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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北朝志-第五章 帝国的兴起-其六十六 胡夏的覆亡(补一) -- 南北朝大蟑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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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北朝志-第五章 帝国的兴起-其六十六 胡夏的覆亡(补一)

柔然惨败,但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我们却无法指责作为它的盟友的胡夏。事实上,唇亡齿寒的道理,赫连定也很清楚,虽然在《魏书》等流传到现代的史料中充满了对这位胡夏的末代国王的蔑视和嘲笑,但历史,终归是由人写成的,假若吹开那些扑朔迷离的尘雾,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或许依然是一个强悍的背影。

“是月(公元429年),赫连定来侵统万,东至侯尼城而还”《魏书.帝纪第四》。这是史书上关于胡夏在这次北魏伐柔然一战中不多的几个记载之一,而结局则正如我们所知道的一样,赫连定的这次试图挽救柔然的举措和不久之后整个胡夏王国的命运一样,无可奈何的失败了。

赫连定的失败,如仅仅从史书的记载来看,原因或者极其简单。他选错了攻击的方向而已。我们知道,这个时候,对于已经占据了长安的赫连定来说,北可取和龙,平城,南可夺淮北,淮南,实在是进退自如。但他却舍近求远,偏偏兵进统万。那统万又如何是说得就得的,赫连勃勃建城毕尔万工亡,实在是天下坚城。赫连定空耗兵力也见得是自然之事,武夫之勇,匹夫之见...或者很多的意见会归纳到这一点上去吧。

但是,或者事情的结果并不是这样呢?如果换一个视点来看的话,或者不难发现赫连定选择统万作为目标的用意所在了。首先,从要平定胡夏内部的分裂势力来说,赫连定便不得不选择统万作为他的目标。在上文我们已经分析过了,拓跋焘封赫连昌为会稽公,求名是空求利是实。以赫连昌之名而号召胡夏对赫连定不满者,实在是使兵不若用民的高计。而在这样的情况下,为了彻底的将赫连昌沦为废子,夺下自赫连昌之手失去的统万城就是一招既可安民又可奋军的妙手,赫连定并不是疯子,他也是看到了个中的利害关键。其二,从战略角度来看,虽然关中在手,但统万就如一个楔子,将胡夏此时的国土一分为二,如果赫连定视统万而不顾的话,那么在将来,如果要以关中为基点而进讨魏国的话,东进的胡夏军随时要面临来自后方的危险。这一点,是任何一个稍有头脑的上位者都不能不考虑到的问题。其三,此时的魏军,已经连连失却长安一带的重要据点,赫连定难免判断魏军在统万也将会如在长安一样弃之不顾。这一方面,虽然赫连定看高了胡夏军的威慑力,但事出有因,实难指责太甚。

从以上各点来看,赫连定在这个时候欲夺统万,实在是再道理不过的事情了。但兵战凶险,结果如何也并不是他所能预料。在这点来看,古语有云,胜败乃兵家常事,实在是太妙不过。赫连定定则定矣,奈何成事在天,谋事无益,唯有面墙而泣,“(赫连定)望统城泣曰:‘先帝若以朕承大业者,岂有今日之事乎!’”《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二十一》。至于那位继承了赫连勃勃大业的赫连昌,此战过后,被北魏看高一线,封为秦王。

还是回过头来说说北魏的情况。柔然已定,拓跋焘却丝毫没有休息的时间。北土柔然初定,将士多有赏赐,不由得让南方的众将心急火燎。有好事者就开始怂恿拓跋焘先声夺人,南下攻宋,以保一方太平。幸亏拓跋焘心有犹豫,问策与崔浩。“此不可从也。往年国家大破蠕蠕,马力有余,南贼震惧,常恐轻兵奄至,卧不安席,故先声动众,以备不虞,非敢先发。又南土下湿,夏月蒸暑,水潦方多,草木深邃,疾疫必起,非行师之时。且彼先严有备,必坚城固守。屯军攻之,则粮食不给;分兵肆讨,则无以应敌。未见其利。就使能来,待其劳倦,秋凉马肥,因敌取食,徐往击之,万全之计,胜必可克。在朝群臣及西北守将,从陛下征讨,西灭赫连,北破蠕蠕,多获美女珍宝,马畜成群。南镇诸将闻而生羡,亦欲南抄,以取资财。是以披毛求瑕,妄张贼势,冀得肆心。既不获听,故数称贼动,以恐朝廷。背公存私,为国生事,非忠臣也”《魏书.列传第二十三》,崔浩此番的见解,实在是不凡,“尪纤懦弱,手不能弯弓持矛,其胸中所怀,乃逾于甲兵”,拓跋焘的评论,可以说是一语中的。

但北魏不去招惹刘宋,却并不意味着刘宋的上位者们就能息止干戈。这次出来的却是才被划归为“龟鳖小竖”的一流的刘义隆。按南朝刘宋的宋文帝刘义隆其人,是为刘宋开国皇帝刘裕的第三子,小字车儿,博涉经史,善隶书。《宋书.帝纪第四》称“纲维备举,条禁明密,罚有恆科,爵无滥品”,而司马光则认为是“帝性仁厚恭俭,勤于为政,守法而不峻,容物而不弛。”《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二十三》,是以有元嘉之治。但此人治国或者尚可,用兵确非所长,兼之性有猜疑,在外诸将难以便宜用事,好名贪利,往往以一小而失百大,却是苦了这百姓,也最后害了自己的性命。

