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未曾发生的历史（转）安德鲁?罗伯茨 尼尔?弗格森 著 -- foundera

假如德国在1940年5月入侵英国，将会怎样?

安德鲁?罗伯茨 尼尔?弗格森 著

序：挂起更多旗帜

最后，甚至约瑟夫爵士也看出来了：英国在几天之内就已经失去了正规军的全部补给和装备以及它惟一的盟国；敌人距英国海岸已不到25英里；英国仅存几个装备完善、训练有素的营部；英国将在地中海地区与一个数量上远胜于己的对手作战；它的城市成为空中袭击的目标，敌方机场距英国本土比英国最远的岛屿与其本土之间的距离还近；英国的海路则受到数十个新基地的威胁。约瑟夫爵士说，“从某种正确的角度来看，我认为这是一个巨大的、确实的胜利……战争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辉煌的阶段。”

――伊夫林?沃，《挂起更多旗帜》

长筒靴正步踏过伦敦：一队德国士兵沿着圣詹姆斯公园的林荫道向白金汉宫进军。这类想象的场景在电影和小说中并不少见。但是，在现实中德国入侵和占领英国的可能性有多大?在纳粹败北50年后，我们倾向于认为英国在1939年必然会与希特勒一战――而且，尽管英国在动荡频仍的1940年曾经面临极其不利的局势，但它必定会取得胜利。在1995年庆祝欧洲胜利日的活动中，人们几乎没有提及历史有可能出现的不同结果；相反地，同盟国的胜利被认为不仅公正，而且必然。

然而，历史上很少有什么事件(尤其是在军事和外交领域)可以真正当得起必然这一说法。回溯20世纪30年代早期的历史，研究一下英国在欧洲政治局势恶化的情况下可以做出的选择，我们就可以看出，在它们之中，反对德国在1939年征服波兰而发出的战争声明(且不提在温斯顿?丘吉尔领导下那充满“鲜血、辛劳、眼泪和汗水”的漫长的五年)是最不可能的选择之一。1939年通往战争的道路是曲折复杂的。我们只需要想象一下，假如历史中有一两件事情发生改变――未必是重要的事情――就能够明白历史也许会多么轻易地呈现与现实截然不同的结果了。

希特勒的助手弗里兹?魏德曼宣称哈利法克斯勋爵――张伯伦1937年派往希特勒的使者，也是他在签订《慕尼黑协议》时的外交大臣――曾经说过“作为我的辉煌成就，我希望看到元首与英国国王在英国人民的欢呼中一道进入伦敦。”当然，我们知道哈利法克斯在《慕尼黑协议》签订时就已经开始质疑绥靖政策――而且正是他建议英国在1939年承诺对波兰伸出援手。但是他对于这个威慑手段失效后英国与德国爆发战争的前景非常悲观；1940年5月战争情势不妙之时，他是那些呼吁与希特勒进行某种和平谈判的有影响的人士之一。我们也知道，丘吉尔否定了这些意见，尽管随着法国被瓦解，英国日益陷人孤立。我们还知道英国有能力坚持下去，并且最终――一旦苏联和美国加入反对德国的战争――一定能够赢得胜利。但是这些结果决不是事先注定的。

非绥靖政策

当然，对于那些导致二战爆发的事件，人们已经提出了许多“假如……将会怎样?”式问题。但是，最近历史学家们已经开始考虑，是否有可能更早地采取更多措施，以便阻止希特勒掌权，或者在他已经掌权之后迫使他下台。假如英国在早些时候就勇敢地面对第三帝国，将会怎样?――这是关于英国和希特勒的反事实假设的传统问题。当然，这个问题是丘吉尔本人最先提出的。正如他后来写的，“假如法国和英国能够及时勇敢地面对它们在最后时刻冒的战争风险，做出明确的战争声明并且履行之，那么我们今天面临的前景将会多么不同啊。”对丘古尔而言，二战是“不必要的战争”。他和其他人认为，如果法国、英国和苏联强烈地表示抵制德国人侵捷克斯洛伐克，这将足以迫使德国军事机构中的批评者们反对希特勒，这样即使不能使后者下台，也至少能够迫使其改变政策。他指出：“假如同盟国在希特勒的早期阶段就强烈地抵制他……那么德国人中那些明智者(他们的势力十分强大――尤其在高级领导层中)就有可能阻止德国落人那种它正在陷入的疯狂体制。”

那么，假如20世纪30年代的英国政府并不是集中力量于防空事宜，而是构筑了一支强大的陆军，足以抵御(如果不是防止)德国进攻法国，情况将会怎样?假如英国和法国在1936年抵制德国在莱茵兰解除军事限制的做法，情况又将会怎样?希特勒本人曾经承认，“假如法国进军莱茵兰”――这在20世纪 20年代的确发生过――“我们将不得不夹着尾巴逃跑。”假如尽管英国在军事力量上存在着众所周知的弱点，但是英国政府仍旧发出了一个明确的信号――即便只是虚张声势――表明英国决心在捷克斯洛伐克受到进攻的时候援助它，情况将会怎样?假如1939年英国和法国已经说服斯大林共同抵御德国，而不是让他接受了里宾特洛甫的示好，情况将会怎样?这些都是多年来历史学家们针对20世纪30年代提出的一些可以被人们所接受的反事实假设。然而，事实上这些想象实现的可能很难与另一种令人不快得多的可能性相比――那就是德国战胜英国的可能。

一战后的英国已经沦为那个1914年参战的自豪的帝国的缩影。在经济上，这个国家试图令时光倒转，恢复到战前的水平，但是它实际上已经肩负着战争期间负下的累累债务，英镑的价值也已经一落千丈。从1920年开始，史无前例的大失业成为反复出现的难题，波及数十万人――很快地，失业者的数目第一次超过了数百万。1929年华尔街危机和1931年欧洲金融危机爆发之后，资本主义本身似乎也进入了垂死挣扎阶段。这导致了两个直接的政治后果，它们对英国外交政策产生了深远影响。首先，维持社会安全的成本前所未有地上涨，速度比经济的萧条快得多。其次――也是前者的结果――用于国防的资金达到了一百多年以来的最低点。1920年到1938年之间，英国国防开支始终少于国民收入的5％――这是英国历史上的最低记录；而当时英国做出的帝国承诺几乎达到了历史上的最大程度。在财政方面，英国优先执行的是传统的战前政策，即保证强大的货币和平衡的预算。由于英国在战争期间负下了沉重的债务，以及由于紧缩政策导致持续出现的失业问题，可以用于国防的经费大大减少。然而，英国在安全方面的开支减少只引起了一些鹰派人士的焦虑，其中包括一战期间的前第一海务大臣丘吉尔。并且，不幸的是，他和他的同仁并没有得到多少公众支持。一战期间，丘吉尔为自己赢得了战争贩子的名声，葛列坡利半岛惨败之后，他又被称为一个笨蛋。他名声中的污点还不止于此。他在工党中极其不受欢迎，因为他对工会和俄国革命都持有明显的敌意。自由党人认为他是一个蠢货，因为他在20世纪20年代担任首相期间在经济上做出了错误决策，当时他碰巧也对国防开支做出了削减。他在自己的政党中甚至也变得非常不受欢迎，因为在20世纪30年代，他反对对印度进行政治改革的政策，后来又对爱德华八世和辛普森夫人的婚姻表示支持。

大多数选民已经厌倦了战争。并非只有共产党――以及它的年轻的剑桥新成员伯吉斯，费尔比，麦克兰和布兰特等人――坚决地反对一切“帝国主义”战争(直到莫斯科改变路线之后)。也并非只有工党采纳了一种由其领袖乔治?兰斯伯里用“关闭所有征兵站，解散军队，解除空军的武装”整个可怕的战争设施”这样的誓言概括的和平主义立场。――简而言之“废除整个可怕的战争设施”这样的誓言概括的和平主义立场。类似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以及前任战时首相劳合?乔治等自由党人现在都认为一战是对年轻生命的浪费：是1914年进行的慌乱的外交活动的结果，这些外交活动没能在任何程度上终止德国要求获得欧洲的统治地位的野心，而且令德国老百姓饱受冤屈。许多保守党人士都悄悄对战后德国怀有侧隐之心，这在许多方面成为绥靖政策的基础。

在很大程度上，人们力图避免战争的愿望是可以理解的。战壕中进行的显然毫无意义的屠杀使人们对那种为祖国牺牲是高贵行为的想法产生了深刻的反感――那一度是一代勇敢的 (也是短命的)公学教育出身的军官的座右铭。另外，人们还担心科技进步将使新的战争比一战耗费更多公民的生命。“轰炸机将一往无前，”首相鲍德温如此预言道。丘吉尔本人也预言过，在战争的第一周，4万伦敦居民将在密集的空袭中丧生或者受伤。正如1934―1935年展开的所谓和平投票中的1000万张投票证明的，美国总统威尔逊的理想――外交将不再意味着秘密条约和盟约，而是应当专门为一个新的国际联盟服务――是一个吸引人的想法。约克大主教坦普尔和坎特伯雷大主教兰之类心怀善意的的牧师并不是“共同安全”这条吸引人却不实际的原则的惟一倡导者。这类想法的最有名的论证也许是于 1933年在牛津联盟的辩论室中展开的――它之所以令人吃惊，主要是由于它是由一贯保守的牛津人提出的。西瑞尔?纳德在倡导“这个学院拒绝在任何情况下为国王和国家而战”的想法时，警告观众道：“如果英国与任何西欧国家宣战，20分钟之后轰炸机就会在英国上空盘旋。仅仅一枚炸弹就足以毒死四分之三个一平方英里范围内的一切生物。”记数员统计票数的结果既清楚又惊人：275票赞成，153票反对。丘吉尔将此称为一场“卑鄙的、可怜的、无耻的供认……一种非常令人不安、讨厌的症状。”但是他的儿子伦道尔夫试图将这一动议从联盟的会议备忘录上抹去的企图没有成功。

