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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边倒外交政策的缘起

1949年6月28日，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在文中谈到新中国的外交政策时明确提出了“一边倒”的方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该方针付诸实施，形成了中苏结盟，中国加入社会主义阵营等外交格局，对于此后新中国的外交战略走向有深远的影响。

对于一边倒政策，在80年代前，学界多持肯定态度，认为是一个基本正确的决策。80年代之后，围绕这一决策的利弊得失，产生了较多的争论，就该决策的起因、结果和第三方因素的影响等方方面面，学者们发表了不少新的研究成果。本文则依据近年来获得的一些新资料，以40年代苏联与中国革命的关系问题为中心，对一边倒政策的起源问题做一探讨，提出一些自己的看法，以就正于方家。

一、 抗战后期中共中央对苏联与中国革命关系问题的看法；

在中国革命历史上，苏联和共产国际起过重要作用。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共产党一直受到共产国际和联共（布）的较大影响和直接控制，直到抗日战争期间，经过整风运动，毛泽东成为中共最高领袖，更多的强调以中共和中国革命本身利益为依归。对于苏联和共产国际某些损害中共利益的主张提出了异议1，也因此引发了对方的不满2。但总体而言，中国共产党仍然认为“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一部分”，并坚定的站在苏联为首的世界革命阵营一边，“就是站在反帝国主义 战线方面，变为世界革命力量的一部分3。”

抗战后期，随着苏联红军的节节胜利，这一方针也多次得到重申。在党的六届七中全会上，毛泽东指出要划清苏联为一方与美、英国家为另一方的根本区别4。1945年2月3日，毛泽东致电在重庆进行谈判的周恩来，指出：“红军逼近柏林，各国人民和进步党派声势大振，苏联参与东方事件可能性增长。在此种情形下，美蒋均急于和我们求得政治妥协。5”到了七大，他更是强调苏联援助对中国革命的重要性，并对此充满了希望6。

二、 1945-1948年苏联对中国革命之帮助

1945年2月，美英苏举行雅尔塔会议，会上就苏联参加对日作战问题达成了协议，同时三方还就涉及到中国主权的东北和蒙古问题进行了交易。作为交易的代价之一，苏联表示只支持中国国民政府。在8月签署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中，苏方更在条约照会上承诺：苏联政府予中国道义上与军需品及其他物资之援助，“当完全供给中国中央政府，即国民政府7”；在这种情况下，苏联对于中国共产党希望苏联支持中国革命的要求十分冷淡，而且还急电中共中央，明确要求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进行谈判，并称如果继续打内战，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8。

对于苏联态度的变化，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不无怨言9。但考虑到国内外的力量对比。还是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苏方的意见。8月21日，中共中央决定停止夺取上海的起义计划10，22日，毛泽东致电蒋介石，表示“兹为团结大计，特先派周恩来同志前来进褐11。”23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长篇发言，在谈到苏联对中国革命的帮助问题时指出：一是苏联为了国际和平和受中苏条约的限制，不可能帮助我们12。二是苏联如助我，美必助蒋，结果大战将爆发，和平不能取得。不过他还是强调：苏联虽然并不直接帮助我们，甚至不多讲话，“但还是真心援助我们的。”毛的这一论断在东北很快变成了现实。

早在苏联对日宣战后，中共中央就在8月11日命令吕正操、张学思、万毅等东北军各部及冀热辽边区李运昌部向东北进发13。李运昌部在赤峰和山海关与苏军顺利会师，其属下的曾克林部于9月初先后进入锦州、沈阳，并与东北苏军当局建立了较为良好的信任关系，曾也被委任为沈阳卫戍司令。9月15日，他陪同苏军代表别洛鲁索夫前往延安与中共中央联系。别洛鲁索夫随身带来了东北苏军司令马林诺夫斯基的亲笔信，信中介绍了苏联同国民政府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相关情况，要求中共照顾苏联处境，苏军退出之前，蒋军及八路军目前均不应开进满洲14。但在稍后的非正式谈话中，别洛鲁索夫同意，“只要不用八路军名义，并且不与苏军接触，苏军将不加干涉15。”同来的曾克林的汇报更令人乐观，所部出关后迅速发展到2万人，均已顺利取得新式装备，掌握的武器弹药充足，仅该部在沈阳看管的军火库就 “有枪支十万支，大炮数千门及弹药、布匹、粮食无数16。”在这种情况下，中央书记处决定抓住夺取东北的“千载一时之机”（刘少奇语），确定“向北推进，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抽调新四军和北方各根据地10万官兵和2万干部进入东北，为建立稳固的东北根据地打下基础。在重庆进行谈判的毛泽东和周恩来在17日复电中央书记处，“完全同意力争东北的方针，并指出东北及热河、察哈尔控制在手，全党团结一致，什么也不怕17。”

