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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何新的“亲日”兼谈后冷战时期中日关系的演变

作者：gtssp

由于众所周知的历史因素，“亲日”这个词语在中国某种程度上等同于汉奸。于是“亲日”也就成为打击论敌的最价廉物美的武器和标榜自己争议的最价廉物美的护身符。

九十年代初，我国著名的也是最具争议的战略学者、政论家何新根据当时的国际形势曾经判断中日关系走势的一个可能是中日合作，并据此作出建议决策层考虑，于是乎，一顶“亲日汉奸”的大帽准确的扣在何新的头上。无独有偶，9.11之后，那位著名的一夜美国人在面对人们对他“亲美”的指责时，为表白自身的“爱国”或民族立场，也曾表示正在撰文批评日本。事实上，在英明伟大、永远正确的自由主义者里，持有坚决的反日立场的大有人在，也不乏在争论中动辄将“亲日”大帽免费赠送的好汉。看来，这些人非常了解中国人的民族心理，清楚的知道日本在我们这个民族的记忆中是怎样的清晰和惨痛；同时也正因为此，他们也清楚的知道，“亲日”这顶帽子对于他们的新左派论敌来说，有着怎样的杀伤力；此外，表面的反日，还能有效的遮掩和搪塞“亲美”的真面目。由此观之，反日还真是一举三得，岂不妙哉。

既然反日是如此的便宜和有效，那么对于包括何新在内的一些战略学者为何又要冒如此之天下大不韪去“鼓吹”所谓的“中日合作”，甚至被人讥讽的称之为“中日亲善”，颇让人记起几十年前的“大东亚共荣圈”。何新素来独往独行，诽议不断，自不会为此去做什么辩驳，也深知这类口水官司的无聊。但是，作为我等末学后进而言，出于好奇或言“好学”，自然难免要探询一下究竟。

在笔者看来，九十年代初期，何新作出如此战略判断的依据主要有三个。首先是中国当时自身的所处的国际环境。由于冷战的结束，当时中美已经结束了“蜜月期”，中国与整个西方世界的关系也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而基本处于冷和平的状态，在冷战后期曾是中国最大的地缘对手却事实上也是战略屏障的苏联，随着灾难性的自我崩溃虽然已不再是中国的敌手却也不再是战略屏障。当持续了四十多年的冷战以庞大的苏联帝国轰然解体这种出人意料的方式突然终结的时候，中国人无暇享受战胜百年宿敌的成就感，而是惊讶的发现：这世界已经有了太大的变化，昔日可以左右逢源、纵横捭阖的世界格局不复存在了，昔日最大的地缘敌手固然已经垮台，与此同时共同敌人的消失也使得中国和西方的利益冲突浮出水面，在西方世界一片“历史的终结”的欢呼声中，作为仍然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在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经济利益等方面与西方有着几乎是全方位冲突的中国，那种“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孤独感，是不难想象的。

事实上，当时的整个国际格局由于苏联的解体正处于整体性的混乱之中，中国在寻找盟友，美国在寻找下一个对手，俄罗斯自顾不暇，欧洲忙于消化苏联的地缘遗产（很不幸，消化不良，波黑内战就是一个明证）。在这种混沌不明的情况下，由于整个八十年代，日本经济的强劲势头以至于威胁到了以美国为首的传统西方的利益，以及日本固有的东方色彩，日本有被定位为苏联之后可能的西方敌人的可能，虽然次序上应该排在中国之后，但是无论如何当时的中日之间有某种唇亡齿寒的同病相怜之感，而日本在九十年代初在西方世界中率先解除了对中国的制裁也似乎是一个日本有意靠近中国的信号。

其二是中日经济的互补性。中国丰富的人力资源、强大的加工能力与日本强大的经济、金融能力和先进的技术能力，还应该加上俄罗斯丰富的自然资源，是一个完美的组合。在整个八十年代，日资是除海外华人投资之外，对中国投资最大的，在某种意义上是日本战争赔款的补偿形式的日元贷款，客观上也对80年代中国经济的发展有相当大的好处。事实上这个判断直到今天并没有过时，在这几年中日政治关系停滞不前的情况下，双方的经济合作依然取得了巨大成就，日本依然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和投资国之一。而在俄罗斯试图一女事二夫的远东石油管线和中日由此而生的纷争不断中，我们也能从另一个角度领会到中俄日间这种复杂的经济互动关系。

第三点也是最重要的，是由于东亚地缘形势的发展变化。众所周知的是，日本是通过在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对华对俄两场战争的胜利，确立了其在东亚的霸主地位。当然也埋下了日后失败的祸根，在后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正是遭到了对此心存不满的美国、满怀屈辱的中国和矢志复仇的苏联的三重打击，大半个世纪奋斗而得的霸业烟消云散。战后的东亚局势与历史上任何一个阶段都不同的是，一个东太平洋国家－美国成为了事实上的东亚霸主，而在二战的废墟上崛起的另一个超级大国苏联由于其超强的军力对东亚也有足够的影响力，历经百年沉沦的古老中国在历经艰难获得民族独立后重新崛起，对于昔日的势力范围东亚自是不甘放弃，而日本在成功的完成了经济起飞的奇迹之后，昔日的帝国野心重又浮现。正如在中日建交时，周恩来总理对日本首相田中角荣所说的，中日两强并立，是东亚千年历史上所没有经历过的局面。周总理这番话是对日本人说的，固然只提到了中日两家，事实上，东亚的地缘政治格局是中美日苏（俄）四强并立。即使在经历了苏联解体这样重大的历史事件之后，倒驴不倒架的俄罗斯依然对东亚事务有着足够的兴趣和影响力，东亚四强并立的地缘政治格局也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日前举行的北京朝核六方会谈为此做了最好的注脚。在这种错综复杂的局势下，任意两方的在利益驱动下的互相接近都是不足为奇的，事实上，在人类整个外交史上，这样的事情都是屡见不鲜的，并不因为中日曾经是地缘世仇就存在一条类似印度贱民不得接触这样的清规戒律。