金融紧张和流行的和平主义思想相结合，是张伯伦不成功地担任首相期间英国外交态度软弱的最大原因。在这些情况下，许多人相信(受凯恩斯的影响)应当对因1919年的《凡尔赛和约》受到过分对待的德国实行绥靖政策，这是合乎情理的。在实践中，绥靖意味着批准德国提出的显得合法的要求，以便避免(或者至少推迟)战争。在这些要求中，首要的是对于“自行做主”的要求，这是一个在《凡尔赛和约》会议中被频繁用来要求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其他中欧国家的独立的词；但它有意被避免使用在德国上，后者事实上被迫交出了大约10％的领土给它的邻国。问题是假如所有在欧洲的德国人都被统一进一个单一的德意志帝国里，那么这个帝国将比1914年的德意志帝国更广阔――因为这样一个联合体将包括奥地利、部分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和立陶宛。这是绥靖政策中的一个基本失误的所在：德国的“后院”――这是一个为在莱茵兰解除军事限制正名的词太大了，难以保证欧洲的和平。但是直到很迟的时候，绥靖的倡导者――特别是哈利法克斯和英国驻柏林大使内维尔?亨德森――都非常危险地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哈利法克斯本人在谈到德国人的时候，表达了许多保守党贵族的观点：“民族主义、种族主义是一种非常强大的力量。但是我并不觉得它是不自然或者不道德的……我本人并不怀疑这些人真正是仇恨共产主义等等的人!而且我敢说假如我们处在他们的位置上，我们也会有同样的感受!”这种恩赐的态度――哈利法克斯初次遇见希特勒时，一时把后者当作――名服务员，差一点把大衣递给他――是非常典型的。当元首告诉这位前任总督如何处理印度的民族主义时(“枪毙甘地”)，哈利法克斯“盯着他，带着惊异、反感和怜悯交织的表情。”类似地，戈林让他觉得像“一个大孩子”。他忍不住“颇为喜欢”“矮个子”戈培尔。但是，他在告诉希特勒“但泽、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都“属于可能改变的欧洲秩序问题，随着时间过去，它们也许注定会出现”时，他递给希特勒的就不仅是一件大衣了。他实际上向他交出了中欧。

当然，在1938年，英国在军事上尚未准备好面对一场德国已经为之蠢蠢欲动的战争的时候，绥靖政策绝非一个非理性的政策。希特勒实际上感到自己在谋略上被张伯伦胜过了一筹，后者的外交努力有效地阻止了他发起针对捷克斯洛伐克的战争，为这场战争他从1938年春就已经开始进行策划了。在最近出版的戈培尔日记中写道，张伯伦像一只“冰冷的”“英国狐狸”，用种种伎俩挫败了希特勒与捷克速战速决的希望。显然，张伯伦在贝希特斯加登有时显得夸张的外交政策成功地说服了德国人，使他们相信他关于英国可能进行干涉的言论并不是在夸夸其谈：“情况到了这个程度，”戈培尔写道，“张伯伦突然站起身离开，好像已经尽了责任，没有必要再逗留下去，可以金盆洗手了。”9月28日，希特勒被怂恿要求张伯伦的助手荷瑞斯?威尔逊爵士“直接说明英国是否希望爆发世界大战，”由此我们可以推断出，他担心张伯伦有可能希望这样。戈培尔在六天前还相信“伦敦极其害怕武力”，现在却被迫认为“我们没有战争的借口……我们不可能为了修正案而冒世界大战的风险。”

假如张伯伦不是促使关键的慕尼黑四国会议的召开，而只是做出了在捷克斯洛伐克受到攻击时，对之进行援助的直接保证，情况将会怎样?我们知道在1938年8月30日的会议上，内阁已经一致同意“如果希特勒进军捷克斯洛伐克，我们应当对他宣战”；但是张伯伦坚持对这项承诺保密，因为他不希望“对希特勒先生造成威胁”。假如他没有这样做，将会怎样?那是否会像人们经常认为的，成为对希特勒发起军事政变的信号呢?看来是非常不可能的――因为关键人物，参谋长路德维希?贝克在这个关键的内阁会议召开之前几天就已经辞职了(这个事实直到内阁会议后第二天才被宣布)。无论如何，张伯伦对于罢黜希特勒的想法持怀疑态度。“谁能保证德国不会因此变成布尔什维克国家呢?”他在慕尼黑会议前夕向法国将军甘末林如是问道。

今天，我们以为慕尼黑会议是对捷克人的十足背叛――的确如此。为了避免战争，张伯伦有效地迫使他们不仅放弃了苏台德地区，而且还放弃了保卫自己的能力。但是，当时希特勒将此看作是自己的政策的失败而非胜利：他希望的是速战速决，而不是外交妥协。他在柏林大发雷霆，对于德国公众对和平前景的热情响应暴跳如雷，并命令开展一场新的宣传战，以便帮助德国人民准备好进行战争。与他相反地，张伯伦在返回英国时被当作英雄。事实上，他在慕尼黑会议时期的声望如此之高，以至于假如他发动大选的话――如同他的一些最亲密的谋士建议的――他几乎毫无疑问能够比1931和1935年赢得更大的一边倒的胜利。

当然，他在慕尼黑的成就后来被证明是昙花一现。1939年 3月15日，希特勒干脆撕毁了他给予残余的捷克国的保证，发动了单方面进攻。这一般被认为是标志战争不可避免的时刻。但是，当时仍旧存在着从此对之实行绥靖政策的强烈呼吁。4月初对波兰做出的保证并非一个必然的选择。实际上张伯伦对布拉格被占领的第一个反应是希望有“缓解紧张局势、与独裁者恢复正常关系的可能性”。在战争爆发前，支援波兰并不是英国公众关心的事业，是情报部在战争爆发后才将它包装出这种效果的。劳合?乔治和许多其他社会主义者对贝克将军的反闪米特人的、不民主的政府非常不满，他们认为它正在由于其在慕尼黑危机期间从捷克斯洛伐克夺取特青的做法受到报应。实际上劳合?乔治评论道，给予波兰独立无异于给猴子一块高级怀表。假如希特勒重使苏台德策略――在“自行做主”的基础上强调德国对但泽和通过普鲁士的“波兰走廊”的要求――那么就不大可能出现什么通行的宣战理由了。毕竟，但泽80％的居民都提出希望加入德国。

促成英国支援波兰的决定的关键人物实际上是一个怀有忏悔心理的哈利法克斯。假如他没有成功地影响了张伯伦，威尔逊，约翰?西蒙爵士，塞缪尔?霍尔爵士，R．A?巴特勒，约瑟夫?波尔等人组成的强有力的联合体，那么支援波兰保证就不可能被签署。事实上，这份保证是在未经磋商的情况下，在一种由毫无根据的、关于德国即将侵略波兰和罗马尼亚的谣言导致的恐慌气氛中被签署的。哈利法克斯从不断抵达英国的关于纳粹德国的真实目的的消息中(既有公开的也有秘密的)得到支持。1938年11月所谓的“打砸抢之夜”――实际上是由希特勒发起、由戈培尔组织的一场国家发起的大屠杀――已经进一步揭露了纳粹德国的所谓种族政策的真面目。现在布拉格沦陷了，立陶宛的梅梅尔被攥取，这一切都揭示了哈利法克斯在―年前提出希特勒并不希望“进行拿破仑式的征服”的观点是多么错误。希特勒难以证明他夺取残余的捷克斯洛伐克的做法代表了少数民族“自行做主”的胜利。正是这个迟来的认识――这种曾被愚弄的感觉――导致了下议院双方一致反对绥靖政策。在这些情况下，张伯伦能够再次像对待捷克斯洛伐克那样让波兰让步吗?也许不大可能了。

但是，我们仍旧应当注意到，希特勒是希望他这样做的。8月22日，他在上萨尔斯堡告诉手下的指挥官：“英国在两三年内不希望爆发冲突。”里宾特洛甫的妙举――第二天在莫斯科签署的纳粹一苏维埃协议――看来更是增加了希特勒的筹码。如果希特勒有斯大林的支持，英国又怎么可能为了波兰发出干涉的威胁呢?尽管希特勒看来的确出现过片刻的动摇，推迟丁原定于8月26日入侵波兰的计划，但是在四天之后他重新恢复了好战情绪(“英国人认为德国是软弱的。他们将会发现自己在自欺欺人。”)；第二天他否定了戈林和戈培尔的看法，无视他们对于英国将采取不介入政策的“怀疑”：“元首不相信英国会进行干涉。”

当然，希特勒错了。但他在战争即将打响的前夜能够持有这种信念，说明了英国试图用更强硬的政策路线来避免战争、甚至迫使希特勒下台的做法是异想天开的。事实上，一个看来更加貌似有理的反事实假设是英国政策有可能在安抚德国和回避战争方面走得比绥靖政策更远，完全无视纳粹主义的内在动力将促使其在外交方面提出持续的扩张要求的事实。

