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白凡 金九 先生 -- foundera

白凡金九迂1876年出生在黄海道海州白云房。 自小受私塾教育。

1894年他做为东学农民军的先锋，攻打了海州城。 东学农民运动失败后，他加入了义兵。 1896年明成皇后被日本刺客杀害，金九为了血洗国耻，在鸱河浦杀死了日本陆军中尉土田让亮，并因此入狱。

金九在狱中阅读了新书籍，接受了新思想。 越狱后，它出家做了和尚。 1899年还俗后在黄海道各地创建了学校，积极参与新教育运动。 1907年他加入了以恢复国权为目的的秘密组织新民会，被委任为黄海道总监。 1911年被捕入狱，1915年出狱后他又投入到农民启蒙运动中。 1919年‘3.1运动’爆发后，金九流亡到了上海。 在上海成立了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历任警务局长.

内务总账，国务领等。 在当时极为艰苦的情况下，他依然克守临时政府，积极开展各种革命活动。 1931年仅就组织了爱国团，1932年又发动了李奉昌、尹奉吉义举，这些给国内外带来了巨大影响，也极大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抗日势气。 1940年定居在重庆的金九，以临时政府主席的身份组建了韩国光复军，开展了军事活动。 金九作为一名抗日运动的先锋领导者，为实现祖国的独立奋斗一生了。 1945年韩国解放以后金九回到国内。 他反对美国和苏联的托管。 1948年他反对南韩独自进行选举，竭力促使建立南北韩统一政府，但最终还是淤949年6月6日被阻扰统一的反对势力杀害。

金信将军：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

一位年近八旬的韩国老人，在这十多年里，已３４次来到中国，所到之处，人们若是请他题词，他常常用毛笔端正地写下“饮水思源”四个大字。他说：“中国有句古话－－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我不能做到涌泉相报，但也要做到永世不忘。”这不仅表现了他对中国有极深厚而特殊的感情，还透露出中国传统文化对他的深刻影响。

他就是金信将军。

金信将军的父亲是韩国享有崇高威望的伟大的爱国者、大韩民国开国元勋金九先生。将军１９２２年生在中国上海时，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刚刚成立４年。在本世纪中国最苦难的岁月里，他和他父亲一直在中国生活。因为日本侵略者的压迫，韩国人民所受的凌辱和惨痛，中国人民经历的痛苦和牺牲，他都亲历亲闻。他总自称是半个中国人，实际上，他比许多中国人更懂中国，更明了中国的历史。

抗战时，他还是一个十几岁的中学生，随韩国临时政府来到重庆，在重庆青木关中央大学附属中学读书，上过西南联大，后来进了空军学校。他总说，他在韩国没有同学，他的同学都在中国。他的中国同学都记得，他那时的名字叫金申江。抗战胜利后，朝鲜光复，他的父亲金九回到祖国。行前，蒋介石夫妇设宴欢送韩国友人，金九提出，儿子金信正在中国空军学习，请准其学成后回国，蒋介石当即同意。金九回国后，在给儿子的信中说：我们到中国去是为了抗日，不能参加中国的内战。因此，金信１９４７年便从中国军队退役，回到祖国，参加韩国空军的创建，后又任空军参谋总长。１９６２年，他被派驻台湾大使。在那里，每年纪念“８１５”光复时，不论是否有日本官员在埸，他在致辞中都要提到中韩两国人民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历史。待日本官员退埸，全埸响起热烈掌声。

我站在第三者的立场

９月１６日，正是２０００年澳运会开幕式播出的第二天，我如约与金信将军会面。我早已读过他自己写的和别人写他的文章，知道他和中国感情深厚的渊源。对于中国，他不但了解海峡这边，也了解海峡的那一边。中韩建交以来，除了新疆、青海和西藏，中国的每一个省他都去了。他不光了解过去的中国，也了解现在的中国。他还了解全世界对中国的评价。他自己讲，象他这样的人，韩国现在找不出第二个。这样一位老人，真真是历史的活见证。我还读过他父亲金九先生的自叙传《白凡逸志》。那也是非常吸引人的历史，我现在来见他，就是来见历史。我用中国话与他交谈。我坦率地说我是红旗下长大的，现在正重读我们城市的历史，希望他帮助我。

他用中国话讲他和我们国家和我们这座城市的关系。他也相当坦率。

“我是受国民党教育长大的，我又看了中国５０年。中国两边都说对方惨无人道，我看两边都有对的，也有不对的地方。但我站在第三者的立场，不便加入哪一边。中国是我的第二故乡！”

我感到，他说的“不便加入”，不是怕得罪哪一方，而是爱护每一方。对待历史和现实，他都会尽可能客观。

上海：尹奉吉嗟叹求一死之地之难

我对重庆很有感情。到重庆，就不象１９１９年在上海的时候了。在上海，我祖母夜里出来，在垃圾里捡人家不要的白菜邦子做成咸菜给我们吃。在重庆，我们就有经费了。

最初有五百多个韩国志士从国内或是日本、美国、俄国和中国的各地赶到上海，开展独立运动。这些人里各种政治主张的都有，有共产主义者，有无政府主义者，还有不同的派系，为了光复祖国，成立了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我们的抗日斗争很苦，日本人残酷镇压，抓住就枪杀、监禁。在其他租界里，抓住我们的人都要引渡给日本人，法租界从来不引渡。临时政府就设在法租界的霞飞路，这条路是以一位法国将军的名字命名的。

