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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原创】天国志?翼王世家 (一) 起义定都 -- numzero
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广西贵县人也，父昌辉，母周氏，世业农，家中资。因父早亡，乃独撑门户，耕作为业，兼以经商。
达开少聪颖，好读书，然喜习兵法，不以八股为意，父尝诫之曰：“阿达！是何足好，汝宜勤研制艺，庶掇巍科，以光门闾。”达开莞然曰:“诺”，遂虚掩其卷，父出，如故。父知其志，因听之。此长，吟咏多奇句，常作壮语，人亦未之奇也。
达开年十二，姿貌魁秀，凛然如成人；自雄其才，慷慨有经略四方志。其经商于外，则行侠仗义，结纳四方；居于乡里，则排难解纷，济危扶困。遇路人行经其宅，则无论农夫商贾，乞丐僧道，或侠者文人，反清之士，俱相邀入内，款以茶饭。以是年十三四，声名斐然，乡里推重，尊为相公，豪杰之誉，遍传遐迩。
达开尝遍访名师，研习武艺，集少林、武当之所长，自创拳术，曰“弓箭袋”，曰“悬狮装”，又擅步法，谓之“鸳鸯连环步”。其与陈邦森较艺而胜之事迹，武林所瞩，延为掌故，口传至今。或云曾出师衡阳，授徒以教，惜无以确考也。
清道光二十七年，达开年十六，有拜上帝会洪秀全、冯云山者，慕名访之，邀举大事。达开愤清廷之无道，感世事之不平，而痛民生之艰辛，遂慨然允诺，约以驱逐鞑虏，共御外侮，救民水火，复兴华夏事。兹事也，天朝国史载之，曰“访石相公”，盖以昔刘关张三顾茅庐喻之者也。
隔岁冬，达开督贵县众破兵练于六屈，毁其巢，练首周凤歧遁去。时萧朝贵假言天兄，传令班师，达开力陈未可，虽“天兄”怒呵而不为动，“天兄”亦终无如何。
三十年七月，达开毁家纾难，祭纛誓师于贵县，出兵六乌山口，声势震荡。适白沙土客争烈，清廷遣员以查，乃绕道趋之，屯兵设署，开炉铸炮于焉。各团练以巡抚方严办来土械斗之案，无敢起练者。达开驻三十日乃去，军势更张，及起赴金田，其众已逾四千。既团营，协杨秀清，韦昌辉固金田防务，兼主练兵理财事。其教习士卒，操演有章，执掌圣库，廉明不苟，众心悦服，声望日隆。腊月，举义金田，授左军主将，时年十九。
清咸丰元年四月，天军驻象州中平，有清都统乌兰泰者，率众五千，屯营罗秀，扼中平西北，五月，进独鳌山，与达开隔仁河义而望，相去止十里。
乌军初抵，达开即以小股扰之，凡一昼夜，令食卧不安，无暇他顾，乃得遣大队，趁夜迂回至敌梁山村大营之侧，又筑坝仁义河，壅流设伏。明日，达开引众三百，过河佯攻，敌以火炮火箭相御，遂退；及为所趋，复返身与战，未几，又退。乌兰泰判其势已溃，督大队穷追，至仁义河，兵将高呼不止，群相策马竞渡。伏上游者视其半渡，遂撤堰放流，乌军已渡就歼者及入水死者逾半。适梁山村喊杀四起，炮声不绝，乌兰泰急返救之，达开乃回马渡河，会合伏众，夹而击之，大胜。
达开谓敌势成惊鸟，一弓可降尔，乃于是夜拣拔勇士者七，潜敌独螯山威宁大营，入则左右奔突，连呼“长毛至矣！”敌谓大营已陷，全行弃营奔逃，哄然由山顶溃下。其时夜色昏黑，而山路陡峭，兵将相践枕籍。达开复遣兵数十，据威宁营内火炮二十门，居高俯射。清兵坠崖，落水及死于炮者无数，而天军毫发未损，乌兰泰亦自谓“千兵不敌七贼，实出情理之外”也。
斯役也，乌军势众，且据制高处为营，火炮之威尤盛。然其败也甚，一昼夜间，死亡枕藉，威宁营盘火炮军械尽丧。翌日，乌兰泰撤走罗秀，自兹未敢复扰中平也。达开善战之名，由是而扬。
六月，天军回师紫荆、金田，据鹏化山，谋取新墟为营。清思恩知府刘继祖、桂平知县李孟群水陆并进，往图剿。达开乘其甫及，与右军主将韦昌辉夜袭之，敌大溃，天军遂据新墟。
七月，向荣陷双髻山、风门坳，紫荆遂不可守。天王诏移营，以前军主将萧朝贵、左军主将石达开为前驱，出紫荆隘口。时向荣督军间道出天军前，达开乃与萧朝贵、冯云山自思旺疾进奔袭，大破之于官村，向荣踉跄遁走平南，叹曰：生长兵间数十年，未尝樘见此贼；自办此贼，大小亦数十战，未尝有此败，
达开旋与萧朝贵，韦昌辉督率前队，自大旺趋永安。至大黎，民多从之，陈玉成、李秀成皆由是从军。八月，天军克永安。达开入城，扼东乡，据大塘，守古苏冲等处。未几，向荣遣总兵李瑞越龙寮岭抵古苏冲口，达开以其扎营未稳，宜速攻之不备，乃督众劫营。李瑞大败，狼狈逃百里外，锅帐军械皆为缴。向荣闻之，竟不赴永安，转趋桂林“医病”。
