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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解读】他传即自传:黎澍十年祭 上 -- 陈郢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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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解读】他传即自传:黎澍十年祭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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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郢客:【解读】他传即自传:黎澍十年祭 下

黎澍十年祭 李锐

(注:此文写于1998年。黎澍是1988年逝世的。范文澜于他颇有救助。可见此帖。大家可救人命。黎澍应属中材。(细分:中等偏上)读马克思主义也读历史,有读明白的,也有限于视界,读不明白的——当然,他较不少人还是高明的。)

日子过得真快,黎澍离开我们10年了,其人虽已殁,千载有余情。心中稍感安慰的是,世事变迁仍顺着他生前的愿望在发展。他去世时,我只写了篇短文,记述他书桌上几篇未完的文稿的情况。

黎澍是历史学家,更是思想家和理论家。他在这方面的成就已有许多学者、专家论述,这些文章的一部分已收入唐振常编的《黎澍之路》一书中。我同黎澍虽是平生至交,但无力论说他的学术成就,现在只将我们半个世纪的交往作些回忆。

1938年夏,我从徐州突围,辗转敌后经沪港回到武汉,长江局派我到湖南省委工作。黎澍(那时用原名黎树苍)正主持《观察日报》的笔政,任总编辑,我就在报社编辑部营盘街,每天同桌吃饭。那时我负责省青委的工作,大家各忙各的,他在地上,我在地下。这个报纸是四开版,编得较通俗活泼,有“抗战地理 ”“、战事演义”“、经济讲座”“、社会服务”等专栏有“老百姓”副刊;文艺副刊由张天翼等主编。当时田汉、翦伯赞、吕振羽、谭丕模、王西彦等文化界名流都在长沙停留过,都为这个报纸写过文章,谭丕模任过省委宣传部长,领导过报社的工作。我在长沙时,也为报纸主编过“青年阵地”周刊,也写过文章。黎澍写社论最多,常直接批评国民党的限制出版自由、不发动群众等,很受读者尤其进步青年的欢迎。长沙大火后,省委迁到邵阳,报社也迁去,曾全文刊载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报告《论新阶段》,于是由内部的变成公开的省委机关报,不久以后,报纸就被国民党查封了。黎澍没有随省委到邵阳,由于地方上层关系,他到茶陵另办了《开明日报》,后来迁到衡阳。从此天各一方,整个战争年代我们没有再见过面。

1952年我调到北京后,我们才又重逢,但更是各忙各的,我在管水电建设,他在中央宣传部,真是隔行隔山。但如古人所云:响必应之于同声,道固从之于同类。由于自己从来好文史,在武汉大学是工学院学生,却读过李剑农的《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李在文法学院教历史),以及左舜生编的那套中国近百年史资料(注:若研究李锐,这两本书值得一看),这时在工作忙碌的空隙,读了黎澍送我的他写的书《辛亥革命与袁世凯》(重版改名《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国政治》),因而知道他虽然长期在新闻工作岗位上,却对近代历史下过大功夫,这是一本很有影响的书(随后知道,吴玉章论辛亥革命的小册子也是他执笔的)。我转业前写的一本书《毛泽东的初期革命活动》,1953年在《中国青年》连载前,就在中宣部刚创刊的《党史资料》一、二期全部刊出,而且排在卷首。(注:自豪。)这个刊物即由黎澍主编。我写这书的来龙去脉他是知道的,排印的原稿曾寄给中宣部。解放初我在湖南工作时做的另一件事,收集《湘江评论》和毛泽东在五四时期湖南报刊上发表的文章,结集为《毛主席旧作辑录》,印了50本,(注:作家颇多反感非拿着未成熟练笔文字死命要归入文集的。作家和挖掘早年旧作者向为敌人。李锐如此解构一位政治家,关涉甚重,哪里只是出一本书这么简单?倘若他的政治视野便是如此,一叹)

却挨了胡乔木的批评,命全部上缴中宣部。(注:胡乔木的政治素养、政治敏感便高于李锐。即使出于无心或单纯,然而事情只会导向失控。大家想想论坛上拿着40年代《新华日报》大作文章的吧。)这个过程他是清楚的。他也知道我挨了批评不服气,因此才发愤写出《毛泽东的初期革命活动》:你胡乔木说辑印那些有错误观点的旧作,是“有害无益我偏偏要将它写出书来,看看究竟是有害还是有益。(注:从“小我”理解事实)我坚决离开湖南省委宣传部(我是部长),转业到工业系统,北京中宣部的人并不知情。(注:个性可见)等我到了北京,中央组织部办好手续到燃料工业部上班前夕,胡乔木才知道。于是打电话给我,说消息知道太晚,有央求之意,(注:不能排除胡爱才惜才或更高层爱才惜才胡遂如此的可能性。“央求”之语,何其小我)要我到中宣部主管党史工作。我当然婉言谢绝。这件事,黎澍也是知道的,他了解我同乔木相识与在延安的工作关系。

50年代,我们也偶有相聚,当然总是上下古今、海阔天空漫谈,自不免议论时政,臧否人物。(注:其人可见)其中还有个关系人,有时碰到一起,即田家英,是我们共同的朋友。(注:圈子亦可见)我刚到北京时,住在东城演乐胡同,约田家英来家就是同黎澍一起来的。我将收集的几十本有关近现代的历史书,包括同盟会在日本出版的(民报》全套原本(这是我父亲在日本留学时的同乡好友陈长簇送我的,陈是湖南和平解放时的民主人士),全部送给田家英,表示“洗手不干”的决心:转业水电,不再耍笔杆了。(注:一叹)记忆中还有两次这样的三人相聚。一次是晚上到中南海黎澍家中,田家英也来了,一起乱扯谈。《龙胆紫集》“怀田家英”六首之一,记下此情此景(当年黎澍是很能喝酒的):

咫尺天涯见面难,只缘都在做京官;

百年不遇龙门阵,西四牌楼消夜摊。(注:诸青年之状,亦可还原)

(1954年某日,与家英、黎澍聚谈至夜,意犹未尽,又到西四街头小摊喝酒,深夜两点始归。)

