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为什么"达赖集团"的阴谋又得逞了? -- 朴成兴

4﹑达赖喇嘛的骗局

达赖喇嘛自从1959年逃亡印度后﹐一直要求“大西藏”独立。1972年后﹐由于美国联中反苏﹐达赖喇嘛不得不改变策略﹐采取指鹿为马的办法﹐把变相独立说成是自治。1987年他的“五点和平计划”连美国国务院的官员都说是“隐蔽的独立计划”﹐1988年的“斯特拉斯堡方案”也是换汤不换药﹐达赖喇嘛却声称他已作了最大的让步﹐放弃了独立诉求。“西藏流亡政府”向中国驻印度大使说明﹐“斯特拉斯堡方案”符合邓小平1979年3月12日对嘉乐顿珠说的“除了西藏独立不能谈﹐其它问题都可以谈”的精神（27）。中国政府回答说﹐达赖喇嘛的“五点和平计划”与“斯特拉斯堡方案”没有从根本上放弃西藏独立的主张﹐不能作为谈判的基础（28）。达赖喇嘛就说中国政府对谈判预设先决条件﹐而他们要求无条件谈判（29）。其实他们自己向中国驻印度大使说明“斯特拉斯堡方案”符合邓小平的意思﹐就等于承认他们接受邓的意思是谈判的先决条件。

苏联的崩溃给了达赖喇嘛极大鼓舞﹐他的调门不断升高。1991年3月10日﹐他在“抗暴纪念日”的讲话中说﹕如在不长的时间内﹐中国政府对他提出的谈判建议仍不做出积极反应﹐他将认为他不再受“斯特拉斯堡方案”的约束（30）。

同月22日﹐达赖喇嘛在伦敦提出“亚洲民主共同体”﹐把西藏﹑内蒙古与新疆当作独立会员﹐与中国平等（31）。

4月16日﹐美国总统布什接见达赖喇嘛﹐他的腰杆更硬了。

8月19日﹐达赖喇嘛宣布撤消“斯特拉斯堡方案”﹐坚决要求西藏完全独立（32）。

12月1日﹐乌克兰举行公民投票﹐90%的投票者要求独立。达赖喇嘛正在英国﹐第二天他被英国首相梅杰接见后对记者预言﹕西藏将在五到十年内完全独立（33）。

1992年3月10日﹐达赖喇嘛在“抗暴纪念日”讲话中说﹕“我相信在不远的一天﹐我们的人民和内蒙古﹑东土耳其斯坦(现称新疆)都要完全自由地回到各自的国家。（34）”显然他认为中共很快就会像苏共那样垮台﹐中国也很快会像苏联那样崩溃。尽管如此﹐中国政府一直与他的代表联系﹐商讨谈判事宜。

1993年8月11日与10月3日﹐达赖喇嘛突然在印度发表令西方大吃一惊的谈话。下面是这两个谈话的全文﹕

合众国际社与路透社1993年8月11日印度新德里电----达赖喇嘛星期四说他只要求在喜马拉雅地区实行政治自治﹐不要求脱离中国完全独立。他在新德里的一个记者招待会上说﹐他认为现实的解决办法是西藏实行自治﹐其外交国防事务仍然由中国掌管。“我们要的是中间道路----一国两制。”达赖喇嘛说﹐“自治对我已经足够了----让西藏人民去决定独立问题。”

北京一直拒绝与达赖喇嘛谈判﹐除非他放弃独立诉求。达赖喇嘛说中国驻印度大使愿意会见他。“这是一个进步﹐”他说﹐“我非常非常乐观。我们期望在我的代表与这位大使之间会有认真的谈判。”但他说﹐“我只有在取得了确实的进展后才会会见他。”达赖喇嘛说中国希望他帮助寻找班禅的转世灵童﹐班禅是西藏第二号重要的精神领袖﹐死于1989年。“这对我们要做的事来说可能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以前中国人一直说寻找班禅灵童是他们的内政﹐我们没有资格过问。”

在过去14年里有11个西藏代表团访问过中国。达赖喇嘛说﹐上个月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官员与达赖喇嘛的哥哥嘉乐顿珠之间的会谈是好的。他请求印度总理拉奥在下个月访问中国时提起西藏自治问题。新德里认为西藏是中国的一个自治区﹐禁止在印度的十万流亡藏人从事反华活动。1991年印度逮捕了几百名藏人﹐因为他们向访问新德里的中国总理李鹏示威。

合众国际社1993年10月3日加尔各答电----西藏流亡精神领袖达赖喇嘛星期天说﹐以色列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最近达成的协议可以作为解决西藏自治问题的榜样。

“过去的已经过去了﹐我朝前看。”他说﹐“甚至以色列人与巴勒斯坦人都摆脱了几十年的仇恨与暴力﹐在和解的精神下谋求和平。我坚信如果西藏人与中国人双方都采取理性态度﹐我们将会发现和谐的解决办法。”

这位西藏神王把他的方案叫做“中间道路”﹐他说他愿意接受在中国内部实行有限自治﹐而不是脱离中国完全独立。

达赖喇嘛这两个谈话比起“五点和平计划”与“斯特拉斯堡方案”来﹐似乎是作了大幅度的让步。那两个计划都要求中国从西藏撤军﹐这两个谈话却允许中国掌管西藏的外交国防大权。他甚至引用了中国政府许诺给香港台湾的政策“一国两制”﹐似乎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尤其重要的是他明确宣布放弃独立诉求﹐只要自治﹐这同他在两年前宣布撤消“斯特拉斯堡方案”﹑坚决要求完全独立﹐简直判若两人。

他为什幺（至少是在口头上）要作180度的转弯呢﹖因为中国的形势并未按照他预计的那样发展。1992年邓小平南巡后﹐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曾经预言中共与中国很快将垮台与崩溃的西方观察家们纷纷改变腔调﹐预言中国将在21世纪上半叶赶上美国﹐成为世界新超强。为了从高速发展的中国市场捞取实惠﹐西方各国争先恐后地向中国示好。达赖喇嘛极其被动﹐不得不也改变腔调。他在改变腔调之前大概没有通知他的部下﹐所以我在1993年9月27日至28日美国和平研究所于华盛顿召开的西藏问题讨论会上引用并散发达赖喇嘛1993年8月11日的谈话时﹐达赖喇嘛驻美国与联合国首席代表洛地甲日（Lodi Gyari）竟然说那个谈话是媒体捏造的﹐达赖喇嘛根本不可能说出那样的话（指不要独立）。而与会的美国教授们（都是赫赫有名的西藏问题专家或中国问题专家）虽然并不否认这一谈话的真实性﹐却继续大谈西藏独立﹐根本不理睬达赖喇嘛的新意图。看他们的口气﹐似乎西藏问题应该如何解决（独立还是自治）并不由达赖喇嘛或中国政府决定﹐而要由他们决定。

中国政府对达赖喇嘛的政策与达赖喇嘛的要求大相径庭。1981年7月28日胡耀邦接见嘉乐顿珠时宣布了对达赖喇嘛的“五条方针”﹕一﹑我们的国家﹐已经走上政治上能够长期安定﹐经济上能够不断繁荣﹐各民族能够更好地团结互助这样一个新时期。达赖喇嘛和跟随他的人都是聪明的﹐应该相信这一条。如果不相信﹐要多看几年也可以。二﹑达赖喇嘛和他派来和我们接触的人﹐应该是开诚布公﹐不要采取捉迷藏或者是做买卖的办法。对过去的历史可以不再纠缠。即1959年那段历史﹐大家忘掉它算了。三﹑我们诚心诚意欢迎达赖喇嘛和跟随他的人回来定居﹐目的是欢迎他能维护我们国家的统一﹐增进藏汉民族和各民族的团结﹐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做贡献。四﹑达赖喇嘛回来定居后的政治待遇和生活待遇﹐照1959年以前的待遇不变﹐党中央可以向人大建议﹐还当副委员长。至于西藏就不要回去了﹐西藏的职务就不要兼了。当然也可以经常回西藏去看看。五﹑达赖喇嘛什么时候回来﹐他可以向报界发表一个简单声明﹐声明怎么说﹐由他自己定（35）。

