀系由西南特区制定秘密计划、代区长廖宗泽核准的。

民革川康组织负责人李宗煌、王白与、周均时等５人，因张群、杨森怕落下罪名，不愿代人受过，延迟到一一·二七在中美所一并执行杀害。这是中美合作所第一次大屠杀。

过了一段时间，毛人凤又下令把渣滓洞看守所、白公馆看守所、新世界看守所囚禁的革命人士，分别造册送核，全部屠杀。他将屠杀名单交给保密局司法处副处长徐钟奇核定后，即交我和周养浩、陆景清分别执行。

１１月２７日，在白公馆、渣滓洞、松林坡三处，共杀害黄显声、许晓轩、刘国钅志、李承林、周均时、周崇化、李宗煌、王白与、黎又霖、何雪松等２００余人。其中渣滓洞的大屠杀，是我派雷天元、龙学澜、熊祥等去执行的，原拟分别勒死，因时间来不及，改用美国卡宾枪、汤姆生机关枪扫射，共杀死革命人士１００余人。新世界看守所囚禁的革命人士，由周养浩命行动组长廖雄将他们解至中美所松林坡杀害，共杀害３０余人。黄显声将军是杨进兴说周养浩找他谈话，把他骗出来，从背后用冷枪打死的。所有屠杀革命人士的刽子手，毛人凤都发给奖金。在屠杀时，有人向毛人凤请求将白公馆和渣滓洞囚禁的两个无辜婴儿留下，毛人凤严厉地斥责说：“留下来谁抚养呵，养大了叫他们来报仇吗？”屠杀完毕，为毁尸灭迹，我又命行动总队副队长钟铸人用大量汽油将渣滓洞焚毁，包括那里存放的武器弹药和物资，也全部焚毁了。

疯狂破坏

１１月中旬，人民解放军以秋风扫落叶之势进军西南，分别解放了湖北恩施和贵阳，直逼重庆。我于１５日回到重庆，蒋介石偕毛人凤又从台湾赶来，布置继续进行大屠杀和大破坏、潜伏、游击四大任务。

一一·二七大屠杀后，人民解放军已临近重庆，川鄂边区绥署主任宋希濂率领的两个兵团被解放军打得落花流水，弃甲丢盔而逃。重庆已乱成一团，军政机关人员和眷属如潮水一般狼狈逃窜，大小车辆拥挤不堪，公路交通一再为之堵塞。蒋介石唯恐解放军沿公路直下重庆，命将綦江至重庆公路大桥破坏，以阻滞解放军前进，又命毛人凤将中美所的催泪弹和毒气弹送到蒋介石的住处，可能是为了逃跑不及施放毒气。

１１月２８日中午，行政院长阎锡山发来紧急命令，令各兵工厂停工，警戒勤务交由交通警察总队接替，如违命不从，军法从事。破厂部队立即开始行动，当晚１１时都按照命令到达指定地点，同时起运炸药，装置雷管。２９日中午，蒋介石在离城２０里的山洞召开陆海空军首脑会议，决定撤出重庆，立即进行破坏。下午３时，毛人凤从山洞里用电话通知廖宗泽，下达破厂命令，又命军统特务全部撤退。下午６时，破厂命令下达到各兵工厂，即刻点火爆炸，重庆四郊成为一片火海，隆隆的爆炸声此起彼伏，给重庆人民生命财产造成重大危害。只有大溪沟电力厂，因工人勇敢护厂，破厂阴谋才未能得逞。小龙坎广播电台和军械总库，因炸药赶运不及，未遭到破坏，只廖宗泽在军械总库运走了一 部分武器，逃往广安、南充地区。

２９日晚，西南特区的特务们撤到山洞，毛人凤见副区长李修凯未到，非常惊慌地说：“李修凯不出来，我在西南的潜伏布置就完了！”我立即派特务进城寻找，也未找到。接着蒋介石又命令将停泊在重庆的所有海军舰艇一律炸沉，毛人凤接到这个命令，非常着急地说：“到了这个时候，怎么去炸呀？”

