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关于大跃进时“亩产万斤”宣传的责任问题。 -- flyingcatgm

从一九五六年开始，在十二年内，粮食每亩产量，在黄河、秦岭、白龙江、黄河（青海境内）以北地区，要达到四百斤；黄河以南、淮河以北地区，要达到五百斤，淮河、秦岭、白龙江以南地区，要达到八百斤。

“湖北孝感县的联盟农业社，一部分土地每年种一造，亩产二千一百三十斤；四川仁寿县的前进农业社，一部分土地一造亩产一千六百八十斤；陕西宜君县的清河农业社，这个社在山区，一部分土地一造亩产一千六百五十四斤；广西百色县的拿坡农业社，一部分土地一造亩产一千六百斤。这些单季高产的经验，各地可以研究试行。”

’” 早在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上，吴芝圃即表示，河南今年增产几百亿斤不成问题，河南粮食很快就过关了。毛泽东根本不信，认为这不可能、是一种形"左"实右”

“1958年8月13日，毛泽东去天津新立村参观稻田。有关领导同志和社领导汇

报说，亩产10万斤。他摇头撇嘴，表示不相信。他说；‘不可能的事。’他指着

一位领导同志说：‘你没有种过地。这不是放卫星，这是放大炮。’有的同志为

了证明亩产10万斤，让小孩往水稻上站。他摇头说‘娃娃，不要上去。站得越高

，跌得越重哩’。又说：‘吹牛，靠不住的，我是种过地的。亩产10万斤？堆也

堆不起来么!’（《晚年》第138页）。在湖北省时，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讲有一

块试验田水稻亩产上万斤，毛泽东摇头说：‘我不信’。外国朋友问他，亩产万

斤粮的奇迹是怎样创造出来的？他一笑置之；不要相信这些骗人的数字。。”（《

晚年》第138～139页）”

1958年8月，北戴河会议讨论人民公社化，农林口上报经各地汇总后的粮食指标超过1万亿斤。毛泽东不同意，说搞不了这些多。经与农林口商议后压缩到了5000～6000亿斤（相当于亩产300～350斤）。农林口说，不能再压了，再压就打击积极性了.

对于这年粮食大幅度增产,毛泽东也是深信不疑。1958年9月8日,他在最高国务会议第二次讲话中说:“今年要争取产钢1100万吨,比去年翻一番。明年增加2000万,争取3000万吨。后年再搞两千万,不是5000万吗?苦战三年,5000万吨钢。那么,全世界除了苏联同美国,我们就是第三位。”“第二个五年计划就要接近或赶上美国。再加两年,七年,搞一亿五千万吨,超过美国,变成天下第一。老子天下第一不好,钢铁天下第一有什么不好?粮食,苦战三年,今年可能是7000到8000亿斤,明年翻一番,就可能是15000亿斤。后年就要放低步调了。因为粮食还要找出路。”(《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八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394页。)

　　同月,他在湖北视察期间同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谈话时又说:“许多事情看来怪得很,要就没有,或者很少,要就很多很多。过去九年粮食增加得很慢,老愁粮食不足,可是今年一年就增加了几千亿斤。今年翻一番,明年还可能翻一番。”(王任重:《札记二则》,《七一》1958年第5期。)

毛泽东之所以认为1958年粮食产量有大幅度的增加,可以在1957年的基础上翻一番,主要论据来自于如下几点:

　　第一,通过发动大跃进,使人民群众释放出了前所未有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第二,农田水利建设和积肥运动的开展,为粮食大增产创造了条件。…

第三,通过深翻土地和密植,能使产量大幅度提高。毛泽东看到山东省莒南县大山农业社通过深翻土地,“不多不少,增产百分之百”的材料后,就要求各地都搞深翻(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683页)。这年3月的成都会议上,他在一位省委书记发言时插话说:应普遍提倡人工深翻地,一年翻一部分,三五年翻完,可以保持三年到五年丰收,这是改良土地的基本建设。《人民日报》应该把土壤学宣传一下。在随后召开的八大二次会议上,长葛县委第一书记吕炳光介绍了该县深翻土地的经验:该县从1954年起,一些农业社搞深翻土地,都取得了增产丰收的效果。为此,去冬今春,长葛在实现水利化的同时,开展了大规模的深翻土地运动,截至4月底,全县33万亩早秋地已深翻了一遍,深度都在1.5尺左右。计划今年把全县112万亩耕地来一个“大翻身”,争取亩产800斤。毛泽东对这个报告很感兴趣。他在讲话中说:感谢河南省长葛县第一书记的发言。这个发言很好,我又看了一遍。一年把112万亩土地全部深翻一遍,深翻一尺五寸,争取亩产几百斤。这就提出一个新问题,各县是否都能做到?河南长葛县能做到,别的县难道不行吗?他还说,深翻土地“这是一大发明。深翻一遍,增产一倍,至少增产百分之几十”。