胡的讲话是对外的﹐1984年10月2日﹐西藏自治区党委印发了中央对达赖喇嘛的方针政策﹐供内部掌握。其主要内容是﹕一﹑达赖出走外逃﹐在国外搞“西藏独立”并散布了许多错误言论﹐这两件事干得不好﹐他对不起国家﹐对不起西藏人民﹐也败坏了他自己的名誉。二﹑我们对达赖仍然是继续做工作﹐争取他向好的方向转化﹐跟着达赖外逃的一批人﹐愿意回祖国的﹐我们一律欢迎﹔回来不走的﹐妥善安排﹔回来有要走的﹐礼送出境﹔早回来﹐我们欢迎﹔迟回来﹐我们等待﹔不回来﹐我们争取﹔搞分裂﹐我们反对。三﹑中央对达赖喇嘛的五条方针不变。四﹑西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的一部分﹐不能搞独立﹐也不能搞半独立。对台湾的“九条”（即“一国两制”----引者）不适用于西藏﹐西藏和台湾都是中国不可分割的的一部分﹐但区别很大﹐西藏解放30多年﹐已实行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废除了旧制度﹐是中央统一领导下的自治地方﹐因此西藏和台湾是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问题﹐根本不能相提并论。美国在搞“一中一台”﹐还有人想搞“一中一台一藏”﹐这是绝对不能允许的。要搞什么“大藏族自治区”也是不现实﹐不可能的。五﹑达赖集团一再提出要派国外藏胞中的青年知识分子回藏教学（教藏文----引者）﹐有他们的目的。我们的答复﹕愿意回国工作﹐我们欢迎﹐但必须承认是中国公民﹐服从分配﹐有长期打算（达赖方面听说要他们的藏文教师承认自己是中国公民﹐就打退堂鼓了----引者）。六﹑中央和达赖之间不存在谈判问题（36）。

也许是意识到胡耀邦的“五条方针”不准达赖喇嘛回藏居住太过分﹐赵紫阳作了修改。1988年4月4日班禅在人大记者会上说﹕“对达赖喇嘛的方针﹐中央已明确阐述过五条方针﹐是没有变动的。达赖喇嘛回到祖国﹑回到西藏有什么条件﹖唯一的条件就是要他放弃搞西藏独立﹐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并且同全国各兄弟民族一道为维护祖国统一﹑增强民族团结﹑建设社会主义祖国和社会主义的西藏共同努力﹐这是唯一的条件。有了这样一个条件﹐回到祖国﹐对他的政治地位﹐中央已经明确宣布﹕仍然可以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至于他住在哪里﹐按照我们国家的宪法﹐任何一个公民都有自己的居住自由。他想住北京可以住北京﹐想住西藏可以住西藏。但是必须有一个前面讲到的必要的条件﹐如果他在那儿说可以接受这些条件﹐而回来以后在内部继续从事分裂活动﹐那我们是不能答应的。因此﹐如果他坚持独立﹐坚持搞分裂﹐那么上面所说的也不存在﹐谈判没有基础﹐也就没有什么好谈的。（37）”

中共一贯声称﹕“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西藏”。如果允许达赖喇嘛回藏搞“一国两制”﹐岂非意味着社会主义救不了西藏﹑进而危及“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吗﹖（香港本来是资本主义﹐中共允许它再搞50年资本主义也无妨）中共拒绝让达赖喇嘛回西藏搞“一国两制”﹐只许诺一个有名无实的人大副委员长﹐达赖喇嘛有洋大人撑腰﹐怎么会接受﹖中共却还要“争取”他﹐真是痴心妄想﹑异想天开﹐天真得可爱。其实际效果只能是向达赖喇嘛示弱﹐使他更加趾高气扬﹑狂妄自大。同时也给本土藏人“中共怕达赖”的感觉﹐使他们更加崇拜达赖喇嘛。达赖喇嘛本来一无所有﹐他在谈判中只能得到﹐不会失去﹔中共本来控制着西藏﹐却要与达赖喇嘛谈判﹐它在谈判中只能失去﹐不会得到。这样简单的道理﹐中共居然也不懂得。

奇怪的是﹐正当达赖喇嘛1993年8月11日谈话从“五点和平计划”与“斯特拉斯堡方案”作了大幅度后退﹐中国驻印度大使也愿意会见达赖喇嘛﹐达赖喇嘛表示他“非常非常乐观”时﹐达赖方面突然就在这个月单方面中止了与中国政府的联系﹐自己关上了谈判的大门（38）。个中的奥秘至今无人知晓。我想是因为“西藏流亡政府”听到了达赖喇嘛的上述谈话后﹐害怕他真的承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与中共达成妥协﹐干脆中断与中国政府的联系。“西藏流亡政府”已经被“少壮派”控制﹐他们不是出生在印度﹐就是在十岁以前就离开了西藏﹐对西藏的自然与社会没有切身体验﹐不明白西藏在政治与经济上都无法自立﹐却自小接受达赖喇嘛关于“西藏自古以来是个独立国家”﹑“中国消灭了120万藏人”的教导﹐满脑袋自由﹑民主﹑自决﹑独立的口号与仇恨中国的思想﹐当然不会允许达赖喇嘛与中国政府达成妥协。达赖喇嘛正在收获他自己播下的仇恨的种子所结出的苦果﹐变成他自己教育出来的流亡藏人的人质。还可能是西方人权卫士害怕达赖喇嘛与中国政府达成妥协﹐指示“西藏流亡政府”切断与中国政府的联系﹐教达赖喇嘛谈不成﹐达赖喇嘛也已变成他投靠的洋主子的人质。由此可见﹐阻碍谈判的不是中国政府﹐而是达赖喇嘛自己手下或背后的人。

尤其奇怪的是﹐尽管达赖方面自己关上了谈判的大门﹐达赖喇嘛却继续不知疲倦地呼吁中国政府与他谈判﹐并反复声称他不要独立﹑只要自治﹐他愿走“中间道路”﹑搞“一国两制”。例如﹐1994年6月6日﹐他告诉《中央日报》记者陈王慧﹐他愿意接受“一国两制”﹐由北京负责西藏的国防外交（39）。1997年3月他访问台湾时也说他不要独立（40）。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中国后﹐他又说﹐他从“一国两制”看到了解决西藏问题的道路（41）。与此同时﹐他继续在世界各地演讲﹐不遗余力地宣传西藏自古以来是独立国家﹐谴责中国移民西藏﹑毁灭西藏文化﹑消灭120万藏人等﹐还要求由藏族举行公民投票﹐决定西藏前途（42）。----他所说的西藏当然是“大西藏”﹐撇开占“大西藏”总人口一半以上的17个非藏民族﹐单单由藏族投票决定西藏前途﹐可谓居心险恶。如果北爱尔兰的天主教徒能单独投票决定北爱尔兰的前途﹐北爱尔兰早就独立了或与爱尔兰合并了。如果魁北克的法裔能单独投票决定魁北克的前途﹐魁北克也早就独立了。可惜国际公法与国际舆论都不允许。达赖喇嘛要剥夺占“大西藏”总人口一半以上的﹑自古以来就生活在那里的17个非藏民族的投票权﹐这是骇人听闻的独裁专制与侵犯人权。

达赖喇嘛还不时漏出独立的言论。他告诉台湾记者﹐他对台湾有人支持藏独深受感动﹐但不能明说（43）。他还对民进党省议员余政道说﹕“西藏独立永远有希望。（44）”与此同时﹐“西藏流亡政府”的出版物与“官员”的言论继续大肆宣传西藏独立﹐好象达赖喇嘛从来没有说过不要独立似的﹐又好象“西藏流亡政府”已经不再受达赖喇嘛的领导。

例如在1996年6月21日至22日于波恩与1997年10月11日至12日于伦敦举行的“汉藏对话会”上﹐尽管我的报告及散发的论文都引用与附录了前引达赖喇嘛1993年的两个谈话的英文文本。“西藏流亡政府外交与新闻部负责人”索南达波仍然只提“五点和平计划”与“斯特拉斯堡方案”（如前所述﹐这两个计划要求中国从西藏撤军﹐所以是独立计划﹐美国国务院也这样认为）﹐却闭口不提达赖喇嘛后来发表的不要独立只要自治﹑允许中国政府掌管西藏国防外交的言论（见其在会上的报告与散发的论文）。“西藏流亡政府安全部研究中心主任”才嘉则在后一个会上说﹕“由于一国两制这一词组包含着西藏原本则为中国之一部分的含义……这样的自治难以为西藏所认同。如前所述历史上西藏与中国是两个不同的国家﹐未来西藏自治的法律也必须有西藏人民自己制定﹐所以西藏问题的解决无法直接套用一国两制模式﹐但可将一国两制作为参考和先例﹐通过谈判﹐以中庸之道解决中藏间的纠纷。（45）”可见他连达赖喇嘛向中国政府乞求的“一国两制”都不接受。其它与会的“流亡政府官员”也无不高谈自由﹑自决﹑独立﹐根本不理睬达赖喇嘛放弃独立的言论。

