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红色记忆:一九七八年高考二三事 作者:伊达 -- scorpioking

一九七七年底,我接到了复员通知后,心急火燎地立刻回到北京,在北京海淀区复转军人办公室接上关系后,马上找到了我的"发小儿"们,用复员费请他们在"老莫"狠撮一顿,不过,与其说是我请他们,还不如说是我自己想要解馋.酒过三巡,就我个人的前途,大家开始七嘴八舌起来.他们之中有的人仍穿着军装,对我执意离开部队表示不解,认为我在部队"提干"的机会大大的.有人建议我要立刻行动起来,疏通复转军人办公室的关系,一定要进一个好单位.还有人干脆说,他负责给我先找一个"婆子"(女朋友),散散心.显然,他们都没有猜中我的心事.那时,军队大院的孩子们对"恢复高考"一事并不敏感,特别是军队干部子弟,文革十年期间,大都进了"红色保险箱",参军走人,避免了"上山下乡",这是当时许多青年梦寐以求的"理想之路",但军队干部子弟"手到擒来",因此对自己的前途没有别的太多想法.就在我自愿复员之时,军队大院还刮起了一股集体"走后门"参军的"旋风".许多正在上高中的孩子,甚至上初中的孩子,一夜之间被父母送进了部队.据说,此次"走后门"还引起了社会大众的不满,许多人写信给当时如日中天的"英明领袖"华主席,告御状.其实,此时的中国已经在大变革的前夜,那些"走后门"的父母们还停留在文革时期的思维惯性之中,把自己正在读书的孩子实实在在地给"耽误"了.

我个人对粉碎"四人帮"后中国前途不可能有什么"高瞻远瞩",但我从广播中听到了从一九七七年开始恢复大学招生考试的新闻时不尽怦然心动,知道这是"中央政策"出现了重大调整,我完全有机会上大学.自我一九七三年经过考试被选拔上了高中,上大学的渴望就成了我心中挥之不去"魔咒".我瞒着父母,打了申请复员报告.不过,一九七七年的高考我已经来不及参加了,回到北京后,马上投入到了一九七八年的高考复习之中.

如何进行的高考复习,我现在记忆已经模糊了,但一九七八年高考前后在我眼跟前的几件事给我的印象极为深刻.

首先是高考报名.一九七八年,文革已经结束将近两年,但文革余毒远未肃清,高考报名仍需要进行"政审",在报名表上要填上"家庭出身"和"社会关系",然后由考生所在单位"审核盖章"方能有效,才能够领取"准考证".就此一项,不知道有多少人被拒在了大学校门之外.我属于"根红苗正",但也遇见了尴尬事.我拿着海淀区复转军人办公室同意我参加高考的证明信到海淀区教育局领取了"报名表",然后随一堆人站在院中听教育局的人解释如何填表.此人"大义凛然"地说道:填"家庭出身"一栏必须填写祖籍的"出身",也就是填爷爷是干什么的."社会关系"一栏,必须如实填写"海外关系"(那时,有海外关系可不是什么好事.),隐瞒或"漏填",一经发现取消"考试资格".许多人对此人的说法不以为然,我也是其中之一,特别对填写"家庭出身",我向他提出了异议.我说:"我从小到大填的都是"革命军人"出身,参军也是如此,怎么到你这儿给变了?"此人并不正面回答我的问题,只是强调这是上面的"规定",不按"规定"办事,参加不了"高考"自己负责.胳膊拧不过大腿,我只好回家问父亲早已死去的爷爷是什么"成份".父亲告诉我,爷爷是"小手工业者",比"小业主"要低,属于"半无产阶级".其实,解放前我爷爷活着的时候,在四川农村老家守着自己的一个破铺子,干着替人编竹筐之类的手艺活儿,连人都雇不起,穷苦之极,否则,老爹也不会跟着红军跑了.我按不知哪家的规定,在"报名表"中"家庭出身"一栏填上了"小手工业者".那时,我心里极为搓火,想到自己从正宗的革命军人出身变成了""小手工业者"出身,气就不打一处来.

我是在现今的"人大附中"(那时以数号排列,叫XXX中学)参加高考的.高考的那三天正值盛夏,天气炎热.进入考场前的那一刻,学校操场站满了考生,那是一幅奇特情景:从年龄上看,有年仅十七八岁的应届高中生,也有年过三十的"老三届"高中生.从经历上看,一些考生还是稚气未脱的半大孩子,而有的人已经老成地满脸"沧桑",在农村,在工厂,有了相当的阅历.从关系上看,那些十七八岁的应届高中生相互之间打打闹闹,咋咋唬唬,他们之间的友谊显得那样纯洁.而那些年龄在三十左右的考生大都自己孤独地站在那里.我清楚的记着,有一对夫妻紧紧的站在一起,男的只买了一瓶汽水,执意地递给了女的,自己喝着"军用水壶"里的白水.那时,这种"夫妻档"的考生并不少见.不过,所有考生的眼神都带着一种渴望,希冀着通过高考改变自己的命运.

