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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原创]关于古代周边环境对中国发展的影响以及后来中国衰落的原因 -- 老兵帅客
关于中国的发展，一直有一种说法是中国所处的自然环境使得中国缺乏竞争的动力，从而限制了中国的发展，但是我觉得是儒家思想的守旧和中央权力的独大决定了中国的发展之缓慢。
中国疆域的扩展，是从黄河流域向四周的辐射，这个扩张到宋代结束（唐代的版图的确辽阔，但是很多都是羁縻性质的，不能够算是真正的领土；清代是另外的一次扩张时期，它和儒学无关，是国防前线问题，而且得到的多数都是当时自然情况不佳的地区，当然东北除外）。宋代不仅放弃了大理，也放弃了交趾。这个时期正是我在《关于儒家的一些看法》一文中所说的儒家的第二个阶段。
宋代以前，中国面临的都是游牧民族的袭扰，通过稳定内部来抗击还是可能的。但是宋代就不一样了。
宋代自开国以来，先后受到辽、金和蒙古/元的威胁，最终亡于元。这些政权在本身稳定以后对宋朝的威胁，本质上都不再是游牧民族式的威胁，而是封建政权之间的威胁了。除了南宋初年的短暂中兴以外，基本都处于萎靡不振的状况，原因何在？我认为有以下几个原因：
一。宋代对武人的歧视和限制。
宋代得国于后周的孤儿寡母，自然担心别人学它的样子，故而对武人防范甚严。皇帝，枢密院和兵部三分兵权，最终权力在皇帝手里。武将不久任，造成兵不识将、将不识兵。武将升迁缓慢，地位低下，军人没有地位，这些都使得宋代军力不强。南宋初年，形成了准藩镇，军力大为增强，然后朝廷又收兵权，军力于是再度衰落，以至于闹出了“符离之溃”这样的笑话。后来在蒙古/元的压力下有所振作，但是依然受制于朝廷的牵制政策，有人而不能用，终至于亡。
二。文人通过科举入仕，不必关心现实。
文人以科举入仕，只要谨慎小心，不犯错误，通过三年“磨勘”，即可升官，这样的官僚队伍自然没有活力。国家的发展和他们的升迁无关，为什么要为之费神？如果有人能够通过功劳升迁，岂不是堵塞了他们自己的机会，因此不能够给那些人这样的机会。其结果就是能人做事，难上加难。
三。儒家的保守和反对改革。
宋代的儒士是历代最舒服的儒士，有自己的尊严（太祖立誓不以言论杀人），但是很保守，程朱理学就出在这个时期。我在《关于儒家的一些看法》一文中对程朱理学所起的作用有具体的描述。宋代虽然程朱理学基本受到压制（程朱理学的危害从明代开始），但是读书人的缺乏活力则是已然存在的了。
为了解决社会矛盾，仁宗的时候曾经有过“庆历革新”，很快就因为阻力太大而销声匿迹。富弼对宋代积贫积弱有亲身的感受，神宗时入朝还建议神宗持重为上。神宗用王安石变法，得罪四方，终于失败。哲宗绍述，党争不已。至于徽宗用蔡京变法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情了，那只是设法增加收入，以便应付支出，不仅没有解决社会矛盾，反而加剧了各种矛盾，以至于弄出了“六贼”。
四。中央政府只关心自己的干强支弱，面对强敌宁可纳贡也不肯给地方以可能增强实力的机会。
在这样的情况下，虽然中国处于竞争的环境中，却没有能力通过竞争增强自己，而是设法委曲求全，得过且过，以便维护既得利益者的利益。
综上，周边环境对中国发展不利一说实际上是不成立的，关键在于国家利益和既得利益者的利益始终是分离的。
后来中国衰落的原因，我觉得是如下几个原因：
一。程朱理学的空讲“心性”使得国家的精英阶层--读书人--失去了对现实的敏感而只是坐而论道，不切实际，陷于党争而无法自拔，明朝末年这一点尤其严重。
二。中国始终讲究德治列于法治之上，其结果是难于形成近现代国家发展所必需的契约精神，具体论述可见我的《关于儒家的一些看法》一文。
