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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华周刊》第七期

共同奋斗，振兴中华，这是《兴华周刊》的宗旨。《兴华周刊》在2004年春天创刊，集合了一批志同道合者，关注国家的整体利益、民族的长远利益和最大多数人民的根本利益。《兴华周刊》以原创作品首发，力争深刻、尖锐与独立地分析和评论。《兴华周刊》主张，公器付诸公论，真理越辩越明。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与诸位同仁和读者共勉。

本期目录：

每周掺望（国际版，新华声）

闲聊（新华声，闲聊 费卢杰伏击美国人）

经济评论（林昙，加息还是不加）

文化批评（GTSSP，学术还是政治？历史还是现实？）

社会观察（李寒秋，自然与和谐地生存）

一家之言（乔新生，中国的法律援助制度：历史责任与现实要求）

外交战略（孙悟彻，回顾美国的对华战略）

每周掺望 2004-4-3~2004-4-9

作者：新华声

在下周这段时间，有这么几个方面，可以关注：

1。美国大选/伊拉克战事，这个方面，有三件联系在一起的事情，正在发展。一个是赖斯将要面对911质询；一个是费卢杰曝尸的后续影响；一个是克里的大选活动。穆斯林武装继马德里爆炸之后，尝到了使用恐怖袭击颠覆对方强硬派政府的甜头，目标继续对准美国。费卢杰事件的含义就在于此。美国表示不会因此而撤兵，但是穆斯林可能继续这么杀、鞭尸，把尸体烧焦挂起来，甚至砍头，分尸，什么叫你不痛快他干什么。这么下去，美国人能够吃得下早饭吗？

2。台湾方面，蓝绿验票验伤进入实质性谈判过程，看来是旷日持久，绿营一个拖字。蓝绿之争将长期化。这边中央政府正在逐步收紧对台政策，蛛丝马迹，都是值得关注的。也不排除大的消息。特别是外交战线，新的割喉消息，可以预期。笔者觉得目前的形势似乎还没有真正体现中央的意图，更大的动作，当在情理之中。

3。日本副外相访华和切尼访华，应该是媒体的谈资。

4。全球油价飙升，影响巨大。这方面的分析报道，应该是重要的文字。

闲聊系列：费卢杰伏击美国人

作者：新华声

闲聊，饭后茶余，随便聊。但是别以为咱们记性不好。

记得美国人攻进巴格达，曾经播放过所谓伊拉克人欢迎美军的电视画面，播放过拉倒萨达姆塑像的画面。笔者记得当时曾经还有辩论说到底伊拉克人民是否欢迎美军的。

笔者以为费卢杰事件的电视画面，那么多伊拉克人在袭击现场手舞足蹈，欢庆胜利，当时的争论，还用得着重提吗？

如果伊拉克人民痛恨萨达姆的所谓“独裁统治”，那么吊在桥头烧焦的尸体，为什么不是萨达姆或者扑克牌上的萨达姆政府的要员，或者萨达姆的特工？

闲聊，冷眼看费卢杰伏击美国人。我们不健忘。

经济评论：加息还是不加

作者：林昙

看了《物价指数升势回落 央行强力货币政策引而不发》等一系列报道，觉得中国的货币管理界挺有意思，就象刚学会了一些武艺的小伙子，总想对这个试试左钩拳，对那个比画比画连环腿，只要有机会用，真是想十八般武艺都用上，有点想试试身手的迫不及待。可是，如果面对的是自己的家人，武艺乱用是会伤人的。

可以讲，所有的货币理论都是在实际问题出现之后才总结归纳出来，并逐渐实验运用的，所有的理论对实践的总结与归纳与实际事实相比也都是有偏差的。不存在可以脱离实际而独立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无比正确的理论。中国远古、近古的货币理论早已废弃不用，所有目前的货币理论都是直接抄的洋大人的。西方的货币体系是来自于：贵金属货币的极大充裕，市场经济一直发展延续。而我们的来自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对产品的权力调拨逐渐转化为货币。

所以，任何西方理论，不管是“凯恩斯学派”“货币供给学派”“菲利谱斯曲线”“泰勒规则”都是在一个与我们不同的环境下曾经局部起作用的理论，在运用的时候都需要：尽量全面观测好条件，慎重又慎重的使用。而不能“美国有什么，我们就应该有什么。”这种做法，和：看见王熙凤头上贴两块膏药，就以为那是潮流，傻大姐也贴上两块――是一样的做法――东施效颦。我们如今居然经常能在经济学论文中看到这样的语言――“西方有什么，我们还没有什么。”――真让人哭笑不得。

比如，这篇文章里面强调马上就要使用的加息政策，运用的时候，就需要想清楚一些问题。

首先是：我们加息能产生什么后果，这个后果是不是我们目前想要的。

加息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可以增加储蓄，经济学上叫增加储蓄偏好，或降低流动性偏好――多绕道人的词，这是假洋鬼子文，咱们还是说普通话吧。

我们的储蓄高居不下，已经达到11万亿，专家们一直在出主意：“把10万亿居民储蓄“赶”到什么地方去”――出的主意主要是想把它们赶入股市。――这确实是美国一直在用的方法。

一边忙着赶出，一边打算增加是为什么呢？

是怕这11万亿储蓄直接进入消费市场，引发通货膨胀吗？那么，是不是市场上物品极度缺乏，禁不得一点冲击呢？中国目前86%的产品供大于求是生产过剩的危机，目前已经积累了4万亿的库存，除了能源不可再生，粮食一年一产，其他产品的生产周期都很短，如今的生产能力已经可以源源不断的供给全民需求，社会总体状况是开工不足，已经受到能源、电力、交通等瓶径的制约。

那么，是不是11万亿的货币太多了，进入市场一定会引发通货膨胀？按1937年，法币发行量600万亿的规模，100块钱可以买两盒火柴计算下来，按照中国的生产能力还只停留在1937年的水平，11万亿储蓄加上2万亿的货币，火柴会涨价到1块零8分一盒。中国目前的生产能力比1937年如何？库存比1937年如何？

实际上，这11万亿的储蓄如果是持续缓慢放入根本不会引发持续通货膨胀。那么，这11万亿储蓄会不会同时进入市场。

储蓄形成的原因，已经有多位专家论证过：

1． 对未来的预期不稳定。养老、上学、看病的需要准备。

2． 持续的通货紧缩――物价走低，尤其是连续的高档商品的大浮降价，使得人们持币待购。

3． 闲置资金，储蓄获取利息（虽然名义利率很低，但实际利率并不低）

4． 本身就是日常生活所需要的资金，不过通过银行发工资的方式，过了一道储蓄的手。

5． 银行揽储，虚假的帐面储蓄额。

这中间，只有种类2的资金会在物价上涨时进入流通领域，这部分资金有没有4万亿，够不够消化掉4万亿的库存还是个未知数。种类5的帐面储蓄额会借机降低，但是根本没有资金流入市场。

这时候造成的恐慌是人为的虚假的恐慌，11万亿的储蓄额，只发行了2。2万亿的货币，连支票在内也只有6万亿。尽管我们有4万亿的库存，但如果大家要提取4万亿的现金去买东西却必然是没有，央行行长能不慌乱吗？一直告诉大家定期存单也是货币，要兑现金却没有？

所谓加息，不是为了防止通货膨胀，到是为了防止大家突击提取现金的。

另外，贷款额是根据储蓄额制定的，贷款额已经有14万亿的规模，但是，全部企业存款加现金只有6万亿，企业拿什么还14万亿的贷款规模？把所有企业存款和社会上所有现金拿光的都不够。

