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章诒和的《往事并不如烟》,节选评议 -- 明日天涯

说史良的一节

史良来我家，每次都是一个人，她的丈夫在哪儿呢？在我对史良产生了近乎崇拜的好感之後，便对她的一切都有了兴趣和好奇。我问父亲：“史阿姨的丈夫是谁？我怎麽从来没见过？”

父亲说：“她的丈夫叫陆殿东，外交部的一个专员，这个差事是周恩来安排的。他的年龄比史大姐小，所以大家都叫他小陆。当时在上海，史大姐已经是个名律师的时候，小陆还在巡捕房当巡捕。”

母亲小声地矫正：“到了（一九）四六年，人家小陆也在上海挂牌当律师了。”

“那是跟她结婚以後的事。”父亲接着说：“他们的结合幸福不幸福？大家心明白。有时我想史大姐一觉醒来，恐怕会发现自己的眼泪湿透了枕衾。”从语气，看得出父亲对她的怜惜与叹惋。

我认识小陆是在全家去青岛避暑的途中。在火车的软卧车厢，他对妻子照料之周，体贴之细，令所有的男人自愧弗如，也让所有的女人暗羡史良能有这样的夫君陪伴，实在是福。小陆出出进进，端茶，倒水，提拖鞋，送零食，都不在话下。午饭後，史良说要小憩片刻。小陆听了，立刻打开行李箱，先拿出雪白的睡衣睡帽和一卷有法式花边的白色织物；继而取出一个纸口袋，口袋装的是一把小钉锤，两粒小铁钉，一节软铁丝。我们面面相觑，不知要搞什麽名堂。接着，他请来列车长，比比划划，低语几句後，只见小陆携工具爬到上铺，在左右两壁各打进一小钉，然後把那卷织物抖落开——原来是两尺见宽的帏帘。帏帘上端缀着

一个个小铜环，小陆将它们套入铁丝，再把铁丝的两端系於两边的铁钉。这样，一副床帏在几分钟之内便做成了。它质地轻薄，尺寸合适，既把上铺遮得严严实实，又开阖自如。史良在帘内换上睡衣，戴好睡帽後，小陆从行李箱拿出一个木质衣架，把史良换下的衣服抚平撑好，挂於下铺的衣帽钩。

车在行驶，车内寂静。帏帘将夏日的阳光挡在了外边，也遮住了午休者的睡容。小陆端着自己的水杯，站在通道的窗前，欣赏着窗外的风景。我只要从他身边经过，叫声“陆叔叔”，他都要点点头，圆圆的脸上泛起浅浅的笑┅┅

後来母亲告诉我，尽管小陆对史大姐的生活照顾得无微不至，比保姆还保姆，但人们都认为史大姐应该享有更好的婚姻生活，可惜她失去了机会。

“什麽机会？”我追问着。

母亲说：“就是和你的罗伯伯（即罗隆基）呗。抗战时在重庆，他俩的关系已基本被大家默认。史大姐对这件事是认真的，表现得从容大度。可谁也没料到会冒出个浦熙修来，老罗遂又向浦二姐去大献殷勤。史大姐察觉後，立即结束了这段浪漫史。”不想地位那麽高、每逢“三八”妇女节便要向全中国妇女大谈或大写女性解放问题的人，在内心深处同样掩埋着一个普通女性在感情上的伤痛。

开始看到这段，我是很反感的，史良没嫁给罗隆基可以说是走运，找了个这么好的丈夫可以说是幸运，可是章家母女的评论却成问题，好像嫁给才能和地位相配的人才会幸福似的，并以及己推人，这和那些门户观念可以说是异曲同工了，若是史良的丈夫是个普通知识分子，甚至是个平民，真不知道章家母女会怎么看了，包不见还以为史良生活在地狱之中呢。所以我说吧，那些大右派也不见得是什么好鸟，他们当政也不一定会把老百姓当人看。

经过一段时光，罗仪凤以为到了收获爱情的季节。她在给罗隆基送去的生日蛋糕上，亲手用奶油绘制出两颗并列的心。心是红色的，丘比特箭从中穿过。此外，还有花，有信。罗隆基接到生日礼物，大惊失色。这是他万万没有料到的。他不知该如何回应，便向父亲求救。

父亲责怪罗隆基不该大献殷勤，说：“你半辈子的罗曼蒂克，有一部书厚。但现在的你是个右派，而人家出身名门，至今未婚，如今能袒露心曲，已是极果敢、极严肃的举动。如果讲般配的话，罗仪凤实在是配得过你，就看你有无诚意了。再说，选择妻子，主要在於心地好，其馀的都无关紧要。”

罗隆基说：“我们只能是互称兄妹，而不可结为夫妻。”

父亲问：“你主动接近她，现在又回绝她。努生，你到底搞什麽名堂？”

罗隆基支吾半天，说不出一条理由。

“你是嫌人家老了，也不够漂亮吧？”父亲的话，让罗隆基哑口无言。

後来，尽管他们二人的关系再没有向婚姻之途发展，毕竟罗仪凤是康有为的後代，对罗隆基仍以礼相待。每逢端午、中秋或重阳，父母都会收到罗仪凤自制的糕点。有时，母亲打电话问罗隆基如何过节。

罗隆基答：“幸有妹妹送来点心，方知今夕为何夕。”

如果说，恋爱对罗隆基是享受的话，那麽，恋爱对罗仪凤，就是消耗。消耗了许多的时间，许多的心力，许多的感情。而进入中年的女人，怕的就是消耗。不久，罗仪凤得知罗隆基在与自己继续保持往来的同时，陷入了另一场恋爱。那个女人虽说不是燕京毕业，也不精通英语，但是精通打牌，擅长跳舞，活泼漂亮，颇具风韵。她与罗隆基从牌桌搭档、舞场搭档关系开始，便一发而不可收拾。为了她，罗隆基还与其兄（时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大闹一场，甚至闹到周恩来那. 这，对罗仪凤是致命的一击。我知道，罗仪凤无论怎样地倾心罗隆基，也决不会跑到公众场合去充任什麽牌友或舞伴的。

1963年秋，我被分配到四川省川剧团艺术室工作。罗仪凤陪伴全国政协委员的母亲来成都视察。在锦江宾馆，趁着母亲睡觉，她一连几个小时在述说这件事。

“小愚，如果他（指罗隆基）向我求婚，我也是决不嫁的。”她用阴沉的声音说出了这样一句话。

“罗姨，为什麽？”

“我嫌他脏，肮脏。”她语调平静，嘴角却在颤抖。显然，在这平静的语调 ，蕴涵着无比的怨恨。

我发现她一下子老了。

罗仪凤是何等的聪颖，当知罗隆基的浪漫天性及过去之种种。但她仍投身其中，往而不返。之所以如此，大概是要给自己日趋枯涸的人生，编织出一个最後的幻像，一个幸福又奇魅的幻像。罗仪凤曾经将这次令她心碎的感情经历用文字写了出来，以倾吐内心的痛苦与不平。写完以後，却始终未示於人。“问世间，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许。天南地北双飞客，老翅几回寒暑？”——元好问的这首《摸鱼儿》，替天下为情所苦所累者发出了永的追诘。看来，比死亡还神秘的，真的就是爱情了。这场锥心刺骨的恋爱从明亮的粉红色开始，到黯淡的灰黑色结束。而从开始到结束，罗仪凤一直瞒着她的母亲。在情感生活中能持久地保持这样一种虔心、凝韧、隐忍的态度，一般女性是办不到的。储安平曾说：“贤良、宽恕及自爱之中尽心与克制，是当今世界上最好的妻子的品行。”罗仪凤的身上就有这种品行，只是应了父亲的那句话：“努生无慧眼，也无福份哇！”