我还记得在我所在考场出现的一件趣事.高考的第一天下午,考试将要结束时,坐在我后面的一个女生突然惊恐地大叫起来,着实地把我吓了一大跳.她语无伦次地喊道;"我的手表丢了,手表丢了!"那时,对于青年人来说,手表可是"奢侈品",没有参加工作的人,一般是没有手表的.我从参军到复员也没有自己的手表.为了高考,母亲才把她的"老英格"暂时借我.如果谁真的把手表丢了,那可是件大事.在考场监考的老师迅疾地走过来帮助那个女生寻找,我是不敢回头的,生怕成为偷看偷抄的"嫌疑犯",直到老师要我站起来,我才侧身回头看了一眼.这一回头不要紧,我发现手表结结实实地戴在这个女生的右手腕上.据我分析,此女生一定是把手表先放在了桌子上,以便利自己掌握时间,然后不知不觉中给戴在了右手腕上,过了一会儿,又习惯性的往左手腕去看手表,突然发现没有手表,于是就大喊大叫起来.这件事本身是小事一桩,但从这个女生如此失态的表现就可看出当时参加高考人们的心情:紧张,紧张,太紧张了!

这还不算完,高考的第二天又出事了.上午考试完毕,我随着人群一路出了"人大附中",骑上自行车向海淀镇方向奔去,我发现前面有三个骑着车的女孩儿正在唧唧喳喳地讨论上午的考题,我悄悄地跟了上去,无非是想听听她们有什么"正确答案",以验证自己的考试"成果"如何.当我们骑车临近海淀镇东口时,突然一辆手扶拖拉机向三个女孩儿冲去,一个女孩当时就给撞出去了两三米远,我反应较快,但也摔了个"狗吃屎".那时的海淀镇东口与中关村隔街相望,为一个大三岔口的一端,交通事故层出不穷.等我缓过劲儿来,发现那个躺在地下的女孩儿满脸是血,而开手扶拖拉机的人正冲另外两个已经惊呆了的女孩儿和我叫骂.我立刻血往上涌,上去就扇了那个人一耳儿刮子,我那时并不是为了几个女孩儿打抱不平,而是为了那个开手扶拖拉机的人太不讲理,同时也为了他骂我.混乱之中,围观的人越来越多,有人大喊"救人,救人!",这时我才发现那个躺在地下的女孩儿坐了起来,她的两个同伴儿看到那么多血,不敢靠近她,我只好学了回雷锋,把这个女孩儿背起来,送到了就在旁边的海淀医院.医生护士忙里忙外之时,我把"精力"全都放在"处理"我那件染满血迹的衬衫,等我完事后,突然发现就我一个人"陪"着这个受伤的女孩儿,她的两个同伴儿不见了!当时我真想撒腿就跑,谁都知道下午的高考耽误不得.就在我犹犹豫豫地过了约一个小时后,那两个女孩儿回来了,她们带来了那个受伤女孩儿的父母,最使我感动的是,其中一个女孩儿居然想着给我带饭来,因为直到此时,我们之间还互相不知叫什么名字呢.我两三口就扒完了饭,立刻返回"人大附中",不顾炎热,蹲在大门口外旁边看复习资料,其实就是想让自己脑子静一下.下午的考试很快就过去了,当我出了大门口,立刻大吃一惊,我一眼就看到了那个受了伤的女孩儿,她满脑袋上都是绷带,我做梦也没想到她居然还能来参加考试,她脑袋上至少缝了十针,这也太玩儿命了!三个女孩儿正等着我,向我再次表示感谢,并向我要我的姓名和单位.我给了她们我的姓名,但告诉她们我是复员兵,还没分配工作呢,没有单位,考大学也是给自己找找出路.这里没敢说实话,说自己特想上大学,主要是害怕自己考不上.据说,七八年高考录取率是百分之一,也有人说是三百分之一,反正能考上就犹如"中了举人".我对自己能否考上一点儿信心都没有.

