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中苏边界争端的经过。 -- Gunpowder

1969年中苏边界出现的武装冲突及由此引起的中苏两国的紧张对峙，是现代国际关系史上的一项重大事件。中国边防部队在边界上进行的还击战斗虽然规模不大，但是这一事件战略规模之大和耗费之多，超过建国后的历次军事斗争。由于当时中国政府的努力和双方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边界冲突未进一步扩大，但是由此造成的中苏两国在战略上的严重对峙，对于中国和前苏联的政治经济形势及对外关系都产生了重大而又深远的影响。

中苏边界争端的由来和公开化

中苏之间的边界问题及出现武装冲突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两国边界上的领土争议，是沙皇俄国侵略中国所造成的遗留问题。这一问题在六十年代后期激化，恰恰又是中苏由意识形态对立到国家关系的恶化所引起的后果。

中国与原苏联的边界线分东西两段，全长7300公里，是由沙皇俄国炮制的19个不平等条约强加于中国的。1840年鸦片战争后，俄国利用中国清政府的腐败和边界守备空虚，乘英法等国侵华之机，以武力入侵和外交讹诈，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中俄瑷珲条约》和《中俄天津条约》和《中俄北京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将原属中国的15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划归俄国。

俄国十月革命后，1919年7月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曾发表第一次对华宣言，宣布“放弃沙皇政府从中国攫取的满洲和其他地区”。不过，当时中俄边界东段的俄国一侧还处于日本军队和俄国白卫军占领之下，这一宣言中的许诺尚无兑现条件。1920年9月，在苏俄红军到达远东后苏俄政府又发表了第二次对华宣言，态度就已不如第一次对华宣言那么慷慨。

1922年苏俄政府开始对华交涉后，不再同意归还给中国任何领土，甚至连苏俄第一次对华宣言中宣布归还的中东铁路也不肯放弃。1924年5月，以中国北京政府承认苏联在外蒙驻兵和继承帝俄时期拥有的中东铁路，苏联放弃帝俄在华特权和庚子赔款、承认外蒙古为中国领土为交换条件，签订了《中苏解决悬案大纲协定》，但两国的领土问题并未解决。从二十年代后期至四十年代，苏联利用中国国内的混乱，又超越不平等条约的规定占领了部分中国领土。如1929年“中东铁路事件”时，苏军占领了黑龙江和乌苏里江交汇处面积达360平方公里的抚远三角洲(黑瞎子岛)。1944年苏联又宣布将它早已控制，面积达7平方公里的唐努乌梁海地区(在当时的外蒙古西北部和苏联交界处，苏方称为图瓦地区)并入苏联。这样，中苏边界上出现了“中俄条约线”、“苏联地图线”和“实际控制线”交错的复杂情况。

新中国成立后，中苏两国根据《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结成了战略同盟关系，但是中苏两国在出版的地图中对于边界的画法一直存在不同之处。赫鲁晓夫刚刚上台时，出于争取中国共产党支持的需要，一度以谦恭的态度对待毛泽东，在中国东北和新疆的一些经济项目中废除中苏之间不合乎平等互利原则的协议，并增加对华援助项目，这曾使毛泽东过去对苏联和斯大林大国沙文主义的不满心情一时得到舒展。1957年赫鲁晓夫的地位得到巩固，苏联又试验成功洲际导弹，在对华关系上很快又表现出民族沙文主义的态度。

1958年4月和7月间，苏联大使奉命向毛泽东提出想在中国建立与潜艇联络的长波电台和“共同的潜艇舰队”的要求。毛泽东非常气愤，对苏联大使尤金指出：“怎么斯大林的大国沙文主义那一套又来了，为什么帮助中国只能搞合作社，搞共同舰队，这分明上要控制权，要租借权。”毛泽东还要尤金把这些原话报告赫鲁晓夫，说赫鲁晓夫同志听了越不高兴，我就越高兴。

赫鲁晓夫于1958年7月底赶到北京，解释说苏共中央未讨论过长波电台一事，只是国防部长提出的，至于共同潜艇舰队是尤金传达错了造成的误会。然而，苏联领导人此后怀恨在心，翌年即撕毁向中国提供核技术的协议，并于1960年夏天突然召回在华的全部专家和中止数百项经济技术合同。此后，苏联领导人为进一步对中国施加压力，又在边界上制造事端。

六十年代以前，尽管中苏双方对于边界部分地段的归属存在分歧，双方边民和边防人员仍友好相处。中苏关系严重恶化后，苏联边防军开始在双方争议地区挑起事端。1960年8月苏联边防军在中国新疆边界博孜艾格尔山口挑起第一次边境事件，1962年春又利用中国经济困难煽动新疆边民外逃。当时中国虽然在政治上“反修”，却不愿因边界问题进一步恶化中苏国家关系。在中国倡议下，1964年2月至8月，中苏两国在北京举行了边界谈判。

中苏边界谈判开始后，中国方面提出，应该分清历史是非，肯定中国清政府和俄国沙皇政府签订的边界条约是不平等条约，但是中方仍以中苏两国人民的友谊为重，并考虑到苏联人民已长期在旧俄时代占据的土地上居住的现实情况，愿意以那些条约为基础，全面解决中苏边界问题。苏联代表却拒不承认中俄过去的边界条约是不平等条约，而且要求中国承认沙俄时代和苏维埃时代超越中俄不平等条约侵占和企图占领的中国领土也归苏联。

在谈判中，双方在界河岛屿归属问题上出现严重分歧。根据《中俄北京条约》，中俄边界东段以黑龙江和乌苏里江为界，界河中的岛屿归属在条约中并未规定。按照国际通行的规则，界河中的岛屿归属应以主航道中心线为准。在《中俄北京条约》的附图中，俄国人曾在一张比例尺小于100万分之一的地图上粗略地画了一条分界线，这条红线在地图上看来贴近中国江岸。其实，这张地图非常粗糙，连江心岛几乎都没有标出，图上的红线并不表明边界线在江中的位置。可是苏联代表却根据这条红线，在其提出的地图中竟把主航道中心线中国一侧的面积约1000平方公里的600多个岛域划归己有。

