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裁剪】繁荣与崩溃-晚清的股市回眸 1 -- aryang

要谈起这个话题，还得从咱们的首位留学生之一的容闳说起，

容闳（1828年11月17日－1912年4月21日），中国学者，广东香山县南屏村（今珠海市南屏镇）人，中国近代史上首位留学美国的学生。中国近代早期改良主义者。1835年，七岁的容闳跟随父亲前往澳门，并于是年入读当时仍附设于伦敦妇女会女校之马礼逊纪念学校（Morrison School），由独立宣教士郭士立（原属荷兰传道会）之夫人负责教导。1839年中英交恶，郭夫人因此离开澳门，但容闳仍于马礼逊纪念学校中就读。同年美国教育家勃朗（Rev. Samuel Robbins Brown）牧师抵达澳门，马礼逊纪念学校正式独立。1842年，由于香港割让英国，故马礼逊纪念学校迁往香港，容闳亦随之迁往香港继续学业。1847年，勃朗牧师返回美国，离开时带同容闳、黄宽及黄胜三人前往美国留学。其后只有容闳一人留在美国升学，黄胜因病返港，而黄宽则于1849年转读苏格兰爱丁堡大学。容闳赴美后于麻省之孟松预备学校（Monson Academy）就读，1850年毕业后考入耶鲁学院，为首名于耶鲁学院就读之中国人。1852年，容闳入籍美国。1854年获文学士毕业。

耶鲁大学的高材生容闳带着一腔抱负回国了，这个容闳当时有一个很幼稚的想法，那就是清廷已经统治了上百年，这个马背上的民族太顽固，不可能接受西方的改革思潮，于是留学生青年容闳认为信奉拜上帝教的太平天国应该很容易接受西方思想，于是小伙儿风尘仆仆直奔南京，当时太平天国国务院总理是洪仁玕，洪仁玕听了小伙儿的一番政治军事教育等治国七策，觉得不错，就引见给整天寻欢作乐的天王洪秀全。洪秀全夜夜笙歌，根本没有闲工夫听容闳罗嗦什么公派留学生这一类扯淡的话。洪秀全毕竟是落地书生，看到同为读书人的容闳小伙儿一脸的汗水，就赏了个四品给容闳，容闳很失望，开始作小买卖。有一天正在摆地摊的容闳突然被几个当兵的给抓走，直接提到曾国藩的跟前，容闳瞪大眼睛一看，吓了一跳，这不就是那个打败大色狼、大骗子、大阴谋家洪秀全的的两江总督曾国藩吗？当时身为两江总督的曾国藩正在搞江南制造局，需要采办机器等，曾国藩看了看容闳的简历，正好缺一个采购员，容闳小伙儿就这样成为曾国藩手下，也是帝国第一个留学生采购员。

封建集权下的等级制度异常深严，容闳每次有想法总不好意思直接向曾国藩反映，而是通过江苏巡抚丁日昌代为转呈，天津教案发生后，容闳再次将提出按照西方公司章程筹组新式轮船企业，1867年容闳上书创议《联设新轮船公司章程》，共16款，主要内容包括：1．公司本银40万两，分为400股，每股100两。2．公司所用司事人等必均系有股份者，仍由众人抽签公举，每股一签。3．每年12月15日集会，听取主事人报告当年营业状况及来年计划。同时检阅公司帐册，如有盈利，即按股分摊。这是华商筹划组织轮船公司最早的一个章程，当年敏感的新闻媒介捕捉到达一信息，并立即予以报导。1867年4月17日的《字林西报》称：“据说一家新的乾船公司正在组织中，其主要股东均为华人。股本为40万两，分为4000股每股100两”。但是曾国藩担心轮船招商成立引起漕帮水手起事，加上拿到折子的军机大臣文祥家母去世，这事也就一拖再拖了。

坑品，水品，一定要好！

19世纪中叶，在先后“开放”的沿海“五口”和长江“十口”上，外轮迅速激增，大清水运业务一度被外轮垄断了80％的份额。轮船“速稳、载巨、费省、利厚”，中国的旧式帆船业渐渐不支。“如若运盐运漕全部假于外人，一伺战事再起，国家存亡之咽喉必扼于他手。”李鸿章以富国图强之名，上书同治皇帝，陈述“商战”利害，要求“官督商办”，在上海开办轮船招商局。“使我内江外海之利，不致为洋人占尽，其关系于国计民生者，实非浅鲜”，“倡办华商轮船，为目前海运尚小，为中国数千百年国体、商情、财源、兵势开拓地步”。一八七二年，同治皇帝批准李鸿章的奏折，正式同意成立招商局。此时李鸿章担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文华殿大学士，赏穿方龙补服，是清朝政府高层参与决策、执行决策的重要人物。这份引起朝廷上下，特别是满族王公非议的奏折已在慈禧太后案头搁了十年，若不是李鸿章"毅然必行之事，破群议而为之"，恐怕要拖到猴年马月了。

　　奏折是批了，头疼的事还在后面，因为老佛爷“准奏”后面还有一句话，“朝廷手头上也紧，你自个儿想法子去吧。”这叫政策照给，资金自筹。

　　当晚李鸿章找来造船界巨子朱共昂，即后来的招商局董事长，商量如何解决资金问题。两人先按官场习惯相互兜圈子，尽量摸清对方态度，最后不约而同提到一个人：容闳。容闳是清政府首批官费留学生，著有《西学东渐记》，他计划以股份制形式创办造船厂，并拟列《联设新轮船公司章程》，这是中国最早模仿西方股份制筹组股份公司的设想，章程报到总理衙门后由于多方掣肘未能通过，但给李鸿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对着这份章程两人反复酝酿并形成一致意见：按此法进行。

　　于是，轮船招商局成为近代中国第一家发行股票面向社会筹集资本兴办的新型股份制企业，号称“中华第一股”，也算是当年的第一大蓝筹。

1873年1月17日轮船招商局在上海永安街挂牌开业，唐廷枢任总办，朱其昂、许润、盛宣怀、朱其诏先后任会办。该局具有近代股份制企业的基本特点：

第一，采取公开向社会招股的方式筹集资垒。由朱其昂等拟成的《招商局条规》规定轮船招商局股份每股规银100两，入股数目不加限制，股本金一经投入便发给，股份票取息手折，折内详载股东姓名籍贯，当股票转让时，必须办理过户手续。

第二，股东有权参与企业的经营管理．按照局规，每百股举一商董，作为人股商人之代表，再由众商董推举总董，参与招商局及各分局的领导决策。“有关局务以及更改定章，虞添置船只，兴造码头栈房诸大端，须遵在股众人集议，择善而行，弗得偏执己见”。

第三，按近代股份制企业的模式实行严格的财务管理。招商局在财务管理方面也“酌仿洋商生意条规办理”，具体办法是：“各分局将银饯收入数目，按船开帐连银并寄总局核收，每届三月结小帐，一年结大总，造册分送。其总局进出银钱，每日有流水簿，每月有小结簿，每年有总结算”。全公司的财务状况，每年要编制资产负债表，损益计算书，并在上海最有影响，。发行量最大的《申报》和《字林沪报》等报纸上公请于众，向社会公开，向股东们报告，“任凭在股诸人随时到局查阅”。