东乡之地，大小村落盖七十有余，为永安民脉所系。达开安抚后方，万众归心，地方凡欲纠办团练者再四，终无应者。及后清兵围甚，军用短缺，每有百姓翻山越岭，密逾百里相接济者，其得民心若斯也！达开尝与民约割秋稻，所得对分，民悦之，军粮亦以之裕。又使人至龙山，导矿工千人来投，军势由是益增。天历辛开元年十月二十五日，秀全下诏，褒封达开翼王，称五千岁，职“羽翼天朝”之义，其时年止二十。
天历壬子二年二月，城中食盐殆尽，火药将罄，战员未及四千。而清军十倍，四面困城，止余古苏冲一阙。和春等乃领军三千，越马背岭而至，欲恃众强陷，以成合围。达开率众与战一昼夜，凡冲锋者数十次，竟退之。越六日，时太平天历三月初二，全军以达开、西王为先导，出古苏冲而去永安。初五，向荣、乌兰泰统追兵于平冲、汗冲、崩冲间为达开、西王伏围所陷，全军尽没。所部名震海内之“四镇总兵”----天津镇长瑞、凉州镇长寿、河北镇董光甲、郧阳镇邵鹤龄，及副将田学韬，成林，游击王瑞、知州林光谦，守备丁廷仙，罗锦川、杨熹等以下官兵凡五千众，俱为所歼，乌兰泰坠涧重伤，向荣仅以身免；军械、旗帜、衣物、文书丢弃殆尽，史载“三冲大捷”，即天国史书“萱回奏捷”之役是也。
八月，西王攻长沙，城未克而身殉。九月，天王、东王率大队至，竟日围攻。然城高炮利，仓促难下，而各方援军接踵集结至城内外者七万，其统兵及参与军事者，若骆秉章，鲍超，张亮基，江忠源，左宗棠，郭嵩焘，邓绍良，向荣，张国梁，李瑞，和春，秦定三，王家琳，翟腾龙等，计一中堂，三巡抚，五提督，十二总兵，副将、道府以下皆数以十计，实自金田首义以来未之有也。
清军据蔡公坟高地，屏蔽东北；自妙高峰东天心阁铺开至其南新开铺，架五千斤大炮于天心阁至高处，扼制东南；又屯兵西门、北门以外；临城掘壕，延抵湘江，连绵十里，段通诸营，由是反困天军于城下，欲俟其矢尽粮绝，即内外合击，一鼓全歼。
当是时，天军止两万众，且多妇孺新兵，劲卒不及三千。北有坚城，西临湘江，东南皆重兵，往来局蹙城南一隅，粮秣油盐俱濒告磬。兼以久战不下，士气日落，时人谓处兵家绝地，或过之，然兵凶战危，三军告急，亦殊实情。
九月十一日，天军攻城受挫，阵亡及受擒者逾五百。达开谓东王曰：“事急，弟请赴河西，以为犄角，不然，四面皆为困矣！且河西富庶，晚稻正熟，适可接济军需。”东王善之，达开乃引众三千，十四日渡湘水而西，沿岸筑垒，自靳家河至岳麓山凡十余里；占河西重地，于鱼网坝，龙回潭，水陆洲，阳湖等处皆分兵据守；架设浮桥，连通两岸，夹江而营，互为犄角；征集渔船，打造木筏，既通往来，兼以备战。自是东西相通，攻守有据，局面为之一焕。
咸丰闻，迭颁严旨，令“将窜赴西岸之贼先行剿洗”，清军乃以向荣，王家琳，张国梁，邓绍良，福兴，马龙诸部，及已革钦差大臣赛尚阿亲督知府朱启仁等，统兵勇两万，会剿河西。九月十七日起，十日六犯，皆为达开所退。其间，达开更逾河而击，两犯东岸。向荣不忿，于二十八日率劲卒三千余，自西岸渡江至水陆洲北，整队而进，意图断截两岸。达开伏众于州南密林，时出零骑诱之，及其还击，即走避林中。大队徐从林旁出，斜抄向军后，向军初为林木所蔽，不及觉，比天军帜现，三面而出，则疾趋如风。向军惊溃，游击萧逢春、都司姬圣脉等四十七员战殁，士卒死伤者无计，向荣，王家琳骑善马，仅得身免。城上守军望见，亦为之夺气，天军士气得复振矣。后一月，除朱启仁、张国梁尝会攻浮桥，为达开败退，余无敢复犯河西者。湖南巡抚张亮基闻败愤甚，拟亲攻龙回潭，然亦终托故未行。达开军威，自此名震三湘。
天历十月二十七日夜，风雨交作，天王东王督大队，以河西为应，渡湘水，走宁乡。先是，达开遣军目刘某佯投清营，言天军正穿地道对天心阁。及天军西走，城中方穷搜地道，西岸亦未他疑，竟不得察。日旦，始得报，将帅相觑，皆愕且惧，无敢言贺者。
天军之攻长沙也，历时三月；及撤围去，清营上下竟无知其所向者。天军又遣小股南趋湘潭，敌果为之诱，各督其部急追，数日始知中计，茫然回折。然其弊习也，诳报蔚然，邀功成风，所奏竟有称“伪翼王石大剀亦经击毙”者。后咸丰又见“石达开”名，忆及前事，乃以朱批质曰：“何又有石达开?是否即系石大剀？”遂成笑柄。而达开不死之名，亦由是滋传四方也。
先是，湖北巡抚常大淳主岳州江防，遍立水卡，以垒石沉船，塞湘阴江口，又设分卡，截洞庭湖船，泊于临资口，经营累月，侈然自得，以为片帆不能飞渡矣。及达开军至，夺其湖船，复仰民助，一旦清江。旋水陆并进，轻取岳州，得城内湖船五千，吴三桂藏炮若干，火药饷糈无数，军容益盛。凡驻四日乃去，水陆并进，直趋武汉，“自岳州起程，千舡健将，两岸雄兵，鞭敲金凳响，沿路凯歌声，水流风顺，计数日驻营鹦鹉洲”矣。