我发现她一下子老了。

罗仪凤爱花。

她家的庭院，栽有一片法国品种的玫瑰，还有十馀株品质极高的榆叶梅，排列於大门两侧。五十年代的春日，一位副总理级的高官驱车路过东四十条。那繁密似火、浓艳似锦的榆叶梅，绽露外。花树之盛，引得他驻足而赏。後来，他的手下工作人员，含蓄地表达了首长意思。待花谢尽，罗仪凤让人把所有的榆叶梅连根挖出，送了过去。一株未留。

父亲认为，我提的可不是个简单的问题。这其中有哲学内容，有心理学成分，还有社会因素。他说：“中国是一个没有宗教的国家，中国人没有信仰，却迷信。穷人迷信，阔人迷信，贵人迷信，要人也迷信。康同璧自然也不例外。”说到这里，父亲用手指着後院的方向，说：“小愚，还记得我们家後院角门的四扇活页门板上分别写的‘元亨利贞＇四个字吧。你知道它个是个什麽意思？”

母亲说：“康老死後，仪凤的哥哥还是渺无音信。革命政权规定所有私房的产权一律交公，那麽租给外交部官员的房租收入，也没了。断了经济来源的她，粗茶淡饭，节俭度日。在辞退帮工的时候，家的男佣老郭和二陈提出，要仪凤每人给三千元安置费，否则就闹到居委会去。康家哪有钱？仪凤胆小，不敢得罪工农兵和街道的人，明知是敲诈，也只得忍气吞声。为了凑这六千块，她都快急疯了，白天找人托卖家具、衣服、杂物；夜焦虑，失眠，哭泣。泡在这样的苦日子 ，她能不老吗？到了冬季，仪凤自己已烧不动锅炉，只好烧壶开水，灌个暖水袋抱在怀 .过着这样的穷日子，她能不老吗？再说，以往所有的生活内容及全部的社会关系，都断了。好比终日坐在一口枯井 .所以，仪凤的老，是从心老开始的。”

母亲的话，像一根根钢针刺痛着我的心。而此刻的罗仪凤可能坐在电车，躲避着别人的注视把脸朝着车外，死寂般的眼睛望着变换的街景，想着渺茫的未来┅┅

整个晚上，我都在竭力思索，力图给我的罗姨寻出一条新的生路。结果，什麽也没有想出。旧梦已逝，新梦不来。其实，在我们的这个环境，她是做不出新梦的。她的处生之道，为新社会所不容。而新政权所倡导的整齐划一的生活、观念及思维方式，又把她的心灵最後一条缝儿，都封没塞绝。这样的特定人物及其生存情境，不禁使我联想中国历史上的遗民。难怪研究明清之际士大夫问题的学者说，中国历史上“遗民多有祈死，待死，以生为死者”。而父亲说，康氏母女是中国最後的贵族，看来也是不错的。

赵文璧的确担心，且提醒罗隆基：“你的群众关系太坏，部内、部外都坏。”还特别点明：“你在生活作风方面，也太不注意了。”罗隆基立即打断他的话头：“你不要谈我的生活作风，我的脾气不好，这些都是小事，一百条也不要紧，现在主要是政治立场问题┅┅所以，你要冷静地分析问题，不要沉不住气。”

7 月1 日，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文中，在批判该报为资产阶级右派充当“喉舌”的同时，指责中国民主同盟和中国农工民主党“在百家争鸣过程和整风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特别恶劣。”是“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有路线的，都是自外於人民，是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而右派份子的倡狂进攻，“其源盖出於章罗同盟（後被称章罗联盟）”。

父亲阅後大惊，说：“我这次讲话（指5 月21日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帮助中共整风提意见的座谈会上的发言）是上了大当。”并从文笔、语调、气势上一口断定，这篇社论必为毛泽东所书。

他怃然良久，又道：“老毛是要借我的头，来解国家的困难了”。

吴晗代表民盟左派第一个发言。他登台便骂，骂罗隆基是“撒谎大家”，骂他“从腐朽的英美资产阶级那学会一套撒谎学和诡辩术，无耻到极点”。接着，用大量篇幅揭发罗隆基的反共老底，说他“早在20年前就向日本帝国主义献计，企图联合反共了。”

历史学家吴晗对罗隆基个人历史的叙述还在其次，而其中的两条揭发材料，因颇能突显罗隆基的政治意向，才是最具历史价值的内容。一是解放前夕，吴晗从上海转到解放区，罗隆基托他带封信给沈钧儒，信中罗隆基要求沈老“代表民盟向中共中?ㄔX 以下几个条件：（一）不要向苏联一边倒，实行协和外交；

（二）民盟成员与中共党员彼此不要交叉；

（三）民盟要有自己的政治纲领，据此与中共订立协议，如中共不接受，民盟可以退出联合政府，成为在野党。”

话说至此，吴晗声明：“我当即觉得信中主张十分荒谬，也就没有将信交出，而信内所言条件，自己到现在还清楚地记得。”後来证明，这封信是张澜、黄炎培等几人在罗隆基的病房商量好，由他执笔的。

吴晗揭发的另一条材料，是罗隆基与周恩来的一次对话——那是在1949年政协召开前夕，罗隆基到达北平，周恩来与之会面。

周公说：民主党派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中共代表无产阶级。

罗隆基当即表示，不同意周恩来的意见，说：“你是南开出身，毛泽东是北大出身，我是清华出身。为什麽你们能代表无产阶级，而要我代表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呢？我们成立人民阵线，你们代表一部分人民，我们代表另一部分人民，这样来共同协商合作组织联合政府。”——吴晗对此批判道：“罗隆基的这一段话是十分露骨地表示他是不愿意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狂妄地自封为代表一部分人民和共产党面对面讲价钱。”

浦熙修十是与罗隆基同居10载的女友。她是拿着《罗隆基是只披着羊皮的狼》为题目的发言稿，最後一个登台的。她的揭发，从罗隆基的家世说起。浦熙修说：“罗隆基自己讲是出生在士大夫家庭，其实，这个士大夫家庭就是江西安福县枫田乡的一个地主家庭。早在1929～1930年的时候，他的家就被共产党清算了。父母双亡，主持家务的寡嫂亦被斗。罗隆基曾说自己从小由寡嫂抚养，他不能不管，每月都要寄钱回去维持寡嫂和侄儿们的生活。而这件事就足以证明罗隆基对於共产党的阶级仇恨是刻骨铭心的。”

浦熙修以生活中的例子，证明罗隆基的这种仇恨。那是在解放前，罗隆基住在上海虹挢疗养院，她穿着一双新买的红色胶鞋去看探视。罗隆基忽然勃然大怒，浦熙修一时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不知怒从何起。批判会上，浦熙修找到了“怒从何起”的由来，她说：“原来罗隆基是怕红色，还责问我为什麽要买红色胶鞋？”

