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隐蔽战线后三杰(下) -- 谁动了我的窝头

三、王石坚

说到“后三杰”在情报工作方面的贡献，有一个避不过去的人－－王石坚。

在熊向晖所著的《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一书中，提到王石坚时用一条注释来简单交代了一下他的来历，“王石坚，又名赵耀斌，1911年生，原籍山东文登。1928年入东北大学，1931年转入北京大学化学系。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反帝大同盟河北省委党团书记。1933年5月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判刑10年，关在南京中央军人监狱。1937年8月经周恩来与国民党当局交涉获释，到延安中共中央党校学习。”（《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增订新版]》，p14）

这条注释里提到了王石坚的第一次被捕，那正是他在北平从事地下活动之初的事。王石坚在中共外围组织河北省反帝大同盟担任党团书记时，用的是“王世明”的化名，主要工作就是负责指导河北省反帝大同盟开展工作。1933年4月22日、23日，北平的中共外围组织公开为李大钊举行了公祭公葬活动，在当时社会上影响很大，也因此暴露了部分组织，同样也是中共外围组织的北平革命互济会随即被当局破获，互济会多名负责干部叛变。5月18日，王石坚与反帝大同盟、华北救亡会的4名负责人在西城阴凉胡同7号院开会时，被警察逮捕，叛变的原互济会主任兼党团书记张文勋指认了这些人的身份，王石坚等旋即被移交宪兵三团，后被关押在苏州军人监狱。（襄阳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1990年编印《襄阳文史资料(第5辑)襄阳民国人物》，p84）

王石坚第一次被捕后表现非常英勇，在苏州军人监狱，他积极参与了监狱秘密党组织的活动，在狱中编发《囚声》等秘密刊物，再次被叛徒告发，1935年6月，王石坚连同其他7名在押的党员一同移送南京受审。在审讯时，这些党员与叛徒在法庭上当面对质，叛徒却拿不出任何证据。即使这样，国民党当局还是分别给这8名党员加刑8年至8年零2个月，判决后即关进南京中央军人监狱，作为重犯对待，看管特别严厉，不准他们与其他犯人接触，甚至连洗澡、放风、看病等都是单独进行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革命史资料13》，文史资料出版社1984年版，p189-p190）

抗战爆发后，国共实现了合作，周恩来代表中共将关押在各地的共产党政治犯保释出来，王石坚因此得以出狱。也许是因为在狱中的坚决斗争给人印象深刻的缘故，“周恩来对他很欣赏”（《在胡宗南身边的十二年》，p88），他也被委以重任，1941年夏天，他被延安中央社会部派到西安从事情报工作，具体的说就是与熊向晖、申健、陈忠经等地下情报人员取得联络，发展组织、搜集情报。

王石坚到达西安的时候，正是中共中央发布《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中共的情报调查工作全面展开之时。而事实证明，王石坚在情报工作方面的确实做出了很好的成绩，从1941年到1947年他第二次被捕为止，6年间，他建立起了一个以西安为中心，连结北平、保定、沈阳、兰州等地的高层次情报网络，为延安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各类情报。

王石坚在西安的情报工作是紧紧围绕胡宗南展开的。王石坚由陈忠经掩护在西安扎下根来，在巩固原有的情报关系基础上，又进一步拓展了自己的情报网络。熊向晖利用自己在胡宗南身边工作的有利条件，提供了很多及时准确的情报。王石坚也曾经几次让熊向晖寻机偷出胡宗南的密码，都被熊向晖拒绝，熊向晖的理由是这样太过于冒险，一旦暴露就会前功尽弃。熊向晖不知道的是，就在他刚到胡宗南身边工作的时候，胡宗南的机要室副主任戴中溶已被介绍参加了地下情报工作，最初是由罗青长负责联系，并从延安派来王金平（田光）到戴中溶身边工作，罗青长回延安后，这一情报关系又交给了王石坚。胡宗南非常注意保密，他所接收的机密电报，“由机要室主任送过来，但电报信封两头封口，都有用机器打的镂空的保密条，别人不能拆看”（《在胡宗南身边的十二年》，p75），因此，有许多机密电报熊向晖是看不到的，而戴中溶却凭借自己机要室副主任的身份，能看到“刚译出尚未送给胡宗南的来电和未译发的去电。如蒋介石发给胡宗南的电令和胡宗南给蒋介石的胡部作战计划、兵力部署、部队调动等来去电文”（戴中溶《欧阳钦同志引导我走上革命的道路》，载于中共黑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回忆欧阳钦》，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版，p461），很多机密电报都是在胡宗南未看到之前戴中溶即已读过了。通过从熊向晖和戴中溶两处得来的情报，王石坚便完全掌握了胡宗南的全部核心机密，加之由其他渠道获得的情报，使得在延安的党中央对西安的情况了如指掌。

