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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原沧桑一 ZT

沧桑阅尽话太原第一章　晋祠

　　一八九八年，也就是戊戌变法的那一年，时年四十二岁的光绪甲午举人刘大鹏落第归家。

　　刘大鹏同许许多多传统的儒生一样，人格中充满了“济世”与“出世”的矛盾，一方面，儒家的传统教育使他立志走入仕途报效朝廷，另一方面，科声落第和清王朝的腐朽没落又无情地击碎了他的梦想。

　　隐居于晋祠堡外赤桥村的刘大鹏最终从怀才不遇的满腹块垒之中解脱出来，以宁静淡泊的心态独善其身，去追求精神世界的平衡与超脱。

　　他将目光投向了近在咫尺的晋祠。

　　几乎所有介绍晋祠的书中，都不约而同地引用了北魏郦道元所著的《水经注》，“昔智伯遏晋水灌晋阳，其川上朔，后人蓄以为沼。沼西枕山际水，有唐叔虞祠。”

　　这是有关晋祠的最早记载。也就是说，晋祠至少也有一千五百年的历史了。

　　唐叔虞祠现在位于晋祠的北侧，当年周成王剪桐封弟，将年少的叔虞分封到了唐地，后来，叔虞的儿子燮父见到晋水日夜奔流，于是改国号为晋。

　　后人为了纪念第一代晋君叔虞，就在晋水源头修建了叔虞祠，也就是日后的晋祠。

　　那么，当年的桐封之地究竟在何处呢，史家历来争论不休，主要有太原说和翼城说。古人多赞同太原说，近年来人们大多倾向于翼城说，当然，这并不妨碍晋祠的地位。

　　就在郦道元去世五年之后，公元 532年，北魏权臣高欢在晋阳建立大丞相府。尽管天龙山上建有他的避暑行宫，但高欢在闲暇之时光顾最多的，却是晋祠。高欢之子高洋建立北齐后，将晋阳定为别都，在扩建晋阳城的同时，也在晋祠“大起楼观，穿凿池塘”。此时，晋祠已成为一个融水光山色和人文古迹于一体的皇家园林。曾在玉壁城指挥三军齐唱《敕勒歌》以激励士气、安定军心的大将斛律金经常陪同高洋畅游晋祠。

　　在晋祠南五里有晋王岭，得名于这儿的三座王墓，传说唐叔虞和燮父葬于此地。但是，根据唐城翼城说，叔虞父子不可能葬于太原。也有人说是唐末枭雄晋王李克用之墓，但史籍记载，李克用葬于雁门关内的代县柏林寺。1951年，一座王墓被打开，它主人是斛律金。这位南征北战猛将最后长眠在了晋祠之侧。

　　在《晋祠志》中，《流寓》一章中，第一位介绍的就是斛律金，遗憾的是，他在后代儒生的眼中只是一员战将，晋祠七贤祠里没有他的位置。

　　七贤祠位于晋祠文昌宫内，供奉着晋祠乡绅学子崇拜的七位历史人物。雍正进士，曾为官台湾的晋祠人杨二酉在晋水七贤祠碑记中说，“七贤者，虽生不同时，居不同地，而大节鸿文，丰功伟烈，赫然在耳目之前，足为晋水光也。”

　　这七个与晋祠结缘，让晋祠人引以为荣的的贤士分别是豫让、李白、白居易、范仲淹、欧阳修、于谦和王琼。

　　文昌宫前，便是智伯渠，春秋末年，智伯讨伐赵襄子，修渠引晋水以灌晋阳。晋伯被赵、魏、韩三家消灭在晋阳城下之后，他的家臣豫让在晋祠以北一里的赤桥下谋刺赵襄子，留下千古侠名。

　　另外六贤之中，只有白居易没有来过晋祠，但白居易祖籍太原，他自己一直自认为太原人，李商隐为他作墓志铭时也称他为太原白公，更重要的是，他为晋祠留下了一首至今仍在传诵的诗作。

　　领导了明代北京保卫战的忠肃公于谦是永乐进士，33岁便巡抚河南山西，在他“手帕蘑姑与线香，清风两袖朝天去”进京任兵部尚书之前做了这两个省十九年的父母官。于谦和晋祠和山西渊缘极深，山西产煤，而他最有名的一首诗就是《咏煤碳》，借前代文人从未提及过的煤碳来表达自己为国为民利及苍生的弘誓大愿和开阔胸襟。清廉刚直的于谦曾得罪权贵，被诬下狱，山西河南吏民伏阙上书，为他鸣冤。于谦不仅赢得了两省民众的崇敬，而且也感动着上天，曾经遇旱亲自前往晋祠祈雨，并作诗以记之，竟然甘霖普降。

　　其实，对晋祠影响最大的却是七贤之外的另外两个人，他们就是李渊、李世民父子。

　　公元617年夏天，在隋朝江山的风雨飘摇之中，太原留守李渊正在加紧起兵的最后准备。与此同时，隋炀帝安插在太原的两个亲信，李渊的副手王威和高君雅也做出了李渊将反的判断，设计以太原天旱，需到晋祠祈雨为名，准备借机诱捕李渊。但他们的计划被李渊心腹，晋阳乡长刘世龙察觉，于是，李渊擒杀二人于晋阳宫。

　　李渊最终还是来到了晋祠，但他不是来求雨的，而是为起兵祈祷。在他看来，自己起兵无异于当年武王伐纣，而唐叔虞正是武王之子，求他来保佑自然是寓义深刻。

　　617年7月，李渊在晋阳誓师起兵，仅仅126天之后便攻占了长安。第二年年五月，李渊在长安称帝，开创了大唐帝国三百年的基业。

　　李世民跟随父亲在晋阳居住多年，时人称之为太原公子，他也一直把太原当做自己的第二故乡，是“王业所基，国之根本。”

　　贞观十九年十二月，唐太宗在东征高丽的归途中来到了太原。第二年正月二十六，唐太宗驾幸晋祠，留下了晋祠最为珍贵的文物，树立于贞观宝翰亭内的现存最早的一块行书碑――《晋祠之铭并序》。

　　早在四年前，唐太宗就曾计划效仿秦皇汉武通过“封禅大典”来标榜自己“受命于天，功德卓著”，但遭到魏征等人的反对而作罢。这一次，他要借发迹故地的山水神灵一吐心中的块垒。

　　《晋祠之铭并序》一方面通过歌颂宗周政治和唐叔虞的建国史迹以达到宣扬李唐王朝文治武功、巩固政权的目的，另一方面，也答谢了叔虞神灵保佑李氏王朝“龙兴太原，实祷祠下，以一戎衣成帝业”的冥冥之功。它既是一篇代封禅之作，又是一篇对当年李渊祷于祠下的还愿之作。

　　唐太宗一生雅好翰墨，尤其酷爱王羲之的书法，以至于很多人猜测《兰亭序》被他带入了昭陵。《晋祠之铭并序》的书法颇具王体特色，全篇四十个“之”字无一雷同，是唐太宗书法艺术的代表作品，也是一篇融其政治思想、文学书法艺术于一体的旷世之作。《晋祠之铭并序》从碑成之日起人们就争相拓摹，被誉为仅次于《兰亭序》的艺术瑰宝。唐太宗曾将其拓片作为礼物赠给外国使节。

　　唐碑历经千年风雨，表面损坏漫漶，乾隆三十五年，杨二酉从民间找到原碑拓片，请族孙、书法家杨育摹钩一通新碑立于唐碑之侧。现在，为了保护文物，新旧两碑均禁止拓印，祠内仅有一小店还保存着一张原唐碑的拓片。

　　唐碑使晋祠名噪一时，唐代许多文人显贵都慕名而来。

　　唐玄宗开元二十三年，喜好仗剑远游的李白与好友元参军来到了太原。在这里，他为了一名刚刚结识的士卒向元参军的父亲求情，赦免了他的过失。这名士卒就是后来对唐王朝有再造之功的郭子仪。二十年后，李白因跟从永王获罪，正是郭子仪仗义解救了他。

　　在太原的半年多里，李白和元参军常到晋祠游览，眼前是良辰美景，身边有佳人作伴，一生浪漫的李太白或许是历来游览晋祠的文人墨客中最为惬意的一个。十几年后，这一切依然历历在目，倒映着美人倩影的碧玉般的晋祠流水还在眼前荡漾，更唱起舞的罗衣仍旧随风飘动，暮年凄凉的李白感叹着“此时行乐难再遇”，写下了脍炙人口的吟咏晋祠的佳句。曾看过一本小说，作者为李白杜撰了一段在太原的浪漫情缘，这位红颜知已的名字就是诗中的“翠娥”。唯一遗憾的是，李白在北岳恒山曾醉笔写下了“壮观”二字，却没有为晋祠留下墨迹。

　　三百年后，七贤祠内曾被并指为“朋党”的二位宋代文豪先后在庆历三年和庆历四年来到晋祠，他们是奉使河东的欧阳修和陕西四路宣抚使范仲淹。两人分别留下了一首诗，尤其令人称道的是文正公的那首《咏晋祠水》，作者开篇先描绘了晋水源头的秀丽景致，然后笔锋一转，一句“我来动所思，致主愧前贤”抒发了经过前一年“庆历新政”失败打击后，作者治国之策难酬的忧愤，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皆如晋祠下，生民无旱年”良好祝愿，表现了作者“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济世忧民的高尚情操和宽阔胸怀。

　　诗中的嘉泉就是晋水之源，它由难老泉、善利泉和鱼沼组成，千百年来不知有多少人咏颂过晋水。尽管它也曾三次被利用来水灌晋阳，但正因为有了它，才有了晋祠内外的满目水乡田，才有了晋祠的钟灵毓秀，晋祠也才有了灵性。当年李白曾坐船畅游晋祠，直到明代，晋水仍能行舟，可见当时水量之大。曾经以为哺育三晋的晋祠水如同历史长河一样无穷无尽，但“永赐难老”的晋水终于流到了它的尽头，无可奈何地在1994年断流。看着难老泉下艰难地从龙嘴中滴下的水珠，此时晋水更象是迟暮的美人流尽了最后一颗相思泪。有人以有兴就有衰来对晋水的断流自我安慰，但是，仅靠循环水系统来维持景观的晋水什么时候才能迎来它再次兴盛的一天呢。

　　难老泉亭的北侧，就是北魏便有记载的鱼沼飞梁，这是一座造形奇特的十字形桥梁，有人甚至认为它是最早的立交桥。

　　常听北京人叹息，悔不听梁思成之言，拆了北京旧城墙，1936年，梁启超之子梁思成与他的夫人林徽因来到了晋祠。这位著名的建筑史学家看到鱼沼飞梁之后不由得发出惊叹，他说，这种桥梁在古籍中有过记载，在古画中也偶有所见，但现存的实物，仅此孤例。

　　飞梁之后，便是今天晋祠的主建筑――圣母殿。圣母殿里祭祀的谁呢，清代曾因指证《古文尚书》为伪作而扬名的学者阎若璩经过考证，认为圣母是唐叔虞的母亲、周武王的妻子、姜子牙女儿邑姜。对此，不仅阎先生本人“狂喜欲绝”，长期以来，对唐叔虞失去晋祠主祭神地位而耿耿于怀的学子儒生们也都不禁欣欣然。

　　过去，人们普遍认为圣母殿创建于宋代天圣年间，也就是公元1023年之后，但近年来很多学者得出结论，圣母殿的修建时间应当在宋太平兴国四年到九年，也就是公元979年至983年。

　　在晋祠专著《文化的烙印》中，作者彭海根据细致考证和史籍记载，以及1994年圣母殿落架大修时发现的一些证据，进一步作出了圣母殿祭祀的并非邑姜的结论。

　　那么，如果不是邑姜又是谁呢？彭海认为，只是一个地域性的民间俗神，只因为宋朝统治者的倡导和祈雨屡验、庇护一方的灵性，才逐渐香火鼎盛。其实，圣母殿在山西其它地方也有，例如，原平五峰山寿宁寺就有圣母殿，传说是由民间的线姑娘坐化，主管风调雨顺，殿中同时供奉着龙王像，原平每遇大旱，乡民多来此祈雨。

　　那么，一个用来祈雨求子的民间俗神又是如何取代唐叔虞占据晋祠主祭神的地位的呢？这先得从叔虞祠的地理位置说起。历史典籍中多次指出，叔虞祠“枕山际水”，“前临曲沼，后拥危峰，”而且还提到了祠前有周柏，再加上其它一些证据和推断，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过去的叔虞祠就在今天的圣母殿这个位置。

　　极具传奇神秘色彩的明代嘉靖八年状元罗洪先曾为晋祠留下一首极为隐晦的诗：“悬瓮山中一派清，龙蟠虎伏隐真明，水飘火劫山移步，五十年来帝母临。”诗的后两名句或许对我们有所帮助。

　　太平兴国四年，宋太宗攻灭北汉之后，火烧被称之为“龙城”的晋阳，拔龙角，钉龙脉，次年又引汾、晋之水冲灌晋阳废墟。

　　宋景德年间，太原地震，据说悬瓮山移步半里。移步，用今天的说法，应当就是山体滑坡。悬瓮山之名缘于山腹有一巨石，形如瓮形，可惜巨石毁于宋仁宗年间的一次地震。

　　天圣初年，赵宋王朝在翼城县故城村叔虞真正的始封地重修唐叔虞祠。天圣六年，又在翼城县剪桐坊新建唐叔虞祠。与此同时，唐叔虞祠改祭民间俗神，也就是后来的圣母，取代了叔虞主祭神的位置。而天圣年间距“水飘火劫”的太平兴国四年恰好是五十年。

　　对民间祭祀宗教的禁绝和引导，始终是历代专制政权维护安定的重要问题。赵宋王朝的用心就是要从根本上改变或模糊晋祠山水人格化的表征――唐叔虞神灵，改变和铲除晋祠祭祀的主题思想，从而消除太原危及其统治“盛则后服，乱则先叛”的心理基础。你能想像当年李渊去跪倒在一个民间女神的脚下祈祷兴国安邦、平定天下吗。

　　当年宋太宗平定晋阳之后，也曾仿效唐太宗立碑晋祠的做法，由赵昌言撰文，张仁在书丹，刻了一通《新修晋祠碑铭并序》立于唐碑之东，这就是后来人们所称的《太平兴国碑》。民间传说，当地人民痛恨宋太宗焚毁晋阳，暗中破坏，以至《太平兴国碑》几乎成了一块无字碑，并最终在清代失去踪迹。

　　圣母殿南方百余米，有王琼祠，祠前有两株古银杏树，相传是明代重臣王琼亲手所植。

　　嘉靖初年，已经63岁的兵部尚书王琼获罪谪戍绥德，这是他一生政治生涯中遭到的一次沉重打击。在绥德的五年里，王琼“世态浮云一笑看”，产生了弃官归隐的念头。

　　王琼的长子按照父亲的意思，于嘉靖五年在晋水之滨建造了一座私家花园，园内遍植翠竹与水稻，花园以王琼之号为名，称作晋溪园。第二年，王琼被恩准还籍为民，被贬五年的一代名臣终于得归故里。

　　王琼在晋溪园里山水怡情的田园生活仅仅持续了近一年，嘉靖七年，因西北边事紧急，又被朝廷起用，授兵部尚书督陕西三边军务。王琼又以70高龄为安定边防驰骋西北疆场四年。嘉靖十一年，王琼死于吏部尚书任上，谥恭襄，建专祠于晋溪园之西。后来，晋溪园改为晋溪书院。1992年，当时的太原市地方官员出于发展经济的考虑，在晋溪书院旧址上新建了太原王氏祖祠――子乔祠。

　　另一个将私家别墅建在晋祠的是唐代大将尉迟恭。两次救驾于危难之际的尉迟恭曾跟随李世民征战十余年，也曾箭射齐王李元吉，持槊逼宫。为此他深感杀戮太多，惶恐间多有悔意，于是向高僧智满请教：“割绝他命，敢问还否？”答曰：“将军有悔心，天启之也。”再问：“若斋僧建刹如何？”智满回答道：“一念善心生，获福无涯矣”。于是，尉迟恭将其别墅改建为梵刹，并由唐高祖赐名为奉圣寺。寺内有尉迟恭的挂甲松，至今尚在。

　　1213年，蒙古兵攻太原，奉圣寺毁于战火。元代由高僧洪智重建。1950年，占据奉圣寺的一所疗养院以寺庙残破，不是文物为由，强行拆除了寺院的全部建筑，山西省曾就此事通令全省从此事中吸取教训，保护文物。

　　八十年代初，或许出于一种拾遗补缺的心理，在老市长岳维幡的提议下，将几座不同地域、不同时期、不同风格的古建筑迁建于奉圣寺原址，对此，学者们多有微词，但愿破坏和重造文物的行为以后再也不要发生。

　　刘大鹏生逢乱世，依然自甘淡泊，穷年累月，跋山涉水，遍搜广求，在古迹湮没、文献零散的情况下，仅凭借个人的力量，于重重困难之中，历时五年，终于完成了唯一流传于世的《晋祠志》。然而，这样一部丰富完整的晋祠史料集，却长期未能刊印。直到1979年，才由慕湘、吕文幸整理点校，于1986出版。

　　登上悬瓮山，举目远眺，只见今日满目水乡田，不见当年红墙碧瓦，唉，几时却到承平了，重看官家筑晋阳……朋友笑道，想什么呢，那么出神，我笑笑说，好红的云霞，他说，是啊，是夕阳染红了它，我说，不，不是，是一千年前的火焰映红了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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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原沧桑二十六晚清佚事 ZT (谢版主提醒)

沧桑阅尽话太原第二十六章　晚清轶事

　　1882年正月，四十五岁的张之洞来到太原，出任山西巡抚。做为清流派的主要成员，张之洞此前大多担任诸如学政、侍讲学士之类并不重要的官职，在近代已经逐渐落伍于时代的山西为锐意进取的张之洞提供了大展宏图的舞台。