三。明清两代统治者的短视和自私。明清两代又回到了宋代以前，而且重农抑商，压制言论，搞得万马齐喑。清代以弓马得天下，为了防止汉人的反抗，压制使用火器。结果弄得太平军从地下挖出来的明朝火炮居然比清朝的还要好。
四。明清两代的对外政策，讲的是制造万国来朝的虚荣，而不关心实际的利益。欧洲人探险是为了谋利，中国的郑和下西洋却只是为了宣扬国威和可能的搜寻建文帝下落，完全是亏本买卖，耗费极大，难怪仁宗上台即下令停止，宣宗稍有恢复，随后也就停止了。
综上，我认为后来中国衰落的根本问题在于国家利益和既得利益者的利益始终是分离的，国家利益的大多数承受者对国家政策没有发言权和决定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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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这篇文章后半部分更多的是讨论宋朝 -- 也是中国传统儒学发展的最后阶段 -- 之灭亡原因，可谓深刻。
中国儒家的发展，如同张艺谋的作品，在《古今大战秦俑情》，可以看到那种勃勃的生机，就仿佛先秦儒家那种“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展示出旺盛的生命力和青春的魅力。
而此后张拍摄的一系列作品，如《红高粱》，《大红灯笼高高挂》等，如两汉经学，盛唐大儒，正是踌躇满志，风采照人之时。
到了宋代，那就是绝对的统治思想，皓首穷经焚蝇雕虫无所不用其极，其真实的生命力已经消失和僵硬，且看《英雄》，从角色到拍摄技巧，无不雍容华贵之极，而内在的生命力，对比韩国的《武士》或者李安的《卧虎藏龙》，已经如同垂暮的老者，无处可觅其雄风了。
乱弹，老谋子看了要发疯的。
儒学的核心就是做人循规蹈矩，做事尽职尽责，所谓“君子不欺暗室”，汤斌其谓矣。
这样的人好处是可以信任，缺点就是缺乏活力。他们做学问或者作公务员都是很好的，也是应该提倡的。
但是如果整个社会的教育都只是为了科举考试，那么多数读书人势必都会被训练成这个样子，其结果就是该社会的知识阶层普遍地没有活力。而一旦整个社会以其知识阶层的行为为导向的话，那么这个社会也会没有活力的。
另外的一个问题就是很多人其实不适合作这类事情（也就是做不到做人循规蹈矩，做事尽职尽责），为了做官，也受了这样的教育和训练，其结果就是出了一堆虚伪的骗子。
科举考试的发展也很有意思，早先形式还比较多，考策论什么的，以便考察考生有什么样的文采和志向，后来大概是嫌麻烦，或者不好打分，干脆简化了，就考八股文。哪怕什么都不会，只要会做八股，就可以高中，就可以做官，结果就是出了一堆垃圾。国家用这类人做官，怎么可能不颓废？
其实现在八股考试一样有，TOEFL里的作文就是一例，那155个题目可以分成几类，每类作出一个模版，背熟了，考试的时候按照题目类型选定模版，然后填空就是了，保上五分。看来八股不仅在国内害人，在国外也害人，而且还害到洋人那里去了。
我非常同意老兵兄的这句，从宋开始，少数民族实际上以经开始和汉族在政权上进行竞争。汉唐之时，中国的文明远在少数民族之上，其国力之强盛也非游牧民族可比，但这一形势到五代十国时就以开始转变了。一方面是少数民族实力地上升，另一方面却是汉族在民族斗志和实力上的下降。这就造成了意识上的变化。辽国皇帝的话中就说得很清楚了，汉人是汉人，辽人是辽人，对汉并无任何尊敬之意。至于到元，更是以汉人为劣等人。清虽然搞汉化，但并不以汉人为主，实是以清人为主，让汉人留辫就是要汉人记住自己的奴隶身份。所谓任用汉人官吏。尊孔尊朱，只不过是方便统治而已。这和北魏时期的汉化根本不可相提并论。