另外一次,黎澍大概已到政治研究室历史组工作了,是在万寿路田家英处。我们一起大侃当代“掌故”,谈起“高岗事件”。由于1948年在东北当过高岗 8个月的政治秘书,自己对高的为人处事有一定的看法,而主动离开。(注:先记下)这种看法只同信得过的黄克诚谈过。(注:各派都知黄克诚性格,胸怀)高任国家计委主任时,觉得此种安排不当,但不敢向中央反映,(注:此种安排所叙何事?按逻辑,应是李锐对高岗计委主任时的安排,两人理念并不一致,那么高岗计委主任时的主张便要参阅,李锐和高岗哪处分歧,亦需确认)只能私下向黄克诚谈及。由此也就议论到党内民主谈何容易。(注:这一幕值得参照)我们之间却毫无这种隔膜,(注:参照备用)还是同当年在营盘街一样,这也就是所谓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如兰吧。

1959年庐山事件之后,还能保持一点联系的老朋友,也就只有黎澍和田家英了。记得1961年年尾,从北大荒劳动回到北京后,同黎澍的一次见面是在鼓楼前的马凯饭庄,这时我还住在离此处较近的六铺炕,他特地从沙滩家中到这儿来,请我吃一顿湖南饭菜,他知道我在北大荒是饿苦了的。这天谈得很久,我还谈了一些庐山会议的细节。

从北大荒回京一周后,我就同意到法院申办了离婚手续。(注:李锐生活受了不少影响,需考虑在内)我的私生活,包括延安旧事,他是很了解的。谈话中这也是一个题目,他认为这合情合理,夫妻间思想观点南辕北辙,最为痛苦。临别时,他还发了这样的感叹:历史上能够传名后世的人物,往往是身陷逆境或犯上受害者,彭德怀一定会永垂史册。(注:黎澍,中才也。做事比青史更重要。彭老总必深以为然。彭是为国家为事情发言,——唯有知识分子才如此看重青史之名。彭一定会永垂史册,这是一件事,一群人若节制发言,会议走向如何——这同样是资治通鉴的一部分。)

这天的相聚和这样的言谈,对我当然是莫大的安慰。(注:真切可见)当时我独自住在机关的一幢单身宿舍中,目睹人们天上下班,自己关起门来用一个小电炉做饭吃。

1963年,我又下放到安徽大别山中一个水电站去了,“文化大革命”一开始,6月3日的《人民日报》就刊有整版批判黎澍的文章。他被指责为“资产阶级霸占史学阵地”的“东霸天、西霸天,像奸商一样垄断”。(注:这属于学界派系之争,今日尚有。)“文革”前那几年,黎澍认为教条主义剪裁历史事实,使之适应教条,历史的丰富内容不见了,剩下的是说明教条的一些简单的事实,而且往往还是靠不住的。这当然不能令人满意,以致惊呼出现了史学危机。这是对教条主义历史学的一种抗议,历史学界争论的这个核心问题,在于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关于一切社会历史都是阶级斗争史的理解。黎澍认为,如在中国古代历史上,除了农民战争,还有民族战争,权力斗争,种姓斗争等等。(注:黎澍对农民起义的评价不高。对义和团的评价也不高,对“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动力,更乏认同。他自然不理解毛公此说的用意。),一概称做阶级斗争,太简单化了。以马恩这句话,将中国古代史理解为农民战争史不对,将中国近代史理解为一部革命史也不对。黎澍批评了《联共(布)党史》的错误观点,即历史是阶级和阶级斗争所创造,一切历史都是阶级斗争史。黎澍问道:既然如此,在有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以前有没有历史呢?在阶级消灭以后有没有历史呢?(注:李锐在描述这一事件时,有捡有利的说的倾向。另外,还更有自我发挥。读黎澍原著,大约才有感觉)

当年史学界的争论情况,黎澍的角色和所起作用,我全不清楚。(注:全不清楚,为何上文刚刚讲了如许多?不清楚还要讲,可见不慎重。其实这是遁语)知君命不偶,同病亦同忧,这时遥望北国,真是鱼书欲寄何由达,水恶山穷处处同。(注:自我投射。)

1975年5月,从秦城释放,我仍回到那个水电站过劳改生活。1978年黎澍知道我的下落后,特来信让我写庐山回忆。这时,我已将那本旧书增订完毕。于是将新书的一节——“青年毛泽东的思想方向”寄给他。(注:此文需找来读)我是1979年1月6日回到北京复职的,这年第1期《历史研究》发表了这篇长文。从而社会上也就知道李锐其人还活着,且又故态复萌了。回北京之前,他还给我来信,也希望我能在社会科学系统工作。可是我还是思恋故土,仍旧回到水电建设岗位。

一别18年之后,萧疏鬓已斑,欢笑情如旧。我们不免又继续“南朝皆旷达,东晋最风流”起来。(注:形象)第一次见面时,他谈到的两件事还记得。第一件是在天安门漫步遇见胡乔木,他指着正在修建的纪念堂说的一句话,使乔木大惊失色。这句话是从历史角度,着眼长远的将来说的,我也有同感。(注:恰见眼界之小。李锐抬出黎澍,写乔木之小,其实恰见邓公、胡乔木是政治之才。李锐始终未登堂入室。与政治牵涉却如此深,为他一叹,也为中国一叹)乔木是我们共同的熟人,也可说是共同的朋友,都有过老上下级的关系;不过这种关系,我离开延安后不存在了,他却一直摆脱不了。(注:乔木的胸怀,到底是李锐上司,大了不少)我们臧否人物的议论,乔木常在其内。第二件也是有关乔木的,李新给我看的回忆文章写到这件事。“四人帮”扫除之后,黎澍主编的《历史研究》一时成为最具战斗性的学术刊物,解放思想,冲破禁区。他最早写文章批判“四人帮”的封建专制主义,也最早提出要写“文革史”。 1978年8月15日(大家记得是日本投降这一天),黎澍、李新、廖盖隆等五六个人从乔木家中往中央党校去,黎、李与乔木同乘一车,三人闲谈起来。黎澍很郑重地对乔木说:“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实在说不通。(注:黎澍果然不明白“继续革命”的苦心)乔木说:要不断革命嘛。(注:乔木立场)黎澍说:无产阶级专政,是我们自己的政权,继续革命,革谁的命呢?(注:好问题。)李新就笑着说:林彪说过嘛,革革过命的命嘛。(注:李新可见)乔木过了一阵说:这个问题很重要,值得考虑。(注:确实重要)以后他就写文章,大批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这个发明权就据为己有了。(注:黎澍是个提问者,乔木对此思考。不关涉发明权之事。大家均会思考,若思想也动不动论“发明权”,言谈中即算,这会是何等场面?何等世界?同样,如此,乔木便绝非左派。)黎澍同我说过,乔木常爱批评他标新立异,其实这乃乔木自己的专有权,别人不能抢先也。(注:下属评论上司,备存。需看更多资料,能证实还是可能证伪。不过李锐对胡乔木如此私见,聊备考)