在双方争执不下的情况下，赫鲁晓夫等人决定苏方代表提出一项不分是非的岛屿交换方案，即“我们表示愿意平等交换，就是说，这里加上一块地方，那里减去一块地方，加加减减?D?D这就是我们提出的建议。至于争议地区，就干脆把它一分为二”。但是对于中国方面当时坚持的原则问题，即承认过去的中俄条约是不平等条约，苏联方面坚决不肯让步，认为这无异于承认自己是在享受过去的侵略成果。由于双方在边界问题上的立场对立，谈判无结果而终。

1964年中苏边界谈判破裂后，苏联领导人在内部提出所谓中国想“夺回”过去失去的领土，并以此为理由向中苏边界增兵，并重新把军队开进蒙古人民共和国。自二十年代初以后苏军曾长期驻扎在蒙古，新中国成立后蒙古人民共和国曾宣布自己因在中苏两个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已无保持军队的必要，不仅自己一度取消了常备军，苏军也于五十年代分批撤出。六十年代中期苏联再度进驻蒙古，明显是对中国进行军事威胁。1966年中国国内开始“文化大革命”后，在中苏边界东段界河乌苏里江上，苏联边防军一再挑起边界冲突，乌苏里江上的珍宝岛和七里沁岛，又成为边境斗争的焦点。

珍宝岛和七里沁岛都在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国一侧，可是苏联方面却说，在“达曼斯基岛”(即珍宝岛)地区边界“直接沿乌苏里江的中国江岸通过”，依据就是1860年的《中俄北京条约》中那幅比例尺小于100万分之一的附图中的红线。其实，在不平等的《中俄北京条约》正文中只写明“两国以乌苏里及松阿察二河作为交界。其河东之地，属俄罗斯；二河西属中国。”这意味着以江面为界。而且在十九世纪珍宝岛还是中国江岸的一部分，直至二十世纪初被洪水冲刷才形成岛屿。从1947年起，苏联边防军就将该岛划入警戒线之内，中国边民在岛上进行打柴、捕鱼等活动，苏方却未干涉。六十年代中期以后，苏军开始拦阻中国边民进入珍宝岛，并制造了严重的边界纠纷。

中苏双方在边境一些过去鲜为人知的小岛上出现了持续不断又日益严重的纠纷，其实主要应从当时两国关系的整体状况来分析。这一时期中国以“反修防修”为中心任务，苏联领导人则对中国采取施加压力的霸权主义政策。当时中国在“反修”斗争中的一些政策确有值得反思之处，然而对抗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保卫自己领土主权的斗争，其大方向无疑是应该肯定的。

边界流血事件的出现和扩大

1964年夏天以后，中共中央对苏联的威胁虽加强了警惕，对边界问题却仍希望维持现状。当时中国在南方因援越抗美而与美国处于军事对峙之中，不愿在此时在北部边境再发生事端。然而“文革”开始后，边界纠纷却日益增多。从1966年起，苏方开始禁止中国船只从抚远三角洲北面和东面的江面通过，并出动炮艇在江面进行阻拦。1967年夏天，苏边防军及其阿穆尔河(苏联对黑龙江的称呼)分舰队的人员又一再登上黑龙江主航道中心线中国一侧的吴八老岛，殴打和驱赶过去历来在岛上耕种的中国边民。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在附近驻军和民兵的组织下，同年秋天以群众斗争的方式出面，以棍棒对强行闯入吴八老岛的苏军进行还击，终于将苏军赶出岛去。

1967年1月以后，苏联边防军人又一再侵入乌苏里江，阻止中国边防军人上岛巡逻。珍宝岛位于黑龙江省虎林县东乌苏里江上，面积仅0.74平方公里，平时无人居住，至今枯水期仍与中国江岸相连，而该岛东部与苏联相距则达400余米。1964年的边界谈判中，中苏双方就这一岛屿的归属问题的争议未解决，此后双方边防人员都不时上岛巡逻。开始双方人员相遇时主要采取口头争辩，后来苏军推搡和殴击中国边防人员，又升级到以棍棒殴打。

从1967年11月底至1968年1月5日，对于中国边民在珍宝岛北面不远的七里沁岛进行的冰上捕鱼等生产活动，苏军连续出动人员干涉，中国边防部队也前来保护岛上的群众。苏军在与中国军民争辩后，由推搡、拳打、棍击发展到鸣枪威胁。中国方面也以棍棒进行了还击，却因力量较弱，群众和边防人员共被打伤100多人，苏军只有10人左右受伤。1968年1月5日，苏军还出动装甲车在七里沁岛上向完全没有武装的中国边民冲撞，当场撞死、压死中国边民4人(后又死1人)。对此，中国政府以外交方式提出严重抗议。

当时在中苏边界东段，苏联军队的数量已有十几个师，其装备更明显居于优势。这时中国正处于“文化大革命”之中，军队大都在支左和制止武斗，边防线上只有少量守备和警戒部队。在双方力量相差悬殊的情况下，苏联边防军挑起这些事件，只能被看作苏联领导人对动乱中的中国施加压力的一种手段。

七里沁岛流血事件发生后，1968年1月24日中央军委以电报指示沈阳军区、北京军区等单位，要求加强中苏边界东段的边防警戒，并提出应做好军事上配合外交斗争的必要准备。中央军委还规定了边防斗争的具体措施，强调：如遭到苏方殴打，我可以还手，不要开枪；如苏方使用装甲车等向我冲撞时，我可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并向苏方提出强烈抗议。苏方用装甲车等继续向我冲撞，并轧死轧伤我方人员时，我可相应还击，如炸毁其车辆，棒击其人员，但不准开枪射击；如苏方向我开枪，我应当场向苏方提出最强烈抗议，并鸣枪警告。当我两次警告无效，打死打伤我方人员时，我边防部队可以开枪实行自卫还击；采取上述任何一种自卫措施，都要掌握“先礼后兵”的精神，并把还击行动控制在我境内。中央军委还要求边防部队注意选择政治上有利的时间、地点和情况，事先做好准备，多设想几种可能，拟定行动方案，有重点、有计划地打击苏军的挑衅，力争做到“不斗则已，斗则必胜”。