光是中国居民手中的房产价值就达到30万亿（经济学家们估价），但所有社会产品的生产流通周转只依靠着不到6万亿的资金规模支撑，企业还负着14万亿贷款规模的债。

而真正的通货膨胀到来，不要说是以月10%的比例持续的物价上涨，就算是以月2%的比例上涨，加息也是完全不起作用的。因为，如果中国年利息率高过世界市场，外资就会涌入套取利息差，这在前两年已经发生过了，人家坐收红利。中国不可能把国家通行年利息率加的超过10%，那就使得可以借入外币套利成为可能，与让人民币升值套利是一样的道理。

所以，加息在中国目前的状况下，只能给手中持有大量不在流通领域货币的人分发红利，让他们在物价上涨中少受损失，其他问题上，作用不大。弄清楚作用，再加息也让大家明明白白不是？

其实，加息的真正目的，是为了给银行系统为作大储蓄额提供借口，作大储蓄额之后――M2增大居多――货币供应太快――然后就可以推出“合理”目标――收缩银根――使中国恶性通货紧缩更加严重。（摧毁中国实体经济是否是他们的目的不得而知。）

而做大储蓄额的另外一个目的是高呼社会闲置资本大增，要加大建立资本市场的力度，如此而已。

文化批评：学术还是政治？历史还是现实？――中韩朝关于古代高丽史学术争论的背后

作者：gtssp

由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牵头组织、有东北三省各学科专家参与进行的东北边疆历史与现状系列研究工程（简称东北工程），在中国知者甚少，倒是在韩朝史学界乃至政界激起了轩然大波。对于东北工程研究中，将高句丽民族及其政权视为中国古代少数民族和其建立的地方政权的观点，韩朝尤其是韩国史学界表达了强烈的批评意见和极大的愤怒情感。其实这也不奇怪，中朝韩关于高句丽历史的争论由来已久，只是长期以来，这种争论被某些意识形态或学术争论的色彩所掩盖。如今中国启动了有国家背景的东北工程研究，笔者手头有一本东北工程的成果论文集，开宗明义的宣称，东北工程所研究的东北边疆问题即是学术问题，也是涉及国家领土、疆域、主权的重大政治问题。韩朝史学界甚至政界的愤怒之情再也无法掩饰，终于公开的爆发了出来。也揭开了长久以来覆盖在中朝两大民族间地缘争端上那层历史学术的面纱。

韩朝两国的愤怒不是没有道理的，无论对朝鲜还是韩国，高丽是古代中国东北少数民族一支的历史事实都让他们感到尴尬。如果承认，作为高丽民族继承人的朝鲜民族只能面对他们是中华民族附庸甚至是一部分，如果不承认，那么辛苦考证甚至编造的朝鲜半岛五千年历史就被割裂，顶多两千年不到。而无论怎么说，在现实的政治中都是不利的。虽然朝韩两国在意识形态上对立，但无论政界还是学术界，对于中国东北领土却怀有共同的毫不掩饰的野心。尽管在现实的实力对比下，这个野心接近白日梦想。但是中国近千年历史上得东北者得中原的历史教训，以及虽然是朝鲜民族死敌却实实在在是朝鲜民族近代化导师的日本在半个世纪前先占东北后夺中原的几乎成功的计划，都给尚未统一却一直以相同思维思考的韩朝两国上了很好的历史教学课。未雨绸缪，为长久计议，韩朝两国都为此做了大量的准备。和历史上很多类似的事例相似的是，公开的向历史求援也是这个准备工作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制造一些勉强可以自圆其说的所谓历史学说，尽管难免会有破绽，总好过象日本那样在骤然崛起之时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去仓促拼凑那些漏洞百出的历史谎言。

在朝鲜半岛的早期历史中，诸如商周时期的“萁子朝鲜”或是秦汉时期的“卫子朝鲜”，朝鲜半岛的先民不过是中原属国的臣民或是来自中原地区的移民，这一点无论是半岛历史学者巧妙篡改历史还是金日成亲自下令拆毁“萁子墓”都是无法改变的。而今日朝鲜民族引以为豪的高句丽时期，高句丽王朝也曾借中原处于汉末到盛唐这段乱世数度翻弄风雨，意图西进、争霸中原，势力数度踏入辽东半岛，自然这也成为今日朝韩两国对中国东北地区领土野心的历史依据。只是限于自身实力的不济，也缘与先后在此地带称霸的慕容燕国和拓跋北魏的强大，难做寸进，不得已全力南侵。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历史事件很能说明问题，十六国末期，高句丽曾出兵介入北魏平慕容鲜卑孑遗北燕的战争，当时北魏已兵临北燕国都（龙城，今辽宁朝阳）城下，北燕国君引高句丽兵为外援，而北燕尚书降北魏，私开城门欲引北魏兵入城，然而北魏军队害怕城内有伏兵未及时进城，结果高句丽援军捷足先登，先行入城，换过兵器（用北燕的铁兵器换原装备的木质兵器）后先助北燕国君杀了叛臣，再击退北魏军队，暂保北燕平安。这一事件说明了三点，首先高句丽深深的介入了中原争霸，事实上，在慕容鲜卑雄霸辽东的时候，高句丽也曾多次介入前后燕的内斗或收留慕容氏内部斗争的失败者，其次其军队能够击退当时兵锋正盛的北魏，也证明了高句丽民族的强悍，正是这种强悍让后来的杨广和李世民吃尽苦头，这种强悍在其后继者们一直到今日朝韩运动员的身上我们都能不断体会到，第三其军队在入城之后需要紧急换装才能与北魏军作战，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其时高句丽生产力水平的低下。在南北朝时期，高句丽曾经趁北齐衰弱时重新占据东北地区，这即是今日朝鲜民族引以为豪的高丽时期。

而作为今日朝鲜民族先祖的三韩人，三韩即马韩、辰韩和弁韩（也称弁辰），其先祖也来源于中原移民。三韩的祖居地为今陕西韩城，马韩属于华夏早期民族周族，而辰韩和弁韩则属东夷族系，起源于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其中的辰韩即是秦韩，与日后一统中原的秦人属同一支。三韩从中国的周朝开始东迁，到汉朝时陆续迁至朝鲜半岛，其后分裂为新罗和百济两国。在朝鲜半岛高句丽、新罗和百济并存的那段三国时期，高句丽最强，百济引日本为援，而新罗则与中原交好，数百年来争斗不休，这段小型的三国演义一直到盛唐时高句丽和百济为唐高宗先后所灭才告终结。唐朝灭高句丽和百济，扶植交好中原的新罗，以及顺带教训对朝鲜半岛同样存有野心的日本，奠定了此后一千多年的东北亚地缘政治的基本格局。而新罗及其后继者王氏高丽和李氏朝鲜也将臣属中国定为维持生存的基本国策，一直保持到一八九四年晚清政府在甲午战争中彻底战败，日本军国势力占据朝鲜才终止。综上所述，朝鲜半岛数千年的历史无论作何诠释，都难以划清与中原文明之间剪不断理还乱的渊源。