和平共处：查姆莱的反事实假设

20世纪30年代，人们在无数场合对与德国达成正式协议， (即便不是盟约)的可能性进行了严肃的讨论。即使在《我的奋斗》之前，希特勒就已经经常表达他对于与英国达成这类协议的愿望了。从1933年11月开始，他就试图与英国达成某种海军协议，在1935年6月终于成功了一次。当时他曾经提出，“英一德联合将天下无敌。”四年后，当希特勒在入侵波兰前夕开始担心英国的介入可能时，他又一次产生了这种想法。如同他在1939年8月25日对亨德森保证的，他“一向就希望达成一份德英协定。”

20世纪30年代的英国并不乏对英国接纳希特勒的可能持积极态度(如果不说是非常热情的话)的人。持有这种想法的远远不止那些极端的反闪米特分子，如威廉姆?乔依斯，亨利?汉密尔顿?比明什和阿诺德?里斯，他们中有些人在战争中实际上最终站到了德国人一边。当时还出现了臭名昭著的英国法西斯联盟，领导者是奥斯瓦尔德?莫斯利爵士，此人一度是工党宠儿，后来跟随墨索里尼走上法西斯道路。当时也存在着其他一些没有那么激进的亲德分子。有些帝国主义者认为德国并没有对大英帝国造成什么威胁，有些保守人士和天主教徒认为德国是抵御无神论的俄国布尔什维克的堡垒，有些报业巨头欣赏独裁者们的高谈阔论，还有些商人认为绥靖政策对贸易有利最有趣的也许是相当比例的英国贵族有着亲德、有时甚至是亲纳粹的倾向。比如，里宾特洛甫在伦敦担任大使的初期，曾经赢得了阿斯龙伯爵等英一德贵族、亲德分子罗斯安勋爵等和社会主义者昆纳德女勋爵等人的欢心。罗斯安曾将纳粹的反闪米特主义描述为“很大地反映了德国人自从一战以来受到的外部迫害”。同样地，德比勋爵听说戈林计划访问英国，就邀请后者逗留在诺斯利宫观赏越野障碍赛马。伦敦德里侯爵和哈特伍德的艾伦勋爵和斯坦普勋爵在见到希特勒时，都被后者所打动、

有一位身份极其高贵的英国人本来尤其能够为英一德友好关系的建立做出重要贡献，只可惜他为了爱情的缘故放弃了自己有影响的地位――或者说他是因为当时的首相鲍德温对公众对于离婚的态度的相当维多利亚式的担心而放弃它的。爱德华八世不仅钟情于辛普森夫人，他还钦佩希特勒。当他还是威尔士王子的时候，他就被官方描述为“相当倾向希特勒”，并且据报导他还宣称：“干涉德国关于犹太人或者别的方面的国内事务不是我们的任务……独裁者在当今日子里是十分受欢迎的，我们也许不久后就会希望伦敦也出现一位呢。”1935年，他的父亲乔治五世曾经因为他的一次著名的亲德演讲而斥责他。一年之后，爱德华接任了王位，并且几乎立即试图劝说当时的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不要反对德国在莱茵兰解除军事限制。在对德国大使发出的一份请求做出回答时，他“召唤首相”――当时是鲍德温――并且据说还声明道“让他明白我的意思。我告诉过这个老X X，假如他发起战争的话，我就要退位。那时情景真是可怕。不过您不用担心。不会有战争的。”当里宾特洛甫担任大使时，德国大使馆对辛普森夫人也同样进行了拉拢。

假如鲍德温没有劝说爱德华退位，情况将会怎样?不同的可能性是存在的：比如，按照报业巨头比弗布鲁克的建议，举行一场出身高贵的男子与地位卑微的女方结合的婚礼，这样辛普森夫人无须得到正式的皇家地位就可以嫁给爱德华。或者爱德华可以选择王位，放弃爱情。这个问题看来也许与二战的历史没有关系；但是它们实际上关系密切，因为在1940年5月，在张伯伦经历了挪威惨败和下议院的羞辱之后，国王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爱德华的弟弟，即不愿意接替王位的乔治六世，是一位坚定的绥靖主义者，他不希望张伯伦辞职，而且希望哈利法克斯而非丘吉尔接替他的位置。但是他除了坐视满腹怨气的哈利法克斯做出退出的决定也别无他法。如果换成是爱德华八世，他是否会采取不同的行动?作为一种可能性，他也许会对丘吉尔更加偏袒，后者曾在退位危机时颇为仗义地为他撑腰。但是在面临与德国交战的可能性时，爱德华八世的亲德思想也许会使他做出别的抉择。

与德国达成和平结果的可能性并没有在1939随着为波兰的宣战消失。希特勒对英国的战争宣言感到迷惑，他告诉阿尔弗雷德?罗森堡自己“无法把握”张伯伦的“真正目的”。(即使英国得到胜利，”他指出，“真正的胜利者也将是美国、日本和俄国。”因此，在10月6日，他重新提出了和平的提议，不过它再次被张伯伦拒绝。但是，直至1940年，戈培尔的宣传部长仍旧在宣传这个思想：“英国人中富有价值的日耳曼种族因素迟早会涌现出来，在未来的日耳曼种族对抗布尔什维主义的长期战争中加入德国的阵营。”希特勒像他在 1940年5月所讲的那样，希望“试探英国对分享世界的看法。，’一个月后，他又谈到了与英国达成一份“合理的和平协定”的可能性。希特勒一次次地表达了他对于与英国交战感到的遗憾，因为(照里宾特洛甫的话讲)他怀疑“毁灭大英帝国的必要。”正如他7月份在做出最后一次和平建议之前六天告诉哈尔德的，他“不喜欢”与英国交战：“原因是假如我们粉碎了英国军事力量，大英帝国就将崩溃。那对德国将是毫无意义的……[但是]只会使日本、美国和其他国家受益。”

最近，修正派历史学家们(比如约翰?查姆莱)已经指出，这种看法非常有先见之明。他们认为，英国在1945年赢得的是一场得不偿失的胜利。因此，我们需要指出另一种可能性。假如在1939年战争已经爆发，但英国随后与德国达成了和平，情况将会怎样?答案是德国将全力与苏维埃俄国作战，对大英帝国则分毫不动，使得保守党仍旧执政，英国经济也没有受到影响。根据查姆莱的看法，法国战败后，在1940年夏通过墨索里尼展开的公开谈判对许多人，而不仅是对哈利法克斯和巴特勒而言，都将十分有意义。根据这种观点，我们不应当盲目接受丘吉尔关于希特勒提出的任何条件都必然是“迦太基式”的说法。在成为首相之前，甚至丘吉尔本人也曾经督促张伯伦对于德国的“任何真正的和平建议都不要关闭大门。”当战时内阁在5月 26日开会商讨寻求和平谈判的问题时，面对英国已经濒临险境的战略和经济地位，他也无法否定这种可能性的吸引人之处。对丘吉尔而言，缺乏来自美国的实际支持是他非常担心的事实，他已经将这种支持看成战胜德国的关键所在。他甚至还评论道，“如果我们能够通过放弃马耳他、直布罗陀和一些非洲殖民地而摆脱这种困境，我将会毫不犹豫地这样做。”当然，他补充道“希特勒不可能接受任何我们能够承受的条件。”――两天后他又重申了这一观点：“德国人会要求得到我们的舰队……我们的海军基地，以及其他许多东西。我们会成为一个奴隶国家。”但是查姆莱认为这是一种维护自己利益的做法；丘吉尔知道他作为首相的地位是以“不惜一切争取胜利”或者说“征服或者死亡”的路线为基础的。阿兰?克拉克也不认为这是一种“致命概念”。根据克拉克的看法，直到1941年春英国在非洲战胜意大利的那场战役之前，英国仍旧有与德国签署协定的机会。希特勒希望在转向俄国之前确保侧翼的安全。赫斯飞往英国，企图进行签订协议的谈判；但是他的使命被丘吉尔遮掩住了。

假如政府不是由丘吉尔领导的话，那么它与德国达成单方面和平并不是没有可能的，这样希特勒就可以集中精力对付斯大林。如果德国仅仅与苏联作战，它也许会赢得英国右翼党派的支持。毕竟，许多保守党人始终认为共产主义比法西斯主义更具威胁。1940年，芬兰人针对斯大林的斗争得到了广泛支持。因此，我们并非无法想象圣乔治军团(其指挥官也许是约翰?阿末利)与共产主义交战，并且几乎像东线的西班牙和法国的法西斯党徒一样受德国指挥的情景。即使在政府内部，尽管存在着丘吉尔及其密切的支持者们新近出现的亲俄倾向，但是当时也存在着一些倾向于采纳利用希特勒对抗斯大林的战略方针的人。直到1942年，还有一位托利党大臣约翰?摩尔―布拉巴宗因为公开说出了许多人私下里的想法而被迫辞职――他说纳粹德国和斯大林的俄国之间爆发战争的话，是“符合我们的要求的”。这种立场与亨利?基辛格在两伊战争期间采纳的立场是相同的：“遗憾的是它们不能两败俱伤”――这简洁地概括了修正派历史学家的论点。