考试结束了,我和一帮"发小儿"们开始忙着在各军队大院穿梭,看"内部电影".那时特别流行"内部电影",其实就是看许多不能公开放映的进口电影.我记得我看的第一部"内部电影"是"巴顿将军".还是我母亲提醒我"发榜"的日子就要到了.我记得我是按规定下午去的海淀区教育局,我根本挤不进发"成绩通知单"的那间办公室,只好就在教育局院里傻站着,这时我听见背后有人在喊我的名字,回头一看,原来是被手扶拖拉机撞伤的那个女孩儿,她头上仍浅浅地围着一圈儿绷带,不过看上去已无大碍,和她在一起高考的那两个女孩儿也在,她们笑得脸上"阳光灿烂"的,不用说,肯定是考上了.这下我真的心虚了,只想她们赶快走,万一我没考上,有点儿"丢份儿".不过,她们非常想知道我是否过了"录取线",一定要等我拿到"分数通知书".我没辙了,硬着头皮挤进了发"成绩通知书"的办公室.等我领了通知书出来,见到这三个女孩儿,嘴里一直说成绩肯定不行,然后一咬牙拆开了信封,我一看分数,有点儿发傻,成绩比我想象的不知高出多少,不仅过了"录取线",而且上重点大学也绝对没有问题.几个女孩儿看了我的成绩也露出了惊讶地表情,似乎也有点儿不相信,不过她们是"以貌取人",觉得我怎么看上去也不象能够读好书的"书生".一九七八年,年轻女孩子心目中的偶像是陈景润式勤奋苦读的"书呆子".我分析,自从我扇了撞她们的那个开手扶拖拉机的人一耳光后,她们从心里就把我从"读书人"的队伍中"开除"了.不过,我看得出,她们还是替我由衷地高兴.我们开聊起来,这时我才知道她们都出身知识分子家庭,家就在中关村附近,同一个中学毕业,然后在北京海淀郊区农村"插队",她们放弃了回城工作的机会,一心就是要考上大学.我永远不能忘记,最后那个受了伤的女孩拿出了一个日本造的"电子计算器",一定要送给我.一九七八年,"电子计算器"在中国绝对是"稀罕物",估计是她父母谁出国带回来的.我接受了她的礼物,并且将这个"计算器"保留至今,以做为我们这一代人奋斗向上的"见证".自从这一天后,我再没有见过这三个女孩儿.转眼二十多年过去了,我真希望她们之中有谁能看到我这篇回忆,当然,也许这只是一个"白日梦".

一九七八年高考可以说是我生命中的一个转折点.无独有偶,一九七八年也是中国命运的转折点,十一届三中全会就是这一年召开的.回首往事,猛然发现,我们这一代似乎注定要和自己的祖国共命运.

一九八零年秋季,北京海淀区选举区人民代表.北大学生以"民主竞选"的方式选举自己的区人民代表.此次选举引起各方面的关注,毁誉参半.我只能以我个人当时的所见所闻,现在再回过头来看一下.

一九七八年,我是"瞎猫捉住死耗子",幸运地考入北大文科某系.一进北大我就傻眼了,我们班的人大都是各省市或地区的"状元","榜眼"或"探花",考分之高令人咋舌.北京人是占了"地利",录取分数要低于外地,但真学起来,无论如何占不到"便宜".我在我们班属于"孙山一类",学习成绩始终处于"中下游".那时,班上一位女才子安慰我的话是:"北大一颗草,出去是块宝".不管怎么说,我在北大属于"小草"一级,有点儿"自卑",所以很不活跃,凡事基本都是"观众".

任何事情的发生都有其背景,"北大民主选举"也不例外.套句"官话"说,一九八零年的"革命形势"是:公审"四人帮";华国锋下台已成定局;"解放思想"已不仅是走出文革的"禁锢",而是与"思想西化"联系在了一起;党内一些高级干部,还有一大批高级知识分子,呼吁"民主",同时质疑毛泽东在文革中的所作所为;大批文革遭迫害的老干部已经"官复原职",有的部委一下子就有了二十多个副部长,还有众多的司局长,军队中情况也大致如此,老干部们在"房子,车子,子女"等待遇方面的要求搞得"动静"太大,引起了社会大众的不满;而此时,"国门"已经打开了一条缝,"国人"虽然看不到外面世界的全貌,但西方世界最让人"眼晕"的那部分却看到了,富裕的物质生活,繁华的都市,先进的科技,人们再加上自己的想象,和自己的生活工作一对比,整个儿就是两字,羡慕!当然,羡慕之余,外加上一点点对自己处境的烦恼和不满.这些无一例外地都会在校园里产生反应.