当时我们这个政府，没有自己的土地和收入。人们要生活，还要养活一家老小，又看到革命没有希望，临时政府前途渺茫，便渐渐离开。有的加入中国籍，有的到美国做工，还有些人甚至被日本人收买，成了亲日分子！据李东宁先生回忆，到１９２８年，临时政府剩下１０多个人了。就这些人维持着临时政府的命脉，还受到批评，说你们是疯子，革命是不可能的，不现实的，而政治应该是现实的。你们什么也不能做。可这些人就是要坚持为祖国的独立自由斗争，宁愿死在中国的土地上，也不离开临时政府。所以，我们抗日比你们还早哪。

父亲说，应该有一点轰轰烈烈的事来显示独立运动的存在。临时政府议决由父亲成立一个韩国爱国团来行动。

父亲开始物色人的时候，李奉昌穿着日本人的服装来了。来来去去成了熟人，李喝了酒说，你们实行独立运动，为什么不杀死日本天皇？他说他曾在日本做工，日本天皇每年都要去扫墓，经过樱天门，经过的时候，两边的百姓都低头跪着，去年他也在那里，要是当时手里有武器，一定能炸死他。父亲就去见了李奉昌，发现他真是有为的青年，就对他说，临时政府正好借此来让国内外的韩国人民知道，革命还在行动。李奉昌自告奋勇来做这件事情。他说，我来到世上已３１年，已经享受到人生的快乐，现在做这件事，是追求人生最大的快乐。

父亲决定向李奉昌提供经费。

临时政府的经费是父亲向海外侨胞募捐 来的。那时，韩侨在美国打工的有二、三千人，他们大热天在波萝田里工作，每天挣一个美元，那真不是人的生活。他们却从每天挣的一元钱里拿出二、三毛钱来寄给上海的临时政府做经费。父亲给了李奉昌几千元钱，还给了他两枚炸弹，一枚用来炸日本天皇，一枚用来自尽。李奉昌到日本去了。父亲和他电报往来。１９３２年１月８号，李奉昌采取了行动。不幸的是，他用的炸弹不行，一枚炸弹只炸到天皇乘车的后板，没有伤到天皇。李奉昌被捕后被处死。李奉昌的受审记录中可以看到，他当时说：“我是自动要做的，没有人支使我。”“我的对手是日本天皇，他是我们民族最大的仇人！”

金九先生写的《白凡逸志》，原本是在残酷斗争中写给自己孩子的遗书，是要将真相留给后代。《白凡逸志》中说，李奉昌东京事件后，“中国国民党机关报《青岛民国日报》以头号标题刊登：“韩人李奉昌狙击日皇不幸不中”。驻屯当地的日本军警马上袭击并破坏了该报社。福州、长沙等许多地方的报纸也使用了“不幸不中”的文句，因此日本向中国政府提出了严重抗议，中国政府无奈，查封了这些报社。”金九认为，日本２０天以后发动“一二八”上海事变，与李奉昌的行动和中国人对此事“不幸不中”之评述有关。东京事件鼓舞了世界各地的韩国同胞，他们广为集资，汇到上海。“一二八”以后，还要求参加中日战争，为国争光。一些韩国青年义士胸怀壮志来到上海找金九先生，要求为国献身。金九便与上海兵工厂联系，制造燃烧弹，计划破坏日本在虹口的飞机库和军需品仓库。但这时，淞沪协定签订了，战争结束，计划又成泡影。那时，为了做大事来到上海的尹奉吉见到金九，嗟叹求一死之地之难。

上海“一二八”事变后，中国和日本签订了淞沪协定。４月２９日，是日本天皇的生日，在上海虹口公园举行盛大的庆祝活动，尹奉吉义士用炸弹炸死了日军白川大将等人。这次用的炸弹是在中国的兵工厂里制造的，试验了二十次。

这些历史事件，我都从书上读到过。日本驻华的大使重光癸就是那次被炸伤的，以至十几年后，他代表日本在受降书上签字时，还瘸着腿。将军一定是无数次向年轻的人说起这些旧事，却仍然激动，绘声绘色，我也听着格外新鲜和生动。我从未这样亲切地感受到，我们和另一个民族有这样相同的痛和苦！将军说：

那时候，因为淞沪战争失败中国人正憋气，蒋介石也很呕气。虹口事件发生后，上海人民兴高采烈。原来，很多中国人看不起韩国人，骂韩国人是“高丽棒子”，现在走在马路上，中国人见了都尊敬，拉到饭店里吃饭，不要钱。蒋介石也要帮助韩国了，当然是秘密的。派了陈果夫来帮助韩国。让韩国人进黄埔军校，在河南分校里培养了不少韩国人，以后这些人成了韩国光复军的骨干。

虹口事件后，日本人悬赏６０万大洋抓我父亲。父亲在中国朋友帮助下藏到嘉兴，在那里住了５年。现在嘉兴和韩国关系很友好。除了上海和嘉兴，与韩国最有姻缘的就是重庆了。

毛泽东、金九和美国总统的像挂在一起

在重庆，由于国民政府能够公开支持，由于和中国人民相同的命运，对付共同敌人的艰苦战斗，临时政府虽然也艰苦，但是生活有保障，还成立了光复军，金九先生还说他们过着接近中国中产阶级的生活。我知道，我们重庆在中国现代历史上是一座非常光荣而重要的城市，曾经是我们民族的精神堡垒。没有想到，这一段历史，对于韩国也十分重要。金信将军回忆道：

在重庆，中国国民党和共产党我们都接近。和周恩来互相请吃饭。１９４５年毛泽东来到重庆，９月２号，在桂园接见了韩民国临时政府成员，其中有我父亲。每年３月１号，我们的革命纪念日，共产党也都派人参加。韩国的“朝鲜独立同盟”还到延安，与中共部队并肩作战。独立同盟各支部成立的时候，会埸上都挂着毛泽东、金九和美国总统的像。当然，国民党方面不同意。