但是，那种迟早总会出现的两方一决雌雄的结局将会导致什么后果呢?假如不是由于地中海地区的战争分散了力量，即墨索里尼进攻希腊的失策使得英国军队得以乘机在利比亚进攻意大利，胜利者完全有可能是德国。德国在地中海地区的介入意味着它不仅需要对利比亚派兵，而且还要攻占保加利亚、南斯拉夫、希腊和克里特岛，因此它针对斯大林展开的行动巴巴洛萨被延误了关键的一个月。然而，假如希特勒与英国达成了某种协议，他本可以避免由于地中海地区的战事造成的军力分散，按计划进攻苏联。他还可以调动他的整个陆军、海军和空军力量，专门对付俄国。如果西部的第二条前线没有获胜希望，如果没有护航队和盟军，俄国经历了几次清洗的红军――它甚至没有能力攻占弱小的芬兰――也许会被击溃，被迫退回乌拉尔山以内。实际上，德军进入了斯大林格勒，围困了列宁格勒，并抵达了莫斯科外围的地铁车站。假如真如修正派历史学家提出的，英国与德国在1940或者1941年达成了某种协议，那么德国想必更有可能在与俄国的欧洲部分进行的战争中取得胜利。并且，正如迈克尔?伯雷在下一章中提出的，英国本可以因此占据一种弱小却具备威胁力的地位。

更糟的可能：进攻英国

查姆莱一克拉克的论文的中心假设是希特勒对英国提出的和平建议是真诚的――或者至少可以被公开认为是如此。然而，在评估希特勒可能的亲英倾向时，我们必须认识到以下两个方面的区别：一是根据希特勒的盎格鲁一撒克逊人与德国人之间在种族上具备紧密关系的理论得出的一般推论，二是希特勒的战略的“实用政治”特点，这种战略早在1936年(甚至更早)就一直在暗示英国应当臣服于德国的力量。受幻灭的里宾特洛甫的影响，希特勒也认为英国是一个颓废衰落的国家，并且实际上在1936年后期认为“甚至连一份诚实的德一英友好协议也无法给德国带来什么切实的、积极的好处，”因此德国“在与英国达成友好协议方面没有什么利益可言”。正如他在1937年11月与军事首脑召开会议时所说(记录在臭名昭著的《霍斯巴赫备忘录》中)，英国(与法国一样)是一个“充满仇恨的对手”，其帝国“在未来不可能一直被强权政治控制。”这个观点被里宾特洛甫反复宣扬，此人认为英国是“我们最危险的敌人。”

在策划对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的进攻时，希特勒在认为英国过于弱小，以至不可能进行什么干预和认为德国将能够经受得起这样的干预的看法之间难于定夺。他在1939年5月与军队指挥官们谈话时，表达了他“对于能够与英国和平地达成协议感到的怀疑。我们有必要为最后的摊牌作好准备。英国认为我们的发展意味着霸权，并认为这种霸权将削弱英国的力量。因此英国是我们的敌人，与英国的决战将是生死攸关的一战。”希特勒在1939年1月27日制订了“Z计划”海军指令，要求创建一支在1944―1946年之间将足以对抗公海上的任何挑战的舰队――也就是对抗英国或者美国，这份计划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了他对英国的真实态度。约翰?基根提出过一种关于海军的更进一步的反事实假设：“假如德国在战争伊始就调遣 300艘邓尼茨曾经建议希特勒为赢得大西洋海战而建造的那种德国潜水艇，英国早在美国因太平洋战争加人二战之前就溃不成军了。”由于英国消费的食品中只有一半是国内生产的，而且所有石油、橡胶和有色金属都来自进口，因此它一旦受到潜艇围困，只有被迫投降。

希特勒的确对英国宣战大为震惊；但是假如我们因此认为他随后的和平提议是真诚的，那就大错特错了。1939年10月，在提出和平建议后两天，希特勒告诉冯?勃劳希契和哈尔德：“德国的战争目标中……必须包括在军事上彻底战胜西方……为了做好宣传，这个根本性的目标必须时刻被加以调整…… [但是]这些调整并不会影响这个战争目标本身……[那就是]应当彻底消灭法国和英国的军队。”即便是进攻俄国的决策也有反对英国的用意：正如希特勒在1940年7月31日，即对英国做出和平提议仅仅12天后指出的，“俄国是英国依赖的最大因素……如果俄国被粉碎，英国的最后希望也就破碎了。”希特勒频繁更改他的战略，将“生存空间”的种族目标与他自己的大战略相混合，使得历史学家们对于他的终极目标感到迷惑。但简单的事实是从1936年起(如果不是更早的话)，希特勒就认为与英国最终的遭遇战将是不可避免的，尽管这种遭遇在种族上令人遗憾，而且早来了五年。那种认为可以与“那个家伙”(这是丘吉尔对他的称呼)达成和平，并可以保护大英帝国和保守党的力量的看法无异于痴人说梦。假如英国没有因为波兰而战；假如英国在1940年5月或者在巴巴洛萨战役之前就试图与德国达成和平；假如英国在邓尼茨元帅推荐建造的300艘德国潜水艇的围攻下投降――无论这些可能性中的哪一种得以实现，其后果都将是一样的：英国臣服于第三帝国。

因此，丘吉尔是正确的。当他在1938年10月5日星期三，与大众的欢快情绪反道而行，在下议院谴责《慕尼黑协议》时．他的确触及了事实的真相：英国民主和纳粹势力之间，决没有什么友谊可言，纳粹的势力颠倒了基督教伦理，以野蛮的异教方式自行其是，吹嘘着侵略和征服的精神，从迫害行为中获取力量和病态的快感，并且，如我们所见，残忍无情地用谋杀的力量进行威胁。这种势力决不能够被英国民主当作朋友加以信任。我觉得不可忍受的是我们的国家正在落入纳粹德国的势力、轨道以及影响，以及我们的存在与否将由纳粹德国的喜好任意处置。然而，丘吉尔在谈及英国落人德国的“势力、轨道以及影响”的时候，还没有想到英国可能落人的最糟的下场。更可怕的可能性是存在的：那就是德国直接进攻和占领英国。

1940年5月24日星期五，海因茨?古德里安将军的第一装甲师抵达法国格拉沃利纳以南的阿河，血战之后夺取桥头堡。他们离困在佛兰德海滩上的40万名精疲力竭的盟军战士只有 10英里。就在这位力量最强大的坦克指挥官准备发动世界上最强大的机械化部队进行20世纪最大的一次军事打击之时，他收到了停止进攻的命令。尽管他表示抗议，但是三天之后，命令仍旧维持不变。借此机会，盟军的防线得到加固，在接下来的九天中338，626名盟军战士在“发电机计划”中撤离到英国。

古德里安始终相信希特勒的命令――它是在无视参谋长弗兰茨?哈尔德和陆军元帅冯?勃劳希契的反对的情况下做出的――是“一个后果重大的错误……因为即便只是俘获英国远征军……也足以使德国在对英国的进攻中获得胜利。”历史学家们长期以来一直在争论这份命令的原因，但是他们很少设想过假如英国远征军被全体俘获，将会产生什么后果；或者在“发电机计划”中，数十万盟军战士赖以走向自由的1，400码长、5英尺宽的木制桥墩被德国的斯图卡式俯冲轰炸机炸毁(它花了一周多时间实施轰炸)，将会产生什么后果。

海军元帅雷德尔在1940年5月21日第一次与希特勒讨论了进攻英国的可能，他在上一年的11月15日已经派手下调查了这种可能性。希特勒对此并不热情，在6月20日又一次讨论起这个问题时，他显得对在马达加斯加重新安置犹太人的问题更为关切。当时，关键的时刻已被错过，尽管希特勒后来于 1940年7月16日颁布了第16号元首令，授权“准备与英国进行登陆战”，但是进攻的理想时机已不复存在。希特勒在7月底设定消灭英国的海军和空军防御力量的目标时间是9月15日，这是一个随意指定的日期，而且这个目标是不可能实现的。进攻被三次推迟，到1940年12月，为进攻英国做的准备完全成了进攻俄国计划的掩护(希特勒认为进攻苏联比穿越海峡进攻英国把握大一些)。但是，假如希特勒为了海狮行动已经在最高统帅部(OKW)做了多年准备，而不仅仅是在海军参谋部影响下，发出那个半心半意、百般拖延的指令，情况将会怎样?假如大量船只――大概需要1722艘驳船、471艘拖船、1161艘摩托艇和155艘运输舰――在5月下旬已经作好准备，正在驶往马斯河和斯海尔德河港口，情况又将会怎样?假如空军埃哈德?米尔契元帅提出的空投5000名士兵到英国东南部英国皇家空军的七个重要部分，攻人战斗指挥部的核心的计划被戈林采纳而不是否决了，情况将会怎样?假如伦敦取代巴黎成为希特勒的目标，情况又将会怎样?