鲁迅先生说中国只是上的一到盛宴，就是指此义。为什么中国到了宋之后对异族再无汉唐时的胸襟？就是因为相互的竞争性。所谓心胸越来越狭隘，另一面则是民族意识越来越强烈。
不过我还是觉得民族和个人一样，一方面是活力的下降，另一方面也还是竞争的压力不足啊。又没有交流。人总是有惰性的，民族也是一样。
后者做好本职是天性使之然，而且也允许职位和个人本性及才能的匹配，物尽其用，人尽其能。一个社会是否有活力，其中有一个指标该是个体达到最优发挥的容易程度。
一向胡涂不知正务，胡说一二。
中国封建社会的一个问题就是它提供的可选择体面行业很少，要么为官，要么为民。为官则好处多多，为民则困难重重，除非是官宦人家。如唐代之陈子昂，家境富有而非官宦人家，终于被人家觊觎家财而害死，就是明显的例子。
您的想法是很有道理的，可惜它只适用于现代的西方社会，连现在的国内都是做不到的，更不用说古代了。因为它的前提是社会的多元化和中产阶级的普遍存在。
现在国内农村出来上大学的孩子，远比城市里上大学的孩子能吃苦，好奋斗，更加渴望出人头地，但是平均素质也更差。他们的一个普遍的奋斗目标就是一定要坐上官位。哪怕自己并不适应那个位置。这样的例子，我在国内上学和工作期间见的实在是太多了。
不好意思，说了得罪人的话。
单从文化来讲，在东亚，中华文化长期处于领先位置，以至于形成了一个中华文化圈。凡是进入这个圈子的民族和国家，无不对之向往和羡慕，以至于全面抄袭，渤海，朝鲜，日本，辽国和金国都是这样的例子。
但是这只是文化上的，现实中各自的现实利益则是第一位的。一个自认的弱者往往有着很深的自卑，但是一旦战胜了心目中的强者，自卑往往转变为骄傲，哪怕这种骄傲是很可笑的。辽国和日本就是这方面的例子。
辽国主自立为皇帝，本来不过是个草头王，但是如果汉人的皇帝都是它立的（后晋），他自然有理由去骄傲。
日本京都据说是模仿唐代长安所建，他们自认为是中华文化的学生。随着中华文化的继承者宋为野蛮落后的蒙古所灭，他们有理由认为中华文化已经断绝了（事实上，这部分是真的，因为明清远不如宋），他们才是中华文化的继承者，并以此为荣。
元代的野蛮落后，对中华文化没有多少有意义的贡献，不提也罢。
我觉得中国人精神上的衰落，主要源于三个方面：
一。儒家的皇家奴仆化。
整个社会的精英阶层都变成了皇家奴仆，天天喊着“皇恩浩荡”，整个社会受到的影响决不会是正面的。
二。宋代的互相牵制。
宋代的官制很有趣，不是一个萝卜一个坑，而是几个萝卜一个坑，互相牵制，搞得谁单独也办不成事情，以至于效率非常的低下。
三。明代开始的系统化特务统治和清代的文字狱。
中国的特务统治源远流长，但是系统化、长期化的特务统治始自于明代。
锦衣卫、西厂、东厂、内行厂互相监督，整个社会是在特务的严密监督之下，谁敢说实话！
清代的文字狱，纯属无中生有，随意整人，哪个不是战战兢兢，苟活度日！
在这样的环境下，生活得好的唯一办法就是想办法整人，今天的朋友，就是明天的举报者！谁先把别人干掉，谁就可以成为幸存者。斯大林统治下的苏俄恐怖，在中国已经持续几百年了。在这样的环境下，怎么可能有开阔的胸襟，怎么可能不互相踩人。
至于那些自认没有踩人爱好的，如吾辈，只好避居海外，宁可做洋人的二等公民，也不做自己的国家主人。
拉法耶特教导我们说：“我活来着。”
国家利益与决策者利益不相符这一说法令人深思。想起美国利益的含义。
不知与门阀氏族的没落有没有关系。感觉唐以后门阀氏族基本上退出了政治舞台，国家利益成了皇帝的个人利益。
首先，最好不要碰当代政治，哪怕是美国利益问题。那玩意实在是敏感，总会有人给联系到其它某国利益的，还是躲远点好。
其次，利益集团涉及到封建，封建一词的西方含意和中国含意是不同的。
篇幅会比较长，还是另开一个话题好一些。
环境决定论站不住脚，有道是英雄创造时代，那能听天由命呢？
