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老百姓的微笑是残酷的…… -- wingbro

一般意义上讲，斯拉夫民族给我的印象是严肃，从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到现在的普京、梅德韦杰夫，都是一副苦大仇深的样子。再看看俄罗斯的文学，除了有点磨机，剩下的就都是凝重、宽广，悲壮这一类的褒义词了。参考消息有时候转载的俄罗斯劳动报上登的笑话，感觉也有劳动人民的五十字小小理论文章的意识。

就是因为这样的思维定势，我一直不太感觉俄国人会说笑话，但一次很偶然的机会，听到了一个俄国人的关于幸福的笑话，一个字一个字的记不清了，大意意思是一个英国人、一个法国人、一个苏联人在讨论什么是幸福。

英国人说：“幸福，就是在寒冷的冬夜，你靠在暖和壁炉边。”

法国人马上接了一句：“你那叫什么幸福呀，真正的幸福是寒冷的冬夜，你靠在壁炉边，怀里还抱着一美女。”

这时，苏联人摇了摇头发话了：“你们都错了，真正的幸福是寒冷的冬夜，你听到敲门声，几个契卡的人堵在你家门口对你说：伊万，你被捕了。这时，你很镇定地告诉他们：你们搞错了，伊万住在隔壁……”

我写的没有听人家讲得精彩，当时几个哥们笑得前仰后合，下了血本表扬苏联人民的智慧。

受到这个笑话的激励，认真在网上找了一圈，还真发现很多苏联笑话。

有一个关于集体农庄的：

集体农庄党的会议上将研究两个问题：建造木棚和建设共产主义。在没有木板的情况下，直接研究第二个问题……

一个说真理报的：

亚历山大、凯撤、拿破仑做为贵宾，参加红场阅兵。

——我要是有苏联的坦克，我将是战无不胜的！亚历山大说。

——我要是有苏联的飞机，我将征服全世界！凯撤说。

——我要是有真理报，世界现在也不会知道滑铁卢！拿破仑说。

有发牢骚的：

工人说：我们已经是共产主义了。

有人问：为什么?

工人说：我们实现了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分配原则。

什么????那人又问。

工人说：你没见我们的领导各取所需，工人各尽所能……

有说斯大林的：

斯大林做报告说：……共产主义已经出现在苏联的地平线上了……

老工人不知道什么是地平线，回家后问儿子，儿子说：地平线就是能看到却永远走不到的一条线。

还有说著名的别列日涅夫同志的：

话说勃烈日涅夫同志当上苏共中央总书记之后，将在乡下的老母亲接到了莫斯科。老太太来了以后，勃列日涅夫得意洋洋地向老妈展示了一番自己的豪华别墅、高级汽车、名贵家具等等，展示完了后，勃列日涅夫问老太太这一切如何？老太太说：“儿子啊，这一切都很好，但是，共产党来了你怎么办？

这些笑话有的长有的短，但都突出一个主题，就是拿政府逗乐子，苏维埃成了人民群众的笑料。

就像罗斯福说，总有十分之一的人反对政府做的任何决定。本来管理者和被管理者就是对立的，政府不可能照顾到每个人的利益，苏维埃也不例外。

政府做的让大家不满意的时候，老百姓发点牢骚很正常。而且看看历史，苏联政府还的确是做了不少没法不让大家发牢骚的事情，要不然奥威尔不会在苏联转了一圈，回去就把社会主义革命的领袖写成了一群猪猪，还找了个酷似斯大林的大哥一天到晚在墙上看着你。

但就像绝对的权力带来绝对的腐败一样，绝对的权利也带来绝对的自恋。苏维埃政府有一种对于权力的迷信，他们的逻辑很简单：权利可以控制政治，可以控制经济，就肯定可以控制老百姓的思想。

