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筚路蓝缕 再启山林——梅贻琦先生主持清华在台复校 -- lucase

梅贻琦，字月涵，1889年生于天津，是我国现代资望最深、建树最丰的教育家之一。和他的老师张伯苓终身致力于南开中学、南开大学相似，梅贻琦毕生的事业是和清华紧密结合在一起的。1909年，他考取第一届庚款留美名额，在清华校史上的“史前期”就与学校发生了关系。除1915年初回国时在天津基督教青年会服务半年以外，他毕生在清华任职，先是数学、英文教员，后来长期任物理学教员、教授，1926年被公推为教务长，1928年代理校长，1928～1931年任留美监督，1931年12月起连任校长17年，1948年12月后离开大陆赴美保管清华基金，1955年返台创办清华原子科学研究所，成为新竹清华大学的实际创始人。梅贻琦毕生的事业在清华，他和清华的感情极深，常以“生斯长斯，吾爱吾庐”来比喻他和清华的关系。当年的清华法学院院长陈岱孙先生曾中肯地指出，梅贻琦可以说是清华大学的主要创建人，只有到了梅贻琦手里，清华大学才从一所颇有名气而无学术地位的留美预备学校跻身于国内名牌大学之列。

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清华发生“三驱校长”事件。罗家伦、吴南轩、乔万选先后离职。后长达11个月的时间，清华大学校长空缺。1931年清华大学教授会正式选聘梅贻琦为国立清华大学校长。

1931年12月，梅贻琦正式到校视事。在全校集会上发表就职演说，提出他办学的至理名言：一所大学办得好不好，主要看有没有好教授。“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更成为广为流传的名句。不过，对梅贻琦的“大师论”，不能停留在表面上，有必要把握它的完整含义。他认为好教授不是肯花钱就能请到的，好教授也不只是学问优长的学者。他说：“我们的智识，固有赖于教授的指导指点，就是我们的精神修养，亦全赖有教授的inspiration。但是这样的好教授，决不是一朝一夕所可罗致的。我们只有随时随地留意延揽而已。同时对于在校的教授，我们应该尊敬，这也是招致的一法。”他还说：凡一校精神所在，不仅仅在建筑设备方面之增加，而实在教授之得人。本校得有请好教授之机会，故能多聘好教授来校。这是我们非常可幸的事。从前我曾改易《四书》中两语：“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现在吾还是这样想，因为吾认为教授责任不尽在指导学生如何读书，如何研究学问。凡能领学生做学问的教授，必能指导学生如何做人，因为求学与做人是两相关联的。凡能真诚努力做学问的，他们做人亦必不取巧，不偷懒，不作伪，故其学问事业终有成就。

1948年冬，位于北平城西北郊的清华园已经处于解放军的控制范围内，梅校长前日进城公干，第二日傅作义就宣布全城戒严，许进不许出。梅校长遂滞留北平城内。几日之后梅校长旋即赴美，保管清华基金。

1949年，蒋介石政府败退台湾。几年后朝鲜战争爆发，在台湾喘息甫定的蒋介石又想起了他“反共抗俄，雪耻复国”的“大业”。准备利用这个绝好的机会，再一次研制原子弹，“光复”大陆。

南京政府第一次制造原子弹，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的1945年。当时的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认为欲跻身世界四强，必须要有原子弹。乃命令军工总监俞大维负责此事，并拨款十万银元和一座大礼堂为研制之用。后来中研院院士吴大猷建言，“欲要造弹，必先造人”。于是该笔款项全数划拨用作选派优秀青年赴美留学深造之用。其间多有才俊承此泽惠。李政道、朱光亚等人均借此笔款项赴美求学。后来朱光亚等人果然就为中国造出了原子弹，不过此时的中国已是换了人间。

一九五五年前后，蒋介石得到大陆密报，传大陆正在秘密研制原子弹。这个消息马上勾起了 蒋公的伤心往事，乃积极规划在台湾研制原子弹。此时他又想起来吴大猷的那句造弹必造人的话。他想起梅贻琦先生正流寓美国，于是于1956年力邀梅贻琦先生赴台，筹划原子科学研究所。

而此时梅贻琦先生开出的价码则是，回台，可以，成立原子研究所，可以，但是首先清华要在台湾复校。当时的台湾当局在大陆期间吃尽了学生运动之苦，筹划经费亦有限。且当局抱有“雪耻复国”的目标，风雨飘摇之际，稳定压倒一切。因此严格控制大陆地区的高校在台“复校”之事。当时台湾地区仅有国立台湾大学一所大学和台湾省立工学院（国立成功大学）、台湾省立农学院（国立中兴大学）和台湾省立师范学院（国立台湾师范大学）三所学院。第一所正式经国民政府教育部批准“复校”的大学是“国立政治大学”。所谓政府感念其校师生共赴国难，奋不顾身云云，特准许复校。