10月，因美舰试图于大连登陆，苏方改变迅速撤兵计划，并决心在一定程度上帮助进入东北的中共部队发展。3日，苏共军委委员会晤中共东北局负责人，表示愿意大力支持中共在东北立足，尤其是在武器弹药上将给与极大帮助。东北局于次日致电中央书记处：表示这里的武器“数量极大”，全部交给我们“确系远方决定”。建议中央“下最大决心，立即从各区抽调三十万主力，于一个月内赶到，用尽一切方法控制此间，这是决定全局的一环，为了争取这一环，宁肯牺牲其它地区，即使化为游击区，即使是暂时的丧失都是值得的18。”中央因此决定东北方面的对敌战略为“集中主力于锦州、营口、沈阳之线……坚决拒止蒋军登陆及歼灭一切可能的进攻，首先保卫辽宁、安东，然后掌握全东北19。”同时苏方也采用各种方法，阻止美舰运送国民党军队登陆。10月7日，苏联通知国民政府，称美舰登陆大连违反《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关于大连为自由商港，不许兵舰进入的规定。几经交涉，苏方只同意国军在营口和葫芦岛登陆，但在此前，苏方已将两港口的控制权交给中共部队。苏方还表示，国军在上述两港登陆，苏方不能保证安全20。由于遭苏方拒绝，美舰只能折返回关内在秦皇岛登陆。国军也只能由陆上沿北宁线出关。由于铁路线严重受损，加上中共军队的阻击，国军推进缓慢，到11月中旬还未进入东北。而在关外的国民政府东北行营各项活动亦受到苏方严格限制，国民政府只得在11月17日宣告东北接收失败，将东北行营撤回关内。

就在国民党接收东北受阻期间，中共在东北的力量有了进一步发展。到1946年1月，部队迅速发展到20万人，控制了东北的大片地区。并致力于“让开大路，占领两厢”，在中小城市和广大农村进行根据地的开辟和建设工作。

在国军打通北宁线后，苏联则以闪电式撤军令其措手不及。3月22日晚，苏联通知国民政府。苏军将在4月底全部撤完。24日，中共中央致电东北局：“（二）我党方针是用全力控制长哈两市及中东全线，，不惜任何牺牲……（三）为此目的，请速与辰兄（指苏联-引者注）交涉，允许由我方派兵占领长哈二市及中东全线。21”29日，苏军通知东北局，“苏军同意尽速撤退长春驻军，以便中共军队占领22。”4月14日，苏军撤出长春，城外的中共军队立即发动进攻，19日夺取长春。由于苏军只允许国军在苏军撤退3天后方可入城，同时又不告知其具体的撤出日期，为早有准备的中共军队迅速夺取苏军撤离后的城市创造了重要条件。

在苏军全部撤出东北后，苏联仍向东北的中共力量提供了不少帮助。苏方与国民政府达成协议，在旅大苏军辖区以北8-10公里处划定安全线，国军不得进入。这为东北民主联军南满部队的机动和辽南党政机关的安全提供了重要保障。苏方还将旅大地区的行政管理权完全交给中国共产党。中共旅大地委则充分利用这一机会，在大连大力发展军工生产，并将产品源源不断地运往东北和山东解放区。在48年辽沈战役开始前，由于铁路和桥梁受损严重，交通运输严重不畅。应中共请求，苏联派出茹拉夫廖夫为首的大批铁路专家和工程技术人员携带大批设备到东北帮助修复了10000多公里铁路和9000多米大中型桥梁，为辽沈战役的顺利进行创造了重要条件。