浦熙修又讲了个蒋介石观剧（曹禺话剧《蜕变》）看到一个红肚兜，即大发脾气的故事。她把两者并列在一起，说：“罗隆基怕红胶鞋，蒋介石怕红肚兜。这正说明罗隆基和蒋介石是站在同样的立场上，对共产党有着深刻的阶级仇恨。”

为什麽说罗隆基是只披着羊皮的狼？浦熙修是以他虐待家庭女护士王爱兰的例子做实证。虐待的起因是罗丢了200 元钱，怀疑是王所为，王不承认，便大发脾气，後罗隆基又藉故说王偷看《叁考消息》，私拆信件，以要扭送公安局相威胁。事後查清，偷钱者为勤务员。王爱兰要求罗隆基写张个人行为清白的证明信，以便另谋生路，罗却置之不理。——王爱兰是个劳动者，罗隆基对劳动人民象狼一样凶狠。跟着，浦熙修又叙述了另一件事情，即（19）48年7 月南京《新民报》停刊的时候，罗隆基在疗养院挥汗如雨整3 日，帮助报业女老板邓季惺向国民党写万言哀诉书；（19）49年6 月罗隆基刚到北京不久，又帮助邓季惺写向人民悔罪的检讨书，以求过关继续办报当老板。——老板邓季惺是个有产者，罗隆基对资产阶级似羊一般温顺。

“对劳动人民象狼一样凶狠，对资产阶级似羊一般温顺。罗隆基不是一只披着羊皮的狼，又能是什麽呢？”浦熙修大声质问坐在台下的罗隆基。

罗隆基把头扭到了一边，眼睛盯着窗外。

罗隆基的傲慢点燃了浦熙修心头不可遏制的怒火和怨恨，她继续揭发，说：“罗隆基解放後对於美帝国主义并未死心，在家中曾说张东荪勾结个美国的三等特务，太不争气。而他自己始终想和美国头等特务搭上关系。”

听到这样的揭发内容，罗隆基全身冰凉，觉得自己变成了一张纸或一片叶，被暴风雨随意吹打。

发言至末尾，浦熙修也已完全进入了情感状态。她说：“周恩来在人大政治报告中说：”我们希望，经过外力的推动，生活的体验和自己的觉悟，右派份子能够幡然悔悟，接受改造。＇我不幸堕落为右派份子罗隆基的俘虏，感谢这次声势浩大的反右派斗争，清醒了我的头脑，我愿意痛改前非，照着周总理的话去做。

但周总理谈话中更重要的是生活的体验和自己的觉悟。当我一步一步地重新认识了罗隆基的丑恶面目，揭露了罗隆基的罪恶行为的时候，我的精神就觉得轻松而愉快些。“

由於罗隆基曾说自己和浦熙修是“十年亲密的朋友关系”，所以浦熙修在此，必须用事实对“亲密朋友关系”做出一个否定。她声泪俱下，说：“象狼一样的罗隆基毫无人性可言，对我也并不好些。1949年，我从南京出狱後，想即去香港到解放区，他扔出刀子来威胁我。解放後，每当我一有进步要求的时候，他就暴跳如雷，例如我要求入共产党，我要去《光明日报》工作，1950年我想脱产学习，他都不知对我发过多少脾气，最後使我屈服而後已。”

末了，她向罗隆基发出绝情的最後通牒：“让这所谓的亲密的朋友关系丢进茅坑去吧！我再一次警告罗隆基，你永远不要想利用我了！┅┅罗隆基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阴谋是一贯的，他说，他的骨头烧成灰，也找不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阴谋。实际上，他的骨头烧成灰，就是剩下来的灰末渣滓也都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

父亲读罢这篇发言，对母亲说：“无论是出於解脱自己，还是真的以为努生反动，看来，浦熙修是下决心要和老罗分手了。”

人缘这东西，在中国厉害无比。罗隆基的批斗会之所以开得最多、最长。态度恶劣、拒不认罪是一大原因，而脾气坏、人缘差，则是让他吃大亏的另一个原因。罗隆基雄才大略，却又炫才扬己。忧国忧民，但也患得患失。他思维敏捷，纵横捭阖，可性格外露，喜怒於形。他雄心勃勃有之，野心勃勃亦有之。他慷慨激昂，长文擅辩；也度量狭窄，铢必较。有大手笔，也耍小聪明。他是坦荡荡君子，也是常戚戚之小人。中国官场的秘诀是少说少错，多说多错，不说不错。罗隆基终身从政，却口无遮拦。研究“57”反右运动史的人，都在寻找毛泽东於15天的时间长度，决定由整风转为反右的具体原因及文化心理因素。据说，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罗隆基讲的那句“现在是无产阶级的小知识份子领导资产阶级大知识份子”的话，传到了他的耳朵，伤了脸面，刺痛了心。当然了，老人家势必要记恨的。因为罗隆基这句政治话语，表达的却是一种最深刻的文化歧视。

在罗隆基家当护士的王爱兰是被请到民盟中央批判会的人，她的发言集中於生活琐事，很有吸引力。她说：“我在他家3 年零6 个月，朝夕挨骂，每天在饮食上总是要找我的岔子，要是杨薇（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女演员）来吃饭，我就更倒楣，责怪我把菜弄少了，而浦熙修来时又说我菜弄多了。只要杨薇一来，任何人都不见，浦熙修几次打电话要来，因为杨薇在，他总说有人在开会，或者说要出去开会，其实他和杨薇不知道在搞什麽。”

罗隆基爱摆弄一个小巧的收音机，一天，大概是他的情绪不错，边摆弄边对王爱兰说：“这个收音机是进口的，你知道是谁送的吗？”王自然想知道。罗隆基告诉她：“是周佛海的小老婆送的。”王爱兰记住了这个“周佛海的小老婆”，揭发出来，使得会议主席胡愈之令其交代和周佛海小老婆的关系。

这个护士还揭发了罗隆基卖药的事实，说：“他曾叫我清点链霉素还剩多少，并说：”这些药都是朋友送我的，留着不要用，要药就到北京医院去拿。＇（19）53年秋，他问我：“药过期了没有？＇我检查一下说：”快过期了。＇他说：“给我卖掉。＇我问；‘拿到哪去卖？＇他很不耐烦地说：”拿到王府井药房去卖，还不知道吗？＇我费了很多力，才卖掉40瓶。这些链霉素是美国特务司徒雷登送给他的。最可恨的是毛主席送给他的中药，他也叫我去卖，结果没有卖掉，从这里可以看出罗隆基是如此惟利是图。“

王爱兰的发言时间不短，但她仍说：“今天因为时间限制，我不能把每天的苦情倾诉出来，总之，1 年365 天，一天一小骂，三天一大骂，从来没有见过他一次好脸，但是他对杨薇却是低声和气，满脸笑容，他对张东荪也格外亲密。”