北大人颇为得意的是他们的"革命"传统:"德先生和赛先生".那时的北大,凡高谈阔论者,言必"民主",论必"科学",虽是每天都喝着棒子面粥的穷学生,确有"先天下人之忧而忧"的古风.以我所在的宿舍为例,每晚息灯之后,以一个"老三届"的大哥为首,带着两个"乳臭未干"的"黄口小儿"(应届高中生)纵谈天下,指点江山,从秦始皇到毛泽东,再从马克思到斯大林,大有"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之势.这就是当时北大"民主竞选"前校园风气的一个缩影.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北大的书生们到也不光是"口头革命",他们还真的利用"民主竞选"的方式去"实践"一把"民主",尽管那时他们自己也仅是从书本上来认识"民主"的.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从十月底开始,以文科各系为主,在北大"三角地",学一和学三食堂等处,陆续有"竞选宣言"贴出,然后紧接着就是各种大字报,说什么的都有,以"百花齐放"来形容,一点儿也不为过.随着"竞选"如火如荼地进行,大字报的"火药味"也越来越浓.依我之见,能够称得上"重磅炸弹"的有物理系王某某对毛泽东进行评价的大字报(具体标题记不住了),主要内容还是讲毛泽东在文革中的所作所为.我感觉此张大字报把毛泽东说得是比希特勒要好(可能是毛泽东没有搞种族灭绝),比斯大林要狠.还有一张大字报,应该是经济系几个人写的,是论述共产党领导问题的,基本上把共产党比做了"三座大山".另外有一张大字报(用了化名)指名道姓地对叶剑英进行"人身攻击",大讲叶剑英的"生活作风"问题和"祝寿问题".这几张大字报应该是在当时的中共中央领导层引起了震动.我的直接证据是从我父亲那里来的.一日在家,父亲郑重地和我"单独谈话",要我向他"汇报"北大目前的"形势".我采取了"中庸之道",既不说"好的很",也不说"糟的很".父亲脸色凝重地告诫我,多听,多看,但绝不许多说话.接着,父亲又把他在周总理领导下的工作经历说了一遍,以此来"教育"我如何在"复杂"的形势下保持清醒头脑.谈话中,我发现父亲对我上面提到的几张大字报的内容并不陌生.显然,父亲是看到了什么文件或"内参",而且肯定是某中央领导说了"重话",传到了父亲耳中.以我父亲当时的职务和级别,是能够知道上面一点点"动向"的,而且父亲毕竟是军人,如果不是中央特别重视,他是不会对"地方"发生的事情特别关心的,更不会找我"谈话".

"北大民主选举"的"热点"就是"竞选人"的"政见答辩会".这可是一大"人气"指标.有的"答辩会"所去的人虽不是寥寥无几,但也稀稀拉拉,有的则不同,以人满为患来形容还不够,因为"会场"外面也都是人挤人.我"有幸"参加了几次特别"火"的"答辩会",会上的具体内容记不住了,但能够回忆起与"答辩会"有关的几件事.一次是在北大"办公楼"小礼堂,由经济系张某(此人当时为学生会主席)"答辩".就在"答辩"气氛极为热烈之时,有人突然打断了"答辩",把一个从安徽来的中国科技大学的学生领上了台,这个学生看上去极为疲惫,他声音嘶哑地"控诉"安徽省领导和科大党委对他们"民主请愿"的"镇压".这时,台底下传来了起哄声和呵斥声,还有人高喊:"这是北大,滚下台去!"当时我看到了这个科大学生极为震惊的表情,也许他根本没有想到他在北大会遭到如此之"待遇".即使到今天,我想起此事心里仍很不舒服,仍然为那些目中无人,"狂"的没边了的北大人感到羞耻.还有一次是参加国政系房某某的"答辩会",此公对任何问题皆采取来者不拒的态度,一律认真并直接回答,绝不绕弯,属"答辩"态度最好的人.不过,此人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的经历.好象他上北大前当过海员,而且曾冒着生命危险参加了"抗美援越",几次进出被"美帝国主义"布满水雷的著名越南港口海防市.我那时很为我自己参加了"唐山抗震救灾"而小小地得意过,听到此人连"地雷阵"都闯过,立刻就"夹着尾巴做人"了.哲学系的胡某也给了我较深的印象.好像他有一个"竞选班子",把他的"竞选活动"搞得"轰轰烈烈",无论是"答辩会",还是贴大字报,都不输人.更可贵的是他依然"谦虚谨慎","拉票"不分场合.一次是在学生宿舍楼下(三十,还是三十一楼,记不清了),一群人围着他"提问加辩论",大约从晚上九,十点钟开始,一直到第二天凌晨三,四点钟才结束.我大概在熄灯前(十一点熄灯)"加塞儿"听了一会儿,而和我同宿舍的两个"黄口小儿"一会儿上来喝口水,然后又下去"听",一直"闹腾"到下半夜.对于胡某滔滔不绝的口才我从来没有怀疑过,但他有如此好的体力我是万万没有想到的.