总的来看，苏联这一时期对于中国革命提供了重要帮助，缩短了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时间表，也为未来的中苏友好打下了坚实基础。

三、 一边倒外交政策的酝酿

1947年中，中国革命形势到了历史性的转折点，革命力量开始转入进攻。胜利也为期不远了。这时候的中国共产党开始考虑未来新中国的各项大政方针。为此，毛泽东决定访问苏联，一方面谋求苏联在外交上对中国的支持和援助，同时也向苏联寻求指导，求教建立人民民主国家的各项经验。

1947年5、6月间，毛泽东通过苏共驻中共中央的联络员阿洛夫医生向苏方提出访问莫斯科的明确要求，斯大林在6月15日回电表示同意，并建议“如果毛泽东也认为应该那样做，那么我们觉得最好是取道哈尔滨，需要的话，我们将派飞机去接23。”不久斯大林改变了主意，7月1日他致电阿洛夫：“表示鉴于即将举行的战役，鉴于毛泽东若离开，会对战事发生不良影响。我们认为以暂时推迟毛泽东的出行为宜24。”

进入48年后，中国革命的形势进一步发展，毛泽东再次提出访苏要求，由于革命胜利为期不远，毛对于访苏更感迫切，在电文中甚至表示如斯大林不同意他的访苏计划，他就“只身前来25”。这时斯大林对中国革命将取得胜利已不再怀疑26。因此，他在29日回电毛同意其访苏的全盘计划。但到了5月10日，斯大林发电希望毛泽东推迟访苏。个中原因，应该是与南苏交恶，苏联忙于处理与东欧兄弟党和国家关系有关。

7月4日，毛泽东再次致电斯大林，表示“我决定最近到你那里去。有三条道路可去，陆海空……希望飞机在本月25日左右飞抵威县（疑为蔚县之误-引者注）……如果您决定接我们走海路，望在本月底派船赴制定的港口……如果我们不能乘飞机，也不能乘船，那我们无论如何本月15日前后也要动身北上27。”此时的苏联刚通过情报局开除了南斯拉夫，和美国在德国问题上的对抗也正处于顶点。显然，斯大林认为这不是与毛泽东会见的合适时间。14日，他回电毛泽东，以“征粮工作开始”为由要求将毛泽东来莫斯科时间推迟到11月。这令毛颇感疑惑28，新中国成立在即，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迫切需要向“老大哥”取经，并谋求苏联在外交上的支持和指导。阿洛夫在8月28日给斯大林的电报中报告了毛泽东到苏联准备与其商谈的各项问题，包括政协构成、联合东方革命力量、反对美蒋战略计划，恢复中国经济、白银贷款、与英法建交等各项问题。在电文最后，他转述了毛泽东的表态：“毛泽东总结谈话内容时强调说：‘应该达成协议，让我们的政治方针与苏联完全一致’29。”应该说，在政治上与联共（布）保持一致，是当时中共中央十分关心的问题。在情报局开除南斯拉夫后，中共中央迅速通过了批判南斯拉夫“反动民族主义”的决议。显然，只有与苏联保持一致，才能在革命斗争和未来的建设中得到苏联的有力帮助和支持，从而克服现有的和将来面临的种种压力和困难。在这种状况下，一边倒就成为一种必然的选择。

1949年初米高扬访问西柏坡，双方就建立革命政府、渡江等问题交换了意见。同时还着重讨论了苏联未来对中国的经济和军事援助问题，毛泽东在会谈中明确指出苏联援助的必要性：“在中国这样落后的条件下，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肯定会更长。我们需要经济援助，就是为了缩短这个过渡时期。而我们知道，只能从苏联和其他新民主主义国家获取这样的援助。30”至此，一边倒政策已是呼之欲出。

四、 结语

在中国革命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一直对苏联抱有较大的希望，也得到了苏联较大的支持和帮助。前者构成了中共在建国之后继续寻求苏联援助和支持的主观动因，后者奠定了中苏建立友好关系的坚实基础。一边倒政策正是在上述因素作用下产生的。