当然，中日关系在九十年代的实际演变并未如何新等人曾经设想的那样运行，而何新也只是将中日合作作为中日关系的一个可能也可以去努力的方向。观诸何新在九十年代初的国际战略文章，警惕日本的文字也不难找到。这正说明了何新作为杰出战略学者的战略眼光，能够清醒的意识到事物发展的另一种可能性，并为此作出准备。实际上，与九十年代初相比，影响中日关系的外界环境并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换言之，中日关系的基本格局并没有发生变化，整个国际格局虽然不似当时那么混乱，却依然还处在调整中；中日关系的经济基础也没有太大的改变；东亚地缘格局依旧；改变的只是日本，日本自身的实力和地位改变了，因此中日关系也就不同了。

日本从九十年代中期泡沫经济破裂后，至今经济复苏乏力。泡沫经济的破裂，一方面证明了在八十年代盛极一时的日本实质上的外强中干，另一方面也可以说，日本是在与美国的经济战争中被击败了，从这个角度可以看出，何新在八十年代初、九十年代初对日美矛盾的判断的正确性。日本的地缘条件极为不利，是世界主要大国中最为不利的，国土狭小没有战略纵深，土地贫瘠没有战略资源，贸易立国的经济战略决定了其经济命脉在海洋上，而不幸的是，漫长的海上生命线暴露在几乎所有的潜在战略对手的枪口下这种先天性的缺陷，决定了日本扩张的特性。从丰臣秀吉到明治昭和两朝的日本统治者所选择的侵略扩张路线基本就是铁木真统一天下路线的反向翻版。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的胜利使得日本军国主义者的侵略野心极度膨胀，妄图利用现代化进程中的先发优势，以中国东北为基地，北上攻取西伯利亚，南下占领中国大陆直至中南半岛和南亚次大陆，其野心之庞大令人咂舌，其不知己不知彼的盲目也同样令人吃惊。成吉思汗黄金家族的成功除了自身的骁勇善战外，主要敌人的普遍孱弱也是重要原因。而时移世易，在二战中，面对北方强大的苏联，东方的睡狮中国也已经渐渐苏醒，南下路线上横亘着日不落帝国和其背后强大的美国。日本以一岛国之力，试图挑战世界主要强国、大国，最后落得玉石俱焚，至今还身处举国当孙子的地位。经历了如此惨重的失败，除了承认美国强大、原子弹厉害，没有任何反省，还不断的在历史问题上拨弄是非。

日本在80年代中期，人均GDP超过美国后，举国上下一片骄狂，“购买美国”之类的狂言不绝于耳，结果被美国一个“广场协议”击碎了经济泡沫，至今未能走出困境，除了不断的怨天尤人以外，连一个成型的危机方案也拿不出来。而与日本的沉沦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日本经济低迷不振的十几年里，中国的经济蒸蒸日上，国力日益强大。日本统治者清楚的知道，日本在上世纪上半叶曾经一度拥有的东亚霸权地位是在传统东亚强国中俄两国极度衰弱的时候侥幸获得的，与其说当时的日本足够强大，不如说是它当时的对手太过虚弱，然而日本在第二次大战的失败和中国的崛起，代表着明治维新后，日本统治者选择的称霸东亚，争霸天下的国策的彻底失败。

在可预见的将来，没有任何客观条件支持日本统治者重新走这条道路。在中美俄三强并立的东亚，地缘条件最为不利的日本所能做的只能是择其强者投靠之。日本为了实现其百年来的称霸幻想，在遭到多次失败后，半是无奈（二战后初期）半是自愿（九十年代后期以《日美安保条约》新指针为标志）的选择了与最强者结盟的外交政策，试图以一种狐假虎威的形式重温五十年前“大东亚共荣圈”的迷梦。日本在二战失败后，其侵略罪责在美国的庇护下没有被彻底清算，军国主义的三大支柱－天皇制的国体、军部和财阀－除了军部之外也没有什么本质的改变，日本政客频频在历史问题上拨弄是非，小泉首相多番参拜靖国神社，也不仅仅是因为对历史的无知和道义的缺失，而正如何新指出的，是一种深谋远虑的政治策略，随时准备在条件适合时将臭名昭著的“昭和史观”借尸还魂的复活。

因此，在中日关系上，简单的高呼反日或鼓吹中日友好（如马立诚），未免都失之偏颇，将论敌基于地缘政治现实考虑的对日政策斥之为“亲日”就更不可取。中日关系应当放在东亚地缘政治斗争的大背景下来考虑，诚如何新所言的，“中日关系应避免受双方国内旧仇情绪的牵制。”中国最聪明的作法是争取与日本合作的同时整军备战，以被不测。

我坦白，这些文章前一段忘了单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