"北大民主选举"的一大"看点"是女生参加竞选.而风头最健的当属中文系的张女士.张女士乃"巾帼英雄",据说,一九七六年"四.五"运动时横遭逮捕,曾被押赴刑场假枪毙过(此事真假没有考证过).张女士写了不少大字报,看的人特别多.以至有些人把自己的大字报尽量"靠"着张女士的"大作","沾光"的意图非常明显.张女士最具轰动效应的"秀"是准备开讲所谓"东方女性的人体美".这一题目搞的北大那些有"性饥渴倾向"的"处男"们"五迷三道"的.张女士还大搞"族群分裂'(有点儿象吕秀莲),她知道自己的"基本群众"是女生,因此专门召开只有女生参加的"谈心会".我们班的女生去了不少.但张女士"低估"了男生的"革命觉悟",她没有想到她的"谈心会"涌来了大批男生,不过,有些男生"不怀好意",专门"踢场子"去了.我和张女士并不认识,更无"个人恩怨",但那时对她确有些看法,主要是狭隘的"封建小农意识"作怪.我们班学习成绩的头三名基本让女生占牢,弄得男生有点儿抬不起头来,张女士的"竞选主张"又多少有点儿"涉嫌"女权运动,因此对她"不感冒"也在情理之中.我没有去参加张女士的"谈心会",但据去参加"谈心会"的人讲,"谈心会"的场面有点儿"火爆",有些男生提的问题激起了女生们的"公愤",诸如,"女子无才便是德"是真理吗?你个人算是"东方女性身体美"吗?还有些问题就涉嫌"臭流氓"了.不过,这也从一个侧面反应出,即使在北大这样所谓"精英"聚集的地方,个人素质也大有问题.提高全民族素质真的是谈何容易!女生对此种"侮辱"进行了"自卫反击",动用了女性的拿手好戏,"悲情诉求".我记得有一张女生写的大字报的题目特别煽情,好象是叫"女子也是人"(记忆可能不准确).光看题目,谁都能联想到北大可能出了"白毛女",就这一下,能够争取到千万颗"同情心"!什么叫"绝顶聪明",这就是.

大概到了十二月中旬,"北大民主选举"告一段落,哲学系胡某当选为海淀区人民代表.有人还想继续"折腾"下去,但广大"选民"已经无心恋战,因为期末考试就要来临了.那时,北大相当一部分学生都饱受过文革"失学"之苦,对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倍加珍惜,把学习成绩看得极重,不象后来八十年代中后期那几届学生,动不动就耍混罢课.可以说,一九八零年的"北大民主选举"真正做到了"革命生产两不误",值得"后生"借鉴.

有几句题外话补记于此.

二十一世纪某年某月某日,偶遇当年同宿舍的好友,他告诉我现在北大流行一句调侃的话:"北大的后门是秦城监狱,清华的后门是中南海."想起来有点道理,至少,参加上个世纪一九八零年北大"民主竞选"的"头面人物"在"六.四"时基本都成了"倒霉孩子",几乎被"一网打尽".我一直认为,北大是出不了象样的政治家的,北大走的是"精英"教育的路子,结果,热心政治的北大人个个象他们的老前辈陈独秀,只知张扬不知韬晦,除了孤芳自赏和自以为是,不可能也不想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下场自然是"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不过,也有人不同意我的看法,认为北大教育的成功之处恰好就在不出"大官",而出"大师",有象胡适那样才华横溢的大才子,有象季羡林那样淡薄铭志的大学问家.

我是一九八七年底来到海南的.不过,我和那些只身到海南的"冒险家"们有所不同,我等于是"组织"上派到海南来的.我所在的公司是国务院所属的几大公司之一,根据国务院文件,公司内部组织完全按"官本位",一把手(董事长)为副部级,公司内部主管部门一把手为副局级.一位公司某主管部门原一把手调任海南公司总经理.公司董事长力排众议,我被破格提拔,升为排名第一的副总经理,行政级别为正处级.那时,国务院所属单位干部积压严重,五十岁以上的主任科员也不少见.我刚过三十,已是正处级,可能是有把我当"第三梯队"培养的意思.当然,"外放"锻炼是必不可少的.

"六.四"时,学生们喊的最响亮的一个口号就是"打倒官倒!",针对的就是我们这样的公司.激情之下,学生们把"官倒"和高干子弟直接挂钩,不能说没有一点道理,但应该说明,"官倒"与一些高干子弟"倒买倒卖"的个人行为没有必然联系,准确地讲,"官倒"的深层原因是当时的体制问题.以许多在海南的公司为例,能够把生意真正做的有声有色的还是那些各级政府部门办的公司,而不是高干子弟掌握的公司.例如,那时各省和直辖市经委,计委,还有外贸委掌握了物资调拨权和进出口权,这是一种垄断权,它们所属的公司就是拿这种权力做生意的.这种奇特现象源自于中央搞了一个"双轨制",把一些计划经济内严控的生产生活资料实行两个价格,一个是"计划价格",依旧按计划经济定的生产生活资料价格调拨物资给"国企";另一个是"市场价格"(比计划价格要高许多),把所谓"计划外"的生产生活资料按"市场价格"卖给乡镇企业和调拨物资不足的"国企".中央本意是想用"市场价格"来寻找物价改革的"突破口",但在基本还是"短缺经济",以"卖方市场"为主导的大气候下,结果是,"双轨制"成了把许多物资由"计划价格"变成"市场价格"的"合法依据",对控制了计划经济内生产生活资料的政府部门来说,不想发财都不行,因为许多得不到国家计划调拨物资或调拨物资不足的生产企业和商家"死缠烂打",求着它们按"市场价格"卖给生产生活资料.于是,大批各政府部门办的"官倒"公司应运而生,成为把"计划价格"变成"市场价格"的合法"桥梁",它们做的等于是没有风险的无本生意,只见钱进,不见钱出,这怎么能不激起"民愤".我记得,我来海南前,公司领导找我谈话,哼哼告诫我的是,绝对不能出"个人经济问题",一定不能够出"生活作风问题"(可能和我还没有老婆有关系).业务摆在最后面笼统地谈了一下,因为我们的生意根本没有什么风险,不用折腾,许多人千方百计地找上门来求你做生意,要"批件",所以把握好个人自己,"拒腐蚀永不沾",比有"生意头脑"要重要得多.