　　在此之前,南方一些地方通过推广水稻密植提高了产量,《人民日报》报道了广东全面推广水稻小科密植的情况,说“在这次插秧技术改革中,各地贯彻了毛主席指示的‘放手发动群众,一切经过试验’的精神,普遍通过分别集中乡、社、队的干部,层层试插示范,现场辩论,逐级推广,互相评比,做到从干部到群众,既解决思想问题,又大体懂得技术规格；既实行了早插、密植,又保证了技术质量”(《广东推广水稻小科密植技术,有示范有辩论改革很顺利》,《人民日报》1958年3月28日)。毛泽东对广东的密植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在八大二次会议上,他特地讲到了密植的问题。他说:要合理密植,广东一亩要搞三万蔸,每蔸插三根秧,每根秧发三根苗,结27万个穗,每穗平均60粒,共1620万粒,两万粒一斤,一亩810斤。亩产800斤不就算出来了吗?北方的小麦、玉米、谷子、高粱、大豆等,都可以这样算一算。密植就是充分利用空气和阳光,现在不是反浪费吗?就应该把对空气和阳光的浪费也反掉。有意思的是,后来一些地方在发射粮食高产“卫星”时,就是按照这个办法算出亩产量的。

　　1958年6月14日,毛泽东接见了河南登封县应举社社长崔希彦等人。在谈话时,崔希彦告诉他,应举社今年小麦每亩估计有150斤,全年计划平均每亩产粮800斤。毛泽东说:“你们计划每亩产800斤,小麦每亩只能收150斤,还有600多斤,今年是不是有把握实现亩产800斤?”崔希彦的回答是:“完全有把握,而且争取超过。”

　　毛泽东进一步问:“都有哪些保证增产的有利条件?”崔希彦回答说:第一,我们合作社已经实现水利化；第二,今年积肥大量增加；第三,把低产作物改为高产作物；第四,我们合作社的每一个人干劲都很大；第五,毛主席前不久在《红旗》杂志上向全国人民介绍了我们的社,今天毛主席又亲自接见我们,给了我们宝贵的指示,我们回去一传达毛主席的指示就会变成我们增产的力量,全体社员的干劲就会更大,产量就会更提高。毛泽东说,好哇!你们这五条都很对呀!他还说,不要很久,全国人民每年就可以平均有粮食1000斤,再过一段时间,每人每年要平均有1500斤,这样全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就会大大提高(于民生:《幸福的会见,巨大的鼓舞——记毛主席接见河南封丘县应举农业社社长崔希彦》,《人民日报》1958年7月1日)。可见,毛泽东认为,通过开展农田水利建设和积肥运动,深翻土地,推广密植,再加上群众冲天的干劲,实现粮食大增产是完全可能的。

　　1958年确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少有的风调雨顺之年,这年粮食也确实获得了较大丰收。据国家统计局后来核实,1958年全国实产粮食4000亿斤,虽远不及当时正式宣布的7500亿斤,但比1957年增产了300亿斤。

毛泽东之所以在1958年没有对那些高产“卫星”提出质疑和批评,并且默许了这些“卫星”的存在,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他虽然清楚“大跃进”中存在虚报浮夸,但基于对干部群众“大跃进”热情的肯定和保护,而在一定程度上容忍了这种现象。

　　在这年3月的成都会议上,毛泽东说:要跃进,但不要空喊,指标很高,实现不了。在这次会议的讲话中,他又说:河南提出一年实现四、五、八,水利化,除四害,消灭文盲,可能有些能做到,即使全部能做到,也不要登报,二年可以做到,也不要登报,内部可以通报。各省不要一阵风,说河南一年,大家都一年；说河南第一,各省都要争个第一,那就不好,总有个第一,“状元三年一个,美人千载难逢”。可以让河南试验一年。如果河南灵了,明年各省再来一个运动,大跃进,岂不是更好?

　　4月6日,他在武汉会议上的讲话中又表示:生产高潮方面的指标,现在我担心会不会再来一个“反冒进”,今年如果得不到丰收,社会上就会有人说话了,喊“冒进”了。要在党内讲清楚,党内要有精神准备,给地县讲清楚,如果收成不好,计划完不成怎么办?他还说,世界上的事,有真必有假,有利必有弊,不可不信,不可全信。百分之百相信,就会上当；不相信就会丧失信心。我们对各项工作,各种典型,都要好好检查,核对清楚。

　　从毛泽东的这一系列讲话中可以看出,其实他对于“大跃进”中的虚报、空喊并非不清楚,但他对这种现象却没有加以制止。他认为,好不容易通过反冒进,调动了干部群众的积极性,激发了他们的生产工作热情,如果因为有些过高的指标,有些虚报浮夸的成分,又来一次1956年那样的反冒进,就会压抑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就会给“大跃进”泼冷水,就会出现如同1957年那样的“马鞍型”。在他看来,1957年群众的生产热情没有1955年高,建设速度没有那么快,取得的成绩没有那样大,而且还出现了右派向共产党和社会主义进攻,就在于1956年搞了一个反冒进,结果泄了六亿人民的气。因此,在“大跃进”已经发动、群众的积极性已经高涨之后,对于虚报浮夸要“打屁股”,但“屁股不要打那样重”,要重打屁股的,倒是那种给群众泼冷水、对“大跃进”不热情甚至消极抵抗的“观潮派”、“秋后算账派”。所以,不论是对各地发射出的各种高产“卫星”,还是对粮食产量成倍增加的汇报,他都采取了默许和容忍的态度。