　　尽管在两年前还曾毫不客气地上疏痛骂当时的洋务派领袖李鸿章、刘坤一，但山西积贫积弱的现状以及“丁戊奇荒”对地方经济的严重破坏却促使张之洞从思想到行动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并最终在这里迈出了从清流派转变为洋务派的第一步。

　　在曾国荃抚晋期间，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曾专门为山西设计过包括开矿、兴实业、办学校等内容的“洋务”方案，但却被曾国荃束之高阁。在革除弊政整顿吏治的同时，张之洞依靠这张蓝图以及招募的一批洋务人才艰难地在封闭保守的环境中启动了山西近代化的进程，仿制洋火药的山西机器局成为山西的第一个近代工厂。此外，张之洞还在太原成立桑棉局，开始发展山西的纺织工业，筹办山西练军，用洋枪洋炮来武装这支新式军队。

　　与此同时，做为传统儒家思想的继承者，张之洞也极为重视山西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他兴办“义学”，以谋求地方教育事业的普及，他在太原府署之北也就是今天的太原实验中学设立令德堂，为封建王朝培养新式人才，“戊戌六君子”之一的杨深秀就在这里主讲《尚书》。张之洞所进行的文教活动也突破了传统的范围，他上任的第二年下令山西书局从南方购运包括西方译著在内的书籍，以促进山西学子思想观念的进步。

　　以王勃《滕王阁序》中“腾蛟起凤”一句而得名的起凤街上，建有明清两代的贡院，张之洞赴任后修缮了破败的贡院，并在这里主持了光绪八年的山西乡试。

　　光绪七年，文庙被水冲圯后，太原缙绅学土认为这是上天降凶示于文人，齐聚府衙请求太原知府出面重建。张之洞为了稳定太原文人之心，便决心重建一座规模更大的文庙，亲自选址于同治年间焚毁的崇善寺废墟，并倡导省城集资，没有动用公款就很快建起一座规模宏伟的新文庙，文庙后来成为山西省博物馆一部。

　　1884年五月，正当张之洞准备在资源丰富的山西开矿冶铁的时候，中法战争爆发，被朝廷寄予厚望的张之洞调任两广，在山西“喘息无暇”的两年零四个月里积累的经验使得他在日后成为洋务运动后期的领袖之一。

　　张之洞离晋六年之后，胡聘之先后出任山西布政使、山西巡抚，在三桥街开办了太原火柴局、太原机器局等一系列新式工业。其中，创建于1898年的太原机器局成为山西近代机械工业的先驱，并因在慈禧太后庚子国变西狩途经太原时为她的卫队修缮枪械而名噪一时，西太后曾亲临机器局参观，赏赐监工陶庆春“团龙马褂”。民国时期，太原机器局并入阎锡山的西北实业公司，成为维护其统治不可或缺的军事工业。解放以后，这里成为兵器部 247厂，对外名称山西机床厂，至今仍是我国重要的火炮制造企业。

　　胡聘之在山西的九年中，可谓功过参半，在为山西的经济、政治、文化做出贡献的同时，也以借款一千万为条件，向外商转让了山西部分矿产开采权，正是他这一有损于国家利益的行为直接导致了日后的争矿运动。1905年，就在英国福公司前来接洽接收矿区的时候，以山西大学堂为首的数千名学生在海子边集会，要求收回矿权。在此期间，福公司从上海请回了山西大学堂的创始人李提摩太，但他的调解被爱国学生拒绝，李提摩太流着眼泪黯然离晋。第二年，山西阳高县留日学生李培仁在东京投海自尽，出于为争矿运动鼓舞士气的目的，几名山西留学生借用李培仁的名义写成了《李培仁蹈海绝命书》，详叙争矿理由和殉矿决心。《绝命书》一经公布，立即引起轰动，李培仁也被尊称为“烈士”，当他的遗体运回太原时，山西各界人士在文瀛湖为其举行公祭。争矿运动最终在两年后，在晋商名流渠本翘的鼎力支持下以 275万两白银的价格赎了山西矿权。

　　就在山西逐步启动近代化进程的同时，天主教、基督教也在山西迅速传播。事实上，天主教早在1620年也就是明朝万历四十八年就已经由意大利传教士传入山西，13年后，一名比利时传教士将天主教传入太原。到了清朝末年，太原地区已经建有六十余座教堂，并且建有修道院、孤儿院、教会学校、教会医院以及教会公墓，教会公墓里埋葬着许多不远万里来华传教的外国传教士。张之洞抚晋期间，曾专门设立教案局，处理与教会有关的事务。

　　与我们所知道的那些关于西方传教士以及教民们的不法行为不同，太原地区并没有太多类似的明确记载，并且因为教会在赈灾方面树立的良好形象而与山西人民和睦相处，并没有发生过大的纠纷。但是，随着西教的深入和教民数量的增加，新的信仰与旧有习俗之间的矛盾不可避免，终于使得中西两种文化之间的冲突在一个新的世纪即将来到的1900年以“义和团运动”的形式激烈爆发，而以慈禧太后为首的保守派势力和山西地方官员的愚昧无知、夜郎自大和盲目仇外则最终酿成了异常惨烈的“山西教案”。

　　义和团运动最早爆发于山东，当时担任山东巡抚的毓贤默认了义和拳的存在进而鼓励他们的行动，并且将义和拳改名为义和团，两名德国传教士在此期间被杀。毓贤虽然一度被停职，但并未失去保守势力的宠幸，很快就被任命为山西巡抚，一些外国使节就此向清政府提出抗议，他们的举动进一步激怒了毓贤。当袁世凯把山东义和团赶入直隶的时候，毓贤于1900年三月带着十几名担任卫队的义和团成员和满腔的仇恨就任山西巡抚。

　　1900年的混乱之所以没有蔓延到南方而只局限于中国北方，与当时的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两广总督李鸿章这些洋务派大臣的理智与开明以及南方近代化进程开始较早是分不开的，同样做为封疆大吏，毓贤对“山西教案”负有重要责任。毓贤是晚清时代顽固腐朽的封建保守势力中的典型代表，他在愚昧而又冥顽不化地以自己的方式抱效朝廷的同时，我们也可以从他身上看到封建官员们凶残嗜杀、蔑视人道的特质。当他在外国的抗议之下被撤掉山东巡抚的职务后，更是萌发出强烈的报复意识，他要利用义和团的反帝爱国热情和底层农民的愚昧无知来满足自己极端仇外的阴暗心理和盲目排外的愚蠢目的。

　　上任伊始，毓贤就极不明智地在会见山西北境教区副主教富格辣时失尽礼节，之后又痛斥对义和团存在不同看法的下属，并为义和团配备了数百把钢刀，对进出山西巡抚衙门的义和团首领奉之如上宾。这一年的夏天，义和团进入北京，因为上一年的“百日维新”而更加仇视外国的慈禧太后使义和团取得了合法地位，义和团运动进入高潮。

　　在毓贤的支持下，义和团运动在山西也如火如荼地爆发了，太原的东夹巷教堂、大北门教堂以及一些教会医院、教会学校先后被焚烧，而城内的外国传教士则被毓贤以保护安全为借口全部监禁于猪头巷客馆。不久，慈禧太后密电各地督抚杀绝洋人，事实上，大部分拥有健康思维并能真正从大局出发的督抚都抵制了这个乱命，山西邻省陕西甚至派兵护送洋人前往汉口避难，全国数十名督抚中，唯一一个执行了慈禧太后密电的，就是毓贤。六月十三日，毓贤身穿朝服拜见八十岁的白发老母，含泪表示自己为了国家将不能再顾及自己与家庭。辞别老母之后，毓贤将四十四名外国传教士、十七名中国教徒以及从寿阳押来的英国教师毕翰道一家七人全部带到巡抚衙门西辕门前，在百姓的围观之下逐一杀害，行将就戮的妇孺哀号之声惨不忍闻，教民们被杀后，枭首示众，剖心弃尸，备极残酷。这些遇难者中，包括在山西传教十年之久的山西北境教区正副主教艾士杰和富格辣，而艾士杰是被毓贤亲手刺杀的，他们后来都被罗马教廷册封为“真福品”。

　　此后，义和团在城内散发传单、毁洋伞洋帽、逐杀不愿退出教会的教徒，当时也有一些政府官员入教，千总李富因此被杀。太原郊区的几支义和团也开始设坛拜神，杀戮教民，焚烧教堂，教民们躲入教堂避难，与前来攻打的义和团激烈交战，相互攻守之间的伤亡更加深了难以化解的仇恨。据《晋祠志》作者刘大鹏的记载，王郭村、古城营、三贤村等地的教堂被攻破之后，都发生了残酷的报复和杀戮，分别有多达数百名甚至上千名包括妇孺老幼在内的教民惨遭屠杀。

　　据事后统计，“山西教案”席卷全省79个州县，全省被杀教士191人，被杀教徒6060人，被毁教堂、医院225所，被烧拆房屋两万余间，后果之严重，可谓全国少见。

　　今天，我们在撰写历史教科书时告诉后代，义和团运动是一场轰轰烈烈的反帝爱国运动。但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它无区别地杀害教徒、拆毁铁路与电报线的行动也存在着明显的局限性。

　　1900年8月14日，八国联军攻破北京，慈禧太后裹挟着光绪皇帝仓惶西逃，途中发布了镇压义和团的上谕。9月9日，慈禧太后抵达太原，毓贤率领文武官员带着仪仗銮舆出城二十里迎接。当年嘉庆皇帝准备巡幸五台山时，山西巡抚准备了精美的仪仗銮舆，后来嘉庆皇帝取消行程，这批仪仗也就被封入太原府库，此后历任山西巡抚到任后均加上封条，一百年后，撕去层层封条取出仪仗，竟然灿烂如新。光绪皇帝在太原再次向慈禧太后提出亲自回北京与各国公使谈判，仍被慈禧驳回。

　　慈禧太后在太原对毓贤说：现在山西没有洋人，这是你的功劳。但是，在八国联军惩办罪魁的要求下，这样的功劳同时成为毓贤被发配新疆的理由。就在毓贤行抵兰州的时候，慈禧太后下旨将他就地正法，随行的小妾也被迫令自尽。谕曰：毓贤前在山东巡抚任内，妄信拳匪邪术，至京为之揄扬，以致诸王大臣受其煽惑。及在山西巡抚任内，复戕害教士、教民多命，尤属错谬凶残，著传旨即行正法。执迷不悔的毓贤临死前为自己作了一副挽联：臣罪当诛，臣志无他，念小子生死光明，不似冤沉三字狱；君恩我负，君忧谁解，愿诸公斡旋补救，切须早慰两宫心。他却并没有认识到，他狭隘的政治理念和疯狂举动在带来深重灾难、破坏清政府国际形象的同时，只会将这个日薄西山的王朝以及整个历经苦难的民族带入更加闭关锁国万劫不复的危险境地。

　　事实上，百年的屈辱和固有的民族性格使得这种仇外心理至今仍然深深地埋藏在大多数中国人的心底，在庚子国变后的半个世纪里，这种心理在小范围内又多次急剧释放，并招致了远比我们强大得多的帝国主义列强的残酷报复，为中国近现代史留下了一个又一个的“惨案”和“事件”。但我们在一次次地谴责侵略、抱怨“落后就要挨打”的时候，却很少有人认真反思过中下级军政官员和普通士兵、百姓们对国际法和人道的篾视以及大局观念的缺乏。时至今日，中国的官员和人民在这一问题上如果不能保持一个良好而健康的心态，中国普通民众的文化素质如果不能得到切实的提高，这种仇外心理在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的利用下，极有可能会再次引发盲目的暴力和无序的动荡，在特定的条件下，甚至会给整个民族招至无尽的苦难，给世界文明带来所谓的“黄祸”。这绝不是危言耸听。

　　毓贤杀戮洋人的行为迎合了当时社会上的排外心理，因此他的个人悲剧得到了人民的同情，清廷处死毓贤的圣旨传到兰州时，当地吏民准备为其鸣冤请愿，但被毓贤制止。毓贤离开山西后，太原商贾为他在迎泽门外树立了德政碑。不久，昔日的“京师三少”岑春煊出任山西巡抚，当他从迎泽门入城时看到这块石碑后勃然大怒：罪魁祸首，有什么资格树碑？！当即下令将碑推倒，并追查树碑人的责任。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岑春煊按照朝廷旨意镇压义和团，全省被捕处死的义和团首领多达120余人，此外，全省还有四十余名官员被严查，山西还被要求每年分担庚子赔款116万两，同时赔偿山西教会损失263万两，为殉难教士立碑。这场深重的灾难最终转落到了山西人民的头上。

　　1901年春，岑春煊与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开始协商处理“山西教案”。李提摩太1870年受教会指派来到中国传教，1877年的“丁戊奇荒”中，应上海洋人赈灾会之约赴山西赈灾、传教，在太原修建了教堂、医院、小学、孤儿院，并为当时的山西巡抚曾国荃设计了洋务方案。李提摩太1886年离开山西后，曾在北京加入“强学会”并聘请梁启超为私人秘书，参与维新活动。在山西教案善后谈判代表的助手中，有一个二十一岁的太谷教徒，就在一年前，他和他的妹妹离开太谷教堂仅仅半个月后，困在教堂内的美国传教士和中国教民共14人均被杀害，这个死里逃生的青年，就是后来民国政府的财政部长孔祥熙。

　　当年23岁的李提摩太之所以愿意前往中国传教，是因为中国是他眼中非信教地区中最文明的一个，义和团运动中所表现出的部分中国人的愚昧无知使得李提摩太坚持要在太原开办一所高等学府以启迪教化，在与英美等国公使协商之后，他向李鸿章提出向山西罚银五十万两，用这笔资金“专门开导晋省人民知识，设立学堂，教育有用之学，使官绅庶子学习，不再受惑。”通过李提摩太与岑春煊的多次协商，中西大学堂在第二年开办，并与刚刚成立的山西大学堂合并，成为全国继京师大学堂、北洋大学堂之后的第三所大学。山西大学堂早期毕业的学生，不少人追随孙中山先生走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道路，他们在留学回国以后，对山西辛亥革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对光复全省作出了重要贡献。辛亥革命以后，山西大学堂改为山西大学校，列入国立范围，后称国立第三大学。1931年 7月，山西大学校改称为山西大学。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山西大学的法律、文科并入北京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医学、工学、农学独立成立学院，师范学院迁至晋南的临汾，这座昔日全国知名的高等学府从此成为一所默默无闻的地方性大学。

　　山西大学堂的创立，推动了山西近代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此后，山西各地各级、各类学堂纷纷创建，仅省城太原就先后创办了农林学堂、山西警察专门学堂、山西师范学堂、山西陆军小学、山西医学专门学堂、山西法政学堂、山西商业学堂、女子师范等一批新式学校。1908年，李提摩太再次访问太原时，新成立的山西省咨议局议长梁善济召集太原大中学校学生两千余人在文瀛湖召开欢迎大会，梁善济肯定了李提摩太为山西教育事业所做出的杰出贡献：“所有这些学堂的主要教师都是大学堂毕业的，这些学堂和全省许多学堂所以建立起来，都要归功于大学堂给予的激励。”也正因为如此，李提摩太才会得到清政府赠予的头品顶带和双龙宝星勋章。

　　介绍完变幻莫测的政治风云，让我们再把目光投向清末太原的民生百态。

　　清朝后期，晋祠附近曾有过一家名为“鲈香馆”的酒店，借“鲈”以代“驴”，其实就是驴肉馆。鲈香馆的驴肉远近驰名，而杀驴的过程更是奇绝残忍，先将毛驴灌食白酒，然后将其四肢捆缚固定在矮桌上，众店小二用木板击打毛驴四肢躯干，使酒力行于全身，血脉畅通。店内悬挂全驴图，毛驴全身各处都有专名，食客指图索肉，庖厨依言从活驴身上割取。前店鲜肉已随美酒下肚，后院残驴仍在哀鸣不已。据说当时许多人都专程来此一品奇味。后来朝廷更换知府，新任知府似乎是位动物保护主义者，得知此事后勃然大怒，不仅查封酒店，而且将店主处死，其余有关人等充军发配，并在当地立碑永禁此事。著名作家贾平凹在他的作品《怀念狼》中曾有记叙。

　　1888年，一部十九世纪言情小说的代表作《花月痕》出版了。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介绍说，魏仁秀为太原知府教子时，闲暇之时百无聊赖，于是著书消遣，以“韦痴珠”自况，借美人知遇抒写英雄末路之牢愁，以青楼风月玩味人生悲欢离合、荣辱穷达的感慨。

　　在这部小说中，以文名噪世的“海内二龙”韩荷生、韦痴珠同游太原，将“并州二凤”杜采秋、刘秋痕视为红颜知已。韩荷生后来官至封侯，与杜采秋终成眷属，有幸成为“比翼之鹣”，而怀才不遇的韦痴珠却困顿羁旅，与并州花首刘秋痕情投意合却无力为其赎身，终至心力交瘁，咯血而死，刘秋痕也随即自缢殉情，终成“分飞之燕”。

　　“一夕之盟，终身不改”，在这部小说中，魏仁秀将名士美人青楼之遇的情感关系推向了一种理想化的极致。《花月痕》也在清末和民国年间名著一时，成为研究十九世纪中国小说的必读之作。

　　魏仁秀在《花月痕》中描述了纯阳宫等许多旧太原的风景街市，而作者著书的“四美园”也就是小说中有过细致描写的“愉园”更是因此而闻名。四美园是位于昔日米市街今日开化市街南侧的一处风景园林，至于四美之名，是指良辰、美景、赏心、乐事四者俱备的意思，也有人说它指的是四位美人。四美园现在早已不复存在，唯一的遗物就是迁至文瀛湖畔的绿色琉璃砖塔，另外，据说四美园园门上砖刻的“四美园”三字虽然在文革期间被破坏，但依然能够辩认。前几年，在四美园旧址附近新建的一座三星级大酒店，名字就叫愉园。