时光飞逝,转眼就到了一九八九年,此时我在海南正属春风得意.海南公司的一把手已调香港,总公司不准备再派人来,我成了能够说了算的实际"一把手".我那时主要精力就是代表公司应付各种"饭局",参加各种活动,多听多看,求到我做生意的,也就是想从我这儿搞到"批件"的,我一律报总公司,由总公司领导决定.其次,我就是招待好各路来的"神仙".由于我们公司名声在外,拿着我们公司各级领导的条子找我的人不少,再加上通过各种关系找到我的人,这些人大都有"背景",许多更是刚刚退下来的老干部,有的更是由总公司领导陪同过来,我基本成了一个"大接待员",特别是在北方秋冬之交,我忙的干脆就呆在了三亚,安排这些人的游山玩水,连海口都回不去了.我在海南唯一的"政绩"就是招聘了几个来海南"闯世界"的大学生,组织了一个"调研部",从海南特有的视角,去粗取精,为总公司领导提供海内外经济信息.领导对我的"政绩"大加赞赏,其实我明白,领导最满意的是我能够摆正自己的"位置",不搞"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那一套.所谓"福兮祸所倚",正因为不必太操心公司业务,人就虚飘起来,交往的人越来越广泛和复杂,与当时一些赫赫有名的高干子弟也在酒过三巡,脸热耳酣之际称兄道弟起来,以至"祸从天降".

一九八九年四月,胡耀邦逝世后五天我回到北京,公司领导要我见一下某知名港商,这名港商准备和我们在海南合资搞一个项目.晚上,公司领导在北京当时最有名的"明珠海鲜酒家"宴请港商,我作陪.在饭桌上,领导向我交待了要替港商在海南办的几件具体事,我当然满口答应,港商非常高兴.此后,大家开始闲聊起来,这时我才得知,许多人涌向胡耀邦家,吊唁他的去世.还有,就是在北京的大学校园里开始出现大字报,天安门广场也开始出现花圈和条幅.由于"内外有别",敏感的问题点到为止,大家都不肯再多说什么.宴会后,公司的车送我回父母家,车到东四十条被堵住了.武警试图拦住一队队挥舞着红旗涌向天安门广场的学生,我听见了学生们的口号声,喊的最多的就是"打到官倒!",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不祥之感由心而生.第二天,我去见公司的一把手,他是"通天"人物,我希望从他那里探听一点点口风.但他根本没有把学生"闹事"当一回事儿,要我立刻回海南,并暗示我可能我要"升官",回总公司某部门当头头.

我在北京没有耽误,立刻回到海南.第一件事就是做了一个"饭局",把海南几个与我熟悉的官员请来,告之他们某知名港商要来海南,请他们协助办几件事,并请他们通报给当时的海南一把手.如此好事,对于需要政绩的官员来说求之不得.另一方面,他们误以为我很有能量,错把我当成了"通天"人物,刮目相看,结果"六.四"之后,给我带来了不少麻烦.第二件事,我找来了"调研部"的几个"秀才"开会,要他们注意各方面的消息,随时告我.我批给了他们一点儿钱,允许他们拉点儿媒体的"关系",目的无非是利用知名港商来海南之际,让我们公司大出一下"风头".结果这时候去和媒体打交道,正是"没吃羊肉也弄一身膻".

