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基辛格论社会演变 一 -- bbceve

法国愤怒中年托克维尔说过，多少老东西换了个马甲就被当成新大陆大肆宣扬。这句话在非自然科学的领域很适用。今天关于中国的争论，某些部分其实就是当年关于苏联争论的再版。

文摘的内容是基辛格59年的 选择的必要 的最后两章。所谓好的东西往往能穿越时空。

主要摘录的是关于国家内部演变的内容，谈论苏联外交政策影响的部分跟中国情况距离较远（苏修帝国主义不是白叫的），同时为了阅读方便需要，所以会对文字有所删减。而且里面很多文字的背景是以西方的情况为没有明写的基础，请勿对号入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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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共产主义，常常的说法是由于苏联生产的消费品增加，它会变成一个越来越注意物质舒适的社会。随着生活水平和个人-社会关系网络的发展，他们会施加更多压力去要求西方现在已经有的自由。工业化需要技术人才，教育培养怀疑精神。经理阶级不会屈服于国家压力。因此西方的一个主要目标是促进这种有益的转变。

对于新兴国家问题也提出了相似的主张。他们认为这些国家是在工业发展的起步阶段，发展经济的要求要比发展政治组织的要求更重要。促进工业化和生活水平提高的能力是对政治领导的主要考验，比“自由”“人类尊严”这些名词更有意义。方法要服从目的。所以在这个阶段中的一定时期，出现独裁统治是很可能的。按照这种想法，西方在新兴国家中提倡自己的政治形式和珍视的信念是重大的错误，这些国家要么不理解，或者是理解成一个改头换面的外国干涉。

根据这种说法，西方在不发达地区的希望在于发展当地的经济。与共产党的竞争就是证明西方能比共产党国家更有效提高生活水平而无需实行计划经济这种控制方法。而且对生活消费品的需要也会自动促进政治制度向自由的方向发展。所以，演变新兴国家和共产主义的方法不是以思想传播作为起点去影响政治，而是希望经济发展带来的政治发展。

但是，这种理论恰恰是更为纯正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结构决定上层建筑。这种理论与共产主义国家国内的学说拥有相同的出发点和逻辑，不同的，仅仅是结论。这不是哲学论证，更接近宗教里面那种正统性的竞争。区别只是与发达的工业化适应的政治形式是哪一种而已。

东方用这种哲学来激励人们努力，历史演变的规律意味着他们要实践以顺应历史潮流。在西方，这种历史演变规律被作为无所作为的借口。结果就是共产党的胜利更多地是因为他们对于自己预测的未来坚信不疑而非他们的预测真正是历史潮流。

西方的演变理论，更多地反映的是西方的态度而非预测未来。在西方经济占优的时候，他们相信经济优势会带给他们胜利，却从未给出这中间的联系。但是更愚蠢的是，以为苏联经济成就达到西方水平时，苏联就会变成西方那样温和的国家。这些关于经济与外交、工业化和政治制度、教育和怀疑精神的关联性论点，并没有得到足够的历史证明。德国、日本都是活生生的例子。德国的大学和官僚机构、经理阶层没有对极权主义说过不。相反，这些阶层都是统治者的坚定盟友。在许多世纪、许多国家里面教育股票每股自拍就是灌输思想，而多数时候这些工作都会成功，特别是当用人的一生而非外在的世纪作为衡量标准的时间。

所有的传统民主社会中，政治制度的框架是在工业革命之前也已存在，美国宪法写于农业社会时代，英国亦然。政治制度的重要特征是经济发达之前就奠定了的，经济发展时代的政治发展是对它们的扩大、完善。

如果工业化与民主有关系，那么这种关系应该表述为：十九世纪人们认为政治自由是经济发展的手段。民主被视为最进步的政府形式。这种观念从道德以及提高物质福利两个角度来看，都是这样。封建统治令社会中最有才能与事业心的人不能参与政治事务。重商主义制度利用政府限制经济互动，受到影响最大的人却没有发言权，那么他们就要早饭。在这种情况下，民主理论表达了社会最积极的成员要求参加征订影响他们福利规则的愿望。