在中国的涉外事件中，中共中央、毛泽东一向强调大事小事都要汇报，一切对外事宜都要集中掌握。1967年间中国国内出现混乱时，一些涉外斗争也曾失控。在中苏边界的斗争中，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还是严格掌握了政策，统一指挥了各项行动，并严格规定了每一行动都要向中央请示报告的制度。

经中央军委决定，沈阳军区从值班部队中抽调了部分精干的人员进入七里沁岛附近，进行了反击的准备。由于苏联方面一时收敛了越界行动，直至乌苏里江江面于春季开冰前，双方未发生武装冲突。然而从1968年春夏以后，苏军飞机越过边境线进行侦察挑衅的事件却日益增多，对此中国政府向苏联政府公开提出了抗议，在边界上却未采取射击行动。

1968年8月苏联大规模入侵捷克斯洛伐克，随后勃列日涅夫又公开鼓吹“有限主权论”，为武装干涉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制造理论根据。对此，中国方面谴责苏联现代修正主义已变成“社会帝国主义”。这时苏联又在中苏、中蒙边界屯集重兵，中国领导人不能不对此引起严重关注。加之国内“文化大革命”的主旨是“反修防修”，同时又认为国内的反修斗争又同国际反修斗争紧密相关。在此背景下，中共中央、毛泽东采取了防止苏联对中国边界入侵的一系列警戒防御行动。

苏联领导人从其入侵捷克成功后一时更严重滋长的霸权主义出发，也想在中苏边界对中国施加压力，争取使中国内部发生有利于苏联的变化。当时的这种国际气候，造成了中苏边界的紧张局势日益严重，两国军队都出动到领土有争议的地区，自然会使边境冲突处于随时可能一触即发的状态之中。

1968年乌苏里江封冻后，江上有争议的珍宝岛成为双方斗争的焦点。从12月27日起，苏联边防军一再出动装甲车、卡车运载携带武器的军人上岛，拦截上岛的中国边防巡逻队，并以棍棒对中国边防军人加以殴打。中方人员虽然以棍棒还击，却往往因力量不足而在斗争中吃亏。如在1969年1月23日的双方殴斗中，中国边防军人就有28人被打伤，部分武器被抢走。

进入2月份后，只要中国边防人员一上珍宝岛，苏军就迅速出动人员前来干涉，而且苏军一般出动上岛的人员要多于中方人员2?D3倍。从2月6日至25日，苏军追击殴打中国边防人员的事件在岛上共发生了5起，2月7日还发生了苏军人员以冲锋枪向中国巡逻队方向发射6个点射的严重事件(未造成伤亡)。当时中国边防人员保持了克制，未开枪予以还击。1969年春天，中国正筹备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进一步强调“反修防修”问题。在这种背景下，小小珍宝岛上双方边防人员的斗争，实际上正是两国关系的一个突出写照。随后发生的规模并不大的武装冲突，其实是两国国家矛盾长期摩擦引发的一个冲撞点。

1969年1月以后，因苏军在珍宝岛上一再使用武力，中国方面开始考虑采取自卫反击措施。1月25日黑龙江省军区提出了在珍宝岛地区反干涉斗争的方案，设想以3个连兵力参加，以一部兵力上岛潜伏，如苏方以武力强行干涉我巡逻分队执行任务，潜伏分队视情况给予支援。沈阳军区基本同意这一方案，但认为岛上气候寒冷，不宜潜伏。

进入2月份以后，珍宝岛上形势更加紧张，2月7日出现了苏军鸣枪的严重事件后，中央军委认为下一阶段会有新斗争，并作了进一步指示。总参谋部、外交部都同意了黑龙江省军区的方案，并要求要严格遵守针锋相对、后发制人和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既不示弱，又不主动惹事。当时边防斗争仍由中共中央、毛泽东亲自掌握，总的精神是进行以政治斗争为主的边防斗争，又要准备好以重点进行自卫还击斗争为后盾，还同意选择珍宝岛作为还击的重点。

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精神，总参和沈阳军区都下达了指示，并抽调了精干的小分队，准备对付苏军的入侵和挑衅。黑龙江省军区决定，在靠近珍宝岛的公司边防站(因当地的公司亮子村而得名)成立“公司临时指挥所”。遵照中央军委、总参指示的斗争原则，沈阳军区确定了在珍宝岛地区进行边防斗争的新方式。中央军委、沈阳军区还规定，自卫还击严格限制在主航道中心线我国一侧，要行动迅速，不纠缠、不恋战，取得胜利后立即撤至有利地区。沈阳军区还规定，由肖全夫副司令员率领工作组前往虎(林)饶(河)方向指导战备工作，并成立虎饶前指，由肖全夫、李少元统一指挥。这样，珍宝岛地区抗击苏军入侵的斗争有了中央军委和沈阳军区的指挥，并有了比较充分的准备。从这一阶段中国方面的边防部队、省军区、大军区、总部机关和中央军委的指示部署看，对珍宝岛地区进行自卫反击确实进行了比较细致的安排。但是客观地讲，这些安排还是防御性的，如果苏联边防军人不对中国边防人员使用武力，后来那种流血的战斗是不会发生的。

3月2日虎饶前指决定再次派出部队登上珍宝岛巡逻，并向珍宝岛地区中国一侧岸上派出2个步兵连、4个侦察排、1个无后座力炮排和1个重机枪排，秘密掩护巡逻分队，遇到情况时即准备采取行动。

根据虎饶前指的部署，3月2日上午8时40分，公司边防站派出30人分两组登珍宝岛巡逻。由公司边防站站长孙玉国带领的第一巡逻组上岛之后，很快被对面苏军发现，仅10分钟后苏军即由下米海洛夫卡、库列比亚克依内两个边防哨所派出70余人，分乘2辆装甲车、1辆敞篷卡车、1辆指挥车向珍宝岛驶来。苏军上岛后以两路向中国第一巡逻组进逼，并形成合围态势。