将军说这最后一句时，有不易察觉的一点艰难。他甚至笑了笑。我知道，我知道，我们两国的革命者，两国的抗日将士，那中间都是有许多党许多派的。内耗只是时多时少，时轻时重，一直没有消停的。这也是我们两个民族相似的苦和痛。但是金信将军，这个饱经内耗和分裂的痛苦的老人现在要说的是和，是团结合作。

我们离开中国回国时，国民政府举行了很隆重的欢送宴会，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大礼堂悬挂着中国旗和太极旗，蒋介石夫妇都站起来致辞，祝中韩两国国运昌隆。中国共产党的周恩来、董必武也为临时政府国务院全体委员举行了欢送宴会。

我的祖母当时住在重庆南岸弹子石鹅公堡孙家花园，祖母和我哥哥去世后，埋在和尚山，那里相当于我们韩国人的公墓。上海，还有我妈妈的墓。我们离开中国回国时，想不久以后来迁他们的墓，但是一直到１９８８年，我才再来到中国。

我当然知道他为什么这样久才来到中国，知道他的亲人在重庆的墓地已难寻觅，甚至许多葬在重庆的二战空军英雄的墓地都没有了。他当然也知道。但我们不说这个，这是我们心中共同的痛。他不说也是一种体谅，因为那更是我的难堪，我这个中国重庆人的难堪。忘记患难与共同命相连的朋友，不祭扫甚至不保留他们的墓地或骨灰，这不应该是我们讲仁义、懂礼仪的中国人做得出来的事情。可许多年里，我们就是这样做了。我这个重庆人，应该向老将军说对不起呵！可是我没说。我为什么不说呢？我已不是礼仪之邦的后人了？

昨晚宴席间，金信将军说，１９８８年他到中国来，到山东去看孔庙，见到的是破旧和颓败，他好惊讶，很不理解，因为韩国都尊敬孔子，每年都有盛大的祭孔活动。为什么中国人反把自己的文化宗师忘记了？当地的干部说，他们要祭祀孔子，却没有条件，希望他这个韩国人也帮助向北京说说。金信将军到北京，向有关领导说了这事，还真的见了成效。那以后，山东开始祭孔。将军说，现在山东祭孔活动很热闹，很华丽。将军不知道，象我这样的人，一生就没有看见过祭孔，记忆最活跃的年纪里，参加过多少次批孔的大小会议，读过多少批孔的大小文章。中国文化的优秀部分在我这一代身上，能有多少传承？

南方和北方

我们在重庆抗战到最后，有幸活着回到韩国。可是我们回去一看，祖国被苏联和美国分割成南北两半。在我们的土地上又要打仗。这叫打的什么呢？内战？割地战争？结果牺牲最多的还是我们韩国人哪！

我的父亲要到北方去，有人讲，你不信仰共产主义，要被杀的。但是为了祖国的独立和统一，他还是要去。

我陪父亲一起去到北方，和金日成会谈。那是１９４８年４月１９日，那年我父亲７３岁。金日成是３７岁，我２７岁。现在许多人都讲，当年金九主席就是对的。可是那个时候，国内原来有一些日本人的走狗，亲日派。美国要继续利用日本，李承晚也要利用亲日派。在南方，亲日派有钱有人，势力强大，结果一个也没有受到惩罚，我们海外的革命者在国内反而没有什么地位。在北方，金日成坚决肃清亲日势力，所以亲日派坚决反对与金日成和谈。

我和父亲回到南方后不久，父亲就被亲日派暗杀了。

１９９９年６月２６日是父亲５０周年祭日，在那以前，北方就送来信息，希望这个５０周年祭日纪念活动在平壤举行。可是父亲的墓地在南方，每年南方人民都在墓前广场上纪念他，我们怎么到北方举行纪念活动呢？可是。后来我们在汉城举行纪念活动时，平壤也举行了盛大的纪念活动，听说，这是金正日委员长下令要举办的。

这是９月１６日，昨天下午，中国中央电视台播出了２０００年澳运会开幕式，因为陪将军吃饭，我没有看到奥运会开幕式，但昨天晚上一回家，我的女儿就兴奋地对我说：“妈妈，他们打的一个旗旗！”我就明白，是朝鲜和韩国！北方和南方的运动员在２０００年的奥运会开幕式上走在一个旗帜下，身着一样的服装！这个画面打动了我的一向不大关心国事的女儿。

这时候，我终于把这事向金信将军说出来。

他说：“对，一个旗帜，我看到了看到了，全世界都看到了，全世界都鼓掌，萨马兰奇都站起来了！”他的声音哽咽着，顿时热泪盈眶。

我说：“真是没有想到，真快哟！”

他又说：“全世界都没有想到。”

但是我却说不出话来了，掏出纸巾擦眼泪。

季羡林先生为金九自叙传《白凡逸志》做序时说，中韩两国人民以前同处水深火热之中“相口句以湿，相濡以沫”，今天也不会相忘于江湖。现在，我们中国人亲眼看到，世界上任何人不敢小看韩国和韩国人，而且，曾经那样对立的朝鲜南北方统一的进程这样快，让多少朝中人民血流成河的“三八”线就将消失了，心里如何能够平静呵！

金信将军竟然猜到我在想什么，他宽慰地说：“中国和我们的情况有相同的地方，也有不一样的地方，也会统一的，不能操之过急。”