股份制当时在中国还是一个新生事物，它的完善需要一个实践过程，而它的成长又不能不受近代社会环境的制约．作为中国第一家近代股份制企业，轮船招商局所推行的股份制又带上许多“中国式”特色，与西方成热的股份制企业脊所不同，主要表现在：

第一，管理体制上实行“官督商办”，由“官总共大纲”。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中国，近代化，工业化的起步阶段，没有官方的倡导与组织，是不可能的。中国早期股份制企业采取官督商办有共必然性，合理性，政府对企业的某些干预也属正常。但由于清政府对近代企业的管理缺乏必要的了解，将封建性体制的管理模式移植到官督商办的股份制企业，从而扼杀了企业生机，阻碍其健康发展。轮船招商局“在局员董由官派委……帐目由官稽查”，企业内部充满官场习气与衙门作风，一些重要职务往往“委之庖代”，甚至“挂名分肥”，“官场中皆视商局为肥缺，为利薮，为消纳闲散之衙署”。政府向招商局索要的各种“赈捐”、“筹防捐”等应接不暇。官商结合，利权并存的企业发展优势逐渐被官商勾结、侵权夺利的激烈斗争所抵消，股份制在这种情形下不断扭曲．

第二，在利润分配上实行“官利”制．按近代股份制的遭则，股东投资的回摧亭完全受企业经营状况的支配．所以投资者十分关心企业经营，股份公司设有股东大会，董事会，监查机构等，保证股东监督企业的运作。中国早期股份制企业为了集资的需要，普遍实行“官利” (股息)制，不论企业是否盈利，股息都要预先付出，然后再进行结算，仍有利润时，再进行分配。如轮船招商局的总后台李鸿章在1877年的一份奏稿中写道：“设局本意，重在招商，非万不得已，不可议减商息也”。即使在盈余不多的情况下，宁可对官府借款“暂时缓缴三年利息，”也要保证商股“按年一分”的股息，“即上年生意亏折，余利仅有五厘，该局仍筹给商息一分”。按照章程规定，分发“官利”后，如有盈余，以八成摊归各股，作为溢利，以二成分与商总董事人等作为花红，以示鼓励。股份制企业实行“官利”制，使股金带有借贷资本的特性，因此许多股东并不注重其在企业中的权利与义务。过高的“官利”也不利企业扩大再生产，据1895—1911年统计，轮船招商局共盈利8059705两，其中官利一项支出即高达5480000两，占总额的67.99％。

招商局开办之初，因当时风气来开，商人多存观望，以致“招股年余，无人过问”，股票价格竟跌至四五折。而且该局“岁有江浙漕粮之贴运，又有回空之免税”，以英国太古、怡和、美国旗昌为首的洋商对“利益尽被其占去”的轮船招商局耿耿于怀，伺机报复。他们首先从自己垄断的保险业切入。其时，承办轮船招商局船舶保险业务，外商保险公司都要求缴纳天价的保险费用。一条价值10万两白银的轮船，一年需缴纳1万余两保险费用。在国内，除了买办商人，尚没有人通晓保险这份“舶来品”为何物，为此轮船招商局不得不付出高额的保费以求得货运权。

　　然而，1875年的一个事件促成了变化。

　　这年4月4日，轮船招商局的“福星”轮满载着7 000石漕米和一些布匹、茶叶，从黄浦江边开始了它的“天津之行”。行至黑水洋水域，雨大雾浓，尽管“福星”减速缓行，还是与一艘英籍轮船相撞。63名船员遇难，货物全部沉入海底。轮船招商局损失巨大，仅抚恤金就需支出2.4万两白银。“弱国无外交”，肇事船因为英国使馆庇护，迟迟不肯支付赔偿金。事隔两年后，从肇事船追回的3?600两不足额的赔偿金与损失相比可谓杯水车薪。“福星”事件让李鸿章认清海运风险，任命买办经验丰富的唐廷枢、徐润及盛宣怀筹办保险招商局，“须华商自立公司，自建行栈，自筹保险”。1875年11月唐、徐二人公开招股，华商受过洋商保险公司欺压，对于自办保险鼎力支持，很快便“投股逾额”。12月28日，“股份制”的保险招商局成立，宣告了中国民族保险的诞生。

　　轮船招商总局（总公司）设在上海，分局（分公司）遍布天津、烟台、广州、香港等沿海地区，后又落户横滨、神户、吕宋（菲律宾）、新加坡。有了自营的保险公司，轮船招商局与外轮公司展开了更加激烈的商战。其时，太古、怡和、旗昌等外轮公司，结成同盟，采用大幅降低运费等手段尝试打压轮船招商局。轮船招商局在李鸿章等洋务派的扶持下，采取筹借官款、增拨漕粮、承运官物等措施，予以回击。几番交手，外轮阵营中的旗昌公司受挫破产。1877年，轮船招商局以222万两白银买进旗昌洋行的旧船16艘、码头和位於上海外滩9号的办公大楼，成为规模最大的轮船公司。轮船招商局与2家英资轮船公司—怡和洋行和太古洋行达成协定，共同垄断中国水运。由於在制度上落後於对手，英资轮船公司不久重新佔据了主导地位。

轮船招商局在李鸿章的保护下，除了有漕粮专利生意外，还得得到政府的贷款，兴建码头货栈所需的土地，而且所承运的货品还免徵釐金。虽然有这样优厚的条件，商人最初对官督商办的招商局十分怀疑，投资入股并不踊跃。轮船招商局的股票主要由董的私人网路出售。随着企业经营状况的好转，招商局的招般工作从1873年下半年开始走出低谷，正如当时报载，该局“近殊盛旺，大异初创之时，上海银主多欲附人股份者”。迄1881年招商局共招股100万两。股票价格也节节上升，1882年面值百两的股票价格跨越 200两大关，9月26日竞高达253两。轮船招商局在1882年底增发新股，每新股价格100两，1883年3月22日新股上市，当年招商局股份银总共达到200万两。

自轮船招商局尝到甜头后，相继设立的洋务官督商办民用企业如开平煤矿(1877年)、上海机器织布局(1878年)、荆门煤铁矿(1879年)、鹤峰铜矿(1881年)、平泉铜矿(1881年)等纷纷以发行股票的形式募集资本。随后不到十年，采用这种新型股份制方式组织成立的近代企业，已增至二十多家。这种现象，正如当时《申报》的评论文章中所说：自“招商局开其端，一人倡之，众人和之，不数年间，风气为之大开，公司因之云集，虽其中亦有成与不成之分，然其一变从前狭隘之规则”。 这些新成立的新式工商企业，无论厂址在那里，无一例外均以上海为中心募集资金和买卖股票，从而引发和掀起了上海买卖股票的第一次高潮。