十一月十九日，达开自水路先抵武昌，示敌以将攻。忽急趋汉阳，敌未及援，已破之。达开入汉阳，见其官已自裁，称为好官；恕却全署性命，遣人护送返籍。于城中兵将，缴械不杀，故合守城阵亡者计，死仅十之二三也。旋分兵攻汉口，克之，收汉阳、汉口沿江船舶，首尾衔接，帆樯蔽江。翌日，陆军至，即以遏武昌东门。未几，天王、东王统大队来，驻汉口。以风紧涛急，往来难渡，乃于一夜间以铁索系巨舟为浮桥两道，上自汉阳鹦鹉洲抵武昌白沙洲，下由汉阳南岸嘴达武昌大堤口，化天堑成通途，人马往来江上，如夷平地。敌惧之，悬万金募毁浮桥者，然终无所应。稍后，向荣援至，夺洪山，逼武昌。达开引军以拒，使不得进，武昌遂为孤城，于十二月初九为天军所克。大军入城，严明无犯，民悦之，相与进贡者肩摩踵接。有花旗国副领事议其状曰：“军容肃整，乡民乐助，将取金陵。”及去武昌，城中多从行，合军计已五十万众。
天历癸好三年正月初七，军发武昌，仍以达开开通前路，浮江万艘，旗帜如云，浩荡东下，直捣金陵。达开督水陆先行，十三日至广济，闻两江总督陆建瀛亲布江防于老鼠峡，乃遣士卒伪向荣信兵，约以出战，遂尽覆守军。建瀛闻败，乘小舟逃。十六日，克九江；十九日，过皖省小孤山，长江天险已破。当是时也，湘鄂赣皖诸地，遍传天军仁义，沿江之民，皆箪食壶浆以犒王师。皖省各处，官告止用短条，不书咸丰年号；士绅急督令长，预造户册。一俟军至，即郊迎三十里，跪而投册纳印。士民以银钱、粮米、食物纳贡者无计。二十二日，师抵安庆，当日陷之。三十日，逼金陵西向要隘东西梁山。达开命以空船实土先发，敌炮迭轰，夜三更，其弹尽，始顺流急攻，大破之。下月初二，水师抵金陵，明晨，陆师亦至。即刻攻城，筑垒二十四，据之以攻，立帅台于南门，居以调度，分兵守十里外，尽截外援。以城中火器足备，乃移西天寺五百罗汉，依山而列，遍插旌旗；至暮，则悬灯点烛，插旗呐喊。守军谓敌隐山林，必有夜攻，遂数炮连发，撤夜不息。复以纸草扎人数百，置于马上，使沿城疾奔，守军惧，急轰之，及察，已耗弹无数。又遣众绕城呼喊，“百姓勿惊，照常贸易”，且射书入城，言十四日城破，百姓勿出，免为误伤。及是日，城果破。军自南城先入，且战且呼“百姓关门”。南城已定，达开转赴西门，暮时攻入。明日，下满城，六朝古都，复入汉家版图矣！民谣赞曰：“石达开，真好样，夺采石，勇无当。一马冲进南京城，太平天国第一王！”二十四日，天王统大军入城。未几，建都金陵，改号天京。
初，向荣尝令苏松太道吴健彰租洋舰以助剿，健彰遂至书英、法、美驻沪领事，请以洋舰援守金陵。英吉利领事阿礼国电英吉利全权公使文翰，曰：“此良机也，当以势胁清，令英人得无限往来中华之港口、内陆，且卖买鸦片无禁。”又云：“此诸权益，凡二月当可签约以行”。文翰乃致电英吉利外务大臣，谓清廷之议可行。旋调度军舰，将驶秦淮助剿。天历二月十六日，文翰自港抵沪，令阿礼国致书陆建瀛，示乐相助剿意。然旦闻天军已下金陵，大惊，急电回国曰：“叛军势大，纵我助清，胜券亦难稳操，败则无以立足。未若持节中立，以待后观。”
《天情道理书》曰：“武昌而至金陵，地经千余里之遥，关津之险要若何？城池之坚固若何？攻取似非易易，即曰可胜，亦将旷日持久而后可耳。乃不过一月之久，由武昌顺流而东，历江西，过安徽，直捣金陵，毫无阻滞，乃至省城，其城垣之高厚，地方之辽阔，实有过于他者，攻之宜较难焉。孰知十日之间，一举而成。”其言是也。视达开督率前军，自武昌起，克黄州，陷蕲水，下广济，入九江，走彭泽，出小孤，夺安庆，破池州，占铜陵，据太平，过和州而趋金陵，二十八日长驱一千八百里，攻无不克，所至披靡，兵锋之锐，亘古未之闻，盖英人所以惊其势而止其兵也。自兹而后，英人严守中立凡七年有余，至庚申十年始犯天军于沪上。
达开治军严明，规画有章，善征战，多奇计，且勇武过人，所向无当。其督军作战，每躬冒矢石，不避危险；于将官兵卒，则视若兄弟，待以手足，故所部将兵争先，屡建奇功。天军自永安趋金陵，大小数百战，独达开所部未尝挫，清军称之曰“石敢当”，所至多避之。《天情道理书》赞以“不惮劳瘁，尽心竭虑，百计图维，又不知若何辛勤矣”，诚不虚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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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非纪传体例，特此声明，以免大方贻笑。