多么好的老人呵！

我惊讶他的透彻，他说，我每天看台湾的报，听中央电视台广播，香港的也看，得出一个结论，统一是一定的，不能强制。一家人吵了架，一拍即合。要用和平的办法。

我不必惊讶，将军的善解人意，是因为骨肉同胞的生离、国土的分裂是半个世纪以来，我们两国人心上共同的痛！前个月，朝鲜北方一百位老人被首次批准和南方的亲人会见时，流淌的痛苦喜悦的眼泪，和中国海峡两岸亲人相见时是一样的呵！

我感谢他的体贴，说：“不能打。要沟通、协商。”

“对，不能打。”他又说，“我们最喜欢的是中国，中国和我们北方南方都有外交关系，不象美国和日本，只和南方有关系，台湾也是只和南方有关系。我的老家也在北边哪！江泽民到韩国来说了一句话，说中国与韩国已经到了不可分离的关系。（据我所知，对于中韩建交，金信将军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你看，在整个亚洲，美国的军事基地可以说是退潮了。美国现在成了局外人了。金大中说，我们不要互相刺激，要互相来往，互相帮助，我们为北韩到处宣传，希望都与北韩建交。金大中到北方时，有６０万人来迎接，虽然是组织的，但也说明了人民的心愿。我们南方北方会很快统一的，这对中国会有影响，台湾人也盼望统一。”

原来约定的１个小时，现在超过了半个多小时，如果不是安排在后面要见面的人已等多时，老人还有很多话要说。我也觉得有许多话想和他讲。我告辞时，他也有些遗憾，说：讲不完，要讲可以讲三天。

再读《白凡逸志》

几年前读金九先生的自叙传《白凡逸志》，印象最深的有两个地方。

一是１９３２年，上海“１２８”抗战时，在法租界里设立了后方医院。金九先生看到中国军人来来去去地搬运尸体和伤兵，看到担架缝里流淌下滴滴鲜血，他在热情向中国军人致敬时，却黯然落泪，因为想到他们自己连与倭寇作战血染祖国都不可能。我才明白，为祖国流血，也是要有资格的，亡命境外的亡国子民，想流血而不可得！所以那以前金九先生只好策划暗杀。

第二处是韩国在中国和美国帮助下成立光复军，准备秘密遣回祖国，为朝鲜的独立自由而工作。１９４５年８月，金九先生乘了军用飞机从重庆到光复军的训练基地西安，与美国人讨论有关协议。他观看了受训韩国青年的演习，非常满意，和中美各方的会面都很愉快。晚上，他在陕西省主席祝绍周家里吃西瓜，听到重庆传来的消息：“倭寇投降了！”，在埸的中国人和美国人都很快乐，忘形地雀跃欢呼。金九先生自然也觉得兴奋快乐，但又感到“好象天坍了一般”，因为他和韩国的爱国者们几年间千辛万苦地准备参战，已成徒劳，他们回到祖国打击敌人的计划一次也未实行。而“比这更难堪的是我们在这次战争中没有做过一件事，因此在国际上将没有充分的发言权”。（金九先生是做过很多事的，他回到祖国后受到的盛大欢迎就是明证。）那个夜晚，西安各界万众欢腾，只有韩国光复军的官兵沉浸在抑郁的气氛中。

这种弱国子民的辛酸何等震撼人心！韩国人在胜利面前的自谴自责也深深打动了我。

见过金信将军后，我又重读了《白凡逸志》，有新的发现和感触。与我们的革命回忆录不一样的是，金九先生对于他经历过的艰苦卓绝的斗争生活有清醒的反思。他那时已认识到，残酷的斗争生活对人性的戕害，造成的精神和心理的后果是严重的。他告诫人们，“我们的敌人压迫我们的时候，使我们养成了憎恨、暴戾、杀戮及斗争的习性，但现在敌人已退却，应是我们放弃憎恨和斗争而从事于和平建设的时候了。”身为弱小民族，在强权战胜公理的时代，在亡国之恨中，尽管有着反抗压迫的正义，却在血与火的对抗中，看惯了刀光剑影血肉横飞，养成了斗争的习性，甚至与人奋斗其乐无穷，这在胜利后并不是什么好事。嗜杀而嗜斗，是落后民族习性吧？这位一生参与多少暴力的革命前辈，最大的愿望是希望韩国人不管到哪儿都应该受到人家的信赖和尊敬。

不幸的是，从北方回来不久，金九先生也被人暗杀。但是金九先生的死，并不能说明一个国家独立自主以后就应该大搞阶级斗争和专政，正映证了金九先生所说，“现在人类所感不足的东西既不是武力，也不是经济力。”“人类现在不幸的根本原因是因为缺乏仁义，缺乏慈悲，缺乏博爱的缘故。”他以半个多世纪的痛苦经历认识到，“家庭不合则衰败，国家内部分派系互相争斗则会灭亡，同胞之间的憎恨和斗争是灭亡的征兆”，“民族的幸福决不会来自阶级斗争，个人的幸福也不会出自利已的观念”。他认为独立以后的弱小民族建设的要旨是，“只要能使我们的生活丰足，我们的强大只要能抵抗外来的侵略就足够了，唯一期望的是高度的文化力量。文化的力量能使我们自身得到幸福，并且进一步也可给予别人幸福。”他指的这个文化是新的，决不是跟在别人后面这样化那样化。还在抗日斗争的时候，他就反对一部分青年轻视本国传统，说，“我绝不信奉程朱学说，也不排斥马克思列宁主义。我只是希望青年诸君不要忘记自己，应该开动脑筋，研究、实行切合我国国情、符合我们民族性的主义和制度，如果这一点都办不到，还有什么比这更可悲呢？”抗战胜利回到祖国，祖国百废待兴，他提出，“我希望我们不要专门模仿别的国家，而要成为崇高而新颖的文化的根源、目标及模范。”“为了完成这一任务，我们所要做的事情是建立确保思想自由的政治模式，完善国民教育”。“好的民主主义政治，发轫于好的教育。没有建全的哲学基础的知识和技术的教育，对于个人和国家都是有害的”。“所谓教育，绝非仅仅意味着培养生活的技能，教育的基础是关于宇宙、人生及政治的哲学。”

