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读司马温公正闰之论 -- 履虎尾

历史巨著《资治通鉴》除了是一部秉笔直书信史，还体现了历史为现实服务的史鉴精神。书中的史评“臣光曰”，就是司马温公以古为鉴，垂训后世史学思想的具体体现。《资治通鉴》中的一百一十几篇“臣光曰”，是全书的重要组成部分，把对历史的叙述上升到理论的高度。正是由于如此，我们阅读《通鉴》不可不细读“臣光曰”。

《资治通鉴》中关于“正闰”的论说，在《通鉴》卷六十九魏文帝黄初二年的“臣光曰”中，司马温公说道：

“汉兴，学者始推五德生胜，以秦为闰位，在木火之间，霸而不王，于是正闰之论兴矣。”

唯物主义历史观认为，历史发展是有规律可循的，这就是几十年来教科书所灌输的五种社会形态理论。其实，在唯物史观传入之前，中国古代史学家早就开始了对历史发展规律的探索。“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就是对历史规律的求索。“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这是孟老夫子的历史规律观；黑、白、赤三统循环说，这是董仲舒的历史规律观； “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虽然是小说家言，但也是一种对历史规律的探究。

在中国古代的各种历史规律观中，有一个理论影响最为深远，这就是“五行终始”说。五行终始说其实包括两套内容，一套是五行相胜说，一套是五行相生说。按照五行相胜说的理论，则是“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后一个朝代克制前一朝代；按照五行相生说的理论，则“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 ”，后一个朝代生于前一朝代。

正闰之争，最初是“正统”与“非正统”之争。产生于西汉时期有关正闰的争论，就是探讨西汉国统究竟来自何处，是继承姬周，还是继承嬴秦？汉代学者以“五德相生”的理论来解释历史，认为周为木德，汉为火德，五德相生“木生火”，汉承周运。处于周汉之间的嬴秦，得水德，处“木火之间”，不在五德运行的正位，乃是闰位。由此推出的结论是，秦的帝号不正，只能称霸（伯）而不能称帝称王。

关于秦的历史地位问题的争论，就是 “正闰”之争最初的内容。在周汉之间的秦朝，是否正统呢？此问题在今人看来，似乎已经不成为问题了。但在古代，在旧的史学体系中，这却是一个十分重要问题，因为此事关乎西汉的国统。

如果我们按照古人的思路，对历史继承的正统与非正统格外认真一番的话，我们会发现，在周汉之间，出现正闰问题的不仅仅是一个秦朝，除了嬴秦之外，还有一个被今人忽略的朝代，这就是“楚”，楚朝。关于楚朝，史有明文：陈涉首义，建号“张楚”，此其一；项氏举义，拥立怀王，此其二；项羽分封诸侯，自称“西楚霸王”，也还是离不开一个“楚”字，此其三。在《太史公书》中，既有《陈涉世家》，《项羽本纪》，又有《秦楚之际月表》，总之有正史可征。你看，秦汉之间，这不是明明白白的存在着一个承前启后的政权——“楚”吗？

在旧的史学理论体系中，除了楚这样的被忽略的政权之外，还有一些实际上存在过，但不被承认为正统的朝代。譬如，两汉之间王莽的新朝，被视为“伪新”；桓玄建立的楚朝，被称为“伪楚”；武则天建立的周朝，则是“伪周”，等等。甚至于，像元朝清朝这样长达百年数百年的朝代，也有人因其是少数族的政权而质疑其历史地位问题。

关于正统与非正统争论，直到现代还没有结束。今天，我们说起末代皇帝，都说是末帝溥仪，末帝宣统，爱新觉罗溥仪是清朝的最后一个皇帝，也是中国的最后一个皇帝。其实，在宣统之后还出现过一个皇帝呐，这就是洪宪皇帝啊。袁世凯改中华民国国号为中华帝国，改民国五年为洪宪元年，做了八十三天的洪宪皇帝。这件事确确实实地发生过，这事实确确实实地存在过，袁世凯确确实实的将国家窃为己有，大盗窃国铁案如山。可是，谁也不称老袁为末代皇帝，呵呵，老袁倒是想被如此称呼啊，可是咱们拒绝承认。

司马温公把“正闰之论”的这段“臣光曰”放在魏文帝黄初二年，这是因为历史发展到此时，关于正闰的争论出现了新的内容，这就是“正统”与“伪僭”的区别。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大分裂时期。长达四百年的时间内，除了西晋时期短暂的几十年外，一直是几个政权的分裂对峙。在这种分裂割据的局面下，各割据政权都以自己为正统，称自己为华夏神器国统所系，而贬低对方为“僭伪”。沈约的《宋书》有“索虏列传”；魏收的《魏书》则回敬以“列传岛夷”，呵呵，亦即温公所谓“南谓北为索虏，北谓南为岛夷”也。

温公把这段“臣光曰”放在魏文帝黄初二年，除了是由于分裂开始于曹丕篡汉之外，还因为关于三国时期何为正统何为僭伪的争论，到北宋时期出现了新的变化。

在唐代以前，人们对魏蜀吴鼎立三方是等同看待的，关于曹魏与蜀汉之间谁是正统谁是“僭伪”，本来没什么问题。李商隐《骄儿诗》中说，“或谑张飞胡，或笑邓艾吃”，可见对曹魏蜀汉并没有什么争论。诗圣杜甫在《丹青引赠曹将军霸》中也赞道：