历史学上和文学中的许多分析都断定在1940年8月、9月或者更晚一些时候，德国会对英国岛屿发起进攻。但是假如德军在1940年5月抵达英国，他们就能避免遭遇刚刚脱险的大陆远征军，而只需应付留在英国国内的少数队伍。地方军使用的 483，924支一战斯普林菲尔德来复枪直到1940年8月才从美国被运到英国，而英国南部建造的1．8万个掩体直到6月中旬才刚刚打好水泥地基。伦敦南部当时只拥有48门野战炮和54门发两磅重炮弹的反坦克炮。正如最高统帅部的古恩特?勃鲁门特里特将军在战后哀叹的，“假如计划及时被制订的话，我们本可以在敦刻尔克行动之后就派遣强大的军队穿过海峡抵达英国。”但是，按照哈尔德的看法，进攻英国是“[希特勒]一直力图避免面对的想法。”

假如最初的13个精锐的德国师在英国南部海岸的漫长战线上强行登陆，他们将遭到低空飞行的飞机空投下的1495吨一战剩余的芥子气的伤害。但是，令他们始料未及、措不及手的遭遇也无非如此了。假如他们试图穿越22英里宽的英吉利海峡，也许没有什么人工或者天然的障碍――比如拉伊一海斯皇家军用运河――能够长久地阻止他们的东进进程。根据陆军元帅伦斯德1940年9月14日在《英国战场早期战况预测》中所写的，“小型的、但是配备齐全的装甲部队将在首次进攻早期就被投入使用。”假如英国皇家空军没有配备不久前才开始运用的雷达，或者没有破译纳粹德国空军的密码――或者假如空降部队的总司令伦德施泰特将军成功地抵挡住道丁的战斗指挥部的关键火力――空战也完全有可能出现截然不同的后果。

事实上，阿兰?布鲁克将军直到7月20日才接替了艾昂塞德将军后方部队总指挥官的位置。他随即将手头现有的坦克调遣到离海岸较近的地带。但是，如果在5月下旬展开进攻，大部分英国的装甲部队将在远为深入内陆的、临时搭就的防线上进行防御，从而令德军可以轻易占领南部海岸的桥头堡。而德国人――尽管战后所有德方将领都为自己辩白，比如伦斯德在 1945年对俘虏他的人说，海狮行动是“一场游戏，因为显然不可能进行任何进攻”――都希望在开始行动后尽快抵达肯特郡的阿什福德。德国人预测自己将于9月中旬在登陆地点遭到猛烈的抵抗，但是假如他们5月份就发起进攻的话，也许会发现事情简单得令他们喜出望外。正如研究英国防御的官方历史学家巴西尔?科里尔指出的，“从谢佩岛到拉伊的至关重要的地区由伦敦第一师负责守卫，他们只拥有23门野战炮，没有反坦克炮，没有装甲车，没有装甲的战斗车辆，反坦克来复枪不到正常装备的六分之一。”而防卫很好的地区，比如舒伯里内斯的六响枪阵地，实际上就像马其诺防线一样可以轻易绕过。

德国空军和海军是否能够在关键的12个小时内成功地抵挡住英国皇家海军，从而使德国得以将第一波进攻力量运过英吉利海峡?为了这个冒险行动，德国不得不将整个海军力量投入使用。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一段如此短暂的时间――实际上只有半天――就足够进攻部队穿过海峡了。此外，我们有必要记住一个重要的事实，在“发电机计划”中，英国的50艘驱逐舰中有9艘已经被击沉，还有23艘被损坏。1940年6月，英国皇家海军只剩下68艘可以运行的驱逐舰――1919年它的舰队总数曾经达到433艘。因此，我们不难想象，874年以来对英国的进攻第一次有可能取得胜利的情形。

关于合作的反事实假设

占领意味着什么?在下一章中，迈克尔?伯利将对德国在东欧取得胜利的可怕后果进行分门别类的分析。很清楚，西欧的经验――这与英国的情况更为相近――是非常不同的。在法国、荷兰和欧洲其他被占领地区，种族政策并没有像在东线那样成为至高政策，只有犹太人仍旧被不论国籍地送往东部的死亡集中营。换句话说，德国对西欧的盘剥主要是在经济方面，而不是种族方面进行的。法国尤其被德国当成了战争的供给源，成千上万名法国战俘被迫在德国作为人质工作，为德国提供劳动力，同时也成为德国要挟维希政府的把柄。

最近，人们开始热衷于讨论这个可能性：英国人民对被进攻和占领的态度将与法国人、捷克人和卢森堡人大致相同。当然，这是一个深入英国的民族自我观念的问题。《卫报》记者玛德琳?布庭在她于1995年出版的、关于战时海峡群岛的作品中提出，由于“英国岛民就像欧洲其他被占领地区的人们一样与占领军妥协、合作和往来”，因此他们的作为“直接地挑战了那种认为二战证明[英国人)与欧洲其他地区的人们有本质不同的信念。”她相信海峡群岛在1940年到1945年的经历削弱了那种认为“英国的性格存在着与欧洲大陆的性格截然不同的秘密”的论点。根据她的研究，“对战争的狭隘的、民族主义的理解”应当被“对那些动荡岁月的欧洲整体历史的认识”所取代。在重温她的观点时，剧作家约翰?默坦摩将群岛描述为“对处于压力下的英国性格和英国美德的理想的实验场所”。他得出结论，认为“英国人受到了检验，他们的表现与欧洲的许多其他人相比，并没有什么差别。”甚至连在保守的《旁观者》上撰稿的记者安妮?艾坊波也提出，“在纳粹占领中，英国人也许将表现得与其他战败国的人民没有什么两样。”其他作者则想象“英国人民与德国武装部队之间开始慢慢发展起各种各样的关系……许多医院的孩子都收到带德国口音的圣诞老人送来的礼物”的可能性。另一名历史学家则相信“大量普通正派的英国人会开始与德国人合作，阻止抵抗，目的是为了达成一定的和平。”

所有这些评论员都没有注意到海峡群岛和英国主体的局势之间的深刻区别。首先，群岛已经得到了战争部发出的不抵抗命令，原因是它们的战略地位无足轻重；而6月4日在英国本土，丘吉尔却不断告诫人民要“上海滩作战。”丘吉尔认为伦敦可以容纳一整支德国军队，但圣赫利尔却不是这么回事。其次，群岛三分之一人口已经离开，其中包括所有适合从军的男子 (他们中有1万人在战争中英勇地服役)。余下的6万人受到了不少于3．7万名德国士兵的看守――这种比例如果要在英国本土实现的话，那将意味着德国纳粹要在英国驻军3000万!第三，海峡群岛尽管建筑风格与萨里郡毫无二致，但在整体上不可能与英国相提并论。根西岛民仍旧把泽西岛人叫做克拉坡兹 (crapauds)，而且在1939年，群岛的土话诺曼法语仍被广泛使用。岛民只占英国人口的0．1％，因此这些群岛在统计学上实在不具备可以充任英国的其余部分的政治晴雨计的重要性。群岛的地理和社会情况同样也使它难以进行有效的抵抗。当地地形平坦，人口稠密，在战争期间每平方英里德国人所占的比例比德国本国还要高，而且没有政党，商会或者任何明显的抵抗中心，因此群岛不可能成为什么例子，用来说明伦敦东区，南威尔士的山谷矿区、东北的工厂区或者格拉斯哥的贫民窟将如何对进犯的德国军队做出反应。就连布庭也承认“群岛没有反抗当局的传统。它们是遵从等级制度的服从的社会团体。”

事实上，有迹象表明，假如德国人真的在英国登陆，那么他们由于武器和战术上的优势，也许可以在精心策划的军事行动中取胜，但是他们随即将遭遇到一个武装了的民族不屈不挠的、发自内心的憎恨和抵抗――尽管后者的装备都是临时拼凑而成的。为了征服一个国家，必须由步兵去占领乡镇和城市。一个仅有坦克和集中营的的军队未必能够取得胜利。根据我们对 1940年5月的英国的了解，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任何德国的进攻，无论它是多么无情，都将极其难以取得成功。

5月14日，战争大臣安东尼?艾登在无线电台号召“17岁到65岁的男人们站出来，”加入地区防御志愿军。他尚未结束演讲，全国各地警察局的电话就已经泛滥成灾。第二天早晨，排起了人数众多却秩序井然的长队，24小时内，25万英国人自愿报了名。到5月底，战争部――它原先只计划吸收15万名成面对着40万名志愿者，而且报名的人仍旧有增无减。到 6月底，至少有145．6万人自愿报名参加对抗预想的进攻者的战斗。他们中有三分之一强是一战老兵。

坦白地说，这些人的装备很差。地区防御志愿军组织往往尚未得到上级命令就开始巡逻，他们装备着农业用具，短枪和家制武器。只有六分之一的人有来复枪。不过，如同西班牙内战和华沙起义表明的，以不正规的方式装备起来的一群人可以成为卓有成效的游击队。在6月份，情报部关于怀特岛的海报清楚地表明，政府鼓励人们进行一切形式的抵抗：“这些岛屿的人民应当对进攻进行有组织的抵抗，每个公民都应当将以一切机智有效的方式阻止和挫败敌人、帮助我们的军队视为己任。”当时散发的名为《绝不让步》的小册子甚至不得不对公民高涨的热情进行抑制：“公民不应当对敌人军团发起单独进攻。”

在军事集结地区，抵抗将会是最有成效的。最近，一位研究战时伦敦的“后修正主义”历史学家描述了“人民团结一体，以尊严、勇气、决心和惊人的幽默感承受猛烈空袭”的情形。从事民意调查运动的汤姆?哈里森将抖露战争秘密作为己任，不过此人同样认为在空袭中，“如此众多的英国人最终取得的成就是惊人的。也许用不朽来形容它也并不过分。他们没有让战士们或者领袖们失望。”我们没有理由认为，他们对抗进攻和占领的行为将会与他们对抗夜间空袭的壮举有所差别――事实上他们对进攻和占领的反抗也许还将更加英勇。对伦敦的空中袭，直到1940年9月才开始，因此人民的士气应当会比德国在1945年5月进行抵抗时的士气更为高昂，当时德国已经经受了四年轰炸和一年毁灭性的千架轰炸机袭击。