过去苏军上岛干涉中国边防人员巡逻时，一般是肩背枪，手持棍棒，大都不戴钢盔。而3月2日上岛的苏军人员都头戴钢盔，手持冲锋枪，保持着随时可以投入战斗的姿态。据后来得到的消息，远东苏军指挥机构这时已下令，指示驱赶中国“越境”人员在必要时可以开枪。

苏军上岛并摆成战斗队形后，即阻止中国边防人员巡逻，要中国边防人员退回。中国巡逻人员则根据上级精神，要求苏军退出珍宝岛，苏联边防军毫不理睬，继续进逼，双方处于荷枪实弹对峙的严峻气氛之下。

在这一关头，原先未被苏军发现的中国边防分队第二巡逻组从侧翼穿插出现，挡住苏军迂回分队。苏军突然发现中国军队已有准备，便表现慌乱并在仓促间首先开枪，于是珍宝岛战斗于9时17分打响。

苏军向中国边防第一巡逻组开枪时，中国边防人员还未展开，当即伤亡6人，其余人员马上予以还击。此时第二巡逻组正与苏军伊万上尉率领的7人相遇，听到枪声后班长周登国下令开火，击毙了当面苏军7人。在珍宝岛中国一侧江岸上隐蔽待命的部队，也奉命投入战斗。中国军人经顽强奋战和连续冲击，终于消灭了在岛上丛林中的大部苏军人员。当时苏军2辆装甲车不断向中国边防军人开火，虎饶前指命令岸上的炮火向苏军装甲车还击，当即击毁装甲车1辆、指挥车1辆和卡车1辆。在中国边防部队的打击下，岛上剩余的10余名苏军人员退到江面上，乘另一辆装甲车撤回苏境。战斗至10时30分结束。

在3月2日的战斗中，中方参战人员估计苏联边防军死伤共60余人(据苏联官方公布的数字苏军死亡31人)。中国军人阵亡17人，负伤35人，并有1名通讯员失踪。中国边防部队在战斗结束后即带着伤亡人员从岛上撤回，苏联边防军随后派人登岛，将苏方伤亡人员运回己方一侧。

3月2日的珍宝岛战斗，是中苏两国之间的第一次边境战斗。苏联方面在同年3月29日的政府声明和后来发布的消息中，都把中国方面的反击歪曲为已有准备的“突然开火”和伏击，这不合乎事实。从纯军事的角度看，这次冲突对中方来说只是一次虽已有准备却不由自己掌握主动的遭遇战斗。

从中苏两国关系的大局看，这次流血武装冲突的出现，大大伤害了原先十分友好的两个国家的感情。苏联领导人从其长期对邻国所持的傲慢的沙文主义态度出发，决定以军事力量来扩大事端，使两国边界的武装冲突又继续扩大。

3月2日珍宝岛战斗结束后，苏联军队在远东方向进入了临战戒备状态。苏军多次派出配备有装甲车的武装部队越过乌苏里江上封冻的冰面，于3月4日、5日、7日、10日、11日、12日和14日登上珍宝岛。中央军委在珍宝岛战斗结束后要求当地部队以不示弱的态度继续上岛巡逻，中方部队几次上岛都未与苏军遭遇，所以没有发生冲突。这一时期中国方面根据情况判断，对面苏军已调来1个摩托化步兵团和大批炮兵。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沈阳军区决定加强边防部队的力量，特别着重准备在珍宝岛和七里沁岛进行反击入侵的准备。军区前指的作战计划是，若苏军向一岛进犯则一岛打，若向两岛进犯则两岛一齐打。

当时在两国发生冲突的珍宝岛地区，双方兵力相差不多，然而中国军队只有徒步的步兵和部分炮、工兵，既无坦克、装甲车也无空军支援；苏军步兵则全部摩托化，不仅有占优势的炮兵，还有大量坦克、装甲车及空军飞机和直升机可直接用于支援作战，因而在技术装备、火力上居于绝对优势。尽管中国方面的军力在边境冲突地区处于劣势，但是中共中央、毛泽东进行边防斗争的决心却坚定不移。当时“九大”即将召开，根据中共中央的安排，全国开展了声讨“苏修”入侵的群众性示威活动，参加者据当时宣称有1.5亿人以上。中苏边境、中蒙边界附近的人民解放军部队和民兵，也进入了战备状态。

鉴于苏军装甲车辆不断进入珍宝岛活动，3月14日深夜中国军队派出1个步兵班进入珍宝岛警戒，掩护工兵在乌苏里江的江叉上埋设反坦克地雷。3月15日4时，苏军装甲车6辆乘天亮前的黑暗掩护步兵60余人进入珍宝岛北端，潜伏在丛林中，有偷袭中国登岛部队的迹象。这一情况被中国部队发现后，经上级决定，中国边防部队再次进行了自卫反击，双方就此于3月15日进行了一场更为激烈的战斗。

3月15日早晨，虎饶前指命令第23军第73师217团1营营长冷鹏飞率领一个排、边防站站长孙玉国率领一个班于7时40分登上珍宝岛。部队上岛后，即于8时2分与岛上的苏军潜伏人员发生火力接触。激战一个多小时后，苏军的装甲车和步兵撤回对岸，第一次战斗结束。

当天9时46分，苏联空军以3架飞机向珍宝岛地区俯冲，进行威胁，随即苏军又以坦克6辆、装甲车5辆分两路向珍宝岛上的中国军队实施攻击，并以4辆坦克沿着冰面向珍宝岛南侧江叉运动，企图从后方迂回攻击岛上的中国军队。这时中国军队的一个无后座力炮班刚刚登岛，迅即在江边架炮向苏军坦克射击。苏军坦克遭射击后队形混乱，1辆坦克驶入雷区被炸毁，其余3辆慌忙逃回对岸。11时以后，中国守岛分队在岸上掩护分队的火力支援下，顽强抗击苏军的冲击。然而中国军队使用的75毫米无后座力炮和40毫米火箭筒都系四十年代设计，破甲能力低，因而只击毁装甲车2辆，未能击毁坦克。战斗中营长冷鹏飞负伤，孙玉国接替指挥。苏军在遭到顽强抵抗后，于中午12时以后撤回己岸，第二次战斗就此结束。

