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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第一个世界冠军

──容国团（第２５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男子单打冠军）

　　1959年4月5日，这一天是我国体育史上值得纪念的日子。在联邦德国多特蒙德威斯法伦体育馆，中国运动员容国团力克群雄，荣登世界冠军的奖台，高举起圣勃莱德杯。中国体育结束了耻辱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容国团生于香港，从小在渔行做童工。1957年回到祖国大陆，不久获全国男子单打冠军。他大胆提出：“我要在三年内夺取世界冠军！”当时，我国选手在国际比赛中连前三轮都打不进去，有人好心劝他将目标放在心里。可容国团坚定地说;“为国争光，匹夫有责，只有公开目标，才能取得各方面的监督，不荒时日。”

　　在第25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他充满豪气地说:“人生能有几次搏，现在是搏的时候了。”男子单打角逐异常激烈，容国团在队友先后失利的情况下，单枪匹马连闯七关，真是惊心动魄。在决赛中，容国团的对手是匈牙利名将西多，匈牙利队自认为胜局已定，庆功的鲜花都准备好了。中国队却在群策群力，为容国团研究制订出几套打法。支队友孙梅英特别提醒他，西多的弱点是不善于反击旋转拉球，运用侧旋球，可以收到以己之长攻其之短的效果。容国团采纳了这个建议，打拉结合，左旋右旋，变幻莫测，突破了西多的坚固防守，以3: 1淘汰了对手。一位有见识的外国记者评论说:“中国选手的倔起，比容国团个人胜利重要得多。”他的预见成了现实。

容国团的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男子单打冠军，是我国运动员在世界锦标赛中获得的第一个冠军。今年是容国团夺冠四十五周年。

中国第一个世界冠军――容国团

张五常

一九八九年世界乒乓球赛在西德举行,中国大陆的男子选手全军尽墨!三十年前，在同一地方，我的好友容国团在世界男子单打的决赛中，左推右扫，把匈牙利名将西多杀得片甲不留。中国作为乒乓王国是从那天起的，到今天为止，整整三十年。没有哪项体育活动能这样持久地一面倒的。

　　多年来，很多朋友要求我写一篇追忆容国团的文章；但每次拿起笔来，内心实在不好过，写不上二百字就停下来了。这次中国男子队落败，我不禁想起三十年多年前的一些往事。容国团在一九六五年亲手训练出来的女子队，薪尽火传，到今天还是光耀世界乒乓球坛。我想，阿团若死而有知，也会感到骄傲吧。一个身体瘦弱的体育天才，其影响力竟然历久不衰，而女子队的成就只不过是其中一方面而已。

　　一九五七年，春夏之交，容国团和我决定分道扬镳。他打算去中国大陆，而我却要到北美洲去碰碰运气。他决定北上的原因是这样的。该年初，他获得香港的单打冠军，跟着在四月二十三日，在九龙的伊丽莎白体育馆以二比零击败了荻村伊智朗。荻村并非一个普通的世界冠军。他的正手抽击万无一失，百战百胜，于是红极一时，没有谁不心服口服的。但容国团当时在一间左派工会任职，备受外界歧视，赛后在伊馆的更衣室内，冷冷清清的只有我和他两个人。战胜荻村是一宗大事，竟然没有记者来热闹一下，他显得有点尴尬。我打开话题，对他说:“你的反手推球越来越快了。应该有资格向世界冠军之位打主意吧。”他回答说：“今晚我胜来幸运。不要忘记，在第二局十九平手之际，荻村发球出界。”我说：“打五局三胜，你的体力可能不及，但三局两胜，我认为你赢面居多。”

　　到了五月间，马尼拉举行亚洲乒乓球赛，容国团竟然成了遗才，不被选为香港队的选手之一。连亚洲赛也不能参加，世界赛又怎能有一席之位呢?我和一些朋友就认为：他要进入大陆才有机会闯天下。北行就这样决定了。想不到，昔日我们的好意劝勉、支持，到后来反而害了他。

　　我是在一九五七年七月三十一日离港赴加拿大的。船行的前一天，阿团清早给我电话，要我在下午到他任职的工会见见他。会址在湾仔修顿球场隔邻的一幢旧楼上，我到过很多次了。那会所是一个不及一千平方尺的单位，其中一个作图书室之用(阿团是图书室的管理员)；另一小房间，放着一张康乐球桌(他是此中高手)，也放着一盘象棋。余下来的一个较大房间，放着一张乒乓球桌。这是容国团的天地了。

　　日间无聊(他那份工作的确无聊之极)，没有对手，他就在那球桌上单独研究发球。可以说，今天举世高手的发球有如怪蛇出洞，变化莫测，都是源于这个不见经传的工会之斗室中。也是在这斗室之中，容国团创立了持直板的四个重要法门：发球、接发球、左推、右扫。我们今天看来是很基础的打法，在五十年代却是一个革命性的创新。容国团的方案一定下来，日本的乒乓王国就一去不返了!