　　就在魏仁秀创作《花月痕》的道光年间，太原还曾出过两起哄动一时的案件，“太原奇案”和“赵二姑命案”，这两起案件离奇曲折的过程丝毫不逊色于当时盛行的公案小说。

　　张汶祥刺马案、杨月楼诱拐卷逃案、杨乃武与小白菜案、杀子报案被称为清末四大奇案，鉴于杀子报案秽亵残忍，不宜过分渲染，所以现代又将“杀子报案”撤去，以“太原奇案”取而代之。

　　痴情贞烈的小姐，忠义聪慧的丫头，再加上案情之中令人惊绝的机缘巧合，实在堪称奇案。事情的缘由起自于那个年代十分常见的嫌贫爱富的悔婚故事，太原巨富张百万嫌弃家道中落的未婚女婿曹文璜，而将次女玉珠另许姚家，但痴情的玉珠小姐宁死不从，在丫环秀香的帮助下与曹文璜私奔于嫁前夕，准备投靠曹家故交，担任交城县令的陈砥节。二人出城前在豆浆店歇息时，莫老汉父女同情他们的遭遇而将自家毛驴借与代步。第二天，张百万带领家丁前往长女金珠家找寻玉珠，怀疑她藏身于衣柜中，有口难言的金珠只得任由他们将衣柜抬回张府，撬开锁具，却发现里面原来是个已被闷死的偷情和尚。为了搪塞姚家，张百万谎称玉珠暴病身亡，为和尚穿上嫁衣置于灵房。半夜，和尚从昏迷中苏醒，逃出张府，在莫老汉家用嫁衣换了一身普通衣衫返回崇善寺，途中调戏一早起的妇女，被其丈夫吴屠户杀死，弃尸水井。接连接到和尚命案和张百万家走尸的报案后，阳曲县令杨重民开堂公审，有居民指认和尚所穿为莫老汉衣物，急欲结案的杨重民认定莫老汉为杀人凶犯，莫老汉屈打成招，案情上报刑部。几天后，曹文璜从交城回太原还驴，为莫老汉申诉，杨重民对冤情有所察觉，但害怕暴露自己严刑逼供草菅人命，而将曹文璜冤为同谋。当日吴屠户杀人后，迁居晋祠，曹文璜回太原时途经吴屠户的酒店，酒后失言的吴屠户吐露了他杀害和尚的秘密。玉珠的丫环秀香在探监时得悉全部案情之后，一方面请求晋祠保长监视吴屠户，另一方面赶赴交城寻找玉珠。事又凑巧，交城县令陈砥节就在此时被提升为山西提刑按察司，赴任太原。于是，真相大白，冤情昭雪，有情人终成眷属。前几年，山西电影制片厂曾将此案拍摄成五集电视连续剧，但不知什么原因，始终未曾播放。

　　相对于“太原奇案”，发生在榆次的“赵二姑命案”的案情就简单得多，但却因为地方官员的贪赃枉法而费尽周折，几乎酿成民变。榆次赵二姑被邻居阎思虎强奸，告到县衙，但知县吕锡龄收受被告贿赂，判定为通奸。悲愤交加的赵二姑在二审时当庭刺喉自尽，吕锡龄却诬陷为侄女申辩的赵添中当堂杀人，并唆使堂上县吏提供伪证。此后，赵二姑之父赵添和赴太原府衙上诉，太原知府沈琮极为回护，在复审中仍以通奸定案。赵二姑之母曹氏愤而一头撞倒在府堂台阶上，赵添和强忍悲愤，背负着濒临断气的妻子来到山西巡抚衙门上告，但却仍是维持原判。回到家乡后，远近前来探望的平民多达万人，在众人的帮助下，赵添和夫妇上京告状，刑部员外郎山西太谷人贾大夏深表同情，通过御使梁中靖把诉状直呈道光皇帝。道光皇帝下旨，由山西巡抚邱树棠提审此案，邱树棠接旨后委托包括当事官员在内的几名官吏会审，结果依然是维持原判。在贾大夏和梁中靖的努力下，道光皇帝再次下旨，由刑部尚书亲审，终于使案情大白，涉案的六名官员和做伪证的八名县吏全部受到严惩，负有责任的山西巡抚邱树棠也被道光皇帝斥责，受到降职处分。按照道光皇帝的旨意，榆次县为赵二姑建立牌坊，旌表赵二姑，并使为官者引以为鉴，当地人民也集资将赵二姑葬于坊侧，以慰亡灵。

　　从赵二姑命案所体现出的司法黑暗和各级官员如此大规模的集体腐败来看，满清王朝的腐朽末落已经不可救药，革命，无可避免。

　　山西巡抚丁宝铨为什么会被同盟会排挤离晋，同盟会为什么能够取得山西新军的实际领导权，阎锡山为什么要让并非自己统领的86标发动太原起义，同盟会员陆光熙为什么会死在起义士兵枪下，太原起义的领导人姚以价为什么终身不愿再回山西，请看《沧桑阅尽话太原》太原沧桑第二十七章：首义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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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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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桑阅尽话太原第二十七章　首义门

　　十九世纪末，腐朽专制的满清王朝在经过了一次又一次惨痛的失败之后，决定建立近代化的军队和与之相适应的军事教育制度。1898年，山西武备学堂在太原应运而生，但仅仅一年之后就被山西巡抚毓贤裁撤。1902年夏天，重新设立的山西武备学堂向全省招生，第一期文化考试的题目是：韩信点兵多多益善论。两年后，山西地方政府从这120名学员中选拔了24人留学日本，以便将他们培养成为用现代军事思想来保卫专制王朝的中、上级军事人才。临出国之前，有关官员专门教育他们不得与革命党人接触，然而，不论是后来加入了同盟会的阎锡山、温寿泉、乔煦、张瑜、马开崧，还是没有加入同盟会的姚以价、黄国梁等人，他们几乎都无一例外地接受了革命思想，并成为日后太原起义的领导力量，阎锡山、温寿泉、张瑜、乔煦四人，更是成为同盟会中仅有二十八位成员的秘密军事骨干组织“铁血丈夫团”的成员。

　　1909年，山西武备学堂第一批留日学生陆续回到太原，很快就取得了山西新军的实际领导权，按照同盟会“南响北应”的初步战略构想，山西同盟会开始为响应南方起义积级准备。当时的山西旧官僚中，山西巡抚丁宝铨素称能吏，他的主要助手夏学津管理军队极为严厉，同盟会决定扫除这两个革命的主要障碍。

　　早在两年前，山西各校留日学生陆续回国后，创办了山西同盟会的机关刊物《晋阳公报》，这一舆论工具成为宣传革命思想、推动革命运动的重要武器。夏学津的妻子姿容美艳，据说是拜认丁宝铨作了义父，时常出入巡抚衙门，与丁宝铨的关系似乎有些暧昧，此事被《晋阳公报》曝光之后，丁、夏二人声名狼籍。不久，夏学津奉命率领两营官兵协助文水、交城两县禁烟，在遭遇农民抵抗时处置不当，激化矛盾，以至酿成血案，四十余位农民被军队开枪打死。当时似乎还没有新闻检查制度，这一惨案被《晋阳公报》批露，全国多家报社转载，一时间舆论哗然，夏学津等一批当事官员被革职，丁宝铨受到降职处分，调离山西，同盟会的“倒丁运动”获得成功。

　　丁宝铨去职后，江苏布政使陆钟琦被任命为山西巡抚，有孝子之誉的的陆钟琦是光绪十五年进士，做过溥仪父亲载沣的老师，曾负责直隶赈灾事务，在湖南任上整顿司法工作，澄清积案，用封建社会的眼光看可以算得上一个比较称职的官员。虽然陆钟琦较之晚清那些腐朽的保守派还算开明，但仇视革命，极端顽固，当时剪发的男子已经很多，陆钟琦已经剪发的次子陆光熙每次见父亲却都要戴上一条假辫子。

　　10月6日，陆钟琦抵达太原，四天之后，也就是永载史册的1911年10月10日，武昌新军发动起义，辛亥革命爆发，湖南、江西先后响应，陆钟琦忧心忡忡，预感到革命的风暴随时都有可能降临，开始与他的下属们研究对策，采取预防措施。10月22日，邻省陕西爆发革命，宣布独立，对山西产生强烈的冲击，陆钟琦紧急下令平阳清军布置河防，预防陕西革命军进入山西。

　　就在这个时候，陆钟琦在北京任职的次子陆光熙突然来到太原，陆光熙为什么归来，有两种不同的说法，一是受其父之召回来商议对策，二是山西的中间派希望利用他来说服陆钟琦“和平让渡”以避免革命。

　　和那个时代许许多多留学国外的官宦子弟一样，曾留学日本的陆光熙并没有被一帆风顺的锦绣前程所羁拌，而是以一腔热血毅然投身革命，参加了同盟会。做为同学，陆光熙虽然与阎锡山没有深交，但他不仅知道阎锡山是同盟会会员，而且是山西革命的关键人物，因此，陆光熙回到太原的第二天就拜会了阎锡山，从阎锡山和陆家后人的回忆录中，我们可以推测出，这不是一次普通的会见，而是一次秘密谈判，双方甚至初步达成了某种意向。

　　我们回过头来看就会发现，几乎所有的革命都难以避免激进的暴力和盲目的破坏，和平过渡，无疑是实现共和的过程中将暴力与破坏降低到最低程度的一个途径。就在陆光熙为此积级努力的过程中，我们有理由相信，他在自己的父亲面前，对阎锡山等同盟会同仁的身份始终都守口如瓶。陆光熙既没有因为自己的革命信念而抛却人伦，也没有为了父子亲情而背叛事业，然而，如此优秀的一个热血青年，他的建议却得不到父亲的采纳，自己也最终倒在了起义士兵的枪下永不瞑目，而他同盟会员的身份直到几十年后仍然有人持怀疑甚至否定态度。

　　阎锡山与陆光熙之间当时难免存在着猜疑与戒备，如果他们有充裕的时间运作，在山西实现和平过渡并非没有可能，但陆钟琦的顽固与愚忠却将这一希望化为泡影并促使山西革命提前爆发。

　　当时山西军队分为新军和旧军两部，驻扎于太原的山西新军正式成立于1909年12月，番号为暂编陆军第43协，协相当于现在的旅，共约4500余人，协统谭振德虽然是一个顽固分子，但并不直接掌握兵权。43协下辖两标，标相当于现在的团，第85标驻扎于城外狄村和岗上村一带，标统黄国梁，他虽然不是同盟会员，但一向同情革命，而且是阎锡山的结拜兄弟。85标下辖三营，第一营管带白文惠和第二营管带姚以价都是革命同情者，只有第三营管带熊国斌是顽固分子。第86标驻扎于城内后小河，标统为阎锡山，除了第三营管带瑞镛为满族人外，另外两个营的管带乔煦、张瑜均为同盟会会员。山西旧军共约四千余人，主要驻扎在全省各地，太原的旧军共有巡防马队、满洲城护卫旗和巡抚亲军卫队三支，共约六七百人，城内另有巡警约千人。

　　同盟会极为重视在新军中发展力量，从下级军官到基层士兵普遍支持革命，陆钟琦对此也有所察觉，当10月22日陕西发生革命之后，陆钟琦决定调用旧军回太原驻防，而将太原新军调往外地以分散革命力量。

　　10月25日，陆钟琦命令第85标在10月28日分批开赴蒲州。新军力量一旦被分解，将对革命事业造成损失，增加太原起义的难度，阎锡山立即召集同盟会主要成员在黄国梁寓所召开秘密会议，商议对策。清政府为了防止军队革命，平时部队不装备子弹，只有在调防或临战前才能领到弹药，一旦领到弹药，也就意味着新军有发动起义的可能，同盟会决定等85标领到子弹后由85标先行发动起义。

　　按照陆钟琦的命令，黄国梁率领标本部和直属骑兵营在10月28日下午开拔，其它即将出发的各营也在当天领到了子弹。与此同时，同盟会员们向新军部分下级军员和基层士兵传达了起义指示，得到大家的一致赞同。在争取高级军官时，第一营管带白文惠已经回到城内寓所，督练官苗文华表示响应，考虑到曾留学日本的第二营管带姚以价向来同情革命，在军队中威望较高，同盟会员们将起义的计划通知了姚以价并推举他为起义军总司令，姚以价当仁不让，慨然允诺。

　　1911年10月29日凌晨，山西新军第85标第一营、第二营一千余名官兵在狄村军营誓师，姚以价声泪俱下地痛斥了满清王朝的腐朽专制，并以民族主义激励士气，同时申明军纪布置了作战任务。誓师结束后，两营官兵向太原城进发，途经东岗村第三营军营时，部分事先得到通知的官兵加入了起义军。

　　拂晓时分，起义军赶到承恩门，埋伏于吊桥附近，不久，已被同盟会争取的巡缉队警官李成林打开城门，起义军趁着微露的曙光一涌而入，攻入太原。

　　承恩门是明初展扩太原城时修筑的两座南门之一，民间将迎泽门称为大南门，而将承恩门称为新南门，不过，这座城门却长年封闭，直到1907年正太铁路峻工之后，因为太原火车站建在新南门外，封闭了数百年的大门才重新被打开，由巡缉队一个排的警察守卫。辛亥革命胜利后，承恩门改名为首义门。解放战争期间，首义门在炮火中受到损伤，建国初年被拆除，原址改造成为五一广场。

　　按照既定计划，苗文华率领第一营攻打满族人聚居的满洲城，杨彭龄、张煌率领第二营攻打巡抚衙门，姚以价进驻东夹巷教会医院指挥，同时安抚外国人。

　　当第二营跑步冲到北司街口时，从满洲城方向已经传来了枪声，起义部队快速赶到巡抚衙门，用石条砸开大门，击毙门卫马八牛后冲入巡抚大院，从睡梦中惊醒的巡抚亲军卫队未作抵抗即四散逃逸。相形之下，一省长吏陆钟琦身上充满了旧式官僚的迂腐之气，面对蜂拥而入的起义士兵，他愤然责问道：“我刚来一月，有何坏处，尔等竟出此举？！”一片枪声响起，来太原仅二十三天的陆钟琦和他的仆役李升饮弹身亡，这时，身穿军服携带手枪的陆光熙怒斥道：“你们这是做什么？！”又一片枪声响起，同盟会成员陆光熙就这样倒在了革命同志的枪下。起义士兵冲入内室，陆钟琦的妻子唐氏和仆役万春先后被杀，陆钟琦十三岁的长孙陆鼎元也被刺伤。

　　起义士兵从巡抚衙门出来后，协统谭振德闻声赶来，厉声问道：“你们是哪一营的，谁叫你们造反？！”起义士兵回答道：“我们是起义的革命军，你随不随？”谭振德怒道：“我不随！”，说完扭头就走，起义士兵开枪将他击毙。事后，同盟会出于人格上的尊重，对陆钟琦父子与谭振德均予以礼葬。

　　当年清军攻入太原之后，为保证驻防清军和满族人的安全，在太原城中修筑了满洲城。满洲城在光绪年间被洪水冲圯，满人全部迁出，在今天的新城街一带另建新满洲城，原满洲城从此被称为旧满城，也就是今天的旧城街。起义军在满洲城遇到旗兵的顽强抵抗，一时难以攻取，炮兵营将火炮从承恩门拉上城墙，拖到小五台城墙处，居高临下向满洲城轰击，几声炮响之后，满洲城守尉增禧竖起白旗，缴械投降。

　　当时太原的满洲人大约有五六千人，他们虽然享受国家拔给的田产，但不事农桑的民族传统使得他们的境遇并非像人们想象中的“八旗子弟”那般逍遥纨绔。由于山西同盟会执行的是平等的民族政策，因而在革命期间并没有象一些地方那样出现过滥杀满人的现象。满洲城守尉增禧曾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生物系，辛亥革命后退出政界，在太原一中教授生物和美术。增禧早年擅长工笔画，后来因为视力原因而改画写意，1929年，冯玉祥将军暂居晋祠时，曾聘请他教授国画。抗日战争期间，日伪政府希望增禧担任“山西省教育厅”厅长，他坚辞不受，一名日本军官向他求画也被婉拒。增禧后来以行医为生，有人曾见到过他保存的傅山先生的医学著作。

　　从拂晓五时到清晨八时，随着巡抚衙门、满洲城以及弹药库、军装局、藩库等要害部门的攻取，效忠于清室的旧军的溃散投降，太原起义宣告成功，满清王朝在太原长达二百六十七年的统治就此结束。当天上午，阎锡山在一片混乱之中被推举为都督，从此开始了他对山西长达38年统治。这一天，是农历九月初八，阎锡山二十八的生日。

　　山西军政府成立后，立即召开会议，安排光复全省和堵截清军的任务，征尘未洗的姚以价再次临危受命，担任东路军总司令，于第二天率军赶赴娘子关省界。军政府同时宣布年号采用黄帝纪元4609年，悬挂“八卦太极图”白旗，改《晋阳公报》为《山西民报》，同时还派代表向祁县富商渠家和乔家借款四十万以度周转。

　　85标第三营管带熊国斌一向反对革命，他在当天傍晚率领第三营入城来到第86标驻地求见阎锡山，阴谋行刺，被击毙，他的部下有一部分溃散，此前，驻防城内的数百旧军也大多溃散，山西军政府对他们未能及时进行收编，致使这两支溃兵开始在市内抢掠。一部分即将开赴娘子关堵截清军的士兵在藩库领取军饷时也公然抢劫库银，守卫士兵无力制止，于是也参加了抢劫，有人还怀疑一些高级军官有计划地组织士兵实施抢劫。10月29日，太原在光复后的第一个夜晚陷入了一片混乱，乱兵和趁火打劫的歹徒横扫西羊市、估衣巷、帽儿巷一带的商号，并且放火焚烧，彻夜不绝，军政府派出部队镇压，约有一二百人被就地正法，负责守卫藩库的第86标排长张振声被枪决。