周扬在马克思逝世百年做的报告,夏衍同黎澍说:如果这个报告让乔木去做,就什么问题也没有了。(注:夏衍可见。乔木可见)

1980年10月讨论第二个《历史决议》时,我们有过接触和议论。黎澍的一个真知灼见一直记得,即认为对历史的认识从来不是一次完成的(对真理的认识也是如此),因此希望这场讨论不要拖得太久,应及早结束,形成决议,以后就好办事了。他谈到粉碎“四人帮”以后的4年,对建国以来历史的认识也是逐步加深的。最初两年,感到极左已成惯性,个人迷信似乎少不得,要改变那套专制制度很难。经过三中全会、四中全会、五中全会和一系列的思想斗争,感到发展还是快的,但是种种阻力还是不小。他相信通过这个决议后,会使阻力减少。他谈到苏联的党史就写过几次。《联共(布)党史》是斯大林时编的,我们曾将它当做百科全书;斯大林死后,重新编写《苏共党史》;赫鲁晓夫倒台后,勃列日涅夫时期又重新编写;现在戈尔巴乔夫时期又要重新编。为什么老要重新编写呢?因为都有它的片面性,每一次写党史都只是论证现在领导的合理性,换一个人就不一样了。(注:这是句大实话。需警惕并自省)因此,历史要站得住,必须讲的是真正的事实,写出来的东西是实实在在的,是真实的,推翻不了的。跟着现实政治的风向团团转,那就不可能写出一部大家都承认的可信的历史。

我的《庐山会议实录》初稿是1987年夏季写出的,先送他看过。他常谈起,过去写的历史著作中,主要是存在片面性,不够客观。就他自己说,多年来讲抗日战争史,只讲我们共产党的八路军、新四军抗战,不讲国民党抗战。现在开始纠正这种片面性,也讲台儿庄等战役了,这样就全面些了。他说过去还有一个片面性,是为了鼓吹革命、鼓动大家起来革命而产生的,我们的历史只讲革命。有一个口号相当普遍,“为革命研究历史”,听起来似无可厚非,实际上有片面性。“为革命研究历史”,那就是以革命为目的了。其实,革命不是目的。革命的目的是要改革社会制度,推动经济发展,提高生产力水平,使人民生活不断改善。(注:黎澍大约并不能把“革命”和“改革社会制度”统一起来,老蒋的新生活运动也是称“革命”的。除去这层,倒是不错。黎澍是一个中才历史学家,然而到底是个历史学家)我们过去写的历史主要问题在于只讲革命。1949年革命胜利后,依然讲要革命,甚至提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对今天的改革开放,在历史上找不到根据,得不到说明。(注:中国历史读得太不够深)我们过去有许多革命的观念,是在革命的斗争中产生的,是为革命而产生的,不免带有片面性。当然,也有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理解,或者马克思的某些观点也有其历史限制,不能一概照搬。

我们议论过“兴无灭资”的口号,因为80年代中还有主管宣传的人坚持这个口号。黎澍以为这是一个彻底非马克思主义的口号。提这个口号的人连《共产党宣言》都没有读过,很可能还是从义和团的口号“扶清灭洋”脱胎而来。(注:黎澍对义和团的态度可见。黎澍恰恰往往把无产阶级革命者视为和“义和团”一个思想境界的,这是他和毛分歧的关键)《宣言》说:“如果说无产阶级在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一定要联合为阶级,如果说它通过革命成为统治阶级,并以统治阶级的资格用暴力消灭旧的生产关系,那末它在消灭这种生产关系的同时,也就消灭了阶级对立的存在条件,消灭了阶级本身存在的条件,从而消灭了它自己这个阶级的统治。”所谓“兴无灭资”岂不是大笑话!至于到了20世纪,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对抗中各自发生的变化,社会主义大弯路,资本主义大发展,这些马克思、恩格斯怎么能预料得到。(注:80年代氛围可见。李锐思想可见)我们不能苛求古人。

我们也议论过“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口号。民主与自由,是人类社会赖以进步的历史产物,是专制与独裁的对立物。(注:常见)西方经过几百年斗争,依靠民主、自由和科学,才从封建主义发展到资本主义。黎澍说:自由是文化和学术发展的首要条件。而且“自由”是一切革命者所向往的最美好的理想,因为它是共产主义的最高境界,《共产党宣言》中说得很清楚。在革命斗争中多少烈士为自由而牺牲了自己的性命(注:革命者是为“自由”牺牲的吗?我相信有人为解放人类的理念牺牲,有人为要分到手的土地牺牲,“自由”二字太空太浪漫了。知识分子气,呼之欲出),何以我们现在提都不能提,每一次有人提自由,就说是资产阶级自由化,要大动干戈加以反对?(注:可见)党对学术文化的领导,应当表现在保证有发表的自由,而不是动辄违反宪法,任意剥夺这种自由。当然,自由不能没有范围。约翰穆勒《论自由》一书,最初介绍到中国来,严复曾把它译为《群己权界论》。我们的宪法规定人民有各种自由权利,不得侵犯。但是法律规定自由有范围,例如不能妨碍他人身体自由,不得危害国家民族利益,不得违反政府法令,等等,都是把自由限制在一定范围以内。有了这些规定,自然就不必怀疑自由是专属资产阶级的特权了,社会主义离开了自由和民主,也就不成其为社会主义了。我们过去搞的那一套,只能名之曰封建社会主义。(注:我们现在搞的这一套,有没有能够彻底摆脱“封建”呢?转型向来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不客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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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沙发先预定了,花了看
家园 【解读】他传即自传:黎澍十年祭 中