１．翼王对拜上帝教有多大的认同程度？是否是诸王和骨干中认同程度最低的？对洪秀全那一套颇不以为然？
２．由于他的出身，翼王本质上还是属于封建儒家思想，最后远征四川，源于早年对诸葛孔明的崇拜？
以上在极‘左’年代往往被用来验证翼王革命不坚决的证据。
以下图片由北京网友应声茶客，台湾网友雁子拍摄
翼王故居遗石
右石刻文：汉族辉光
左石刻文：石翼王之故居 石翼王讳达开，太平天国骁将也。民国纪元前八十四载即庚戌年出兵为民族革命驰骋，中原文章勋业炳若日里。天国既覆，满清专职益厉，拾天国文献毁灭，诬蔑不遗余力。翼王事功因寻所未载，即翼王里居亦世所讳言。民国肇兴，清社遗尘，天国文史方可昌言。判别华夷，拾遗订？，不可误矣。余修县志，以翼王故里歧说相传，无以为信，博访数月，乃得其故居焉。时民国二十二年八月也。贵县修志局局长龚雨庭撰。同访翼王故居者刘舜廷，周？？，廖翰才，韦振中，周庆明，廖子和，覃廷光，廖品式，黄干才，黄一栾。
贵港东湖翼王亭
此亭初建于1935年，倡建原文如下:
先烈石达开，广西贵县人也。崛起岭峤，扫荡瞻腥，还我河山，名华天壤。顾清社未屋，既往绩之弗彰，民国以还，复歧说之约起。倘不搜罗文献，正恐有误前人，说非访剔岩阿，定更难成信吏。比以重修邑乘，寻翼王之故宅，吊先陇于荒兵，既获遗碑，兼得残刻，茔墓虽毁，世系仍胎。蔓草荒烟，慨先芒之久闷；断碑残碣，此皇凤以堪珍。足扬国光，宜扬先烈，爰于东湖之滨，创建先烈石达开纪念塔，并筑翼王亭。庶几高山仰止，用增民族革命之殊荣；片石一存，永作湖山润色之佳话。发起人白崇禧，欧仰羲，龚雨庭，侯季卿，梁桂硕，梁(山古)庐。(《大美晚报》1935年5月27日)
“还我河山”匾额由李宗仁题写，柱上对联“忍令上国衣冠沦诸夷狄，相率中原豪杰还我河山”为白崇禧手书，“田畴历史庐龙寨，锦里馨香丞相祠”为于佑任手书。白崇禧为作《翼王亭记》，文中写道：“满清崛起东北，入主中华二百余载，其间热血之士，慨胄之胥溺，抱恢复之壮图，随时随地以发难者，不绝记载，而促其亡，以启后人之思，莫若太平天国。按洪杨诸子，起自金田，揭竿举义，纵横十余省，历时十余年，改正朔，易服冕，定制度，开科举。建国规模，亦已粗备。虽胜败非常，兴亡飙忽，然种族思想之磅礴，奇才异能之荟萃，革命建设之伟大，新制善政之俸施，炳炳麟麟，至今犹有生意。。。。。。翼王为太平儒士，才气超群，以疾心天国内乱，遂至入川不返，仰瞻前烈，愤慨高萦，际兹国步艰难，外侮日亟，安得抢民族主义之豪杰若翼王者，起而力挽狂澜哉！”
黄炎培曾为此亭作诗五首，其中一首云：“名家村里说奇男，苦念民生付一担。东北烟尘莽无际，啼痕今又遍东南。”(此诗写于抗日烽火初起之时，与白崇禧的《翼王亭记》一样，借追怀先烈发忧国之思，解放后却一度被迫改为“丰碑追记石家村，称王称寇未足论。别有胸怀诸省得，东南苦念遍啼痕”)
先烈石达开纪念碑
“太平人杰”碑文由李宗仁手书，碑座上的石达开传略由贵县修志局局长龚政撰写，居正为之题诗：欲饮雠仇血，人头作酒杯，破家还汉业，横辔铁群材。羽翼原无黍，豆萁实可哀，蜀山雅不逝，魂魄好归来。
东湖翼王铜像
金田团营遗址
犀牛潭--拜上帝会秘藏兵器之处
独鳌岭之战古战场
古苏冲/玉龙关
水库建坝处即原玉龙关，背后即古苏冲，为永安东部要隘，也是太平军永安突围的突破口。
三冲大捷古战场远景
永安突围后太平军在平冲旱冲崩冲三冲之间设伏大败清军，歼敌四五千众，阵毙清军中著名的“四镇总兵”，清将乌兰泰跌落深涧，受重伤，仅以身免。
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
橘子州头即水陆洲，太平军于1852年秋在此取得水陆洲大捷。
橘子洲头之二
长沙天心阁及太平军雕像
以下图片为转贴
太平天国时期的武昌
采石矶
有两首歌咏石达开的民谣提到采石矶，除“翼王世家”中所引的一首外，另一首是“一炮落下水，炸开丹阳湖。一将登采石，攻破城当涂。不是城豆腐，人是铁丈夫！”当地并有“石达开单骑下当涂”的民间传说。
太平天国时期的报恩寺宝塔
大不列颠百科全书载为“天下第一塔”。1853年3月8日，石达开率太平军陆路军首先抵达南京城，架炮于此，进攻聚宝门。天京事变期间，北王韦昌辉因怕石达开靖难之师据此攻城，将其毁去。
南京聚宝门旧貌
太平军自此攻入南京
南京仪凤门
太平军在此炸开南京城墙
天王府圣天门
不系舟