罗隆基的警卫员张登智，是被民盟中央整风领导小组请来的第2 个做重点发言的人。一上台，他即表现出极大的义愤，说：“罗隆基骂我们的人民警察是‘警官＇叫派出所是’拘留所＇。他去缝衣服，又辱骂裁缝偷了他的布。他对烧暖气的工人百般为难，他规定暖气只烧到75度。高了也不行，低了也不行。有时烧得高一些，他就骂道：”你们要热死我吗？快给我拿扇子来！＇有时烧低了一些，他又骂道：“我是病人，你们要冻死我吗？＇罗隆基还常骂警卫：”我要打电话问罗瑞卿，是叫你们来保卫我的，还是监视我的？“

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的工作人员，揭发罗隆基在国外斤斤计较生活享受的事情。说他每到一个地方，总同别人比住的房间，比汽车，甚至连抽中华牌香烟也要比，看谁抽筒子烟，谁抽纸包的。（19）55年到赫尔辛基开和平大会。代表团第1 天的深夜抵达莫斯科，大家都很疲劳，而住在六层的罗隆基忽然打电话给住在一层的工作人员，问：“你们怎麽分配房间的？为什麽我的房间的浴池没有水？”等翻译找到旅馆的服务员一同爬到六楼，他又说：“不用修了，我今天不洗澡。”这些工作人员还说，他每次出国对开会没有兴趣，最感兴趣的是看美国电影和杂志，遛大街，办货。他借公家许多外汇买衣料、药品和香烟。不仅自己买，还给浦熙修和乾女儿买。

体育运动委员会办公厅的人揭发罗隆基每逢体育馆有精彩的球赛，总来要票，一不如意，就大发脾气。他曾直接打电话质问：“为什麽党员部长可以坐主席台，而我这个四级部长却不能？主席台的请柬都发到哪去了？”

全国政协的工作人员说罗隆基（19）56年11月入川视察，大摆老爷架子，坚持单独坐一辆小轿车，不与他人共乘┅┅

罗隆基这个人的个性表现，就象一出戏。好不好、精彩不精彩，全都演在你面前。他曾说：“小事一百条也不要紧。”象他这样的政治家，没有想到世界上另有一种政治斗争。古人讲：“以一毫挫於人，若挞之於市朝。”千万别低估这些小事、琐事，它们或被放大、或被歪曲、或被捏造，若捆绑在一起，便有了很强的杀伤力，不仅让爱面子的罗隆基丢尽了面子，而且还给他制造出一副形同恶棍的嘴脸。当一个人被推至险境，这种无可逃遁的告密、叛卖，也最为惊心动魄。

罗隆基这个人呢，个人人品上不是个好东西大概是没几个人否认了，在政治上吧，我觉得他顶多也就是个文化社团领袖的材料，搞政治实在是个棒槌，而且，这个人也不见得就政治品格纯正，你说他看不起和三流特务勾搭的人，不过看他的语气，如果是一流特务呢？或者说是美国的那些政客呢？他会不会上人家的钩，或者会不会以前就有勾搭？

罗凤仪可惜了的，不过我感兴趣的是她被迫把花送给那位副总理的那段，可以说是一副生动的中国社会风景画，还有一段让我印象深的，是她文革时候忍无可忍半夜发泄的描述，只不过有点反动，就没贴上来

张伯驹摆摆手，打断了父亲的话头：“章先生，你不必向我讲这些话。你是个懂政治的人，都成了右派。那麽，我这个不懂政治的人划成右派，也就不足为怪。再说，右派帽子对你可能是要紧的，因为你以政治为业；这顶帽子对我并不怎麽要紧，我是个散淡之人，生活是琴棋书画。共产党用我，我是这样。共产党不用我，我也是这样。”

那时，到我家做客的，已多为同类。无论是博学雄辩的罗隆基，还是北伐名将黄琪翔，只要提及自己的“划右”，不是愤愤不平就是泪流满面。没有一个像张伯驹这样泰然、淡然和超然的。社会主义政治课教给我们对待挫折的一句豪迈的话语是：“跌倒了，算什麽？爬起来！再前进。”可跌倒了的张伯驹，怎麽给人的感觉就好像没跌倒，所以，张伯驹不必“爬起来”，而我父亲，罗隆基，黄琪翔，就要“爬起来”，他们自己也很想“爬起来”。

父亲的提问，使不太爱讲话的张先生有了话头儿。他开始侃侃而谈：“克定大半生随父，为袁世凯出谋划策，自己也身受荣华富贵。到了抗战时期，克定的家境就每况日下，手头拮据。那时他还想透过关系，请求蒋介石返还他被没收的袁氏在河南的家产。老蒋没答应，克定只好以典当为生。华北沦陷，有一次曹汝霖劝克定把彰德洹上村花园卖给日本人。袁家的亲戚听说这个消息，也都议论纷纷。赞同的、怂恿的颇多，其目的无非是每个人借机能分得些”条子“（金条）罢了。克定坚决不同意，说这是先人发祥地，为子孙者不可出售。当时占领华北的日本陆军长官土肥原贤二，由於从前与老袁认识，所以在网罗到吴佩孚、靳云鹏之後，还想拢络袁氏之後，尤其是长子克定。如果克定能在华北伪政权任职，恐怕对北洋旧部还能施加些影响。克定曾几次向我谈到这事。他掂量再三，说出任则从此有了财源，但也从此当了汉奸，得不偿失，决计不干。所以，一直住在颐和园内。”

张伯驹讲到这里，不无感慨地说：“人知梅兰芳蓄须明志，其实北京沦陷八载，克定身处困顿之境，拒任伪职，也是有气节的。可惜知之者甚少。後来，我看他家产耗尽，生活难以为继，便将他从颐和园接到我的承泽园寓所。他住在楼上，满屋子的书，以德文书最多。他这个人，儒雅正派，每日读书译述。我们家的诗词书画，弦歌聚会，他是不下楼的。後来，我把承泽园卖了，把家搬到了城. （19）58年克定八十大寿，他是在我家过的，也是在我家中去世的。”

“他的生活由谁负担？有经济来源吗？”父亲问。

“克定每月有五、六十元的收入，也算是工资吧。这还是行严（即章士钊）以中央文史馆馆长身份，在文史馆给克定弄个名义，按月发下的生活费。他每次拿到钱，都要交给潘素。我不让潘素收他的钱。我既把他接到家住下，在钱上就不能计较了。”

张伯驹说话的口气，平静如水，清淡如云。可我扳起手指一算，袁克定在张宅整整寄居了十年，且又是个七、八十岁的垂暮之人。这样一件天天费神化钱、时时劳心出力的事要是轮到我，说什麽也得在人面前念叨念叨。

张伯驹在看过父亲的藏画目录後，认为爸的收藏除了尽量集皖籍文人、画家的作品，显示出明确目的之外，其馀的藏品过杂，建议今後以明清佳品为主。他说：“现在想找宋元字画，已经很困难了。如今，有了什麽好的东西，不是交公家，就是拿给康生、邓拓。你莫说买，连见都见不到。”