正如前面所述，自唐灭高句丽后，统治朝鲜半岛的无论新罗、王氏高丽还是李氏朝鲜，都奉行与中原政权结好的“事大政策”，同时辅以灵活乃至狡诈，甚至有时接近无赖的外交政策，作为生存之道。朝鲜一面恭敬的一贯的执行“事大政策”，事大的对象是任何一个占据中原正统地位的政权，而无关这个政权是汉族或是其他少数民族，他都一如既往的谦恭的奉行臣属之责，甚至当中国陷于分裂之时，比如在南北宋时期，他也以一仆二主乃至多主的方式尽心尽力的侍奉着对峙的双方；另一方面，在事关国家存亡的大事上，又无所不用其极的尽力维护本国本民族的利益，元末明初迫使明太祖将元朝设于今朝鲜咸镜南道与江原道交界处的铁岭卫迁至今辽宁铁岭地区，从而获取了半岛北部广大地区（这也正是现今北朝鲜的大部分国土），就属很典型的事例。朝鲜的这种外交政策不仅保障了其在中国的卧榻之畔安睡了千年之久，而且每每到危急时刻，不管是强敌外患还是内部斗争，都能得到来自天朝大国强有力的援助，以度过亡国之厄。

一八九四年的甲午战争，是东亚历史上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历史事件。战争的结果宣告了已经运行了千年之久的被称为“东亚朝贡体系”的以天朝大国为中心、以朝鲜、越南等为藩属的原东亚政治秩序彻底终结，虽然在此之前，原为中国附属国的越南、缅甸等已经沦为西方的殖民地，所谓的朝贡体系早已名存实亡，但是正是朝鲜的沦陷，才是结束以中国为传统盟主的东亚政治秩序的最后一块多米诺骨牌。对中国来说，甲午战争的失利和紧随其后的八国联军侵华是中华民族沦落的谷底，也是中华民族存亡的最危机高峰，从此救亡成了这个古老民族必须面对的严峻历史使命。很多人认为抗日战争才是中国最危机的时刻，其实不然，在日本全面侵华之时，中国人的民族意识已被全面激起，国歌中的“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就是这种民族意识的表现，诚然日本侵华对的中国的军事威胁之大前所未有，但正是因为其全面侵华野心的不切实际，这不是在一场局部战争中取胜，也因为领导抗战的民国政府和中共政权其能力与决心和腐朽无能的晚清政府不可同日而语，日本侵华，看似危急，其实机遇更大，日后的中国正是部分的抓住了这个机遇，也已基本迎来了民族的伟大复兴。今天来这样看历史，固然有些轻飘，然而历史事实就是如此。对于日本来说，占据朝鲜，及其随后在日俄战争中的胜利，意味者怨恨而终的丰臣秀吉的狂妄梦想－“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朝鲜”－已经实现了第一步，称霸天下的狂想已经有了个良好的开端。同样对于朝鲜来说，甲午战争的结局，对他们意味着民族独立的彻底丧失，直到如今他们仍处于民族分裂的局面之中；从另一个方面来说，与中国类似的是，这也是朝鲜的民族主义兴起的开端。

由于朝鲜惨痛的民族历史记忆以及其单一民族的固有特征，另一方面也由于地缘仇敌兼近代化导师的日本的言传身教，朝鲜的民族主义从其发端之初就带有某种极端民族主义的特性。基于惨痛的民族历史记忆，朝鲜的民族主义经常表现为过度的民族自尊，大到北朝鲜的核计划，小到世界杯上的“假球黑哨”，乃至交替进行已成仪式的反美反日，都是源于这种过于敏感的民族自尊心。其单一民族的民族特征，又使得在缺乏国内民族融合历史经验的情况下，更使得这种极端倾向在其国内得不到理性思维的抑制。而日本在朝鲜五十年的殖民统治，在给朝鲜民族带来巨大创伤的同时，也深刻影响了朝鲜民族的思维方式乃至社会文化的方方面面，今日的朝鲜（主要是韩国，朝鲜的社会政治结构在全球范围内也可算独此一家，不过从其特立独行的核计划也能看出这种极端民族主义的端倪），大到政治体系、产业政策，小到流行文化，都无不打着深刻的日式烙印，自然日本那套误所不用其极的杜撰历史的手法也深刻的影响了韩朝的史学界。

回到本文开头所提及的朝鲜历史问题，我国著名学者何新早就指出：“历史学……并非是……一门中性的所谓“历史科学”。在主观性的意义上，历史是一种意识形态。黑格尔说：“纯粹直观中的民族精神，就是在历史中所透现的普遍人性。”历史意识构成国民意识和民族精神的核心内容，关系于现代政治国家的某些根本价值。历史认知关系到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韩朝史学界对于朝鲜半岛历史的刻意杜撰和编造，以及中国史学界对此的奋起反击，都从正反两方面证明了这一点。长期以来，中国史学界受制于两种错误的历史观，曾长期占据意识形态权威地位的僵化的“阶级斗争史观”，以及在二十世纪初兴起的为新老自由主义者广泛宣扬的否定、疑古的民族历史虚无史观，这两种错误史观虽然由于政治立场，意识形态的尖锐对立看似水火不相容，其实质却是一致的，都是将五千年辉煌灿烂的历史描绘成了一部没有好人和伟人的原罪史，从而导致近现代中国在民族历史认知上的长期分裂和民族历史人格的长期迷失，无论是文革期间发展到极致的“儒法斗争史观”还是八十年代甚嚣一时的《河殇》之类的充满自虐情结的文化垃圾，以及充斥在港台和大陆部分人群中的殖民地文化情结，都是这种认知分裂和人格迷失的具体表现。

好在“亡羊补牢，尤未为晚”，夏商周断代工程也好，东北工程也好，其意义绝不仅仅在于驳斥了西方或韩朝史学界的某些歪理谬论，“山，就在那里，而且将永在。”夏商周断代也好，不断代也好，也不会变成印度的朝代；同样，无论对中国东北的历史作何解释，中国东北的领土也不会因为朝韩史学界一些无聊或无耻的言论就变成朝鲜或韩国的领土。这一系列国家级的历史研究工程的启动和进展，其意义正是在于对中国历史的重新认识和解读。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里，意识形态的重建无疑是民族复兴的最重要组成部分之一，而重塑正确的历史观和历史认知则是重建意识形态的重要步骤，惟有此，方能重建中华民族健康自信的民族历史人格。

社会观察：自然与和谐地生存――“绿色GDP”、生态伦理、资本主义及其它

作者：李寒秋

自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在十七世纪以来席卷全世界以来，人类所掌握的生产力、所创造的经济总量和所消耗的物质资源的程度已经到了极为巨大的地步。当今的世界，贫富极度分化、无益于穷人的奢侈品工业与军火工业空前旺盛、一小撮富裕国家对大多数穷国的控制和剥削进一步加深、环境污染、人口膨胀、生物多样性的迅速消失。全世界的六十多亿人口，当今正处在存亡绝续的关键时刻，只有大智慧与大道德才能为全人类指出一条光明前途。在经济学界、思想界和政界，“绿色GDP”理念的提出，具有振聋发聩和切中时弊的意义。

在当今世界，不分富国还是穷国，都面临着共同的环境危机。包括环境危机在内的人类社会的诸多危机，本质上是人类文明能否持续下去的问题。当今世界大行其道的是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模式。这种发展模式目前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与阻力，这种挑战与阻力的根本源头在于工业革命所肇始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内在矛盾。从物质运动的层面上来分析，这一经济体系是由环境生产力（最主要的是原材料与能源）、环境的容纳更新能力和人的体力和智力资源支撑的。但在理念和制度上，当前的经济体系无视甚至否定环境生产力和容纳更新能力的存在与贡献，因而它与环境产生了深刻、广泛，以至不可调和的对立与冲突。