大家知道,1983年发生过一次“短命”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黎澍在头一年已经离休。运动开始时,中国社会科学院组织离休干部讨论、表态。会上一些人将批判的矛头指向黎澍,所指责的竟是如此可笑,说他提出的“消灭封建残余影响是中国现代化的重要条件”的观点,是错误的,是“污染”,是“放毒”。这些人不仅不懂马克思主义,不懂世界历史,而且完全忘记了年邓小平长篇报告《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中指出的,肃清封建主义的残余影响还是一个严重的任务。(注:黎澍这条见解,是有价值的。反对他的,也未必是李锐所说的老左。不能排除别的可能性。)对此,黎澍据理反驳,还说,我研究的是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是中国近代史、当代史,我污染谁了?他对我说,这哪里是什么“精神污染”,而是污染精神;攻击他的人是一些瞎子、疯子,只知道无限上纲,罗织罪名,跟着“左王”转。他还告诉我,石西民去安庆回来说过,陈独秀的墓不像样子,应当修一修,陈毕竟是对中国革命有过贡献的人。会上也有人批评石为叛徒树碑立传,这也是“精神污染”。(注:这句话僵化左派说的,倒极有可能)对此种荒唐可笑的言行,也真是既生气又悲哀。关于所谓“反对精神污染”问题,他作过这样一种极为理性的分析:污染是与进步相伴而来,每一进步都必定带来某种污染。开个工厂,生产各种产品,必定同时出废气、废水,污染环境,精神产品也一样。阳春白雪来自下里巴人,精华出于糟粕;没有下里巴人何来阳春白雪?没有糟粕何来精华?而且即便是糟粕也未便轻弃,它可以肥田,种出粮食蔬菜,还可喂猪喂鱼。(注:黎澍虽不懂人民动力说的深意,然而历史学家到底不同于多数知识分子。黎澍可惜就可惜在:从北京到天津,他适宜当“北京到廊坊”被人利用的过渡。一叹。)肉食精华也,然而出于糟粕。治理污染是必要的,清除或反对则是不合理的。何况这次所谓“清污”,什么是阳春白雪,什么是下里巴人,什么是精华,什么是糟粕,都还没有分得清楚呢。他们站在“左”的立场上,是永远分不清楚的,只能把是非香臭弄颠倒。(注:这是扣帽子。李锐左右之见太过鲜明,未必能就事论事,这也不是民主社会趋势。)

这次会后不久,本来年事已高,身体不好,又生了气,黎澍终于心脏病发作,住进了医院。住院期间,我和老伴多次去看望,还拜托卫生部原领导中的老熟人,多多关心他的病情。

1984年黎澍搬到木樨地24号楼后,我们成为邻居。过去是“以文常会友,唯德自成邻”,现在是上下楼走几步就碰头的真正邻居了。于是我们的来往就极其频繁了。只要都在北京,一个月总要见面四五次,有时一个礼拜来往两三次。内容主要是交谈有关毛泽东和过去的问题;种种历史教训;对当前形势看法和互相关心的问题,如“左王”、“左爷”们的动态;有时是高朋满座,如告别辞《我们的悼念》中署名12人中,碰头最多的是秦川、于光远、李普、朱正、王若水等;此外还共同参加有关文史等方面的社会活动;各人写了文章,不论长短,常相互征求意见;友人来多了,也举行家宴,有一次廖沫沙夫妇请于刚、黎澍、李普和我四对湖南夫妇,到三家村酒店相聚;偶而也一同去看望朋友。到他去世为止,成为邻居的这四五年中,我们之间三日不见面,也要电话一相亲的。除上面写到的以外,就记忆所及,继续录下这些属于“思想的闪光”的言谈。

——黎澍认为毛泽东思想可以归纳为五点:一是从“割据为王”到独立自主。二是阶级分析与阶级斗争,包括群众路线。三是统一战线,又团结又斗争四是实事求是,中国古已有之。五是不断思想改造(注:黎澍境界可见。大体能反映黎澍的水平),实为宋明理学翻版,专门制造伪君子也。(注:思想改造,结果大约可以以为:伪君子吃亏较少。不过,思想改造恰恰是要反宋明理学,“专门制造”这一因果逻辑似有武断之嫌。毕竟存在着别的可能性:甄别性工作困难。中国宋明理学遗存亦深。改造,实践效果不佳,然而将之和宋明理学并论,亦有不可见处。)这第五点,大家都曾经挨整受罪,但都没有像他这样,联系古人假道学概括得如此高妙。我们常谈到农民战争,黎说农民战争取得胜利,必然导致“皇权”的集中,农民是一个落后的阶级,中外历史概莫能外。(注:旧结构的确如此。然而毛公是要斩因果循环,开出新路,黎澍对毛的理解恰见他的自守处)

——关于暴力革命问题,黎澍认为胜利者必继以暴力统治,从而走向专制,迷信权力统治。苏联如此,我们亦如此。(注:黎澍的史观必然推导至此。且无可救赎,只能妥协接受)他送过我一本库西宁夫人著的《斯大林前后》,真是可怕的绝灭人性的专政。恩格斯晚年对暴力与和平过渡已有新的说法。

——关于阶级斗争与无产阶级专政问题是我们常交谈的。黎澍有几个原则的说法:1.古代与近代社会发展不同,要予分开。2.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并非绝对对立,有互相依存即统一性一面。经常性的生产,是阶级利益一致的结果,如果罢工形成对抗,就不能维持生产。工人中的阶级斗争和对抗意识的存在是常态还是非常态?应明确说是非常态。革命有来潮和退潮、高潮和低潮,阶级斗争和对抗也一样。经常保持斗争状态和革命状态是可能的吗?“阶级斗争越来越尖锐”,“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使人们吃了多少苦头。3.无产阶级革命是为了消灭阶级,因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是不合理的,也违背了马克思的理论。尤其是阶级专政还导致一党专政。(注:黎澍远远不如梁漱溟的见解。知识分子还是实践少)党高踞于国家之上又导致权力与腐败结合。我们多年以来解决不了执政党如何执政的问题,解决不了党政不分、政企不分问题。这种专政是在“左”的土壤中(注:现在解决了吗?是左的问题吗?右能解决吗?)。4.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间的斗争并非你死我活。5.所谓不断一分为二的理论,乃自我毁灭的理论。有一次谈到,内部矛盾总是搞得你死我活,敌我矛盾倒可以妥协。内部矛盾联系越多越深,总是由内部向敌我转化;而敌我矛盾又向内部转化。毛泽东的随意性:辩证法变成形而上学,一分为二永无止境;唯物论变成唯心论,使用干部也要讲成份论。

