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经常丢西瓜捡芝麻的黄埔大哥---记国民党中央委员曾扩情(上） -- woyan

曾扩情，49年被俘时为四川党部主任，绵阳绥靖公署副主任，国民党中央委员，中将军衔，是被俘的国民党高官中党务职务最高的官员。

曾于1894年12月生，四川威远人，出身于一个异常贫寒的佃农家庭。早年四川乡下时髦“读书入仕”， 这样，艰难的求学之路，伴随了他的青少年时代。他一度入学北京朝阳大学，一年后肄业。回到家乡后，因通晓文墨，他担任了一个家乡的民团教练，但仍然一贫如洗。不久社会流行“投笔从戎”，他也被这股风潮卷着，进入了黄埔。这时他已经30岁了，和李仙洲、范汉杰曾被同学戏称为黄埔三老，因为三个都是结婚成家后来的黄埔，范汉杰和其同岁，李仙洲比他们大一岁。周恩来在解放后接见特赦战犯时曾回忆说：他当时对这三人印象深刻,因为这三个学生的年龄比他这个老师还大，在给他们上课时感觉很有压力。

在聚集大批毛头小伙的黄埔，已成家立业的曾扩情，颇有长兄之风，对这些小字辈关爱有加，再加上年长而有世故和沉稳，因此颇得黄埔学生的爱重，被尊称为“扩大哥”。 1926年，作为被推举的学生代表，曾扩情出席了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

北伐后国民政府进入南京，因人缘和资历，曾扩情的官场轨迹更加圆熟顺当。为团结因清党、政争而分裂的黄埔学生，他被任命为中央党部秘书、党部军人部主任秘书，负责军内“清党”工作。他并兼任黄埔同学会主任秘书，实际主持了黄埔同学会，并且成为了黄埔学生中第一个国民党中央委员

正是这个貌似轻描淡写的“兼职”，使曾扩情不仅是亲切温和的“扩大哥”，他还成为早期黄埔最有权势的人物之一。解放后，他交待材料中曾这样概括黄埔同学会的权限：“无论毕业与未毕业的同学，均须在同学会的监督指挥下。……同学会不仅对同学有任命罢免之权，而且有生杀予夺之权。”

正当曾扩情的政治道路一片坦途的时候，他却开始不断的因一些蝇头小利而自毁前程。

1927年底蒋介石因在宁汉合流中与汪精卫的斗争中失利，而宣布下野，在下野后特派曾扩情以特派员的身份来到四川，拉拢军阀刘湘、杨森等人。这活干好了原本是个展示能力的好机会，没想到他衣锦还乡后，在四川却大肆受贿，有这么个贪财的特派员，军阀们自然拼命拉拢。等到曾扩情回南京时，其行李里已经多了几万元银元和无数土特产，仅川绣被面就有100多条，以致曾有报纸讥讽其为”被面特派员”。

蒋对他这个学生大为失望，认为其贪财不可重用，至此曾扩情开始在蒋面前失宠，1929年春，逼其辞去其在同学会的职务，调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组织部秘书长，已经成了一个闲职。

曾扩情到也不甘寂寞，在31年和贺衷寒、康泽等人建立了军统的前身复兴社。因其人脉广资格老，在复兴社的成立过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成为当年复兴社十三太保之一。

33年8月，蒋再次起用曾扩情，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去四川去封刘湘为”四川剿匪总司令”，这次行动可以看做蒋对曾的一次考察，按道理应该痛改前非，谨慎小心才成，没想到曾扩情做为官场老手，这次反而变本加利起来，不但收受贿赂，更接受军阀赠送的妓女和鸦片，刘湘派了一个师长陪着他在成都尽尝四川美味，一到晚上就到风月场所闲逛，曾扩情对此极为满意，还给同僚写信腆不知耻的说作为一名四川军阀的客人，真是别有一番风味。

曾在四川享尽了富贵，在给南京的电报中自然也大说刘湘的好，替刘湘要装备要军费，不但逾期不归，还让刘湘保举其在四川当师长，颇有乐不思宁的味道。当蒋介石收到刘湘的保举电报后，气的大骂曾扩情” 腐化不堪、毫无斗志”，认为一个黄埔学生却让四川军阀来保荐，是对自己的背叛，当即下令其立即回南京，回来后对曾一顿臭骂，并撤了其一切职务。

1934年4月，在好友胡宗南和刘健群的推荐下，曾扩情调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北京分会政训处处长，负责复兴社华北分社的活动。