当天下午12时50分，苏军又以大口径火炮、坦克炮向珍宝岛及江岸中国一侧的防御阵地、公司边防站和后方桥梁猛烈射击，火力正面达10公里，纵深达7公里。在持续2小时的炮击后，15时13分，苏军又出动坦克10辆、装甲车14辆和步兵约100人，向珍宝岛上发起第三次攻击。岛上的中国边防分队以近战开火的方式，用无后座力炮、火箭筒在几十米、十几米的距离上开火，一再打退了苏军的冲击。15时30分以后，在中国江岸一侧的中国炮兵群加入战斗，以火力急袭给岛上苏军和苏方岸上的指挥机构以突然打击，击毙了苏军指挥官上校边防总队长列昂诺夫。下午17时以后，天色转黑，苏军从珍宝岛上全部撤出，第三次战斗也就此结束。

1969年3月15日珍宝岛上的战斗，是中苏边界冲突中最激烈的一次战斗。当天苏军共出动坦克、装甲车50辆以上，向中国领土发炮1万多发，并出动了飞机36架次(未投弹)。中国方面仅以步兵和炮兵协同，以顽强的战斗精神，打退了苏军三次攻击，共击毁坦克2辆、装甲车7辆，估计苏军死伤在140人左右(其中死亡约60人)。中国方面在当天的战斗中表现出较高的战斗技巧，伤亡仅有39人(亡12人，伤27人)。

3月16日苏军出动人员和车辆登上珍宝岛，拖回前一天战斗中遗弃在岛上的尸体和被击毁的车辆。17日，苏联边防军再次出动坦克5辆、步兵70余人，在炮火掩护下又进入珍宝岛，在岛上大量埋设防步兵地雷，并企图将珍宝岛和中国江岸之间江叉上被地雷炸毁的T62坦克拖回。中国江岸一侧的炮兵群猛烈开火后，苏军急忙从岛上撤走。后来，苏军向这辆坦克发射大量炮弹，企图将其炸毁。然而苏军的炮弹落到这辆坦克周围后，即将冰面炸裂，坦克沉入江中。5月2日中国海军潜水员和黑龙江省有关部门在民兵配合下将这辆坦克捞出，以后送往北京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展出。

通过3月2日、3月15日和3月17日的战斗，中国边防部队击毁苏军坦克、装甲车共17辆，估计毙伤苏军人员约250人(据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报道的数字，苏军在边界冲突中死58人，伤94人)。苏军因其进攻被打退，加上岛上已大量布雷，即不再进入珍宝岛。中国军队为保证日后上岸巡逻的安全，派出工兵上岛进行了排雷作业。因珍宝岛面积很小，全岛又都在中苏双方高地的目视范围之内，夏季洪水季节岛上多数地区又有积水，从军事角度看难以在岛上驻兵。因此，中国边防部队此后也只是间或派人前往该岛巡逻。

珍宝岛战斗结束后，由于当时的政治气候，对于这次作战的某些总结仍偏重于“突出政治”。边防站站长孙玉国临时被加补为中共九大代表，并在大会上作为解放军代表做了发言。毛泽东在4月14日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讲话时，对珍宝岛战斗一事说：这次仗是孙玉国指挥的。没有打过仗，也可以打仗。我们一没有用飞机，二没有用坦克、装甲车，三没有指挥车，打了9个小时，敌人三次冲锋，都被我们打垮了。我们不是不要飞机、坦克、装甲车，但主要靠勇敢。要破除迷信，这次珍宝岛就破除了迷信。

珍宝岛事件发生后，中国政府向苏联政府提出了严正抗议，苏联政府也向中方抗议。不过中国方面的坚决斗争，也使过去惯于对邻国和“兄弟国家”使用高压政策的苏联领导人感到处境不利，于是开始试探采取一些缓和措施。3月21日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向中国方面提出，希望能和中国领导人通电话。3月22日中国政府立即用外交备忘录回答说：“从当前中苏两国关系来说，通过电话的方式进行联系，已不适用。如果苏联政府有什么话要说，请通过外交途径正式向中国政府提出。”3月29日苏联政府发表声明，一方面声称，中国侵犯了苏联的“达曼斯基岛”并已被“击退”，一面又表示愿意同中国恢复“协商”。当时正值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之际，中共中央、毛泽东在对苏政策方面未考虑做新的调整，因而对苏联的谈判建议较长时间未予以答复。与此同时，苏联大量增派军队到远东方向，并对中国进行战争威胁，中共中央、毛泽东也不愿意在武力威胁之下接受谈判。

对于珍宝岛上的武装冲突，苏联领导层反应十分强烈。苏联军方的《红星报》上居然公开炫耀其核武器的威力，声称要以核武器给“现代冒险家”以摧毁性打击。据曾任苏联派驻联合国任副秘书长的高级外交官舍甫琴科后来在回忆录中记述：“参加政治局讨论的一位外交部的同事告诉我，国防部长安德烈?格列奇科元帅主张‘一劳永逸地消除中国威胁’的计划。他主张无限制地使用西方称为‘巨型炸弹’的几百万吨级的炸弹。“有若干因素使政治局没有同意进攻中国，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因素无疑是它被警告说，美国将会大力进行阻遏。这是美国可能打算同中国改善关系的最早迹象之一。了解到这一点使政治局激动的情绪冷静了下来，而且加强了勃列日涅夫的中间派立场，即不进攻中国，但是在边境派驻大量装备有核武器的部队来显示苏联的实力。”