张先生点头，对我们讲：“陆机《平复帖》是用四万大洋从溥心畲的手买的。这个价钱算便宜的，因为溥心畲开口就要二十万大洋。买展子虔的《游春图》，是我把公学同的一所宅院（据说是李莲旧居）卖给辅仁（大学），再用美元换成二百二十两黄金，又让潘素变卖一件首饰，凑成二百四十两，从玉池山秀老板那弄来的。那老板张口索要的黄金是八百两！《三希堂帖》、李白字《上阳台帖》、唐寅《蜀官妓图》，当时老袁的庶务司长郭世五愿以二十万大洋卖我。我一时也搞不到这麽个数目的钱，只好先付六万大洋的订金，忍痛把《三希堂帖》退给郭家。范仲淹手书《道服赞》是我用一百一十两黄金购来的。”

讲到这里，张伯驹喟叹道：“不知情者，谓我罗唐宋精品，不惜一掷千金，魄力过人。其实，我是历尽辛苦，也不能尽如人意。因为黄金易得，国宝无二。我买它们不是为了钱，是怕它们流入外国。唐代韩干的《照夜白图》，就是溥心畲在（19）36年卖给了外国人。当时我在上海，想办法阻止都来不及。七七事变以後，日本人搜刮中国文物就更厉害了。所以我从30岁到60岁，一直收藏字画名迹。目的也一直明确，那就是我在自己的书画录写下的一句话予所收藏，不必终予身，为予有，但使永存吾土，世传有绪。”

潘素还告诉我们，抗战爆发以後，他俩为保护这些文物珍品，把所有的字画一一缝入衣被，全部携往西安。一路的担惊受怕，日夜的寝食不安。怕土匪抢，怕日本人来，怕意外的闪失，怕自己的疏忽，时刻地小心，整日地守在家中。外面稍有动静，气不敢大出，心跳个不停。总之，为了这些死人的东西，活人是受够了颠簸和惊吓。

我知道，朱自清、闻一多是极有气节的爱国者。可我翻来覆去地想，怎麽都觉得张伯驹也是个极有气节的爱国者。我搞不懂：为什麽像“民革”和共产党动过刀枪的人物，在57年风浪中被认为表现良好；而“民盟”传播知识的教授，如潘光旦：“农工”治病救人的大夫，如李宗恩；以及眼前这个把用黄金房产买下的、用身家性命保下的好玩意儿都捐献给国家的张伯驹，倒成了右派？其实，我的搞不懂，也是父亲的搞不懂。

客人走後，我对父亲说：“听张伯伯讲买字画又捐字画的事，心很不是滋味。把你划为右派，你到底还说过共产党的长短，可人家张伯驹呢！把家产都拿去共产了，共产党也给他扣上个右派。他把李白的字拱手送给毛主席，毛主席怎就不对他高抬贵手？”

父亲用一句话回答了我：“老毛的动机从来不是出於私人的。”

在那段时间，张伯驹最为热心张罗的一件事，便是京剧《马思远》？？的演出。这出戏在五十年代初，是文化部明令禁止的26个剧目当中的一个。周扬、钱俊瑞建议戏曲界把禁戏拿出来演演的讲话传出以後，擅演此戏的筱翠花？？兴奋得彻夜无眠。在张伯驹的支持筹划下，决定重新搬演《马思远》。演出的主持单位，就是他领导的京剧基本研究会。

“莫道老株芳意少，逢春犹胜不逢春。”张伯驹和一群只知唱戏、也只会唱戏的老艺人，被周扬的话唤起了青春般的热情，热火朝天地干起来。筱翠花和二十年前的合作者聚拢一起，商量如何剔除糟粕、修改剧本，加紧排练，熟悉台词。很快，一切准备妥当。

5 月8 日晚上，在十分热闹的筱翠花收徒的仪式上，发布了拟於12日上演《马思远》的消息。

5 月10日，《北京日报》发表了《马思远》的消息。并说报社“马上接到许多读者的电话，他们急於想看这出多年未演的老戏。有的读者为了看这出戏延迟离京的时间。”然而，就在当天下午，京剧基本研究会接到北京市文化局的电话，说这出戏是文化部明令禁止过的，现在尚未明令解禁。所以暂时还不准公开演出。

“一沉一浮会有时，弃我翻然如脱履。”君子风度的张伯驹，懂得“一生一死兮如轮”的道理，却无论如何容忍不了这种“一翻一覆兮如掌”的做派。不管这个做派是一个人干的、一个单位干的，还是一个党派干的、一个政府干的。他气极，也怒极。气极怒极的他，下决心不但要兑现《马思远》，还要跟文化局理论理论。他让京剧名丑王福山等人紧急出动，重新约班底，找配角，租剧场，发消息。自己则向官方请愿，给文化部部长沈雁冰写信，陈述“如不公演，将影响艺人情绪”的後果。

5 月12日这一天，张伯驹带着王福山等人，在和平宾馆举行记者招待会。他掏出了事先写好的一篇文章交给记者，请报社发表，以图获得舆论的声援。在会上，缺乏政治性思维的他，还居然提了一个政治性问题：“在大鸣大放期间，出现了鸣放与法令的矛盾。是鸣放服从法令？还是法令服从鸣放？”

後来，文化部艺术局决定将《马思远》的公开演出改为内部试演，张伯驹仍执意不肯。他说：“既然开放剧目，《马思远》却不能演，第二次全国戏曲剧目工作会议等於没开。”

《马思远》禁禁演演的一番周折，便形成了所谓的《马思远》事件。事件的中心人物是张伯驹。张伯驹划为右派分子，《马思远》事件是重要的罪证。就连报导此事的《北京日报》副刊记者、年轻的曹尔泗也未幸免，被戴上了右派帽子，押送到南口农场监督劳动。

说白了，《马思远》不就是一出戏吗？上边让演就演，不让演就不演，有什麽大不了的。为啥张伯驹肯把价值连城的东西捐给官方，却要为几个演员一出戏跟官方叫板又较劲呢？我想来想去，觉得这和政治家为了维护自己的政见能豁出性命的道理有相通之处。艺术的衰落，令有识者尤感痛切。张伯驹从戏曲某些过左的改革政策，看到了文化衰败的消息，并随着“戏改”深入进一步加剧和普遍。他认为这事和在战乱中眼瞅着珍贵文物大量流失，没啥区别，无不属於文化的流失。张伯驹痛心於这种有形的文化财富的流散和无形的文化精神的坠落。而从前不惜以黄金房产购回文物和今天不顾利害地要求对戏曲解禁，表达的正是一个中国传统文人对当今社会日趋丧失文化品格的深刻焦虑与椎心的痛苦。所以，他要利用自己包括金钱、地位、影响、眼力、社会交往在内的全部能量和文化优势，尽其可能地去挽回或恢复原来的文化品质和文化意境。

8 月30日、31日，戏曲界、国画界联合，连续两天举行了张伯驹批判会。马少波等人批判他挖掘整理的《宁武关》《祥梅寺》，无一不是站在封建王朝的立场上，歪曲伟大的农民起义。

张伯驹不服，反倒质问批判者：“我们今天不是也讲忠吗？那麽，我们统战是统忠孝的周遇吉呢？还是统开城迎李自成的太监呢？”刹时间，群情激愤。

几天后，北京市文化局负责人张梦庚在《北京日报》撰文批判张伯驹，说：共产党也要忠，但要的是董存瑞、刘胡兰的忠於革命，而非周遇吉全家忠於崇祯，反对农民起义。——张伯驹读後，仍然不服。