流亡藏人中的“少壮派”显然越来越不把达赖喇嘛放在眼里﹐曾任达赖喇嘛驻英国代表的平措旺杰说﹕“他们相信达赖喇嘛什么都知道。过去的﹐现在的﹐未来的。他是神﹐所以他不会犯错。我可不信这一套。我是佛教徒﹐没错。然而就我而言﹐他也只是个普普通通的人。因此﹐他有他的优点﹐也有他的缺点。我常常对我的同胞说﹐达赖喇嘛变老了﹐我们必须要问这个问题﹕他到底是不是菩萨的化身﹖不过他现在身体状况不是很好﹐没有人去想这个问题。同样的﹐当他做错事的时候﹐我们也应该问这些问题。当他犯错的时候﹐我们有义务提醒他。（46）”----他所谓的达赖喇嘛的错事﹐就是指口头上放弃独立。

戈茨坦曾批评流亡藏人的领导人过高估计自己的力量﹐非常幼稚（47）。其实从利益的角度看﹐流亡藏人继续高喊独立也有其现实意义。他们把独立叫得越响﹐西方人权卫士给他们的钱就越多﹐他们的日子就越好过。如果他们停止叫喊独立﹐洋大人就不给钱了﹐他们就会饿死。

达赖喇嘛的两面派言行当然无法叫中国政府相信他真的不要独立了﹐所以中国政府一贯把达赖喇嘛公开承认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停止分裂活动作为与他谈判的前提﹐而达赖喇嘛坚决拒绝作此承认。1992年12月27日达赖喇嘛在巴黎告诉法新社记者﹕“假如他们（指中国政府----引者）愿意会见我的代表团﹐那就让谈判从此开始。不过﹐他们如果还是坚持我必须首先发表声明﹐宣布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那我是不会同意的。”1997年11月1日江泽民在哈佛大学演讲时﹐有人问他为何不与达赖喇嘛对话﹐他说﹕“我想我们对达赖的方针非常明确﹐他必须公开承认西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公开放弃西藏独立﹐同时停止一切分裂祖国的活动。但我感到十分遗憾的是﹐达赖并没有这样做﹐他从来没有停止过分裂祖国的活动。（48）”两天以后﹐达赖喇嘛的首席代表才旺单东（“西藏流亡政府”的“外交部长”）发表谈话说﹕“江泽民主席要求达赖喇嘛承认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等于要求达赖喇嘛重写西藏历史﹐接受西藏在历史上是中国一部分这一种说法。达赖喇嘛永远不可能这样做﹐他一贯说这样做是撒谎﹐而他作为一个佛教徒是不可以撒谎的。（49）”

联合国与世界上所有国家都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谁也无法否认的法律事实。《联合国宪章》规定﹐必须尊重主权国家的领土完整。中国政府要求达赖喇嘛承认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完全符合国际公法与《联合国宪章》。1998年6月27日﹐江泽民在北京与克林顿举行的联合记者招待会上重申了上述条件并增加了要达赖喇嘛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后﹐克林顿马上说﹕“我同意西藏为中国的一部分﹐为中国的自治区之一。我能理解为什幺承认这一点必须是与达赖喇嘛展开对话的先决条件。”（50）6月29日“西藏流亡政府”一方面承认达赖“不寻求独立”﹐另一方面又坚持要求和中国政府“无条件谈判”（51）。他们连克林顿都赞同的先决条件都不承认﹐说明他们蔑视国际公法与克林顿总统﹐根本没有谈判的诚意。

达赖方面既说不要独立只要自治﹐又拒不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自相矛盾的。美国所有的政治学教科书都指出﹐自治的前提是承认中央政府对自治区的主权﹔《美国政府与政治学词典》则说﹕自治低于独立﹐自治是在一个主权国家内部的某个地区拥有某种程度的管理内政的权利（52）。达赖喇嘛既然拒不承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说明他们所谓的自治不过是变相独立﹐是他精心设计的骗局与暗藏杀机的陷阱。达赖喇嘛的弟弟丹增曲加在接受董尼德采访时一语道破了达赖喇嘛的策略﹕“我们先求自治﹐然后再把中国人赶走﹗……就像英国人被赶出印度一样﹗……自治将是个起步。”（53）达赖喇嘛的如意算盘是﹐先在不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的前提下回“大西藏”“自治”﹐等站稳脚跟后再宣布独立﹐重演1959年的事件。他把江泽民与克林顿都当成傻瓜﹐这是中国政府与达赖喇嘛谈不起来的根本原因。

就像流亡藏人继续高喊独立有其经济上的考虑一样﹐达赖喇嘛在口头上放弃独立也有其经济上的考虑。他已经认识到﹐假如西藏完全独立﹐他没有能力养活如今由中国政府包养的西藏藏族市民﹐更无力安置流亡藏人。他在1997年接受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新闻学院院长夏伟（Orville Schell）时说﹕他1997年3月访问台湾与民进党领导人会谈时﹐“我还进一步对他们谈了对台湾独立的看法。从感情上来说﹐每个人都希望独立﹐但是﹐从感情上来看待这个问题是不对的。我们必须冷静地从经济方面来考虑这个问题。首先是几乎没有彻底独立的条件﹐台湾经济非常依赖中国大陆。……我们西藏也是处于这种情况。我认为﹐即使为了西藏的长远利益﹐经济方面的利益﹐我们也应该在这个基础上处理和中国的关系。西藏是个内陆国家﹐地域广阔﹐人口稀少﹐交通不便﹐但同时自然资源很丰富。为了更快地进行物质建设﹐如果我们和另外一个比我们先进的大国结合起来﹐我们就会比完全独立获得更大的利益。这就是我的基本立场﹐这就是我寻求真正自治而不是寻求独立的原因。” 达赖喇嘛甚至从“西藏自古以来是独立国家”后退了半步﹐他说﹕“我的立场是寻求真正的自治﹐而不是寻求独立。当然﹐我认为从历史上看西藏是一个独立的民族。西藏过去到底是不是中国的一部分﹐需要历史专家和法律专家来回答﹐而不是靠政治来解答﹐不是靠政治人物来回答。如果追溯过去﹐有许多问题需要解答。所以﹐最好还是忘记过去。历史就是历史﹐现在应该向前看﹐这样甚至两个毫不相干的民族都可以很容易地合并为一个国家。这就是我的基本立场。”（54）

1997年11月28日﹐达赖喇嘛又在达兰萨拉告诉一个汉人﹕“如果我回到西藏﹐会把西藏建成一个和平区﹐不建立任何军队﹐除了少数必要的警察。因此我们需要强大的中国的保护﹐也需要中国的物质援助。虽然我们也能得到其它国家的援助﹐但如果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国就有责任在物质上帮助我们。而我们回馈给中国佛教文化﹐这样双方可以互助互益。中国现在就有几百万佛教徒﹐将来更需要佛教。西藏的佛教是最好的佛教﹐当然不是唯一的宗教。我们非常尊重其它的宗教﹐西藏佛教不仅对藏人有益处﹐也对十二亿中国兄弟姐妹﹐尤其是对中国青年人重建精神信仰有益处。当中国的佛教徒和其它中国人认识到这一点时﹐他们就会主动关心佛教文化不被毁灭。如果中国人尊重西藏文化﹐尊重西藏的环境﹐把藏人当做兄弟姐妹﹐我们干嘛要独立﹐要分离﹖正因为在我眼里﹐佛教文化比西藏的政治地位更重要﹐所以我才寻求西藏真正的自治﹐而不是独立。（55）”

在这两个谈话里﹐达赖喇嘛照例大肆攻击中国政府毁灭西藏文化﹑宗教与环境。关于西藏文化与宗教问题﹐前面已经说过很多。至于环境问题﹐主要是由西藏人口爆炸造成的。本来人口爆炸破坏环境是全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难题﹐世界环境大会每次开会都要讨论这个问题﹔联合国还专门成立了人口基金会﹐鼓励与帮助发展中国家控制人口﹔各国科学家更是大声疾呼﹐呼吁人类节育。达赖喇嘛自己在接受《纽约时报》记者采访时也说﹕“人口问题是一个严峻的现实。在印度﹐由于宗教的传统﹐一些人难以接受计划生育。……我想﹐这种情况最好从一开始就被制止----计划生育。当然﹐总的说来﹐从佛教的观点来看﹐堕胎是一种杀戮行为﹐是不好的。但这要看情况而定。如果未出生的孩子将来会有残疾﹐或者孩子生下来会给父母带来严重问题﹐这些都是可以例外的情况。（56）”他在“抗暴38周年纪念会”上还说﹕“由于军事基地的扩张﹑各种建设以及人口增长等因素﹐环境正在遭到破坏。（57）”