　　针对苏联方面的严重威胁，毛泽东于4月28日在中国共产党九届一中全会上提出“要准备打仗”。九大以后，人民解放军增编了许多新部队，地方上也大力加强武装民兵，许多企业转向军工生产，国民经济开始转向临战状态，大批工厂转入交通闭塞的山区、三线，实行“山、散、洞”的配置。在六十年代中期，中国领导人就曾对大规模战争的可能性作出了较高的估计，这时更立足于“大打、早打、打核战争”。这一时期苏联领导人紧急向中苏边界调运了大批军队，因只有一条西伯利亚铁路作为运输干线，该线在1969年夏天竟一度停止客运只供军运。80年代中期以后，苏联方面公开发表的许多历史研究著述也批评这一段时间的苏联领导人对边界事件作出了过度的反应。从当时中苏两国的综合国力对比来看，中国比苏联弱得多。在这种情况下苏联对中国实行武力威胁，引起中国方面更高的战争警觉也是不足为奇的。

北京机场会晤和“大三角”关系形成

中苏两个大国之间出现的严重军事对峙，对当时的世界战略格局产生了重大影响。美国尼克松政府因急于从越南战争中脱身，这时表现出调整对华关系的意向，于1969年7月21日宣布自朝鲜战争以来第一次放宽对华贸易限制和美国公民来华旅行的限制。随后，当苏联外交官员向美国官员试探“如果苏联对中国的核设施发动袭击，美国会作何反应”时，美国作出了坚决反对的答复。这时在中美苏三国之间形成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特殊关系，正如基辛格后来所说的：“仍然非常模糊的三角关系，已经初露倪端了。”美国这时的行动也说明，它明显地企图利用中苏关系的恶化以孤立它当时最主要的对手苏联。

美国缓和对华关系的姿态，引起苏联领导人的严重不安。6月13日苏联领导提出“二三个月之后”，即最迟在9月13日前开始边界谈判。7月26日苏联领导秘密建议中苏两国总理会晤。在提出和平谈判建议的同时，苏联领导人又认为“中国人只有实际感到最可怕的威胁?D?D苏联对中国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之后，才会坐到谈判桌前”。

1969年8月13日，中国一支30多人的边防巡逻队在新疆铁列克提地区进行正常巡逻。苏联军队300余人在直升飞机2架和数十辆装甲车辆的掩护下突然越过边界线，向中国巡逻队发起攻击。中国边防巡逻队遭包围后进行了4小时之久的英勇奋战，最后全部牺牲。这次战斗中，中国方面还有3名民兵牺牲，增援部队有12人负伤。

铁列克提事件发生后，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作出了强烈反应。考虑到苏联已在边界地区调集了40个陆军师以上的兵力，并做好了临战准备，中共中央做出了大规模战争可能爆发的判断。8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毛泽东批示“照办”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命令》，要求边疆的党政军民随时准备对付武装挑衅，防止突然袭击，东北、华北和西北的部队进入了紧急战备状态

　　作者：文存

　　　　首先，向在南线牺牲的烈士默哀。

　　　　在各个军事论坛里，只要有记载中越自卫反击战的内容，我都要细看一遍，每次心情都难以平静。那是建国以来在规模上列为第二的惨烈大战。尤其在两岸战事紧张的今天，我更想念往日的战事，爱我曾经20年的军崖生活。

　　　　转业后，我见过不少从越战回来的伤残和退伍军人，每此时肃然起敬，难奈感激之情。

　　　　本人是在珍宝岛和铁列克提的硝烟刚过，从江苏邳州应征入伍西北前线的，多年与苏方的对峙生活亦念念不忘。有帖提到，越南战场没用上导弹等现代武器，原因是为防止更大威胁的苏军进攻，都放在中苏边界了。此话有理。作为交流，我把情况简要介绍一下，作为本题开头。

　　　　〈一〉

　　　　75----79年间，北疆各地建成数量相当的导弹阵地，全部一样格式，即在直径100M的圆周边上，等距摆放6枚大个导弹，方向外仰；空9军米格16全部换成歼7战机；老式雷达全部更新为球形雷达；75年北疆军区司令[李向阳原形]在边界组织了一场多师会合的大规模军事演习；76年新疆军区司令杨勇组织的乌鲁木齐西郊丘陵地的军事演习规模更大，数架歼7战机（首次亮相，当时生产的最新战机歼7多数给了新疆）、数百坦克、加农炮、多管炮、导弹、陆军……我当时在现场。

　　　　越南战争二日前起步，10日内从内地军区调入10万大军，号称30万，全部遁入新源县等地的山林区待命。新疆军区随升格为乌鲁木齐军区，吴克华就任司令员（之前，杨勇调越南前线任总指挥，杨勇是朝鲜战场挨在彭德怀后的副总司令）。沿边界30公里房屋锁门、人员全部撤尽，伊宁市等及各生产兵团中小学生向内地大疏散。当时天气反常，天山以北达零下3O-40度。乌伊公路柏油路面敷冰极滑，向西拖拖不断军车，向东拖拖不断娃娃（时运好，幸无车祸发生）。诸边防站昼夜潜藏观察（苏军挑衅加剧，每天都有集团坦克向我前沿冲来，到界碑处嘎然一停，把界碑顶得乱动）……吴司令员稍有空就视察各部队战前鼓劲（没去的不多），军车到哪无票任意加油，伊宁市商场原价200的大收音机10元一台（但没人买）……当年军车呜啸疾行的情景至今紧心。----只是最后没打。（本人曾在乌军区边防科苏科长手下工作一年，许多情景、资料由此而来）

　　　　〈二〉

　　　　 西线双方阵式

　　　　中苏关系六十年代初完全破裂后，苏联因美国相距太远，视毗邻的中国为头号敌人，自65年末起“亡我之心不死，陈兵百万”，步步进逼。除帕米尔高原无人区外，从汗腾格里峰北侧的一号界碑（我方74团场、波马边防站；苏方纳林格勒城〈图称纳伦科尔〉）起至阿尔泰的最北端，在长达1200公里的边境线上重兵压境。