　　话说那天下午我应约去找他，会所内只有我们两个人(日间那里一向少人到的)。他知道我隔一天就要出国，而过几个月他也要到中国大陆去了。在那时，远渡重洋，差不多是生离死别的事，更何况大家天南地北，要通讯也不容易了。做了七年朋友有几段时期朝夕与共，谈天说地，大家都有点少年人的豪气干云，对什么事情都拿得起放得下的。可是，在那天下午，我们都出奇地沉默，似乎只要见见面就行，毋须多谈什么似的。“行装都整理好了吧?”他轻声地说。“差不多了。”“到那边还打算搞摄影吗?”“摄影机是带去的，但将来不会靠摄影谋生吧。”他看着我，想着些什么，说：“我不知道你将来会是什么行业的大师，但你总会是其中一个!”我想，是说笑吧。在香港不得志而远走他方，前路茫茫，连起居饮食也不知道日后如何，还谈什么大师了?我知道他很羡慕我能到北美洲去，但我羡慕的却是他的才华。我于是回答说：“我的机会可能比你好，但你是个音乐天才，也很可能是将来的世界乒乓球冠军，大家以后努力吧。”

　　最后，他说：“我没有钱，不能送给你些什么，把我的球拍送给你怎样?”我喜出望外。为了要珍存那球拍，我把它留在香港；想不到，两年后他赢得世界冠军，那球拍就给朋友“抢”走了。他又说：“最近我想出一招新的发球技巧，今天要你到这里来，是想教你怎样打这一招。”我当时心想，到北美洲还打什么乒乓球呢?但见他盛意如斯，我怎能推却?

　　那是一招反手发球，同一动作，可以有上、下两种不同的旋转。以今天的眼光看，这样的发球当然是平平无奇，但三十多年前，那确是创新。后来我凭这招发球得了加拿大冠军，见到那些球技比我高得多的对手脸有“怪”色，输得胡里胡涂，我实在觉得有点尴尬。

　　离港后，我再也没有见过阿团。后来朋友来信说他去了大陆；但一般人都知道，当年从外国写信给中国大陆的朋友，可能会给后者带来牢狱之灾。于是，我们二人之间音讯断绝了。一九五九年四月的一个晚上，我在多伦多一间影院里看电影，正片前放映新闻简介。突然从银幕上见到容国团胜西多的最后一分，我霍然而起，电影不看了，步行回家后整晚也睡不着。

　　十年后，我从芝加哥转到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任教，驾车到温哥华一行，遇到了一位从中国大陆来的乒乓球员，就很自然地向他问及容国团的情况。他回答说：“他在去年(六八年)死了，是自杀的。”晴天霹雳，我泪下如雨。

　　我一向知道容国团热爱国家。但当我在一九六三年回港一行时，一位共识的朋友对我说，他变得很崇拜毛主席，对共产主义有万分热情，当时我就有点替他担心。一九六七年我到了芝加哥大学，在邹谠那里知道不少有关文革的事情，也知道那些小小的红卫兵像费沙那样，将资本的概念一般化。我于是想，乒乓的球技也是资本，不知容国团怎样了?一九六八年，我为此在<政治经济学报》上发表了《费沙与红卫兵》(《Irving Fisher and the Red Guards》)，指出红卫兵的资本概念是正确的，但假若他们真的要消灭资产阶级，乒乓球的高手也就不能幸免。在该文的结论中，我再指出若真的要彻底地消灭所有资产阶级，中国大陆只能有一个人生存，所以文革不可能无尽期地革下去。

　　我也知道容国团热爱生命，外软内刚，决不会轻易地自杀。他的死，使我深深地体会到文革的恐怖。后来我才知道，从香港到大陆去的三位乒乓球名将――姜永宁、傅其芳、容国团――都自杀了，而阿团是最后一个。他热爱生命是对的吧!内刚之如容国团，也经不起文革的一击。