后来，在胡宗南进攻延安前夕，熊向晖因要随同其指挥部前进，向王石坚表示无法继续提供详细情报，王石坚表示，“主要的战略情况已搞清，细节会由别人查”（ 《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增订新版]》，p46），而所谓的“细节”很多都应该是由戴中溶直接提供的，胡宗南占领延安时任命的延安市长陈绥民（即曾负责组织湖南青年战地服务团的陈大勋）在逃台后回忆说：“我军后来之节节失利，主要在收复延安之后之全军攻略均为国防部共谍刘斐与一战区长官部机要室副主任戴仲容（引者注：原文如此）二人将我军情况全部泄露，致我军全军覆灭之惨痛教训”（转引自罗青长《对敌隐蔽斗争战线的知音》，载于《回忆欧阳钦》，p35）。

当然，也不能说当时中共的西安情报都是得益于王石坚情报系统，仅从现在公开的材料上我们即知道，在那个时候的西安，中共情报机构另外还有西安情报处系统（王超北负责，属中央情报部）、西安通讯工作组（王敦英负责，受中央情报部和陕西省委双重领导）、西安交通站（吴柏畅负责），这些情报组织同样也做出了很多贡献，但就深入敌人内部的程度和获得的情报层次来看，还是以王石坚系统为最突出。正是因为这些情报人员的努力，转战陕北的周恩来才会说：“我们在西北战场上每天都有能用的东西。”（徐林祥、朱玉《传奇将军李克农》，安徽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p177）

1947年9月，设在北平顺天府东街的王石坚系统秘密电台被国民党特务机关破获，报务员李政宣叛变，敌特机关通过逆用这部秘密电台，掌握了西安情报组织的情况，王石坚因此被捕。第二次被捕后，王石坚没能经受住考验，很快就叛变了，写了自白书，把他为共产党做情报工作的详细经过及他领导的华北、西北、东北全部情报组织、地下工作人员及领导人、五部地下电台、报务员、译电员、交通员及他所知道的有关地址都全盘托出，导致44名地下情工人员（大部分是共产党员）被捕入狱，牵连被捕123人。许多人遭到严刑拷打，被判徒刑。著名的“雨花台五烈士”谢士炎、丁行之、朱建国、赵良璋、石淳就是因此案而壮烈捐躯。(参见王珺《复熊向晖质疑》，载于《炎黄春秋》2000年第4期)

此时，熊向晖等三人已经在美国开始了留学生涯，王石坚案件并未直接波及他们。王石坚叛变后追随国民党特务机关逃到了台湾，并在特务机关中任少将，后病死。

四、解放后

1949年春夏之际，熊向晖等三人在美国完成学业回国。从此，他们开始在新中国的外交战线上展露身手。关于他们解放后工作的安排，在胡宗南保送他们出国留学时，周恩来即已做好了打算。1946年6月，周恩来曾对熊向晖说：“现在我们没有条件派自己的同志去美国留学，胡宗南代我们‘培养’你，得益的是我们如果战争时间长，你回国以后在国民党可以提高地位，更有利于做情报工作。如果战争时间短，你回国以后可以做新中国的外交工作。”（《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增订新版]，p36）事情的发展果然就是按照周恩来预想的一样，熊向晖等三人都成为了外交战线上的尖兵。

1950年，申健以中国驻印使馆政务参赞的身份在印度参与了和平解放西藏的工作。印度方面当时对中国解放西藏采取了阻挠和干涉的态度，1950年10月26日，印度外交部次长梅农约见申健，谈到中国军队进入西藏的消息如为事实，印度政府深感遗憾，并向申健提交了印度政府关于西藏问题致中国政府照会的副本。申健义正辞严的说，中国军队进入中国的领土西藏是不能叫侵略的，正如印度政府的军队进入印度联合省或孟买不能叫侵略一样。梅农理屈词穷，只得说印度仍希望中国用和平方式解决西藏问题。申健表示，中国政府始终愿用和平方式解决西藏问题，但这并不等于说中国军队不能进入西藏。申健此次交涉得到了中央的肯定，毛泽东还特别批示：“申健答得很正确，态度还应强硬一点，应说中国军队是必须到达西藏一切应到的地方，无论西藏政府愿意谈判与否及谈判结果如何，任何外国对此无置喙的余地。”（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p145）

1955年，参加亚非会议的中国代表团租用的印度国际航空公司“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被台湾特务机关炸毁，申健被派到新加坡处理遇难人员的善后事宜，随后又到万隆参与了周恩来的保卫工作；在外交部工作的熊向晖也被派往香港与印度情报局副局长高氏联合展开调查，通过深入细致的工作，熊向晖把国民党特务制造的这一惨案来龙去脉全部查清，并按照中央的指示与港英当局进行了交涉，使台湾特务机关的罪行大白于天下。