位于天王府(今南京总统府)花园，传说太平天国诸王曾在此舟上议事
石达开祖墓碑
“寻其碑石，半晌不获，将归，乃于山坂得条石半橛，长尺许，刊三字曰“孙蒙山”，考订为翼王坟之遗物。同游者八人，莫不忻然色喜，又莫不以民族革命之遗迹而重之。夫翼王祖骸，乃嶙嶙白骨耳，彼自长埋，何预人事，而竟遭异族扬灰之毒害何欤？吾愿后之游其地者，不徒为登临之乐，而一致其思焉！民国二十二年八月二十八日记。 " (龚雨庭《游翼王祖坟记》)
虽然石达开在太平天国诸王中独被称为“不甚理会邪教俚说”，但我不太赞成把石达开的思想从前期领导集团孤立出来。如果说石达开受儒家思想的熏陶，那洪秀全冯云山受的更深，韦昌辉恐怕也不比石达开受的浅。而且，受儒家思想的影响未必和对宗教的排斥成正比，读书人出身的洪秀全主张对传统文化赶尽杀绝，不识字的杨秀清却公开肯定传统文化的价值，否定尽毁古书的反差就是一个证明。
太平天国前期诸王中真正相信那一套的大约只有洪秀全，故而他从始至终热衷于宗教是不难理解的。杨秀清萧朝贵显然不信，不然焉敢搞什么“天父天兄下凡”，萧朝贵对宗教的利用弄权居多，但他死得较早，杨秀清虽然出于自身地位考虑而坚决维护宗教信仰，但具体的操作往往比洪秀全变通得多。从种种迹象看，太平天国那些过激的宗教政策多数出自洪秀全而非杨秀清，杨秀清反而常常对一些不得民心的政策作出适当调整。石达开在各地能够有效地推行“不甚理会邪教俚说”的政策，与杨秀清在背后的支持是分不开的----杨秀清不是聋子瞎子，他的耳目遍地都是，而且一向以严厉著称，如果没有他的默许，很难想象石达开能如此“胆大妄为”，而且干得如此顺利。韦昌辉是墙头草，不论。冯云山的宗教思想难以细考，但有一点可以确定，他利用宗教作为发动起义工具的想法是很早就明确了的。所以拜上帝会前期集团中的冯云山，杨秀清，石达开，在宗教政策方面基本都是务实派的，而无可否认的是，宗教对于平天国前期赋予民众反封建的勇气和信心，增强部队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对于起义中表现出的朴素的平等思想和农民民主思想，以及严明军纪的维护都有着重要的积极意义。如果太平天国的主要领导人多数都像洪秀全那样沉醉于迷信中不可自拔，只有石达开一个人是“头脑清醒”的，那前期的辉煌胜利根本不可想象。
当然，天京事变以后，宗教神话破产，再难起到从前那样的积极作用，以杨秀清的被杀为契机逐渐淡化乃至最终放弃宗教本应成为明智的选择，但偏偏石达开走后太平天国最高领导集团只剩下一个“信天不信人”的洪秀全，李秀成陈玉成等是后起之秀，在地位和声威上远不能和首义六王相比，更没有力量影响太平天国的宗教政策。所以，不但未能把握时机清除已经没有多少利用价值的宗教迷信，反而变本加厉起来。
至于石达开走后，部队的宗教色彩逐渐淡化，但放弃宗教信仰毕竟干系太大，牵扯的问题太复杂，所以形式上仍然不得不继续坚持，至到二三十万大军东归，部队中原有的已经接受宗教信仰的成员已经非常有限，而且留下的将领都是绝无二心的追随者，这才有了入川后彻底放弃宗教迷信的条件。
附图片：广西庆远白龙洞的十八罗汉像，它是唐宋时期的作品，距离石达开“毁佛崇天帝”的诗刻仅数十步之遥。它和旁边的唐代“五百罗汉碑”，明清时期的“赤脚大仙像”，都没有被损毁的迹象，可见石达开远征虽然形式上仍然承认上帝的存在，甚至说要“毁佛崇天帝”，实际做法却有很大变通。从种种情况看来，石达开执行砸毁神庙的一般政策是毁泥像而不毁庙宇，对于历史悠久的文物比较宽容，而且原则上不碰少数民族的神像。
作者：史式
在我国历史上，农民起义利用宗教作为发动与组织群众的工具，历代有之。其所利用的宗教既有土生土长的，也有外来的。例如黄巾军起义利用了土生土长的道教，方腊起义利用了外来的摩尼教。可以说，太平天国就是一个政教合一的政权。从金田起义开始，上帝教就被定为国教。在太平天国辖区之中，上至军政领袖，下至全体军民，必须朝夕祷告，赞美天父天兄。重要领袖都有双重身份，一是军政职务，二是宗教徽号(如杨秀清，军政职务是左辅正军师，宗教徽号是圣神风)。国家最高决策来自天父传言，国家玺印镌有天父天兄字样。教规十款天条是军纪也是国家法律。到了晚期，甚至连国名也改成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国。”天父天兄大开天恩”，“天父主张天兄担当”一类宗教语言，成为公文中的套语与人们平时说话的口头禅。对天父天兄，只能虔诚信奉，不可稍有怀疑，谁敢怀疑，就会遭到五马分尸。运用国家权力强迫人民信仰宗教，太平天国可以说是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物极必反，太平天国在经受了长期的宗教之害以后，终于有一支重要的嫡系队伍在长期的独立活动中逐渐清除宗教的影响，最后放弃了宗教迷信。这一支嫡系队伍就是石达开远征军。