　　容国团是广东珠海人。一九八七年十一月中旬，珠海举办一个容国团诞辰五十周年纪念会，隆重其事。不知道他们从哪里获悉我是阿团少年时的好友，邀请我参加。我当时在美国，电话中知道这个邀请，就立刻飞回香港，睡也没睡赶到珠海去。进了当地的一家宾馆后，不知与谁联络，正彷徨无计时，突然在会客厅内见到一个似曾相识的女孩子。我若有所悟，走上前去，说：“你是容国团的女儿!”她对我嫣然一笑，使我感到一阵温馨。

　　我跟着见到她的母亲，大家不停地细说阿团的往事，一说就是几个小时了。后来我们去参观珠海市为纪念容国团而建立的铜像，见到铜像下边所刻的铭文竟然没有提到容国团是怎样去世的，我冲口而出：“写得不好!”她们母女俩看着我，我不再说什么。我想，假如由我执笔，我是会这样写的：

　　“容国团是广东珠海人，生于一九三七年八月十日。一九五九年四月五日，他获得世界乒乓球赛的男子单打冠军，也就是中国在任何体育上的第一个世界冠军。他对乒乓球技全面革新，训练出一九六五年世界冠军的女子队。在此后一代的世界乒乓球坛上，中国战绩彪炳，所向披靡。一九六八年六月二十日晚上，容国团不堪文化大革命的迫害，自杀身亡。”

容国团不幸去世至今，转眼已过了36个寒暑。

　　关于容国团的故事，数十年来有过不少文章介绍，还有专集成书，字数短者数千，长者洋洋二十万。内容多为真实，但亦有与事实出入之处，甚至张冠李戴，或以讹传讹。

　　早在1955年，我便认识容国团，特别是他于1957年11月回国效力后的第一天，直至他离开人世，一直和他并肩作战，共事11载，一起夺得全国冠军，一起获得“运动健将”称号，一起参加世界比赛。所以对他比较了解。今天，我只想谈一些别人很少提及或没有报道过的事情。

　　回国前两次上书陶铸

　　从1955年初到1956年，容国团曾多次随“香港乒乓球队”到广东省进行友好访问和比赛，队友有戴树荣、蔡健新、吴国海等，除了在广州作赛之外，还和我们“中南体院乒乓球队”（广东队前身）联袂到中山、顺德、佛山、韶关等地打表演赛，彼此在旅途生活中同住同吃，因此越来越熟，并建立了友谊。那时的容国团才十六、七岁，打法颇积极，球路辛辣，但基本功还不够成熟。到了1957年9、10月间，所见的容国团，技术有了突飞猛进，不但夺得了全港男子单、双打冠军，打败过日本名将荻村，而且在港澳联队访问京、沪、穗期间（容兼任该队教练），几乎所向披靡，战胜了多位国家队选手，名声大振，因此受到了贺龙元帅和国家体委之赏识和邀请，回国效命。

　　在此之前，因为容国团在香港“工联会”所属的俱乐部工作，因此曾经参加香港工人观光团，到广州、上海、北京、沈阳、武汉等地观光，目睹了祖国的巨大变化和一日千里的建设，更进一步激发和增强他爱国之心，当体委向他招手时，他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并于同年11月下旬来到广州二沙头。

　　他在取得世界冠军之后，曾对我说过：1957年之前，他先后给陶铸（时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写过两封信，表达了很想回国效力的意愿，可是一直没有得到答复。但最终愿望还是实现了。他说，如果不是回到中国有这么好的条件和如此巨大的鼓舞，他是永远也拿不到世界冠军的，甚至连参加世界比赛的机会也不一定有。在香港，他就曾经因为受到某些势力的阻挠，被剥夺了参加亚洲锦标赛的权利。

　　毛主席鼓掌称赞

　　1958年，世界劲旅匈牙利国家队首次访华，先后在京、沪、穗与中国国家队及地方队作赛，当时匈牙队拥有人气最盛的欧洲冠军别尔切克和前世界冠军西多。别尔切克是一位非常稳健的削球手，1957年的世界锦标赛中打得十分出色，其削球的强烈旋转曾被中国教练誉为“用起重机也拉不起来”。在北京对中国队比赛中，王传耀打败了他，但容国团却因为战术不当而以1比2输了。到广州比赛时，别尔切克终被容国团所击败，再一次粉碎了别尔切克不可战胜的神话。当时，正值毛泽东主席在广州接见省市领导人，当他从收音机中听到容国团打败欧洲冠军的消息时，高兴得鼓掌大笑，对在座的人说：“我们的乒乓小将破除对洋人的迷信了！”那个时期，他正向全国人民号召“解放思想，破除迷信”，“要丢掉洋拐棍”，不要迷信洋人，容国团对此作出了好榜样。第二天清晨，广东省体委主任陈远高按着市委书记的指示特地赶到二沙头，向体工队全体教练员和运动员，传达了这一情况，并鼓励大家要破除对洋人的迷信，敢于胜利……