“将军魏武之子孙，于今为庶为清门。英雄割据今已矣，文采风流今尚存。”

杜甫恭维曹霸，称其为曹操的后代子孙，对曹操的评价也相当高。然而到了北宋初年，鉴于五代时期武臣篡国的历史，人们的历史感情开始发生转移。人们开始谴责篡汉的曹氏，以曹魏为僭伪，而以蜀汉为正统。北宋学者如欧阳修王安石三苏等一概不能免俗。苏轼在《东坡志林》“涂巷小儿听说三国语”条记载王彭的一段话：

“涂巷中小儿薄劣，其家所厌苦，辄与钱，令聚坐听说古话。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颦蹙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以是知君子小人之泽，百世不斩。”

涂巷小儿的好恶，反映的是北宋时期的社会舆论，人们已经普遍地把蜀汉视为正统，把曹魏看作僭伪。

历史，是一种客观过程，历史本身是没有感情，没有善恶是非的。但是，历史又是由人来研究的，研究历史的人却有着爱憎分明的情感，于是，就由学习历史研究历史的人，把自己的情感赋予了本来没有情感的客观过程。这样，历史开始有了是非与善恶，有了情感与价值。中国的第一部史学著作《春秋》，就是孔夫子微言大义，寓褒贬别善恶的作品。孔子把自己的历史观价值观贯串其中，于是有了“孔子作《春秋》乱臣贼子惧”的说法。这些，是中国历史研究的一个鲜明特点，也是中国历史研究的优良传统。

由《春秋》开始的情感赋予，从三国时代开始的正统判断，影响深远，一直到今日。其影响广泛，超出了中国疆域。譬如，“南朝鲜”与“北韩”，“首尔”与“汉城”等等名词，就不允许轻易说错。几年前，倭国代表在联合国大会发言时候，悍然称“朝鲜民族主义人民共和国”为“北韩”，当即遭到“小日本！小日本！”的毫不客气的回敬。

司马温公说，“臣愚，诚不足以识前代之正闰”。其实，温公自己对三国对五代并非没有是非善恶的判断，只不过，温公不愿意用著史者个人的情感，干扰历史的客观真实罢了。

温公接着说道：

“臣今所述，止欲叙国家之兴衰，著生民之休戚，使观者自择其善恶得失，以为劝戒，非若《春秋》立褒贬之法，拔乱世反诸正也。”

历史真是太难了，也太有趣了，俺履虎尾也更愚，越说越糊涂。呵呵，咱们还是来读温公的原文吧。

附“臣光曰”原文：

臣光曰：天生蒸民，其势不能自治，必相与戴君以治之。苟能禁暴除害以保全其生，赏善罚恶使不至于乱，斯可谓之君矣。是以三代之前，海内诸侯，何啻万国，有民人、社稷者，通谓之君。合万国而君之，立法度，班号令，而天下莫敢违者，乃谓之王。王德既衰，强大之国能帅诸侯以尊天子者，则谓之霸。故自古天下无道，诸侯力争，或旷世无王者，固亦多矣。秦焚书坑儒，汉兴，学者始推五德生、胜，以秦为闰位，在木火之间，霸而不王，于是正闰之论兴矣。及汉室颠覆，三国鼎踤。晋氏失驭，五胡云扰。宋、魏以降，南北分治，各有国史，互相排黜，南谓北为索虏，北谓南为岛夷。朱氏代唐，四方幅裂，硃邪入汴，比之穷、新，运历年纪，皆弃而不数，此皆私己之偏辞，非大公之通论也。

臣愚诚不足以识前代之正闰，窃以为苟不能使九州合为一统，皆有天子之名，而无其实者也。虽华夷仁暴，大小强弱，或时不同，要皆与古之列国无异，岂得独尊奖一国谓之正统，而其馀皆为僭伪哉！若以自上相授受者为正邪，则陈氏何所授？拓跋氏何所受？若以居中夏者为正邪，则刘、石、慕容、苻、姚、赫连所得之土，皆五帝、三王之旧都也。若有以道德者为正邪，则蕞尔之国，必有令主，三代之季，岂无僻王！是以正闰之论，自古及今，未有能通其义，确然使人不可移夺者也。

臣今所述，止欲叙国家之兴衰，著生民之休戚，使观者自择其善恶得失，以为劝戒，非若《春秋》立褒贬之法，拔乱世反诸正也。正闰之际，非所敢知，但据其功业之实而言之。周、秦、汉、晋、隋、唐，皆尝混壹九州，传祚于后，子孙虽微弱播迁，犹承祖宗之业，有绍复之望，四方与之争衡者，皆其故臣也，故全用天子之制以临之。其馀地丑德齐，莫能相壹，名号不异，本非君臣者，皆以列国之制处之，彼此钧敌，无所抑扬，庶几不诬事实，近于至公。然天下离析之际，不可无岁、时、月、日以识事之先后。据汉传于魏而晋受之，晋传于宋以至于陈而隋取之，唐传于梁以至于周而大宋承之，故不得不取魏、宋、齐、梁、陈、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年号，以纪诸国之事，非尊此而卑彼，有正闰之辨也。昭烈之汉，虽云中山靖王之后，而族属疏远，不能纪其世数名位，亦犹宋高祖称楚元王后，南唐烈祖称吴王恪后，是非难辨，故不敢以光武及晋元帝为比，使得绍汉氏之遗统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