曾扩情接手华北工作时，复兴社华北分社正处在机构瘫痪、派系林立的局面中，许多人都认为这个职务是对曾扩情的流放，没想到曾通过他的人情世故和温厚谦卑的性格及黄埔大哥的私人情谊，重新整合了华北系统。并使其的实力开始空前的强大，1935年年初，《纽约时报》曾评论“南京在北方的威信，终于能坚定地建立起来了”，又评价说，“蓝衣社已成为南京在华北的权力基础”。

当时华北处于中日情报系统交锋的前线，在曾扩情的治下，复兴社特务组织成功的使日本在华北的谍报网遭受重创，日本人对此极为不满，在事后的《何梅协定》中，特别在第二条、第五条中列出：蒋孝先、丁昌、曾扩情、何一飞之罢免。蓝衣社、复兴社等有害于中日两国国交之秘密机关之取缔，并不容许其存在。

《何梅协定》后，曾改调西安绥署政训处长，主要任务是监视张学良。在西安事变后同蒋介石一起被扣押，原本这是一个资本，但他不好好陪委员长做牢，在何应钦叫嚣武力救蒋时，却同意张学良的要求，跑去向南京广播，他大声呐喊“奔车之上无仲尼－黄埔同学一定要信赖张学良副司令，万不可各走极端，鲁莽灭裂，反而危及委座安全。”他自己认为为了领袖的安全，自己的喉咙都喊哑了，没想到委员长获释后，非但不奖赏，反而认为这是为叛军张目的“招降广播”，写下了：“晏道刚无能，曾扩情无耻，永不录用。”的手令，将曾抓了起来，交由戴笠关押。

曾扩情当时大喊冤枉。好在戴笠念及旧情，虽然坐牢，到也没难为他，还劝他说：“委员长这口气还没有出来，不杀你就已经够宽容了！你比不了钱大钧，人家身上有枪眼，你有吗？”

关了两年多后，趁着老蒋的气消的差不多，胡宗南说了好话把曾放了出来，到胡宗南的第八战区当政治部主任，还封了个中将军衔。可惜没当了两年，又被查出自己的秘书丛德滋是共产党，吓的胡宗南也不敢再用他，反而让丛德滋的家属获得了新中国成立后第00001号烈属证。

解放前曾扩情已经失势很久，党务职务虽高，却没什么实权，有一阵连自己吃饭都成了问题，不得不和成都一个女老板姘居在一起，靠人家来养活，不过他到随遇而安，自嘲道：“一个佃农之子，都当上将军了，该知足了”。49年底，解放军已经兵临成都城下，其它国民党高官都往台湾或香港跑。他也想跑，但去台湾，老蒋不同意；去香港他又没钱，竟然想了一个天真的法子，跑到附近的山里出了家当和尚。当解放军派人去抓他时，他还振振有词的说：”老衲已是出家之人，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了，尘世上的事与我无关。”当抓他的人告诉他不光是他这种出家几天的假和尚，就是出家好几年的原军统行动处长宋灰鹤这样的真和尚都给抓起来的时候。他才后悔不已。

被捕后，原本将他和王陵基临、宋希濂、沈醉等人一起关在白公馆楼上，但他认为这些人都是大官，大特务，和他们在一起没有好下场，说关在白公馆楼上的人罪恶大，关在楼下的人罪恶小，主动跑去和一群小特务和尉校级军官挤在一起。少将以上军官吃中灶，他却主动去吃大灶。50多岁的人，平常也和这些小喽罗们一起劳动，每天累的半死。直到1950年6月四兵团司令员陈赓去看望这些黄埔同学，暗示他们共产党不会杀他们后，才又主动要求去楼上，还一个劲的抱怨在楼下住了这么些日子，白受罪了。

59年第一批特赦，因曾扩情本来官就不大，表现又好，年龄也大了，就安排在第一批里。特赦后其它人都留在了北京，他却听说大儿子在沈阳而坚决要求去沈阳。去了以后才发现生活条件比北京差很多。且留京的人事后都成了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委员和政协委员，他却分配到一个工厂里干活，但他又不敢直接找共产党，就向其它特赦人员写信抱怨，后被反映到周恩来那里，经过问给特批安排了个辽宁省的政协委员。

文革最激烈的时候，他玩起了失踪，有资料说他跑到四川老家躲了起来(以中共的户口制度，个人认为不太可能)，不过怎么说到也算平安渡过了浩劫。1983年11月3日在本溪逝世。终年89岁。

不过似乎里面沈醉的材料多了些，再补充一些材料会更好一点。否则，略有平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