　　多才多艺

　　由于容国团在香港的工人俱乐部工作了一段时间，因利乘便地在值班时博览群书和播放音乐，使他爱上了古典音乐和下象棋。记得在广州，每逢假日，他常常拉上我一起去永汉北路（现北京路）财厅前的“音乐沙龙”，一边喝咖啡，一边听古典音乐，陶冶性情，舒展心怀。到了国家队，相信许多人都会不时听到他哼着《天鹅湖》《第五交响乐》《卡门》等名调，兴致起来还会抱着吉他边弹边唱一曲《梭罗河》，他暇时喜欢找人对弈，虽然棋艺不算高，但兴致盎然。记得1959年秋代表广东省参加第一届全国运动会时，我们刚好和象棋队住在一起，晚上空余便与杨官?U、陈松顺等大师下一两盘象棋，对方或让双车或让车马跑，但输得还是我们。棋艺与球艺，互相交流，因为杨官?U等大师都非常喜欢打乒乓球。

　　容国团不单是乒乓球了得，而且非常喜欢踢足球和游泳，每次与兄弟队的足球赛总少不了他这个前锋，可惜他太爱盘球了；他游泳是自由式，他向我吹嘘曾在香港跟“泳王”黄潭圣学过，姿势不错，也游得很快，遗憾的是两臂用力不平均，呈弧形前进，碰到了“水线”才修正航向。1962、1963年容国团热衷于“练大块”，效果不错，胸肌大发，穿起紧身T恤，顾盼自豪。只可惜双腿仍如竹筒，因此夏天上街时他必穿长裤，不敢“暴露”。

　　心中一点苦恼

　　1963年，中国女队在第27届世乒赛中成绩全面倒退，领导决定任命容国团到女队当主教练，挑起千斤重担。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女队球员的技术明显进步。到了1964年底，容国团到我房间聊天，谈起他最近一个心结：他主管的四名团体赛主力队员（林慧卿、郑敏之、李赫男、梁丽珍）都先后入了党。而自己作为她们的教练，却还是个团员，总不是个滋味。我说：你可以争取入党嘛！领导对你是非常重视和信任的。他叹了一口气，说：这个我知道，我也想争取，但是我条件不够，勉强入党也容易招人非议。况且自己自由惯了，过去香港的一些习气还没有完全改掉，唯有努力创造条件吧。

　　1965年第28届世乒赛，中国女队大翻身，打败了日本劲敌，与男队共享五项锦标之殊荣。凯旋之后，领导上进一步加紧对容国团的培养，而容本人也更积极争取，但可惜不久便爆发了文化大革命。

　　耿耿于怀两件事

　　容国团为人豁达爽朗，极少动气，我与他相处多年，只有两年事令他气愤难平。1956年，体工队教务科派来了一个干部担任广东乒乓球队的领队，此人做事主观专横。冬训前，全队讨论训练计划，当教练冯国浩将训练计划宣读之后，这位领队却横蛮地把计划推翻，从抽屉里拿出他自己写的所谓计划，此一“创举”顿时令众人哗然：一个不会打乒乓球而且来队才几个月的行政干部，竟会悍然全盘否定了由一位资深教练为历届全国前几名的球队所制订的训练计划，简直荒天下之大谬！这一份不伦不类的“训练计划”立即遭到全体队员的齐声反对，他才不得不悻然收回。

　　1958年4月，刚回国几个月的容国团和我在上海举行的全国锦标赛中，打败了以原国家队组成的北京队和上海等劲旅，以全胜战绩夺得男子团体冠军。在单打比赛中容与我又分别获得冠军和季军，使球队同仁军心大振。5月份，民主德国乒乓球队访穗，与广东队作赛，容和我先后击败了去年世界单打季军席乃德，可是整个男队却以4：5输掉了。本来输一场友谊赛乃兵家常事，可是我们却像犯了弥天大罪。那位领队立即召开大小会议展开批评，指责容国团骄傲自满，放松对自己的改造，要我们写详细的检讨。这还不止，当我和容国团在6月初北上访问朝鲜时，这个领队在火车上对我们两人疲劳轰炸了一天一夜，还在报章上宣传“某领队专程对容国团加强教育”。这种作法令容国团非常气愤，十分反感。