　　山西在中国的重要地位往往更多的显示于分裂动乱时期，辛亥革命无疑又是一例。太原起义虽然历时较短，但它在整个辛亥革命中却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从时间上说，山西在全国是继湖南、江西、陕西之后第四个响应武昌起义的省份，并与陕西联成了一片。从地理上说，山西近在天子脚下，随时有可能兵出娘子关、大同而断绝南北交通、直趋北京。从影响上说，太原起义不仅带动和促进了山西全省的光复，而且，这场在清政府自以为统治最为稳固的北方爆发的起义，对腐朽的满清王朝带来了巨大的震憾的威胁。孙中山先生曾评价说：“去岁武昌起义，不半载竟告成功，此实山西之力，……使非山西起义，断绝南北交通，天下事未可知也。”

　　清廷得知太原起义，大为震恐，马上命令吴禄贞将军率领第六镇（师）开赴石家庄，准备镇压山西革命。吴禄贞曾留学日本，为同盟会员，在他的倡导下，吴禄贞与阎锡山在娘子关会晤，计划共同组成燕晋联军，截断京汉铁路，直捣北京。但是，吴禄贞的意图被暴露，袁世凯派遣被吴禄贞撤职的一名旧部以白银三万收买了吴禄贞的卫队长，吴于11月6日遇刺身亡。吴禄贞牺牲后，第六镇迅速分化，已经到达石家庄的两营山西革命军被迫撤回娘子关。第六镇的同盟会员和革命者们护卫着吴禄贞等烈士的灵柩同时归晋，吴禄贞将军的遗体被临时埋葬在娘子关。1912年3月，山西同盟会将吴将军的灵柩迎至太原，停于昭烈祠内，召开追悼大会，并邀请吴的家属为之易棺改殓。次年，山西同盟会在石家庄为吴将军铸立铜像和石碑，修建了墓地和专祠。

　　辛亥革命中的太原起义虽然就发生在几十年前，但是，由于时局动荡、史料佚散以及主要领导人阎锡山后来积极反共等多种原因，再加上起义参加人员多年之后在回忆时难以避免的疏漏与错误，以至于这次起义的许多史实已经成为历史之谜，在许多有关太原起义的权威性著作中，都出现了互相矛盾甚至截然相反的记叙。不仅在一些重要问题上存在争议，某些细节也有时候出现了多种不同的说法。例如，关于谭振德，就也有死于起义军攻取巡抚衙署之前和之后两种说法。关于熊国斌之死，我在正式出版的书籍上看到了四种说法，一、小解时被阎锡山的马弁枪杀，二、向阎锡山开枪行刺时被阎的马弁枪杀，三、被阎锡山本人枪杀，四、行刺阎锡山时被击伤，拖至营门外灰窑内活埋。

　　关于陆钟琦的妻子唐氏，有的说是被起义军刺死，有的说是被流弹击中腿部后失血过多而死，还有人回忆说她中枪后逃至关帝庙躲藏并未殒命，不过，最后一点明显存在错误，可以确信唐氏死在了太原起义中。陆钟琦当时在太原的家眷还有长媳和她的三个子女、次媳陆光熙之妻施氏和她的女儿陆士嘉以及三儿媳，她们和一些仆役从衙署东跨院东墙上挖洞逃走，后来均迁居北京。陆光熙的女儿陆士嘉后来留学德国，起义军敢死队队长郭登瀛的儿子曾在德国见过她，陆士嘉回国后在北京一所大学任教，陆钟琦的长孙陆鼎元后来在北京以出租小人书为生。

　　另一个存在争议的问题是关于娘子关的失陷。12月9日，南北议和开始，双方同意先行停战，但袁世凯为了在谈判中争取有利地位而以电报不通为由违约进攻娘子关，娘子关在三天后失陷。对此，一种说法是东路军总司令姚以价在清军重兵压境之下坚守至最后才被迫撤退，另一种说法是姚以价在与其它将领意见不合的情况下，于12月11日弃军出走，先于阎锡山等人返回太原，阎锡山因此准备将其处以军法，姚以价在同僚的保护下连夜逃往天津。

　　这桩未能了断的公案最终成为辛亥功臣姚以价一生莫须有的污点，姚以价次年返回太原时，报纸上就此事对他进行责难，姚以价一怒之下砸了报馆，将报馆主笔门牙打掉，愤然离晋，从此再也没有回过故乡。姚以价此后参加过二次革命、护法战争、直奉大战。抗日战争爆发后，姚以价避居陕西，送爱子姚鸣第从军，姚鸣第后来牺牲在聊城战役中。姚以价于1947年病逝于西安，去世后被追赠为陆军上将。

　　娘子关失守后，阎锡山仓惶北逃，太原被清军占领。在正在进行的南北议和中，袁世凯借口太原起义军曾有劫掠行为而拒绝承认山西为起义省份，孙中山先生为此对山西代表承诺：“宁可议和决裂，不能不承认山、陕的革命同志。”南北议和结束后，袁世凯就任大总统，阎锡山韬光养晦输诚示忠，消除了袁世凯对他的猜忌，于1912年4月4日率军回到太原，重掌山西政坛。

　　1912年八月，阎锡山致电正在北京的孙中山，邀请这位革命伟人访问山西。9月18日下午，孙中山乘坐专列抵达太原。第二天，山西各界人士在山西大学堂举行欢迎大会，孙中山发表演说，热情肯定了太原起义的历史功绩。9月20日下午，孙中山先生在海子边与山西各界群众一万余人见面，海子边后来一度被改名为中山公园，而他凭栏演讲的原劝工陈列所阁楼至今被做为文物保护。

　　山西为什么会被授予“模范省”的称号，阎锡山为什么要下“罪已令”，阎锡山是如何凭借山西而成为中国四大军阀的，全国军阀与政界代表云集太原在酝酿什么阴谋，冯玉祥、孙殿英为什么要在晋祠隐居，请看《沧桑阅尽话太原》第二十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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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二十八民国春秋 Re:太原沧桑一 ZT

沧桑阅尽话太原第二十八章　民国春秋

　　太原起义的当天，时年二十八岁的阎锡山被推举为都督，这个在风云变幻的民国政坛中绝无仅有的不倒翁从此统治山西长达三十八年之久，山西的民国历史，很大程度上成为他个人的历史。

　　阎锡山出生于山西五台县河边镇一个以经商为主的小地主家庭，接受过五年的传统教育，1900年与父亲在金融投机生意中的失败彻底改变了他的命运，乱世山西因此少了一位杰出的商人而成就了一个集五千年权术于一身的政治奇人。避债太原的阎锡山弃商从戎，考取山西武备学堂，并在两年后被选送东渡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留学，臭名昭著的冈村宁次和板垣征四郎分别是他的队长和教官，而民国初年叱咤风云的名将蔡锷、许崇智以及后来的日本战犯土肥原贤二都是他的同学。

　　袁世凯就任大总统之后，阎锡山韬光养晦输诚示忠，消除了这个他一生中最为惧怕的枭雄对自己的猜忌，成为袁世凯当政时期罕见的担任一省要职的原同盟会员。做完了八十三天皇帝梦的袁世凯倒台后，阎锡山排挤异已，又取得国务总理段祺瑞的信任，被任命为山西省长，集山西军政大权于一身。

　　1917年，阎锡山响应段祺瑞而参加征讨“护法运动”，远征湖南的晋军混成旅全军覆灭，遭此打击的阎锡山因而提出了“保境安民”的口号，暂缓向外扩张势力，在多次军阀混战中保持中立，转而全力经营山西，阎锡山所倡导的“六政三事”、“村本政治”等一系列措施客观上促进了山西经济的发展，为山西赢得了“模范省”的称号。

　　阎锡山有别于其它军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勤于学习，建立了自己的一套思想体系。山西省府院内有梅山，这里原是明代巡抚衙门堆煤的地方，张之洞出任山西巡抚时，为了使衙门形成北高南低有靠山的风水格局，使之官运旺盛长久，在这里堆筑起了一座假山，名之曰梅山，阎锡山入主督军府后，改梅山为进山。从1920年开始的两年多时间里，阎锡山集团的骨干分子们在进山上的“邃密深沉之馆”和山前的自省堂每周学习讨论两次，这也就是所谓的进山会议，这一会议对阎锡山的思想发展以及他的治晋策略都有重要影响。1922年，阎锡山在上马街创办的一所私立学校也被命名为进山，山西的许多知名人士都是从这所中学毕业的。建国后，进山中学改名为太原市六中，1985年恢复进山中学的原名。进山会议会址之一的自省堂后就是现在省府梅山会议厅，山西人经常在新闻中听到它的名字。

　　与此同时，阎锡山采取一系列措施扩充自己的实力，在太原逐步建立起一整套完善的军事工业体系，这一体系后来成为建国后太原军事工业的基础。凭借充足的军需物资保障，从1917年到1930年，踌躇满志的阎锡山先后四次扩军，使晋军由7000人猛增到20余万，成为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

　　为了缓解因军费大幅度增加而带来的财政压力，1925年春，在财政厅长杨兆泰等人的建议下，山西开始征收房税，甚至连马棚、厕所也在征收之列。这一苛政很快就引得民怨沸腾，中共太原地方党组织通过山西省学联出面，领导了反房税运动。

　　5月16日，太原学生代表前往省议会质询，两个副议长推诿回避，不做明确表态。学生代表们在当天下午来到督军公署请愿，要求取消房税，阎锡山在接见学生代表时答复说：“现在山西三面为土匪所包围，你们都有父母姊妹，我不能不保护他们。我们要扩充队伍，就要有钱，验契就是为了筹款。”阎锡山说的也有一定道理，当时河南的冯玉祥军为了激励部队进攻山西的士气，军歌中就有“北地胭脂大同女，银子窝窝府十县”的词句。学生们同时对房税征收过程中的一些措施提出质疑，阎锡山予以搪塞，请愿没有任何结果。

　　学生代表退出督军公署后，立即召开会议商议对策。两天后，太原各校学生数千人从文瀛湖出发，手持“废除恶税”、“为民请命”的标语再次前往省议会，得到消息的议员们早已逃避，愤怒的学生们打砸了省议会后，又贴上了“民众查封”的封条。请愿学生随后来到督军公署，阎锡山命令督署卫兵一律不带武器、不系皮带、不穿皮鞋，排成人墙将学生队伍阻拦在大门外，只允许23名学生代表进署。见到阎锡山之后，23名为民请命的学生代表按照预定计划跪请取消房税，双方僵持了几个小时后，尴尬不已的阎锡山被迫屈服，亲笔写下了取消房税的手谕，画押签字，由学生代表向署外学生宣读。取得胜利的学生们在返校途中，又捣毁了征收房税倡议者杨兆泰的住宅。

　　第二天，阎锡山别出心裁地发布了《宽恕令》和《罪己令》，自称“德不足以服众，诚不足以感物，遂令莘莘学子，疑障横生，咎在已身，责无旁贷，抚衷循身，惭仄良久。”反房税运动是民国时期山西规模最大的一次民主运动，在广大学生面前，素有土皇帝之称的阎锡山也被迫在事后采取高姿态来收拾民心，在留学日本期间受到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影响的阎锡山在这一点上的确比同时代的军阀们要开明。

　　其实太原历来就是一座学生运动的先锋城市，此前的五四运动和此后的五卅运动等历次民主运动，都有太原学子们的积级响应。

　　羽翼丰满之后，出于当时的政治形势和个人野心，跃跃欲试的阎锡山重新加入军阀混战。1926年初，奉系与直系军阀准备联合进攻冯玉祥的国民军，张作霖、吴佩孚、冯玉祥三方先后派代表来到太原游说阎锡山，阎锡山权衡利弊，与直奉联合讨伐冯玉祥，趁机夺取绥远，将势力延升到山西省外。

　　同年七月，广东国民政府挥师北伐，派出代表来到太原与阎锡山接洽，阎锡山于次年6月6日就任北方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改易青天白日旗，通电服从三民主义。四个月后，阎锡山誓师讨奉，并在1928年6月进占北京和天津。不久，蒋介石在西山碧云寺召开会议，将北京改名为北平，委任阎锡山兼任平津卫戍总司令，至此，阎锡山统治了晋、冀、察、绥四省区和平津两大城市，他的权力急剧膨胀，达到其一生的顶峰，成为与蒋介石、冯玉祥、李宗仁比肩的中国四大军阀之一。

　　1928年底，身负国仇家恨的张学良东北易帜，蒋介石从形式上完成了全国的统一，随之而来的便是意在“消藩”的编遣会议。蒋介石要排除异已，地方诸侯要保存实力维持割据，各大军阀之间的矛盾迅速激化，编遣会议不仅没有实现缩编军队的目的，反而成为新军阀混战的导火索。

　　1929年5月，蒋桂战争之后，除了那四百万大洋，蒋介石为稳住冯玉祥而许下的诸多诺言均未兑现，冯玉祥一怒冲冠，枕戈待战，然而，他的部下韩复榘、石友三等均被收买，通电拥蒋，冯玉祥势孤力穷，通电下野，于6月21日携带妻女赶赴太原，希望能够联合阎锡山共同反蒋。

　　而事实上，晋军将领普遍对冯玉祥缺乏好感，除了冯玉祥难以与人长久共事外，北伐期间，晋军与冯军相约并肩北进，当阎锡山连卫队都投入前线作战的时候，冯军却背信弃义突然南撤而置晋军于倒悬，直到桂军赶赴石家庄，晋军才转危为安。阎锡山在接见反房税的学生代表时所说的土匪，指的就是威胁山西的冯玉祥。

　　当桂系军阀领袖流亡香港之后，蒋、冯、阎之间三角追逐的关系变得极其微妙，阎锡山一方面扬言要与冯玉祥相偕下野出洋以和平解决争端，另一方面又扣留冯玉祥先后将其软禁于太原晋祠和五台县西会村，将冯玉祥做为一张筹码以增加自己的份量从而牵制蒋介石。

　　虎落平阳的冯玉祥滞留山西长达半年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就居住在晋祠外的一所私人花园内。闲暇之时，冯玉祥多次参观晋祠和当地小学，并请来画家增禧也就是那个辛亥革命时期的太原满洲城守尉前来教授国画。中原大战失利后，冯玉祥再度隐居于晋祠以西的天龙山，在高欢避暑亭附近，我们至今可以看到将军留下的摩崖石刻：“穷苦同胞之得救，其道路为革命，根基在知识，吾生惟此二事”。冯玉祥在此期间还出资修建了晋祠通往天龙山的道路，建议地方政府保护文物，并派人将盗卖文物的静亮和尚押送县署。

　　在蒋介石的挽留下，故做姿态的阎锡山顺水推舟，放弃出洋，但随着全国第二次编遣会议的召开以及冯军二次反蒋和唐生智反蒋的先后失败，阎锡山的自身利益受到严重威胁，如同唐末朱温在汴州谋取李克用一样，咄咄逼人的蒋介石命令韩复榘在郑州逮捕帮助他讨伐唐生智的阎锡山，这一失败的行动最促终使阎锡山下定了反蒋的决心。

　　当时桂军、冯军的实力在蒋介石的打击下都遭到不同程度的的削弱，只有晋军还保持着完整的兵力，阎锡山一时间众望所归，成为各反蒋派系所瞩目的重要力量。1930年初，全国反蒋力量麇集太原共商大计，参与策划倒蒋的有改组派领袖汪精卫、陈公博，西山会议派领袖邹鲁，冯玉祥、李宗仁、韩复榘、石友三、樊钟秀、孙殿英、唐生智、宋哲元、马鸿逵、刘湘等全国大小军阀的代表以及张学良的秘书共五十余人，冠盖云集的太原成为汇合全国反蒋力量的政治中心。

　　晋军将领绝大多数都由阎锡山一手培植，唯阎锡山命令是从，但晋军内部也存在反对意见，比如向来较有头脑的徐永昌。在南京交涉的赵戴文回到太原后，指责来太原劝阎反蒋的“多半是一些流氓政客和失意军人”，赵戴文本人则被部分晋军将领骂为受到蒋介石蛊惑的腐儒。

　　经过一系列军事和舆论准备，1930年3月21日，阎、冯联名发出倒蒋通电，全国反蒋的大小军阀纷纷响应。4月1日，阎锡山在太原就任中华民国陆海空军总司令。5月11日，民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军阀混战中原大战正式爆发。晋军在经过四次扩充之后，共拥有兵力20余万，加上其它军阀，反蒋联合阵线共集结了70万大军，蒋介石投入的总兵力约有30万人，这场百万鏖兵的大撕杀艰苦地持续了五个多月，烽烟燃遍中原，三十万生灵惨遭涂炭。

　　1930年8月，汪精卫主持的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决定组织与南京对抗的国民政府，民国19年9月9日9时，志得意满的阎锡山在北平怀仁堂宣誓就任国民政府主席。这个新政权颁布了新的约法，也就是由汪精卫和阎锡山主持制定的《太原约法》，它因为包含了保证各项人权的条款而得到相当普遍的支持，特别是开始感受到南京政府政治压制刺痛的知分子的支持。然而，仅仅九天之后，观望局势的张学良在笑纳了蒋介石赞助的两千万元军费之后，通电拥蒋，挥师入关。9月21日，扩大会议主要成员从北平逃往太原，扩大会议及其国民政府随之倒台。