丘吉尔本人尽管在唐宁街、在圣詹姆斯公园的林荫道和救世军会议厅地堡中对死亡高谈阔论，但是他也许在更没有诗意的尼斯登就有可能送了命。伦敦北部高地上的“围场”掩体被伪装成格莱斯顿公园的一部分，在那里安顿着一个地下城市，里面是战时内阁的所在，居住着200名成员。丘吉尔也许就将从那里的广播电台对首都的抵抗运动发出号召。在这个地点于 1995年对记者开放之后，一家报纸宣称，“‘围场’本来将成为丘吉尔的葬身之地。大英帝国的灭亡也有可能在那里发生――只要德国坦克开上多利斯山巷，压扁那些没有经验的抵抗者们。”正如丘吉尔在战后写的，“双方的残杀行为都将有可能是严酷的、大量的……我本来打算使用这个口号：‘拼个你死我活’。”

当然，海峡群岛并不是用来作为类比，对英国在德国占领下将有可能做出的反应进行探讨的惟一基础。在某些方面，将法国作为参照物也许会更有意义。但是那些认为维希政府将是英国的榜样的人其实没有注意到1940年英国和当时法国的民族情况的巨大差异。比起英国国王兼印度皇帝和伊利莎白女王，第三共和国召唤公民的忠诚的力量与之不可同日而语。1924年和1940年之间，法国先后有35次内阁更迭，而英国只有5次。1934年2月6日，伦敦最受争议的政治规定是驾驶考试的规定，而巴黎的协和广场附近却发生了15人死亡、2000人受伤的巷战。法国社会和政治两极分化――同期的英国则是共产党和法西斯党徒不断失去信任――意味着在1936年的法国大选中，37．3％的选票被投给了左翼人民阵线，35．9％选票则被投给了新法西斯党派。英国政治领域中，没有人对莱斯利?霍尔?贝利沙(英国交通大臣)做出过法兰西行动派的查理?摩拉对列昂?勃鲁姆进行的那种评价，后者宣称这位犹太籍大臣“必须被枪毙，不过是从背后开枪。”腐败、党派积怨、鼓惑人心的宣传、反议会联盟、反闪米特主义和广泛传播的对宪法本身的反对都是20世纪30年代的法国政治的特点，而这些在英国却鲜有出现。在法国，对于德雷福斯事件持续了半个世纪之久的分歧尚未得到解决，因此对纳粹主义进行联合的民族抵抗是不可能的。1940年7月9日，安德鲁?纪德在日记中写道，“假如德国统治能够给我们带来富裕，十个中有九个法国人会接受它，其中三到四个还会面带微笑地接受。”

然而，几乎就在同时，哈罗德?尼科尔森正在给他的妻子写信，表明自己决心带着一片毒药赴死，而不会在纳粹的铁蹄下偷生：“我一点也不惧怕突然而光荣的死亡。”尽管20世纪30年代中期，绥靖主义思想在英国广为传播，它在战争爆发时，作为一种严肃的政治力量已经几乎完全消失了，在芬尼战争(Pho― neyWar)期间召开的与会者寥寥的会议和工党内部对和平主义情感的缺乏都是明证。无论如何，英国的和平主义是宗教和道德原则所驱动的，而法国人拒绝服役的做法往往都是虚无主义的、与道德无关的行为。《为但泽而牺牲?》是1939年夏天在巴黎的报纸上经常出现的大标题。而英国评论员决不会写出罗杰?马丁?德加尔在1936年9月写的那种话：“来点战争之外的什么东西吧!任何东西都行啊!……就算在法国实行法西斯主义也罢：没有任何东西、任何审判、任何奴役比战争更可怕：什么东西都行，希特勒也比战争强!”在政治腐败方面，英国没有出现过类似斯塔维斯基事件等事件的例子。法国在1870年和 1914年已经两度被普鲁士进攻，在一战中比英国经受了更惨重的死伤，却居然出现了宣称“远离进攻路线”的房屋广告。

当然，作为忠诚的最终焦点以及国家的合法性的最终保证者的英国皇室也许将由于军事形势而被迫出国。正如BBC在广播大楼倒塌之后，计划将伍斯特郡的伍德诺顿大楼当作避难所一样，皇室也指定了四个高贵的场所――其中主要的是伍斯特附近的博尚伯爵的曼德斯菲尔德宫――作为他们的避难所，以便在温莎宫无法继续居住时进行迁移。有人推断他们将从那里转移到利物浦，随后到加拿大继续指挥帝国的抵抗。1939年用报纸裹着被带进温莎宫的王冠将被送到渥太华，作为国王乔治六世继续担任国王的合法标志。不过，皇室的迁移故事中一个不为人知的细节也许会让我们怀疑是渥太华还是百慕大的总督官邸才会是他们的最终目的地。1940年5月25日，罗斯福总统被国务卿科德尔?赫尔告知国王和王后抵达加拿大的可能性将对美国产生不利的政治影响，将因此指责总统在北美大陆上确立了君主制度。他们还进一步建议国王可以在百慕大避难，这样就不会挑起美国的共和国情结了。罗斯福将这个结论告知了英国驻华盛顿大使罗斯安勋爵。尽管当时这激怒了丘吉尔，但是美国对英国本土的最终解放提供的支持将是如此重要，以至于在迁移事件中，如果美国政府坚持的话，皇室也许真的会将避难所换成百慕大，德里，堪培拉或者奥克兰。我们有必要指出，美国对于英国银行的黄金和债券被运往加拿大一事则没有这类保留态度。这些财宝在6月24日开始搭乘“绿宝石”号巡洋舰离开格里诺克，接下来三个月中，英国所有类似的有形财产都被储存到了加拿大太阳生活保险公司在蒙特利尔的办公室地下三层下的一个面积60平方英尺、高度 11英尺的地窖中，由两打加拿大皇家骑警看守。

英国在大都市进行的抵抗运动也许会由柯灵?古宾斯上校担任先锋，此人后来成为特别行动部队领导人。作为二战中的无名英雄，古宾斯在1940年组织了后备队。他本来有可能成为英国的民族英雄，因为他的组织是“留下来”的组织，有望形成民族抵抗运动的核心。这个由3524名男男女女组成的组织以斯温登的海沃斯附近的科尔斯希尔宫为基地，在爆破、袭击、游击战术和短波联系方面进行了训练。他们在树林中、地窖里和甚至被遗弃的小贩摊上构筑了储备良好的藏身之处，由三个到五个人组成的巡逻队会在晚上出现在敌人后方，对之进行骚扰。根据德国在其余部分的欧洲进行占领的记录来看，后备队――以及他们也许达百万的未受训的支持者――将有可能遭受重大的打击。对人质进行野蛮的报复是德国人的习惯做法。敦刻尔克战役之后，希特勒在大陆性的战俘集中营里已经有了25万人质。当地的上等人士市长、郡议员、乡绅和扶轮社主席也会被抓去为老百姓的行为承担责任，在每个德国士兵被杀害后按照1比10的比例被枪决。按照丘吉尔的说法：“他们也许会使用恐怖统治，而我们则决定不顾一切代价。”

毫无疑问，报复的威胁也许会改变一些人对持续抵抗的看法。当类似萨里郡的沙姆莱?格林的村庄遭遇捷克斯洛伐克的利迪策或者法国的奥拉德?舒尔?格兰尼的命运时，这种态度转变会更加明显。威尔?斯宾斯爵士是东部地区的民众防御地区指挥官，也是剑桥大学的前副校长。他觉得一旦德国人获胜，他的首要任务将是保护他的人民的安全。他威胁古宾斯的参谋长彼得?威金森他将“逮捕任何在他的领地进行运动的[后备队]成员。”

陆军元帅冯?勃劳希契是被指定统治英国的陆军总司令，他在1940年9月9日签署了《关于驻英军事政府的组织和作用的命令》。所有火器和广播器材都应当在英国投降后24小时内上缴，人质将被抓走，以保证英国人行为良好，张贴海报者将被立即处死，另外，最残酷的一条是“17岁到45岁的所有身体健全的男性人口都将在最短的时间内被拘留并派往大陆，除非当地局势有特殊要求。”这样一来，艾伯特?斯佩尔就将得到大量的额外劳动力来参与他的建设计划。防御经济指挥部的官员们也将从这个国家榨取原材料和战略设施。罢工者、游行者和私藏火器者都将立即被送上军事法庭。只要战争仍旧在持续，这就将意味着饥饿和艰难；法国的经历证明，情况越糟糕，抵抗运动得到的支持就越多。

对于43万名英国犹太人来说，他们的厄运将更为可怕：不可避免的“向东重新安置”也就是被运往波兰的死亡集中营。克里特岛和法国南部的犹太人曾经被迫经历了漫漫长途到达奥斯维辛，希姆莱大概也不会在英国本土建造起煤气室。玛德琳?布庭推断英国人和英国警察将帮助包围犹太人，或者至少会采取袖手旁观的态度。但是这种看法忽略了一个事实：英国人并没有像许多法国人那样，将战争或者社会问题归咎于犹太人。英国的法西斯联盟规模相对较小(在1937年后期，它只有40名正式成员，而且它从未在议会中赢得过席位)，这也说明反闪米特主义在英国并没有像在法国那样普遍。因此，尽管军情五处和特务处进行了大量搜寻，有时甚至还进行了凭空捏造，但是战时英国实际上不存在纳粹的第五纵队。保护犹太人的英国人――比如在伦敦东区对付莫斯利的刺客的工人――显然将超过那些谴责犹太人的人。就像自由波兰和自由捷克力量一样，在英国战场上，犹太人很有可能将在民族抵抗运动中成为最坚决的反纳粹者，并且因此得到人们的敬重。