公元430年,也就是北魏神麚三年,刘宋元嘉七年的三月,“自践位以来,有恢复河南之志”的刘义隆终于按捺不住了,宋军诸军并发,威胁魏国虎牢一线。而诸军的序列大致如此“戊子诏简甲卒五万给右将军到彦之,统安北将军王仲德、衮州刺史竺灵秀舟师入河,又使骁骑将军段宏将精骑八千直指虎牢,豫州刺史刘德武将兵一万继进,后将军长沙王义欣将兵三万监征讨诸军事。”《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二十三》,“七年三月,诏曰:‘河南,中国多故,湮没非所,遗黎荼炭,每用矜怀。今民和年丰,方隅无事,宜时经理,以固疆场。可简甲卒五万,给右将军到彦之,统安北将军王仲德、兗州刺史竺灵秀舟师入河;骁骑将军段宏精骑八千,直指虎牢;豫州刺史刘德武劲勇一万,以相掎角;后将军长沙王义欣可权假节,率见力三万,监征讨诸军事。便速备办,月内悉发。’”《宋书.列传第五十五》。

在这之前,刘义隆也没有忘记先通知拓跋焘一声,“先遣殿中将军田奇衔命告焘:‘河南旧是宋土,中为彼所侵,今当修复旧境,不关河北。’”,堂堂皇皇,却是一战。而对上这样的一个对手,这次的苦主拓跋焘也算是开了眼界,哭笑不得,“焘大怒,谓奇曰:‘我生头发未燥,便闻河南是我家地,此岂可得河南。必进军,今权当敛戍相避,须冬行地净,河冰合,自更取之。’”《宋书.列传第五十五》。虽然“我生头发未燥,便闻河南是我家地”,也曾经“帝闻刘义隆将寇边,乃诏冀、定、相三州造船三千艘,简幽州以南戍兵集于河上以备之。”《魏书.帝纪第四》,但毕竟此时魏军精锐多在西,北两线,南方空虚且季节不利于魏军却是事实,拓跋焘心有不奈也无可奈何。只好“今权当敛戍相避”。

魏军力有不逮,朝中大臣们则议论纷纷。有一个意见一时占据了上风,便是利用这个时候投靠了魏国的前晋朝宗室司马楚之,仿赫连昌例,来离间宋国的民心。这个意见遭到了崔浩的强力反对“彼闻幽州已南精兵悉发,大造舟船,轻骑在后,欲存立司马,诛除刘族,必举国骇扰,惧于灭亡,当悉发精锐,来备北境。后审知官军有声无实,恃其先聚,必喜而前行,径来至河,肆其侵暴,则我守将无以御之。若彼有见机之人,善设权谲,乘间深入,虞我国虚,生变不难,非制敌之良计。今公卿欲以威力攘贼,乃所以招令速至也。夫张虚声而召实害,此之谓矣。不可不思,后悔无及。我使在彼,期四月前还。可待使至,审而后发,犹末晚也。且楚之之徒,是彼所忌,将夺其国,彼安得端坐视之。故楚之往则彼来,止则彼息,其势然也。且楚之等琐才,能招合轻薄无赖,而不能成就大功。为国生事,使兵连祸结,必此之群矣。臣尝闻鲁轨说姚兴求入荆州,至则散败,乃免蛮贼掠买办奴,使祸及姚泓,已然之效”《魏书.列传第二十三》。我读《魏书》到此,不免掩卷长叹。崔浩何其狂也,同为朝臣,“楚之等琐才,能招合轻薄无赖,而不能成就大功”一句,岂不灭了他人心思,所谓太刚而折,崔浩之祸,只怕就此埋下。

崔浩固然极力反对,但拓跋焘还是采用了这个意见,“六月,诏平南大将军、假丹阳王太毗屯于河上,以司马楚之为安南大将军、琅邪王,屯颍川。”《魏书.帝纪第四》。从后续的发展来看,崔浩此举,虽堂堂皇皇明为魏国,但排除异己恐怕更是本意。按司马楚之其人,字德秀,晋宣帝弟太常馗之八世孙,《魏书.列传第二十五》中有一个他的小故事是这样的“楚之少有英气,能折节待士。与司马顺明、道恭等所在聚党。及刘裕自立,楚之规欲报复,收众据长社,归之者常万余人。刘裕深惮之,遣刺客沐谦害楚之。楚之待谦甚厚。谦夜诈疾,知楚之必自来,因欲杀之。楚之闻谦病,果自赍汤药往省之。廉感其意,乃出匕首于席下,以状告之曰:‘将军为裕所忌惮,愿不轻率,以保全为先。’楚之叹曰:‘若如来言,虽有所防,恐有所失。”谦遂委身以事之。其推诚信物,得士之心,皆此类也。’”,如此人物,被崔浩贬为“琐才”,实在让人心有不平。

司马楚之出镇南方,效果不错,“时南籓诸将表刘义隆欲入为寇,以楚之为使持节、安南大将军,封琅邪王,屯颍川以拒之。其长史临邑子步还表曰:‘楚之渡河,百姓思旧,义众云集,汝颍以南,望风翕然,回首革面。斯诚陛下应天顺民,圣德广被之所致也。’”《魏书.列传第二十五》。虽然《魏书.列传第二十三》,也就是崔浩本传认为,“于是贼来遂疾,到彦之自清水入河,溯流西行,分兵列守南岸,西至潼关。”,但如果对照《宋书》以及《魏书》中的记载来看,我们不难发现宋军这次的进攻,最远也不过到了了颍川(今河南省禹州市)一带。不要相信“今当修复旧境,不关河北”之类的说辞,如果刘宋真的有能力的话,或者他会一直打到北魏亡国灭种。北魏在兵力不足的情况下得以确保南线一带的僵持,这也是不久之后拓跋焘成功灭胡夏的关键。由此来看,司马楚之之功劳,实在是莫过大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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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辛苦啦,读史到此地步,佩服佩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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