　　1960年初，天津举行了全国乒乓球表演赛，广东队在参赛期间为容国团、胡克明和我进行工资级别补评。事前说明采取“自报公议”的方式，各人可以根据几年来的成绩、表现等自行提出建议，再由全队一起评定。刚拿了世界冠军的容国团先谦虚了一番：功劳应该归功于党和人民，自己只是尽了努力，然后说自己要求不高，只希望向姜永宁看齐。姜是1952年归国，并获得全国单打冠军， 工资级别是“运动员三级”（运动员工资分许多级别，最高是一级，但当时并没有如此卓越贡献的人，在大家心目中，容是中国第一位世界冠军，评第一级也不为过），月薪是135元人民币。容自报之后，我们都感到他说得十分谦逊合理，谁知道这位领队竟然指着容国团大声斥责：“容国团，你太骄傲了！你以为拿了世界冠军便可以随便向党伸手……”突如其来的一轮炮火弄得容国团脸色骤变，难堪之极。他抗议说：“领队，你不是叫我们自报公议吗？我报了我的意见，合不合适由大家讨论评定，你不应该给我扣帽子！”可是，这个领队一顿批评之后，提出容国团只能评第六级（接近100元），大权在手，谁敢不从？结果这个评级因过了中央规定期限而宣告无效。

　　以上两件事，使容国团一直耿耿于怀，我从来没有见到他那么生气。

在1959年第25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中，容国团夺得男子单打世界冠军。图为容国团(左二)在领奖台上。

容国团－中国第一个世界冠军

李志勇

　　容国团（1937―1968），广东中山南屏镇人，1937年8月10日出生在香港。他小时便喜欢打乒乓球，少年时在香港公民乒乓球队效力。

　　1957年初春，香港一年一度的乒乓球埠标赛的战幕拉开了，各队精英云集香江，战云密布。其中南华队、后警队、中升队、金银贸易队实力最强，每个队里都有一两个乒乓球好手。特别是南华队技冠群雄，主将薛绪初和刘锡晃曾先后是亚洲盟主，经验丰富，球艺精湛，夺标呼声很高，球迷们也都认为他们这届一定稳操胜券。

　　容国团代表公民队参加了这次激烈的角逐。公民队作为一支年轻的球队，开始并不为人注重，直至异军突起，一路过关斩将，摧垒拔旗，直捣王龙，并取得决赛权，准备与南华队决一雌雄时，大家才如梦初醒，纷纷打探公民队的来龙去脉。不过，大多数人还是认为，公民队的主力队员容国团打球虽好，但缺乏大赛经验，球技似乎也略逊一筹，而南华队主将宝刀未老，气势逼人，当会占尽上风。

　　倒是南华队的几员主将见容国团和邓鸿波这两位年轻猛将初生牛犊不畏虎，所向披靡，感到后生可畏，生怕万一自己有一个什么闪失，"老猫烧须"，到时真是下不了台。为了保住名誉地位，他们通过乒乓总会暗中密谋，准备叫公民队拱手让出这届香港冠军。一天，有一个人找容国团到茶楼谈话，要求容国团打"假波"让出这一届冠军给他，使他能体面地挂拍，并允诺送一笔钱给容国团作为补偿。容国团一听，鼓嘟着嘴说:"嘘－－岂有此理!"

　　容国团回到家里，将这件事告诉了父亲，并说明自己当时没有答应让冕。容勉之听罢，激动地说:"亚团，你几年来在高级赛中都没能打入四强，现在你球技已更上一层楼了，当然没必要让人。"容国团有些担心地问:"如果这次我不顺从他们，得罪了乒总，以后岂不是不能参加国际比赛!"

　　"怕什么，香港无立足之地，可以回祖国效力嘛，再说，乒总里的人也不至于那样蛮横无理吧。"

　　"他们就是横蛮无理，乒总有人放出声气，说谁赢了我，大家便'放水'给这人当冠军。"

　　"这样呀，那就跟他们拼了!"

　　容国团点点头，拿着网兜回到队里，鼓励大家说:"我们不要管他们，一定要打败南华队!"结果他们同心合力，为公民队赢得团体冠军。接着，容国团和邓鸿波合作，又以3:1的分数击败薛绪初和刘锡晃，取得男子双打冠军。容国团摘下两个桂冠之后，一鼓作气，又以一个3:1打败薛绪初，终于登上男子单打冠军的宝座，薛绪初见大势已去。不禁黯然神伤，竟放弃了与邓鸿波争夺亚军的比赛权，乒总只好裁定邓鸿波获亚军，薛绪初获季军。