这些思想，是几代韩国志士付出生命代价得出的结论。金九先生尽管为此付出生命，我想他是无悔无怨的。看看他去世以后这半个多世纪的世界历史，尤其是象我们这种外生型后发展国家走过的曲折道路，真是百感交集呵！有的事情，难道不是被这位韩国革命前辈不幸而言中么？

金信将军前天给他的保健医生，在中国长大的韩国独立运动老战士的遗孤，原来我们重庆南岸区医院院长李素心打电话说，他现在最感欣慰的是，朝鲜北方现在也在建造金九纪念馆了，大家都感到应该走和平统一的道路。 他让李院长把这话转告我。我想，什么时候，中国也能有同样令人欣慰的话转告金信将军呢？中国是他的第二故乡，对于海峡两岸的中国人，他都有深厚的情谊，他是多么希望中国统一强大呵！

我的愿望

如果上帝问我的愿望是什么的话, 我将毫不犹豫的回答:

“我的愿望是大韩的独立。”

如果在问我下一个愿望是什么时, 我的回答还是:

“我国的独立。”

即使第三次问我其他的愿望, 我也大声回答:

“我的愿望是我大韩的完全自主独立。”

诸位同胞! 我金九的愿望仅此一个, 别无所求，我过去的一生七十余年都是为这个愿望而活着, 现在也是为了这个愿望而生存, 将来还要为实现这个愿望而活下去。

我是一个没有独立国家的百姓, 在七十余年生涯中受尽了侮辱、耻辱和苦难，对我而言, 这世界上最好的事就是作为一个完全独立自主国家的百姓, 终老死去。 我很早就愿意做我们独立政府的门卫, 其意就是, 只要我国成为独立国, 我即使做个最微贱的人也可以。 为什么呢? 因为在自己的独立国家生活, 即使贫贱, 也比寄人篱下的富贵更快乐、更光荣、更有希望。 古代到日本去的朴提上 说: “我宁可做鸡林 的猪狗, 也不愿当倭王的臣子享受荣华富贵。”由此可见其节操。 他拒不接受倭王授予的高官厚禄, 终于成仁就义, 这就是所谓的”宁为故国之鬼魂”。

近来, 听说在我们的同胞之中,竟有人希望把我们的国家并入某大邻国的联邦, 我不忍相信这话是真的, 万一真有这种人存在的话, 他一定是丧心病狂。

我虽然学过孔子、释迦、耶稣之道, 尊崇他们为圣人, 但即便存在着他们建立的天堂和极乐世界, 我也不能引导我们的民族去那里, 因为那不是我们民族自己建立的国家。 血统和历史截然不相同的民族, 宛如我的身体不能变成别人的身体一样: 这个民族不能变成那个民族, 正像兄弟都难在一家相处的道理一般. 若把两个以上合而为一的话, 一个身居高位, 一个地位低下, 一个在上面命令, 一个在下面服从, 这就变成根本性的大问题。

对于这个, 一部分所谓的左倾分子否认血统的祖国, 说什么思想的祖国; 轻视有血亲关系的同胞,而主张所谓思想的同志及无产阶级是国际性的阶级,好像一提民族主义, 似乎就不合乎真理似的,实在是愚蠢的想法。

哲学不是一成不变的, 政治、经济的学说也是暂时性的, 可是民族的血统却是永久性的. 过去任何民族都有为了宗教或学说, 或是由于经济、政治的利害冲突而分裂为两派、三派，以致于流血互斗的事例, 但是事后看来, 那就好像是吹过的一阵风, 是暂时性的, 民族毕竟还是在风刮过以后, 如草木之欣欣向荣, 根与枝叶相扶相助长成森林一般的绵延不绝, 绝对不要忘记, 所谓的左右倾终究不过是永远的血统之海洋里暂时掀起的风浪而已。

所有的思想，所有的信仰都会改变，但是，只有统一血统的民族，才能共同肩负起盛衰与兴亡的共同使命，屹立于世，垂诸永久。

世界人类不分你我，天下一家固然是好事，但那是人类最高、也是最后的理想，是希望。 然而，这种希望，理想现在仅能起待于遥远的未来，并不存在于现实之中，人类向着四海一家的伟大而美丽的目标努力追求，前进，这固然是好的，也是应当做的事，但决不能脱离现实，现实的真理是每个民族建立其最好的国家，发展最好的文化，与别国相互交流，互相合作。这是我所确信的民主主义，这是人类的现阶段中最确实的真理。

因此，我们民族任务的最高目标是：首先建立不受别人牵制，也不依赖别人的完全独立自主的国家。 因为倘非如此，不仅我们民族的生活无以保障，也无法发挥我们民族的精神力量以创造光辉的文化。 待建立了这样完全独立自主的国家之后，其次才创建天下一家共享和平安乐的思想，并且应该首先由我们的国家来实现推广这种思想。

我了解今日之人类文化是不完全的。 每个国家，对内有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的不平等、不合理，对外有国家与国家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的猜忌摩擦和侵略，由于对侵略的报复导致大大小小的战争不断发生，不但牺牲了许多生命和财物，也不能解决问题，反倒是人心惶惑，道德沦丧，日甚一日如此下去，战争就不会有停止的一天，人类最后终必灭亡。 因此，在人类世界中，必须要发现一种新的生活原理和实践的方法，我相信这才是我们民族的使命，也是我们民族所必须具有的自觉。