但因系蒋介石的命令，只好派人去炸，去的人因沿途汽车阻塞，行进困难，到处是爆炸声、枪炮声，只走了几公里就无法前进，又撤回山洞。我说杨森留在城内，通知他去炸，他可能有些办法。毛人凤即用电话通知杨森，杨满口答应即派海军人员去执行这个任务。到了深夜，蒋介石逃到白市驿机场，在飞机上留宿一晚，第二天偕同顾祝同、蒋经国、钱大钧等逃往成都。蒋介石临行前叫蒋经国通知杨森死守重庆，又命毛人凤将山洞、公路、桥梁、涵洞炸毁，毛人凤、杜长城派了几个人执行。我与空军的晏玉琮等待蒋介石逃跑后，见机场四周发生枪战，即率领军统特务和空军司令部人员，乘两架飞机逃往成都，行前还将空军机场的军火、物资器材和４架待维修的飞机，都装上了定时炸弹。但是所有这些，都未能阻止大西南的解放。

徐远举被抓后在昆明被关了近一年，后随同沈醉等人押解到了重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囚禁他们的地方，正是当年囚禁和屠杀共产党的白公馆，而关他和沈醉的地方正是当年关叶挺的那个房间。同时被关在其他房间的，还有国民党四川省主席王陵基、川湘鄂边区“绥靖”主任宋希濂、兵团司令钟彬等。

当时，西南公安机关的管教和预审干部中老干部很少，多是中原、宁沪杭和重庆解放后参加革命的学生，20来岁，刚作公安工作，阅历浅、社会经验缺，王陵基曾谑称他们是"童子部队"。

开始徐远举欺负他们没经验，并不配合。

有一次，一位新来的青年预审员提审徐远举，徐操一口湖北腔说："我是少将处长，你是才工作的毛头。不说是你们公安部长，也该由你们处长来问我。"拒绝回答审问。

第二天，还是这位青年预审员主审，只是旁边的的陪审坐了预审处处长--老红军于桑。

"你这军统少将，是已被打倒了的反动政府的官员；预审员虽是一般干部，但代表人民政府。彼此的共同点都落在一个'清'字上。他有责任帮助你交待清历史，你的任务是向政府坦白清历史……"于处长批评道。

善于察言观色的徐远举霎时傲气顿消。

后来一次组织战犯参观重庆人民大礼堂时，出于安全考虑，派了便衣警卫。徐远举发牢骚说："既然要我们出来参观，何必派带枪的跟着，不相信我们，怕我们逃跑!"

带队的于桑处长当既反问道："当年你抓到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除了种种酷刑，能举出组织参观的先例?就是你们的住地，原中美合作所'1l·27'大屠杀一次杀了200多人。你们制造了那么多孤儿寡母，倘若群众出于义愤，活活把你打死，该是你自己负责，还是我们工作失职?"

"失言!失言!"徐远举连忙低下了头说道。

经过几次较量，徐远举嚣张的气焰被打了下去，开始老实交代问题。还率先公开表示：“决不保留，决不扩大缩小，老老实实交代。”

当然这也不是说徐远举已经彻底的被改造，背地里他曾和沈醉说："以我们过去的所作所为而言，杀一个共产党是死罪，杀一百个也是死罪，不如痛痛快快、一下子交代清楚更舒服些，还可以受到审讯人员的表扬。"

两年后，西南公安部在白公馆后面的松林坡，修建了一座标准监狱，战犯们都搬了过去，管理也比白公馆宽得多了。徐远举原来以为，交代完罪行就会按照惩治反革命条例判处死刑，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别人可以不死，特务不能不死"。有一次还指着军统最后屠杀共产党的那条山沟对沈醉说：“你我将来就会和过去的共产党员一样，倒在那里罢了。”自搬到新监狱后，不但和在白公馆一样，还是吃中灶伙食，而且还能随便到院内散步。这时他才感到共产党不会杀他，曾说："看情况，死不了，在这里住一辈子也不在乎了。"