　　就这样，容国团为公民队一举夺得了三项锦标，打破了香港乒坛史上的纪录。顿时，他名声鹊起，受到很多香港拥趸球迷的欢迎，凡是有他出场表演，几乎全场满座。太古洋行俱乐部和东方戏院俱乐部等都争相请他当教练。

　　可是，身处香港这个品流复杂的社会，"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容国团这个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穷孩子，一跃而跻身社会名流之列，立刻便招致了一些贵族的嫉妒，尤其他这几年经常组织球队回中国内地比赛，影响颇大，早已令乒总一些有特殊背境的人十分不满，他们恨不得把这株生长在崖缝石隙的小苗掐断。

　　4月下旬，如日中天的日本乒乓球队乘夺得第24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四项锦标的声威，到香港访问比赛。一些存心不良的人就想借此机会打击容国团。

　　第一天晚上，一些"五星上将"上场全军覆没之后，乒总就立即把原定"史屈灵杯"和"哥比伦杯"的男女团体赛改为由容国团、邓鸿波、钟展成等七人的单打对抗赛，并且不派实力最强的对手出战。这种笨拙的阵式，引起了报界的抨击和观众的不满。容国团也向赛会提出强烈的抗议。但是，乒总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却在排阵上首赛要容国团对付曾获得两届世界男子单打冠军、近届亚军的日本选手荻村伊智郎。这是明摆着想借倭人的利刀来煞掉容国团的锐气，从而打击工联会。容国团知道他们居心叵测。尽管体育崇尚奥林匹克精神，大家完全应该抛弃种族的成见，以各自的实力参赛，但容国团天生对日本人有一种对抗心理。容国团一见到日本人，就会想起祖父受日本工头的欺压，二舅父被日军枪杀的往事，因而他对乒总一些洋奴的嘴脸感到非常愤懑。他咬紧牙关，决心豁出去，拼了!

　　24日傍晚，华灯初上，细雨霏霏。香港伊丽莎白青年体育馆门前，球迷熙熙攘攘，未及8时，球场已坐满观众，一些买不到坐票的球迷只好站在甬道观看，欲一睹香港冠军和世界冠军的较量。这天晚上，容勉之也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早早坐在看台观战，他很担心会出现儿子被人喝倒彩的场面。

　　"亚团，当心啊!"

　　"我是缸瓦，他是瓷器，我不怕!"

　　听了儿子的话，容勉之感到很惊奇:20岁的孩子能有这般见地，有出息!

　　过了一会儿，容国团和获村伊智郎出场了。全场鸦雀无声，观众门的心情都极端复杂，希望目睹的不是一场"老鹰抓小鸡"的残酷比赛，容国团只要不输得太惨，不把比分拉得过于悬殊就行了。荻村是世界第一流好手，能攻善守，步法敏捷，攻势狠辣，发球花样多，有"智多星"的称誉。而容国团尽管是香港冠军，但香港只是个小地方，在强手如林的世界乒坛，还远远轮不上号。关键是不要一开局就让人压着打，不要一副烂泥扶不上壁的样子，否则就让观众看笑话了。

　　果然，荻村恃着打遍天下无敌手的傲气，对身形瘦弱的容国团并不放在眼内，认为不过是小菜一碟。容国团握着"三文治"海绵球拍(两个星期前改用的)，倒是十分镇定，他心里想:瓷器碰缸瓦，大不了双方粉身碎骨，我还占了便宜呢。

　　比赛开始，双方一阵猛烈对攻，打得难分难解。荻村掂出分量之后，便施以发球抢攻的"杀手锏"。容国团发现对方反手发球既有旋的，也有不旋的，更有急速的，而且长短不同，甚至角度也很刁钻;于是他以迅速推挡打在对方较弱的左方或中路，迫使他平托回来，然后闪身用正板快攻，屡屡奏效。荻村从未遇到过这么厉害的推挡，像被一下子点中了死穴似的，结果竟以19:21输了第一局。

　　这时，坐在主席台上的代表议论纷纷:有的说是荻村故意让的，为的是给香港人一些面子，赚点口碑;有的说荻村主要是一开始不熟悉容国团的打法，轻敌失手，容国团是"盲拳打死老师傅"。人们带着偏颇的心理，不相信容国团次局能再次取胜。荻村果然不槐为"智多星"，他见硬攻对硬攻于己不利，第二局便改用软硬兼施。谁知容国团也是个"多面手","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他干脆同荻村打搓攻。