一 从十件文书谈起
石达开远征军从1857年6月离开天京，到1863年6月在大渡河全军覆没，前后历时六年。六年中最后的两年是在川黔滇三省度过的。这段时期里，石达开及其部将给我们留下了十件文书，我们遍查这十件文书都找不到天父天兄的字样。这和其他各支太平军的文书满纸天父天兄的情形截然不同。
第一件文书是《翼王石达开告涪州城内四民谕》。石达开在训谕中严厉谴责涪州清朝地方官为了守城肆意烧毁城外居民住房的罪行之后，就直率地说出自己用兵的宗旨：“本主将立心复夏，致意安民，欲即破厥城池，为民雪恨，窃恐玉石俱焚，致众含冤。尔四民等痛无家之可归，愧有仇而不报。诚能效沛子弟，杀酷令以归降，自当妥为安抚，不致一枝无栖，井严约束士兵，秋毫无犯”，文中揭示光复华夏的民族大义，号召涪州人民“效沛子弟”“杀酷令以归降”。简又文看出来这件文书与太平天国其他文书的不同，在《太平天国全史》第十八章中下评语说：“全篇革命大义与爱民之精神充分表露，不作宗教宣传之语，真是蔼然仁者之言，是可传也。
第二件文书是《翼王石达开给天台左宰辅赖裕新训谕》。这是一份指挥部队行动的军令，其中不乏鼓励部下的和衷共济之言，而决不提及天父天兄保佑的套语。
第三件文书是《瑞天豫傅佐廷等告叙永厅人民诲谕》。通篇宣扬民族大义，只提到天王和翼王，绝不提天父天兄。
第四件文书是《瑞天豫傅佐廷等给李短鞑蓝大顺诲谕》。是石达开部将给李蓝起义首领的信件，只是希望对方“奋志图功，勤王报国。同为我主天王出力报效。”绝不提及皈依真道，信奉上帝的话。
第五件文书是《翼王石达开招募兵壮告示》。这是石达开1862年转战川滇黔各地公开贴出的召兵告示，是一份宣扬式的重要文书。如果他们还在信奉天父天兄，则在这样的文书中是一定要提到的。可是全篇只提“真主”(洪秀全)“王朝”“朝廷”，全无天父天兄以及任何宗教语言。文中指出人民生活痛苦的主要原因是民族压迫，阶级压迫，号召广大群众踊跃参军。政样一篇对于立国用兵宗旨说得面面俱到的洋洋大文中竟无一语提到宗教，似可说明石达开远征到西南时已经放弃宗教迷信。
第六件文书是《固天豫唐等给坂桥四民诲谕》，是石达开部将进军云南宣威时贴的布告，文中只说奉翼王谕作为开路先锋，劝告群众开门迎接，不要抗拒，也无任何宗教语言。
第七件文书《固天豫唐日荣上翼殿天台左宰辅赖裕新禀》，第八件文书《人台左宰辅掀天燕李福猷上翼王石达开禀报》，都是军情包括，内容单纯，没有必要提宗教用语。
第九件文书是《翼王石达开给松林地总领王千户》训谕，这是石达开全军覆灭前写给紫打地番族土司王应元请求让路的信件，其中谈到用兵宗旨时说“缘予公奉天命，亲统雄师，辅佐真主，恢复大夏，路经由兹，非取斯土。”这里所说的“天命”是“上应天命，下顺人心”的传统说法，而不是什么宗教语言。
第十件文书是《翼王石达开致清朝四川总督骆秉章书》，此书是真是伪，现在还有争论。不过根据太平天国宗教信仰，万事皆由天父排定，个人在任何情形下都不能怨天，否则就是违犯天条。而在此书中，石达开却一再怨天。
二 与过去的文书作一比较
在太平天国各位重要领袖中，石达开对于宗教迷信是不大感兴趣的。这一点连敌人也有所了解。例如左宗堂在给友人的信中就曾说“石逆狡悍著闻，素得群贼之心，其才智出诸王之上，而观其所为，颇以结人心为急，不甚理会邪教俚说，是贼之宗主，而我之所惧也。”那么是不是石达开过去所签发的文书也不涉及，或者很少涉及宗教迷信？事实并非如此。
1853年，石达开颁布的《告安徽良民各安生业勿受妖惑训谕》中说：“为训谕谕县良民各安生业，勿受妖惑，惊慌迁徙事，照得照得天父天兄大开天恩。。。。”其中宗教套语与太平天国其他文书并无不同。
1854年，石达开在《复秋官又正丞相曾添养岳州战守事宜训谕》中说：“如岳州城池十分难守，弟等可退赴下游，坚筑营盘，静侯东王诰谕遵行。毋得旷误。统俟天父大开天恩，大显权能，任那妖魔一面飞，总难逃我天父天兄手段过也。”文中照搬一些可笑的宗教语言。
天京内讧宗教神话破产，“天父杀天兄，江山打不通”的民谣到处传播，但太平天国军民对于宗教迷信积重难返，积习难除，绝非一朝一夕所能改变，还得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