1954年，西南公安部被撤消，战犯暂时由地方管理，食物和管理环境又变差了，徐认为共产党的政策又变了。

一天监狱长来宣布，让每人整理自己的档案，整理完后要换地方，大家准备上路。军统内部曾管处死叫上路，所以徐远举认为处决他们的时间快到了。当管理员抱来原始档案，清点页数当面交与每人后，再三叮嘱不能丢一页。徐远举的档案有近400张，他只花了不到一个星期，便摘要整理完毕。管理员再三表扬他，说他整理得又好又快，他却冷冷地回答：“死也要死个痛快嘛!早死早脱生。”

1956，徐远举先期转至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在管理所里徐远举曾闹过两回小笑话，但我觉得他应该是闲的没事故意的。

一次是一个女干部找他核实一些材料，曾告诉他同他谈完后还要再找另一个人。徐远举谈完后就站在窗口大声喊到："XXX快点来吧，我已经搞完了，你快点来搞吧。"气的那女干部一拍桌子叫道："徐远举！你乱喊什么"。徐远举还不明白的说道："咱俩已经搞完了，该他搞了"。女干部认为徐故意占她便宜，气的找到了管理所负责人，负责人只好说这是方言误会，让徐道歉完事。

还有一次，一个四川女干部在钉钉子，找不到合适的工具，这时徐远举讨好的跑过去说:"我把锤子拿给你用吧。"那个女干部也大发雷霆，说他有意侮辱她。因为四川部分地区方言里，男的那玩意叫锤子，而锤东西的东西叫钉锤。

1959年12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在功德林监狱礼堂举行“首批特赦蒋介石集团战争罪犯大会”，首席法官宣布特赦名单，只念了杜聿明、宋希濂、王耀武、曾扩情、郑庭笈……等33名，便接着说：以上人员，改造10年，确已改恶从善，现予释放。从宣布之日起，给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权。最后由原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兼山东省党部主任委员庞镜塘代表在押战犯致感谢辞。散会后，榜上无名的人都耷拉着脑袋，默默地回到了宿舍。很多人都有一肚子的话不敢说，只有急性子的徐远举沉不住气，大声嚷道：“我也认真学习，劳动也流汗水，积极写材料，我哪件事不如人家，哪里不符合特赦标准?为什么他们能得到特赦，我们不能呢?”

管理人员针对大家这种思想，立即组织学习，座谈了好几天，才平静下来。最后还是用徐远举在座谈中和在墙报上的一句话作为“定风波”，就是：“既有首批，肯定会有二批三批。”

1960年第二批特赦，包括沈醉在内有50人特赦，还是没有徐远举。这次，是由徐远举代表在押战犯致感谢辞。沈醉在离开监狱时，说第三批一定有他，因为第一批特赦时代表致辞的庞镜塘，第二批便有他，以此类推，第三批肯定有他了。但徐远举把头一摇：“不合辩证法！我罪行太大，共产党不会放过我的。"果如他所说，第三批不但没他，四批、五批也没有他，但有意思的是每次都是由他代表在押战犯致辞。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特赦没有希望。1973年1月19日，徐远举在缝纫组劳动期间，因工作马虎，缝制的衣服不合格，让他返工，他与检验的人大吵大闹。当晚他又用冷水冲澡，刚走出卫生间即晕倒，监狱的医生认为是脑溢血，应马上送医院抢救。但当时正是文革，没人敢做主，报告层层审批，等送到北京复兴医院时已是21日上午，经抢救无效，22日凌晨死亡，终年59岁。

徐远举的死亡报告送给周恩来时，周很不满意，当时另一个战犯刘嘉树在抚顺也因治疗不及时死亡，周为此特别对这两人的死做了亲笔批示，并针对文革中战犯生活和管理水平的降低等问题，向毛泽东上书，要求恢复特赦。后经毛批准，所有战犯均在75年特赦。

1991年3月，徐远举在台湾的女儿徐继红来到了大陆，找到了徐的老上级文强要求大陆出具一个官方证明，证实徐远举是在押期间病故的。文强给公安部顾问，原主管战犯工作的姚伦写了信，并转附了徐继红的报告。经政协和姚伦的过问，公安部和秦城监狱给出了证明，后徐继红持此报告向台湾当局申请一大笔抚恤金并将徐远举的牌位入了忠烈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