　　　　仅就边防设施而言，苏军从边界线到纵深的布置是：第一道为铁丝网，凡方便出入的地段外敷迷魂钢丝套，人或牲口误入，不得出来，常可见到牛等被缠在里面的遗骨。第二道是3米宽2米深的堑沟。沟边是10米宽的松土带，拖拉机常作耕耙。挨着的是5米宽平整的碎石面巡逻路。在2公里外是标准更高的巡逻路，路边15米高的了望铁塔一公里一座，不远处有一军营。巡逻出动均嘎司越野小车1辆（军官乘），车帮为折椅的大卡车2---3辆（士兵乘）；大山区用飞机巡逻，间杂军人骑马或步行巡逻（险要地段无法走马）。

　　　　而我方的边防站（连）只合百里一座，巡逻在草丛小路。除阿拉山口、玉克科等极少的边防站用骑马巡逻外（近期的电视剧最后的骑兵的场景正是阿拉山口边防站），全部为步行。有潜伏任务是根据情报临时布置。基本可称为是有边无防。

　　　　〈三〉

　　　　首先提到铁列克提事件。该事件举世瞩目。有关铁列克提事件，目前网络仅见2篇介绍，矛盾百出。比如：一说死50余人，一说死38人；一个排牺牲，当一个团人次日赶到时……那你那一个站（连）的人哪去了? 说行进中突然发现许多覆盖在新“沙丘”里的坦克及军人突然冒出……那是个一马平川的大戈壁滩，事发地点距我实际控制线（即争议区的我方边线）1.5公里，我方处于小丘陵边缘，居高临下能看不见吗? 除了蛋大卵石，沙从何来? 还有出发前塔城军分区政委伫立在一个高地上，目送巡逻队出发……这是怎么回事? 等等等等。我与军区苏科长于10年后勘测边界时得到的信息如下:

　　　　到达铁列克提边防站的次日一早，我们拜谒了不远处的小自然地名----柳园。一片不大的柳丛里掩映着默默无闻的烈士坟茔。细数了一下----79人，其中还有一名八一电影制片厂的摄影记者。

　　　　我们随带的1：5万军事地图已作正规印制，标注为：

　　　　1、小丘陵下坡仅几十米位置为争议区的我方边线，苏方边线是茫茫几十里的大戈壁另端。尤其苏在珍宝岛失利后，谋求在新疆发起报复，频频进入靠近我方的边线，甚至在争议区内筑有多处简易工事。

　　　　2、事发三日前在我方边线标志物的一块大独立石处，一名战士遭潜伏中弹牺牲。这是该段几月来的第三次。

　　　　3、该战士牺牲次日，经上级同意，我方在距独立石1.5公里处构筑战壕两个中午，以示抗议及准备。

　　　　……（注：阿拉山口系博乐分区管，北部紧邻铁列克提、巴克图等，系塔城分区防段）

作者：dafemren2 回复日期：2004-7-2 17:00:00

　　内地同志不知道，很早以前新疆的部队和地方就知道这个不公开的秘密。随着龙书金的下台等等，逐渐得以证实。

　　　　龙书金系当时新疆军区司令员，强渡大渡河最后哭喊要去的小战士即十八勇士之一。林彪《五七一工程纪要》明载：可借用力量----龙书金的新疆部队。文革中众人戏虐为：王震开荒，王恩茂种粮，龙书金吃光。当时他主要精力在政治上，铁列克提的失利纯属龙之所为，连他的主子林彪事后就大发雷霆：你有失我国威！有失我军威！虽然毛主席、周总理异常气愤，但考虑还能什么便宜都你一个人占吗，加之其他，也就算了。

　　　　情况如下：

　　　　1969年8月10日凌晨，发现我方一名战士被袭牺牲后，北疆军区的副司令员当即赶到事发地点，塔城军分区政委随汇报最近对面苏军调动频繁，夜间可听到坦克的轰鸣声。副司令员立即将这一情况报告给新疆军区司令部。

　　　　8月11日，我方在双方经常会晤的巴克图（边防团驻地）哨所悬挂红旗，这是邀请对方长官过来会谈的约定信号。然而，红旗悬挂了一天，苏军边防站的上校、中校谁也没有露面。

　　　　8月12日，新疆军区作战部长接到塔城军分区再次来电，认为苏军行动反常，马上报告给龙书金。龙书金弃置一旁，没有答复。

　　　　当晚，塔城军分区政委又电话直报新疆军区作战值班室，报告对面苏军可能有重大的行动。请示第二天的例行巡逻可否取消。

　　　　值班参谋回答：军区首长已接到你们的报告，但对取消例行巡逻一事没有明确指示。

　　　　8月13日上午8时，按照常规，铁列克提边防站的79名官兵及赶来的一名八一厂摄影记者，全员行动执行例行巡逻任务。出发前，该塔城军分区政委特伫立在一个高地上，目送巡逻队向10公里外的大独立石处出发。

　　　　至目的地后，见远处苏军百余人已向我方赶来，我方即留下一名当通信员的小战士在大独立石处做饭，全部赶往1.5公里的战壕作战斗准备。

　　　　开始时他们并没有占到便宜，反被我打了回去，并一次次如此。至中午以后，情况变化，苏军由百余人逐渐增加到300人，甚至过来6辆坦克，还有两架直升飞机。

　　　　战斗打响后，前沿和军分区、北疆军区的电报电话一刻未停。是打？是撤？是增援？军情火急，只待军区首长发令。我们的龙司令员就在会议桌前，会议立即散了。他老人家呆坐一天，电话铃一刻未断，他一声没吭……

　　　　前方，站长明知电台无指令，只能高喊:“坚决顶住！大部队两小时内赶到……一小时内赶到……半小时内赶到……10分钟内赶到……5分钟内赶到……”

　　　　血腥的场面可想而知。到最后，我们的记者把胶片全部拉出报废，摔烂机器，捡过冲锋枪猛烈射击……打到夕阳时，枪杀声停了，血染的云霞为之哀痛……

　　　　那名在远处做饭的小战士成了俘虏。

　　　　更残忍的场面出现了，他们把79具遗体拉到一起，几具火焰喷射器一齐对着……

　　　　我们的小战士受到了火煎的摧残，他们给他打上麻药，变成了木头人，在莫斯科的大街上游街几天，任凭狂人的唾骂砸脸……经过周总理的数次抗议，一月后被他们扔在那块独立石旁边，总理立即叫人把他接到北京，可他一句话都不会说……