这一经济体系的循环模式是：先从环境中获得大量的物质；然后将获得的自然资源加工成产品；再将这些产品交由消费者消费；最后将消费过的产品弃置于环境。随着经济总量的扩大、人口数量的增加和物质消耗水准的提高，环境生产力难以为继，不能向人类提供无限的自然资源，环境承载力也无法消纳人类弃入的越来越多的废弃物。从经济学的观点来看，现有经济体系中环境因素得不到重视、环保制度难以施行的原因是现有的经济核算和统计体系的不完善。现有的经济核算和统计方法中，不论是微观的还是宏观的，都没有把环境的投入（包括自然资源的投入、生态系统的破坏和生存指数的降低）计算在内，因此所显示出来的经济效益远远不够准确和全面，而且极有可能是得不偿失的。由此可见，为了从根本上缓解经济发展和保护环境之间的矛盾，实行“绿色GDP”制度，摒弃不将环境投入和损耗计入成本的现行的GDP的核算和统计制度是极为必要的。改变当前的经济核算体系。构建与环境和谐的新经济体系是一场从观念到行为的革命，需要一个相当长的过程，不管改造现有经济体系的过程需要多长，都必须有一个好的开始和好的切入点，而“绿色GDP”的理念与制度就是这种好的切入点。

归根结底，目前的经济模式是一种非持续发展经济的经济模式，是一种资源消耗型与环境污染型的黑色经济。是对自然资源的“大量索取、大量投入、大量消耗、大量废弃”的利用模式与生产方式。当前的经济体系是造成环境与经济尖锐冲突的根源，因此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必须从根本解决这一问题。试图在这种经济体系的内部进行调整来解决这一冲突，是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可持续发展问题。因此人类的行动仅仅局限于保护环境还是远远不够的，这种保护环境的行动还是以“人类中心论”和“人类的价值高于一切”作为出发点的，还远远没有触及到人类本身和人类文明的悖论即人类的活动是否最大限度地节约了资源和最大可能地保全了地球上的全部物种。

作为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如果人类希望永久与自然界和谐共存的话，人类应该具有自然伦理的意识――人生活在地球上，在享受着自然界物质产出的同时。在保证自己需要同时承担对环境的保护和维护生态平衡的责任。与此相应，生态经济伦理学就是顺应生态经济发展的新时代要求而产生的一种新的经济伦理观，它要求把人类经济的发展建立在节约自然资源和促进自然生态平衡的基础上，而不是靠无情地算计、盘剥和掠夺自然而谋取经济效益的片面增长，其目的是为了实观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人类必须具有生态经济伦理的意识，把如何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放在经济发展战略的首要位置。人类必须认识到――人类是地球的客人而不是地球的主人，人类有权享用自然界的丰厚产出，但是不能为所欲为，毫无节制。人类必须自觉坚持与自然界作对等的交换，使自然资源保持平衡和不减少物种的总量。只有这样做，人类在生存环境方面才会有长远的保障系数、安全度与自由感。

从全人类目前的生存困境和精神危机出发，我们可以进一步地诘问，仅仅是保护自然资源和生态平衡就是“绿色GDP”理念的终结吗？难道人与人之间不能保持一种自然与和谐的关系吗？为什么人类不能把有限的资源和精力尽可能地用来改善人类的处境而不是用来互相算计、争斗与折磨？难道人与人之间就只能永远是狼对狼？人类必须认识到，只有通过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最终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和协调进步。

我国社会学界一位德高望重的学者深刻地指出，现行的“GDP”系统，不仅有虚数（如广告业、有价证券以及赌场、妓院收入），而且有些是负数、负效应。即：GDP在增长，社会财富不仅没有增加，反而在减少，人民生活水平反而下降。比如：盗贼越来越多，盗窃装备越来越精良；迫使居民花更多的钱，买更先进的防盗锁、防盗门、报警器。盗贼和居民两者买的设备都是计入GDP的，这种GDP上升就是“负数”。为了对付越来越猖獗的犯罪活动，政府更新警察装备、扩大并改进监狱设施，形成“犯罪警察工业”。这种GDP上升，是社会财富的减少，只不过增加了就业机会。至于把人们之间用来打官司、请律师的费用，在现行统计制度下也计算入GDP，这也是属于无用耗费增加、社会财富的减少和生存质量的降低的典型例子。

如果我们把批判的眼光放大到全部人类文明史，就会发现，为了彻底解决环境、经济与文明危机，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一场经济学和统计学意义的革命，我们更加需要的是一场思想上与政治上的革命。以逐利单位的盈利为最高原则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存在的本质也是存在的第一需要就是人类欲望的无限放纵和资源的无限浪费与损耗。在这种欲望在前方拉动和经济危机的大爆发在后追赶的竞争态势下，在经济上主动制造危机（同时也就是盈利的机会），再利用各种各样卑鄙无耻的手段向弱势群体转嫁危机和榨取权益就是必然的结果和不可改变的行为模式。在这种制度下，几张财务报表上体现出来的虚假利润，怎能掩盖现实中的巨大弊病？怎能阻止那些鲜廉寡耻，利己杀人者继续损人利己和杀人逐利？

自从文艺复兴彻底解除了宗教禁忌对人类放纵欲望的束缚，自由经济的基础就建立在自由的个人与个人的选择自由的前提下。因此，经济发展与生活水平的不可逆性的逐渐提高成了统治者合法存在的前提。正统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对经济危机和环境危机的态度就是无限拖延，寄希望于技术的无限进步与经济的无限发展能抢在总危机的大爆发之前消弭这种危险。公共成本、集体自由与长远利益一贯是高扬个人自由行动与自由选择价值观的自由主义理论上的软肋与死结。在作为自由主义信念的核心观念――权力意志的驱动下，每一个逐利单位（不管是个人还是企业，不管是跨国公司还是民族国家）无不力求在经济发展方面压倒对手和潜在的对手，而根本不管环境的真实承受能力与人类的真正需要。

全人类的在欲望方面的节制与平衡就是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总崩溃的开始。正如美国当代著名的思想家丹尼尔?贝尔在谈到当代资本主义已丧失了合法性以后所反问的那样：“若不把经济发展当作自己的任务，资本主义存在的理由又是什么呢？”如果进一步地追问，就会揭露这种状态的可怕之处：要是继续无限制地追求经济增长，人类将面临怎样的命运呢？人们可以接着反问，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下到底有什么自由可言？答案就是：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下，只有把有限的生命和精力投入到无限的生存竞争与弱肉强食中的自由，绝对没有不参与竞争、算计与杀戮的符合道德理想的自由。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体系就象一个没有刹车的狂奔的赛车，是一个需要不断输入能源的自激系统，输入能源的量越多，运转所需求的量就越多，终有一日将倾覆与毁灭。

事实上，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体系就是生产力的角斗场，是势不两立、你死我活的大赌博。是对一切资源――不管是自然的资源还是人类的资源――的极大浪费！只有无限的资源才能够支撑市场经济的无限发展。事情的真相是：经济发展与财富积累的对应是道德品质的无限堕落；技术进步归根结底是权力意志的自我实现；社会自由与人性解放的本质是欲望的无限放纵。市场经济体制是一种被刻意设计的资本至上、竞争驱动和利润自激的体制。它对环境和人权的保护本身就是捉襟见肘，扶得东来西又倒。在这种体制下，强势阶层中获得了多少财富与权利，就意味着对弱势阶层进行了相应的剥夺与榨取；在一个国家中得到保护的人权和环境必然会在另一个国家中彻底剥夺，平衡才是不可改变的自然规律。