　　于是，一家由华商经营股票买办的公司1882年9月宣告成立。这个上海平准股票公司，设董事数人，正副执事二人，专门负责处理公司的一切事务，此外还聘请账房二人，跑街二人，翻译一人，书记一人，庶务一人，学生二人，在当时上海，也算是颇有规模。1882年10月27日至1883年4月12日以“平准公司各股份市价”的名义在《申报》上刊登股票行情的“平准股票公司”，却因其1882年9月27和28日两天连续在《申报》上刊登“上海平准股票公司叙及章程”，而使人们对它的内情有所了解。从其章程中可知，这是一家资本金为十万两的以中介股票买卖为专业的股份公司。其成立的目的，是为了帮助新式公司建立筹集资金的渠道和巩固其基础，即“为各公司通经路而固藩篱”，是为了方便社会上人买卖股票和革除买卖股票中出现的弊端：“人见轮船招商与开平矿务获利无算，于是风气大开，群情若骛，期年之内，效法者十数起。每一新公司出，千百人争购之，以得票为幸，不暇计其事之兴衰隆替也。然积而久焉，其弊有不可胜言者。今设一平准股票公司以维持之，其利有五……”。在实际操作中，平准公司则准备打破此前股票买卖在价格评定方面的不足，采用向社会公开定价的做法：“大凡票价之低昂，视乎买卖之多少，多则日涨，少则日跌；涨，固足生各公司之色，跌，实大贻各公司之羞，……今有平准股票公司确访底蕴，广采舆评，持平定价，……逐日悬牌，定出真价，如兑换钱洋所依牌然，可一见而知”。 从组织形式上看，这家公司系采用股份公司的组织方式，章程中规定“招股十万两，分为一千股，每股规银一百两”。内部组织为::设董事数人,正副执事二人，常川驻扎，综理公司一切事务。此外聘请帐房二人，跑街二人，翻译、书记及庶务各一人，学生二人。其业务范围根据章程18条观察，大体可分以下三方面：a、确定股票市价并向社会公布：“逐日行情除写挂水牌外，送登《申报》”，使买卖双方均得其益。b、抵押股票。平准公司鉴于社会上存在着“每逢年节，各钱庄清帐之秋，藏票者或力量单薄，……不得不贱售以清庄款”的情况，因而开展抵押股票业务，“今有平准公司可以押银，则渡过年关价仍复旧，不致受人挟制”。抵押股票时平准公司“给予收照一纸，以一个月为期，期满不赎，照市出卖，除去押息，盈亏向原主结算。”c、代客买卖股票。“门庄买票者，欲买何项股票，定期限价，书立合同，定票如到期，而照限兑进，毋得毁议。如远处函托素昧平生者，须先付定银一成。”若想委托代售股票，则须“先将股票送到本公司，给予合同收票，定期限价代售，如欲先取几成银两，售出后照押款算息。”平准股票公司并以回扣来吸引顾客，不管股票是买进还是卖出，“公司均给予发票一纸，三个月后，凭发票来本公司扣还回用十成之二。”

《 申报》上刊登了该公司的章程和叙，并逐日刊登该公司的股票市价，发表《劝华人集股说》等文章进行鼓吹：“此法(指股票买卖)既行，吾知中国之各商人无论大小，皆不难获利，而且中国之美利亦将日事开拓，易见兴行。以视前此之拘守成见，不知变通，盖有判然不同者矣。……深愿此法之愈推愈广，而华人致富之术无异于泰西诸国，则由富而强，又何外侮之足虞乎哉！”

这媒体的力量就是强大，就是一些新成立的中小型工矿企业，也都汇聚上海通过发售股票筹集资金。一家新闻报纸对1882年上海出现这种筹资高潮的景象形容说“自春徂冬，凡开矿公司如长乐、鹤峰、池州、金州、荆门、承德、徐州等处，一经准招商集股，无不争先恐后，数十万巨款，一旦可齐。” 1882年前后，上海的股市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买卖新式工矿企业股票的繁荣。据《申报》所载，100两一股的招商局股票，1882年3月涨至230两，6月涨至250两，10月更是达到269两。100两一股的开平煤矿股票到1882年3月分息后已贵至300余两，6月稍跌，仍达237.5两。热河承德之平泉铜矿每股100两，到6月8日涨至185两，仅数天之隔，6月12日达205两，10月更是达到250两。其他华商企业股票也是一片涨声。

这股市简直就是遍地黄金，跟捡钱差不多嘛！这么好的形势，先行者粘着唾沫数钱的欠扁样，令众多观望着不再犹豫，踊跃参战。只要有新股发行，哪怕是些成立不久前途未卜的中小企业，也一哄而上竞相争购。许多股民并非只用自己的积蓄炒股，因为有把握赚到钱，自然放心大胆地借钱，有的向亲戚朋友借，有的向同僚借，还有的大户干脆向外国银行和钱庄借，相当于现在的融资拆借，然后抢购股票。不少人购买某公司的股票，根本不查问该公司的底细，更不会分析该公司有无前途，能否获利，仅将买卖股票看作是极好的发财机会，以为只要股票到手，就稳操胜券。“每一新公司出，千百人争购之，以得票为幸，不暇计其事之兴衰隆替也。”一时间上海有点“全民炒股”的味道，当地居民所谈的无一不是股票行情，很多股民在上海四马路和大新街转角处的惠芳荣楼聚会，形成“炒股茶会”，在茶会上，他们互通消息，口头拍板成交。来茶楼求购股票者，多是些拥有游资的茶商、丝商、洋行买办等。下午，这些兼营股票交易的掮客则各奔东西，或为各客邦(如京津邦、山东邦、厂东邦、本邦)票号、钱庄兜揽生意或回自己的商号经营本业。后来股票交易数量日多，茶会的形式有诸多不便，一些掮客干脆在旅馆租上一个房间．或在某个商号内挂出一块招牌，上写：“某某股票公司----代客买卖各种股票----内国公债铁路证券”。随着股票营业日见发达，一些兼营股票的掮客便完全脱离本业．集中在石路（福建中路)一带，专营股票买卖了。

那时候不知道是不是也开始有达人咬着毛笔每天对着股价画个蜡烛图？或者组织调查团到企业实地踏看？或者摇头晃脑卜个卦？1882年l1月间回到上海的外国侨民诉述他对上海的印象时说，在他一抵达上海后，便为当地居民所谈的无一不是有关股票的行情而惊讶不已。可见当时股票买卖之热。

上海市场上股票交易之所以能在十年左右的时间里迅速出现并形成一定的规模，不仅与此前在华设立的外国股份制企业营业发达，利润优厚，投资者有厚利可得有关。更与这几年几家采用股份制方式成立的“官督商办”企业的经营状况较好有密切的关系。例如轮船招商局从成立的第二年起便按照章程规定每年发放百分之十的股息，并且此后不管经营状况如何，股息都无例外的照章发付。这种做法虽然一定程度上混淆了股票和债券在性质上的区别，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无疑却有助于坚定投资者的信心和树立本身的社会形象。再加上开平煤矿1881年已开始出煤，市场上公认其情景看好。上海机器织布局1880年登报公开招股，以发展前景光明，利润优厚相号召等等，都使得社会上对新式企业十分关注，把投资购买新式企业股票看成是获利的极好途径。1882年6月9日《申报》第一次刊登股票行情时，上市交易的股票只有10种，但时隔4月，到当年10月27日，便已增加到19种，再过半年，到1883年4月12日时，更增加到29种，实际上，这六年期间先后上市交易的股票种类，总计已达37种，从股票的价格上看，1882年全年的股票市场价格除极个别种类外，均超过股票的票面额或实收额，高的甚至超过一倍到二倍。