父亲曾说：“最优秀的人，往往是最固执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张伯驹是最优秀的，也是最顽固的。他不想拖时代的後腿，更无意透过反对戏改（即戏曲改革）去和新政权作对。他的“右派”言论，只不过是在全力维护自己锺爱的东西——我把这个看法对潘素讲了。

她一把抓住我的手，很有些激动：“要是那些管文艺的人，也能这样看待你张伯伯，他就不会划为右派了。”继而，又用诅咒的口气说：“他这个人就是那麽简单。自己喜欢老戏，便到处去讲，一些艺人也怂恿他讲。结果，非说张伯伯是在主张禁戏开放，提倡鬼戏和色情。那些领导反右的人也坏，还专门把唱老生的演员找来批判你张伯伯。艺人哪懂什麽政治批判，只会挖苦和嘲讽，讲的话还很难听。比如，谭富英就面对面地说：”你算什麽名票，唱戏的声音像蚊子叫的！＇你张伯伯回家不跟我讲批判会上的情况，是我自己从报纸上看到的。报没有看完，我的眼泪就下来了。“

张伯驹见我们在说话，也走过来。听清楚我们是在说这件事，他一句话也不讲，躲得远远的。也许他根本就不在意，也许他早已齿冷心寒。

接着，母亲又告诉我：父亲死後，她一而再，再而三地恳请搬家。好不容易上边开恩，给了建国门外永安的两居一套的单元房。早就搬进楼住的蒋光夫人，蔡廷锴夫人，龙云夫人，李觉夫妇，以及陈铭德、邓季惺夫妇见到母亲居然有些吃惊。

母亲说：“自搬到建国门，我就清静了，谁都不知道新地址。可是，你能猜想得到吗？是谁第一个来看我？”

我从亲戚系列，说了一长串名字。母亲说，不是他们。

我从“农工”系列，挑了几个名字。母亲说，不是他们。

我从民盟系列，拣了几个名字。母亲说，不是他们。

我说：“如果这些人，都不是的话，那我就实在想不出，还有谁能来咱们家呢？”

“我想你是猜不到的，就连我也没想到。那天下午，我一个人在家，拣米准备焖晚饭。忽听咚咚敲门声，我的心缩紧了。怕又是造反派搞到咱们家地址，找上门来打砸抢。我提心吊胆地问：”谁？＇门外是一个女人的声音：“这里，是不是李健生大姐的寓所？＇她的话带有江浙口音，我一点也不熟悉。忙问：”你是谁？＇门外人回答：“我是潘素，特地来看望李大姐的。＇我赶紧把门打开，一看，果然是潘素站在那，我一把将她拉进门来。我更没有想到的是，她身後还站着张伯驹。几年不见，老人家身体已不如前，头发都白了。脚上的布鞋，满是泥和土。为了看我，从地安门到建国门，不知这二老走了多少路。”

听到这里，我猛地从床上坐起，只觉一股热血直逼胸膛——

我是在关押中接到父亡的电报，悲恸欲绝。一家骨肉，往往相守以死，而我却不能。狱中十年，我曾一千遍地想：父亲凄苦而死，母亲悲苦无告。有谁敢到我那屈死的父亲跟前，看上一眼？有谁敢对我那可怜的母亲，说上几句哪怕是应酬的话？我遍寻於上上下下亲亲疏疏远远近近的亲朋友好，万没有想到张伯驹是登门吊慰死者与生者的第一人。如今，我一万遍地问：张氏夫妇在我父母的全部社会关系中，究竟占个什麽位置？张氏夫妇在我父母的所有人情交往中，到底有着多少分量？不过是君子之交淡如水；不过是看看画，吃吃饭，聊聊天而已。他怎麽能和父亲的那些血脉相通的至亲相比？他怎能与父亲的那些共患难的战友相比？他怎能同那些曾受父亲提拨、关照与接济的人相比？人心鄙夷，世情益乖。相亲相关相近相厚的人，似流星坠逝，如浮云飘散。而一个非亲非故无干无系之人，在这时却悄悄叩响你的家门，向远去的亡灵，送上一片哀思，向持守的生者，递来抚慰与同情。

母亲又说：张伯驹夫妇在我家只呆了几十分钟，恐怕还不及他俩走路的时间长。

母亲要沏茶，潘素不让，说：“伯驹看到你，便放心了。我们坐坐就走，还要赶路。”

张伯驹对母亲说：“对伯钧先生的去世，我非常悲痛。我虽不懂政治，但我十分尊重伯钧先生。他不以荣辱待己，不以成败论人。自己本已不幸，却为他人之不幸所恸，是个大丈夫。所以，无论如何也要来看看。现在又听说小愚在四川被抓起来，心就更有说不出的沉重。早前，对身处困境的袁克定，凭着个人的能力还能帮上忙。今天，看着李大姐的痛苦和艰辛，自己已是有心无力。”

“张先生，快莫说这些。伯钧相识遍天下，逝後的慰问者，你们夫妇是第一人。此情此义，重过黄金。伯钧地下有知，当感激涕零。”话说到此，母亲已是泪流满面。

母亲问潘素：“这些年，张先生受到冲击没有？”

潘素说：“伯驹因为两首金缕曲，和小愚一样，成了现行反革命。关了八个月，最後做了个‘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结论，遣送舒兰乡下。人家农村不收，才又回到北京的。我们什刹海的家，也不像个家了。抄家时红卫兵，造反派，街道居委会串通一气。凡能拿走的，都拿走了。房子拿不走，就叫外人搬进来住。四合院一旦成杂院，日子就难了。你家来什麽人，你说什麽话，家吃什麽东西，都有眼睛盯着。”

母亲则叮嘱潘素：“如有机会，就给伯驹先生弄点好吃的吧。年岁大了，身体要紧。”

告辞的时候，张伯驹握住母亲的手，说：“李大姐，我们都得活下去。”

倍受感动的母亲，送他们夫妇一直送到建外大街。街灯，一盏盏地亮了。他们的背影，在渐沉的暮霭中远去┅┅

母亲还告诉我：原来张伯驹是从一张报纸上，读到了父亲去世的消息。翌日，他和潘素即去东吉祥同10号看母亲。刚进同口，便见10号的大门敞开着，有辆小轿车停放在那，不少人进进出出。潘素上前打听，问章伯钧的家人是不是还住在这里？人家说已经搬家了。他们是给新首长来看房的，早就晓得这所宅院极好。接着，张伯驹就让潘素四处打听母亲的新址，可一点线索也没有。後来，他老人家好不容易找到地安门大街一家古董店的店员老樊，托他去打听。老樊去农工党北京市委会，假托要和李健生核对章伯钧生前所欠帐目，人家才把住址写给了他。

母亲的叙述，令我心潮难平。革命吞没人，尤其像中国的各种政治运动和‘文革＇，其吞没与消化的程度，因人的硬度而不等。当然，知识分子往往是其中最难消化的部分。张伯驹自然属於最难消化的一类人，而他的硬度则来自那优游态度、闲逸情调、仗义作风、散淡精神所合成的饱满个性与独立意志。他以此抗拒着革命对人的品质和心灵的销蚀。任各种潮汐的潮涨潮落，张伯驹都一如既往地守着做人的根本，过着他那份生活。张伯驹的一生见过许许多多的昂贵之物。而我所见到的昂贵之物，就是他的一颗心，一颗充满人类普通情感和自由的心。