　　在失败已成定局的情况下，不甘屈服的冯玉祥、汪精卫还想做困兽犹斗，但精于算计的阎锡山为保存实力而通电下野，逃往大连，中原大战宣告结束。就在他下野前夕，蒋介石派飞机轰炸太原以对阎锡山施加压力，这是太原城在历史上首次遭到飞机轰炸。

　　纵观中原大战前后的种种表现，冯玉祥确实勇武有余而谋略不足，最终拼光了惨淡经营二十年才积累起的三十万西北军。相比之下，阎锡山和蒋介石可谓老奸巨滑，行事素来谨慎的阎锡山虽然下野而去，但晋军除了担负掩护任务的三个师外，其余全部在徐永昌的率领下退回山西，成为阎锡山东山再起的资本。从他的失败，我们可看到，阎锡山在胆识韬略、胸怀眼光以及号召力上还是逊于蒋介石一筹，也正因为如此，成大事者，蒋介石也，成诸侯者，阎锡山也，而冯玉祥之辈，则只能为将为帅，至多再加上个爱国的头衔。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太原抗日救亡热情高涨，十二月八日，数千名学生先后到山西省政府和省教育厅请愿示威。十二月十八日，数千名学生又来到国民党山西省党部请愿，在交涉过程中，国民党纠察队大打出手，打死一人，打伤十四人，酿成“一二?一八”惨案。遥控山西的阎锡山利用这一事件查封了国民党山西省党部，将蒋介石的势力排挤出山西。

　　1932年，国民党内部蒋、汪合流，阎锡山东山再起，就任太原绥靖公署主任。阎锡山回到太原后，大力镇压共产党，陆续将在中原大战中退入山西的十几万客军运动出境，山西又恢复了阎记的一统天下。

　　以制造毒品、印刷假钞维持军需的孙殿英部是当时滞留在山西的客军之一，东陵大盗孙殿英因为阎锡山在盗陵案中袒护过自己，1929年曾投归晋军。晋军将领因为孙殿英是土匪出身而反对收编孙部，不屑与其为伍，阎锡山为此在一次会议上特意劝说大家：“你们不要小看孙殿英，人家白手起家，是个创业打江山的人，我们不要他，蒋介石也会要他。”第二年春天，孙殿英来到太原向阎锡山致谢，阎锡山安排十几名高级将领在东米市新美园饭店为其洗尘，席间他们结为异姓兄弟，并推孙殿英为老大。嗜赌成性的孙殿英邀请这些将领赌博，军长李服膺一夜就输了14万银元，一时间传遍太原。

　　孙殿英不久被阎锡山任命为安徽省主席，这个极重江湖义气的土匪在中原大战中也用他的行动报答了阎锡山的知遇之恩。在近十万大军的包围下孤军困守亳州城的三个多月中，孙殿英一次次拒绝了故旧的劝降，直到孙连仲、孙良诚率领两支大军昼伏夜出冒雨飞弛六百里将他的疲弊之师救出险境。三孙会师，也成为波澜壮阔的民国军事史诗中极为耀眼的篇章之一。

　　孙殿英离开山西后，在共产党的帮助下进军宁夏，被西北劲旅马家军击退，出征前曾支援过他的阎锡山为消除这股不安定力量对山西的威胁，将他的部队缴械，把他安排到晋祠闲住。孙殿英的朋友庞炳勋前来看望他时，孙殿英慨然道：“万没想到我进攻宁夏失败，叫傅作义、赵承绶、王靖国这三个小孩子就收拾了。”庞炳勋一语中的：“小孩子哪有这么大本领，还不是老鬼的把戏。”说罢，两人相视苦笑。野心勃勃的孙殿英在蛰伏了两年后离开太原，投归宋哲元。

　　中原大战的失败使阎锡山不得不吸取教训，重新回到保境安民的老路上来，在“经济建设”的口号下编制《山西省政十年建设计划案》，创建官僚资本企业“西北实业公司”，太原城内最高的建筑鼓楼上也适逢其会地挂起了“造产救国”的牌匾。修筑以太原为中心纵贯山西的铁路大动脉同蒲铁路是省政建设的重要内容，过去人们认为阎锡山将铁路修成窄轨是其封闭自守思想的体现，其实，这主要还是出于经济上的考虑，精于算计的阎锡山为了降低筑路成本，还曾亲自骑毛驴勘察出现争议的地区以确定路线方案。

　　客观地说，“省政建设”对于山西经济从中原大战的沉重打击中摆脱出来，走上近代工业的发展之路，有着不可忽视的意义，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当时山西经济的发展，为初期抗战提供了重要的物质基础。太原作为我国重要的重工业城市的地位，就是这一时期奠定的。蒋介石曾对他的高级官员们说：“不要说什么学德国、学美国，要学就学山西”。中共一位领导人在建国后也曾批评一些地方干部们在某些方面“还不如当年的阎锡山。”

　　蒋介石、张学良、周恩来、朱德为什么会先后造访太原，阎锡山为什么要枪决亲信李服膺，明清以来的山西历史档案为什么会毁于一旦，阎锡山为什么要选择傅作义来保卫太原，被寄予厚望的太原保卫战为什么会迅速失败，请看《沧桑阅尽话太原》第二十九章：抗日烽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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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九抗日烽火 Re:太原沧桑一 ZT

沧桑阅尽话太原第二十九章　抗日烽火

　　“九?一八”事变以后，东北沦陷，1935年，日本侵略者又开始策划华北五省自治，并准备扶持当时地方实力派人物中资格最老、影响最大、实力最强的阎锡山为其充当“华北自治运动”的领导者。阎锡山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后，与日本方面一直保持着友好关系，他的日本故交多次来太原访问，阎锡山在中原大战失败后，先是避居于日本统治下的大连，后来又在乘坐日本飞机返回山西，所以，阎锡山在当时是全国公认的亲日派。

　　1935年，也就是山西大规模修建后来在抗战初期起到过重要作用的国防工事的那一年，日本军政官员频繁造访太原，加紧了对阎锡山的拉拢与游说。阎锡山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教官板垣征四郎访问完太原后提出要在山西境内旅行观光，一向老谋深算的阎锡山未多加考虑便满口应允，一年多之后，侵华日军正是根据板垣的勘察绕开重兵把守的大同确定了进军平型关直抄雁门关后方的进攻路线。

　　这一年的十月，蒋介石也飞赴太原，此行的主要目的就是劝说阎锡山不要参与所谓的“华北自治运动”。早在两年前，蒋介石就曾经来过太原，与中原大战中拼得你死我活的阎锡山言归于好。此次再访太原，蒋介石特意携带了参谋部制定的国防大纲，希望通过这个防卫计划来表白自己“战而不屈”的决心，以此来坚定阎锡山，使他不与日本人合作。蒋介山的多此一虑实在是低估了阎锡山，当他离开太原时，感叹道：“阎先生态度光明，意志坚决，出人意料外。”

　　1936年的早春二月，红军抗日先锋军东征入晋，先后消灭晋军一万余人，一支骑兵小分队甚至深入到晋祠附近，一时间太原为之震动。寝食不安的阎锡山一方面向南京请求援助，另一方面调兵遣将作出了“太原决战”的准备。红军东征期间，太原城风声鹤唳，全城居民外出一律要配带识别证，当时正在太原的著名剧作家宋之的感慨“春被关在城外了”，写下了《一九三六年春在太原》，佩带着一等好人证的厨子那跃然纸上的形象至今仍留在许多读者的印象中。

　　东征的红军撤回了陕北，但帮助围剿的中央军却依然赖在山西不走，周旋于日、蒋、共三方之间以图自保、在尖锐矛盾中求存在的阎锡山感叹道：“我是在三颗鸡蛋上跳舞，踩破了哪一颗都不行。”阎锡山一向积级反共的态度在这个时候发生了改变，这个信奉“存在即是真理”这一处世哲学的不倒翁为自己制定了联共拥蒋抗日的策略，继而又提出“守土抗战”的进步口号，阎锡山所说的“抱着弱国的态度，守土抗战，踢破经常的范围，加紧自强”这两句话风靡山西，并在日后流传全国。

　　1936年9月，在阎锡山的支持下，由他亲自担任会长并有共产党人参加的“牺牲救国同盟会”成立，9月18日，牺盟会在太原海子边公园举行万人宣传大会。阎锡山还派人赴北京邀请共产党人薄一波回太原主持牺盟会事务，薄一波回山西不久，关押在太原监狱内的包括王若飞在内的一批政治犯就被释放，牺盟会后来为山西抗战和共产党在山西的发展起到了一定作用。

　　阎锡山一生顽固反共，他这段与共产党的短暂合作在国民党内部备受批评。1960年，阎锡山在台湾去世后，报刊上曾就他是否应予以国葬进行讨论，《民族晚报》在评点阎锡山极其复杂一生的功过是非的社论中旧事重提，“阎氏大量培植左倾分子，卒使共党势力在山西壮大。民国28年12月，新军15万之众投共，成为晋冀察区的共军主力，又是谁之过欤？”

　　山西西北的绥远省以归绥也就是今天的呼和浩特为省会，历史上曾归山西管辖，阎锡山在1926年与冯玉祥的战争中夺取绥远，从此晋军改称为晋绥军，绥远省主席始终由晋军高级将领兼任。1936年11月，晋绥军在傅作义领导的绥远抗战中击退了伪蒙军的进犯，阎锡山成为风头一时的抗日英雄。在此期间，蒋介石第三次飞抵太原，与阎锡山共同商讨收复百灵庙、商都的问题。

　　张学良和杨虎臣也在这一年来到太原与阎锡山商谈陕北军事，张学良后来又两次飞赴太原与阎锡山会晤，其中一次还是亲自驾驶的飞机。此后，杨虎臣的秘书和西北“剿总”秘书也先后到太原商谈联合抗日，并在联共抗日这一问题上基本取得了一致。这一系列频繁的会晤最终促成了阎锡山与张学良在10月31日蒋介石五十岁生日这一天的联合进谏。一个多月后，也就是绥远抗战胜利不久，即爆发了震惊全国的“西安事变”。

　　在西安事变前夕，中共中央代表彭雪枫秘密抵达太原与阎锡山就合作问题开始正式谈判，不久，在交换对西安事变意见的电报中，毛泽东毫不吝惜地给阎锡山戴了顶“抗日救国义薄云天”的高帽子。

　　1937年那个和熙的夏夜，一名失踪的日本士兵和射向芦沟桥对岸的子弹将一向静谧的宛平县城带入了一个不眠之夜，“七?七事变”就这样猝不及防地爆发了。

　　芦沟桥的烽烟促使国共两党实现了第二次合作，阎锡山被任命为第二战区司令长官。就在共产党红军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当天，八路军驻晋办事处在太原成成中学正式挂牌成立，周恩来、刘少奇、彭德怀、徐向前、肖克等中共负责人相继来到太原讨论合作问题，周恩来当年就下榻于傅公祠，次月，朱德、任弼时、邓小平、左权等率八路军总部也进抵太原。

　　8月13日，孤注一掷的蒋介石进行了他一生中最大的也是最有争议的一次军事冒险，把战争的主战场从华北转移到了上海。两天后，日本发布全国总动员令，第二次中日战争全面展开。

　　蒋介石发动“淞沪会战”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想把日军的注意力从华北吸引过来，以争取时间加强华北特别是山西的军事防御。然而，日本侵略军根本没有给阎锡山更多的准备时间就开始大举进犯山西，全力以赴的晋绥军与赴晋的中央军、地方军、八路军一起进行了顽强抵抗。1937年8月到11月以保卫太原为重心的山西抗战后来被统称为“太原会战”，太原会战包括有天镇战役、平型关战役、忻口战役、娘子关战役和太原保卫战，它成为抗战初期华北战场上规模最大、战斗最激烈、持续时间最长、战绩最显著的会战。

　　在经历了大同会战的放弃与天镇战役、平型关战役的节节败退之后，中国军队终于在忻口稳住了阵角，艰苦卓绝的忻口会战以五万五千人的伤亡阻滞日军板垣师团二十余日，毙伤敌军一万余人。

　　10月26日，就在忻口前线激战犹酣之际，山西东大门娘子关失陷，溃退的守军始终再组织不起有效的阻击，平定、阳泉相继陷落，忻口守军陷入腹背受敌的险境，阎锡山下令部队于11月2日晚撤出阵地。

　　平型关战役之后，阎锡山由代县太和岭口的指挥部退回太原。忻口会战前夕，对山西门户天镇的失守负有重要责任的军长李服膺被押回太原，做为晋军将领中的“五台派”，李服膺本是阎锡山的亲信，但阎锡山在承受着巨大压力的情况下，未经正式的军事审判就将李服膺押至小东门大校场枪决。李服膺死后被埋葬在首义门外满洲坟，太原保卫战前夕，他属下参加守城的杨维垣等一批军官曾集体前往祭奠。

　　11月2日，阎锡山在太原绥靖公署召开第二战区高级将领会议，讨论太原防御问题。太原是阎锡山统治山西二十多年的首府，是他毕生所经营的官僚资本集中地，保卫太原，政治、军事和经济意义都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在战斗力强健的十万日军的三路会攻下，太原失守其实只是个时间问题，对此，在太原的中共代表周恩来就有着清醒的认识。究竟是战后放弃还是不战而弃，已经一败再败失守山西半壁河山的阎锡山最终选择了前者，为此，他在忻口会战进行期间，就安排傅作义、王靖国等部开始准备太原北线防御。

　　晋绥军将领对阎锡山的计划自然没有也不会有什么异议，但中央军的卫立煌等人和蒋介石委派的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黄绍告对此均表示反对，会议一直开到深夜一点多仍然没有结果，一些疲惫的将领甚至打起了呼噜，会场上也只剩下阎锡山与黄绍告两人相持不下，最后，阎锡山明确表示：“军队已经行动了，要改变也无从改变了。”

　　阎锡山为太原制定的是“依城野战”的战略，所谓依城野战，即以守城部队为核心，城市外围防御工事为主阵地，内外防守部队合力包围聚歼日军于太原城郊。为此，阎锡山任命中央军将领卫立煌为第二战区前敌总司令，傅作义为太原守备司令。

　　在确定守城主将时，阎锡山一开始就属意傅作义，当晋军将领在11月2日的高级军事会议上缄默不语时，傅作义挺身而出临危请命：“弃土莫如守土光荣，太原城我守！”十五岁时从家乡荣河考入太原陆军小学的傅作义在太原起义中曾担任起义军学生排排长，从保定军校毕业后回到山西，为晋军屡建战功，1927年在宋哲元的猛攻下坚守天镇三个月，北伐战争中奇袭涿州，在奉军的包围下以不足万人的孤军死守涿州百日，为晋军赢得善守之名。1931年，傅作义将军开始兼任绥远省主席，1933年参加长城抗战，1936年领导绥远抗战，名扬全国。由于有着天镇、涿州两次成功的守城战例，无论阎锡山还是他自己，对保卫太原还是有一定信心的。

　　11月4日，阎锡山率领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部、山西省政府匆匆撤离太原，周恩来、彭雪枫等中共代表和八路军总部也随后撤离，参加了11月2日军事会议的周恩来临行前向接受守城重任的傅作义将军表示了敬意，同时诚恳的提出了劝告并请他多保重。太原城中的居民也大多逃离了这座大难临头的城市。

　　当时，山西省保存的明、清两代和辛亥革命以后的档案、卷宗、表册、图书多达五十卡车之巨，有关部门将它们全部迁入东山的防空土窑中，原计划在必要时炸掉洞口封存。但是，在山西省政府南撤前夕，有人害怕日军占领太原后发现这些档案，利用其中的省情资料和数据掠夺山西，因而派遣三十余名工作人员从中挑选了两卡车资料运出，然后架起三十多堆炭火用一个星期的时间将剩余的珍贵历史资料付之一炬。后来，运出的那两卡车资料也在转移途中遗失。至此，山西政府所有明、清两代以及辛亥革命到抗战以前的旧档案片纸无存。当年决定烧毁档案的山西省秘书长王尊光自以为给山西人民办了一件好事，建国后，当我们在编写有关山西的历史资料时，常常会因为历史档案的遗失而无处考据对证，许多历史事件都变得扑朔迷离众说纷纭，追悔莫及的王尊光此时才明白自己当初草率的决定造成了无可挽回的损失。从某种意义上说，山西历史档案的焚毁，比宋初的火烧晋阳更令人痛心疾首。

　　按照阎锡山的设想，由忻州退下来的部队在太原以北的黄寨、阳曲湾一线修筑的国防工事建立防御阵地，由娘子关撤下来的部队在太原东山一线建立防御阵地。但是，溃不成军的孙连仲部过早失守太原东山阵地，使东路日军直插太原侧背。蒋介石派遣的援军裴昌会师刚刚开到阳曲湾就仓惶退回，从忻口后撤的部队未及进入阵地，日军板垣师团即跟踪追至，于是纷纷由汾河西岸向南撤退，太原环城附近已经没有我军部队，阎锡山的作战计划废为一纸空文，依城野战变成了孤城独战。

　　傅作义的守城部队，除了他所辖的第三十五军主力孙兰峰、董其武两个旅外，还有原李服膺部的杨维垣两个团，其它部队三个团以及炮兵部队。部队番号不少，但经过两个月的艰苦鏖战和严重损耗，实际兵员不过一万人左右，而傅作义对其他部队在使用上又有所顾虑，在周围几十里的太原城圈布防，就更显得捉襟见肘。

　　11月4日，从忻口南撤的卫立煌进城劝傅作义一同南下，傅作义表示：守土抗战，军人有责，野战军在，太原当然要守，野战军走了，太原还是要守。卫立煌给傅作义留下“相机撤退”的手令后率领他的部队南撤。