1940年8月1日，戈林命令德国中央保安局的莱因哈德，海德里希“在军事进攻的同时开展活动，有效地逮捕打击那些对德国持有敌意的重要组织和社团。”这些组织和社团中包括商会、共济会、公学、英国教会，甚至还有童子军。六个特遣队将被成立，以便协调德国对政敌的清算工作。它们成立的地点将是伦敦、布里斯托尔，伯明翰、利物浦、曼切斯特和爱丁堡(如果福斯大桥被毁坏的话，就换成格拉斯哥)。被海德里希任命为党卫队和秘密警察头目的党卫队上校是弗朗兹?西克斯，此人从前是柏林大学经济系的主任，现在他将专门管理清算事务。不过，西克斯最后是在斯摩棱斯克而不是伦敦下台的，在那里他犯下了屠杀无数苏联政委的罪行，并因此被宣判了20年的囚禁。为了帮助西克斯识别组织和个人，德国中央保安局拟订了一份包括2820个人的姓名和地址的名单，这些人应当受到“保护性监护”。这份“特别搜索清单”或者“黑名单”――是匆忙制订的：比如，西格蒙?弗洛依德在1939年9月就已经去世了，而里特恩?斯特雷奇则在1932年就去世了。但是，它仍旧暗示了纳粹眼中的潜在敌人，后者不仅包括政界人士，而且还有文化界和文学界的人。除了明显的政治人物之外――包括丘吉尔，艾登，马萨里克，贝奈斯和戴高乐――这份清单还包括 H，C?威尔斯、弗吉尼亚?伍尔夫、阿尔多斯?赫胥黎(此人自 1936年起就在美国生活)，J?B?普里斯特利，C．P?斯诺和斯蒂芬?斯彭德，以及移居国外的艺术历史学家弗里兹?萨克斯尔以及左翼出版商维克多?格兰兹。吕贝卡?韦斯特在发现自己和诺埃勒?科沃德都被列在这份清单中后，致电后者道：“天哪!我们要和那些名人一起死了!”德国人认为“丘吉尔，温斯顿，斯宾塞，首相”将会耐心地等在“肯特郡，查特威尔庄园，韦斯特勒姆”被逮捕，未免少了点自知之明。不过这份清单的确很好地表明了纳粹试图对英国公共生活中的上层人士进行的清洗的彻底性。令人注目的是，那些提倡与德国达成和平的人物没有被列入清单，这些人中包括名人乔治?肖伯纳(他在1939年10月7日在《新政治家》中写道：“我们的任务就是与他达成和平。”)和劳合?乔治(他在1936年曾经声明：“他的确是一个伟人。元首对他而言是一个合适的称谓，因为他生来就是个领袖――是的，一个政治家。”)

试图识别哪些人将与德国人真正进行合作的游戏被以塞亚?伯林爵士描述为“英国人所能进行的最邪恶的游戏。”尽管国家政府可以被那种通常的可鄙的组合取代：狂热的法西斯党徒、被忽略的公仆和野心勃勃的不满现状者，但是傀儡政府为了在大众眼里具备政治上的合法性，必须吸收一些全国都认可的挂名首脑。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最适合这个位置的人是温莎公爵，他在1939年曾经私下反对战争，而且直到1940年12月还对美国记者私下说明英国将与希特勒达成妥协，以避免布尔什维克渔翁得利。最近，关于公爵在1940年的的言论和行动进行的煽情描述使人对于他与纳粹的同谋关系得出了夸张的印象。

不过所有研究那个时期的严肃的历史学家都认为，尽管公爵自负幼稚，但是他并没有做任何变节的事。但如果英国溃败，他将有什么举动就又另当别论了。假如里宾特洛甫对5月底呆在法国的公爵――以及更适合扮演麦克白夫人的公爵夫人――提出令他恢复傀儡王位，作为给这个受伤的民族的慰籍，他们也许会乐于接受。公爵可以用维持大英帝国整体上和功能上继续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的理由为自己的决定辩解――希特勒经常宣称自己对这个国家并不反感。当然，公爵光复的政府能否成立将有赖于运做了四年的退位文书能否被撤消而定。戈培尔的宣传机器的全部力量――也许将由担任BBC的总裁的威廉姆?乔依斯管理――将被用来改变英国人对《退位法案》的观念。我们能够大致知道将被采纳的路线，因为1940年9月乔依斯发表了政治声明《英国上空的曙光》。在其中他写道：

看到神圣的宪法和所有公共代表的原则由于几个类似鲍德温和坎特伯雷大主教这样的冷酷的阴谋家的煽动，在几个小时之内就被全盘推翻，真是太有意思了……爱德华在一个周末之间就被推下了王位……没有什么事情能够比国王或者总统的身份更让人民有权过问了……然而在赶走英国国王的时候，却没有人问英国人民一声。

这样，爱德华八世回归王位就将被当成一种倡导民主精神的做法。

由于与英国的失利相伴而来的困惑、沮丧和绝望，一些合作主义者必然将会因为广泛的爱国主义动机(假如被伪装成这样的话)而涌现出来。作家阿伦?马西在小说《忠诚问题》中描述了一些维希政府的领导人的形象，认为在德国的胜利成为既成事实后，他们至少在开始时是以保护战败国的人民为其主要动机的。英国也许会出现这种论点：“国王的政府必须被继续下去，”而且人们还会从1688年、甚至是玫瑰战争中援引先例来说明新政府的合法性。充任英国的贝当一角的候选人一般包括劳合，乔治，奥斯瓦尔德?莫斯利爵士，塞缪尔?霍尔爵士――他们都没有被列入德国中央保安局的“黑名单”――还有哈利法克斯勋爵，此人的名字出现在黑名单上。像贝当一样，劳合?乔治也是一战英雄；而且他也担任过首相。希特勒相信他能与自己合作，并在1942年1月对马丁?博尔曼说，“假如劳合?乔治拥有必要的权力，他当然会成为开创德一英友好关系的人。”德国人知道他对战争持怀疑态度，他必然会成为他们的首选对象

“假如机会对我们不利，”劳合?乔治在战争爆发时曾经对哈罗德?尼科尔森说道，“那么我们当然应当尽快达成和平。”1939年10月3日，他在下议院又说了同一番话。到1940年8月时，比弗布鲁克相信“公众被分成了两个阵营；有些人认为温斯顿逮捕他，另一些人则认为希特勒会扶他上台。”劳合?乔治本人在1940年10月告诉秘书，“我会等到温斯顿被逮捕。”他也许已经说服自己，回到掌权的地位是他的责任，目的是为了阻止德国直接统治英国这种最糟糕的可能。

至于莫斯利，即使他已经准备好为德国服务(考虑到他在1940年5月9日发出的战斗到“外国人被赶出我们的土地”的命令，这是不太可能的)，他是否会被德国选中来统治英国仍旧是令人怀疑的。在和平时期，英国法西斯联盟的政治记录不胜晦暗，这使任何黑衫党员担任的首相都会过于露骨地显示出傀儡政府的本质，并且，如同法国的情况显示的，德国人首要的目的是政府的合法性，无论那有多么虚伪。莫斯利一贯更为推崇墨索里尼而不是希特勒，因此在战争爆发时，他并没有受到德国人的太多信任。1940年12月，在对莫斯利进行仔细盘问之后，诺曼?贝克特爵士认为他能够“完全否定”任何认为莫斯利是一个叛徒，或者他在德国登陆之后，将会站在德国一边的说法。

无论如何，在德国人到来的时候，在1940年5月22日已被拘留的莫斯利很有可能已经在布里克斯顿的牢房里被吊死了。他在战前的行为、他的被逮捕以及报界对他连续的攻击将是他这种不受欢迎的处境的原因。

极其自负的塞缪尔?霍尔爵士曾经是一名积极的绥靖主义者，在5月后期成为英国驻马德里大使。他也是希特勒希望用来替代丘吉尔担任首相的人选之一。如果德国人向他示意，他也许会感到洋洋得意。外交部次长R?A?巴特勒是另一名认为现实政治比情感更重要的政客。他在6月17日告诉瑞典特使波瓦恩?普利茨他的“现在的官方态度是战争应当被继续下去，但是他必须确定，在可以就合理的条件达成一致意见的情况下，任何妥协的机会都不应当被错过，任何顽固分子都不得加以阻挠。”巴特勒是妥协大师，他认为政治是“有关可能性的艺术”，并且对丘吉尔这样的坚定的政治家表示怀疑。他还进一步对普利茨说“拥有常识、不虚张声势”应当成为政府与德国打交道的指导精神。当被问及英国在维希政府般的局势中的反应时，他的朋友和同事恩诺克?鲍威尔简略地回答：“巴特勒是一名行政天才。”巴特勒对于绥靖与张伯伦本人一样热切，他很有可能会觉得通过与征服者达成一种可行的妥协，尽力减少英国人民的苦难，是他作为爱国者的责任。

在另一方面，哈利法克斯很有可能成为丘吉尔选择来陪伴国王和王后(后者是他非常熟悉的)赴加拿大组织国外抵抗运动的人选。作为殖民部前次长、印度前总督和1938年起一直担任的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对帝国的了解非常广泛，而且对那些自由英国政府将不得不对付的殖民地政治家也非常熟悉。假如他能够被说服离开心爱的约克郡，他也许可以成为流亡政府的 首相。他在5月初将首相职位让给丘吉尔时，在政治领域拥有广泛支持；假如丘吉尔下台，那么这些支持也许还会转向他。惟一的一个另外的潜在领导人是张伯伦，但是此人因为癌症已经奄奄一息。他在10月份失去了活动能力，在11月就去世了。