注释：

1.比如在晋南战役配合国民党作战，苏德战争爆发后苏联要求八路军大举出击华北日军等问题上，中国共产党都从保存自己力量出发，抗拒莫斯科的指示，正如毛所说：对于苏联的话，“不可不听，又不可尽听。”（《毛泽东关于团结对敌问题给周恩来的指示》（1941年5月14日），转引自杨云若、杨奎松《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53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2 1941年10月7日季米特洛夫致电中共中央，就中共帮助苏联，牵制日军提出15个问题要求答复，语气相当严厉。

3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

4Yangkuisong（杨奎松）： The Soviet Factor and the CCP’s Policy Toward the United State in the 1940s, Chinese Historian, No.1, Vol. 5, (Spring 1992).

5《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576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

6毛表示：“国际援助一定要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结论》，转引自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212页，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7月）

7蒋在中苏交涉中指示宋子文，中方让步的底线是苏方能够切实保证：“尊重中国东北三省领土、主权及行政之完整，和今后不再支持中共与新疆之匪乱。”（《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第643－644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

8《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13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

9据师哲回忆，斯大林的电报“引起了毛主席的极大不快，甚至是很生气。”（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308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

10在前一天中共中央批准了华中局夺取上海的起义计划，《中央关于批准上海武装起义给华中局的指示》，转引自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219页，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7月）

11《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9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

12同上，10页。

13《延安总部命令第二号》，《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5），219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3月

14薛衔天：战后东北问题与中苏关系走向（1945~1949），李丹慧编：《北京与莫斯科：从联盟走向对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10月

15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230页，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7月

16《中央至各中央局电》，1945年9月15日，转引自曾克林：《戎马生涯的回忆》，235~236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

17《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26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当时在重庆的苏联大使也直接向毛泽东、周恩来提出，远方意见：中共应“确保张家口、古北口、山海关线，防蒋进攻。”（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231页，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7月）

18《东北局致中央电》，1945年10月4日，转引自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234页，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7月

19中央关于集中主力拒止蒋军登陆给东北局的指示，《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5），364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3月

20《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第12－30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

21中央关于控制长春、哈尔滨及中东路保卫北满给东北局的指示，《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6），100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3月

22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246页，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7月

23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39，目录：1，卷宗：31，页23。转引自列多夫斯基：《斯大林与中国》，新华出版社，2001年1月

24同上，24页

25同上，30-31页

261948年2月，斯大林在同南、保领导人谈话中提到对中国革命的看法，表示“我也曾怀疑中国人是否能够胜利，我建议他们同蒋介石达成临时协议，他们形式上同意我们的建议，而实际上自己干自己的-动员中国人民的力量。之后，他们公开提出问题，我们将继续战斗，人民支持我们。我们对他们讲：好吧，如果你们需要的话。显然，他们那里基础非常好。他们是正确的，而我们是不正确的。”（科拉罗夫关于苏、保、南领导人会谈的笔记（摘录），沈志华编著：《斯大林与铁托-苏南冲突的起因及其结果》，164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10月）

27同23，35-36页

28阿洛夫医生在给苏联的报告中提到毛几次问及苏联的征粮工作问题。

29同23，41页

30同上，79页

应该是初来吧，希望多坐一坐。

刚开始中共的建立就是苏联辅佐建立的支部，在整个过程中苏联都是以自己国家利益为中心，要求其他国家为了所谓世界革命的利益，服从于他，毛放弃了中国一贯的地缘战略，采纳了所谓的意识形态战略。就像邪教的总教主蒙骗手下，不知道为什么毛这个天才就看不出来。毛的出发点是世界革命的利益中心而不是中国国家利益，要使这个一边倒对了才叫怪呢

是不是还要考虑朝鲜战争，如果没有朝鲜战争，中美很有可能建交。现在很多人持这种观点。中美之间在朝鲜战争之前一直都有。杜鲁门总统基本上决定和中共建交，只是需要解决一些技术问题，中共也在争取。但是朝鲜战争打乱了一切。杜鲁门撤了麦克阿瑟的职的一部分原因是麦克阿瑟打乱了他的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