1958年4月，毛泽东对《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说；“现在报纸宣传报导上

要调整一下，不要尽唱高调，要压缩空气，这不是泼冷水，而是不要鼓吹不切实

际的高指标，要大家按实际条件办事，提口号、订指标要留有余地”（《忆毛主

席》第64页）…：“在大跃进运动中，开始自己因毛主席的再三盯瞩，还是比较慎重，但到了6月份就‘随大流’了。因为当时的形式是：把宣传口关的这批中央领导‘思想解放，敢想敢做’的呼声压倒一切。而毛泽东的留有余地或压缩空气的声音微弱。在当时中央领导层中，他是少数者。所以我只好‘随大流’跟多数中央领导走，特别是跟把宣传口关的主要领导人刘少奇、邓小平走。对于1958年《人民日报》和新华社鼓吹‘五风’的错误，应是把宣传口关的中央领导刘少奇、邓小平等人负责。当然，虽然不能说《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应对1958年的‘浮夸风’和‘共产风’负有主要责任，但我主持这两个单位的宣传工作，在这期间造成的恶劣影响，至今仍感内疚。”（吴冷西：《忆毛主席》第72页）.

“提倡实事求是，不要谎报，不要把别人的猪报成自己的，不要把三百斤麦子报成四百斤。今年的九千亿斤粮食，最多是七千四百亿斤，把七千四百亿斤当数，其余一千六百亿斤当作谎报，比较妥当。人民是骗不了的。过去的战报，谎报战绩只能欺骗人民，欺骗不了敌人，敌人看了好笑。”

你们说服

我是可以的，你们打通我是可以的，但是你们得打通我才通。你们现在说的那些

根据，我还不能服。我不仅准备作机会主义。我已经是机会主义。我就是站在机

会主义的立场上为此而奋斗，不牵连别人，将来算起帐来的时候，不打你们打我

。因为我在这里反冒进。……凡是迷信一定要破除，凡真理、凡科学一定要保护

。”（《晚年》第140页）他说：“现在要减轻一点任务，水利建设，去冬今春全

国搞5百亿土石方，而今冬明春要搞1千9百亿土石方，多了三倍还多，还有各种各

样的任务，……我看搞起来，中国非死一半人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

或者十分之一，死5千万人。...你搞多了也可以，以不死人为原则。你们一定要

搞，我也没有办法，但死了人不能杀我的头。”（《晚年》第 138～139页）,

“第一个问题，包产问题……包产一定要落实

。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不管这些，只管现实可能性。例如，去年

亩产实际只有三百斤的，今年能增产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

、一千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实在办不到，有何益处？”。“第

六个问题，讲真话问题。包产能包多少，就讲包多少。……每项都不可讲假话。

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

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

。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因此，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

可讲。”（《文稿》第八册第237页）。“同现在流行的一些高调比较起来，我在

这里唱的是低调，意在真正调动积极性，达到增产的目的。如果事实不是我讲的

那样低，而达到了较高的目的，我变成了保守主义者，那就谢天谢地，不胜光荣

之至。”（同上书）

该年7月14日，刘少奇到山东视察，一个公社的干部向他回报说：玉米、谷子，每亩3万斤至5万斤，地瓜（红薯、山芋）30万斤，籽棉亩产1万5千斤……刘少奇听后赞扬说：你们打倒了科学家……这是一个革命。这一讲话公开报导后,全国各地的实验田纷纷地把原来几千斤的牌子,换上了几万斤。大田亩产几千斤的报导,也跟着改变了腔调,变成了亩产数万斤。(见1958年8月4日《人民日报》)

1958年8月, 刘少奇又派人到山东寿张县进一步了解那里的高额丰产情况，写回的调查报告说："今年寿张县的粮食单位产量,县委的口号是'确保双千斤,力争3000斤',但实际在搞亩产万斤粮的高额丰产的指标,一亩地要产5万斤、10万斤,以至几十万斤红薯,一亩地要产一、两万斤玉米、谷子。……一般的社也是8000斤、7000斤,提5000斤指标的已经很少,至于亩产一、两千斤的根本没有人了。"(见刘西瑞《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1958年8月27日《人民日报》)

1958年9月10日至11日, 刘少奇到他的"共产主义试点公社"河北省徐水县视察,当他听到有人说,给山药灌狗肉汤,亩产可以收120万斤时,即说:"那么做真有效果吗?哈哈!你们可以养狗啊!狗很容易繁殖吗!"(1958年9月18日《人民日报》)现在回过头去看，当时刘少奇亲手培养的"共产主义"典型徐水县,其浮夸风之严重，当是全国之最。

1958年9月19日到28日, 刘少奇到江苏视察,在常熟县和平人民公社参观中稻丰产实验田,他问党委书记:亩产可以打多少?回答说:可以打1万斤。这个负责同志却说：1万斤,还能再多吗?你们这里条件好,再搞一搞深翻,还能多打些。(1958年9月30日《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