如前所述﹐西藏面积虽大﹐但大部分是雪山﹑石山﹑寒漠土与冰缘寒冻土﹐可耕地与可牧地面积很小﹔由于高寒﹑干燥﹑缺氧与大风﹐产量也很低。1980年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孙鸿烈去考察时就已发现西藏的牧场已经严重超载。我在拉萨时经常看到藏人把草根挖出来当燃料卖。这都是中国政府慑于西方舆论﹐不敢要求藏农牧实行计划生育所致。达赖喇嘛也承认﹕人口爆炸会破坏环境﹐实行计划生育势在必行。然而他在一贯攻击中国政府破坏西藏环境的同时又一贯攻击中国政府要求西藏市民只生两个孩子是“侵犯人权”与“种族绝灭”﹐足见他何等虚伪﹑阴险﹑狡诈﹑毒辣。

国际法学家委员会1997年的报告《西藏﹕人权与法治》也是如此。它一方面指责说﹕“中国政府不允许藏妇生产超过当局规定的数目的孩子﹐但限额没有像对汉妇那么利害。在实施这一政策方面﹐也因地区不同而差别甚大。对超生者会采取侵犯其合法权利的措施﹐如罚款﹑强制堕胎与绝育手术。”它故意隐瞒了中国政府对藏农牧不实行计划生育的事实﹐把中国政府对西藏市民的生育政策夸大为对全体藏人的政策。另一方面它又指责说﹕“中国人所造成的对环境最严重的破坏是使牧场退化﹐使大片牲畜与野生动物赖以生存的广大地区变成沙漠。”（58）它所谓的中国人是指汉人﹐汉人会跑到西藏的牧场去过度放牧﹑挖掘草根吗﹖汉人也吃不惯西藏的牛羊肉与酥油奶茶﹐西藏牧场的退化沙化纯粹是藏农牧人口爆炸造成的。达赖喇嘛与西方人权卫士一方面大造舆论﹐指责中国政府要求藏族市民计划生育是“种族绝灭”﹐使中国政府不敢控制藏农牧人口﹔另一方面又把藏农牧人口爆炸造成的灾难性的环境问题嫁祸于中国政府﹐这又是一个怪圈22。

达赖喇嘛说“西藏的佛教是最好的佛教”﹐纯属夜郎自大。且不说泰国﹑缅甸﹑斯里兰卡与柬埔寨等佛教国家从来不请他去当太上皇或太上师﹔日本与韩国的广大佛教徒也从不崇拜他。单说汉族佛教徒对他也不感兴趣。这也难怪﹐达赖喇嘛不懂汉文﹐也不读中国历史（参见前文）﹐所以他不知道佛教传入汉地比传入西藏早得多﹔汉译佛教典籍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较之藏译佛教典籍毫不逊色﹐时间上也要早得多。史载公元前2年﹐大月氏王的使者伊存来到长安﹐向西汉文官景卢口授《浮屠经》。1998年3月﹐中国佛教协会对“伊存授经”作为佛法初传中国的标志予以确认﹐并于同年11月22日在北京举行大会﹐纪念中国佛教二千年（59）。“伊存授经”后约500年﹐公元五世纪﹐传说有宝盒自天降落西藏﹐内有佛像﹑佛经﹑宝塔等﹐然而当时藏族尚无文字﹐也无人能识用梵文写成的佛经（60）。直到公元七世纪﹐尼泊尔尺尊公主与唐朝文成公主从西东两方带了释迦牟尼像﹑佛经﹑法器等嫁给松赞干布﹐佛教才开始在西藏传播开来。这是“西藏流亡政府”的《以事实证明西藏的真相》也承认的﹕“由于迎娶尼泊尔和中国的公主对佛教在西藏的传播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所以﹐在西藏历史上具有特殊的地位。”（顺便说说﹐尺尊公主带去的是密宗﹐文成公主带去的是显宗）公元645年﹐玄装法师从印度取经回来﹐在长安主持翻译佛经﹐共译出佛经75部1335卷﹐是为中原大规模翻译佛经的开始（61）。西藏大规模翻译佛经是从赤松德赞公元775年建立桑耶寺开始的﹐比玄装法师译经晚了一百多年（62）。汉传佛学较之藏传也毫不逊色。如果汉人认为佛教对他们重建精神信仰有用﹐自会去请教汉族佛学大师﹐何须求助于达赖喇嘛﹖

如果汉人都像达赖喇嘛所希望的那样把全部心思与精力都放在转经拜佛﹑超度来世上﹐怎能惮精竭虑地发展科技﹑废寝忘食地工作﹐从而创造出大量物质财富来包养经济上无法自立的藏人﹐让藏人既能不费吹灰之力地坐享现代物质文明﹐又能消遥自在地转经拜佛﹑超度来世﹖

达赖喇嘛还告诉留美中国学生学者﹕“最近几十年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中出现了极端的功利主义的倾向﹐不管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都在极大的程度上破坏了中国的精神世界和道德价值观。一个精神和道德价值观的荒漠正在中国社会迅速蔓延﹐在这种情况下﹐西藏的佛教和佛教哲学能够帮助千百万中国兄弟姐妹找到精神上的归宿。（63）”众所周知﹐全民信佛的泰国自从经济起飞后﹐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与世俗主义弥漫﹐僧尼作为民众精神与心灵导师的地位一落千丈。可见现代化必然导致佛教衰落﹐这一历史趋向既不是共产党的阴谋造成的﹐也不是哪个佛教大师或教主所能阻挡的。何况汉人的民族文化心理结构是实用理性﹐天生拒斥非理性的喇嘛教﹐元清两朝皇帝如此礼遇喇嘛教主﹑广大汉人始终不为喇嘛教所动就是明证。达赖喇嘛在二十世纪即将告终的时候来向汉人推销喇嘛教﹐企图重温“大元帝师”的旧梦﹑当12亿汉人的教主﹐可谓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达赖喇嘛1997年4月在华盛顿会见中国民运人士时说过﹕西藏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经济上都无法自立﹐只能依靠中印两大邻国中的一个﹐比较起来﹐靠中国更好些（据与会者告诉我）。他没有解释为什幺﹐达瓦才仁倒是透露了一点信息。他说﹕“西藏夹在中国与印度两个大国之间总是左右为难﹐两面压﹐两面挤。因为西藏的地理位置﹐总要靠一边﹐我认为靠中国比靠印度要好﹐因为中国人的宗教意识比较淡薄﹐容易跟西藏人相处。而印度人的宗教意识非常浓﹐宗教之间的冲突引发起来不得了。……我们在印度就感觉到﹐有些西藏人在印度呆了三﹑四十年﹐却很难看到有印度人朋友。（64）”

佛教在印度早已衰落﹐印度人大都信印度教﹐又属高加索人种（白种人）﹐无论在宗教与人种上与藏人差距都很大。达赖喇嘛曾说﹕“因为佛教是从印度传到西藏的﹐伴随佛教传入﹐还有许多其它重要的文化影响。因此我心中毫无疑问地认为印度比中国更有理由声称拥有西藏的主权﹐中国对西藏只有很小的影响。（65）”等藏人在印度住下来后﹐才发现满不是这么回事。达赖喇嘛与达瓦才仁都没有解释﹐他们所谓的“靠”是什么意思﹐想必不是指宗教----达赖喇嘛自信西藏的佛教是最好的佛教﹐还用得着靠谁吗﹖----而是政治经济。因为中国比印度更富裕更慷慨﹐肯出大钱包养藏人。达赖喇嘛的如意算盘是﹕既要中国政府继续包养藏人﹐又要中国政府把“大西藏”的行政权交给他﹐还要中国政府把占“大西藏”总人口一半以上的17个非藏民族强行迁走（种族清除）﹐最后﹐还要允许他保留随时宣布独立的权利﹐他真是精明到家了。

达赖喇嘛为了欺骗国际舆论﹐无所不用其极地造谣﹐本书已经揭露了许多﹐这里再举几个例子。

达赖自传说﹕“中国把三分之一以上的核武器部署在西藏的土地上。因为西藏是世界上铀矿最丰富的地区之一﹐中国似乎想通过开采铀矿使西藏大部分地区遭受放射性污染。在我诞生的安多----西藏东北部的省份----有一个众所周知的大型古拉格（苏联关押政治犯的集中营----引者）﹐有人估计可以监禁一千万人。（66）”他在1987年美国国会演讲“五点和平计划”时也说中国在西藏部署核武器与安放核废料。1993年9月美国和平研究所召开的西藏问题讨论会的总结报告却否定了达赖喇嘛的这些谎言。这个报告充满了对中国政府侵犯西藏人权的谴责与对西藏独立的同情﹐却也不得不说﹕“有在西藏放置核废料的传闻。这些核废料据说来自西藏高原东部的铀矿与西藏中部的核设施。这种指控从未被法官或国际社会所证实。（67）”青海省一共只有四百多万人口﹐居然有一个可以关押一千万人的集中营﹐连劳改专家吴宏达都闻所未闻﹐有谁会相信这样的神话呢﹖（根据吴宏达主持的美国劳改研究基金会The Laogai Research Foundation编印的1997-1998年《劳改手册》﹐青海省最大的劳改农场共和县哇玉香卡农场也只有11134人）