　　　　〈四〉

　　　　就在8.13铁列克提事件刚过，在离边界很近的南疆喀什，我军与东突基斯坦组织展开了一场有关国家分裂的关键决斗。

　　　　我曾于71年在喀什作过战备工作，虽硝烟已过一年，但紧张气氛依在。东突基斯坦组织在新疆叫东乌基斯坦。起源于三大战役同时，其反抗国民党统治的实质是排汉搞独立，受苏联扶助支持。王震西征时同王震对打，后打不过，加苏联调停，作和平解放的。毛主席后给封个好名称叫“三区革命”。中苏破裂后，苏又极力扶植，造成60年后的边民大外逃，当年大片大片空无人烟村庄的残垣断壁至今仍然。值69年8.13铁列克提事件发生后，在苏联的更大帮持下猖狂绝顶，其组织、装备在这个南疆首府喀什得到进一步完整。那时汉族不敢出门，非残即杀。终于69年10月要暴动独立。

　　　　当时一名维族的特务连长立了首功。在他们将要宣布暴动独立的1、2小时前，首领们正在开会布置，这位维族连长带他的尖刀排趁夜间摸进去，大喊“不许动！”见其二号人物掏枪要打，随即一阵狂扫，将一屋人全部打死。一号人物不在。

　　　　与此同时，四路军车从外围向城市开进。原来在城边设伏防御的维族组织见一眼望不到边的车灯滚滚而来，知趣地变成了欢迎人群。其中西路遇一卡车满载“欢迎，欢迎”的老维子迎面而过，一小时后才知道是逃匪，随即追击。

　　　　这时苏联电台广播“我们的人群正在路口等待，手持小旗欢迎将要到来的勇士……”天蒙蒙亮时，在靠近边界线的沙漠洼地发现这伙人正在做饭，即请示总理。总理当即电复：一个不留，全部消灭！接着都给报销了。不久，苏联电台广播“我们沉痛地向勇士们表示哀悼……”

　　　　那以后，新疆平静了许多年。可最近几年又来事了，老乡们常来信说已发生了不少大事件，人心惶惶，正想法调回老家。

　　　　共和国的建立和维持是多么的不容易!

1、楼主转贴的文章是国防大学徐焰先生写的《1969年中苏边界的武装冲突》

2、回复转贴的两位老兵回忆，提供了很多有益的资料，不过看后还是对铁列克提事件一头雾水。

徐焰说牺牲30多名，负伤12名。老兵文存说烈士墓79个，但是没有说明墓碑上有无刻烈士姓名、牺牲时间。dafemren2对铁列克提战斗的描述基本上抄袭陈志斌、孙晓的《冰点下的对峙》一书，并根据文存的帖子做了一些发挥。《冰点下的对峙》可以当小说看，不能当史书读。如书中说我援军赶到，战斗已经结束，那么徐焰文中的增援部队牺牲民兵3人，负伤官兵12人怎么回事？赶路急了自己摔的吗？

以我的愚见，铁列克提战斗对中央的冲击大大超过珍宝岛战斗。珍宝岛战斗说穿了是咱先设了套，苏联人自己钻进来被我们扁了一通。而铁列克提战斗确是苏联人的突然袭击，战斗发生后，根据其他一些征候和情报，中央做出了中苏大战一触即发的判断，下达了几乎等于是全国总动员命令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命令》，据我目力所及，这是中共党史上惟一的一份由中央委员会发布的命令。

顺便给两位的帖子挑点刺：

1、“75年北疆军区司令[李向阳原形]在边界组织了一场多师会合的大规模军事演习”

――北疆军区成立至撤消，两任司令分别是龚兴业、幸元林，前者似至1978年才转任东疆军区司令，幸元林以新疆军区副司令的资格兼任北疆军区司令员，幸在抗战中曾经担任冀中军区教导团政委，42年即回延安，似未有李向阳原形的说法。

2、新疆军区在1979年4月9日（我军宣布从越南撤军一个月后）才改名乌鲁木齐军区，是改名，不是升格。此前的军区司令员是刘震，不是杨勇，杨在1977年即调总参。

3、1979年之战杨勇和副总长何正文率队到云南方向检查战备，并不是前线总指挥。当时去广西方向检查的是总政韦国清和总后张震。

中国人民志愿军没有副总司令一说。彭德怀之后的志愿军司令员是邓华（不过是“代司令”），邓华之后是杨勇。

4、“龙书金系当时新疆军区司令员，强渡大渡河最后哭喊要去的小战士即十八勇士之一。”

――强渡大渡河有17勇士和18勇士两说，不过不管是17和18，都没有龙书金的份。强渡大渡河17勇士名单网上可以查到。长征时龙书金在红2师当连长，强渡大渡河的是红1师。

看完那篇首先感觉是关于杨勇那块有点乱。

还有一点不可置信的是关于龙书金的反应，说一整天龙不吭声不下指示。这种情况估计也就可以发生在斯大林这样没人能杀他头的身上。龙书金离那层次还差老远，就算自己真拿不了主意，给军委值班室拨个电话总行吧。不然战后不说打了败仗，光出了情况不上报这一下子就够他吃不完兜着走了。

安顺场强渡大渡河最后坚决要参加突击队的那个小通讯员好象叫陈正清。

我方在珍宝岛设伏打了一下，毛子要在新疆敲打你一下。人家是优势兵力，掌握主动权，而且志在必得。龙能怎么办？大家都没有全面大战的准备，而且目标都是糊弄国内老百姓。我们只提珍宝岛，貌似毛子边狗熊了，全国人民反修信心大增。毛子提珍宝岛后提珍宝岛后的报复炮击，提新疆，意思就是小挑衅被几倍的还击。

我估计龙至少得到了总理或者主席级别来的授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