北京局势的发展出乎我的预料."四.二六"社论没有"镇住"学生,反而引爆了大规模的游行.紧接着又有赵紫阳"亚太银行讲话",局势好像又"翻"了过来.直到这时,北京的"政治风波"才在海南掀起点儿动静.海南不少官员都把当时海南一把手看成是赵紫阳的"红人",赵紫阳"风头"一出,他们都有了"西瓜偎大边"的心态,于是支持学生,支持"对话"一时间成了时髦.各种媒体也开始随风而动,跟着北京的主要媒体开始"支持学生".然而,我这时感到了事态严重.我找到了我在北大留校教书的同学,向他了解情况.谁知,他兴奋异常地告诉我,学生们还有更大的行动,北大教师已经成立了"教师后援团",这一次一定要在中国推动"政治改革",首要目标是要邓小平下台.我一听,大吃一惊,也许我人在海南,感受不到北京那种"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大无畏气氛,但凭直觉,我不信就靠学生如同文革般地"大哄大闹"就能够把中央军委主席赶下台.紧接着,北京的学生开始绝食了,然后是大规模的各界声援游行,最后连香港也爆发了空前规模的声援游行.当然,海南也不能够免俗,海口市中心一天到晚也有不少人聚集,大字报和标语也上了街.据说,也有省政府机关人员带头游行,不过我没看到.那一阵,我真的"眼晕",海南象点儿样的公司早没人做生意了,大家热衷于各式各样的"小道消息",其实大部分是从香港"贩"来的.但我还是相信"组织",几乎每天向总公司领导汇报我们这边情况,同时顺便了解北京的情况.这时我发现,平时"通天"的公司领导们这会儿心里也犯迷糊,还要我一定要找一找几位赫赫有名的高干子弟,探探口风.我千方百计地找到了其中一位,他在电话中只是以大哥的口气告诫我,呆在海南,不要去北京!显然,他探到了上面一点儿消息,但并不知他父亲处境如何.而我做梦也没有想到的是,这位名震广东和海南的高干子弟的电话早已被监听.

局势急转直下,对北京的戒严,以及赵紫阳去天安门广场后不再露面,标志着党内"斗争"已分出高下.学生们在巨大的挫折感打击下,决定不顾一切地"硬顶"下去."六.四"凌晨北京终于响起了枪声.在海南,大家对北京局势的了解立刻陷入混乱之中,各种耸人听闻的消息满天乱飞,其中有"杀人如麻说",即天安门广场血流成河,几千学生被坦克碾成"肉饼".还有"邓小平已死说",即邓已归天,杨尚昆和杨白冰兄弟发动政变,赵紫阳出走广东.最离奇的要属"内战说",即三十八军和二十七军在北京南苑大打出手,连炮都使上了.当然,几天后这些谣言都不攻自破.但"六.四"之后,海南暂短地陷入混乱确是不争的事实,关键在于当时海南的一把手被认定是支持赵紫阳的"铁杆儿",他北上京城就回不来了,以后以"受贿"的罪名撤职查办,对海南的"清查"也由此展开.

六月中旬,我正在夜梦中,突然有人闯入我的房间,我立刻惊醒,侧身滚到床靠窗户的一边,然后紧靠墙角,以防有人从后面偷袭我.但几个人向我迅疾扑来,手电筒的光亮晃的我睁不开眼,我试图反抗,但很快被按在了地上,我的双手被反铐起来,然后我的双眼被蒙上,押入了一辆车中.我以为遇见"绑票"的了,只恨自己不该大意,住在了公司(我们公司在海口那时最著名的宾馆租房办公).时间不长,我被押进一间平房中,四周非常静.大约一个小时以后,有人解开了蒙住我双眼的破头罩,对面一束强光打在我的眼上,让我什么也看不见.有人开口向我问话了:"姓什么?"我听出了此人的北方口音,加上他问话的口气,凭直觉,知道他们肯定不是"绑票"的匪徒.我没有了被"撕票"的性命之虞,顿时松了一口气,突然有了一种"起死回生"的"幸福感",竟然能很自如轻松地回答起问题.我的"镇静"到使审讯者谨慎起来,问的问题越来越简练.这时我才明白,他们是要弄清我和那位名震广东和海南的高干子弟的关系,绕着弯审我是否知道他在"六.四"以后的下落.沾上"六.四"就好办了,我知道我什么"非法活动"也没参加,什么"过头话"也没说过,和这位现在"落魄"了的高干子弟认识,但无深交.你们审吧!七十二小时过去了,屋里始终亮着灯泡,我感觉不到昼夜的交替,但不再给我反戴手铐.这是一个套间,提审我就在外屋,然后我回里屋.我也没有什么可客气的,撒尿就跑到屋墙角,困了就在空无一物的里屋地上躺下,这期间,只给我吃了两顿饭,但水倒是不缺.我基本能够判定,这里不是正式的拘留所,也不是公安局,显然,就是为了搞清我与这名高干子弟的关系,找了个临时隐蔽之地,秘密审我.当然,也有几次"诱供",明显是让我"咬"这名高干子弟.对这儿事必须留心眼儿,别说我对这名高干子弟所知甚少,就算他和我是"哥们儿",我也得咬紧牙关,文革中连邓小平都台上台下走了个来回,万一哪天他老爹杀个"回马枪",我非倒大霉不可.以后我才知道,我这次被"密捕",全是因为我"六.四"前给这名高干子弟打的那个电话.