又如﹕“有些藏族小孩被迫当奴工”（68）﹔“中国夸口说要在‘15年内’根除藏语”﹔“许多西藏学校只是孩子的劳动营。真正得到适当教育的孩子只有1500人左右”（69）﹔“中国领导人要绝灭藏人”(70)﹔“中国人在西藏推行被他们自己叫做‘隔离与同化’的种族歧视政策”（71）。前面这些指控一看就知道是假的﹐最后一条自相矛盾----如果汉人要同化藏人﹐怎么会把藏人与汉人隔离开来呢﹖

达赖喇嘛也学会了怪圈22﹐他一方面指责中国政府让藏人处于悲惨的﹑可怜的贫穷中﹐诸如缺少医疗﹑教育与电力等（72）﹔另一方面又指责说﹕“1984年5月﹐中国对西藏的政策已有明显的改变。胡耀邦提出的减少在西藏的85%的中国官员的要求未被采纳﹐相反的却开始大力鼓励移民。在‘发展’的口号下﹐六万名有技术和无技术的工人﹐在政府提供工资﹑房屋与休假的条件下进入西藏。（73）”在达赖喇嘛统治西藏时代﹐西藏根本没有现代医院与学校（我对现代学校的定义是不仅教授语言文字﹐还教授数理化生）﹐除达赖喇嘛本人与极少数与之关系密切的豪门外﹐也无人有电灯﹐所以达赖喇嘛根本没有资格指责中国政府治下的西藏缺少医疗﹑教育与电力。达赖喇嘛所谓的“有技术和无技术的工人”正是建设43项工程的工程技术人员﹑经济管理人员﹑医疗卫生人员﹑科研人员﹑文教工作者与他们的辅助人员﹐其任务是建造与管理医院﹑学校﹑发电厂等﹐提高藏人的生活水平﹐却被达赖喇嘛叫做旨在消灭藏族的大规模移民。达赖喇嘛的卑劣正堪与他的狂妄相媲美。

尤为荒谬的是﹐达赖喇嘛在1998年11月2日在“国际声援西藏会议”上说﹕中国政府一贯拒绝承认西藏独特的文化（74）。如前所述﹐胡耀邦在1980年西藏讲话时就大肆吹捧西藏文化﹐要求大力繁荣与发展西藏文化﹐将其与发展经济并列﹐称为“两个发展”。他在1984年第二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又强调西藏文化的特殊性即宗教性﹐要求大力繁荣与发展西藏宗教文化。1984年﹐江泽民在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又说“要注意弘扬藏族传统的优秀文化”（75）。如前所述﹐中国政府拨款3亿元修复了1787座寺庙﹐开办了许多佛教学院﹑藏学研究机构与藏学刊物。1987年西藏自治区四届人大五次会议通过了《西藏自治区学习﹑使用和发展藏语文的若干规定（草案）》﹐并认真付诸实践。如今西藏电视台与电台都用汉藏两种语言运作﹐还有专门的藏语电影译制厂﹐藏文报刊书籍随处可见﹑汗牛充栋﹐小学绝大部分用藏语教学﹐大中学里也都有藏文课。中国政府还成立了许多专门机构搜集﹑整理﹑研究﹑出版西藏的文化遗产。达赖喇嘛大概实在想不出罪名来攻击中国政府了﹐只好信口开河造谣﹐这只能证明他已到了穷途末路的地步。

5﹑西藏的未来

克林顿1998年对中国的访问给中国政府与达赖喇嘛双方增加了压力。克林顿在与江泽民的联合记者招待会上说﹕“我敦促江主席与达赖喇嘛恢复对话﹐以换取双方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并承认西藏具有独特的文化和宗教传统。”江泽民在招待会结束时说﹕“很抱歉﹐还要耽误你们五分钟﹐我想讲讲关于达赖喇嘛的问题。”他先列举了1959年达赖喇嘛逃亡后西藏的变化﹐特意指出﹕“第一﹐政教合一的制度从此一去不复返。虽然很遗憾的﹐它比欧洲的文艺复兴之前的政教合一分开的时间要晚得多。”其次是解放农奴﹑民族自治﹑巨额补贴﹑宗教自由等。然后他提出了与达赖喇嘛谈判的条件﹕“如果达赖喇嘛承认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的一部分﹐同时也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那么﹐我看我们谈判的大门是敞开的﹐而且我们有若干的沟通的渠道﹐这一点﹐我希望达赖他能有积极的响应。”克林顿接着说﹕“首先﹐我同意西藏为中国的一部分﹐为中国的一个自治区之一。我能理解何以承认此点必须是与达赖喇嘛展开对话的先决条件。不过我也认为﹐有许许多多的西藏人仍然十分敬重达赖喇嘛﹐视他为他们的精神领袖。江主席指出﹐达赖喇嘛甚至在美国与欧洲也有一些西藏佛教跟随者。不过﹐达赖喇嘛的大多数跟随者并未放弃他们自己的宗教信仰。他的跟随者中有基督徒----支持者----对不起﹐不是跟随者而是支持者﹐有基督徒﹑犹太教徒﹑回教徒﹐这些人相信神的统一﹐也相信他是一位神圣的人。对于我们而言﹐问题的根本不在宗教﹐而在政治。也就是说﹐我们相信其它人有权去信奉他们的宗教信仰﹐而如果有此一人﹐诚诚恳恳地提出这样的条件﹐中国即应与他展开对话。容我说句可能不受用的话。我曾与达赖喇嘛会面﹐我相信他是一位诚实的人。而且我相信如果江泽民和他对话﹐他们将会互相欣赏。”（76）

达赖方面大声欢呼克林顿的讲话﹐称之为“西藏的一大突破”（77）。有的“西藏流亡政府官员”甚至造谣说中国政府与他们的秘密谈判已经在美国的沟通下在国外开始（78）。达赖喇嘛的反应并没有那么乐观﹐他对江泽民增加了“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作为谈判条件感到“更加陷入困境”﹐决定无限期推迟访问台湾﹐还申明他不支持台湾独立运动﹐以免激怒中共（79）----达赖喇嘛1997年访问台湾时受到台独势力的热烈欢迎﹐达赖喇嘛自己也对民进党省议员余政道说过﹕“西藏独立永远有希望”﹐所以中共认为藏独与台独同流合污并非毫无根据（80）。但他仍然拒绝公开承认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的一部分﹐并狡辩说﹕“我已经非常明确地说我不寻求西藏独立﹐我只寻求真正的自治﹐这就间接地承认了中国的主权。（81）”为了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达赖喇嘛还请求法国总理乔斯潘（Lionel Jospin）在1998年9月25日访问中国会见江泽民时传话﹐要求谈判﹐江泽民称他的传话毫无新意﹐并重申了他的条件（82）。

1998年10月26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唐国强又重申关于谈判的条件﹕达赖喇嘛必须公开承认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的一部分﹑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并停止分裂活动。他还说﹐中国政府与达赖喇嘛有某些接触的渠道。如果达赖喇嘛不理睬既有的渠道而在国际上大造舆论﹐说明他没有诚意（83）。西藏自治区副主席尼玛次仁也在10月15日告诉来访的美国新闻基金会主席﹕达赖喇嘛提出的国防外交由中央政府决定﹐其它的事由西藏自己解决的提法是一种半独立或变相独立的做法﹐不符合广大西藏人民的愿望。西藏目前在《民族区域自治法》的指导下﹐已经享有充分的自治权（84）。