结果就是发展民主的经济动机和自由的道德意义之间没有多少关联。民主制度的着重点是功利主义的：为最多的人谋最大的幸福。人们认为管得最小的政府就是最好的政府。放任自由的经济会自动达到这种状态，自由就是没有政府限制。在十九世纪里面人们要求政府制定法律、维持秩序、保障契约执行。但是人们又不希望它过问最基本经济法则的作用。

这表明，工业化不但没有产生民主制度，还消除了发展民主制度的经济动力。当政府鼓励经济发展的时候，人们不但不会反对现行制度还会支持它。在日本和德国里面，经理集团对民族主义的兴趣超过了自由化。

工业取决于预测能力、效率、生产力。这些都需要一定程度的立宪政治——一套共同了解并适应的规则。这种立宪政治只需要经济方面的自由，可以增加生产效率，经理集团就不会参加政治运动，工业组织是以专门化为基础的。工业界很少有反对由政治专家进行绝对控制的观念。而且工业内部就有发达的等级思想。工业的蓬勃生气是由于其组成部分能减少到操纵自如的地步。这并不意味着不会有合乎人情、开明的措施。但是这样的动机不是承认人类的尊严而是相信开明的社会政策是增加生产的最好手段，工业家在经济经验里面，不会发现有任何情况会引起对家长制的专制主义的反抗。

工业经验与十八世纪鼓舞民主革命的领袖的商业组织不同。工业企业包括操纵、专业化、指导。商业更依赖说服、一致同意和协调。工业着重增加独立核算单位的产量到最大限度。工业的试金石是效率；与其他经济单位的形式关系只限于少数具体需要。商业的本质是交换，因此其对社会趋势要更加敏感。工业要求自主，商业争取开明的社会环境。政府中居于最高职位的企业家是银行业——商业交换的最重要部分，这并非偶然。

不要忘记，不稳定会使经理集团受到损害最大。这个集团的成员是与社会拥有最重大厉害关系的个人。他们的本能促使他们在现行制度范围内活动。他们首要的关心内容是具体的技术问题而不是抽象的政治问题。他们的实用主义是促使他们适应没有变成过度专横的制度的力量。由于他们强调技术，他们一般对政治没有兴趣。工业家是不会参加革命，甚至不会参加政治斗争。

这不是说工业家对民主制度没有兴趣。作为个人他们一样重视他们社会的信念。但是这种信念不是来自工业家的身份，而是来自他们作为个人在社会中所得到的信念。

结果就是，马克思主义认为，十九世纪的工业化弊病是由于私有制引起的。现在却看见大规模工业化下的人的问题和工厂的所有者之间的关系，远不如它跟管理者的思想和信仰的关系密切。

马克思主义针对的十九世纪工业化弊病，是由于把效率和生产力当作首要目标。真正的罪恶是让工业中最重要的原则压倒了人类尊严的信念。经济发展对于进行经济最初积累的一代人来说必然是痛苦的。资本积累是以牺牲现在来满足将来的方法实现。工业化需要社会纪律和一套人们珍视的信念，以致牺牲被视为正当和可接受。西方的这种信念是放任主义经济学说和立宪政治的原则的结合，并以宗教信念为支持，如加尔文派的努力和忍耐，结果就是史无前例的资本积累过程。

这种制度的弊病不久就以马克思所不能预见的原因改善了。政治民主和普选权被证明是和经济过分不平等的现象不相容的。人民参加政治生活这件事被证明是比认为经济事务不属于政府范围内的信念更加重要。所有实行普选权的国家里面，经济情况被社会日益关注。但是争取政治自由和社会改革的斗争从来不是由经理集团作为经理集团来领导的。政治的合法地位和经济合法地位被分开，这是一种推动西方社会变革和政治变革的力量，部分来看，这种变化是偶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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