伟大的思想家甘地已经指出，“地球所提供的足以满足每个人的需要，但不足以填满每个人的欲壑。”但是从人性恶的角度来观察，就会如同赫胥黎那样得出结论――“人类就是要满足某些欲望，如果得不到满足，这个世界就会从外部毁灭。如果得到满足，这个世界就会从内部毁灭。”因此，只有道德化的社会制度、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才能真正保护人类的自由、幸福与尊严。而道德只有在人们愿意自觉自愿的遵循它的要求的时候，才能够发挥作用，但愿人们都能够认识到这一点。因此另一方面，人们更加必须认识到――如果没有社会制度的设计与国家政权的保证，绿色“GDP”、生态伦理经济的原则和可持续发展的总体规划能够得到实现吗？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共存的美好前景会自动来临吗？历史真相恐怕是――对黑暗势力不抱有警惕，不经过顽强的斗争，人类和人类文明的前景是极为恐怖和黯淡的。

据海外著名学者俞力工先生介绍：美国旧金山曾于一九九五年举行过一个集合全球五百多名经济界、政治界精英（与会者包括萨切尔、老布什、电缆新闻网络、惠普、日微系统的老板等等）的会议。该会议的主旨在于为全球化的世界进行分析与规划。会议上，与会者一致认为全球化的高度、快速、激烈的竞争将使全球百分之八十人口“边缘化”，而这百分之八十多余人口与百分之二十搭上全球化快车的人口之间的冲突将成为今后的主要问题。在此基础上，日微系统的老板格基（John Gage）表示，届时将是一个“要么吃人、要么被吃”的世界（to lunch or be lunch）。布热津斯基也及时献计献策，创造了一个新词汇―“奶头乐”（tittytainment，英文titts“奶头”与entertainment “娱乐”的组合），意指要使彼百分之八十的人口安分守己，此百分之二十高枕无忧，就得采取温情（色情？）、麻醉、低成本、半满足的办法卸除“边缘化”人口的不满。

强势国家现在也许不会在采取老殖民主义手段来剥夺与压榨大部分人类了，可是种种新殖民主义的手段却层出不穷。从人性、利害关系、权力结构来分析以及借鉴历史经验，可以会得出结论――百分之二十的富裕人类将占全人类百分之八十的过剩人口，或者以饲养的方式强其筋，弱其志；虚其心，实其腹，使他们无欲无知，任他们自生自灭；或者就干脆以种族清洗的方式将大多数人灭绝，以求在物质资源的占有上获得绝对的优势和保证自身发展的自由。这是人类历史上强势者不可改变的行为模式！富裕者不管处在那个时代，最主要的目的就是防止大多数弱势者组织起来形成对一小撮极端富裕人类的挑战和剥夺。这是全球化的本质与必然归宿，这也是资本主义主导下的市场经济的真相――把人当作工具和财产来处理，就是没有把人当作人本身来对待。这是资本主义逻辑的必然结果，也是历史的终结与历史的轮回。

经济发展的真正符合自由主义、人道主义和自然主义的衡量标准就是必须以最低限度消耗物质资源与最大限度供养现有的人类的标准来决定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人类必须一方面开发新的能源，另一方面普及节约材料与能源的新技术使用，这样才会在经济上、政治上与道德上拥有真正的自由。那些发达富裕的国家只有自觉自愿普及技术与共享财富，促使其他国家的自立，自觉自愿维持势力的平衡和抑制自己的野心，才不至于要通过种种新旧殖民主义的手段去剥夺另一部分人类的生存权、自由权与发展权，才不至于导致那些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们采取极端的措施来报仇雪恨、讨回公道。

只有建立在自然道德基础上的经济制度和社会制度，才能在根本上维护人类的长远利益。只有大船才能载人，才能远航，才能给子孙后代带来无限光明的未来。社会主义的理想的本质就是让所有愿意诚实的劳动与正直的生活的人们都能够诚实的劳动与正直地生活下去，而不必要自觉自愿或者被迫挖空心思地算计与损害他人；让所有愿意活下去的人都活下去，而不必诉诸人口的自然清洗和非自然清洗的罪恶手段强行剥夺任何人的生命。全人类是一个整体，任何人都无权把他们分裂开来，让他们在猜忌与憎恨中互相残杀。过去的人类、现在的人类和将来的人类也是一个整体，一代人无权灭绝下一代的希望和把他们应得的继承物毁灭和挥霍。

人类的最为理想的生存状态应该是自觉自愿去过一种有道德和有节制的生活。求得内心的安宁与精神的清明，使子子孙孙不断地繁衍下去，只有这样才会有真正的自由与整体上的自由。那种我死后那管洪水滔天的活法，是极端的自我中心主义和利己主义，与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的道德观根本无涉。人类必须采取断然措施以保护绝大多数人类和未来子子孙孙们的生存权、发展权与自由权，每一代人类都有权也有义务保卫全人类的长远利益与整体利益。自然与和谐地生存吧！只有这样，人类才会具有真正的自由、幸福与尊严。

中国的法律援助制度：历史责任与现实要求

乔新生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

作为一项由国家设立专门机构为经济困难和特殊案件的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的制度，法律援助起源于一些律师为贫困的当事人提供免费法律服务的道义行为。早在1997年，司法部就制定了关于开展法律援助工作的通知。此后，司法部又颁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法律援助工作的意见。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以及有关的社会团体也制订了一些关于法律援助的规范性文件。从1999年开始到现在，全国已经有13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颁布了法律援助的地方性法规，湖北等地还制定了地方政府规章，为规范和推动这些地方的法律援助工作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2003年7月16日，我国颁布了第一部全国性的法律援助行政法规――《法律援助条例》。

尽管我国立法机关颁布了如此多的规范，目前法律援助工作还是存在着一些问题。有些地方将法律援助的适用范围逐步地缩小，甚至将法律援助工作与律师的执业登记联系起来，试图通过增加执业律师的援助义务来减轻政府的法律援助职责。在个别地方，法律援助已经成为了低质服务的代名词。法律援助亟须正本清源。

笔者认为，法律援助是一项政府行为。《法律援助条例》明确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开展法律援助工作，为法律援助提供财政支持。但是，根据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的统计，目前国家拨付的法律援助经费平均每人每年不足六分钱，远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在2002年全国办理的18万件法律援助案件中，平均每件国家支付的费用仅为60到70元，与平均500元的实际成本相差甚远。因此，国家必须加大对法律援助的投入力度，充分保障法律援助工作的正常开展。在有些地方，一些政府机关一方面高价聘请法律顾问；而另一方面却舍不得建立专门的法律援助机构，不愿意为弱势群体提供优质的法律服务。从表面上看，这是政府统筹规划的问题，但是从本质上来分析，它反映出了一些地方政府执政理念的问题。如果政府机关不能平等及时地为群众提供法律服务，不能照顾到弱势群体的基本利益，那么，这样的政府就没有实现“三个代表”的要求。因此，我们必须从宪法的高度认真对待法律援助工作。政府有关部门应当积极进行内部法律资源的系统整合，将有限的财力用在最需要的地方。

在一些地方的法律援助规定中，为公民申请法律援助设置了许多障碍。这是不对的。法律援助立法的重点应该放在提高法律援助服务质量方面。如果法律援助服务的质量不高，不但不能为当事人排忧解难，而且有损政府的形象，败坏了政府的信誉。政府必须从律师队伍中聘请一大批优秀的律师加入到政府的法律援助机构中来，而不应当将政府的法律援助机构当律师退休养老的地方。政府提供的法律援助服务不到位，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政府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现在，我国《法律援助条例》没有规定全国统一的申请法律援助的标准，对何种情况属于“经济困难”条例没有硬性规定，而是授权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根据实际情况作出规定。地方立法机构和政府部门不能为了免除政府的责任而提高法律援助的门槛。