其实只要达赖喇嘛公开承认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国政府完全可以把西藏自治区交给他治理﹐撤退除驻军与外事官员外的所有汉人﹐停拨一切财政补贴﹐只保留西藏的国防外交大权﹐随达赖喇嘛搞什么制度﹐就像对香港一样。达赖喇嘛念经与造谣的本领再大﹐也无法解决西藏的经济问题﹐西方也不可能每年送他几十亿财政援助﹐那时西藏就会大乱。那些吃里爬外﹑恩将仇报的中共藏官只有在失去了中国政府给他们的高官厚禄与权力特权后才会感念中国政府的好处（姑且假设流亡藏人不报复他们）﹐他们一定会组织起来反对达赖喇嘛﹐要求中国政府重新直接治理西藏﹔那些吃里爬外﹑恩将仇报的藏族精英与藏族市民只有在失去了中国政府奉送的高工资﹑高奖金﹑高津贴与高福利之后﹐才会感念中国政府的好处﹐那时他们就会重新上街示威﹐打砸抢烧达赖喇嘛的政府机构与流亡藏人开设的商店﹐要求中国政府重新拨款包养西藏﹔那些对达赖喇嘛无限崇拜﹑无限虔诚的农牧民也只有在失去了中国政府的免税优惠﹑免费或廉价生产资料与技术及廉价生活必需品﹑尝到了横征暴敛的滋味后才会感念中国政府的好处﹐那时他们就会抗拒缴税﹔那十几万流亡藏人回到西藏﹐开始也许欢天喜地﹐但他们马上会要求达赖喇嘛给他们工作或土地﹐那时达赖喇嘛只有两条出路﹕或者跪在新华门前﹐哀求中国政府重新拨款包养西藏﹔或者翻过喜马拉雅山﹐重新逃亡印度----如果印度还愿意收留他的话。

也许是意识到自己来日无多﹐达赖喇嘛决心在2000年前回到西藏。1998年11月5日到13日﹐他再访美国﹐向主子求援。行前他大造舆论﹐10月24日他的驻美国与联合国的首席代表洛地甲日无中生有地告诉《南华早报》记者说﹕达赖喇嘛将去中国五台山朝圣﹐并会见江泽民﹐讨论西藏问题。他又说﹐达赖喇嘛将发表一个声明（statement）﹐回答江泽民提出的与他进行对话的先决条件（85）。11月2日﹐“西藏流亡议会议长”桑东活佛也放风说﹐达赖喇嘛12月可能去五台山朝佛﹐去北京会见江泽民。他要求的高度自治不限于西藏自治区﹐而是“大西藏”（86）。11月4日﹐达赖喇嘛的一名“高级助理”向德国报界透露﹐达赖喇嘛愿意承认西藏和台湾都是中国的一部分﹐以求中国政府与他谈判（87）。西方舆论纷纷猜测﹐达赖喇嘛将在美国期间发表这个声明﹐承认中国对西藏与台湾的主权。看来他似乎真的要迈出江泽民提出的﹑克林顿也赞同的关键的一步了。

11月3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朱邦造否认了达赖喇嘛12月将去五台山朝圣与会见江泽民两事﹐并重申了中国政府与达赖喇嘛谈判的先决条件﹐要求他拿出实际行动来（88）。11月5日﹐即达赖喇嘛到达美国之日﹐中国驻美大使馆举行记者招待会﹐指责达赖喇嘛撇开已有的与中国政府联系的渠道﹐大肆宣传中国毁灭西藏文化﹐误导国际舆论﹐继续进行分裂活动。并说西藏已经实行了真正的自治﹐达赖喇嘛要求西藏高度自治是什么意思（89）。

11月6日﹐达赖喇嘛在美国回答是否承认西藏和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时说﹐他要先“跟中国政府讨论”﹐“我还没有准备好”﹐“现在不是我说话的时候”（90）。第二天﹐他对旅美藏人说﹕他只追求西藏完全自治﹐并非分离。如果他的要求得到满足﹐他愿意让西藏加入中国。但目前并未获得中方善意的响应﹐因此他仍呼吁国际社会大力支持西藏运动（即西藏独立运动----引者）。他还说﹐最近新闻界频频报道﹐说他可能在访美期间发表重要声明﹐回答江泽民的要求﹐弄得流亡藏人人心惶惶。他要旅美藏人放心﹐他说江泽民的要求（承认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引者）是重大问题﹐须从历史﹑现实﹑法律各方面考虑﹐不是能在短期内决定的。他说他希望经由不断接触﹑了解﹐与北京逐渐寻求共识﹐所以他不会在这次访美时作出重大声明（91）。很显然﹐他的洋主子不允许他承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这也难怪﹐洋大人们豢养了他40年﹐吹捧了他40年﹐就是为了利用他搞垮中共﹑分裂中国﹐他们怎会允许他接受江泽民的条件﹑承认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与中共妥协﹖

曾在1995年7月29日发文鼓吹“遏制中国”的英国杂志《经济学家》在达赖喇嘛1998年11月访问美国后几天发表的《西藏的突破》（92）颇能说明某些西方人的心态﹐对于读者理解西藏问题的实质大有补益﹐其全文如下﹕

如果中国不与达赖喇嘛谈判﹐西藏将变得更加险恶。

那些认定中国是个负责任的﹑实用主义的强国的人由于它对待西藏的态度而产生了惶惑。北京在这个星期里投向藏人和他们的流亡领袖达赖喇嘛的严厉而语无伦次的话简直就是列宁用以使土耳其斯坦屈服的话的翻版。在国际场合进行诡辩与禁闭一个小孩的正是同一批共产党领导人。那小孩的罪过不过是因为被达赖喇嘛抢先宣布为班禅灵童。班禅是西藏第二号最受尊敬的佛教人物。中国的强硬政策正在毁灭一个独特民族的文化的最后一点残余。这是不应该发生的。事实上﹐许多中国人私下里也说这是不应该发生的。现在达赖喇嘛正在发出和解的声音﹐中国遇到了一个罕见的机会一劳永逸地解决它的“西藏问题”。

要这样做﹐中国必须拋弃许多陈词滥调。它一贯沉溺于它自己的历史观点﹐声称西藏从来是“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国人大肆宣传1792年他们的清朝皇帝干隆命令达赖喇嘛和其它转世活佛必需在北京通过金瓶掣签加以认定（根据《钦定藏内善后章程》﹐“金瓶掣签”由驻藏大臣监督在拉萨举行----引者）。他们说这证明了中国对西藏的霸权（中国政府用的是“主权”sovereignty﹐该文别有用心地将“主权”一词偷换为“霸权”hegemony----引者）。现代西藏学生的基本观点是﹕中国从来没有直接统治过西藏﹔从1913年到1950年中共入侵西藏前﹐西藏是一个事实上独立的国家----如果它玩牌玩得巧妙﹐今天也仍然是个独立国家﹐就像蒙古一样。

中国在西藏有合法的利益吗﹖过去﹐中国皇帝只有在西藏的混战威胁到自己家里时才去干预（此言不合史实﹐清朝自1727年起派驻藏大臣进藏到1912年辛亥革命﹐从未中断----引者）。今天并无这样的危险。很长时间里﹐西藏也未曾成为外国军队入侵的战场（该文作者忘记了正是英国军队在1904年侵略了西藏﹐屠杀了几千藏人﹐一直打到拉萨﹐迫使十三世达赖喇嘛逃亡----引者）。如今中国的最大利益在于从西藏撤退。它在西藏的警卫部队----其主要任务是镇压内部----正在消耗国库。它在西藏放置核废料正在引起怨恨。总而言之﹐中国一方面镇压一方面给予大量财贴----其中大部分使汉族移民受益---使240万藏人更加坚决地反对中国的统治。继续诋毁达赖喇嘛将是最后一根（压断骆驼背的----引者）稻草。还要多久藏人将重新发动血腥的﹑哪怕是徒劳的起义﹖

双方都应当让达赖喇嘛知道西方的抗议者具有两张面孔（这句话令人费解----引者）。事实上﹐中国人可以在西藏做他们想做的事情。但只有达赖喇嘛有权威说服藏人接受中国的统治。达赖喇嘛周围的人说他准备做出让步﹐只要能得到相应的回报。实际上﹐他将承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以此换取西藏的自治。这虽然比他终生为之奋斗的目标小得多﹐但却比藏人现有的东西更有价值。达赖喇嘛是勇敢的﹐因为他放弃了许多流亡藏人和他们的时髦的好莱坞支持者的更加崇高的目标。他还排除了他担任公职的可能性。

中国主席江泽民必须抓住这个机会。他必须把藏语文作为西藏学校与政府的主要语文（该文作者大概不知道藏文没有科技与现代社会科学词汇----引者）﹐保证真正的宗教自由（即宗教势力干涉政治﹑分裂国家的自由----引者）﹐释放600多名政治犯----大多数是僧尼。统治这个国家（指西藏----引者）的汉族共党强硬派必需换成藏人﹐江先生必须承诺不仅把军队﹑而且把淹没西藏的几十万汉族非法移民从西藏撤出来。

中国不会从这一政策中失去什么﹐却会得到很多。这将有助于让台湾相信中国将负责地保证它的领土（指不吞并台湾----引者）。这将使中国去掉内政与外交上的一大麻烦。不仅如此﹐这还可使中国领导人在世界上更高地抬起头来。