　　守城部队布署完毕后，傅作义下令封死城门，傅作义曾在军官会议上说过：“我们守城就好象躺在了棺材里，就差盖盖子啦。”他这番誓与太原共存亡的讲话却激起了一些贪生怕死之辈的求生欲望，一些士兵和军官在封城前相继溃逃。

　　11月5日，日军步兵已经迫近太原，日本空军也开始对太原市进行有计划有针对性的轰炸。

　　11月6日上午九时，板垣师团进抵太原城东北，双方开始接火。日军随即从东、北、西三个方面包围太原城，陆续扫清了傅作义布署在城墙外围的守军。日军炮兵在敌机指示目标下，从四周高地向太原猛烈炮轰。在日军火力的集中轰击下，东北段城墙逐渐被打成缺口，崩落的碎砖土块在城下摊成斜坡，守军连夜封堵修复缺口。日军飞机还在这一天撒下传单，扬言将在次日早晨开始进攻，要求守军投降，第三方人员迅速出城等等，气焰嚣张至极。与此同时，潜伏在城内的汉奸敌特也不断展开破坏活动。

　　11月7日早晨，日军开始正式猛攻，北城东半部和城东北角是攻击重点，步兵在坦克的掩护下沿着打开的缺口轮番猛攻，一股数百人的日军在黄昏时分突入城内，占领小教场，守军顽强反击，却始终无力将其歼灭，双方就在对峙中度过了一个不眠之眠。这天晚上，傅作义亲自登上城墙巡视，以激励士气。

　　就在将士们同仇敌忾浴血奋战的时候，第三十五军副军长曾延毅率领一些侍从来到大南门，命令守军搬开沙袋，从一个狭小的缺口中仓惶出逃。此后，戒严副司令马秉仁也不甘落后，从炮兵射口逃出城外。曾延毅既是傅作义保定军校的同窗，又是坚守涿州的患难之交，北伐战争后，傅作义担任天津警备司令，任命曾延毅为公安局长，人们传说曾延毅就是在此任上迅速致富的，傅作义曾说：“军人不能有钱，有了钱就怕死。”傅作义将曾延毅提拔为副军长，就是要剥夺他的军权以免在关键时刻影响大局。曾延毅和马秉仁出逃后，“副军长出城走了”、“副司令出城走了”的消息很快传开，最后以讹传讹，成了“傅军长”、“傅司令”出城走了，一时间军心动摇，不断有人越城逃走。

　　11月8日拂晓，日军在飞机大炮和坦克的配合下，从东、北两面猛攻城垣，大北门城楼被燃烧弹击中，三重檐的城楼火焰弥漫，如同一支冲天的火炬。密集的炮火覆盖之后，一些区段三丈高的城墙被炸得不足两丈，两个营兵力的日军于十一时再次从城东北角缺口涌入城内，他们与盘踞在小校场的日军会合后，开始在城内扩张，双方展开激烈的巷战。与此同时，一部分日军开始向河西迂回，并占领了汾河桥。傅作义得知城墙东北角阵地失陷后，悬赏五万元收复，孙兰峰旅奋勇反击，到下午四时全部收复城墙上的既失阵地，拔掉了城上的日本旗，但由于形势混乱，官兵们并未领到这笔赏金。缺口虽然被重新封死，但日军飞机搭载着士兵在入城日军的配合下几次从小东门大校场强行降落，向城内增兵。

　　天黑以后，眼见大势已去，继续困守孤城只能白白增加伤亡的情况下，傅作义顺应部属的要求下达了撤退命令，守城部队陆续涌向大南门，由于各城门均已被封死，城门口一片混乱，当城门被打开后，军民一涌而出，很多人倒地后被践踏而死，而更多的官兵则干脆从城墙下掏空的火炮和机枪射孔中钻出了城外。

　　出城之后，汾河桥和南下道路均被日军火力封锁，出城军民只得就地西渡汾河，枯水期的汾河虽然只有齐胸深，但时值初冬，近岸一带已结有薄冰，河中流凌不断，官兵们踏入冰冷刺骨的河水徒步涉水，由于不熟悉河道情况，不断有人陷入泥淖中淹死，呼救之声不绝于耳。傅作义将军下河不久，两只鞋就陷入泥中，赤脚过河后，才有一名士兵给他递上一双布鞋，由于尺码太小，只得剪去前端匆匆上路。

　　傅作义收集残部后撤至石楼休整，电请上级给予处分，阎锡山一度准备追究他失守太原的责任，由于卫立煌下达过“相机撤退”的手令以及蒋介石的反对而作罢。一年之后，由于在太原失守以及与共产党合作上与阎锡山产生隔阂，傅作义脱离晋军，接受蒋介石的任命，直到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

　　板垣征四郎终于如愿以偿地进入了他的学生的统治中心，此时的他的身份已经从一年前的外宾、教官而变成了一个征服者、侵略者。日军占领太原后，也暂停南下转入休整，从此开始了对太原长达八年的奴役统治。

　　沦陷期间，驻守太原的是侵华日军华北派遣军第一军，又称山西派遣军，司令官就是签定《何梅协定》的日方代表梅津美治郎。其实梅津美治郎反对将战争扩大到山西，但他的意见被好战的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否决。侵华日军山西派遣军在原大校场新建了司令部大楼，这里成为日军在山西的最高军事机关，普通士兵和平民进入这栋等级森严的大楼时，必须脱鞋以示尊敬，而尉官和校官在进入不同的楼层时，同样必须脱鞋。建国后，这里成为山西省军区驻地。日伪政府留在太原的其它著名建筑物基本没有保存下来，文瀛湖畔的去思碑在抗战胜利后即被推倒；田径运动场在建国后被扩建为杏花岭体育场，九十年代被转让后盖起了大楼；日伪时期修筑的汾河洋灰桥在建国后成为辅助桥，1997年在重建迎泽大桥时被炸掉。因此，不论从历史学还是建筑学的角度，这栋侵略者建造的大楼都是一段鲜活的见证与标本，它都应当得到很好的保护。

　　抗日战争爆发前，山西已经建立了一套独立的工业体系，其军事工业在全国更是首屈一指。抗日战争爆发后，西北实业公司转运走的设备不足全部资产的百分之二，阎锡山凭着他对日本人的理解而认为侵略军只会利用这些工厂与矿山而不会加以破坏，它们日后都能够随着太原的收复而收回，因而在撤离太原时没有进行破坏。太原沦陷后，所有设备、厂房几乎是原封不动地留给了日本人，日军将其中部分设备拆运到了东北和本土。

　　1942年，一批日本新兵被分配到太原，日军为他们进行了一次惨无人道的“试胆教育”，也就是以活靶为对象进行刺杀训练。日军当时在小东门建立了名为太原工程队的战俘营，这一年的七月和八月，日军分两次在小东门外赛马场让新兵集体屠杀战俘营内的战俘，前后共有三百四十余人遇害，这其中包括五十余名抗大女学员。建国后曾担任云南省委书记的赵培宪是这场践踏国际法准则的暴行中唯一的幸存者，他逃回解放区后，惨案得以揭露，日军为此将大屠杀的责任人以泄密失职罪交付军事法庭。

　　太原沦陷期间，阎锡山和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部、山西省政府等首脑机关驻扎于吉县壶口瀑布北侧的克难坡，山西著名记者、王靖国的女婿郭从周在这里写下了令人怆然泪落的《太原的魔群》，“在痛苦的回忆中，我们将永远不会忘记，那巍峨的西山，那绵亘十余里具有四十年历史的兵工厂的伟大建筑，那北门外落成不久的的炼钢厂，那正太路旁山西大饭店的雄姿，那无数大小工厂的烟囱，那小‘小北京’之称的整齐街道，那敦厚朴实的民风……然而，这样美丽的太原城，现在是在敌人铁蹄的蹂躏之下了……”

　　八年的血泪终于流到了尽头，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昔日精诚合作的国共两党开始了激烈的争夺，蒋介石命令八路军就地待命，而让国民党军队接受日军投降，毛泽东则向各解放区下达命令：“针锋相对，寸土必争。”

　　8月17日，晋绥军将领赵承绶在日军的配合下抢先进入太原，刘伯承、邓小平根据中央发布的对敌伪进行全面反攻的命令准备夺取太原。按照统一布置，计划以晋绥军区张宗逊、罗贵波指挥南线反攻大军进军太原；太行军区夺取榆次、太谷，向太原逼进；太岳军区向平遥、介休出击，配合晋绥军区行动。赵承绶进入太原当天，榆次和太谷已经被八路军攻取，到19日，太原外围据点已被扫清，八路军基本完成了对太原的包围。但是，以当时的条件，八路军尤其是地方部队还缺乏打大规模城市攻坚战的装备和经验，驻太原日军也在国民党的命令下积级坚守。8月22日，中央改变夺取大城市的方针，太原城外的八路军撤围。

　　8月30日晚，阎锡山在日军的迎接与保护下，乘坐火车回到太原，沦陷八年的古城正式光复，一个更为错综复杂惊心动魄的时期在抗战胜利的喜悦中悄无声息地开始了。

　　徐向前为什么要提前进攻太原，太原为什么被称为反共堡垒，王靖国为什么准备拆掉迎泽门，东山四大要塞的争夺为什么异常残烈，解放军为什么要暂停攻击太原，茅盾为什么会从太原前线感受到双重的悲痛。请看《沧桑阅尽话太原》第三十章：解放太原之兵临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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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桑阅尽话太原第三十章　太原战役之兵临城下

　　来之不易的和平是如此的短暂，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胜利不到一年，内战的烽烟便全面燃起。

　　其实早在重庆谈判期间，共产党与阎锡山就为争夺长治地区打过一场“上党战役”，内战爆发仅仅一年，占据优势的阎锡山就在解放军的打击下丢失了山西大部分县区，其主力被迫退守晋中地区，而在晋南和晋北仅保有运城、临汾和大同几座孤城。1947年和1948年，浴血奋战的解放军在付出巨大的牺牲之后，先后取得运城攻坚战和临汾攻坚战的胜利，晋南全部解放。攻克临汾不到一个月，还没有得到充分休整的解放军出其不意，迅速北上，徐向前兵团以不足七万人的兵力在晋中战役中歼灭阎军十万人，其中俘虏多达八万人，双方的力量对比在此战之后发生逆转，阎锡山手中只剩下太原、大同两座孤城。如果单纯从军事角度来看，阎锡山军队在山西的这一系列失败使人难以致信，处于劣势的共产党军队在山西克敌制胜的法宝究竟是什么，阎锡山在他的“寅东”指示中曾有分析，总结为一句话，那就是：集中优势兵力大打运动战、歼灭战。

　　1948年的夏天，晋中战役结束后，徐向前率领华北军区野战军第一兵团完成了对孤城太原的包围，解放军兵临城下，太原战役的帷幕徐徐拉开。当时恐怕谁也不会想到，解放太原，成为全国解放战争城市攻坚战中历时最长、战斗最为激烈、付出代价最大的一场战役。

　　做为自古兵家必争之地，太原的地理位置极为险要，城东、城西均有高山做为屏障，登上山头，即可俯瞰全城。太原是阎锡山盘踞山西的统治中心，经过他三十年的苦心经营和日寇的八年统治，已经建成为全国主要的工业尤其是军事工业的基地。

　　为了防备共产党争夺太原，阎锡山在抗战胜利后回到太原的第二天就召开军事会议，研究太原防御计划。太原的城防工事，始建于军阀混战的二十年代，1948年秋天，阎锡山军队在太原环城周边开始大规模地修建防御工事。这个所谓的百里防御圈由前进阵地、外围要塞阵地、城垣主阵地及核心阵地四道阵地构成。罕山、武宿机场、石千峰和周家山构成外围的四大据点，牛驼寨、淖马、聂家山和松树坡又构成内部的四大据点。这些据点既能独立作战，又能在各据点之间相互机动兵力、火力，守军由这样的点连成线，由线构成面，使整个太原形成一个大纵深的环形防御体系。在太原城内，也修筑了大量的巷战工事，解放前太原市区内共有大小丁字街364条的数字就是这一时期统计出来的。

　　到1948年底，在百里防御圈内仅式样繁多的各类碉堡就建成五千六百多个，它们无一不是经过精心研究而成，在构筑和武器配置上都有巧妙的构思和实用价值。在这些碉堡的坚固巩卫之下，三十万人口的太原成为全国少有的坚固设防的城市。一个美国记者描述道：“任何人到了太原，都会为数不清的碉堡而吃惊：高的、低的、长的、圆的、三角形的，甚至藏在地下的，构成了不可思议的严密火网。”陈毅到太原前线查看过防御工事后也惊呼：“好厉害哟。”这座国民党竭力宣传的“反共模范堡垒”在阎锡山的吹嘘下更是号称“可抵一百五十万军队”。

　　与此同时，阎锡山大力加强了政治统治，发布《告全体同志书》，号召进行所谓“总体战”，提出建立“战斗城”的措施，制定和颁布了保卫太原的“十二条行动纲领”，并据此把太原居民编为各类战斗队服务于太原保卫战，除了将7万余名壮丁和学生编入参战队外，还组织了6000余人的老年助战队、5000余人的少年助战队、14000余人的儿童助战队、近6万人的妇女助战队为前线提供各种劳役。阎锡山也在接见外国记者的时候，展示了他为自己和五百基干配置的五百零一瓶毒药，表达了顽抗到底的决心。

　　当年进攻太原的日军从小东门也就是迎晖门攻入太原后，人们于是将迎晖门戏称为“迎日军门”，当解放军包围太原之后，又有人担心大南门也就是迎泽门会成为“迎毛泽东门”，阎军将领王靖国因此一度准备拆毁迎泽门城楼。

　　7月22，也就是晋中战役全部结束的第二天，冒着蒙蒙细雨，蒋介石乘坐专机携陆军大学校长徐永昌等人飞抵太原，与阎锡山商议保卫太原事宜。被东北、山东战场搞得焦头烂额的蒋介石在高级军事会议上许诺要尽最大力量援救太原，除了物资上的援助外，还将加紧从西安空运胡宗南部整编30师赴并。四个多小时后，蒋介石飞离太原，告别了这座曾经成为全国反蒋力量汇集中心的城市，带走了与阎锡山一样的沉重与无奈。

　　不久，整编30师一万余人陆续运抵太原，被迅速布署在了东山、河西阵地，加上后来从榆林空运的中央军第83旅4500余人和原有部队、抓丁补整以及被解放军释放的俘虏，阎锡山守卫太原的总兵力达到十万余人。

　　早在晋中战役结束前的7月16日，运筹于千里之外的中央军委致电徐向前，要求乘胜包围太原，在劝降无效的情况下，争取十天内夺取太原。当时阎军主力已被歼灭，驻守太原的仅有一个正规军，阎锡山统治集团和太原城在晋中失利的阴影中陷入一片惶恐与混乱，因而，此时一鼓作气乘胜进军的确存在速战速决的可能。但是，在夺取晋南重镇运城与临汾的战役中，第一次面临城市攻坚战的徐向前兵团付出了两万余人的伤亡，历时四十天的晋中战役结束后，一年来连续作战始终未得到及时休整的徐向前兵团已是疲惫至极，部队严重减员，基层军官短缺，有三个连只剩下六名步枪兵，而且，这支刚刚由地方武装升级为正规军的部队缺乏城市攻坚战所需的火力装备，在当时攻守双方兵力相当的情况下，深谙敌情的徐向前是断然不会轻易冒险。7月23日，中央军委回电，同意了徐向前关于暂停攻打太原的请示，“暂定休整一月，情况许可再延长之。”徐向前兵团随即转入休整补充。

　　为统一太原前线各部队的指挥，中央军委批准组成了太原前线委员会，徐向前与周士第分别担任正副书记，陈漫远担任参谋长，胡耀邦担任政治部主任。

　　太原前委首先补充兵员和健全基层指挥机构，新补充的大量“解放战士”也就是俘虏兵和新兵也就是“翻身农民”大多觉悟较低，加之新提拔起的基层军官缺乏管教经验，工作方法简单化，致使部队的逃亡现象一度相当严重。针对这种情况，部队大力加强政治工作，普遍开展形势教育和诉苦运动。你们村有没有被地主老财欺压的？有！你们村斗争了地主没有？斗争了！你家分到了地主的土地没有？分到了！害不害怕地主的还乡团报复？害怕！咋样才能不吃二遍苦？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通过这一系列政治工作，提高战土的阶级觉悟，树立为人民利益而战的观念，同时要求各级干部爱护和关心战士，改进管教方法，从而大大减少了逃亡现象，有力的巩固了部队，保证了整训工作的顺利进行。

　　至此，在太原前线集结的解放军共有下辖8纵、13纵、15纵的华北军区野战军第一兵团、西北野战军第7纵队、华北军区炮兵第一旅及地方部队各独立旅共八万余人。八月下旬，部队开始有针对性地进行军事练兵，结合实际敌情、地形，学习训练攻防战术、爆破和土木作业。攻打太原所需的400百万公斤弹药也及时调运到位，并为攻城准备了檩条30万根、门板32万块、麻袋30万条。

　　按照太原前委的作战方案，解放军预定在10月18日向太原发起攻击，但是，在9月底的济南战役中，华东野战军全歼10万守军，解放济南。受到强烈震憾的阎锡山以攻为守，以7个师的兵力主动出击，破坏解放军的攻城准备并伺机抢夺粮食。10月5日，面对脱离坚固防御工事的敌军，太原前委当机立断，提前13天发动太原战役。

　　一败再败的阎军在野战中已经远非解放军的对手，要不是解放军没有确实切断其后路而让部分阎军乘坐铁甲列车从环城铁路逃归太原，被歼灭的阎军将远远不止12000之数。

　　太原城周的险要地势和坚固工事也在此时表现出了它的威力，风格梁和李家山两个要塞就历经了得而复失、失而复得的反复争夺。风格梁位于太原东北20余里，由几乎清一色的盂县人组成的阎军保安第7团1大队驻守。担任进攻任务的陕甘宁边区警备2旅经过三天激战后才夺取风格梁，阵地移交给晋绥军区12旅三天之后，阎军组织黄樵松第30军一个团猛烈反扑，风格梁失守，这个号称太原北大门的阵地直到四大要塞争夺战结束后才最终由西北野战军7纵一部夺回。