如此，所谓我们民族的独立，绝不仅是三千里，三千万人的事，实际上也关系着全世界的命运。因此为了我们民族的独立而奋斗，也就是为了全世界人类而奋斗。

如果只看到我们今天的贫穷，就产生了自卑感，因而怀疑我们自己建立的国家怎能成就那么伟大的事业的话，这是妄自菲薄。 我们民族过去的历史并非不光辉灿烂，而且那还不过是序曲，今后是我们民族以主角的姿态出现在世界历史舞台上的时候了，谁敢说三千万大韩民族不能做出古代希腊或罗马民族所做出的事来？

我所希望的我国民族大业，绝非以武力征服或以经济实力支配其他民族，而是凭借博爱，和平的文化，求我民族的生存与全人类之繁荣福祉。 迄今尚没有一个民族能做到这一点，但是请不要说那是空想。 唯其没有一个民族这样做过，所以要由我们来做。 当我们醒悟到这件大事业是上天特为我们而留下来的时候，我们才算找到了自己的道路，才明白了自己的责任。 我希望我国的男女青年们抛弃过去狭隘的思想, 放开眼界展望我民族的大使命，同心同德全力以赴。倘若我们的青年人都能有这种精神，朝着这个方向去努力，那么我深信不出三十年，我民族必是其他民族刮目相看。

韩国临时政府曾驻节长沙

　　1938年，韩国临时政府曾驻节长沙。这段史实，在长沙与韩国经贸交往日益频繁的今天，具有相当重要的史料价值。

　　“甲午”战败，《马关条约》签订后，“自主”的朝鲜实际上落入了野心勃勃的日本国的控制之下，但朝鲜包括贵胄在内的有识之士始终不懈地为民族的独立解放而进行着不懈的抗争。韩国临时政府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中于1919年4月在中国上海成立的。

　　临时政府主席金九先生，献身韩国独立运动计56年，其中在中国活动达27年之久。他是韩国的开国元勋。在金九先生的自传《白凡逸志》中有这样的内容：

　　“我们百余名大家族迁居到长沙，受到中国中央政府的照顾和在美同胞的援助，可谓无微不至，是难民中的高等难民，尤其是长沙物产丰富，物价便宜，新到任的湖南省主席张治中将军与我很是熟稔，更给了我们许多便利。”“我在上海、杭州、南京时，除了特别的情况外，都使用假名，但在长沙就光明正大地用金九的名字了。”

　　金九一生带有浓厚的传奇色彩。日本政府曾悬赏60万元捉他，使他的行动不能不严守秘密。“二战”后，金九曾任韩国总理，因力主南北和平统一，退出政坛。1949年，他被刺身亡，享年74岁，当年举行国葬，葬于汉城孝昌公园。其《白凡逸志》被视为韩国民族财富，已再版百次。

金九(1876－1949)

独立运动家、政治家，1896年“乙未事变”爆发后，为给明成皇后报仇，刺杀了日本陆军中尉土田壤亮，因而被判处死刑，但因高宗的特赦令得以减刑， 后在1898年越狱逃跑。1909年任安岳杨山学校教师，1919年“3.1运动”爆发后流亡上海。历任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的第一任警务局长、国务领，1928年与李东宁、李始荣等共同创立韩国独立党， 1931年组建韩国人爱国团，指挥抗日武装运动。1940年组建韩国光复军，任命池青澄为总司令官，李范燮为参谋长，建立抗日武装部队。1941年12月以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的名义对日宣战，进入临战状态，在指挥军事训练的过程中于西安迎来8.15光复。

1945年11月，金九先生回到祖国，积极反对托管。1948年极力反对联合国只在南韩举行议会选举的决议，提议进行南北协商，建立统一政府。虽然参加了4月19日在平壤举行的南北协商四方会谈，但却面临着严峻考验。南北韩各自建立起单独政府后，金九先生仍然积极开展民族统一运动， 1949年2月26日遭陆军少尉安斗熙暗杀。

金九先生的遗骨以国民葬礼的规格被安葬在孝昌公园内，1962年，南山公园内树立起金九先生的铜像。另外，金九先生还留下了《白凡逸志》的著作。社团法人白凡事业纪念会位于孝昌洞5- 38号。

探访上海“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旧址

这是一座普通的石库门建筑，位于上海淮海路背后一条僻静的弄堂里。7月10日，韩国总统卢武铉瞻仰了这座韩国人心目中的“圣殿”。

今年7月10日，韩国总统卢武铉来到上海市马当路306弄4号，也就是韩国临时政府办公旧址进行参观。他不光留下了“在独立运动的殿堂，祈愿大韩民国繁荣”这几个字，同时也留下了一个与中国人有着同样辛酸往事的普通韩国人的心声――勿忘国耻！

自1992年8月24日中韩两国正式建交以来，对韩国临时政府在中国活动的历史成为了两国史学界相互研讨的重中之重。而于1993年正式对外开放的上海市卢湾区马当路306弄4号的韩国临时政府办公旧址，则从此成为来华韩人争相瞻仰的“圣地”。

普庆里4号

7月14日下午，记者来到这座被韩国前总统金泳三誉为“韩民族独立运动的圣殿”的韩国临时政府旧址。这是位于繁华的淮海路背后马当路306弄的普通石库门建筑，葱郁的行道树旁，砖墙深红、大门黝黑、铜环锃亮，与边上的民家相比，只是整洁许多而已。临近街面高高在上的石门牌刻着“普庆里”三个字，其上方“1925”四个字则告诉人们它身后的房子已经有78年的历史。