这篇文章也像西方报刊上的大多数有关西藏的文章一样重复了达赖喇嘛的许多谎言﹐诸如说西藏自古以来是个独立国家﹑中国正在毁灭西藏文化﹑中国在西藏放置核废料﹑中国向西藏大量移民﹑中国给西藏的巨额补贴只使汉族移民获益等等﹐对于这些谎言本书已经用事实驳斥过了。

该文虽然发表于达赖喇嘛离开美国后（达赖喇嘛是11月13日离开美国的）﹐想必是在达赖喇嘛访美前写的﹐所以它说达赖喇嘛周围的人（指“西藏流亡政府官员”）说达赖喇嘛愿意承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以换取西藏自治。该文作者没有想到达赖喇嘛到美国后改换了口风﹐不肯承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了﹐所以该文说达赖喇嘛愿意让步与和解﹑这是中国政府解决西藏问题的罕见机会并威胁中国政府如不与达赖喇嘛谈判西藏局势就会更险恶云云就变成了对达赖喇嘛的讽刺与嘲弄。该文与西方大多数有关西藏问题的文章不同之处在于﹕它公然用藏人再次发动血腥起义来威胁中国政府﹐实际上是在号召藏人使用暴力﹐它为什幺不号召北爱尔兰天主教徒与苏格兰人发动血腥起义﹖它还公然用命令的口气要求中国政府从西藏撤出军队﹐而且是在达赖喇嘛承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后从西藏撤军﹐不知国际公法中有哪个条款要求一个主权国家从它自己的合法领土上撤军﹖它为什幺不命令英国从北爱尔兰﹑苏格兰﹑威尔士以及马尔维纳斯群岛撤军﹖那样英国领导人不更可以在世界上更高地抬起头来了吗﹖

该文还要求中国政府从西藏撤出汉官。中国政府在西藏保留少量汉族专业人员及其辅助人员（占西藏国家职工的四分之一）﹐是为了提高藏人的教育﹑医疗﹑生活水平﹐让藏人享受现代物质文明。否则藏人就会上街打砸抢烧﹑西方人权卫士就会指责中国政府侵犯西藏人权。中国政府在西藏保留少数汉族官员（总数不足西藏党政官员的五分之一）﹐是因为达赖喇嘛蔑视国际公法﹑违背西方所有民主国家都视为立国基础的政教分离原则﹐利用藏人不懂政教分离的传统﹐不择手段地﹑不遗余力地利用宗教煽动藏人分裂中国﹑破坏社会秩序。所以中国政府不得不派汉官去西藏贯彻﹑执行政教分离政策﹐维护国家主权﹐维持社会秩序----也是为了学习西方民主制度。要问中国政府有什么权利派官去西藏贯彻﹑执行政教分离政策﹐维护国家主权﹐维持社会秩序﹖回答是《联合国宪章》规定必须尊重主权国家的领土完整﹐而国际公认西藏是中国的合法领土﹐就像国际公认北爱尔兰﹑苏格兰与威尔士是英国的合法领土一样。英国甚至还派兵派官到远在万里外的﹑从未被国际公认为英国领土的马尔维纳斯群岛去大动干戈﹐英国人有什么资格要求中国从西藏撤军撤官﹖如果中国政府在西藏保留不足五分之一的汉官违背了民族自治的民主原则﹐那么这是因为达赖喇嘛首先违背了政教分离的民主原则。既然达赖喇嘛首先违反民主政治的游戏规则﹐中国政府也只好违反民主政治的游戏规则。达赖喇嘛违反游戏规则的同时也违反了国际公法﹐中国政府违反游戏规则是为了维护国际公法。西方人权卫士只指责中国政府违反民族自治的民主原则﹐却纵容与支持达赖喇嘛违反政教分离的民主原则﹐动辄指责中国政府贯彻政教分离原则是宗教迫害﹑侵犯人权。这是极不公平的游戏﹐也是极不公正的裁判。

该文的语气极其蛮横﹑霸道﹐似乎是一篇最后通谍。我不知道该文作者把自己当成什么----上帝还是将要向中国宣战的国家元首﹖我也不知道该文作者还有没有起码的时代感﹐莫非他认为今日还是鸦片战争时代﹖

按照政治学常识与国际公法﹐无论什么样的中国政府与达赖喇嘛谈判﹐都必须以国际公法为基础。正因国际公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克林顿才会在北京赞同江泽民提出的与达赖喇嘛谈判的先决条件。达赖喇嘛连克林顿都同意的先决条件都拒不承认﹐说明他不仅毫无诚意﹐而且极其狂妄﹐根本不把克林顿放在眼里﹐更不把国际公法放在眼里。也进一步说明了他反复声称的“不要独立﹐只要自治”不过是指鹿为马的骗局与暗藏杀机的陷阱。我不知道他的后台有多么硬﹐但我相信无论他的后台有多么硬﹐毕竟不会是万能的主。达赖喇嘛可以继续玩弄两面派手法﹐在国际上信口雌黄﹑欺骗舆论﹑乞求援助﹑大出风头。然而正如戈茨坦指出的﹐时间不在他那一边。他在1998年7月6日即已满63周岁﹐一旦去世﹐藏独运动就失去了举世闻名的领袖﹐就会被国际社会冷落。他很怕这一点﹐1997年7月29日他在达兰萨拉对流亡藏人说﹕如果十四世达赖喇嘛（指他自己----引者）有生之年未能返回西藏﹐而西藏人民又觉得有必要寻找﹐则十五世达赖喇嘛必将会在自由世界转世﹐而绝对不会转世在现今中国政府控制的地区。他还表示十五世将会继续十四世的未竟事业（93）。

达赖喇嘛忘记了﹐他自己在九十年代初为了标榜“民主”而作的声明﹕达赖喇嘛这种制度﹐随着时代的变迁﹐已不再成为必要了。他可能就是最后一任达赖喇嘛（94）。如今他不要民主了﹐这对大肆吹捧他为“民主领袖”的西方人权卫士来说不啻是又一辛辣的嘲弄与讽刺。

诚然﹐“西藏流亡政府”可以拋开“民主”的假面具﹐在达赖喇嘛身后推出他的转世灵童﹐后者也可以继承达赖喇嘛的名号﹐但不能继承诺贝尔和平奖﹐在国际上毫无号召力。西方人权卫士再支持藏独﹐也无法把一个几岁的小孩吹捧成“民族英雄”﹑“民主领袖”与“人权斗士”。中国政府则可以告诉本土藏人﹕“西藏流亡政府”违反了西藏寻找达赖灵童的传统办法（在西藏任布县与加查县的神湖察看神意﹐在布达拉宫占卜﹑坐床----因为那些地方都在中国政府控制下）﹐所以他们找到的灵童是假的﹐这就使他对本土藏人也毫无号召力。中国政府倒是可以自寻自认达赖灵童﹐命令本土藏人接受。大多数藏人并不在乎真假﹐只要有个偶像供他们崇拜就行。失去了国际社会的支持与本土藏人的拥戴﹐藏独运动就会自行瓦解﹐流亡藏人则会被当地社会同化﹐西藏问题也就不了了之﹑烟消云散。

• 我觉得，如果没有链接之处，全文转载也无妨。

进入九十年代以来﹐中共成功地控制了西藏局势﹐所以它并不急于和达赖喇嘛谈判﹐宁可静待他自动消失。如果不是西方的压力﹐它可能连愿意谈判的姿态都懒得做。当然﹐中共的这一策略能否成功﹐取决于它在达赖喇嘛消失前能否保持经济增长。中共现在给西藏的财政补贴每年递增10%以上﹐还有大笔基建款与专项款﹐大大超过了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如果中国经济停滞或恶化﹐拿不出那么多钱来包养西藏﹐藏人就会重新上街打砸抢烧。中共将不得不与达赖喇嘛谈判﹐那时达赖喇嘛一定会漫天要价﹐叫中共无法接受﹐中共将不得不恢复毛泽东的高压政策﹐所以达赖与中共妥协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如果中共在达赖喇嘛生前垮台﹐藏人一定会大闹特闹独立。中国民主政府只好与达赖喇嘛谈判﹐达赖喇嘛更会漫天要价﹐诸如把“大西藏”交给他统治﹐这将引起占其总人口一半以上的17个非藏民族的反抗﹑在中国四分之一强的土地上引发波斯尼亚式的种族战争﹐并在新疆﹑内蒙引起连锁反应﹐这是任何人﹑任何党在北京当权都不敢答应的﹔又如要求完全独立或在不承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的条件下让达赖喇嘛回藏“自治”﹑即保留随时宣布独立的权利﹐这将引发新的五四运动﹐数亿汉人将上街抗议示威﹐指斥民主政府卖国﹐军队就会打出“顺应民意﹑维护国家统一﹑主权与领土完整”的旗号发动政变﹐立足未稳的民主政府就会顷刻垮台﹐导致共产党复辟﹐再用铁腕镇压藏独运动。