——马克思、恩格斯的话是否句句真理呢?有的话本来就不是真理。有的话从前是真理,经过时间考验,现在已经不能算是真理了。“生产在阶级对抗基础上发展”,这是资本主义在19世纪中叶的状态,以后情况的变化越来越显著,历史已经表明生产只能是在阶级利益一致基础上才能得到发展。马克思主义过去长期处于革命斗争中。斗争中产生的著作不能不带有论战性。论战性著作必然以攻击敌人、辩护自己为任务,因此不能避免片面性,有时还不能避免感情用事。认识的局限性,任何人都容易犯的。(注:这话好像梁实秋论鲁迅啊。可惜此话论据呢?若无的话,大约可见的,仍只是李锐)对社会主义,马克思也有空想,有唯心主义成份。马克思主义形成的50年中,唯物史观与经济学说,《资本论》与三大手稿是顶点,完整的框架,手稿中提出“科技是生产力”。后期马克思尤其恩格斯,都有反思与修正。

——列宁本来就有“左”的东西,《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一书曾寄与马赫,马赫复了十万字的长信,列宁也有复信,其中即反映了列宁的“左”。原档已经找到,在翻译中(《毛泽东选集》中“左”的东西也不少)(注:果然是借列宁说这句话来的。)。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进行了实践,有变化与转折,从新经济政策到逝世前,又有所变化(对斯大林有反感),布哈林后期思想更民主开放些,斯大林却发展了列宁的错误(战时共产主义),成为一个专制独裁者。列宁将第二国际的政党看成敌人,可是欧洲(称号不一)的社会民主党并没有做过什么对不起工人阶级的事情,反而促动了资本主义本身的变化和发展。将瑞典同苏联对比一下,仔细研究,可以发人深省。注:李锐的道路可见。他更像一个社会民主党员,而非共产党员。

——说“资本主义丧钟敲响了”,这是文学语言。社会主义社会仍然是商品经济,仍脱离不了市场规律,这是马恩都没有料到的。马克思也不可能料到高科技的神速发展会左右经济的发展;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会如此漫长,以至到社会主义国家出现之后,世纪快完了,还难以预见何年何月能够实现。(注:李锐和80年代,大约最为合拍)

——马克思讲的“自由人联合体”,无非是在经济高速发展的社会中,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其自由、权利、利益所得。能否真正做到任何个人都能得到全面发展,以此评价各个社会主义国家,各自情况如何?(注:不看各国底子。不客观)

——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实践史,非常需要认真据实总结,搞理论的人责无旁贷,这方面当然不应有任何禁区。一般而言,各级领导干部对实践负责;但搞理论的人应当对理论负责。回顾我们过去几十年,理论与实践之间的教训太多,理论搞错了,差之毫厘失之千里(注:这句话不可不记),千万不能忘记人民公社化这种教训。不论是苏联、东欧和我们,对于过去的实践一定要加以理论总结,以免今后再犯错误,至少要做到少犯错误,切忌犯全局性错误。关于写书,黎说,科学家(有科学头脑的人)才能写书,政客不能写书。(注:知识分子写书呢?老毛为何主张大家都得有些科学精神?)

——我们的共识:人类社会发展前途,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制度可能互相渗透,最后走到一种新的社会。与此有关的议论很多。如社会主义国家喜欢讲排场,搞浮夸,办虚事,资本主义国家反而比较实事求是。美国人对我们将他们总统办公的地方(White House),译为“白宫”,很有意见,明明是“白屋”嘛。(注:浅表之见)黎澍说,老是害怕和斥责“全盘西化”(胡适当年也并非我们批判的那样),其实质是责备现代化。(注:有拉大旗,扣帽子之嫌。张春桥文章里都说:他们也要四个现代化,不在现代化之争,而在现代化道路之争)不要传统行得通吗?不要害怕东方文化传统失掉。日本彻底西化过,什么都学西方,仍旧保留了和服、茶道,还有武士道精神。

——我们的教训在搞过全盘苏化。革命最早学苏联。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就出现过“左”的面孔,致力于组织工人罢工,认为这是党的天职,最基本的要求,而不认为从策略上考虑,应当同资产阶级结成反对共同敌人封建主义的联盟。注:这可真是要命的一句话。李锐居然主张共产党应该和资产阶级联合反对封建主义,一叹。人家给你机会吗?)相反,我们到处发动工人罢工,直到发动手工业者,反对中国资本、民族资本。(注:这是大问题,要命的道路之争)大革命失败后,“左”的一套搞全盘苏化。建立的共和国叫“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根据地叫“苏区”,军队叫“红军”。王明出的一本小册子叫《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那不是化成俄国共产党了吗?(注:王明谁不批?)

在文化学术界,黎澍熟识的人比我多得多。他邀我一起去看望过两位名家。我同夏衍没有过交往。黎澍同夏是老朋友,在国民党区尤其在香港一起呆过,相知很深。1986年1月28日上午,黎同我到夏的家中,长谈了两个小时。主题是两位“左王”的统治。记得涉及这样一些具体事。乔木在书记处会议上正式谈过,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三个头头是周扬、夏衍和巴金。乔木最近因《上海文学》的一篇小说,让书记处的负责人看,批示顺着乔木的意思,查一查作者是否三种人。乔木还来找过夏衍,要批判一位女作家和一位山西的农民青年作家。夏说,他们还年青,一批就完蛋了。夏也说乔是两面人,骨头软,尤其表现在对待儿子的问题上。(注:此为私德攻击。)