上个世纪的前40多年，这一带属于法租界，据史料记载，来上海的韩国人大多选择法租界作为居住地。当时“临时政府为获得保护而付黑钱给法国当局，并派代表前往巴黎解释临时政府存在的理由”。而且当时的法国与日本无多少共同利益，少有勾结，同时“法国希望在东方扩展法国文明和影响力”，所以韩国大多数革命志士和独立运动分子为安全起见，几乎都移住法租界内。

这座由比利时建筑工程师于1925年设计建造的石库门房屋，建成后第二年被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挑中在此办公。

静默的参观

记者本来想直接进入里面参观，不过很快就被工作人员善意地“请”了回去。她用汉语告诉记者等一下其他韩国游客，他们正在售票处观看反映临时政府活动的历史短片，都坐得腰杆笔直。一个韩国老人大概把记者误以为是同胞了，很严肃地用韩国话低声把工作人员的意思翻译了一遍。

短片播完之后，韩国游客自动排成一队，走出售票处。先前和记者说话的韩国老人叫记者也排进队伍。

走进普庆里4号，一个漂亮的解说员已经在天井里等着我们了。她身边有一个大木桶，堆满了用过的塑料鞋套。她示意我们都要换上鞋套才能进入。

房子的前厅是当时临时政府的会议室。一进门就能看到交叉挂在面南墙上的两幅黄布太极旗。会议室左墙上悬挂的当年历任领导人的黑白照片，依次为李承晚、朴殷植、李相龙、洪震、金九、李东宁等。令记者感到奇怪的是，解说员只是带着游客一路走，游客有疑问她才答一下，并不像其他景点的解说员那般对着扬声器说个不停。而游客们也尽可能不发出声音，这样的参观场景是记者很少遇到的。

二楼曾经是金九的卧室兼书房，靠窗的写字桌上摆着一套青瓷文具、当年的临时政府机关报《独立新闻》以及他和家人的合影。此外，还有一间执务室，当时重大事宜都在此决定。这个不大的房间里摆放着三张单人床。

隔壁就是陈列室，里面展示着韩国爱国志士前赴后继英勇斗争的历史。我们在这里脱下了脚上的鞋套。

抗日领袖金九

虽然没有解说，但那些一笔一画写出来的临时政府成立宣言、《独立宣言》都昭示了那个年代韩国志士们为反抗日寇，维护祖国权益而而英勇斗争的。

1926年12月至1932年5月，临时政府在这个地方办公的时间里，一共做出了两件大事。

其一是改建政府组织形式，组建韩国独立党。大韩民国临时政府自成立后，由于领导者在独立运动的方法和指导思想上出现分歧，内部派别斗争甚烈。1925年3月，李承晚被罢免大统领后，拥李派对后继者朴殷植群起而攻之，导致政府改组。1926年12月洪震下台后，临时政府陷于瘫痪。不久，金九就任第九届临时政府国务领。金九等人将政府的组织形式从以大统领为中心的指导体制转为集体领导方式的国务领制和以国务委员为中心的指导体制。1929年3月，金九、李东宁等人在这座房子里召开“韩国独立党结成会议”，组建韩国独立党，并奠定了临时政府的领导核心。

第二件大事就是金九乘1926年12月韩国临时政府搬进该处之机，着手成立以暗杀敌军头目为主要任务的韩国武装团体――韩人爱国团。于是李奉昌来了，尹奉吉来了……

上海虹口花园爆炸案

金九的儿子金信将军说：“父亲开始物色人的时候，李奉昌穿着日本人的服装来了。来来去去成了熟人，李喝了酒说，你们实行独立运动，为什么不杀死日本天皇？他说他曾在日本做工，日本天皇每年都要去扫墓，经过樱天门，经过的时候，两边的百姓都低头跪着，去年他也在那里，要是当时手里有武器，一定能炸死他。父亲就会见了李奉昌，发现他真是有为的青年，就对他说，临时政府正好借此来让国内外的韩国人民知道，革命还在行动。李奉昌自告奋勇来做这件事情。他说，我来到世上已31年，已经享受到人生的快乐，现在做这件事，是追求人生最大的快乐。”

临时政府的经费很多是金九向海外侨胞募捐来的。那时，韩侨在美国打工的有二三千人，他们大热天在波萝田里工作，每天挣一个美元，那真不是人过的生活。他们却从每天挣的一元钱里拿出二三毛钱来寄给上海的临时政府做经费。金九给了李奉昌几千元钱，还给了他两枚炸弹，一枚用来炸日本天皇，一枚用来自尽。李奉昌到日本去了。金九和他电报往来。1932年1月8日，李奉昌采取了行动。不幸的是，他用的炸弹不行，一枚炸弹只炸到天皇座车的后板，没有伤到天皇。李奉昌被捕后被处死。从李奉昌的受审记录中可以看到，他当时说：“我是自动要做的，没有人指使我。”“我的对手是日本天皇，他是我们民族最大的仇人！”

东京事件鼓舞了世界各地的韩国同胞，他们广为集资，汇到上海。“一?二八”淞沪抗战打响以后，他们还要求参加中日战争，为国争光。一些韩国青年义士胸怀壮志来到上海找金九先生，要求为国献身。金九便与上海兵工厂联系，制造燃烧弹，计划破坏日本在虹口的飞机库和军需品仓库。由于国民党政府的软弱，十九路军被迫撤离上海。接着淞沪协定签订了，战争结束，计划又成泡影。那时，为了做大事来到上海的尹奉吉见到金九，嗟叹求一死之地之难。