三天后,任何"手续"都没有办,我就由海南某部门的人"陪同"回到了公司,而抓我和审我的那批人一个也不见了.我的事还没完,海南地方某部门接手查我的"经济问题"和"动乱时的表现",有点儿"破鼓众人捶"的意思在里面.我被要求呆在公司的一个房间里,每天有人给我送饭,然后就是"交待问题"和"接受提问",整个儿就是现在的"双规".不过待遇已经大有改善,除了能够吃饱,还能每天"泡澡"(因公司的房子都是租宾馆的),但绝对不能见人和与外界联系.负责对我"审查"的某官员是我原来的老关系,这一点我没想到.也许这是他的上司给他下的套儿,或者是"上面"有意放我一马,我个人觉得后面的可能性更大一些.整我的"经济问题"其实主要还是要查我们公司是否与"六.四"前的海南一把手有经济往来,结果倒给我查出一个"廉洁"的美名来,我自己没有私自倒卖过一份"批件",卖出去的"批件",帐笔笔清楚.来买"批件"的人带来的"条子"我都留着,审查我的人看了条子上签字人的大名也都不想往下查了,反而有点儿"后怕",怕我以后"翻身"了,找他们算帐.当然,从我这里也没有找出原海南一把手的"经济问题".查我"动乱时的表现"有点儿复杂.关键是"六.四"前我批给公司"调研部"那笔钱,本来让他们当"公关费"用在媒体身上,为某知名港商来海南时"造势"用.结果,"调研部"的"秀才"们钱是花了,却让媒体把他们反咬一口."六.四"后,海南某媒体一口咬定他们捐给学生的钱是我们公司以"赞助"名义出的,"秀才"们拿不出具体"物证"来洗刷自己.话说回来,那时给媒体所谓"赞助费",求媒体帮忙,实属"灰色地带",大家心知肚明的事儿,哪能留下"赞助费"是为了干什么用的字据.不过,"审查"我的人并不想为难我,何况这件事没有什么"油水",既挂不上原海南一把手,也没有什么其他"黑手",更何况"主审官"毕竟和我有交情,他向上报告,认定是某媒体私自把我们的"赞助费"捐给了学生,这件事也就这样不了了之.

到了七月中旬,二十几天的"审查"嘎然而止.本来我做了最坏的准备,但突然好像一切都没有发生似的,审查我的人全都撤走了.这下我不干了,一定要负责审查我的海南某部门给我做个"结论",怎么也不能白白地抓我呀!奇怪的是,凡审查过我的人现在都"躲"着我,好不容易让我"捉住"一个,也只是表示让我再往上,回北京找人谈,他们不能够给我"书面"的东西,因为我不是海南省的干部,"审查"我是奉命行事.此人还特别请我吃了一顿饭,这就算道歉了.以后我才知道,上面一位强有力的人物对海南搞"运动"式的"清查"进行了干预.显然,即使是"六.四"刚过,在一些人大喊镇压"反革命暴乱",实际力图否定"改革开放"之时,中央已经有人对此进行了抵制.以后,"整顿"成了各项工作的中心.政治上整顿,经济上整顿,当然公司也离不开整顿.我们公司属于整顿重点,工作陷入停顿,我在海南已无事可做,领导将我调回北京.对于我在海南所受的"委屈",公司领导在他们职权范围内给予了我最大的"安抚",这里就不细说了.

在离开海南前,我特意去了一趟三亚,到那里没有别的意思,就是想休息一下.面对潮涨潮落的大海,我才发现岁月无情,自己已经到了非告别自己青年时代的年龄了.想到此,心情反而平静下来,有一种凡事顿悟的愉快.所谓早岁那知世事艰,或许,只有在青春已逝之后,才会向往轰轰烈烈、变幻莫测背后的那种平淡和自在.也就是在那一瞬间,我决定开辟自己新的人生道路.回到北京不久,我递出了"辞职报告"......

后记

每个人都曾年轻过,也特别愿意用"青春无悔"来褒奖自己的青少年时代.而我回首往事,内心深处却有一种莫名的遗憾,也许是因为我的青少年时代太过单调了,任何回忆都和"红色"有一种割舍不断的联系.父亲是红军,当了一辈子的军人,我自然就出身在最正宗的"红色"革命军人家庭,在小学是"红小兵",上中学后自然成为"红卫兵",而后又参军戴上了红五星和红领章,直到上大学,然后参加工作,也都是在"五星红旗"下一步步成长起来的.仔细想一想,这也是在中国大时代背景下一种不以自己意志为转移的必然经历,因此自己只要把它记下来就好了,告诉后来人,我就是这样走过了自己的青春岁月.如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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