　　在历时11天的太原战役初期作战中，解放军突破了太原城的第一道防线，向纵深推进六公里，冒雪占领城南武宿飞机场，在敌军东线防御体系中打开了缺口，解放军为此付出伤亡4300余人的代价。

　　南北宽15公里、东西长30公里的东山地区是太原的天然屏障，其主峰罗山高出太原城500米，可俯瞰整个市区。阎锡山深知东山对于太原的重要性，他曾经说过：“东山一失，太原即失。”阎军在东山防线内精心修筑了各类碉堡3000余座，坐落在东山西麓顶端的牛驼寨、小窑头、淖（nao 四声）马、山头是东山防线的四大要塞，长达8公里，距城3到5公里，高出太原城300米，可以俯瞰控制城垣、城北工业区和城北飞机场。四大要塞之间各自独立又相互连结，分别由3到15个小山头或村落构成集团阵地，数十个碉堡组成防御要塞，辅以野战工事、鹿砦、铁丝网、劈坡和坑道，附属防御物少则3层，多则13层。阎锡山因此而吹嘘说“城东四要点，是塞中塞，堡中堡，足抵精兵十万”，“共产党根本不敢打，也没有力量能把它打下来。”

　　历史上李自成农民军和日本侵略军攻打太原，都是先占领东山主峰，然后向西平推，直至突破太原城垣。太原前委总结历史经验与现实条件，放弃了以城东南为主攻方向的计划，知难而上，决定首先攻占东山，从东北、东南及正东方向逼近太原，相机攻城。在战术的制定上，则放弃平推，而决定南北穿插，不顾敌人东山主峰的干扰，直接插入东山四大要塞。

　　牛驼寨由三大集团阵地构成防御圈环，十个主碉为阵地支撑点，地形狭窄，山峰叠起，多劈坡绝壁，是阎军东山防线上的主要阵地，这里由西北野战军第7纵队负责攻取。10月17日夜，第7纵队主力在地下党员的带领下，行军20余里，从秘密小道深入敌人防御圈内，楔入牛驼寨发动突袭，在次日拂晓前攻占了除主阵地庙碉外的其它阵地。就在向后续的19团移交阵地的时候，双方接管不严，第21团过早撤离，致使部分阵地被敌人重占。从18日起，阎军在炮火和飞机的掩护下连续组织反扑，一天冲锋十几次之多，并发射了“联二苯”毒气弹。21日，阎军最精锐的30军一个团和以日本人为骨干的第10总队再次发起猛攻，连续反扑七次，四架敌机轮番扫射轰炸，集中炮火轰击三个多小时，阵地上落弹一万余发，山体为之变形，除了钢筋水泥堡垒外，所有地面工事全部被摧毁，焦土厚达两尺，遍地弹片碎屑，持行爆破任务的战士在匍伏前进的过程中，浮土中锋利的弹片划破棉衣在战士们身上留下了道道鲜血淋漓的伤口，一些陷入浮土的战士至死仍端枪挺立，死不瞑目，19团2营指挥所的坑道口被敌机炸塌，营部指挥员一度被困在地下坑道中。经过四天你死我活的残酷撕杀之后，敌我双方都伤亡惨重，当天下午，解放军放弃牛驼寨。

　　重新占领牛驼寨后，阎锡山在绥靖公署举行庆功酒会，并把从牛驼寨缴获的解放军苏制机枪做为苏联军援的证据向记者展示，其实，他们缴获的那种机枪样式比较陈旧，是苏联政府在抗日战争中援助给国民党政府后流入解放军的。

　　在牛驼寨弃守的同时，其它几个纵队在进攻中也都进展不大，太原前委决定各纵队重新组织，集中兵力与火力强攻四大要塞。10月26日，四大要塞同时燃起战火，敌我双方都将主力投入到这个长不过8公里的阵地上，双方动用火炮800余门，战斗之激烈，为太原战役所空前。

　　26、27日两次强攻失利之后，7纵以独3旅、独12旅再次向牛驼寨的十个主碉发起猛攻，到31日，7纵攻占6个主碉，迫降1个主碉守敌。11月1日，庙碉守军在持法队的督战下五次反扑，均被击退，7纵在这一天以警备2旅接替独3旅投入战斗，经过20多个小时的激战，终于夺取了除庙碉外的大部分阵地。双方相持对峙了十天之后，随着兄弟部队的推进，牛驼寨已经是三面受敌，成为一个孤岛，12日，7纵以独7旅接替独12旅，向庙碉发动了最后的猛攻。庙碉此时还有敌军精锐一千余人，其中包括一支由残留日军组成的部队，他们在信奉日莲宗的团长的指挥下，敲打着腰鼓，诵读着《南无妙法莲华经》负隅顽抗。庙碉是敌人的指挥碉，也是牛驼寨的核心工事，壁厚超过一米，榴弹炮在它的坚固外壁上也只能留下一个白色印迹。13日，独7旅先后九次爆破五次攻击，在耗用了两千余斤炸药之后终于炸开庙碉，全歼守军，夺取了牛驼寨。

　　历时20余日的牛驼寨争夺战可以说是太原战役中最为艰苦惨烈的恶战之一，7纵为此付出了巨大的牺牲，有的营最后只剩下50余名战士，徐向前对此给予了高度评价。解放以后，烈士陵园和解放太原纪念馆先后在这里落成，高大的解放太原纪念碑，外形就是一把竖立的钥匙，一把打开太原城的钥匙。

　　小窑头在太原小东门以东四公里处，该山主梁狭窄，支梁崎岖，共有大小13个山头15个阵地，阎军依山筑成交错连环阵地，凭借劈坡和高低碉堡防守，这里由第8纵队负责攻取。经过反复争夺与易手，8纵最终于31日夺取了小窑头。

　　淖马在城东三公里处，以淖马村为主阵地，劈坡有五层之多，周围山顶设有一至九号碉堡阵地，与主阵地相连接，这里由第15纵队负责攻取。10月27日，经过多次攻击反复突击，15纵仅用一天时间就夺取了淖马主阵地，弃守阵地的阎军营长姜啸林等20余人被持法队当场枪毙。阎军在此后两天之内连续反扑19次，均被解放军击退。在此期间，阎军的炮弹甚至打入了解放军火炮的炮管之中，有一支连队只剩下排长、战士、卫生员、司号员六人。11月10日，8纵向阎军四大炮兵阵地之一的淖马炮碉发起突袭，40余名工兵携带1600斤炸药在劈坡与峭壁上为突击部队爆破出通道，成功占领炮碉。11日，阎军组织5000余人的兵力反扑，先后攻击十余次，一度突入解放军阵地，弹尽粮绝的战士们以刺刀、铁锹、石头与敌人殊死格斗，在兄弟部队的炮火支援下再次将敌军击退。当天晚上，阎锡山迫令第8总队司令赵瑞率残部做孤注一掷的最后反扑，走投无路的赵瑞在政治争取下，率部下500人战场起义，淖马争夺战至此结束。

　　山头位于城东南五公里处，由主阵地山头及大脑山阵地构成，两大阵地之间，相距六百米，有工事连接，主阵地劈坡高达四至六米，少者二层，多者五六层，这里由第13纵队负责攻取。13纵38旅各团接受作战任务后，指挥员深入前沿阵地侦察地形，不幸触雷，113团副团长李兴汉当场牺牲。从10月26日到11月1日，38旅先后发起三次强攻，均被敌军打退。此后，蒋介石将整编10师83旅4500余人从榆林空运至太原，随即以该旅一部接守山头阵地。7日，38旅集中三个团的兵力第四次全力猛攻，只夺得部分阵地，而且很快就得而复失，总攻再次失败。10日，13纵以37旅接替38旅，成功实施突袭，终于在次日夺取山头阵地。

　　东山四大要塞争夺战之激烈残酷，在整个解放战争中也是少有的，各主要阵地上平均每平方米都要落下数发炮弹，以至焦土三尺，难以成垒，战士们只能用尸体堆积防御工事。整个争夺战中，阎军损失在两万以上。由于对敌情侦察不够周详，对阎军的拼死顽抗的程度估计不足，部队中存在着急躁情绪，急于求胜，攻击受挫后又顾虑重重，因而增大了不必要的牺牲，解放军也付出了伤亡16500余人的代价，战前准备了13000具棺材竟然仍然不够用。

　　四大要塞激战期间，徐向前司令员抱病坐着担架来到前沿阵地指挥，号召部队“坚持最后五分钟，胜利属于我们”。兵团政治部胡耀邦主任，也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赶到前线做宣传鼓动工作。

　　按照原订计划，解放军将乘机攻克太原，但前线部队全部兵力中只有四个建制团未投入战斗，保持完好无损，其余参战部队都伤亡较大，疲劳至极，急待补充休整。而阎军得到了国民党军第83旅的增援，在汾河以西和城北一带抢修了五个机场，其外援通道一时难以断绝，迅速攻克太原已不可能。此时，全国解放战争已进入决战阶段，辽沈战役于11月2日胜利结束，东北全境解放，淮海战役于11月6日展开，中央军委决定东北野战军不做休整，出其不意，秘密入关发起平津战役，如果过早攻打太原，则有可能会使北平的傅作义集团感动孤立而弃城南逃，增加以后歼敌的难度。因此，中央军委在11月16日指示，停止攻击，进行政治攻势，部队固守已得阵地，就地休整，等平津战役结束后再攻打太原。

　　1948年11月，太原前线部队转入长达半年的围城休整阶段，以小部队在前沿阵地监视敌人活动，展开对壕战和坑道战，主力则集中于太原东山进行冬季战场大练兵。针对部队在四大要塞争夺战中暴露出的侦察不够周密、步炮协同不密切、连续攻击动作不够快、不善于插入守军纵深、切断守军退路、包围迂回等弱点，兵团提出了10个战术原则，要求各部队对照检查，总结经验，然后有针对性地展开军事练兵。前沿部队还结合射击训练展开“冷枪运动”、“神枪手运动”，不断零星射杀敌人。

　　在部队整训的同时，对阎军展开了大规模的政治攻势，各部队用话筒在前沿阵地对敌喊话，散发各种宣传品，尤其是利用新补充的晋中地区的新兵对阎军老乡喊话劝降，以瓦解敌军。一些部队还特制了“投诚通行证”，用大炮发射到阎军阵地。长达半年的政治攻势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先后有12000余名阎军士兵向解放军投诚。因为害怕被阎军军官射杀，投诚士兵经常一路猛跑冲向解放军阵地，奋力跃入战壕，以至压伤了解放军士兵，人们戏言，阎军士兵投诚比打仗还要勇敢。对于这部分士兵，年老体弱者发给路费遣返回乡，年轻力壮者则动员他们加入解放军，曾经有一名平遥籍的阎军机枪手，尚未换上解放军服装就在战斗中牺牲，此时距他投诚加入解放军仅仅一个小时。

　　阎军也展开了一系列备战行动，组织“评枪队”和特等射手向解放军阵地打冷枪，在挖掘战壕时也模仿解放军用门板加泥土掩盖隐蔽，附近村民因此成了名符其实的“夜不闭户”。在太原城内，阎军征用市民修筑城内巷战工事，连妇女们也同男人一起挖掘战壕。阎军还组织艺术慰问团到各阵地巡回演出，一位晋剧名伶在市内为阎军举行了两次演出。针对解放军的喊话运动，阎军组织了反喊话队，编写喊话材料，诬蔑共产党和解放军，但身陷重围的战场形势使得他们的宣传显得苍白无力，为了加强宣传效果，他们甚至组织女中学生到前沿阵地上进行喊话。战场上的枪炮声在寒冷的冬季逐渐平息下去，取而代之的是相互间的劝降和辩论，双方士兵甚至在喊话的时候攀上了老乡。

　　但是，战场终归是战场，流血与牺牲即使在攻心战中也不可避免，新华社随军记者萧逸，后来就是在向双塔寺守军喊话时头部中弹牺牲的。为了悼念这位年青的新闻战士，萧逸的岳父、我国著名文学家茅盾，在一封信中写道：“萧逸在前线牺牲，我的悲痛是双重的，为国家想，失一有为的青年，为他私人想，一番壮志，许多写作计划都没有实现。我已经多年以来，学会了把眼泪化为愤怒，但萧逸之死，却使我几次落泪。”萧逸的同行们与他一样，前赴后继，冒着生命危险忠于职守。另一位摄影干事李光耀，后来在攻占太原北门的激战中负伤后牺牲。此外，还有两位摄影干事也在前线光荣负伤。

　　阎锡山政权的新闻处也提出了以“纸弹作炮弹”的“新闻战斗”，组织太原市新闻记者前线采访团，报道前线战况。《阵中日报》记者张维在化客头阵地的采访途中，与带路的军官一起触雷身亡。阎锡山得知后抱怨说：谁让你们带记者上前线的，暴露了军事秘密，损失不是更大。阎军的新闻战斗随即停止。

　　在积级备战的同时，太原前委也没有放弃争取和平的最后希望。晋军名将赵承绶在晋中战役中被俘后，徐向前的夫人黄杰将赵承绶远在上海的女儿、女婿接到太原前线与其团聚，徐向前亲自劝说他这位五台老乡、旧日同学回太原与阎锡山商谈和平解放问题。但赵承绶害怕有去无回而顾虑重重，徐向前也没有再勉强，而是让他写信给阎锡山及阎军高级将领，这些信件后来对瓦解部分阎军军官起到了一定作用。太原前委后来又动员阎锡山的一位老师，一个年近八旬的老秀才携带徐向前的信件入城劝说阎锡山，却被这个不顾念师生情谊的极端顽固的反共分子枪杀。赵承绶后来利用他的关系，动员太谷绅士孔老七进城给阎锡山送信，孔老七是国民党政府原财政部长孔祥熙的七弟，阎锡山召集官员开会，拆阅了信件后当场将孔老七扣押。孔老七后来被取保释放，解放区政府为此免除了他家支援解放战争的各种差役。

　　胡宗南为什么会派黄樵松增援孤城太原，30军为什么会被阎锡山赞誉为老虎团，黄樵松为什么决定阵前起义，戴炳南为什么要出卖共事十几年的老上级，胡耀邦为什么能够幸免于难。请看《沧桑阅尽话太原》第三十章：太原战役之绝地孤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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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桑阅尽话太原第三十章　太原战役之绝地孤松

　　1948年7月，在即将结束的晋中战役中，阎锡山损失了他几乎全部的精锐部队，一时之间，太原空虚，危在旦夕，蒋介石急令胡宗南派兵增援太原。此后，整编30师所部一万余人从西安分批空运至太原。随后增援的，还有驻守于榆林的中央军第83旅4500余人。

　　整编30师师长黄樵松飞抵太原后，阎锡山极为重视，设宴招待并亲自坐陪，还为黄樵松配备了专车。当时阎军遭受沉重打击，部队番号大但人数少，为了与阎军编制相协调，便于主客相处，同时也为了拢络黄樵松及其部下，阎锡山将整编30师恢复了整编前的番号，称为第30军，黄樵松为军长，黄樵松的部下戴炳南为27师师长，其它部下如仵德厚等人也都得到晋升。

　　太原被围后，军粮主要靠空运解决，阎军士兵吃的是陈年“红大米”，而30军则享受与残留日军同样的待遇，供应白面和大米。阎锡山还成立了针对30军的招待组，又安排善于交际应酬的建设厅厅长关民权作私人联络，解决不便在公事上解决的问题，梁化之为此专门向关民权拨付了一批烟土做联络消遣之用。黄樵松等中央军将领很快就和山西军政官员熟识，经常在正大饭店和关民权家中聚会饮宴，有时候还带上他们在太原结识的女招待和晋剧名伶。

　　虽然30军是以原冯玉祥的西北军为班底组成，并非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但毕竟是中央军，全部美式装备，战斗力极强。30军向太原空运期间，正值雨季，官兵们下飞机后，全部身穿油布雨披，令装备简陋的阎军官兵羡慕不已。当年临汾战役中，阎军两万余人被歼灭，30军参战的三千余名官兵中，有一个团硬是突出重围逃到了太原。在太原战役初期作战中，30军所部从解放军手中夺回了阎军丢失的风格梁、牛驼寨等要塞，阎锡山为此摆下庆功宴，称他们为狮子团、老虎团。

　　就在双方为争夺四大要塞而激战正酣之时，解放军积极展开了政治瓦解工作，不失时机地通过多种途径对包括黄樵松在内的守军将领进行策反劝降，并将黄樵松的老上级、在邯郸战役中起义的高树勋将军调到了太原前线。高树勋此前已经多次给黄樵松去信，但均如石沉大海，1948年10月29日，高树勋再次修书一封，分析了全国解放战争势如破竹和太原危如覆卵的形势，希望黄樵松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以弟等之智勇果敢，必能当机立断，毅然举起义旗，坚决回到革命方面。”

　　黄樵松原名黄德全，字道立，号怡墅，1901年出生于河南省尉氏县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黄樵松的父亲后来开了一家小店，以此供养黄樵松读书。1922年，立志报国的黄樵松投笔从戎，报考了冯玉祥的学兵团。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组建国民军，黄樵松被提拔担任冯玉祥卫队连连长，不久即升任营长。这一年，冯玉祥与李德全结婚，黄樵松随待左右，出于尊敬，将其原名德全改为樵松。1930年，冯玉祥在中原大战中失利后，残部被孙连仲收编，黄樵松在第二年出任孙连仲部第30军27师81旅2团团长，随即跟随孙连仲参加了对中央苏区的第二次围剿，当时担任27师师长的，正是高树勋。