法律援助是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的具体制度。它不是一项国家的司法活动，而是一项经常性的普法活动。因此，法律援助不能“坐堂营业”，而应该由政府的援助机构及时到社区为公民提供法律援助服务。法律援助是一项宣传活动，它通过具体的法律援助行为宣传国家的法制，帮助公民参与诉讼活动。现在，在个别地区，法律援助机构一般将援助的范围限定在诉讼阶段，认为只要帮助当事人出庭应诉，或者为当事人代写诉状，就算是提供了法律援助。其实，法律援助是动态的系统工作，法律援助机构的律师必须为当事人提供全方位的优质服务。不能让当事人自行取证，而法律援助工作人员仅仅参加庭审活动。

在现有的社会评价体系中，对优秀律师的评选大多以办案的数量或者收费的多少为依据，并没有考虑到法律援助服务的特殊性，也没有考虑到法律援助的社会效益。一些年轻有为的律师不愿意从事法律援助工作，认为那样不但不能发财反而会被看作是无能的表现。在极个别的地区，法律援助机构与社会律师机构两块牌子一套班子，律师通过法律援助的名义招徕顾客，然后再以社会服务的方式提供有偿的法律服务。在今后的律师行业评选中，应该修改评价指标，将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重树律师的执业形象，为有良知的律师开展法律援助服务创造良好的社会氛围，让那些玩弄法律的当代讼师无处栖身。法律援助应该成为彰显社会正义的窗口，政府机关应该改变过去那种以金钱多少作为衡量成功与否重要标志的评价体系，应该透过法律援助这一重要的法律服务行为，重新建立律师行业的执业评价规范。

法律援助是政府机关依照宪法、法律和行政法规必须向公众提供的“公共产品”，如果政府怠于履行自己的职责，那么，政府就应该为此承担行政上的责任。我们不能期望一个违背法定职责的政府机关来真心实意地维护公民的利益。今后，凡是没有建立完善的法律援助机构，或者政府法律援助服务质量低劣的单位，在换届选举中政府负责人应该被一票否决。

在2004年春节前后，追讨欠薪工作引起社会广泛关注。一些外地打工者辛苦一年后得不到工资，不得不沿街乞讨。少数民工采取非常极端的方式维护自己的利益。所有这些都充分说明在社会阶层不断分化的今天，弱势群体的合法利益需要政府的强有力保障。法律援助机构是担当这一重任的机构。如果各地的法律援助机构能够真正地依照法律规范办事，积极主动地为弱势群体提供法律援助，那么许多人间悲剧就可能不会发生。所以，在转轨时期，加强法律援助工作，不仅是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求，也是舒缓民怨，保护公民基本利益的重要途径。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的法律援助制度应当加强，政府的投入和社会各界的资助力度应该进一步加大，法律援助的专职队伍需要进一步扩充，法律援助的适用范围也应当进一步扩大，提供法律援助的程序应当简化，法律援助机构应当伸展到社会的各个角落。总之，中国的法律援助制度具有特殊的重要历史使命和现实意义。

目前，我国已经颁布了440多件法律和有关法律的规定，国务院已经制定了960多件行政法规，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了8,000多件地方性法规，民族自治地方制定了480多件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法律体系已经初步形成。然而，由于我国还处在社会的变革时代，法律制度不断地修改，例如在我国颁布的440多件法律中，已经修改的有200多件，目前有效的法律只有200多部，如果不把这些法律的变动情况及时地传达给每一个公民，那么，公民就不能很好地利用这些法律维护自己的权益。所以，现在各级政府的主要任务是，将这些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和自治条例通过法律援助的方式尽快落实，从而使我国依法治国的伟大方略能够早日实现。

中国的法律援助制度，从无到有，已经初步建立起了网络体系。全国各省、自治区80多个大中城市在石家庄共同签订了法律援助协作协议。根据协议的规定，各协作城市之间实行信息交流，资源共享。协议还对异地法律援助的具体办法以及异地务工人员工资追讨方式作出了规定。这是建立全国性法律援助网络的第一步。相信在中央政府有关部门的指导下，我国全国性的法律援助网络体系将会更加完善。在不远的将来，法律援助机构和其他的社会救助机构一样，可以随时随地为公民提供法律上的帮助。今后，以法律援助网络为载体，以政府的资源为支撑，以法律宣传和诉讼代理、辩护为主要表现形式的，独具中国特色的法律文明将会以崭新的面貌呈现在人们的面前。笔者建议，在“四五”普法阶段，可以考虑将各级的普法机构和法律援助机构合二为一，更有效的利用政府资源，加快法律援助的网络建设。中国的法律援助任重而道远。

外交战略：回顾美国的对华战略

作者：孙悟彻

一、美国对华战略的确定

1944年，还在中美结盟抗日时，美国总统罗斯福的高级顾问、著名战略家斯皮克曼出版了《民主与和平的地理学》一书，指出：“美国战后在东亚主要的课题是明确的：在美国的安全形势上，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关注由谁控制欧亚边缘区的问题。必须警惕未来形成一个强大统一集权的中国，警惕它获得能力把它的势力影响扩张到西太平洋沿岸。但只要中国的统一还未完成，中国就难以构成这种威胁，所以在日本战败以后，美国在远东最需要注意的就是必须防范中国成为这个地区最强大的国家。”斯皮克曼的这个战略方针，成了美国对华政策的一贯原则。57年来，美国没有因执政党或领导人的更换而作任何改变。

二、竭力阻挠中国统一

抗日战争结束后，美国怕中共独占东北进而统一全中国，便帮蒋介石空运部队到东北；看到蒋介石的力量压倒优势，又派马歇尔将军来调停国共战争，企图阻止蒋介石消灭共产党。

没承想，共产党打败了国民党，又轮到苏联来极力主张毛泽东与国民党划江而治。无论美国、苏联，都希望国共两党长期打下去，都害怕中国的统一、安定、团结、强大，以免除中国的威胁、以便从乱中渔利，而不顾中国将来的社会性质。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美国立即以此为借口派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阻止中共解放台湾。

三、困锁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为了困锁苏联和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美国立即对朝鲜内战进行干涉。新中国毅然出兵，沉重地打击了美国侵略者。朝鲜战争，苏联不出兵，想坐收渔人之利；中美打了个平手，更怕鹬蚌相争苏联得利，才和平谈判。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打破了美国不可战胜的神话，为新中国赢得了长期建设的和平环境，极大地鼓舞了世界人民反帝斗争。

四、中美罢战

１、美国霸极而衰

①两次侵略战争惨遭失败，而且消耗巨大，并触发了经济危机。美国1950年发动的侵朝战争历时3年，消耗战费540亿美元；1961年发动的侵越战争历时11年又1个月，消耗战费1400亿美元。再加上退伍军人津贴和战债利息，估计侵朝战费达1640亿美元，侵越战费达3520亿美元。

②国内5次经济危机。战后，1948年11月至1949年7月美国第一次经济危机，1953年8月至1954年4月第二次（侵朝失败触发），1957年4月至1958年4月第三次，1960年2月至1961年2月第四次，1969年10月至1970年11月第五次（侵越将败触发）。

③“美元危机”。1971年7月第七次美元危机爆发，8月15日美国宣布采取“新的经济政策”，暂停外国中央银行以美元向美国兑换黄金，向外转嫁经济危机。1973年2月12日，美国宣布美元贬值10％，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崩溃。