何况民主政府就一定不能镇压藏独运动吗﹖美国﹑英国﹑法国﹑西班牙﹑印度等民主政府都已做出了以武力镇压分裂运动的榜样。

流亡藏人也很怕达赖喇嘛消失后藏独运动自动瓦解﹐纷纷鼓吹恐怖活动。达赖喇嘛的弟弟丹增曲加说﹕“非常难以想象中国人会洒脱地自己离去﹔除非是我们使用这个（他用右手比了比扣扳机的手势）。……我们必须要制造流血事件……我想中国人只听得懂暴力的语言。他们不是说过枪杆子里出政权吗﹖很好﹐我们就在这上面较量较量吧﹗”曾任达赖喇嘛驻英国代表的平措旺杰说﹕“当阿拉法特杀人﹐制造恐怖的时候﹐各国政府争相会晤他。他由此得到对巴勒斯坦人民的援助和同情。”流亡藏人中的少壮派“西藏青年大会”更为激烈。该会秘书长扎西南杰说﹕“如果我们杀了中国人﹐没有人可以指责我们是恐怖分子﹐因为没有一个在西藏的中国人是无辜的……在这场战争中﹐任何手段都是正当的﹐绝对正当的……我们使用恐怖手段﹐所有对抗中国人的手段都是正当的﹗”（95）该会副主席葛玛益西说﹕“在争取独立与自由的斗争中﹐采取暴力或非暴力的手段都是合法且正义的。（96）”该会主席才旦诺布则说﹐现在达赖喇嘛在世﹐一切听达赖喇嘛的﹔达赖喇嘛不在世了﹐就搞暴力恐怖活动（97）。

甚至“非暴力主义者”达赖喇嘛本人也在悄悄地认可暴力﹐他在一次电视采访中说﹕“意图比行动更重要﹐如果行动﹐即便是暴力﹐是出于纯洁的意图的话﹐那不是邪恶的东西。（98）”

丹增曲加有一句话说对了﹐就像美国人不会洒脱地离开得克萨斯﹑夏威夷与阿拉斯加﹑英国人不会洒脱地离开北爱尔兰﹑苏格兰与威尔士﹑法国人不会洒脱地离开科西嘉﹑巴斯克与布列塔尼﹑西班牙人不会洒脱地离开巴斯克与加泰罗尼亚﹑加拿大人不会洒脱地离开魁北克﹑印度人不会洒脱地离开克什米尔与锡克一样﹐中国人当然不会洒脱地离开西藏----不管是“大西藏”还是“小西藏”----国际公法保证他们拥有那些地区的主权﹐谁也无权要求他们离开。

流亡藏人中的少壮派想仿效巴勒斯坦人搞恐怖活动﹐未免不自量力。阿拉法特靠恐怖活动赢得了部分土地﹐这是事实。他成功的因素很多﹐首先﹐巴勒斯坦有四百万人口﹐以色列有六百万人口﹐双方差距不大﹔而藏族至多只有六百万人口﹐汉族有12亿人口﹐简直天差地别。其次﹐在巴勒斯坦背后站着一亿多阿拉伯人﹐他们包围着以色列﹐掌握着西方的经济命脉----石油。1973年阿拉伯--以色列战争时（赎罪日战争）﹐阿拉伯国家曾用停止向西方国家出售石油的办法迫使西方压以色列停战。西藏有那样雄厚的资源吗﹖再次﹐也是最重要的﹐巴勒斯坦人敢于牺牲﹐用自杀炸弹炸得以色列人胆战心惊﹑鸡飞狗跳。藏人却怕死﹐不敢牺牲。近年来西藏的爆炸事件都发生在夜深人静时﹑无人居住处﹐说明爆破者胆小怕死。这也难怪﹐如今西藏民族主义情绪最激烈的是城镇青年﹐他们（包括藏族精英）最贪图现代物质享受与现代商业娱乐﹐每天狂歌劲舞﹑纵情声色﹐而贪图声色之乐的人是决不肯为了独立自由之类牺牲自己的生命的。即便是1959年的“自由战士”也怕死﹐布达拉宫﹑大昭寺与三大寺的叛军都是高举哈达向解放军投降的。

如果流亡藏人潜回西藏搞恐怖活动﹐中国政府就有借口对西藏实行军管﹐派军队接管西藏各级政府﹐控制各大寺庙﹐甚至重新宣布拉萨戒严﹐把西藏牢牢地捏在手心里。中国政府还可以根据联合国有关反恐怖主义的文件﹐要求印度严厉控制流亡藏人﹐取缔其恐怖组织。就像爱尔兰共和国应英国要求宣布爱尔兰共和军非法一样。当然印度不会轻易听从﹐那不要紧﹐ 印度有自己的阿契里斯之踵----克什米尔穆斯林独立运动。中国只消告诉印度﹕如果印度继续放任流亡藏人搞恐怖活动﹐中国就要向克什米尔穆斯林独立运动提供武器与基地----不巧的是﹐印占克什米尔与中国接壤----印度一定会吓得魂不附体﹐马上对搞恐怖活动的流亡藏人采取严厉措施。那时西方人权卫士也救不了他们﹐因为恐怖活动是违反国际公法的﹑人人痛恨的。所以我猜想﹐中共很可能巴不得流亡藏人搞恐怖活动﹐那样它就可以名正言顺地﹑理直气壮地回到毛泽东的高压政策上去﹐省下大笔财政补贴。

本书不打算给西藏问题开药方﹐那是没有意义的。我把解决方案设计得再好﹐有关方面不接受﹐只不过是纸上谈兵。我只想探讨西藏问题的几个可能的发展方向﹐供有关各方参考。王力雄希望“从一个汉人的角度﹐把对西藏的热爱变成改造中国的动力﹐使中国能够变得更为民主﹑宽容﹑平等﹐从而可以从中国这一方面主动化解民族冲突﹐把中藏人民迎接未来的代价降到最低。（99）”我对他的真诚愿望甚为欣赏﹐但现实政治是严酷的﹐真诚的愿望并不一定能换来真诚的响应。民主也不是解决民族问题的灵丹妙药﹐否则美国﹑英国﹑法国﹑加拿大﹑西班牙与印度等民主国家的民族分裂问题早就烟消云散了。胡耀邦﹑赵紫阳对藏人可谓宽容之至了﹐得到的回报却是三次大骚乱。即便中共垮台﹐成立了民主政府﹐只要不宽容到把占中国领土四分之一强的“大西藏”交给达赖喇嘛与流亡藏人独立建国﹐同时帮他们在“大西藏”进行种族清除----把占“大西藏”总人口一半以上的﹑自古以来就居住在那里的17个非藏民族全部强行撤回中国剩下的领土上去----达赖喇嘛与流亡藏人是决不会罢休的。

至于流亡藏人的洋后台﹐除非民主政府宽容到让“大西藏”﹑“东土耳其斯坦”（新疆）与内蒙古也一起独立﹐并把那里的汉回等族全部清除干净﹐否则他们也永远不会满意的。不过那样的话﹐中国一半以上的土地上必将爆发空前残酷的种族战争﹐不仅“大西藏”内18个民族会互相撕杀﹐新疆各族（维吾尔﹑哈萨克﹑塔吉克﹑乌孜别克﹑柯尔克孜﹑锡伯﹑回﹑蒙古﹑塔塔尔﹑达斡尔﹑俄罗斯﹑满﹑汉等族﹐其中维吾尔族人口也未过半）也会互相撕杀﹐内蒙古更不必说。由于达赖方面的“大西藏”地图还囊括了新疆的一部分﹐那时“大西藏国”还会同“东土耳其斯坦国”互相撕杀。中国大地上绝不会出现王力雄所希望的民主﹑宽容与平等﹐而只有空前规模的大屠杀﹑大饥荒与大逃亡﹐就像他的小说《黄祸》所描写的那样----《黄祸》描写中国的崩溃始于黄河决堤﹑福建（以一国两制的名义）独立与台湾介入﹐我以为更可能始于西藏独立----那些日夜盼望中国像苏联那样崩溃的西方人权卫士愿意接受几亿中国难民吗﹖

当年给发到西藏去了,对藏人甚无好感,有些观点较偏激,特别是对藏干,但许多观点,还是可取的,特别是一些基础资料和视角.

精辟！！

解放军没有开枪，却被围堵，最后以至于被烧死在立交桥上

前后相差了好久

　　全部拷贝下来慢慢看，十几万汉字呢，不过里面有不少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