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北朝志-第五章 帝国的兴起-其六二 武略第三 -- 南北朝大蟑螂

而这个机器，哪怕是在初生的时候，给周边的影响也是相当的惊人的。尽管在这个机器刚刚走出第一步的时候，没有人能够相信这个毛头小子拓跋焘可以给胡夏哪怕是一点点的教训。大多数人还是在一边看笑话的，即便是再乐观者也只是偷偷摸摸的做一些小敲小打。比如提出和拓跋焘结盟对付胡夏的西秦国主乞伏炽磐，这个时候他的作为就有点让人觉得奇怪，“秦王炽磐伐河西，至廉川（今青海乐都东），遣太子暮末等步骑三万攻西安（注意，这里的西安是今甘肃张掖东南），不克，又攻番禾（今甘肃永昌西）。河西王蒙逊发兵御之，用遣使说夏主，使乘虚袭枹罕（今甘肃临夏西南）。夏主遣征南大将军呼卢古将骑二万攻苑川（今甘肃榆中大营川），车骑大将军韦伐将骑三万攻南安（今甘肃陇西东）。炽磐闻之，引归。”《资治通鉴.卷一百二十》，虽然最后好歹也和胡夏军对上了阵，但是身为始作俑者的乞伏炽磐却在第一时间将战火点燃在了胡夏的盟友北凉的身上，这其中的龌龊想必大家自能体会。

拓跋焘雪夜攻统万，是为破啼。但这一次的对胡夏用兵，真正的大手笔却还在后面，“至祚山，班所虏获以赐将士各有差。奚斤未至蒲坂，昌守将赫连乙升弃城西走。昌弟助兴守长安，乙升复与助兴自长安西走安定。奚斤遂入蒲坂。十有二月，诏斤西据长安。”《魏书.帝纪第四》，“世祖征赫连昌，遣斤率义兵将军封礼等督四万五千人袭蒲坂。昌守将赫连乙升闻斤将至，遣使告昌。使至统万，见大军已围其城，还告乙升曰：‘昌已败矣。’乙升惧，弃蒲坂西走。斤追败之，乙升遂奔长安。斤入蒲坂，收其资器，百姓安业。昌弟助兴，先守长安，乙升至，复与助兴弃长安，西走安定，斤又西据长安。”。《魏书.列传第十七》，尽管长安自西晋以来就破败不堪，但毕竟位处关中要冲，此地易手，胡夏从此无力东进，魏国则虎踞龙盘，受益匪浅。

这里虽然是外话，但是补充下有关长安-关中的在当时的军事地理也是很有必要的。“秦地被山带河，四塞为固，卒然有急，百万之众可立具也。因秦之故，资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谓天府者也。陛下入关而都之，山东虽乱，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夫与人斗，不扼其吭、拊其背，未能全其胜也；今陛下案秦之故地，此亦扼天下之吭而拊其背也。”《史记.刘敬列传》，“关中，左崤函，右陇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宛之利，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诸侯安定，河、漕挽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也。”《史记.留侯世家》，这是《布局天下》中所引自《史记》的两个例子，足以见得长安-关中的军事战略地位。但是，为什么在北魏之前的诸如后秦，刘宋，胡夏不能恃之以强呢？个人以为这还是和这些“国家”的战略有关，后秦穷兵黩武，加上骨肉相残，纵有天险，又能奈之若何？刘宋刘裕亦固然雄姿英发，但留守的刘义真却不过一介竖子，加上为夺皇位，精兵尽出，就是辅之以萧，张，只怕技穷于此。再来看胡夏，平心而论，看上去胡夏确实是这些个里面稍微过得去的一家，但是，在赫连勃勃过世之后，一是缺乏了主心骨，二是在魏国的军势下草木皆兵，三是赫连勃勃在夺得长安前后滥杀士人，已失去民心。而第四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胡夏早年的战略也决定了这个国家的军队起码在这一时期注定了是劫掠强与固守，野战胜与阵地---这一点，以后还会提及，本来就不是依仗地势而发展的材料，又如何可以利用关中的地利呢？

而这个时候的魏国则不然，魏国虽然以骑射立国，但是这个时候已经开始了从游牧到农耕的转变，比如在拓跋珪时代就有五原屯田之举---可见《北朝志.第三章》三十三节前后---，因此从战略利用上来说，拓跋魏国可以将长安-关中的中原枢纽这一优势发挥到最大，而从民心上来看，尽管此时距离大举征用汉人士人尚有一定的距离，但是拓跋一族无疑是当前的北方异族之中汉化程度最高对于汉族士人最为友善的一个，同时魏国在北方的历史已经相对较长，对于苦与兵荒马乱的平民百姓来说，相对安定已久的魏国国土也具有很大的吸引力，这就使得魏国在掌控关中人心上相对容易许多。再加上上位者如拓跋焘等，早已意识到了长安在稳定中原方面的重要作用，这就使得这一个自汉末以来就战火连绵的古城再一次的新起成为了可能。