④亚非拉革命风暴极大地冲击了美国殖民秩序。即“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

⑤1958年法、德、意、荷、比、卢六国“欧洲经济共同体”宣告成立，联合起来反对美国的经济控制，排斥美国贸易。1973年1月1日，英国、丹麦、爱尔兰正式加入。

⑥1966年法国宣布退出北大西洋公约，与美国分道扬镳。

1969年7月，尼克松在关岛讲话，准备从南越和前沿地带收缩，随后，美舰停止在台湾海峡的定期巡逻。1971年7月15日尼克松声明将于1972年5月以前访华。1973年1月23日，美国与越南北方签订和平协定。从越南撤军、全面收缩战线、美元与黄金脱钩，标志着美国的正式衰落。

２、苏联“修正”而强

①苏联经济稳定发展，“修正”实为改革。

②“修正主义”把外援改为外贸，获取高额利润。

③60年代初逼迫中国偿还“援助”。

④对“经互会”成员国进行剥削性贸易。

苏联靠计划经济发展了生产力，靠务实外交攫取了丰厚利润，实力强劲。趁美国陷在越南战场之机，苏联加紧对西欧的威胁。在北欧，“华约”与“北约”的军事力量对比，陆上为4:1，空中为6:1，海上为6:1。1971年苏联在地中海的军舰最多时每天达70艘。在这“严峻”形势下，施密特（后任西德国防部长、总理）出版了《均势战略》一书。

３、中国热极而冷

1960年与苏联分道扬镳以后，1964年中国经济全面好转，同年爆炸了原子弹，1967年爆炸了氢弹，1970年发射了卫星，1971年10月25日恢复联合国席位。但是：①1966年开始了“文革”而全面动乱；②1969年3月2日与苏联发生珍宝岛冲突，中国腹背受敌；③对外“输出革命”、争取联大席位，弄得国内空虚；④1971年9月13日林彪事件，全国气氛突然凝固。综上所述，美国和中国都疲惫不堪，都不敌苏联，都想摆脱腹背受敌的困境。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主动访华。中美罢战，与强苏达成了平衡。

五、中美正式恢复邦交

１、美国彻底衰落

美国刚刚撤出越南，又连遭1973-1975年、1978-1981年的两次“石油危机”。美国经济以重工业和制造业为主，属“能源密集型”，因此遭受沉重打击。法国总统密特朗曾讲过“美国的人均石油消费量是西欧的 6倍”。日本及亚洲“四小龙”以来料加工、来件装配、转口贸易为主，属“劳动密集型”，且产品为节能型而非豪华型，如1973年底本田汽车推出的CVCC引擎，经济因此崛起，开始排挤美国贸易。

２、苏联更加强盛

苏联以“援助”为名，到1970年，已经打入了伊拉克、伊朗、埃及、也门、阿尔及利亚等国的石油工业。苏联支持了两次石油危机，获益菲浅。如，1973年底，伊拉克以低价卖给苏联600万英镑石油，来偿付当年10月反侵略战争中欠苏联的军火费，货还没有交出，苏联就把这批石油以1800万英镑的高价卖给了西德。

３、中国经济停滞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批林批孔批周公；唐山大地震；哀悼周恩来、朱德、毛泽东；批判“走资派”；揭批“四人帮”。中国经济陷入停滞状态。综上所述，美国和中国已经筋疲力竭，元气大伤，各自为战已经不能抵挡苏联的咄咄气势。1979年1月1日，中美正式恢复邦交。1978年，中国开始了改革开放。

中美和好，极大地改变了美苏力量对比，激起苏联的更大敌意，唆使越南反目。1979年，苏越签订25年使用金兰湾基地协定，从南面包抄中国；又趁伊朗革命学生扣押美国大使人员事件，侵入阿富汗，从西面围困中国。美国默许了中国的对越“自卫反击战”，未加干涉。美国还以30亿美元大力支持阿富汗的反苏斗争，于1986年送去“毒刺”地对空导弹，1987年送去120毫米远程迫击炮。中国则从舆论上大力反击苏联。《惊人相似的一幕》、《魔鬼的笛声》就是其中的代表作。

六、和平演变

1981年，美国终于从第二次石油危机中挣脱出来。“里根经济学”强调减税和扩大供给，逐渐形成巨额贸易逆差和巨额财政赤字，到1985年，美国沦为最大净债务国。1987年10月19日，美国“道-琼斯大崩溃”。

通过对越自卫反击战，中国也聪明起来，只求国内发展，不再“输出革命”。苏军陷在阿富汗，战争消耗极大；又被美国的“星球大战”计划所诱逼，军备消耗极大（1986年2月“和平号”空间站升空），国家日趋没落，霸权力不从心。亚非拉独立革命成功，但是经济改革失败，步履维艰，越来越老实。于是，世界出现了空前的和平气象，极大地迷糊了人民的辨别力。

1986年被联合国定为“世界和平年”，中国百名歌星共同演唱了《让世界充满爱》。美国等西方势力趁机渗透，加紧进行和平演变。中国盲目发展“劳动密集型”出口产业，特别是纺织业，深深地卷入了美国市场。

七、中美反目

1989年2月15日，苏联从阿富汗撤出最后一批部队，标志着苏联的彻底没落。继而中国“6.4”事件，东欧巨变，冷战结束。美国不再需要利用中国来牵制苏联，开始对中国不客气了－－即使没有“6.4”事件。先是制裁中国。1991年11月国务卿贝克又来访华。1992年9月刚售台150架Ｆ-16战机，不几天又派特使访华。打一个嘴巴，给一个甜枣，再打一个嘴巴，又给一个甜枣。中国纺织品出口受阻，产生了多米诺骨牌效应，工业经济陷入困境。日本害怕中国垮掉后，直接暴露在美国的打击下，因此频繁与中国接触，遭到了美国的忌恨。1990年8月2日，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企图控制中东石油，这是第三世界针对帝国主义掠夺初级资源的反掠夺斗争。美国立即进行镇压，获得空前胜利，确立了冷战之后国际“新秩序”的基本框架。

美国对伊拉克的军事制裁，就是对日本的经济打击。1990年8月美国开始全面制裁伊拉克，正是从这时，日本“泡沫经济”开始不明不白地破灭，至 1992年8月彻底破灭。1991年2月28日美国停止对伊打击，正是从次月，美国经济神奇地走出了衰退期（1990年12月布什总统刚刚正式宣布美国经济进入衰退期），1991年4月开始了“新经济”现象。1991年苏联“8.19”事变，正式解体。中国上浮为美国的第二个打击目标。

八、中美关系再次解冻

在西方的凌厉攻势下，中国硬是挺了过来。美国见共和党的“硬刀子”－－直接反华很难奏效，只好改用民主党的“软刀子”－－隐蔽反华，导致克林顿上台，将炮口从中国正面移向中国外围－－朝鲜；还要分心去盯梢日本。中美关系开始解冻。所以，中国人至今仍对克林顿抱有好感。

海湾战争主要是从军事上确立了国际“新秩序”。1994年，美国又把1948年成立的关贸总协定（GATT）改为世界贸易组织（WTO），确立了世界经济新秩序。经济全球化趋势加快。WTO对美国更加有利，对发展中国家更加不利，特别对纺织品出口不利。1995年，美国断然撇开中国的纺织品，改从墨西哥进口，以此要挟中国进口其小麦，把中国纺织企业逼上了“不搞技改等死，搞了技改找死”的绝路，不得不限产压锭。中国在连年粮食大丰收、库存暴满、无钱收购农民余粮的情势下，1996和1997年，成为世界最大粮食进口国，致使全国粮食系统亏损挂账问题极为突出，不得不进行粮食制度改革。