翌年春节，我和母亲去什刹海给张伯驹夫妇拜年。大家好高兴，天上地下，啥都聊。话题自然又谈到了戏曲。我向张伯驹谈出了自己对继承传统，振兴戏曲的看法。我说：“经过几十年的实践，现在的理论界对传统亦有了新的认识。传统的价值恐怕不仅是针对艺术而言，它对於人，有着绝对的意义。传统究竟是导致社会进步还是退化？传统的对立面是否就是现代化？‘推陈出新＇’推＇是指推开、推倒？还是也包含着推广的意思？其中的‘陈＇，是否就是指传统而言？这些问题现在下结论，恐怕为时过早。我们最大的问题不在传统，而在没有把人的创造力充分激发出来。”

张伯驹对我的看法，反应冷淡。他只是叹息：“现在对中国文化上的老传统，懂得的人是越来越少了。就拿戏曲来讲，能在舞台上掌握戏曲传统的人，就不多。今後的戏曲为何物，也只有後来人才晓得。”显然，他对戏曲的发展前途，表示出茫然不可测的悲观。

我向张伯驹请教：“今後搞戏曲研究，我该从哪方面入手？”

他的回答是：“不知旧物，则决不能言新。你要从研究传统入手，而且越具体越好。”

我和母亲品着香茶，仿佛岁月全溶化在渐淡的茶水 .我甚至觉得张伯驹的经历，就像中国纯正的茶叶。不管怎样的烘制和压缩，只要遇上了好水，再遇到识货的好茶客，便会舒展自如，轻轻浮起，渗出旧日的汤色来。

看完这段，只有一个看法，就是张伯驹才是真正的传统上道德修养到家的士大夫，这里需要注意的有两条，一条是张伯驹所说的“不知旧物，则决不能言新。你要从研究传统入手，而且越具体越好。”这句话就体现了一个真正有文化素养的人对文化和社会发展的理解，不是那些毛毛乍乍的小文人可比的。另一段是章伯钧说的“老毛的动机从来不是出於私人的。”这句话就体现了他对毛的了解和认识，不过他却不了解人在中国文化这个庐山中笼罩的本质，因为他也在这个山中。

他喝完稀粥，把母亲和我招呼过来，说：“我满以为民盟是批斗我，到了会场才知道，我是个陪斗。原来今天批斗的对象是史良。她血压高，那些民盟机关干部，偏要她把腰弯得低低的。开初的批判，不过是些口号和空话。後来，他们居然把搜去的史良写给老罗的情书拿出来当材料宣读，并质问史良到底和这个大右派是什麽关系。史良直起腰回答：“我爱他。＇在中国，一个女人能这样做，是很不简单了，也可以说是很了不起的。史良好象又回到了从前。“显然，父亲所说的从前，是指一九五七年以前。

父亲接着说：“当初，他俩的恋爱失败，史良曾经向老罗索讨自己写的书信。这个努生（罗隆基的字）就是不给，把流风馀韵系於纸墨之间。现在它们都成了罪证和炮弹，投向这些从前爱过他、现在还活着的女人。”

“健生”父亲唤着母亲的名字，又道：“今天这个会，最让我心痛的是，民盟会堕落成这个样子，一个批斗会搞得如此下作。”

而这个如此下作的批斗会，成了他们最後的会晤。

母亲告诉我说：“储安平原来的妻子，是他在光华的同学，人很好，复姓端木。婚後生活幸福，也有了孩子。後来这个夫人病故，储安平就自己撑持这个家，供养孩子读书上学。他的事业心强，社会活动多，虽独身多年，也渐渐习惯了。前几年，经一班朋友的一再相劝、相催，他和一位女士结婚了。不想，反右以後，储安平的处境大变，他的夫人也大变。如果觉得丈夫是右派，给自己丢了脸，今後不好做人，那麽离婚好了。让人万没有想到的是，她住着储安平的房子，却跟另一个男人明来暗往。时间一久，即被察觉。储安平说：”伯老，即使闭户三日，你也是猜不到这个人是谁？＇停了好一阵子，他说了三个字——宋希濂？。＇爸爸惊诧得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再问：“是那个国民党的宋希濂？（1959年）老毛特赦的那个甲级战犯？＇。储安平点头称是。爸爸站起身，拍着他的肩膀，哀叹：”所犯何罪，受此屈苦！都归咎於我。＇“

母亲说到这里，我已完全能想像他们谈话的气氛和情景。

我深知，父亲素来不大看得起国民党的降将。（19）59年国庆十周年大庆特赦的消息发布，就引来他的满腹牢骚。说毛泽东对现实采取的实用主义态度，搞得战犯比文人香，屠夫比书生好。而此刻，一个知识分子所不能接受的人格侮辱和一个男人所不能容忍的生活侵犯，同时降临储安平的身上。政治上被剥夺的人，外部世界充满的危险、敌意和孤立，本已十分痛苦。但为什麽继政治遗弃之後，再须经历一次生活的遗弃？在社会丧失之後，还要再来一次家庭丧失？

父亲说：“在中国一个人政治上失势後，须有非凡的勇气才能活下去。而储安平不仅仅是失势。”

母亲又讲，储安平见父亲那样地难受，反倒安慰起他来，说：自己不要紧，事情也已到了尾声。

分手时，储安平说：“有如苍在，我们还能互通消息。”

他们短暂的会面结束了。可一连数日，父亲是无论如何平静不下来，又值细雨漫天，寒风砭骨，心绪至为恶劣。我去书房看他，常见书摊放在那，人却目定唇翕，面作青色。

大概过了一两个月，一日下午，家来了一个衣着朴素，相貌堂堂的男子。从他说的一句“章伯老”三个字音，即可断定是江浙人。

母亲对我说：“他就是李如苍。”

李如苍告诉父母：“储安平正在办理离婚。女方提出三千元赡养费要求。法院的同志讲，储先生不是资本家，哪有许多的积蓄。最让人难堪的是，这女人还住在储宅。宋希濂的进进出出，就在老储的眼皮底下。”

後来，李如苍又来我家，告诉我的父母说，那女人已随宋希濂搬走，并有话传来，说自己如今在社会交往和生活享受方面，比跟个大右派强多了。

现居澳大利亚的钢琴家储安平之子储望华在《父亲，你在哪？》一文中说：“父亲‘失踪＇是在1966年9 月上旬，那已是8 月31日（与作家老舍投太平湖是同一天，在京西青龙挢边潮白河自杀未遂後一个多星期。当时他从关押他的九三学社後院小屋回家，看到家已是被’红卫兵＇第二次抄家。居室、客厅均被洗劫掠夺一空，除满地碎纸乱片外，已一无所有。面对这般?满A 父亲的心便整个地绝望了。於是他踽踽离开家中，走了出去。┅┅到了9 月中旬的一天，我接到当时主管九三学社中央机关日常事务的梁女士打来的电话，她问我：”你父亲有没有到你哪去？＇‘你知不知到他目前在哪？＇我说：“父亲不是被你们押管着吗？你们不是正筹备批斗他的大会吗？＇到了9 月20日，中央统战部下达命令：一定要在10月1 日国庆之前找到储安平，’以确保首都的安全！＇於是九三学社派了一名干部（中共党员），并要求我和我二哥协助。我们骑着自行车在北京的东、西城不少街巷转了好几天，查访了过去与父亲曾有往来的朋友们，却毫无结果。到了 1968 年夏，有一天，几个穿着军装的干部来找我，说他们是‘奉周恩来之命，由公安部、统战部等组成储安平专案组，在全国范围内进一步查寻储安平的下落。＇”（台湾《传记文学》