我也不认识钱锺书。黎澍同钱先生和夫人杨绛相交很深,相互敬重。他的《再思集》书名就是钱题的。1987年5月25日下午,黎澍与我一同到钱家,谈至六点。我们谈得兴高采烈时,杨绛忍不住也过来参加了。记得从胡适谈起。1948年他们在上海见到胡适。胡早年的书信全部保存在合众图书馆,内有毛泽东当年(当是1918年第一次到北京)写给胡的信,说旁听了胡的讲课,很是佩服,想拜见聆教。署名为“你的学生”。钱先生说,胡适听图书馆的人说,这些信件在日本统治时都毁掉了,很是惋惜。(注:李锐果然对这些感兴趣。唉。发展的眼光看问题,他建国初做不到,现在仍做不到)钱觉得此信于胡是有用处的。胡适回到台湾后,胡的秘书胡颂平是朱家骅派去监督胡的,为胡的学问与为人所感动,因而写了回忆胡的书。说唐德刚是一个落拓不羁的人,同胡接触很深,才写出胡的传记来,此书影响很大。钱也称赞胡适的为人,说鲁迅那样批胡骂胡,且很挖苦,但鲁迅生前,胡适从来没有讲过鲁迅半个不字。(注:这句话像私话。因为钱钟书对胡适的态度,据我所读到资料,恐怕不能这么解读。叹。)那天谈话,尽是臧否人物。(注:形象真切)谈到某学者吹捧江青“百鸟朝凤”的故事,说得很是风趣。(注:习惯性踩人)又谈乔木对他们夫妇的照顾,建议杨绛写《围城》与钱的文章。钱说,他同乔木是“来而不往也”,每年乔木要来他家,他们都没有回访过。(注:我读到此一叹。说实话,李锐能把很多人物都写小了,还打着表扬或赞许之意。不管是不是一派的,均被李锐如此演绎。可见是境界眼界问题。)由此我们谈到聂绀弩的诗集出版时,乔木毛遂自荐写序言,聂认为,这是乔为了打扮自己。(注:乔木、聂双双写小。这不符合我对聂的阅读)我特别问钱先生,为什么记忆力如此好。钱说,30多岁前,记忆力确实极好,可说过目不忘。在牛津学习时,爱读侦探小说。一次期考要认清古代手写英文,连题目也未看清,即通篇解答,结果不及格,以至补考。受此刺激后,影响了记忆力。临走时,我送钱先生两本我的小书,《龙胆紫集》与《窑洞杂述》,《杂述》中有一篇文章《国立师范学院的教育和学生》,即《围城》中教书的学校。1939年在湖南工作时,我去过这个学校(在湖南兰田)。钱回赠我《谈艺录》。后来看过我的《庐山会议实录》后,钱先生很热情地给我写过一封信,对此书很是称赞。(注;着眼点果然在此)

黎澍比我大5岁。大革命时他就参加过共青团,帮助过被捕的党员老师。1987年4月他75岁时,我曾书写了一首七律相赠,其中颈联为“一卷文章惊海内,三番思考问先贤。”(注:黎澍和范文澜比较,就可知范文澜是大家,黎澍是中上而已。而这样的人物,被李视为兄长,或曰学长,颇爱拉此人大旗,一叹)诗后有如下很长的一段注解,说明我是怎样看待这位相交半个世纪的老友的:

黎澍在他的《再思集》序言中说:“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现代历史的伟大转折。这一转折使人感到有重新认识许多问题的重大必要性。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了我过去对中国和世界历史了解的肤浅和错误,纠正了其中比较显著和已经有所认识的部分。编入本书的各篇反映了我个人思想上的这个变化,故谓之‘再思’ 云。”他还说道:“经过实际生活的检验,势必又要发现种种不足,还要三思。”“认识的正确性只能是暂时的,相对的。穷尽真理,永远是不可能的。”这是一个严肃的历史学家回顾我们党、国家和自己二十多年来走过的曲折道路后,所采取的对历史与现实负责的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同样也是党性立场的科学态度。黎澍是严肃的也是勇敢的学者,我的小诗稍稍表达了我对这位老友的敬重,我衷心祝愿他长寿。《再思集》最后一篇文章《论历史的创造及其他》,对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这两个似乎是无可置疑的命题,提出空前的质疑;无论从古代到现代,从历史实际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有关论述,他都认为这两个命题不恰当,很难说得通,而提出了自己独到的看法。这篇文章在史学界引起广泛的反响,赞成的与部分赞成的、怀疑的与反对的都有。(注:将黎澍被批的关键,移到此处,有移花接木之嫌。)目前这场论战尚未结束(注:此语加重遮掩前几句),报刊时有新的论文发表。古人诗云:“梅花香自苦寒来。”(诗的七、八句为:“笔头犀利因忠谔,梅老花香自苦寒”。)既然我们走过二十来年曲折的道路,既然我们的职责是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前无古人的事业,我们就应理所当然地克服一切僵化的思想,凭着马克思主义的指南针,勇敢地开拓自己的道路。

同一个月我满70岁,黎澍也送了我一首五律,他说尚未最后定稿(“波浪阔”一稿为“风浪恶”;“愈老愈英雄”一稿为“奋发更为雄”)。他善旧诗词,但不常作。1995年徐滨夫人清理旧档,发现他书写的这首五律条幅,特送与我。

浊世佳公子,于今七十翁。

曾经波浪阔,不怕火炉红。

诗赋龙胆紫,文章太史公。

所望加餐饭,愈老愈英雄。

“我衷心地祝愿他长寿”,写这句话时,决没有想到,我们之间的相聚只有一年多的时光了。十三大报告起草之初书记处负责人还找到黎澍、于光远我们十来人,一起参加过讨论。黎还专门找我谈过党性、阶级性与科学性、民主性之不可分,是统一的,只有真正的科学性才能导致党性、阶级性的统一。(注:这是黎澍的话。从逻辑分析,可知到此为止。)可是坚持科学性与坚持真理的人,在“左王”的眼中,却变为异端分子(注:这是李锐私见,一叹);他们还是搞老一套的“阶级分析”,从而发现“斗争对象”,于是号召“划清界线”。这时他的《历史创造者讨论中的几个问题》一文,又得罪了不少人,这以后直到他去世前的1988年11月,我们的来往还一直频繁,同朋友们的相聚漫谈也多。我们还一起研究过要写出一本《中国的左倾幼稚病》的书,重新认识社会主义,重新认识资本主义,重新认识中国和世界的发展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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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解读】他传即自传:黎澍十年祭 下

1988年6月,王元化从上海来,我们还一起谈过“五四”和新儒学复古的问题。大概是从李泽厚的“五四断裂”问题谈起。黎说:“五四”有三股潮流:1915年陈独秀提倡的民主与科学的新文化,包括文学革命;反巴黎和约的爱国救亡运动;十月革命与社会主义运动,产生了共产党。他说,斯大林和毛泽东的神话已经破灭,马克思、列宁也不要再尊之为神。列宁批马赫,自己并不懂自然科学,《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有错误,哪里来的什么哲学两条路线斗争。马克思从黑格尔等唯心主义接受了许多新东西,并未讲过两条路线斗争。阶级斗争理论是列宁搞起来的,斯大林和毛泽东都有发展。我们现在还是老一套的唯马首是瞻。(注:这段话黎澍的话和李锐的话,还宜分开为好。当然,两人边界不易截,个人逻辑难免有不同判断,还需读黎澍原著为佳,可加强判断能力)