同时，这种自恋也是脆弱的，任何的问题都是

那就干吧！都把脑袋抬起来，让咱看看睡在发出不一样的声音。

敢叫嚣的人，流放，西伯利亚广阔的原野是你新的创作舞台；有问题的书，禁掉，有本事你就拿到国外去出，反正不让我和我的人民看到就行了。

这样，他们就以为把人民泡在了一大罐的福尔马林里，可以老老实实、本本分分地在思想上和行动上都当良民了。

似乎这样就天下太平了，但问题还是来了，关键在于他们忘记了马克思同志的一句话：

人民群众才是历史的创造者……

最简单的理解，就是老百姓都不是傻子，你忽悠一次两次，几十年一百年，但最终还是会看出门道的，看出了问题你又不解决，你又不解释，你又不让大家讲——那是不可能的，老百姓们才不愿意把自己憋死呢。

这个中国人在大禹治水时就懂得道理，却没怎么被老大哥接受。

而且，你不讲道理，他们也有自己不讲道理的方法。不能印成文字，我们就不印了，你们收编乐专业作家，我们就让民间文学蓬勃发展。

于是，莫斯科冬天寒冷的下午，排了几个小时队的斯基和娃们，看着身边疾驶而过的吉斯小轿车，不是的和排在前面后面的人耳语几句，然后会心的一笑。也许，就在这一瞬间，一个辛辣的小段子就编出来了。

简短、生动、深刻，听一遍就能记住，十个人讲给一百个人，一百个人就讲给一千个人，这绝对是一种文化传销，而且苏维埃没有给自己辩解的机会。

老百姓的嘴角挑起了残酷的微笑，苏维埃在他们眼中变成了没穿衣服的国王。

而且，人民群众的智慧是无限的，加上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反动派的煽风点火，老百姓和政府在笑声和其他声音中越走越远。

终于，走到1991年，他们已经互相遥不可见……

大家感兴趣，今后多发点我收集的苏联笑话，很有深度……

这些“苏联笑话”是真的苏联老百姓自己编的，还是那些西方人编的。

Orwell以国际战士的身份参加过西班牙内战，而且差点丧命。这段经历是他生命中的一个转折点。西班牙内战的当时环境下，左派的很多人对苏联唯命是从，对斯大林极端崇拜，而不容许存在其他意见。正是因为这，Orwell开始反思，把自己定位为一个自由的社会主义者，反对极权统治。这种思想贯穿在他以后的作品中。

至于所谓“奥威尔在苏联转了一圈”，从来听说过。 《动物庄园》之所以受推崇，除了政治因素，有一个原因就是Orwell的洞察力：能透过表面的宣传看清斯大林统治的阴暗，反而不少去过苏联的人却“只缘身在此山中”。

奥威尔我记得是没去过苏联，他在西班牙内战的时候属于典型的国际主义战士，但是在内战中不但身体受伤（被打穿脖子）而且理想主义受到相当大的打击，共和派唯苏联之命是从也就算了，还在大敌当前的时候不但不组织统一战线反而大肆迫害不同意见者直至肉体消灭，如果没记错的话，就连奥威尔伤心透顶离开西班牙之后还受到过追杀。从此他对苏联那一套所谓的社会主义彻底绝望，那时候倒不是唯独他一个人有这种失落，但是他和其他绝望之后就放弃求索的人只剩下对社会主义的谩骂不同，不但写出了动物农场和1984这种深刻揭露苏联式社会主义本质的作品，他自己也没有因此放弃社会主义理想，终其一生，他都是个社会主义者，自由的社会主义，真正的社会主义，而不是道路以目的社会主义，始终是他的理想。

我必须向奥维尔老师承认错误了，研究了一圈，发现了很多去过苏联的奥维尔，但没有一个是写了《动物农场》的奥维尔老师——自从在西班牙被苏联的政治警察关心过，我想他老人家实在没有去那里的愿望了。