假如德国人采纳了他们在法国实施的那种政策，即占领工业发达、人口稠密的地区和首都，选择一个疗养胜地小镇作为傀儡政府的首府，那么英国的维希政府很有可能被设在哈罗盖特。维多利亚时代的大型旅馆有可能成为农业、卫生、交通和内务大臣的住所。外交和国防政策将由在伦敦的勃劳希契或者其他被希特勒任命为占领区统治者或者保护长官的人来掌管。法国共和国最终在一个改建的电影院安顿了下来，而残余的英国下议院至少还拥有皇家巴斯会议厅。

对任何接管“维希”政府或者加拿大流亡政府的英国政治家来说，需要考虑的一个重要的问题都是帝国的地位问题。尽管希特勒在1937年提出愿意“保证”大英帝国的存在，而且他在1939年10月6日的演讲中提到的和平建议中也已经肯定地提及了这一点，但是帝国显然不太可能在任何有意义的英国政府的控制下维持很长时间。假如希特勒在打败俄国之后将注意力转向美国，英国的加勒比基地将成为德国海军的无价的前方港口。大英帝国同法兰西帝国一样，也将成为两个英国政府发生冲突的焦点。假如哈罗盖特(维希)政府和渥太华(自由英国)政府都对印度和其他英国殖民地宣布所有权，那么它们之间不可避免将发生冲突，1940年到1942年维希政府和自由法国政府因为非洲而起的冲突就是先例。令英国人对抗英国人也许将是纳粹取得的最大胜利。

预测戈培尔将对英国人民如何解释他们的灾难比较容易。他会鼓励他们将自己的失利归咎于犹太人、社会主义者、游移不定的民主“老派”政治家、丘吉尔式的战争贩子、制造武器的北美资本家和外国金融家等人。他还会指出皇室和哈利法克斯采取的是一条怯懦的逃跑路线。(我们几乎可以听到威廉姆?乔依斯爵士嗤鼻嘲笑他们的“落荒而逃”)。不过他还会指出一个新的希望；正如乔依斯在著作中指出的，“英国将转败为胜。”约瑟夫?张伯伦在20世纪初关于英一德联盟的提议将有可能被重新提出，并且在劳合?乔治和希特勒之间“成功地”得到讨论。德国人和英国人将被描述成共同对抗布尔什维克斯拉夫人和资本主义的美国人的天然的雅利安盟友。戈培尔将选择用来传播他的这些信息的媒体除了无线电之外，还有在欧洲其他被占领地区著名的“拍马”报界。在被占领的波兰，统治政府在不同城市主办了八份(大致相同的)日报以及六份期刊。它们的稿件都是由战前就居住在波兰的德国人撰写的，并得到了大约 120名波兰人的协助。20份在政治上中立的、覆盖了从助产学到家禽饲养等等范围广阔的主题的专业杂志也同样被保留了下来。

假如德国人开始遭受他们在1943年在东线遭到的那种挫败，英国的“拍马”报界与波兰的一样，将会微妙地改换它的音调。它们的宣传重点将从德国军队和文化的光荣转向共同的“反对布尔什维克的泛欧洲斗争”。维希政府的宣传者宣传欧洲共同的未来，以此作为恢复荣誉和自尊的催化剂的过程也许将会被英国惟妙惟肖地重复。“与继续成为德国在欧洲的竞争对手相反，”希特勒对马丁?博尔曼说，“英国应当尽可能促成欧洲一体化。它如果与一体化的欧洲结盟，就仍旧有机会扮演世界事务的仲裁者。”1942年，帝国经济部长和帝国银行行长瓦尔特?丰克博士写出了《欧洲经济社会》一书的第一章，在其中他呼吁建立欧洲单一货币。该书还描述了纳粹关于统一的农业政策、交换机制、单一市场和中央银行的蓝图。化学巨人伊?格?法本公司的安东?伦庭格博士撰写了叫做《新欧洲及其共同特点》的一个章节。对新欧洲秩序的展望将被纳粹百般捏造宣传，目的既是为了使英国的战败显得比较容易为人接受，也是为了为德国赤裸裸的绝对统治寻找遮羞布，同时，它还是煽动反斯拉夫、反美国情绪的一种手段。

地区性的独立运动也将受到怂恿，以便削弱伦敦的影响。

1940年夏天从比利时进行的广播“喀里多尼亚之声”鼓动威尔士和苏格兰的民族主义者起来反对他们的英格兰压迫者。戈培尔将会鼓励任何能够削弱失败国的英国民族意识的行为。希特勒在1941年说，“我们对居住在广阔的俄国的各个民族的政策必须以鼓励各种不和谐和分裂为目的。”对苏联的对策必然也会被施加给英国的凯尔特少数民族。不过，这类宣传看来不会蒙骗多少苏格兰人。有人在敦刻尔克海滩上曾听到一名苏格兰高地人对同伴说，“假如英国也投降的话，那将有一场漫长的战争了。”在另一方面，任何相信大英帝国崩溃后，爱尔兰自由邦的独立将会得到纳粹的尊重的人很快就会大跌眼镜。

纳粹希望用来削弱英国人的民族意识的另一种手段则是建筑，这是新秩序中的一个令希特勒非常感兴趣的方面。众所周知，他花了很多时间为柏林和其他德国城市策划改建方案，它们在战争一旦结束，就将得到实施。这个政策的相反方面则是对德国征服的城市进行建筑上的掠夺。在《对英国的计划》的备忘录中，德国中央保安局的第三部门提出了一种象征性的建筑羞辱方案。“纳尔逊纪念柱对英国来说，是英国海军的力量和它在世界上的统治地位的象征，”报告中陈述道，“假如纳尔逊纪念柱被运往柏林，那将醒目地强调出德国的胜利。”一份冗长的计划掠夺的英国艺术宝库的清单被开列出来，毫无疑问――假如英国无法将储藏在北威尔士矿井中的国家美术馆的美术作品安全地转移到加拿大――戈林将夺走英国最伟大的艺术作品，正如他对欧洲其他国家所做的那样。纳粹还企图将埃尔金大理石雕运回希腊。

永不投降

当然，英国最终的解放已经被几乎所有有关这个主题的著作、电影和戏剧当成一个必然的事实。不管是由于西线的消耗战、美国的原子弹还是由于纳粹经济过度扩张而崩溃，人们总是断定纳粹统治的英国最终必将被解放，而且这通常是在新世界的帮助下完成的。但是，这是整个剧情中最不可能的一个部分。正如我们看到的，美国只有在希特勒对它宣战之后才加入了欧洲的战斗。如果以为它会由于对(当时还尚未出现的)“特殊关系”的情感而投入战争，那真是一厢情愿的幻想。假如皇家海军落人了德国人的手中，或者更有可能的是它们被重创或者击沉的话，那么美国将不得不单独对付德国、日本、维希法国，也许还有意大利的舰队。丘吉尔拒绝向罗斯福保证皇家海军将在德国入侵时驶向加拿大。再次地，如我们所见，希特勒也许能够在适宜的时候进攻苏联，而不是将关键的几周时间浪费在南斯拉夫和欧洲东南部。美国就算愿意在太平洋地区与日本对抗时，也与德国进行对抗，也不可能为英国的抵抗运动提供任何可与英国向法国和荷兰提供的帮助媲美的支持。广阔的大西洋与狭窄的英吉利海峡的对比就说明了这点。(当美国和英国在战争期间向苏联提供支持时，他们能够进入俄国控制的友好港口；而在被占领的英国则不可能有这样的幸运。)我们还有必要记住，建造原子弹的许多科学家在1940年5月还住在英国，因此如果德国入侵成功的话，他们很可能被逮捕。假如希特勒本人开发了原子弹，时间也许是在40年代后期，那么历史程式中还将出现一个可怕的新因子。

因此，当古德里安在回忆录中写道，希特勒在5月24日发出的停止进攻的命令产生了“对整个战争的前景的最大的灾难性影响的后果”时，他很有、可能是正确的。一切都要看德国能否通过强力控制英国而定。为了得出答案，我们应当记住在那些性命攸关的日子里，这个国家普遍的精神面貌。作家马格里?阿伦汉1941年写道： [1940年]5月和6月的那些日子里，我认为99％的英国人都精神振作，那无论如何是一种光荣而辉煌的经验。假如你一生中从未对任何事情持有过热烈的信仰，从未有过宁愿诚实地、平静地死去，也不愿遭受纳粹驱使的信念，那你这一生简直毫无意义。然而，古宾斯上校的参谋长彼得?威金森在1940年5月后期对他的手下道格拉斯?多兹―帕克发布如下命令时，也许更现实些：

“假如大英帝国被占领，那么离开这个包围圈。到南非、澳大利亚或者加拿大去。要离开，同时要与英国的后备军保持联系。记住，希腊人摆脱土耳其的奴役只花了600年的时间。”

这本由英国历史学家们共同研究多年的学术著作，对历史上多个不同走

向的可能性进行严谨的推理，从而为我们揭示了一些未曾发生的历史。

本站长从中摘取了和我们有关的两个设想，分别是《假如德军占领英

国》和《巴巴罗萨的成功》，供大家参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