看了这些，我只想笑……

说聂绀弩的，那时候的知识分子，尽管有不少混帐东西（我就见过这样一个混帐），但是一般来说都是有真才实学的，看他们的东西如果能汲取有益成分，还是受益莫浅的

我说：“父亲讲，读马（克思）恩（格斯）要看德文版的，苏联的俄译本不行，中共的译本就更不准确了。

（19）60、61年的时候，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核心是阶级和阶级斗争，父亲听了怒不可遏，说：“把马克思主义说成是阶级和阶级斗争学说，叫混蛋逻辑。＇话的尖锐以及声音之大，把我和妈妈都吓呆了。他很反感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说成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父亲认为，想用一种理论囊括所有的事物是根本不可能的，也是没有的。他还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本质是书生，学者。马克思主义是学术性质的，中国文人说法叫书生之见。只是後来的列宁、史达林和再後来的毛泽东，把它完全政治化、而且当作了工具使用。谁读了德文本的马恩全集，谁就能把这些荒谬矫正过来。”

“你父亲说的是内行话。”就这样东扯西拉，不觉已近中午。唐良友看了看表，我忽然想起母亲临行前的叮嘱，便对聂绀弩说：“我和小唐告辞了。”

周颖转脸儿对母亲说：“老聂夸小愚知道疼人，还说比我强呢。”我被这样的一句简单夸奖，竟乐得合不上嘴。母亲问：“老聂认为文代会开得怎麽样？”“咳，他压根儿就没去会场，所有的工夫都拿来会友，聊天。他的房间从早到晚客人川流不息，连门都关不上。来的人有认识的，有不认识的，反正都是别人来看他。他自己不出门，一个都不去拜访。这次大会最出风头的是萧军，人也活跃，会上发言说自己是‘出土文物＇。有人劝老聂讲几句。他不干，私底下说：”别看都是文人，可文坛自来就是一个小朝廷，不歇风雨。＇又说，’如果这个文代会能计算出自建国以来，我们的领袖为歌颂领袖，我们的党为歌颂党，花了多少钱？再计算一下从批判《武训传》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因为思想言论丢了多少条命？该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

人在黑暗中才能看清现实，聂绀弩看清了现实。看看那张沧桑的脸，便知道他是把一切都看清了，也记下了。我能想像出聂绀弩说这话的神情——笑眯眯的，带着一点调侃。这讥讽的神情和轻描淡写式的语气，使我透过文学帷幕感受到他对现实的基本态度——一个服从社会背後掩盖着的不服从。正是这样一个“不服从”的灵魂，让聂绀弩在一个要求“向前看”的场合发出

请问大家有几个人知道《资本论》版本的差别，另外，章伯钧说马克思和恩格斯是个书生，可以说那时候的知识分子还是有一定的独立思想的，所以能看清楚这些，现在的人有这样的素质吗？聂绀弩说：“别看都是文人，可文坛自来就是一个小朝廷，不歇风雨”大概也道尽了古今文人的一种劣根性，或者说是无意中道出了士大夫集团的本质之一

章诒和这部书，最珍贵的，是她留下了这些文化精英的言行，特别是学术上的言论，使后人能从中受益。在这里顺便请问一下，《资本论》现在有德文原版的翻译版本吗?如果哪位有电子书，请短消息告诉我一声，谢谢！

小小修改：

“章诒和这部书，最珍贵的，是她留下了这些文化人的言行”

极是！

从前别人说右派如何总是别人说，现在右派子女自己说那就铁板钉钉，极好！

孔庆东说的好，章诒和的书好就好在真情实感，她们这些人真的就是这么想的。

作为对反右的一个佐证材料，再好不过了。

不过最重要的是他们确实是有真才实学的,见解非目下的那些专家教授们所能企及,我觉得我们更应该关注这方面的东西,这样无论对我们自身还是对学术,望大了说是对民族和社会,都是有益的.

章诒和记载的当时不能在公开场合说的这些见解是本书最大的亮点

可惜看的是删节版，很想看看原版呢！

罗隆基，章伯钧，储安平这些名字我25岁以前几乎没有听说过。然而在读完这本书后的某一天，我问父亲是否知道这些人物，父亲说，当然啦，他们当年都是大名鼎鼎的人物呢。我们的历史教育啊。。。。。

在一本书里看过一句话：愚民政策不仅仅是指不让人民接受教育，有时候也指只让人民接受一种教育。

在一本书里看过一句话：愚民政策不仅仅是指不让人民接受教育，有时候也指只让人民接受一种教育。

可叹的是这章女经历了如此人生洗礼，却没有长多少智慧。

恭喜：你意外获得【通宝】一枚

谢谢：作者意外获得【通宝】一枚

鲜花已经成功送出。

此次送花为【有效送花赞扬，涨乐善、声望】

罗隆基 章伯钧 这些人也许有些真才实学，问题怎么用呢？

让他们自己领导自己？一个瞧不起一个，别看章诒和把储安平捧的这么高，

她爸爸章伯钧领导储安平的时候可是把人家活活晾在那里直到别人自己

受不了走人，这可不是共产党整他们。

章伯钧参加代表团到苏联访问，在跟赫鲁晓夫会谈的时候突然发飙，

居然跟赫鲁晓夫讲在中国如何如何受委屈，简直荒唐到了极点，

就这样共产党也就是跟他谈了一次话了事。说起来 章伯钧 也是

很懂政治的，问题是他这么作是懂政治的样子吗？蠢到了极点。

罗隆基 有学问，反右之前捧的那么高，干什么了专业工作了？

成天见到的就是泡妞，到处玩，跟共产党要待遇，这可是

谁也没整他啊，就是这么一批货，真才实学有什么用？

进一步的讲，他们这些人内心深处永远没有与人民同甘共苦的想法，

永远是要高高在上，经济待遇远远超过一般人，所以只能去使用他们，

而不能依靠他们，这一点也决定了他们只能被领导。

结论就是，也许他们有些学问，但是他们自己掌握不了自己的命运，

命中注定需要别的人领导他们，绝对不能让他们领导自己，

所以必须外行领导内行，否则什么也干不了，反而祸患无穷。

章诒和的这些书坐实了这些结论，所以是很有参考价值的资料。

外链出处

瞅瞅这草投的，什么啊？

送花支持。

这本书看完，最大的感受就是，深深的感到了那些人在云端的俯视和怜悯。

sigh，这样的人来代言免煮柿油，怨不得他们失败。

现在的好些JY在做派上倒是和他们一脉相承，在才能上又是大大的不如呢，那就更知道为啥不招人待见了。

好像怕些什么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