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专家教授应该做怎样的“丧家狗”？ -- 卓娅和舒拉

最近，社会和媒体对知识分子中的高端——专家和教授们，掀起很多非议,妇孺皆称“砖家”和“教兽”。蒋有绪的“呼吸税”、茅于轼的“厕所论”、董藩的“同居刺激房市”，遭网民拍砖不已。包括知识精英在内的若干政协委员参加“两会”时语不惊人死不休，恢复繁体字、向第三者索赔、国花、国服之类貌似雷人实则无趣的提案充斥眼球，总觉得偏离了参政议政讨论国计民生的重大主题，使人们对专家学者的看法大打折扣。对诸如此类的观点可以见仁见智，虽然网民的看法和行为有些偏极不乏苛责，但中国知识分子中的精英人物在国人印象中如此糟糕，这是更令人忧虑的事。

又想起易中天的《先秦诸子百家争鸣》新著，还没看过书，只听过一次演讲，大概说在那个承上启下剧烈变革的时代，各诸侯国对当时的知识分子特别重视和容纳，他们的思想是自由的，心灵是畅快的。同时，当时的士人阶层对于国家和社会的发展起到了推动和促进作用，为我国思想文化史留下了最为宝贵的财富。易中天对这个时代及其士人阶层进行了现代包装，称为“最牛的时代最牛的人”。

笔者认为，这只是说到了事情的一方面。事实上，当时的士人并非个个都是上层社会的“上宾”。孔子为何周游列国？为何被人称丧家狗？为何发生焚书坑儒？说明推销他们的政治主张并不容易。即使是法家代表人物韩非的理论受宠于秦王，他不得不最终被杀掉。说明当时知识分子为了主义也必须献身。从这个角度看，先秦时期知识分子并不都是孟尝君礼待之下的门客冯谖那样牛皮哄哄。说到底，知识分子的地位和作用不是国君赐予的，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自己争取的，甚至是用生命换取的。

新中国初期的知识分子，曾经有过先秦时期士人们那样的踌躇满志，一腔报国热情，一身铮铮铁骨，一股昂然正气，对共和国也有不朽贡献。可惜好景不长，50年代中期发生了无奈的投降，他们掘土埋葬同类，随之也挖出了自己的墓穴。55年卖友求荣者，57年落网。57年漏网偷生生者，66年一网打尽，知识分子遭受了重创。

10年浩劫，一部分真正的知识分子成了悲剧命运的承担者。他们因预言一个时代的真理，承受了时代落差所造成的悲剧命运。一场恶梦醒来，他们又有幸成为共和国继续发展的宝贵血脉，为改革开放焕发了又一季青春，他们是经过悲剧净化了灵魂的精英。然而，也有一部分知识分子只知诉苦，不知忏悔。只知道自己是受害者，不承认自己也曾误国和害人。只知索取，少言奉献。对历史的控诉如野草般疯长，那些忆苦思甜实质上是向社会提出的可怜的补偿要求。

在这个时期，有一个老人与众不同，那就是巴金。他同样生活在一个没有罪感氛围的国度，劫难之后他仍然享有世界声誉，他本可以带着他在那段岁月中的隐私和无法避免的污迹安然离去，不受任何谴责。然而，他以老迈之躯，对自己的灵魂进行了拷问——一个伟大作家的心灵忏悔，《随想录·无题集》是一个中国知识分子人格再造的开始。

然而，作为一个伟大民族，在一场大灾难后，其心灵拷问的惨烈程度，中国知识分子远不如德国，近不如俄国。世界史上的优秀民族在灾难过后，都能从灵魂拷问的深渊升起一座座文字和哲学的丰碑。卢梭的《忏悔录》，开创了18世纪法国浪漫文学的先河；托尔斯泰从忏悔走向《复活》，取得了19世纪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巨大成功；萨特对沦陷时期巴黎知识分子的《恶心》，获得了20世纪西欧存在主义文学与哲学的双丰收。

悲剧可以净化民族的灵魂，而忏悔是通向灵魂自由的必由之路。只知道控诉，控诉者将会注定永远停留在被控诉者的水平。平民百姓可以停留于此，而知识分子则不可以，因为知识分子的使命不一样，他们应该是思想和道德进步的纤夫。

从某种意义上讲，今天我们所处的时代与2000多年前的春秋战国、与欧洲文化启蒙、与新中国建国初期也有相似之处，那就是都处在一个社会快速变革的转型期，各方面的力量都在变化交替。这种情境之下，更需要知识分子站出来承负起应有的社会担当。知识分子对推动自然科学发展当然重要，但更多的则是为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念、公共道德秩序的建构身体力行。谨守社会共有的价值标准，引领社会取向与风向，从这个角度来说，知识分子担负着“正道”的社会使命。