除非，凡事都有个除非，用阴谋论的观点，他去过，但他把所有知道他去过苏联的人都灭了口……

一下是整理的一个奥维尔生平，算是对他老人家的一个交待吧（基于维基百科）……

乔治·奥威尔，原名埃里克·亚瑟·布莱尔（Eric Arthur Blair），1903年出生于当时印度孟加拉省的莫提哈里（Motihari）。他的父亲在那里做文官，监督残存的鸦片贸易，家境并不富裕。因为无力就读贵族学校，只能进入一个二流的寄宿学校圣塞浦里安学校，寄宿学校带有许多极权主义社会的特点，鞭子教育、等级制、持强凌弱、规范化、敌视智力等等。

之后奥威尔依靠自己的努力考取奖学金，进入英国最著名的中学——伊顿公学，但他穷学生的背景使他备受歧视。早年的经历对他同情社会底层，呼唤平等和人性解放思想的形成和对极权主义的认识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

　　从伊顿公学毕业的奥威尔加入英国在缅甸的殖民警察，做为英籍警官，他享有很多特权，能够近距离观察审判、笞刑、监禁和绞死囚犯，这一阶段的经历让他细致地观察到了人性中残暴的一面；对西方地殖民主义政策产生了反思；更进一步地认识了极权主义。在缅甸的经历让他认识到了殖民主义罪恶的一面，并因此离开了殖民警察部队。

　　回到英国，开始了长达四年的流浪生活。在这四年里他辗转英国本岛和欧洲大陆，深入社会底层，先后做过酒店洗碗工、教师、书店店员和码头工人，但他的上层社会身份和在伊顿公学形成的贵族口音使他很难被底层社会真正接纳。不过这一段时期的经历仍然使他深切地感受到了社会整体对于个人的压力和普遍的社会不公并且最终接受了社会主义思想。

大概在这个阶段，写了3本不成功的小说之后，奥维尔在30年代中期取得了突破。他写了两本准确描绘大萧条时期欧洲下层人民生活的书：《巴黎伦敦落魄记》（Down and Out in Paris and London，他从这本书开始使用乔治·奥维尔作为笔名）和《通往威根码头之路》（The Road to Wigan Pier）。

奥威尔自己曾经提到“贫困的生活和失败的感觉增强了我天生对权威的憎恨，使我第一次意识到工人阶级的存在”。

　　在经历了社会底层的生活之后，奥威尔和几千名国际志愿者的一员参加了由西班牙共产党领导的共和军，支援反佛朗哥的西班牙内战几个月之后因为喉部中弹而不得不回国修养。在这短暂的时间里，他看到了由共产国际领导的国际纵队内部的权力斗争和清洗。

接纳了奥威尔的巴塞罗那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被共产国际认定为托派组织，斯大林下令消灭马统工党，把政治警察特务、搜捕异端及清洗专家和军事指导员一起派至西班牙，在共和军中建立恐怖统治。奥威尔夫妇被目为“狂热的托派分子”，当然受到严密的监控。

他的妻子爱琳的房间受到西班牙共产党的搜查，他保存的一批资料也被抄走。更为可怕的是，在共和军内部，受伤的马统工党党员仍然遭到逮捕，甚至连孩子和被截肢的人也不放过，包括奥威尔本人也在撤退到巴塞罗那之后还遭受到共和军的追杀。

权力与支配无所不在，不容存在任何个人意志的斯大林式极权主义反而使奥威尔更加坚定了对社会主义，或者确切的讲民主社会主义的信念。奥威尔曾在他的文章中提到“西班牙内战和一九三六年至一九三七年间发生的事件改变了态势，此后我就知道我的立场如何。一九三六年以来，我所写的每一行严肃作品都是直接或间接反对极权主义，支持我所理解的民主社会主义。”

后来，奥维尔将他在西班牙的经历写成《向加泰罗尼亚致敬》，这是一本激烈的反独裁报告文学，在1938年出版时未受重视，但在此后成为了奥维尔的经典作品。这本书确立了奥维尔的中心二元性：他把自己看作社会主义者和左翼人士，但他最强有力的作品却是对那些奉行或容忍极权主义的左翼人士的无情鞭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