陈忠经在随同伍修权出使联合国期间，他担任的是与联合国、美国方面联络的工作，据伍修权的回忆，他“干得十分认真尽职”（伍修权《往事沧桑》，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p220）。其后，陈忠经转入文化外交工作，1954年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对外友协前身)成立后，他当选为该协会的秘书长，后来又升任副会长，20世纪50、60年代，对外文协组织的艺术团频频出访各国，通过艺术交流这种民间外交的形式打破了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封锁，为新中国赢得了来自世界各地人民的真诚友谊，其间陈忠经功不可没。

1960年12月，申健作为中国首任驻古巴大使赴哈瓦那。古巴是当时美洲唯一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的国家，可以说他是重任在肩。时值古巴革命胜利不久，国内局势非常动荡，每天枪声和炸弹声不绝于耳，他和夫人熊友榛的枕下，每夜都放着手枪，紧张的局势在美国策动吉隆滩登陆时达到顶峰，中国大使馆甚至开始准备将使馆储存的武器和古巴政府赠送的20支冲锋枪发给使馆工作人员，以便在敌军进占后开展游击战，不过好在古巴政府击退了雇佣军，这才使局势平静下来。（申健《悠悠使外往事》，载于《我的大使生涯》，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文化大革命期间，熊向晖等三人都受到冲击，非常熟悉他们情况的周恩来出面保护了他们，使他们得以继续发挥自己的才智。熊向晖在尼克松访华期间，以“总理助理”的身份负责一些重要问题的处理；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后，他成为重返联合国的中国代表团的代表之一。申健则以中联部副部长的身份主持了中联部工作，为动荡时期维持党对外的正常交往做了很多工作。对外友协工作停顿，陈忠经转而从事国际问题研究，文革后，他出任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在深入分析国际形势的基础上，他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撰写了《国际战略问题》一书，这部著作现在已成为研究国际关系的权威之作。文化大革命后，申健出使印度，为恢复中印友好关系又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其后，他担任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从事对外关系研究工作。熊向晖则转任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党组书记、副董事长，又投入到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建设大潮中。

隐蔽战线后三杰已经走进了历史的帷幕，他们的光辉业绩成就了中国共产党隐蔽战线斗争史上灿烂的一页，他们的英名也必将与他们的事业同样不朽。

相比之下,谢和赓的运气就差些了.

王石坚没有供出熊向晖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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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年第一次都熬过鸟，第二次居然叛变鸟，而且是1947年地时候，令人费解。

还是他其实也没完全交代？

另外也可能是压下来了，胡已经够丢脸的啦

第二次估计可能上刑了。

老实说能熬得住的人还是少。

但我听到有的人说，其实情报圈也是行有行规。大家斗归斗，斗完了也还讲究个互敬互重。抓人的时候也就两仨人就去了，到那儿对方一看也明白怎么回事基本上都能跟着回来。对被抓的人也并不十分为难人家。

自己内部被策反的除外。

所以干这行虽然刺激但能得善终的少。

抗战之前，中共情报人员鱼龙混杂，突破一点，很可能波及范围相当大。而到抗战中期特别是43年延安整风后，中共地情报层，特别是中上层基本上都得到了熔炉似地锻造，上刑乃至死刑对他们来说基本上不值一提。另外，王最有价值地交代应该是后三杰，但后三杰并没有遭到直接波及，这是一。二，如此大范围地情报系统被击破，而且还有大量地情报人员牺牲，按照中共情报系统惯例，王应该被处死。三，王最后到台湾虽然也获得少将，但基本上被闲置，并且蒋在台湾地整肃也没有奈何他。四，王为什么叛变？到底是什么原因？因为能被周所赏识地并且得到重用的人，其对信仰地忠诚以及意志地坚定应该非比常人。

总之，王地叛变以及叛变后地作用依然有迷雾。

忘记了在哪里看过的一篇报道，讲中共情报机关在抗战胜利后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腐败现象和斗志低迷。好象被抓进渣滓洞的有些人就在揭发上级的恶心事儿。

但您对王的猜测颇合我的胃口，没准是内部的权力斗争中牺牲品，但也没准是更加高水平的潜伏也未可知。

TG情报工作的水太深了……克什米尔号……哪有那么巧总理就没坐上去……

不管怎样牺牲的人都是值得尊重的。每一个牺牲都是永垂不朽啊！

问题在于有些东西也许永远是个迷，毕竟情报工作有其自身地特殊性。有本中国秘密战地书写地不错，资料什么都挺翔实地，可惜到抗战胜利后就结束鸟，哎。地下党与专门地情报工作貌似并不直接交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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