九、袭击中国大使馆

在经济和技术上，对美国威胁最大的是日本、欧盟。成立欧盟是为了对抗美国，使用欧元是为了对抗美元。恰在欧元启动之时，1999年3月24日开始，美国率领北约对南联盟进行了78天的轰炸，顺手袭击了中国使馆。由此，欧元汇率和欧盟经济一路下跌，美国经济则得以继续攀升，一枝独秀，誉为“新经济”。美国霸权的节节胜利，激励了日本右翼势力和台独分子，分散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精力。

十、2001年4月1日撞机事件

2000年，小布什在竞选总统时就明确地说：中国不是美国的战略伙伴，是对手。这次撞机事件，不是小事，而是一个标志：在搞垮苏联、日本和欧盟经济后，美国开始集中力量对付中国了。反华手段，也由民主党的“软刀子”换成了共和党的“硬刀子”。随之，发生了4月3日日本教科书事件，18日日内瓦国际人口会议美国反华提案，19日允许李登辉访日、访美事件，23日美国再次大规模售台先进武器。

十一、大总结

１、“连横”与“合纵”

美国采取各个击破（连横）的战略方针，要打碎所有的大国，不论它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最终建立最符合美国利益的一极世界。按照从大到小的的顺序下手，先是对苏联，其次是中国，再次是日本，最后是欧盟。反社会主义，只是一个幌子、一个号召性的借口而已。所以，中国应该联合日本、俄国、欧盟，共同（合纵）抵御美国的霸权，否则，将唇亡齿寒。

刘备应该联合孙权、南蛮反曹，曹操也可以联合孙权、匈奴反刘，但是刘备绝对不能联合曹操反孙。目前，曹操就是美国，刘备就是中国，孙权就是日本、欧盟等首鼠两端者，南蛮就是俄国，匈奴就是英国。中国人多地少，劳动力非常丰富，但是就业日益困难，已经严重危及社会安定。俄国地广人稀，可耕地、草场、森林、湖泊、矿藏等资源非常丰富。2000年7月8日，普京总统指出：俄国当前的两个最尖锐的问题，一是人口严重减少，二是经济衰退。2001年4月26日俄政府承认俄目前宏观经济恶化。如果俄国进一步衰落，则中国受到的美国的压力就会越来越大。日本技术力量雄厚，产品物美价廉，但是，自东南亚金融危机以来，世界性生产过剩使日本的产品出口受到极大限制，其技术优势在很大程度上被束缚起来，几年后就得淘汰。现在，日本经济已经走投无路了，除非改出口产品为出口技术。

因此，完全有必要把中国的劳力、俄国的资源、日本的技术结合起来。1996年，中、俄、哈、吉、塔“上海五国首脑会议”已经开创了新局面。

２、大国相争小国得利

1984年，美国经济学家 Ｌ.阿里森指出：“我们这一时代所面临的最重大事件，不是美苏之间的持续对抗，而是产业国际市场的首度兴起，以及主要贸易国家和集团（包括美国、西欧、日本、新加坡－香港－台湾－南朝鲜集团、墨西哥－巴西集团，可能还将有中国），为了主导全球经济而进行的争夺战。”

美国搞霸权的真正目的，是为本国捞利益。不承想，大国相争小国得利。这就是《下一次日美战争》中所谈的“大国所面临的陷阱”。美国在对付苏联时，已经被日本及“四小龙”钻了空子，所以，不敢再与中国进行正面交锋，担心第三者乘机冲击他的霸主地位。因此，中国可以用强硬的手段回击美国的骚扰，以破釜沉舟的斗志对付美国，则美国必将退缩，中国才得安宁。

毛主席说过：“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1990年8月2日伊拉克入侵科威特，8月7日美国就开始实施“沙漠盾牌”计划，可是150多天内迟迟不敢发起进攻，直到1991年1月16日伊军撤退时才趁机出击。伊拉克战败的主要原因就是被动挨打。美国对伊拉克尚且如此害怕，何况是泱泱中国。如果中共以武力收复台湾，美国是绝对不敢出兵干涉的，这一点必须明确。

３、和平就是喘息

美国对中国的战术，一向是又打又拉、软硬兼施：突然当头一棒，打得你浑身发麻；你要与他撕破脸时，又主动给你下台阶；当你乐晕了时，再给你更狠的一拳。美国既不甘心让中国安宁，又很害怕与中国交手。美国只有非常虚弱时，才肯放中国一码，与中国和好。但是现在，美国如此强大，根本不会善待中国。

80年代中期，美、苏两国都筋疲力尽，世界才出现了空前的和平气象。但是，和平就是喘息，是下一轮斗争的前夜。中国不要被暂时的和平气象迷糊了眼睛，更不要被美国的下一次和解姿态所动情。

４、必须正视中美矛盾

显然，中国的发展壮大，不仅意味着美国将失去这块特大“肥肉”；同时，中国能量辐射到的地区，也必将排斥美国势力。这对美国的霸权是极大的危害。中国永不称霸的承诺再诚恳，也只能是个纯真的心愿。

当年，中国积极“输出革命”，领导第三世界进行独立斗争，极大地冲击了美国的殖民秩序，美国是绝对不会忘怀的。苏联解体后，中国上浮为世界军事第二大国、头号社会主义国家，必然地成为了美国的第二个打击目标。由于中国难啃，就先解决外围－－朝鲜。不管中国承认不承认与美国存在严重的敌对关系，反正美国的学者、国会、政府都要而且已经毫不隐讳地把中国作为明确的大敌。美国的民主党与共和党的对华政策之争，无非就是用“软刀子”还是用“硬刀子”－－遏制还是误导中国，但目的是一致的－－置中国于死地而后快。中国应该丢掉幻想，准备战斗。

美国独立战争前夕，有人曾大声疾呼：“先生们也许还要呼吁和平，和平，但是和平是不存在的。战争已经真正开始了！难道生命那样可贵，和平那样甜美，竟值得用戴枷锁和当奴隶来换取吗？”当然，中美之间，既要正视矛盾、坚决斗争，又要进行贸易、互相利用，千万不能让渔翁得利。孙膑“围魏救韩”战略的目标是“深结韩之亲而晚承魏之弊”：让敌友两败俱伤，才最符合本国利益。

５、外贸战略

中国工业品的质量和档次不如发达国家的，所以很难打入发达国家，特别是怀有敌意的国家；但是，比落后国家和某些发展中国家甚至独联体国家的要强得多，而且价格又比发达国家的低廉，所以很容易被接受。因此，中国应该从发达国家进口技术，向落后和发展中国家、独联体国家出口产品。待技术和经验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再与发达国家竞争。

《孙子兵法》：“致人而不致于人”。过深地卷入怀有敌意国家的市场，容易被其要挟。正是从“6.4”事件遭美国制裁，中国工业才开始大面积亏损，直到现在还困难重重。

技术总监：周文

本期主编：新华声

本期责任编辑：林昙、gtssp、李寒秋、5402

本期出版时间：2004年4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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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多提宝贵意见。

其实经济这领域问题才是对国计民生有关键意义的，应该多给予关注。只是自己学力太浅，读起来吃力罢了，得逼自己多学些才是。

从文章中受教不少，谢谢你们为强国做的努力。

好理解的文章：）

见笑了。

贻笑大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