但“报国必要造弹，造弹必先复校”，此话道理或许欠通，但是说来冠冕堂皇，何况是层峰交待的，因此复校一请就准，而且一准就是大学，这也是破例。当时复校审查极严，一九六零年后，交大和中央相继复校，但是都只能成立学院，交大是工学院，中央是理学院。直至一九七零年后，才相继称校。

1955年《中美合作研究原子能和平用途协议》正式签字，政府决定设立原子科学研究机构，发展原子科学之研究，乃电召梅贻琦校长返国筹议。并于同年十二月，由行政院组设清华大学研究院筹备委员会，以教育部长张其昀，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国防、外交、财政、经济四部代表，暨蒋梦麟、浦薛凤、钱昌祚，陈雪屏、钱思亮、金开英、洪绅诸先生为委员。

决定：（一）校址设于新竹赤土崎。

　　　（二）先设原子科学研究所，招收研究生。

　　　（三）开办费及建筑费请政府核发，图书仪器费由清华基金支付。

翌年一月，即在台北成立筹备处，以陈可忠为主任；清华在台复校工作由此开始。

名为复校，实为建校，因为除了梅校长本人外，并无一物自北平搬来。择地、建屋、购置图书仪器、装配实验室，一切都得从头做起，历尽艰辛。

据说在申请复校的公文来往过程中，梅贻琦先生每文必在上面加盖“国立清华大学关防”大印。此印乃是北伐胜利后，国民政府亲自颁授给清华大学的正式公章。因此教育部每次回文，抬首称呼上就颇费周章。在如此困难的情况下，教育部只好准许只有一个研究所和十八名学生的清华，于1956年（民国45年）在台复校成立国立清华大学。

第一届台湾清华的研究生，共18位。任教的老师都是台大的教授兼任。当时选择清华未来的校址，有两个可能的选择，一个是在台北东部的南港，地近中央研究院。一是新竹，地近工业技术研究所，后来选了新竹。有人问梅贻琦校长，何以舍南港而就新竹？梅校长回答：“南港雨，新竹风，宁肯风大，不可雨多。”其实那时梅校长已经想定复校后的清华要走科技大学的道路不与台大争锋，因此才就新竹而舍南港。

新竹清华校园之土地，原系台湾糖业公司所有。台糖董事长凌竹铭因极为佩服梅贻琦先生，所以一口答应下来，清华用地可有台糖出让。晚间凌董事长命人送来新竹东郊地图一张，上面标明台糖地产所在，让梅校长可随意擘画。梅校长乃用一红色铅笔，像描红一样在地图上画了一圈，共约八十一甲（近2000亩）。后来有人问，十八个学生，一个研究所的清华用得了这么多地么？梅先生笑答，不多不多，将来有用。果然几年后在台复校的交大，因为已经五地可划，只好暂时借用清华土地，以备使用，20余年后方才购得新校址。而清华几十年来，从一个研究所发展出七大学院，十几个科系，而校内土地仍有富余可用。梅校长之眼光，可见一斑。

1962年5月19日，梅贻琦积劳成疾，于台大医院溘然长逝。他一生两袖清风，没有积蓄，连医药调养、丧葬费都是由校友集资的。梅贻琦去世后，人们为了纪念这位先后执掌两岸清华凡二十余年的成就卓越的“终身校长”，决定将他安葬在台湾新竹清华大学校园内。新竹十八尖山之麓所建之梅氏墓园曰“梅园”，内有墓碑两座，一座正面是蒋介石的挽词“勋昭作育”，背面是“政府褒扬令”；另一座正面是罗家伦题写的“梅校长贻琦博士之墓”，背面是蒋梦麟撰写的碑文，墓左侧建有“梅亭”。园内有校友集资所植各种名贵花木，初植时包括杏梅287株，梅花241株，旋即成林，称为“梅林”。将梅贻琦安葬在他系情毕生的清华校园，是人们对他功绩的最好肯定。将墓园放在校园之内，在古今中外，恐怕是极为罕见的。也只有一个校长毕生的事业和学校的生命完全融为一体时，这样做才是得体的。

另据新竹清华校史馆记载，清华复校的校址设於新竹，是由中国石油公司所拨让的新竹市赤土崎土地约四十二甲，连同新竹县政府赠送土地约三十四甲，又陆续收购民地，总校址面积达八十六甲有奇，约合一千三百市亩。接收之後，即着手兴建校舍，其建筑先後依次为办公大楼及东院教授宿舍、天然气柜、物理馆、新南院教授宿舍、单身教授宿舍、反应器馆、核工馆、科仪馆。建设校舍之同时，亦着手准备招生授课。四十五年九月，即招考原子科学研究所首届研究生，录取廿一人，先假台湾大学上课。课程为二年制，毕业授理学硕士学位。次年，首批校舍（办公室、教授住宅及职员、学生宿舍）完工，秋季即开始在新竹上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