　　抗日战争爆发后，已经担任79旅旅长的黄樵松率部北上参加抗战，转战河北，先后参加了娘子关战役、台儿庄战役、徐州会战和武汉会战，在此期间，黄樵松被提拔为27师师长。

　　台儿庄会战期间，著名诗人臧克家来到30军采访，写下了《津浦北线血战记》一书，其中就有黄樵松的事迹和照片。在武汉会战期间，黄樵松亲自指挥保卫鸦雀尖，臧克家在他的长诗《国旗飘在鸦雀尖》中，真实地记录了这次战况。诗中写道：“士兵死了，连排长上去。连长死了，拿营长去填。”“没有兵力给他增援，送去的是国旗一面。另外附了一个命令，那是悲痛的祭文一篇：‘有阵地，有你。阵地陷落，你要死。锦绣的国旗一面，这是军人最光荣的金棺’。”1940年春天，臧克家与田汉、碧野再次来到30军，在这五个多月里，臧克家经常到黄樵松师部作客，并应黄樵松之请，为其物色了一名秘书，两人分别后，还时常有书信来往。

　　1945年3月，日军集结七万多人，战车百余辆，于21日分路向南阳、老河口、襄樊进犯。黄樵松此时已调任第68军143师师长，受命固守南阳，他准备了一口上书“黄樵松灵柩”的棺材督战，坚守七日后突围。有人写过一部名叫《铁打宛城》的历史小说，描写了黄樵松坚守南阳的悲壮场面。

　　内战爆发后，黄樵松担任整编30师副师长，与友军一起参加了对晋冀鲁豫解放区的进犯，1945年10月24日，在邯郸以南被晋冀鲁豫军区主力部队包围，高树勋率部一万多人起义，其余各部南逃，途中遭到伏击，损失惨重，2万余人被俘。

　　在此期间，黄樵松的厌战情绪日益强烈，感慨“撕杀半生，如今还要打内战，国家何日得安定，人民何日得更生？”对老百姓在战争中遭受的苦难极为同情。黄樵松不久请了长假回开封闲住，特意书写了早年的一首诗作悬挂在自己的住处：“十年戎马久离家，踏遍关山与水涯。待到功成归故里，携儿月下种梅花。”这首强烈向往和平生活的诗作表达了他不愿参与内战的心情。但是，闲居年余之后，黄樵松还是被强令召回军中，当时整编30师驻扎于渭南，归一战区胡宗南指挥，师长鲁崇义调迁后，黄樵松升任30师师长。

　　1948年7月下旬，蒋介石让胡宗南派军增援太原，胡宗南将这一任务交给了非自己嫡系的整编30师，就在部队奉命集结在西安机场等待空运时，黄樵松称病住进渭南西关一家医院，以图躲避。胡宗南先后三次派人催促，老长官鲁崇义、孙连仲也多方劝告，胡宗南最后一次还派人带着他的手谕到渭南促黄北上，黄樵松只好应命，飞赴太原。

　　黄樵松朴素爽直，诚恳豁达，平易近人，普通农民家庭的出身使得他特别关心百姓疾苦、向往和平安定的生活，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后人的一些回忆文章与他的那首诗作中深切地感触到。当他率领同自己出生入死的将士们身陷四面楚歌的太原绝地之后，几番血战，军事形势始终没有好转，部队伤亡得不到补充，面对渺茫黯淡的前途，黄樵松的内心极其苦闷。

　　1948年中秋节，黄樵松在新城军部设宴联欢，席散后黄樵松拉起胡琴，自唱了一段“秦琼卖马”，关民权唱了一段“探阴山”，热闹一阵之后，有人问道：“老黄，你看太原这战事前途怎样？”黄樵松说：“孤城一座，四无依靠，若是再无援军，将来想再唱‘卖马’也不可得了。”又有一次，众人在西北实业公司的宴会上恭维黄樵松，黄樵松在事后对关民权说：“就凭我们这一灯油，能熬几天呢？”

　　当高树勋的信件通过30军一名被俘的排长秘密送达到黄樵松手中后，黄樵松为了给30军在黑暗之中寻求一条生路，为了使饥饿苦难之中的三十万太原百姓及早获得解脱，毅然决定阵前起义，反戈一击。

　　1948年10月31日，黄樵松派遣他的谍报队长王震宇和谍报队员王玉甲穿越火线，来到华北野战军第一兵团8纵阵地接洽起义事宜。徐向前接到由8纵转交的黄樵松的信件之后，回信一封，并派遣政治部主任胡耀邦和高树勋将军连夜与王震宇进行了会谈。会谈结束后，胡耀邦准备携带徐向前和高树勋的回信亲自随同王震宇进城与黄樵松面谈，出发时又改成了8纵参谋处长晋夫。

　　1985年7月14日，黄樵松将军的故乡，河南省尉氏县政协委托政协委员于兆福向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写信，请他对黄樵松起义中的几个史实问题进行回忆。9月6日，日里万机的胡耀邦在百忙之中亲笔回信，对有关史实作了三点答复，关于临时改由晋夫担任谈判代表进城这一问题，胡耀邦回忆说，当时他把亲自进城的想法向徐向前司令员在电话中汇报后，徐向前认为没有必要亲自去，因而改派晋夫以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长的身份，带侦察参谋翟许友以警卫员的身份进城。今天我们回忆起这段史实时，不能不感谢徐向前司令员的小心谨慎与深谋远虑，否则，新中国将失去一个勤勉开明的总书记。

　　11月2日，晋夫随同王震宇进城后，与黄樵松将军深谈一夜。黄樵松将军提出了四点要求，主要是：起义成功后，由他负责改组山西省政府，保留并扩充30军，30军在一年内整编训练，暂不他调。黄樵松拟订的起义计划是：以换防休整为名对30军进行调动，用一个团从东山前线到太原小东门开辟一条走廊，引导解放军进城；用一个团占领其它各个城门，断绝阎军内外联系；用一个团直扑太原绥靖公署，活捉阎锡山，胁迫他命令阎军放下武器，接受改编。

　　11月3日，黄樵松亲自将晋夫送出城外，并派遣王震宇跟随晋夫再次来到解放军阵地，与胡耀邦进行起义谈判。在与徐向前司令员研究之后，解放军基本同意了黄樵松的起义条件和起义计划，但只希望30军迎接解放军入城，入城后的战斗任务全部由解放军承担，另外，徐向前司令员在回信中提出，解放军步兵师均为三团制，没有旅级编制，请30军最好照此编制。

　　就在这一天，黄樵松向深受信任的第27师师长戴炳南宣布了他的起义计划并安排了任务。戴炳南1905年出生于山东即墨，父亲戴宪斌曾在段祺瑞、唐继尧、阎锡山等人部下当过参谋、副官等职，其弟戴炳麟在原30军军长鲁崇义手下担任营长。戴炳南自1932年起就开始跟随黄樵松，深得黄的信赖和重用，从营长、团长一手提拔到师长，十几年共事的情谊使得黄樵松对戴炳南深信不疑。早在1948年10月，黄樵松在与戴炳南讨论全国战局时，黄樵松说，东北失利，徐州也不妙，不如早作打算，戴炳南说，时机不到。此次黄樵松宣布全部起义计划后，戴炳南认为阎锡山手中还掌握有大量军队，弄不好会全军覆灭，请求黄樵松再认真考虑一下，黄樵松说没有再考虑的必要，并命令他向所属各团传令行动。

　　戴炳南虽然勉强同意了黄樵松的起义计划，但他对固守太原仍存有一线希望，对参加起义顾虑重重，苦思一天后仍然难以定夺。据戴炳南被俘后的供述，他不愿太原30万百姓被共产党统治，不愿对不起老长官孙连仲和鲁崇义，不愿在西安的家眷受到牵连，不愿背负叛变投敌的罪名，因而在这天下午六点多找来他的结拜兄弟、27师副师长仵德厚商议对策。参加起义，投奔解放军，仵德厚不愿参与，他更害怕30军一旦守不住城门而被阎军消灭；自杀，逃避艰难的决择，仵德厚说不值得；告密，仵德厚同意这最后一条出路。随后，戴炳南又叫来下属团长欧耐农，欧也同意告密，戴炳南最终下定决心，背叛将他一手提拔起来、同生共死十几年、把他视为可以托付大事的生死之交的军长黄樵松。另外，据戴炳南自己宣扬，他的祖父和父亲都曾在山西任职，为阎锡山的旧部属，所以他本人与阎锡山早有渊源。阎锡山也常对他的左右说，他和戴炳南是父一辈子一辈的关系。

　　另一种说法是，戴炳南之所以告密，是受到他的山东老乡、30军参谋长仝学曾的劝说。

　　11月3日晚上11点，戴炳南赶到绥靖公署找到参谋长赵世铃，唤醒已经入睡的阎锡山，跪陈了黄樵松的起义计划并表示自己要坚决效忠党国。阎锡山听完之后，呆坐半晌无言，只是苦笑。随后，阎锡山根据戴炳南汇报的情况与赵世铃、孙楚、王靖国商讨对策，重新布防阵地，监视30军防区，诱捕黄樵松。

　　12点左右，黄樵松接到电话，让他到绥靖公署参加军事会议，黄樵松推脱未去，赵世铃随即第二次打来电话，仍未去，阎锡山于是亲自出马，一面打电话邀请，一面派汽车到北门外新城30军军部迎接。

　　黄樵松为人过于简单，处处警惕不够。就在这一天的中午，他和戴炳南、仝学曾等人在关民权家中参加午宴时，关民权对解放军连日来对东山的猛攻极为担忧，问道：“老黄，共产党打进来怎么办？”，黄樵松说：“打进来，你还做你的厅长。”不知就里的关民权说：“恐怕脑袋也保不住了，还做什么厅长。”黄樵松冲口而出：“我保你！”随即又自觉失口，掩饰说：“说笑话吧。”从这一点上，我们也可以看出黄樵松性格上的弱点，这也正是他的悲剧所在。

　　在如此微妙的时刻，黄樵松却未能警觉出接二连三的邀请后的反常，乘车来到了绥靖公署，一进副官处即被拘捕，并从身上搜出徐向前、高树勋写给他的信件。第二天早晨，随同王震宇再次入城的晋夫刚刚进入阎军阵地，就被恭候多时的宪兵逮捕。

　　阎锡山逮捕黄樵松、晋夫之后，立即向蒋介石报告，11月6日，阎锡山按照蒋介石的电令，将黄樵松、晋夫等人经北平飞解南京。此时，黄樵松的老长官孙连仲正担任南京卫戍司令，蒋介石首先将黄樵松交给孙连仲的卫戍总部接收。在初审时，国民党官员一度怀疑晋夫同志就是华北野战军第一兵团政治部主任胡耀邦。孙连仲或派人或亲自与黄樵松约谈几次之后，向蒋介石做了当面回复。不久，蒋介石即指令组织国民党国防部特别法庭进行了两次会审，以“率部投降共军”的罪名，判处黄樵松、王震宇死刑，以“煽惑军人逃叛既遂罪”，判处晋夫死刑，三人均拒绝在判决书上签字。翟许友因为没有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而被判处无期徒刑。翟许友建国后被打成“叛徒”，送入安徽“五七”干校学习。

　　黄樵松被捕后，第30军参谋长仝学曾飞回西安向胡宗南做了汇报，黄樵松在西安的住宅被查抄。黄樵松的妻子王怡芳当时正在产褥期中，立即抛下婴儿赶往南京营救，但她从到达南京直至黄樵松被害的半个多月中，虽多方奔走，想尽办法，也始终未能与丈夫会面。黄樵松在太原被捕后，曾在一张名片上写下了“怡芳，今后仰事俯畜全靠你了，来生再见”的托付请求阎军将领转交王怡芳。此后，他又在狱中写下了《卧室颂》、《骊歌》、《黑暗的早晨》和《铁窗晚眺》等诗作，借以发泄愤懑的心情，抒发对亲人的深切思念。他在《述怀》一诗中写道：“戎马仍书生，何处掏虎子？不愿蝇营活，但愿艺术死。”就在开庭宣判前一天，黄樵松给妻子写好了《遗书》，书中回忆了他们夫妻间十几年的恩爱生活，谈到了年迈双亲和七个幼年儿女的生计，嘱托身后之事要从简料理，并表达了自己“平生酷爱艺术，今为艺术而死，夙愿得偿”的心情。

　　11月27日，黄樵松、晋夫、王震宇三人被枪杀于南京江东门外中央军人监狱刑室。其后，王怡芳出重金买通狱卒运出三人遗体，置棺立碑安葬于莫愁湖畔。

　　牺牲时年仅31岁的晋夫同志原名吕晋印，河南洛阳人，抗日战争爆发后参加了共产党的抗日武装。1947年8月1日，第8纵队成立，晋夫担任参谋处长。就在这一年年底，正在休假的晋夫与新婚五天的妻子告别，回到部队参加运城攻坚战，这次分别竟成为他与妻子的决别。

　　出卖黄樵松之后，戴炳南很快就被提升为第30军军长，阎锡山不仅称赞他是“大义灭亲，难能可贵”，更将他美化成“有识有胆，忠孝两全的完人”，春节期间，一次就送给戴炳南三万元现金。

　　1949年1月3日，由太原绥靖公署秘书长吴绍之和建设厅长关民权为介绍人，戴炳南与据说“行为浪漫”的潘德荣结婚。潘德荣姐妹四人，她排行最末，又叫潘四姑娘。当时哈德门香烟的广告中有“还是她好”一语，吴绍之即借用这句广告词，称年轻貌美的潘德荣为“哈德门”，一时间传遍人口。结婚之后，潘家的亲戚们不断托戴炳南为他们办事，戴炳南虽然煊赫一时，但终究不是地方官员，有些事情也不便开口，潘德荣于是撒娇哭闹，气得戴炳南准备与她离婚，直到介绍人关民权出面调解。

　　戴炳南在关键时刻的告密，不仅延长了阎锡山的顽固统治，而且加深了太原百姓的痛苦，加剧了太原古城的破坏程度，加重了解放军的伤亡，所以，太原解放前夕，他被太原前线司令部宣布为五名战犯之一。戴炳南自知罪行深重，难逃制裁，4月22日下午，派部下谎称他在从公馆到前线指挥作战的途中，被解放军炮火打死在街上，并让潘德荣为他准备丧礼，对此，就连许多阎军军官也深表怀疑。

　　太原解放之后，戴炳南成为新成立的太原市公安局重点缉拿的目标。五月初，戴炳南的卫士李士杰在榆次俘虏营被人检举出来，经过突审，李士杰交待，戴炳南让他布置宣扬戴阵亡的假象，然后逃到了开化市阴阳巷二号院潘德荣的姐夫高尊愈的家中。阴阳巷是一个死胡同，也是太原市最小的巷子之一，只有两三个院几户人家，许多太原人都不知道它的位置。5月2日，太原市公安局人员赶赴高尊愈家中，将在壁柜下暗藏了八九天的戴炳南逮捕，王怡芳闻讯后，曾发来信件要求严惩戴炳南。7月8日，太原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特别法庭判处戴炳南死刑，仵德厚有期徒刑十年。戴炳南随即被押往首义门外刑场持行枪决，据说，这个顽固分子临死前还要求佩戴国民党发给他的勋章。持行枪决时，持行任务的战士对戴炳南头部开了一枪，但戴炳南被脚镣卡位，竟然没有倒地，持行战士和监刑军官又连开数枪，戴炳南才最终倒地，老百姓后来传说戴炳南是被机关枪打死的。

　　根据关民权的记载，戴炳南曾计划在解放军总攻时，率领一个团往外硬冲，突围到西安去。根据被俘的太原绥靖公署侍从参谋室中校侍从参谋岳寿椿的记叙，太原战役并非全歼守军，当时解放军在西城的进攻部队数量较少，防守力量相对薄弱，30军一部从这里突围逃走。如果真的确有其事的话，那么，这从军事角度来看绝对是一个奇迹。岳寿椿的这篇文章在完成后经过多位太原战役亲身经历者的审阅，《山西文史资料》在发表前也不会不做核实，所以，他的记叙应该是可信的，但遗憾的是，岳寿椿的记叙极为简单，我几乎翻遍了有关太原战役的各种资料，却再也找不到关于此事的只言片语。这支残部究竟是如何从25万大军的包围之中插翅而逃的，他们突围后的命运又是如何，那就不得而知了。

　　南京解放后，黄樵松、晋夫、王震宇三位烈士的遗骸由莫愁湖畔迁葬至雨花台烈士陵园。太原地方政府后来在牛驼寨烈士陵园内，树立了黄樵松和晋夫烈士的遗像与纪念碑。黄樵松的女儿黄蔚君曾前往山西省公安厅档案馆，查找抄录了徐向前司令员和高树勋将军写给黄樵松将军的四封信件。建国后，徐向前元帅路经南京，曾来到雨花台烈士陵园黄樵松和晋夫烈士的遗像前默哀致敬。1979年11月，山西省委又将黄樵松烈士的骨灰由南京迁至太原双塔寺烈士陵园，并举行了隆重的骨灰安放仪式，薄一波、程子华等领导人送了花圈和挽联。在山西省委的悼词中，称赞“黄樵松烈士是一位有正义感、有民族气节的军人，是一位爱祖国、爱人民、爱和平的爱国人士，他为解放太原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虽死犹生。”

　　中央常委为什么要联合致电徐向前，攻取太原的华北野战军为什么被称为是解放军五大野战主力之一，彭德怀为什么会代替徐向前指挥太原战役后期作战，杨成武兵团的高级指挥员为什么几乎全部被报销，阎锡山和梁化之为什么没有杀害中共地下党员赵宗复。请看《沧桑阅尽话太原》第三十章：太原战役之胜利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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