金九先生向尹奉吉直言要在日军“祝捷大会”上发难，尹立刻答应下来。行前把身上唯一值钱的手表送给金九，只剩下去虹口公园的车钱。金九为他送行说：“日后黄泉之下再见吧。”

1932年4月29日8时之前，尹奉吉顺利进入会场。他身穿新西服，肩挎水壶，手提饭盒。

10时整，日军“祝捷大会”正式开始。在检阅台上就坐的有白川义则大将、第九师团长植田谦吉中将、海军第三舰队司令官野村中将、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驻上海总领事村井、日本驻沪居留民团行政委员长河端等。

11时30分左右，“祝捷大会”进入高潮。河端、村井先后致辞，台上台下高唱日本国歌。18架日本飞机在国歌声及礼炮声中呼啸翻飞。

在第三声礼炮鸣响的同时，尹奉吉冲出人群，在距主席台几米远的地方，将水壶形炸弹奋力掷出。炸弹准确地落在白川、河端等人的脚下。伴着浓烟，炸弹发出了惊天动地的震响。朝鲜人所办的《独立评论》对爆炸现场做了如下描述：

“该青年两手一挥，一便当（饭盒）高飞台上，霹雳轰炸，天地震动，台上人物，应声纷扑。时在午前11时40分也。河端破腹即死；侵略上海之敌总司令白川大将，身中204个大弹片，小片无数，至5月26日，毙于沪；第三舰队司令野村中将眼球突出，一目失明；第九师团长植田中将，折只足；驻华公使重光葵，亦折脚，虽免惨死，然皆残废（注：1945年9月2日，在停泊于东京湾的美国‘密苏里’号战列舰上代表日本签署投降书的，正是左腿装假肢的重光葵）。此外，驻沪总领事村井、民团书记友野及其倭卒倭妇，皆负伤。于是倭贼上下号啕，所谓21发皇礼炮，亦因一声炸响而停，瞬息之间，庄严庆祝会，顿成凄惨阎罗殿。”

1932年12月30日，尹奉吉在日本金泽郊外三小牛兵工厂工地上壮烈捐躯，时年25岁。

虹口公园爆炸事件震惊世界，中外媒体纷纷加以报道。上海最大的民办报纸《申报》以整版篇幅报道该事件。国民党的中央社也频频发表专电进行连续报道。远在江西瑞金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在机关报《红色中华》上报道了该事件。1936年1月29日，中国共产党人在法国巴黎主办的《救国时报》上，明确将尹奉吉列为“沪战殉国烈士”，并刊载了他的生平纪略。

上海虹口公园爆炸事件影响深远，从其与中国的关系看，第一极大改善中韩关系。其二，直接导致蒋介石和金九会面，从而使中国国民党政府开始积极支持与援助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同时临时政府在韩国人心目中树立了威信。

而金九在中国国民党中央组织部代理部长陈果夫及其部属肖铮等人安排下，从上海移居浙江嘉兴。大韩民国临时政府遂由此迁出上海，先后移至杭州、嘉兴、南京等地。

韩国人的精神领袖

展览厅里虽然只有简单的照片和寥寥的文字，但却让记者身边的韩国友人流连忘返，一个妇女隔着玻璃轻轻抚摩着那些照片和文字，嘴里喃喃自语，神态虔诚。

快出门的时候，记者看到墙上还挂着金九的一幅字：“不变应万变。乙酉秋返国前夕。”金九先生在自叙传《白凡逸志》中回忆日寇投降后，感到“好像天坍了一般”，因为他和韩国的爱国者们几年间千辛万苦地准备参战，已成徒劳，他们回到祖国打击敌人的计划一次也未实行。而“比这更难堪的是我们在这次战争中没有做过一件事，因此在国际上将没有充分的发言权”。

金九毕生为祖国独立和民族解放奋斗，矢志不渝。回到国内的金九面对南北分裂的局面痛心不已，他反对美国和苏联的托管。1948年他反对南韩独自进行选举，竭力促使建立南北韩统一政府。但是，1949年6月6日金九被阻挠统一的反对势力杀害。

今年，韩国现任总统卢武铉接受有关媒体采访时表示：“在韩国人中，我最尊敬的是金九先生。金九先生是韩国国民最尊敬的人。金九先生到死都坚定不移地为民族的独立和统一而鞠躬尽瘁。”

很象导师

这个旧址与我有一些渊源。

读高中的时候，一位同学的同学，就住在这个旧址里。我家离着也不算远，于是曾经去玩过几次。

当时感觉房子很破，上海老式的石库门房子，原来设计时是一栋住一家的，经过文革，早就成72家房客了。

同学的同学家里有不少韩国摆设，包括88年奥运会的纪念磁盘等，对我们来说很是新鲜。当时中韩尚未建交，但已经有很多韩国客人不约而致来参观这栋楼，因为是私人住宅，都不太不好意思打扰，客人临走时总留下一些纪念品或礼物。

后来中韩建交，同学的同学家就搬出来了，当时几乎所有的房子都是公房，公家让你搬的话是没有什么商量余地的。不过最终还是安排得很好，换了一套高层住宅，我也去过一次。

旧居修缮后就成博物馆和韩国客人的游览胜地了。以后再也没有去过。其实此地离淮海路很近，离一大会址也不远。附近的石库门房子90年代末期开始改造，据说当时韩国政府（还是某个财团？）财大气粗，想把附近几条街一起买下来，最后没有答应。不过还是改造了一大会址附近的石库门房子，就是有名的“新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