1857年6月，石达开率领随身警卫部队离开天京，西奔安庆，途中发表表明心迹的五言告示，明显表露出对洪秀全不满，但仍然说要“惟是用奋励，出师再表真。力酬上帝德，勉报主恩仁”，把上帝放在国君之上，这是囿于积习，不得不然。
1858年秋，石达开远征军抵达福建汀州，在安民与召兵告示上，他们仍然宣传宗教迷信，如《寇汀纪略》记载“辄假天国天王天父天兄天师等字煽诱愚民崇奉”。尽管他们自己对于天父天兄的信仰已经动摇，但仍有借助宗教发动与组织群众的意图。
石达开远征军进军湖南，围攻宝庆失利，不得已退入广西。这时广西遍地灾荒，为了分兵就食，队伍离散，人心不固，自然就会相应地产生信仰危机。如果真有天父天兄，为什么对于历尽灾难的子弟不加看顾？尽管信仰已经动摇，但是由于习惯，石达开在某些公开场合仍然要承认上帝的存在。1860年春他在广西宜山白龙洞的题壁诗就是一个证据。石壁所刻石达开诗句“毁佛崇天帝，移民复古风”中，“上帝”抬高三字，而同一石壁上“太平天国”只抬高两字，“翼王”只抬高一字，足见仍把上帝放在比国家更崇高的位置。
同过以上对比，我们可以看出，在太平天国前期，石达开所签发的文书与其他领袖并无不同，全都充满宗教色彩。在踏坡天国后期，石达开率军远征，军中对宗教的热情逐渐淡薄，直到最后两年，他们在文书上才绝口不提天父天兄，放弃了宗教迷信。
三 有没有礼拜天父的行动
石达开远征军入川后，书面上已不再题及天父天兄，不再宣扬宗教迷信。他们在行动上是否不再礼拜天父，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笔者认为，至少在太平天国后期，礼拜天父已经不会是群众的自觉自愿的行动，而是太平天国政府以军令强迫推行。书面上有所规定，群众还不一定愿意遵守，书面上不作规定，群众自然不会去自动推行。石达开远征军入川后书面上不再提起天父天兄，至少说明他们对于礼拜天父已经不再宣传提倡。当他们长驱入川之时，四川人民根本不知道天父天兄为何物。他们自己既不宣传提倡，群众自然也就无从效法。
现存的大量史料也说明，除太平天国旁系队伍，如捻军和天地会队伍外，太平天国后期在长江中下游各地活动的嫡系太平军无不坚持礼拜天父的活动，在这史料中触目皆是，不胜枚举。而对石达开远征军，有关这一方面的记载寥寥，入川后，类似的记载几已绝迹。
也许有同志会说，记载远征军入川后军中生活的史料本来就少，即使他们仍然有礼拜活动，由于缺少记载，我们也不会知道。笔者愿举一份私家记述为例来说明，即西昌李桂秋的《石达开入宁纪实》，记载远征军驻军西昌福建的史实颇详。文中叙事比较客观，既不过誉太平军之长，也不隐讳太平军之短，基本上做到如实记载，虽稍有失实之处，似为传闻所误，而非有意为之。文中不仅记载战事，对太平军之称呼与军中生活情况也有不少记载。如“发军称清军为妖魔，呼妇人为堂客，女子为满心白，小儿为崽崽，扎营为扎馆，敌来应战为发妖风。”“所有庙宇民房，发军填住无一虚室，夜不闭门，以便往来谈报敌情，挖掘房主地窖，若偶尔失火，即便就息。”“每日入山搜人，不深入，仅十数里，便于回馆。”既然作者记事巨细无遗，则太平军若有天父天兄之称，及有礼拜天父仪式，即应有所记载，不会完全遗漏。但是全文皆无天父天兄之称，亦无礼拜天父之记载。
由此可见，石达开远征军转战于西南腹地之时，不仅文书上不再提及天父天兄，而且从思想上到行动上都放弃了宗教迷信。
四 放弃宗教迷信的原因
第一个原因来自石达开本人。在太平天国诸领袖中，石达开的头脑比较清醒，本来就“不甚理会邪教俚说。”他在金田起义之初接受天父天兄，知道是为了发动起义的需要。安庆易制之时，他已经看出强迫群众礼拜天父的做法引起反感，因此在执行这种命令的时候态度比较缓和。天京内讧原因非止一端，但是天父附身传言的把戏是促成内讧爆发的重要原因，石达开自是心中有数。他的全军老幼死于内讧，创巨痛深，不言而喻，他对宗教迷信是十分反感的。只要条件成熟，他当然会毫不犹豫地放弃宗教迷信。
第二个原因来自石达开部下的将士，天京内讧之后前来追随石达开的将士，绝大多数都是内讧的受害者。他们目睹因为大搞宗教迷信而造成的内讧大悲剧，自然非常反感。经过常期苦战和队伍离散，在石达开远征军入川时，自天京一带随征的将士在全军人数中已占少数，但是他们已升为将领，在全军中能起举足轻重的作用。石达开要放弃宗教迷信，是会得到他们的支持的。