相比之下，今天的知识分子一方面过于谦恭，没有先秦时期士人自由奔放的心灵舒展；二方面过于自我，没有灾难之后知识分子特有的灵魂深刻自省；三方面过于浮躁，沦落成追名逐利“闹眼子”的“戏子”。在市场经济的浊流污染冲击下，迷失了本我，不知道自己是谁。很多社会学者缺乏“俯仰人间今古”的气度，思考细节胜于思考价值，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头脑里没有大道充盈，内心没有自我坚持，在林林总总的社会现象面前模糊了一些价值判断标准，频出雷人的谬论，或抛出一些只能检验弱智的思考题。在表达自己的观点时摆不出令人信服的理由，反而以专家身份误导公众舆论与中央宏观决策。

在我们忧虑一部分专家教授或者学者“失足”时，也欣喜地看到，这个时代仍然还是有许多优秀知识分子在做着我们民族的脊梁。如袁隆平，为天底下最大的民生问题毕生努力。如钟南山，他在今年“两会”上敢于反对谄媚领导人和中央政府。如韩美林，公开提出“两会”代表委员“献计献策莫献媚”。很多有责任心的知识分子在国家的讲堂情系民生大事关注发展大计。遗憾的是这似乎没有成为压倒性优势的主流，在各级政府幕僚中尚未构成鲜明的主色调。

专家教授们与普通人一样，有发表见解的权利，更可以“另类”，挨骂并不可怕，可怕是的他们的立场真的背离了社会大走向，可怕是的他们的取向确实偏离了核心价值，可怕的是挨骂的理由幼稚荒唐，并且受众麻木，集体无意识。当今社会期待韩非那样真正的知识分子，敢于刺破青天而致死不改。期待挨骂的学者有当年孔子一样笑纳“讥讽”的胸襟，坚持立场而不是坚守“自作聪明”。

有个学者曾经说过，不能肆意夸大和缩小知识分子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责任和地位。但知识分子究竟应该是什么地位与形象，主要取决于他们对自己的锻造和为社会的作为，包括促进和改造自己所处的这个体制和机制。抚今追昔，试问专家教授该做怎样的“丧家狗”？

这不知道算不算全文文摘，要是算的话，哪位提醒一下，我给改一改。

巴金在后半生的经历确实没有什么可多指责之处。但把巴金捧成晚年已经无私无欲的圣人？有这种圣人会都死了还挂在杂志上称总编扁银子的？别说那是他家属干的与他无关，他干不了活但还清醒的时间持续了很久，被吹上天的《随想录》也是在华东医院的病房里口述的，留个便条坚辞一下是要他挟泰山以超北海吗

《我们需要一场灵魂拷问》

这个作者也够可以的主要观点基本都是抄的，几乎是一字不差。

TNND，这篇文章竟然抄的这么多，怪不得得不到花。

不过好像他的观点和朱学勤的观点完全相反啊——虽然抄了这么的地方。这篇文章是基本批判JY的啊~

卢梭的《忏悔录》，开创了18世纪法国浪漫文学的先河。

学习BBC，CNN手法的人不少。BBC，CNN想搞臭中国，铺天盖地砖家叫兽帽子乱飞的发帖大师们想干的事情也很清楚。

勇于任事的少，而且往往没有好下场。建国前后，一批有骨气的人做了孤臣孽子漂到海外，一批死于动乱，一批看形势不对淡出政治，剩下的都是什么乌七八糟的人？文革被整的很多都是文革前风光过，做哈巴狗整人的（当然也有个别无辜的）。

小时候看那些知识分子文革经历还是很同情的，后来见了真人，或者了解了一些真事，感觉就不一样了。

看到“韩非那样真正的知识分子，敢于刺破青天而致死”这句，我就被雷倒了。。。这例子举的都歪哪去了

文章前面说的也是那么回事，但总觉得把知识分子和高校的专家教授混为一谈，而且地位抬的太高了。

毕竟现在已经不是“吾家与士大夫共天下”的时代，而且能读书会写字也不再是某些群体的专利。不像以往，能读四书五经就有机会参与决策国家的政治外交军事经济，或是小学毕业就是知识分子得以十里八乡青眼相看。现在的这些专家教授，过于钻研和局限于自己的那门学科的某一个方面（专么），有眼界过窄心胸过狭接触面过小之嫌疑，还要以济国平天下除我不做他人想，未免就。。。有点囧了。这文章除了举例错误和抄袭之外，一股“谢安不出、其奈苍生何！”的味道，让人汗死。

我自己看都没看，当时刚注册，就是准备用来骗花的 —— 或者，拿着给大家批判~

这个是因为在新兵营看到一个人拿着一篇JY的文章，说供大家批判，我想，这好啊，肯定围观的多，这积分不就上去了么，SO，就随便转了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