魏军军势如虹，但也有人觉得是胡夏不堪一击，不是内乱嘛。这个时候还是需要有人出来做一个评定，这次倒霉的还是乞伏炽磐，“秦左丞相昙达与夏呼卢古战于嵻良山，昙达兵败。十一月，呼卢古、韦伐进攻枹罕。秦王炽磐迁保定连。呼卢古入南城，镇京将军赵寿生帅死士三百人力战却之。”，乞伏炽磐也算是个人物，创西秦，灭南凉，可这个时候却连被毛头小儿拓跋焘打的失魂落魄的胡夏都收拾不下，甚至被迫迁都，这就不得不让对拓跋焘以及他治理下的魏国刮目相看了。

当然，首先感受到来自魏国的冷冷兵寒的还是周边的这些小国们，他们战战兢兢，寝不得安。“（公元426年）十有二月...秦雍氐、羌皆叛昌诣斤降。武都氐王杨玄及沮渠蒙逊等皆遣使内附。”《魏书.帝纪第四》。这也就无形中给魏国将来的南征北讨提供了一个相对安全的环境，所谓“不战而屈人之兵”，便当如是了。

当然，被打了蒙头一棒的赫连昌却并不能消气，尽管他刚刚把拓跋焘的盟友西秦给胖揍了一顿。“（公元427年）赫连昌遣其弟平原公定率众二万向长安。”而这个时候的拓跋焘没有或者说无法和赫连昌针锋相对。其原因在于，就在同年的春天，引得胜之师换朝的拓跋焘和他的军队们，遭遇了一次天灾，“四年春正月乙酉，车驾至自西伐，赐留台文武生口、缯帛、马牛各有差。从人在道多死，其能到都者才十六七”。《魏书.帝纪第四》，而《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二十》则有点针对性，“乙酉，魏主还平城。统万徙民在道多死，能至平城者什才六七”。

尽管司马光认为在《魏书.帝纪第四》中所“多死”的是“统万徙民”，但一则此战拓跋焘掳掠万户见于《魏书》多处，但除此一处之外，未有一处有如此记载有如此之大的死亡比率。二则从后继的发展来看，魏军在赫连昌的反攻的时候无有作为，对比前次柔然来袭以及拓跋焘日后的诸多战例，似乎在这前后发生了什么事情使得拓跋焘无力发动对赫连昌的反击。因此，我个人以为此处定义为西征的魏军更为恰当。

从上节我们可以得知，西征赫连昌给魏国带来的战果是相当的丰厚的，而赫连昌属下的胡夏军也并没有在拓跋焘的还师这一过程中制造太大的麻烦，那么到底是为什么造成了魏军的战力急剧下降以至与“从人在道多死，其能到都者才十六七”呢？我以为这个还在当年的天变上。在《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二十》中有这样的一段“大旱，蝗。”，因为这段文字正好位于魏国求战与胡夏之前，从时间上推断，应该是在公元426年夏秋之间的事情。而这样的大灾的地点，虽然到现在为止我还没能具体的考证出来，但是，极其有可能爆发在了关中-长安一带。（我的理由是元嘉五年，刘宋曾因元嘉四年境内大旱而有罪己诏，因此这样的天灾，似乎没有可能发生在刘宋而没有任何官方的表示。而同期的北方诸国，北燕地处北荒，旱灾可想，但彼时北方农业未兴，蝗灾却颇有可摘指的地方，推之考之，似乎爆发在关中一带可能性极高，一则此地农耕极其发达，二则连年战火，对于环境的影响也是他处所不能比拟的），这就很好的解释了为什么长安会如此轻易的被拓跋焘所得到的原因了。大灾造成了胡夏的军力不振不是主因，主因当在于，随着大灾之后而到来的大疫。---再细细分析下去的话，估计我要吃不下饭了，这里就让我偷懒下吧。

尽管魏军疲敝，但是拓跋焘也不能坐视不管，尽管发动战役不可，但有些事情还是可以做的。“帝闻之，乃遣就阴山伐木，大造攻具。二月，车驾还宫。三月丙子，遣高凉王礼镇长安。”《魏书.帝纪第四》，统万一战，胡夏损失不在兵力而在国力，赫连昌面对坚城，由于粮草方面的匮乏也使得这一次看似庞大的攻势被迫流于无形，非所不欲为，无能为之尔。

这一次赫连昌的疯狂，尽管无功而返，却也让拓跋焘彻底看清了胡夏的虚实，这也就为他半年之后大军平定统万吃下了一剂安心丸。可以说，从某种意义上而言，胡夏的丧钟却是此刻敲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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