第三个原因石达开离开太平天国与清军作战的主战场，进入祖国的大西南以后，长期独立行动，不受上下左右的牵制，所以能够推行一套新的策略，包括放弃宗教迷信在内。
第四个原因是石达开远征军的全军成员不断更换，原有的已接受宗教迷信的成员不断减少，尚未接受的成员不断增加，因而全军对宗教的热情也就逐渐淡薄，为完全放弃宗教迷信创造了条件。举例说，石达开退入广西时全军约十万余众，在广西两年多，由于灾荒而队伍一再离散，最后只剩下万余人。后来接纳了大成国余部三万人，才迅速组成了四万人的队伍北上入川。这就是说，他们离开广西时，全军四分之三是不信天父天兄的大成
国余部。至于在川滇黔所招兵壮，更是只知有满汉之分而不知有上帝之教。
第五个原因时远征军最后活动地区是西南腹地。那里交通不便，地方闭塞，当时东南沿海地区各地已有外国传教士活动，天主教基督教已开始传播，而西南群众对洋教还是一无所知，用上帝去说服他们，必然事倍功半。金田起义前，冯云山洪秀全在紫荆山一带宣传上帝用了几年时间，石达开远征军在西南各地进行的是运动战，根本没时间和条件从事传教工作。
通过以上分析可见，远征军放弃宗教迷信绝非偶然。并且，在客观条件不利于宗教活动的时候，他们毅然放弃宗教迷信，是明智的。
五 由此所得的教训
冷酷的历史事实是：在西南放弃宗教迷信的石达开与在天京大搞宗教迷信的洪秀全最后都失败了。但是他们二者之间的情况不同，客观条件也既不一样，主观努力的程度也大有区别，我们决不能在二者之间简单地划个等号。
洪秀全手掌兵符，以天平天国中央首脑的身份指挥数十万大军，在江南鱼米之乡沃野千里的自己的根据地上作战。由于迷信“朕之天兵多过如水”的神话，信天不信人，一味瞎指挥，结果土崩瓦解，一败涂地。
石达开率领数万孤军，以孤臣孽子之心情奋斗在地瘠民贫的西南腹地，在四面受敌的情况下，连年苦战，朝夕奔波。由于放弃宗教迷信，信人不信天，常常蹈虚走险，死里求生，最后阻于洪水，全军覆灭。
整个太平天国革命事业终于失败的原因非止一端，洪秀全石达开各自失败的原因也很复杂，如果仅就对待宗教的态度而言，石达开显然远胜洪秀全。当宗教还是兴奋剂的时候，可以用于一时，当宗教已成为麻醉剂或腐蚀剂的时候，必须决心抛弃。对于革命事业，任何宗教迷信与偶像崇拜都是害多利少，纵然一时有利，终究后患无穷，古今中外，莫不如此。
人是有惰性的，要改变自己长期接受的宗教迷信与偶像崇拜谈何容易！石达开远征军终于放弃宗教迷信是明智的，可取得，应该加以肯定。他们如果不以成败论英雄，就不应该因为石达开终于失败而忽略了这一点。
原文发表于太平天国史实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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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主席受封建儒家思想熏陶也很深(个人认为，比石达开深得多----虽然在反孔方面比石达开坚决)，可是这种出身照说怎么也不能成为被抨击的依据啊。
虽然，从情理上说，不是没有可能，但是从他家乡的口碑
到远征军的文献中都找不到任何崇拜诸葛亮的确证据。四川(包括汉中)的得失自古以来就对天下大势影响甚巨，不能说想打四川就是学诸葛亮吧？(三国的时候对蜀有冀望的也不止诸葛亮和刘备)何况当时清廷对中原控制很强，洪秀全又不容他在眼前，石达开要既想和自己人抢夺地盘，也不想甘当流寇，除了四川好像也找不到更合适的立足之地了。他在四川发布的文书中是以刘邦诛暴秦故事号召人民响应的，可见如果硬要说进取四川的战略是受了谁的影响，恐怕刘邦和韩信的影响还大一些。
从翼王府的对联“翼德威明，鄙阿瞒如小儿，能视豫州同骨肉”看，石达开对蜀汉历史中刘关张之间的兄弟之情更为看重。事实上，他举义反清在先，率军远征在后，先做了大清的叛逆，又做了君叫臣死而敢不死的天朝之臣，其后对想自己而去的人也不加留难，我觉得这些行动最能体现他的思想了。
并非某些文学作品中描述的是个心直口快的鲁莽匹夫。
是个具有丰富社会阅历，较强组织能力，胸有城府，颇有权术之人。
没有太平军天兵天将的怪异。相对其他的太平军人物，对他我还是相对比较容易接受。
翼王之能，可谓全才。仅就自武昌下金陵而言，比古之名将不为逊也。
爱惜士卒，更有古名将之风。
惜英年早逝，未遂凌云之壮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