11月20日,广东番禺梅山糖厂主人在仿膳宴请,我们和于光远、胡绩伟、朱厚泽等一起参加了,黎澍毫无病态。

11月29日,黎澍伏案起身倒地,后脑震破大出血住协和医院后,即诊断全身动脉已硬化。12月4日入急救室。我与老伴去探望时,他带氧气罩,呼吸已困难,双目紧闭,手脑不断颤动。我轻轻抚摸他的头部和手臂,没有反应,老伴贴近耳朵讲话也没有反应。我同值班医生谈,这是中国第一流历史学家,请全力抢救;我还同卫生部部长陈敏章通电话,告知黎的病情。医院决定要切开喉管。5日,徐滨告知,心律已衰竭,在作最后抢救。一同议定几件后事:出文集,《新观察》出专刊,老朋友们出纪念文集。徐滨说,他生前谈到不入八宝山,那些人不喜欢我,我也不喜欢那些人,还是上万安公墓。我让家人将他书桌上一大摊书稿拍照,准备写《最后一天的书案》,说明这位学者和思想家是战死在岗位上的。晚上接戈扬电话,泣不成声,说光远电话告她,黎澍已去世。我即将危险病情告知,并商定纪念办法。7日上午,《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李学昆、徐宗勉来,谈黎澍生平及后事,他们都是黎的助手,相互间感情很深。徐被打成右派时,黎澍很不同意,多年来同情地保护他。黎澍自己因此挨整,作十次检讨通不过,终于调离中央宣传部,并下放。(注:可结合范文澜一事,加深理解。)老“左”们总说黎澍偏激,以致他在政治研究室老受排挤。(注:说黎澍偏激的未必是老左。同样可结合范文澜之事)我对他俩说,黎澍不仅是历史学家,还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思想家。(注:黎澍对于马克思主义、对于历史的理解,应在范文澜之下,登堂而未入室之语,恐怕更为贴切。李锐对黎澍下如此判断,可见的恰是李锐思想)

谈到他的长期受压,不能尽展其才,我的声音也咽噎了。12月9日黎澍二女儿来告知:下午2点25分,爸爸与世长辞了,这也正是52年前他在北平街头游行示威之时。他们一家让我审定生平稿与新闻稿。晚上12点,我写好《最后一天的书案——哭黎澍》文,第二天寄《人民日报》与《新观察》(后者发表时没有删节)。12月10日,社科院来4人,取走黎澍生平稿,并拟定火葬前告别名单。12月11日上午,我与于光远、胡绩伟一起到徐滨处,谈学术纪念会可以从缓一些,光远谈中宣部旧事,称黎澍为人的正直与勤奋,思想的不同凡响。

12月5日,应徐滨夫人嘱,用一丈多长白布作横幅,挂黎澍遗体告别灵堂,我代撰书一联(徐滨泣献):

再思三思,时有文章惊海内;

言传身教,长留风范示儿孙。

12月16日,向黎澍遗体告别,去的仍在百人以上,许多人禁不住流泪。告别后,我因事离开,老伴张玉珍同王若水夫妇、沈容等和黎的家人一起,送到火葬场。

一别10年的树苍兄,上面写了这么多旧事旧话,是用来表示我对你的怀念,说明我没忘记你的言谈,你的思想和观点,这些不仅永远留在我的心中,也会永远留在你的朋友们心中。我们依然是同心相应的,我们依然同你一样勤奋地思索着,工作着。我没有忘记你的希望:愈老愈英雄——奋发更为雄!

去年我已满80岁,在京友好为我祝寿时,有六首《八十自寿》略表心意。现录下其中两首,是否可以告慰吾兄在天之灵呢:

精神独立自由难,八十行吟气浩然。

曾探骊珠沦厄运,仍骑虎背进诤言。

早知世事多波折,堪慰平生未左偏。

欲唤人间归正道,学操董笔度余年。

不发牢骚不自怜,楚狂本色总依然。

难充工具难驯服,却近人情却达观。

长觉此身仍属我,厌随流俗只当官。

韶华幸喜没空老,放胆高歌世变迁。

就此文可见:1. 道路之争,思想之争,确是大处。

.李锐在涉及黎澍被批一事,有遁语,亦用过移花接木的手法。黎澍并不是个大人物或曰重要人物,尚且如此,不得不需要慎思李锐证人的有效性。

      3.李锐评论他人,喜欢借别人的话,——并加入自己的话。或看似不经意写上一段,最终点题。不管是评论别人,还是评论自己,这种态度尤需阅读者警惕。间接派证人,向来比直接派证人麻烦。

      4. 李锐将太多人写小了,将胡乔木、钱钟书、黎澍、夏衍、聂绀弩均写小了。必须要考虑他失之境界处,只从他的眼界看问题,恐怕亦会被他所限。

5.梁漱溟晚年口述:这个世界会好吗?(节选)梁漱溟“他说你现在可以参加政府吧?我有点沉吟,思索了一下,才回答。我说,把我留在政府外边,不好吗?这话在我有我的用意,可是在他听起来他不高兴,他想拉我拉近一点,可我不想靠近。我当时不想靠近,还是把事情看得错误,怎么错误呢?我不知道,中国的大局就能够统一、稳定下来,我不知道,我不敢这样乐观,因为过去中国内战老打不完,多少年老打不完。”——这段话一出,尤其令人感佩且兴奋。其证人资格,不言自明。如此史料,后世人可省却不少弯路。然而,这样的人物,真是太少太少了。梁漱溟被人视为“最后的儒家”,——自己却说,“我是儒家也是佛家”。

作序的艾凯教授,亦说了些发人深思的话:

【我认为中国文化本就是个融合许多看似不相容的思想于一体,却同时又喜欢分门别类的文化。只需留心便会发现,其实大部分的中国知识分子都是融合各类的思想于一身。比方程朱陆王,同为新儒家,虽然讲义理心性,歧异很大,但他们的思想中都含有许多佛家的成分。晚清的知识分子,如梁启超、章太炎,固然在政治立场与今古文经学上分踞两极,但同样都将佛家、西方思想及儒家融入他们个人的学思中。

  这解释了为什么对于受现代学术规范训练的我而言,一个人不可能同时是儒家,又是马列信徒;但对梁先生来说,这完全不是问题。从这点看来,梁先生仍是一个相当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