这时候不同的声音出现了，绪七年十二月初八日(1882年1月27日)，有署名为“旁观不平人”的人在《申报》刊登《招股不公》的文章，为向隅的“中外各商代鸣其不平”，其中指出：怡和洋行新设保险公司，专保海险。于西历一千八百八十一年十二月二十日，即华十月廿九日出有告白，招集股份一万股，每股二百五十元，先付五十元，欲入股者，每股付定洋十元，先为挂号等语。怡和向来名声最好，故中外诸商咸思入股，照其告白先付定洋，或数十股，或数百股不等。满望得附股份将来可以得利，并可各为招罗，乃近日竟有回绝，将定洋退还者，中外诸商客洋以去而不得入股者甚多。据闻此次招股，本拟上海招集二千股，合挂号付定者，闻有二万股之多。徜以十中得一而论，亦应附股二千。设云小股不能派着，顾何以三五股者或尚得附股，而数十股及百股者反致向隅，殊不可解……按定银之多寡均派股份之多少，如此则人心悦服。且既能付以定洋，则必非无业之人，乃竟予以退还。各商不但定洋空付，而拆息亦折耗不少。况以前并未声明，揆之情理。似欠公允。还有人在《申报》上不断发文提醒国人购买股票需要谨慎：新成立的股份公司许多只是为了圈钱，“竟有所创之业一无头绪，绝少依傍，而预先张大其词，广集股本，以为即日可以创成大业，而其实则全属空谈”。“中国之有公司，虽近年始见创办，然一经创始即举国若狂，日增月盛，其机之捷反若胜于西人，此即盛极之验而必衰之预兆也。”只可惜，这样的声音并无人理睬。

1883年，一场因红顶商人胡雪岩破产点燃的风暴席卷而来。酝酿已久的股灾破土而出，露出狰狞的面目。

胡光墉（1823～1885年），幼名顺官，字雪岩，湖里村人。

墉幼时家贫，在杭州于钱肆当学徒、跑街。咸丰十年（1860），创建阜康钱庄，成为杭城一大商绅。 同治十一年（1872）阜康钱庄支店达20多处，遍布大江南北，资金2000万余两，田地万亩。由于辅助左宗棠有功，曾授江西候补道，赐穿黄马褂，是一个典型的红顶商人。1882年，当新丝将出时，胡光墉“遣人遍天下收买，无一漏脱者，约本银两千万两，夷人欲买一斤一两而莫得”。在万般无奈之际，洋行竟搬动了“二品大员”赫德前来说情，开出的条件是“市价以外，另送佣金”，准备加利一千万，转买此丝。胡雪岩以洋行垄断生丝贸易导致市面风潮波动，影响蚕农生路为由严词拒绝。而实质上是欲加至一千二百万两，同样遭到洋行抵制，以致当年生丝贸易陷于停顿。

1883年，中法战起，时局动荡，丝价看跌。胡再次“邀人集资同买，谓再收尽，则夷人必降服，必获厚利。”但是，应者寥寥，结果新丝尽被外商购买，“不复问旧丝”。胡光墉被迫贱卖陈丝，亏损1800万两，家资去半，周转不灵，这时候胡的对头邵和盛四处散布谣言，谎称胡已内部空虚，信用不足，于是各地储户竞相提款，发生挤兑风潮。十一月，阜康钱庄以及各地商号宣布倒闭。接着，清廷下令革职查抄，严追治罪。胡光墉遣散姬妾仆从，于光绪十一年（1885年）十一月郁郁而终。

　　上海金融界最具影响力的阜康钱庄的倒闭，引发了1883年上海金融风潮，也是中国第一次金融风潮。上海78家钱庄倒闭了68家，“百货无不跌价三五成，统市存银照常不过十分一二”。著名企业家徐润、郑观应和唐廷枢遭受巨大损失，巨商刘云记、金蕴青“皆相继坏事”，“其余商号店铺，接踵倾倒，不知凡几”。 杭州“垣自德馨、阜康两巨庄停歇后，市面日紧一日。......城中各业无处不紧，惟以现钱买现货，日日如除夕光景“。镇江”有某洋行及某钱庄均于七月底先后倒闭，成本甚巨“。扬州”自怡源倒歇后相继而倒者，就本城计大小共有十七家”。全国所有的商业城市都不同程度地陷入严重的经济危机。

1882年底，股价开始下跌，到1883年底，除极个别股票外，绝大多数种类的股票价格都出现大幅下跌，股票持有者解套无门。由于进行股票抵押，股票贬值造成了许多经济纠纷案件，官府办案应接不暇。股票平准公司亦因经营股票抵押而造成亏损，渐失信用。这次股市风潮是上海历史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股票风潮，给新兴的华商股票市场以极大打击。股票持有者损失惨重，仅1883年冬就亏200余万两。到1885年8月，招商局新股原价100两，跌至53两；开平煤矿股价原价100两，跌至51两；仁和、济和原价格50两，股市仅各27.75两；上海保险公司原价50两，跌至23两。其余各股大多跌落更多，鹤峰铜矿的股票甚至不能在股市上流通。到1884年年底时，绝大多数的股票价格都跌到了票面额的一半以下，甚至有些不到股票票面价格的四分之一。1885和1886年这种状况并没有什么改变，到1887年1月13日时，除少数经营较好的企业如轮船招商局、开平煤矿等企业的股票价格比1884年时稍有回升，但也只在票面额的一半左右徘徊外，剩下的依然不见起色，个别的如赛兰格点铜和沙岑开地公司的股票价格，甚至跌到了“形同废纸”的程度。而且，这时候上市的股票数量，已经又减少到了只有12种。著名实业家经元善四折抛售电报局股票200股，“半生懋迁积累从此而空”，只落得“形旺神衰，清风两袖”。直到1893年，一般商人一听到“纠股集资”四字，仍“无不掩耳而走”。

附图：光绪九年股价盈亏表

附表：1880年代上海新式企业股票市场价格变动表

　——|1882年6月9日|1882年10月27日|1883年4月12日|1883年12月20日|1884年12月30日|1885年6月22日|1886年6月22日|1887年1月13日