　　容国团发现荻村虽然攻球凌厉。但是反手板显然不大高明，便搓球到对方的左角，伺机反手扣杀，打得丝丝入扣，渐渐占了上风，最后竟以21:13的较大比分击溃了世界冠军!霉时间，举座皆惊，掌声和欢呼声一时轰响。一些球迷抑制不住冲入球场，拥着容国团，并把他抬举抛向空中，感激他为中国人争回一点面子。队友们也前来和容国团握手，祝贺他首战告捷。而那些崇拜洋鬼子、等看笑话的人则个个目瞪口呆，一时都被弄糊涂了。

　　但由于容国团和香港乒协有了矛盾，到了当年五月间，马尼拉举行亚洲乒乓球赛，容国团竟然成了遗材，不被选为香港队的选手。连亚洲赛也不能参加，世界赛又怎能有一席之位呢，容国团决心到祖国大陆去闯天下，于是当年从香港回大陆。并于1958年加入广东乒乓球队。1959年进广州体育学院学习。同年获第25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男子单打冠军，成为中国第一个世界冠军。为中国乒乓球称雄世界做出过杰出贡献。其格言“人生能有几次搏，此时不搏，更待何时”成为中国广大体育健儿的座右铭。容国团于1963年担任国家乒乓球教练。他对乒乓球技全面革新，训练出一九六五年世界冠军的女子队。在此后一代中的世界乒乓球坛上，中国战绩彪炳，所向披靡。1968年6月20日不幸逝世。

容国团塑像

　　南方网讯 经珠海市委、市政府批准，容国团塑像由珠海湖湾体育场迁至珠海体育中心体育公园，今日（4月3日）上午举行容国团塑像揭幕仪式。塑像从选址到环境布置经珠海建筑设计院建筑师精心设计，体育公园绿树葱葱、景致优美，视野开放，方便市民前来瞻仰，缅怀容国团同志。这尊塑像将见证珠海体育发展历史和珠海体育事业的发展步伐。

　　容国团的“人生能有几次搏”这句豪言壮语，鼓舞了我国一代代体育健儿，顽强拼搏，勇创佳绩。在今日的容国团塑像的揭幕仪式上，珠海市体育局全体员工向容国团塑像敬献了花圈。希望容国团精神激励珠海体育健儿刻苦训练，勇攀高峰，为珠海的体育事业健康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容国团背景资料：

　　容国团，广东省珠海市南屏镇人。1957年11月29日，容国团接受贺龙副总理的函请，到广州体育学院学习和工作。

　　1959年4月5日，在第25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他先后战胜各国乒坛名将，为中国夺得第一个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男子单打冠军。

　　1961年4月9日，他参加了在北京举行的第26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与队友合作，击败连续保持五届团体世界冠军的日本队，为中国第一次夺得团体世界冠军。

　　1965年4月19日，他担任中国乒乓球女队教练，在他指导下，中国女队在第28届世界乒乓球球锦标赛上以3：0击败连续保持四届女子团体冠军的日本队，为中国第一次夺得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女子团体冠军。同年8月4日，他再次率领中国女队参加北京国际乒乓球邀请赛，夺得团体冠军。11月19日，又率中国乒乓球青年队参加在瑞典斯德哥尔摩举行的斯堪的纳维亚国际乒乓球锦标赛，以5：1击败欧洲联队。

　　国家体委为表彰容国团的杰出贡献，于1961年和1964年两次给他记特等功，并多次授予他体育运动荣誉奖章和奖状。他的“三个第一”的获得，为中国赢得了“乒乓大国”的光荣，振奋了海内外炎黄子孙的民族自信心，推动了全国体育运动的向前发展。

　　1968年6月20日，容国团受政治逼害走上绝路，他去世刚好31岁。（编辑：李美仪）

国家是有点对不起他.

从香港到大陆去的三位乒乓球名将――姜永宁、傅其芳、容国团都是自杀的.

在那个疯狂的年代里......个人的命运不是自己可以决定的.

可现在都赖到四人帮上去。

对于国家来说，只是死了一个普通人；但是对于他来说，他是在立功于国家之后被逼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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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乒坛名人这样死去

知 音

今年是傅其芳、姜永宁、容国团这三位为中国体育事业做出过杰出贡献的“归来者”去世３０周年。这段历史知道的人不应忘记，不知道的人应知道。因为只有牢记过去，才能把握未来。

乒坛三连冠教练傅其芳之死

１９６８年４月１６日，从国家体委训练局大楼里，抬下一具尸体。这具尸体魁梧壮实，但已是 遍体鳞伤。他就是傅其芳，中国登上世界乒坛最高峰的重要设计师，男子团体、男子单打“三连冠”的总教练。