宋朝的军事并不弱，最初从统一各国开始，到周旋于契丹、女真、西夏及蒙古，并未太大不利。汉唐所遇到的匈奴与突厥，只是组织松散的游牧部落，甚至没有长久持续性，但是契丹与西夏却是由农牧合一的政府所统治，建国立基而向外侵略，不过北宋仍能阻挡契丹与西夏南下，没有长城的天险，宋人凭恃用兵。再看南宋所面对的蒙古汗国，那是有史以来的超强武装集团，从来没有任何国家能够长期抗战阻挡蒙古铁骑数十年，从北到莫斯科、西到伊朗、伊拉克、南达印度洋，各国难于争锋，除了宋朝之外。
战国时楚国虽有大志，但是北伐屡屡败北，不是碰到强晋就是被秦国所阻，因此这不是环境能决定楚国的发展，而是楚国无法决定环境，相反的，秦国就不顾环境而统一六国。
再看元朝，那是一个乱的可以的年代，除了耳熟能详的三大西征外（已证明再艰险的环境无法阻挡有决心的英雄），各汗国的内乱与争立，实比外在的环境更为险恶。察合台汗国分裂东西两部到互攻、伊利汗国先后有八个小王朝，金帐汗国也分裂为喀山汗国、克里米亚汗国、西伯利亚汗国及阿斯特拉罕汗国等小汗国。还有少人所知的蒙古东征，指正统派阿里不哥及海都向忽必烈争夺汗位，前后长达四十年。如果环境决定可以成立的话，元朝应该更因由「通过稳定内部来抗击」，但是蒙古汗国从一开始就分裂（与其它四大汗国互不互属），甚至于互相攻击，这是对环境决定的最大挑战。
这很讽刺，若以环境具有竞争力而言，蒙古建立四大汗国后，反而变成没有竞争力。
至于宋朝的衰退，应不在理学的思想、国策及外交的方法，这从明朝被清朝所灭就可知情。以兵器及兵力来说，明朝为火器、满清为弓马，明朝为中国，满清从关东建州卫起家，照理说进步痛击落伍，努尔哈赤就曾被袁崇焕的红夷大炮轰成重伤，或者同期在日本发生长筱之战，武田的骑兵被织田火枪射杀。进步的一方若反被落伍的一方所打败，最大的原因就是贪污与腐败，所以弓马才能打赢火器。明朝外有海寇、内有流贼，高官贪污成滩（海瑞都得罢官）、卫所兵勇鱼肉乡民，大树必先自?g而倒塌，是以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明人仍服大清。
孟子云：「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敌国外患虽是主因，但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宋、元、明及清的兴衰而言，最大的因素还是自己吃了败仗，而非邻居周遭云云。织丰之所以崛起，对于自己使用火炮等进步技术，有很大的关系，而非环?E太竞争、诸侯太强等。明清闭关政策，拒绝进步，固步自封，这总会遭到外来的挑战，这不是英法等太霸道，而是满清自己太腐败。掌握政权者与既得利益者的祸福相同，没人想要国破家亡，但是船坚炮利下，落后终究被进步痛击。寄望进步一方会腐败，不如努力使落伍成长进步。
与其放眼敌国外患，不如重视祸起萧墙。
记得有文章说，中国的思想自春秋战国以来，实际上是退化的。虽然听来不舒服，但却也不能不承认说得有道理。这和士一集团的衰落有密切关系。较之于春秋时期，明清之际的士大夫几乎是没什么好说的了。
个人感觉和文明的南移是否也有关系。这几年南北比较下来，感觉江渐流域的人确是要柔一些，重文轻武。
建国以来更是变本加厉。sigh.鲁迅说得那么刻薄，其实是有道理的。
是否中西文化的差别的原因：发达的中国古代农业即早就了
中国文化中的讲究社会和谐，家庭和睦，同时也造成了因循守旧，不图进取。
记得学到古希腊历史必谈个人主义，是否这就是西方后来发展的动力。西方人沿袭了他们老祖宗的传统发展至今：古希腊的体育，后来的炮利船坚，直至当今的“机器战警”，“星球大战”。
是否中国文化太注重“概念的人”而忽视了人的生物特性？是否忘记了人自诞生之日起有别于其他生物的特性就在于使自己变得更强壮－－长出其他生物所具备的而自己不具备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