平泉铜矿|185|246（105）|122（105）|48（105）|17（105）|25（105）|14（105）|46（105）

开平煤矿|242.5|218（105）|146（100）|53（100）|37.5（100）|66（100）|44（100）|49.5（100）

电灯|160|105（100）|62（100）|30（100）|10（100）|4（100）|4（100）|3.5（100）

长乐铜矿|160|220（100）|118（100）|44（100）|　|　|　|　

招商轮船|260|255（100）|148（新100）|63（新100）|41（新100）|64（新100）|59（新100）|59（新100）

点铜|80元|　|　|　|　|　|　|　

电线|210|　|　|　|　|　|　|　

平泉|185|　|　|　|　|　|　|　

织布|117.5|103（100）|96（100）|　|　|　|17（100）|17.5（100）

济和|73|70.05（50）|69.2（50）|34.5（50）|24.5（50）|30（50）|　|　

牛乳|　|　|95元（100）|60元（100）|19元（100）|20元（100）|　|　

仁和保险|　|71.5（50）|70.25（50）|35（50）|24.5（50）|30（50）|　|　

自来水|　|35镑（20）|39.5镑（20）|29镑（20）|25镑（20）|30.25镑（20）|27.5镑（20）|29镑（20）

赛兰格点铜|　|135元（100）|99（100）|180元（100）|12.5元（100）|11元（100）|3元（100）|1.7元（100）

公平缫丝公司|　|94（100）|80（100）|36（100）|10（100）|3（100）|　|　

鹤峰铜矿|　|177.5（100）|120（100）|36（100）|20（100）|　|　|　

中国玻璃股份|　|51.5（50）|50.5（50）|80（100）|50（100）|　|　|　

叭喇糖公司|　|43（50）|35.25（50）|32（50）|15.5（50）|12（50）|14（50）|14.5（50）

电报|　|167.5（100）|98元（100）|　|　|　|65.5元（100）|65元（100）

顺德铜矿|　|110（100）|90（100）|70（100）|　|　|　|　

驳船公司|　|109（100）|106（100）|74（100）|50（100）|35（100）|　|　

三源公司|　|51（50）|　|　|　|　|　|　

新造纸公司|　|100（100）|　|　|　|　|　|　

上海保险公司|　|　|50.5（50）|31（50）|14.5（50）|23.25（50）|16（50）|23（50）

旗昌浦东栈码头|　|　|112（100）|90（100）|　|65（100）|90（100）|98（100）

金州煤铁矿|　|　|89（100）|46（100）|45（100）|58（100）|　|　

池州煤矿|　|　|34.5（25）|20（25）|6.5（25）|11.5（25）|　|　

沙岑开地公司|　|　|25（25）|17（25）|7（25）|8.5（25）|2.5|1.5

荆门煤铁矿|　|　|20（25）|19（25）|　|　|　|　

施宜铜矿|　|　|95（100）|25（100）|35（100）|40（100）|　|　

承德三山银矿|　|　|64.5（50）|30（50）|5.55（50）|5（25）|　|　

白土银矿|　|　|78元（50）|55元（70）|5元（70）|7（70）|　|　

徐州煤铁矿|　|　|92（100）|60（100）|　|　|　|　

贵池煤铁矿|　|　|24.5（25）|13（25）|14.75（25）|14（25）|　|　

火车糖|　|　|　|100元（100）|50元（100）|50元（100）|　|　

烟台缫丝|　|　|　|125（300）|25（300）|50（250）|　|　

说明：1、表中数字的单位，除标明“元”“镑”的以外，均为“两”。

2、各栏中的数字，均为当时的市场价。括号中的数字，为各公司各厂矿发行股票的票面额价格，而且绝大部分都已按票面额收足，只有“上海保险公司”、“池州煤矿”和“沙岑开地公司”三家公司的数字较为特殊，这三家公司股票的票面额虽同为100两，但上海保险公司实际仅先收50两，池州煤矿和沙岑开地公司只先收25两，而且此后没有变化，因此这三家公司括号中的数字实际是实收额。

3、括号中的数字，少数有前为银两后为元的，也有出现变化使得前后数字不一致的， 这种情况均按照资料的出处年分未作变动。

4、轮船招商局在1882年底增发新股，每新股价格100两，1883年3月22日新股上市，故本表摘录的招商局1883年4月12日的股价以及以后的股票价格均为新股价。

5、1882年10月27日和1883年4月12日，分别是《申报》以“平准公司各股份市价”的名义公布股票价格的第一和最后一天。1885年6月22日和1887年1月13日，分别是《申报》以“公平易公司各股份价”名义公布股票价格的第一和最后一天。

1883年的股灾让大清朝的股市在很长一段时间步入了低谷，灾后的惨景让股民们心有余悸，但时间总是最好的疗伤药，随着国外资本投资的银行、工矿企业和铁路公司在华的设立，以及铁路借款、矿业借款与政府借款的签订，外国在华发行的外资证券规模迅速扩大。与此同时，甲午战争的惨败使"振兴工商、实业救国"的呼声再一次引发了中国第二次设厂办公司的高潮，同时清政府颁布了一系列鼓励政策而且伴随着股份经济在中国的发展，清末完全由私人合股开办的企业也如雨后春笋般出现。1901～1911年间，中国先后创办新式厂矿企业386家，资本额达8.8亿多元，华商在机械制造、电力、采矿、棉纺和其他工业方面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华商股票的发行量也随之大幅度的增加。这类股份制企业由子没有官方的掣肘，实行了更为严格的经营管理，企业管理的民主化，科学化色彩更浓．如张謇发起创办的大生资本集团，从1896年筹建起，每年都有一份详细的“帐略”和“说略”。“帐略”是围绕着盈亏计算与分配的会计报告之一。“说略”是系统反映一年来企业经营活动全过程及共结果的会计报告，具有全面总结的作用。

20世纪初以后，官办，官督商办的企业迅速向民间化的股份企业转化。如清季最大企业汉冶萍公司，首身汉阳铁厂，大冶铁矿系1890年由张之洞奏准开办。1896年因款项告馨，官力不继，奏准招商，由盛宜怀集股一百万两代表股东承办此厂，从此改为官督商办。1908年，汉阳铁厂、大冶铁矿和萍乡煤矿，合组成完全商办的股份有限公司，“其时老股三百万元，又老商加以二百万元，共合五百万元，由农工商部查明给照，此后又招得新股八百余万元，截至宣统三年止，前后共招股份一千三百余万元”。轮船招商局也于1909,年8月在上海张园举行第一次股东大会，选举首届董事会，行使企业管理经营权。

随着股份制企业的发展，清政府于1903年颁布了由载振，伍廷芳起草的《大清商律》其中包括商人通则9条和公司律131条。公司律规定的公司种类有合资公司、合资有限公司、股份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4种。其有关股份经济的规定一直沿用到民国初年。

1895年后大清国股市第二次高潮的出现，尤其是银行的创办和商办铁路公司的出现，证券交易又渐有起色。银行股票和铁路股票、债券成为交易买卖的新热点。1897年在上海成立中国通商银行后，清政府又采取"官商合办"的形式，设立了户部银行（1908年改称大清银行）和交通银行。此外，还有一些地方性省银行和私营商业银行也在此期设立。这些新兴的银行发行了大量的股票，这些银行股票在市场上十分受人青睐。1903年，清政府开放铁路，"寓商于路"，提倡商人设立铁路公司，集股筹资承办铁路。于是，1903-1907年，全国15个省份先后成立了18个"官商合办"和"商办"的铁路公司，发行了大量的铁路股票。这类股票一经发行，便成为市场亮点。在银行股票和铁路股票以及其他工矿企业股票发行与交易的带动下，中国近代证券市场初步形成。

公债制度也在1894年前后移入中国。1894年清政府为筹措甲午军费，仿效西方，向国内发行公债，"息借商款"。此后，又发行了"昭信股票"和"爱国公债"两次公债。在此之前。1853年上海苏松太道吴健彰为镇压上海小刀会起义，向外国洋行赊账雇募船炮，首开中国近代举借外债先河。随后海防借款、军需借款、抵御外侮借款、赔款借款、实业借款、铁路借款、矿业借款，甚至行政经费借款，一发不可收。清晚期共借外债208笔，债务总数为白银13亿多两。（而这时的政府公债由于发行量小，加之政府仍视购买公债为对朝廷的报效和捐助，故当时购入者，也不敢在市场上出售，所以还未形成交易市场）。