１９４９年，傅其芳从上海去了香港。在那里，他很快成为人们崇拜的明星。１９５３年，傅其芳毅然回到内地。傅其芳５０年代中期担任中国乒乓球队教练时，中国尚与冠军无缘。第２６届世乒赛前，他得知强敌日本队发明了弧圈球，但弧圈球谁也没有见过。傅其芳绞尽脑汁，通过在香港的一些老朋友打听情况，又派庄家富去观察，带回了情报。

到１９６１年４月９日中日两队决战，弧圈能手星野对小将庄则栋首先亮相时，日本人才发现中国人根本不怕弧圈球，中国选手速度之快常使他们疲于奔命。当中国队以５：３获胜时，整个中国为之沸腾了。

１９６６年，“文革”一开始，傅其芳就被打倒了，屡遭被批斗。１９６８年，从４月１５日晚到１６日清晨，傅其芳不知醒了多少次，精神上的痛苦把他催醒，身上皮开肉绽的伤痕更不止一次地使他疼醒。惨淡的月光照进凌乱不堪的牛棚，照在供他交代用的一迭厚厚的白纸上。哎，这永远认不完罪的折磨，何时才能了结呢？一念之间，他想到了以死抗争当人们找到傅其芳时，他已经直挺挺地挂在窗上。

乒坛名将姜永宁之死

１９６８年春，一张爆炸性的大字报出现在北京先农坛，醒目的标题是“揪出日本大汉奸姜永宁”。当姜永宁看见这几个扎眼的大字时，一下子惊呆了。这位从香港归来的５０年代初中国乒坛继往开来的名将，从来没有这么伤心过。１９５２年，姜永宁荣获了香港单打冠军。同年，他代表广东参加第一次全国乒乓球赛，取得了新中国的第一个冠军。此时，贺老总希望他留下来代表中国队比赛。姜永宁当时在香港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和收入，在球坛上也是名声赫赫，但他毫不犹豫地留了下来。

１９５５年，中国参加了在东京举行的第２３届世乒赛。在与韩国队比赛时，对方一口一个“打败共匪”。面对劲敌，姜永宁毫不退缩，三场重要比赛，都独拿３分，用艰辛维护了祖国的荣誉，为中国队首次跻身世界前６名立下了头等大功。

可是现在，他怎么突然成了“大汉奸”，成了“与人民为敌”的专政对象了呢？他百思不得其解 ，内心痛苦不堪。不久，傅其芳自杀的消息传来，对他震动极大。他曾说：“傅其芳自杀时把绳子勒在耳朵后，那样死了不伸舌头，样子也不难看。”

不久，北京市体委专案组七八个人突然闯进姜永宁家，开始抄家。１９６８年５月１５日夜晚，姜永宁在拘留室里像一座呆呆的木雕，也不擦去脸上的血痕。５月１６日清晨，队员们出操去了，姜永宁把造反派勒令他打扫的厕所擦得干干净净，便独自走到四楼的一个房间里去了。人们发现时，姜永宁已吊在窗口，断了气。那绳子也像傅其芳自杀时那样勒在耳后，舌头没有吐出来。

中国第一个世界冠军容国团之死

１９６８年６月２０日，一个３０岁的年青人颤巍巍地拿起了笔，用泪、用血、用生命写下了临别的心声：“我历史清白！”“不要怀疑我是敌人！”“请允许我最后一次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

他就是容国团！

１９５７年，怀著一腔爱国热忱，容国团从香港回到了内地。在２５届锦标赛中，他以顽强的意志力克群雄，终于掀开了中国体育史上具有历史意义的一页。

１９６８年５月１２日，被称为《５．１２通知》的中央文件下来了，它肯定了国家体委是所谓贺龙的独立王国，执行了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容国团听到这个消息，感到无比的震惊、痛心，甚至绝望。也正是自这一天起，容国团像变了一个人，很少说话，眼神中总是凄婉地若有所思。

６月２０日晚上９点，黄秀珍看丈夫没有回家，便到乒乓球队找他。队友们告诉她，容国团并没有来。１１点多钟，容国团仍旧没有回家。黄秀珍预感到事态不妙凌晨４点半，体委接到派出所的电话，他们在离龙潭湖几里远的养鸭房旁，发现了一具悬挂的尸体，可能是容国团。整个体委都震惊了。没想到一代球星，竟落得这样悲惨的结局！

容国团没有白白地死去。一直在与林彪、“四人帮”作斗争的周恩来愤怒了，他再次向极左势力发出警告：对有名的运动员、教练员不允许批斗关押！几天后，一批著名运动员、教练员被释放了。容国团的死，换来了众多队友的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