  依我浅见,先秦诸子虽然路线不同,但他们都共享一个宇宙观,认为宇宙是一体而有机的,天地间的每个成分跟其他的成分相互关连,所以在这样的宇宙观里,没有绝对的矛盾,只有相对的矛盾。这种宇宙观,经历数千年,仍深植在中国知识分子思想的底层,是以各种不同的思想成分,可以共存在一个人的思想里,运行不悖。】

【就作为一个历史研究者的角度看来,我认为就算再过一百年,梁先生仍会在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不单单是因为他独特的思想,而是因为他表里如一的人格。与许多20世纪的儒家信徒相比较起来,他更逼近传统的儒者,确实地在生活中实践他的思想,而非仅仅在学院中高谈。梁先生以自己的生命去体现对儒家和中国文化的理想,就这点而言,他永远都是独一无二的。】

假如我们要理解一个人的话,要使用语言同样穿越语言(非陷于名词主义,只能一叹)。譬如我说,毛泽东是真正的法家,也是真正的儒家,还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因为唯有如此表达,才能勉强准确定义这个人物。

思考当下仍然要回到梁漱溟和毛泽东:

【梁:我跟其他跟我以外的、搞政治活动的人有一点不同,就是他们几乎都是梦想英国式的政党政治:在议会里头主要是两个大党,这个党上台,那个党在底下,监督着这个政府,或者上台的那个,有什么做错的,或者不得人心的,下台,他就上去了,两党轮流执政,这就是英国的情况。我以外的人他们都是梦想这个东西。英国,美国也是两党。

  我就是说,这个不合中国的需要,因为中国在物质文明上,在经济建设上,主要说是在工业上,同国外比较,差得太远了,太落后了。这样一个太落后的中国,那非赶紧、赶快,急起直追,把这个缺欠把它补上去不成,要补上这个事情,必须是有一个全国性的政权,采取一定的方针路线,依靠这个全国性的政权,确定一个方针路线,几十年的稳定的局面贯彻去搞,去建设,才能够把那个补回来,不能够你上来,我下去,你上来,我下去,这样子就不行啊!这样今天是这样方针计划,明天又那样子,那不行。所以我一个人总是梦想这个样子,可是旁人,就是说我以外的其他的党派,他们都不是这个意思,他们都是想学英、美,学两大党。可是后来嘛,局面居然落到我所想的,把国民党赶出去了,大陆上统一了,统一了,共产党掌握政权,一直掌握几十年,刚好做了不少事。可惜这里头还有些动乱,可惜在这个过去的30年里,还有些个动乱,可惜。可是看现在这个样子,动乱过去了,今后可以迈大步前进,所以我很乐观。这是我的一个看法,我的希望。】

倘若必须一党,如何监督?毛泽东曾发动知识分子,后又发动群众,试图建立的亦是这个“监督”体制,或者真正解决我们这条道路上的问题。

我们是实践多党制还是落实并完善这个“监督”?中国的道路,从漫长的历史蹒跚走来,是不左了是开放就能彻底解决的吗?

这值得我们每个人认真思考。我们能不能真正踏入民主社会,在于我们每个人的取舍,每个人的作为。民主是大家的日用修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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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A
家园 好极好极

来的真是时候。

家园 两点

1。从北京到天津,这个典故第二次在西西河被我看到,喜欢。

2。李锐的小样是自己给画出来的,还扬扬得意。

家园 【建议】能不能把评论用一种不同的字体和颜色标记

以利阅读。多谢。

逐篇花了。

家园 讲得好。

这些结论如果写一本书,从历史和哲学等多个维度进行系统的分析,那将是很了不起的。

假如我们要理解一个人的话,要使用语言同样穿越语言(非陷于名词主义,只能一叹)。譬如我说,毛泽东是真正的法家,也是真正的儒家,还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因为唯有如此表达,才能勉强准确定义这个人物。

倘若必须一党,如何监督?毛泽东曾发动知识分子,后又发动群众,试图建立的亦是这个“监督”体制,或者真正解决我们这条道路上的问题。

家园 埋花送宝!请笑纳!

谢谢:作者意外获得【通宝】一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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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郢客兄这一篇很好!很及时!

俺这段时间太忙。。没法子就您这个帖子里面有些非常重要的观点做一个清楚的答复。

等手头的事儿完成了,希望有机会做这样一个探讨。----那应该是非常好玩的!

家园 送花表示支持

李锐,黎澍这些人本质上是文人,心比天高,命比纸薄。没有太祖领导的起于农村的这场革命, 这些人什么都不是。

家园 这句话有意思

社会主义国家喜欢讲排场,搞浮夸,办虚事,资本主义国家反而比较实事求是。美国人对我们将他们总统办公的地方(White House),译为“白宫”,很有意见,明明是“白屋”嘛。

这个白宫难道是社会主义的翻译?那么49年以前叫什么?这几位都是大知识分子,就这么论证问题的?

恭喜:你意外获得【通宝】一枚

鲜花已经成功送出。

此次送花为【有效送花赞扬,涨乐善、声望】

家园 老毛对知识分子看法大抵是不错的

我们的共识:人类社会发展前途,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制度可能互相渗透,最后走到一种新的社会。与此有关的议论很多。如社会主义国家喜欢讲排场,搞浮夸,办虚事,资本主义国家反而比较实事求是。美国人对我们将他们总统办公的地方(White House),译为“白宫”,很有意见,明明是“白屋”嘛。黎澍说,老是害怕和斥责“全盘西化”(胡适当年也并非我们批判的那样),其实质是责备现代化。不要传统行得通吗?不要害怕东方文化传统失掉。日本彻底西化过,什么都学西方,仍旧保留了和服、茶道,还有武士道精神。

凭一些浅见,推导荒谬的结论,见识不高却不自省,随意臧否他人并以此自矜。书生造反三年不成,这帮子知识分子领导中国非把中国往死胡同里带不可。

家园 上花并感叹但愿自己老的时候不要变成“老朽”

倘若必须一党,如何监督?毛泽东曾发动知识分子,后又发动群众,试图建立的亦是这个“监督”体制,或者真正解决我们这条道路上的问题。

我们是实践多党制还是落实并完善这个“监督”?中国的道路,从漫长的历史蹒跚走来,是不左了是开放就能彻底解决的吗?

这值得我们每个人认真思考。我们能不能真正踏入民主社会,在于我们每个人的取舍,每个人的作为。民主是大家的日用修行。

大历史观,大局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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