证券市场组织形式也有了较大的进步和发展。自上海平准股票公司倒闭后，虽先有1904年梁启超提出了组织"股份懋迁公司"（即证券交易所）的倡议，后在1907年又有上海买办商人袁子壮、周舜卿、周金箴等提出仿日本取引所组织公司的要求，但清政府未予重视和采纳。华商证券交易一直处于无组织的状态中。光绪末年，上海买办商人王一享、郁屏翰等在南市关桥开设了专营证券的"公平易"公司，不久，买办商人孙静山在上海九江路渭水坊又开设了另一家专营证券的"信通公司"，成为经营股票买卖的专业户但规模和功能远不能与原先的上海平准股票公司相比。除上述专营的证券公司外，许多茶商、钱商、皮货商、古董商和杂货商以及买办也兼做股票买卖。这些股票掮客经常出入茶馆，在经营本业的同时，还洽谈股票生意。约在1910年前后，股票交易买卖活动便固定在上海福州路的惠芳茶楼，中国证券市场进入了"茶会"时期。在这个建厂高潮中，一些民族资本企业经营颇有起色，如上海商务印书馆，南通大生纱厂，规模扩大，其集资股票在社会上流通甚广。同时国人自办铁路热潮兴起，商办的浙江铁路公司，江苏铁路公司，粤汉及川汉铁路公司先后成立，向社会发行股票，人们又开始踊跃地购买股票，这吸引了一些华商掮客从别的行业开始转向股票交易。有一个原先经营线袜业的搞客，平时靠本业收入甚微，常常入不敷出，一次有人要出售铁路公司股票lO股，此人介绍成功，获佣金38元，费力不多而收入可观，顿时使他感到股票买卖开辟了他新的前途。同时，那些兼营股票买卖的掮客，常常每天下午在四马路(今福州路)大新街(今湖北路)转角处的惠芳荣楼聚会，名曰“茶会”，实际上一面互通消息，一面在品茗之际口头拍板成交。来茶楼求购股票者，多是些拥有游资的茶商、丝商、洋行买办等。下午，这些兼营股票交易的掮客则各奔东西，或为各客邦(如京津邦、山东邦、厂东邦、本邦)票号、钱庄兜揽生意或回自己的商号经营本业。后来股票交易数量日多，茶会的形式有诸多不便，一些掮客干脆在旅馆租上一个房间．或在某个商号内挂出一块招牌，上写：“某某股票公司----代客买卖各种股票----内国公债铁路证券”。随着股票营业日见发达，一些兼营股票的掮客便完全脱离本业．集中在石路（福建中路)一带，专营股票买卖了。

　　茶会时代的股票买卖方式，尚处于原始状态，一切交易，都是现货买卖，没有约期买卖和定期买卖。一些零星交易，往往是先由掮客收买，等到集成一笔整数，再转售给他人，如碰到数额较大的股票出售，掮客财力不足，便由出售人委托掮客，代觅买主，待买主找到，掮客便收取一定的佣金。股票买卖价格，多半由掮客定出，求售之人，只望早日脱售，故对股票价格并不斤斤计较，成交佣金的收取，也无限制，所以股票掮客获利不少。

外商在华组织的证券市场也有了迅速的发展，最显著的表现是上海众业公所的设立与发展。原先设立的西商上海股份公所1895年以后因俄法借款、英德借款和英德续借款等金币公债，以及怡和、老公茂、瑞记、鸿源等大纱厂新股票的面市，业务发展出现了较大转机。1898年，该所修订了章程，但仍无固定交易场所，证券的交易买卖，多在旧西商总会内或在汇丰银行门前阶沿进行。到1900年，英商趁八国联军入侵的混乱之际，攫取了中国的开平煤矿，由于这一产权的中外转移，原持有该矿股份的华人纷纷将股票出售或转让，给原来不甚景气的股票交易市场带来了新的刺激。同年，上海股份公所在旧西商总会租定了部分房屋作为固定的所址。1903年，上海股份公所酝酿改组为上海证券交易所，1904年，按香港《股份有限公司条例》在香港注册，定名为上海众业公所。该所采取会员制，只有会员才能参与证券交易，公所成立不久，会员即扩充为100人，其中西商会员87名，华商会员13名。交易买卖的证券有中国和远东各地的外商公司股票和公司债券、南洋各地的橡皮股票以及中国政府金币公债，（注：《民国经济史》，第153页，上海银行学会编，1948年版。）后来又增加市政公债。当时进入这个市场开拍的股票先后有：公和祥码头、椰松船厂、公益纱厂和其他一些橡皮股票。1909年又迁址上海外滩1号。

在时隔1880年代股票买卖高潮近三十年之后的1910年，上海又出现了第二次股票买卖的高潮，只不过不同的是这次买卖的对象不是中国自己的企业股票，而是中国人很不熟悉的远在国外的外国橡胶公司股票。

二十世纪初，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和 交通 工具的发展，特别是新兴汽车工业的迅速发展，导致国际市场上对于橡胶的需求量急剧增加，例如美国的橡胶进口值1908年为五千七百万美元，1909年就急增至七千万美元左右。 英国橡胶进口值1908年为八十四万英镑，1909年便增为一百四十一万英镑。 但当时天然橡胶的供应量有限而人工合成橡胶的技术尚未发明，因此，供求 规律 必然导致橡胶价格迅速上涨。事实确实也如此，据当时资料记载，从 1909年开始，“在伦敦，橡胶热潮异常高涨，橡胶公司相继成立。到本年（1910）4月已达顶峰，出现了橡胶每磅价值十二先令五便士的记录，把橡胶股票市场搞的一片混乱”。 而在正常的情况下，橡胶价格即使加上充分的利润也不过每磅二至三先令左右。 在橡胶需求量和价格持续增长的背景条件下，投资橡胶产业很容易被看成是获取暴利的便捷途径。因此，到1910年初时，设在橡胶主要产地南洋（即东南亚的马来和爪哇一带）的橡胶公司，已达122家之多。

国际市场上对橡胶需求的这种变化和价格增长情况，不可能不触动各国在上海的洋行，还在1903年，英商麦边洋行就在上海设立了以经营橡胶园、石油和煤，以及采伐木材等为业务的兰格志（橡胶产地名）拓植公司，极力宣传其发行的股票获利前景光明。这家公司还得到外国银行的支持，获得其发行的橡胶股票可以按照票面额在上海外国银行押借现款的权利。 此后， 从1909年开始，到上海来招募股份发售股票的外国橡胶公司迅速增加。这些公司除了在上海的报纸上刊登广告进行宣传外，还通过上海的洋行具体经办和发售股票，并在上海的外国银行开户。如志摩合众橡树地产有限公司在《时报》上刊登广告，招募“股本英金壹拾壹万磅，计分二十二万股，每股英金十先令”并由公益洋行经理，向德华银行开户。 爪哇橡树地产有限公司由汇通洋行经理，向麦加利银行开户。 英脱内训纳而橡树公司由进益洋行经理，在麦加利银行开户。 泰平橡树公司由壳牌洋行经理，德华洋行则“代客买卖各种橡皮股份” 等等。

随着外国洋行的大力宣传和国际市场上橡胶价格上涨讯息的不断传入，这种种因素的综合作用，终于使得上海的橡胶股票交易逐渐升温并越来越热烈，不但一般商人，就是普通市民、地主以及一些完全没有股票交易经验和完全不懂橡胶知识的人，为获取利益，也争先恐后的加入到购买橡胶股票的行列中。到1910年三、四月间时，股票交易的景气已上升到顶点，这时，虽然“可异者市中尚有不知橡皮为何物者”，但是“橡皮市面大盛”的局面已经形成。 为了争购橡胶股票，甚至有人“投出多年的积蓄尚且不以为足，进而变卖家人的衣装、首饰等物，竞相购买橡胶股票”。 上海市面上还推出“南洋一百二十二橡皮公司中西名目股份原值表说”和“定价每本大洋二元”的《上海橡树公司一览表》等书出售。 而且，从这类书需提前交钱购买“预约券”的情况来看， 也可想象橡胶股票交易当时在上海已进入何等“热狂”的状态。这一点，正如其后有人描述的那样：“不知怎样，那时人心忽然对南洋树胶大发热狂，只要有一洋人，刊布一种计划书，说‘在某处地方，购得一所橡胶园，或者还是一块待垦的荒地，可种橡胶若干枝，几年之后，可以获利若干万，而且利益是年年加增’”，就“ 自然 会有人辗转委托，向他加价买进股票，而且还加价卖得出去”。 在这种情况下，上海橡胶股票的市场价格迅速攀升，投资演变成为投机就不是一件奇怪的事情了。据记载，1909年4月4日时，上海成立最早的橡胶公司兰格志在市场上的价格是每盘（每盘为十股）780两，时隔一个多月，到5月16日时就已涨到1160两。1910年4月9日时更高达1475两。地傍橡树公司的股票价格1910年2月19日时为25两，同样时隔一个多月，4月6日时即上涨一倍达到50两。柯罗麻公司的股票价也同样如此，1910年2月16日时为17.5两，经过一个月，到3月17日时就已上涨到36两。 这种橡胶股票价格在市场上猛涨的状况，又诱使更多认为购买橡胶股票有暴利可得的人参与进来，种种因素彼此作用，相互推进，使得上海橡胶股票市场更加升温。

在这场橡胶股票的大投机中，值得注意的是中外金融机构的参与和推波助澜。在华外商银行除前面提到的允许橡胶股票可按票面额押借现款外，不少外国银行还向中国的钱庄和个人发放了大量用于购买橡胶股票的贷款。同时允许中国钱庄用庄票作为购买橡胶股票的支付手段。这些做法加上上海橡胶股票市场的火爆，使得上海的钱庄主十分活跃，利用外国银行的贷款进行橡胶股票投机。尤其是具有洋行买办和钱庄庄主双重身份的人，更是利用自己的便利条件大肆进行这种交易，其中，既是茂和洋行、新旗昌洋行和利华银行买办，又是正元钱庄庄主的陈逸卿就是典型的一例。在橡胶股票的投机中，陈逸卿不仅倾出自己的全部家资购买股票，还利用自己是正元钱庄庄主、兆康钱庄股东的身份，调用大量资金套购橡胶股票，甚至不惜向汇丰、麦加利等外国银行借贷，大量的进行橡胶股票的投机。正元、兆康和谦余是上海钱庄业中很有实力的三家钱庄，这三大钱庄对橡胶股票的买卖，又影响和吸引更多的钱庄参与其中。这样一来的直接后果，是“中国银行（钱庄）里的商业资本，几乎完全被投入橡胶股票的交易中去了，可用于正常商业活动的资金，却差不多完全陷于枯竭状态”。 据估计，在这场橡胶股票的投机买卖中，“正元收购该项股票竟达三、四百万两之巨。尚有兆康、谦余等十余庄，亦有巨额购存，视为无上资产”。 毫无疑问，上海钱庄对橡胶股票的大肆投机，已脱离了正常的商业轨道，从而蕴藏着巨大的风险。而且作为中国乃至远东的金融中心，上海不仅集纳了中国民间的大量资金，而且清政府的主要海关收入及对外的巨额赔款也都集中于此。1904年,大清商务部 (“商部”)就盯上了这笔国有资金，向慈禧太后打了个报告，说这笔国有资金闲着也是浪费，不如在动用前先拿来生息，算下来每年可得近50万两，划给商部使用，就可以推行一些新政，这“实于商务大有裨益”。在官员们信誓旦旦下,老佛爷便同意了将上海的国有资金投向“殷实庄号”生息。表面看来，这是一桩官民双赢的好事，但如何选择“殷实庄号”、利息如何计算，就完全属于经办官员们“研究研究”的范围内了。在上海的橡胶股票投机狂潮中,这些巨额的国有资产，自然也通过“殷实庄号”的渠道，大量地流入了股市，对股市起到了巨大的哄抬作用。

在这场橡胶股票的买卖高潮－－亦是投机中，中国人投入的资金数量到底有多少呢？这里有几个数字可供 参考 ：《宣统二年通商各关华洋贸易总册》对当时上海橡胶股票交易情况所作的叙述为：“细核该股份之涨价，计达六、七月之久。上海股票公所之名簿上，该公司（指橡胶公司）又加三十五，被撄资本银二千万两。且由上海兑款至伦敦购买该股分者，为数亦甚巨”。 日本东亚同文会的调查报告认为，橡胶股票的投资总额约为六千万两。其中，中国人的投资额约占70%－80%。 在中国人的投资额中，投入上海市场的数额约为二千六百万－－三千万两，投入伦敦市场的数额约为一千四百万两。 合计约在四千至四千五百万两之间。

但是，在不长的时期里有如此巨额的资金用于股票投机，不仅会导致国内金融市场上金融涩滞，银根紧张，而且国际橡胶市场上只要出现变化，就必然会对上海造成直接的冲击。事情果然如此，就在上海橡胶股票价格景气达于顶点之时，一场因国际橡胶价格暴落而引发的巨大金融风暴袭击了上海。从1910年7月初开始，伦敦市场上橡胶行情急剧下落，4月时每磅橡胶价格还高达十二先令五便士，到7月底便降到九先令三便士，随后更猛跌到六先令。 伦敦市场上橡胶价格的猛跌，起因于世界橡胶的最大主顾美国对橡胶实行了限制消费的政策。 其他国家也因橡胶价格过高而控制了使用。国际市场上橡胶价格猛跌的讯息传到上海，立即引起了上海的恐慌，而这时，平时经常向中国钱庄提供贷款的外国银行，“看到市场上发生了混乱现象，便忙于催索贷款，结果使中国钱庄里的华商商业资本完全枯竭，各银钱业之间也完全无法融通了”。 外国银行这种落井下石的做法，“自六月望日至七月初旬凡半月间”达到了顶点，“无日不在迫索中”。 而这时钱庄亏欠贷款的总数已达一千一百三十六万两， 如今，“发动机”骤然停火，股票狂跌。正元、谦余、兆康三家钱庄，率先于7月15、16日两天倒闭。这三家钱庄的庄主，把钱庄当做私人提款机,滥发庄票，大肆炒作橡胶股票，结果股市狂跌后，造成数百万两资金被套，周转失灵,只好关门大吉。

　　上海市面立即大为恐慌。外资银行见状,为免遭受池鱼之殃,准备收回拆借给中国钱庄的所有资金，这等于是火上浇油。随后,森源、元丰、会大、协大、晋大等钱庄相继倒闭

　　在危机面前，上海地方政府的行动可谓相当迅速。在正元钱庄等停业的当日，就将相关钱庄的有关人员及账本等控制羁押。上海道台蔡乃煌与商会人士紧急磋商，决心政府救市。

　　7月18日，蔡乃煌携商会会长(“总理”)周金箴乘坐专车前往南京，向上司两江总督张人骏汇报请示，返途中又到苏州向另一上司江苏巡抚程德全请示。当时钱庄的信用已经崩溃，从外资银行再借款的话，必须由政府出面进行担保。张人骏立即电奏中央，北京随即批示，同意由政府出面担保钱庄从外资银行借款，以维持市面。北京外务部将此救市决定照会各国驻华公使。

　　8月4日，汇丰、麦加利、德华、道胜、正金、东方汇理、花旗、荷兰、华比等九家外资银行，向上海借出了总数为350万两的款项，钱庄则将相应数额的债票押给银行,由上海道台在债票上盖章背书，作为政府担保，钱庄还款后债票交道台注销。这么大笔的紧急借款，各外资银行并未趁机收取高息，年息只有4厘，大大低于市场行情，等于是金融援助。但为了防止“大清特色”的人亡政息，合同中特别约定了本项借款 “由现任道台及后任道台完全担保”。

　　在出面担保借款之外，清政府亡羊补牢,抓捕各犯案金融机构的责任人。当时最重要的责任人、正元钱庄的股东陈逸卿，因是外商的买办，受到美国政府的庇护，拒绝由中方进行审讯和逮捕。而兆康钱庄的股东唐寿江曾经花钱买过三品的道台顶戴，也算是个“红色资本家”，两江总督张人骏只好先请旨将其革职，然后查抄家产：但刚脱掉了这位唐寿江的“红”帽子，又发现他还戴了顶“蓝”帽子：他已经加入了葡萄牙国籍,拿着洋人的“派司”,是外籍华人了。张人骏也不示弱, 赶紧“依法办事”，查出了葡萄牙民法有明确规定，不准他国的官员申请入籍,而唐寿江毕竟是大清国的堂堂三品道员，正好不符规定,照抓不误。

　　一边借款，一边抓人，眼看在政府的干预下，上海的市面稳定了下来。　　

　　危机的第二冲击波来自上海最“牛”钱庄源丰润。源丰润老板严义彬不仅是个“红顶商人”，而且“红得透顶””：他的钱庄吸纳了大量国有资金的存款，甚至连由政府担保、刚从外资银行借到的救市款，也有很大一部分先存在它的户头上：更为牛气的是，纯国资的海关收入，按规定应存在官银号中，但海关银号“源通” 也是这位严义彬名下的资产。这样“又红又专”的钱庄，在危机中便俨然中流砥柱，而官员们也是以维护老严就等于维护上海的稳定这样冠冕堂皇的理由，将公款尽量长时间地留在它的账上。问题是，“牛”透了的源丰润却已外强中干：严义彬的另一钱庄德源,在股灾中亏损严重，源丰润的资金被大量抽去挽救德源，源丰润其实已经被蛀空。

　　被蛀空了的源丰润终于被一阵来自北京的微风吹倒。9月27日,是清政府向西方列强支付当期“庚子赔款”190万两的最后日期：但在还剩9天的时候，上海道台蔡乃煌突然致电财政部(“度支部”)，说赔款专用的200万两白银都存在各钱庄，无法提取,请求由大清银行紧急拨银200万两垫付。度支部认为，这是拿稳定市场作为借口,骨子里是地方官们“罔利营私”,立即对蔡乃煌进行弹劾,并警告说:“倘此次无银应对，外人必有枝节，贻误不堪设想。”一看可能惹出外交麻烦，中央被震怒了，立即下令将蔡乃煌革职，并命令两江总督、江苏巡抚等会同蔡乃煌，必须在两个月内将所有经手款项缴清。

　　巨额公款提取后，源丰润终于轰然而倒，余波殃及全国。清政府无奈，又只好出面救市：一方面从大清银行紧急调款100万两到上海，另一方面再由政府出面担保，从汇丰银行借款200万两，给各钱庄应对危机。张人骏、程德全等高官，也奉旨亲临上海“灾区”现场办公。到1911年时，其对上海钱庄业造成的影响正如当时人评论：“自去年橡皮股票惹起市慌，一时风潮所及，震动全局，倒闭者有之，收歇者有之，驯至今年（即1911年），则只存30余家，比较上年减去十之五六”。

　　一边是体制层面的“放火”，一边是技术层面的“救火”，大清国在不断的自我折腾中，迅速地消耗着残存的能量。此时，辛亥革命的曙光,已经隐隐出现在天际……

此文至此应已告一段落，各位大人的鲜花很是让小生汗颜，小生除却一些文字的衔接，动的都是些网文的裁剪功夫（纯盗版，希望不会被追究版权），虽然一直在补充修饰，但裁剪得粗陋之处，还望各位大人海涵。

繁荣和崩溃总是围绕经济的主旋律，纵观晚清的股市，也有垄断官办的大蓝筹，也有技术创新的中小板，股民的迷惘和疯狂似乎还体现着今人的注脚。

铜山西崩，洛钟东应，全球经济之间的联系愈加紧密。面对美国经济再次陷入房地产周期的形势，2007年那场次贷危机引发的灾难，让中国经济也开始感受到明显的外部冲击，并且出现了适当调整。诚然，在我国此轮经济调整中，更多的还是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内在的要求。除了产业结构的技术升级与加强国际竞争力的客观层面的原因之外，市场的快速膨胀也遭遇越来越多的瓶颈和压力，因而调整并回归价值基本面成为必然。不过，纵观300来年的经济发展历史，人们虽然在探究经济周期方面已经走得很远了，也认识到反周期的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但是，正如本书作者拉斯·特维德想象亚当·斯密先生可能会说的："即使最优秀的专家对处于周期性背景下的经济运行提出合理建议时，他们也从来不会有绝对的把握。因此，无论是商业经理、金融投资者、企业家或者是财政大臣，研究经济周期这个现象总会具有挑战性。"不过，在熊彼特看来，周期是驱动创造性毁灭和经济增长以及复兴的关键力量。因此，即使在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的时候，这位风度翩翩的先生在哈佛大学的讲堂上还是娓娓道来："先生们，你们在为萧条而担忧。这大可不必。对于资本主义来说，萧条是一种很好的清醒剂。" （摘自《逃不开的经济周期》）

谈笑间，沪指已经冲上2700，那2008的惨状似乎已烟消云散，股票又成了人们茶余饭后津津乐道的谈资，媒体、机构已在憧憬10000点的盛况，所谓通胀效应、泛通胀概念、重组小道消息满街横飞，热血、疯狂、牛市似乎又成了现在的主题。只是不知道是否还有人记起那200年前上海四马路和大新街转角处的惠芳荣楼飞扬的纸屑，那黄浦江污秽天空上飘荡的哭号？

几番风雨几番愁……

如此……

幸甚……

读史使人明智。

多谢介绍！否则哪能搜到如此好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