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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原创】淮海战役研究㈣·“一个好汉三个帮” -- 双石
[SIZE=3]统一指挥，“一个好汉三个帮”与“一个大佬没人帮”[/SIZE]
作者：双石
中野主力攻取郑州后，就连傻瓜都能看出徐州地区有大仗要打了。
平汉、陇海两大铁路枢纽被共军掌控，毛泽东的“战后展望”得以大体实现，当然是具有战略意义的胜利，于是，如何牵制徐州附近国民党军重兵集团，保障华野主力歼灭黄百韬兵团的作战顺利完成，就成了毛泽东与华野、中野首长最为关注的问题了。所以，就在陈邓率中野主力攻占郑州的22日子时，毛泽东就致电陈毅、邓小平，提出了中野主力攻克郑州后“直出徐蚌线”的设想：
这就是毛泽东，下一步棋总是看三步——这个设想实在是太重要了！其意义非同小可。
关于中野主力“直出徐蚌线”的意义，毛泽东在同日13时致华野饶粟谭的电报中是这样解释的：
这里，毛泽东首次提出“孤立徐州之敌”的设想，而这个设想与中野主力“直出徐蚌线”有着密切的因果关系。
中野主力“直出徐蚌线”，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中野、华野两大野战军将在同一个战场作战，两军战略上“协同配合”，将变作战役上的“联合作战”！如此，两军相互协调同步和统一指挥的问题，也就自然而然地提上了日程。所以，毛泽东才在这封致饶粟谭并中原局的电报中，向各方预作招呼：“请陈邓于攻郑胜利后，作全盘考虑电复”——毛泽东还还在该电中告知华野方面：“陈毅邓小平二同志现用陈谢电台在郑州附近指挥作战，你们及进入鲁西南之三纵均应经陈谢台与陈邓密切联络，以利配合。”而陈邓对最高统帅这个设想的反应也非常积极，当天亥时即电复军委：中野主力在攻占开封后，或出商邱，或直出徐蚌线，以“配合华野作战”。
10月23日5时，毛泽东再电陈邓并饶粟谭，明确了中野主力东进后的任务：“第一个目标是歼灭孙元良兵团，第二个目标是攻占宿、蚌”，并要饶粟谭“即令三纵、广纵及鲁西南地方兵团，准于月底进至商、砀以北，并受陈邓指挥”。
同日，华野司令部向各部下达《淮海战役预备命令》。
10月24日午时，陈邓致电军委，根据“东线打响后”可能出现的三种情况，提出了中野主力配合华野作战的三个方案，而其中之一就是与华野进入鲁西南的三、广两纵配合，“抓住孙元良而歼击之”。
这段日子毛泽东大脑活动肯定是非常紧张频繁，既要为东北正在进行的决战殚精竭虑，也在为如何调动各种力量保障华野主力歼黄作战顺利完成煞费苦心。就是对自己提出的“直出徐蚌线”，也是在心中反复掂量，盘算着利害得失——目的当然只有一个，如何最大限度地保障粟裕对黄百韬的作战打得顺手，如何最大限度地发挥中野对徐州之敌的牵制作用。10月25日3时，在收到陈邓日前午时电后，他又提出了一个“中野主力渡淮南进”案供陈邓选择：
还是那句话，如果不以后来那个演变而成的“决战”为参照的话，中野主力“渡淮南进”案也是相当厉害也相当诱人的一着棋：中野主力渡淮南进，相当于“剑指中宫”，直接威胁南京，属于“攻其所必救”！华中、徐州两“剿总”都必然会分出重兵前来“勤王”——而且很可能是如邱清泉兵团黄维兵团这样的精锐劲旅。如此，敌徐州、华中两大集团兵力必然大为削弱，也肯定会使徐州“剿总”在徐州安全和东援黄百韬之间左右为难首尾难顾，粟裕对黄百韬更可以放手大打——毛泽东在该电中对淮海战役的目标函数又作出了重大提升：“两个月内，歼灭刘峙系统五十五个师的三分之一左右，即十八个师左右，……”
然而，倘若陈邓当时就选择该案，那我们肯定就看不到后来的那个“淮海决战”了：中野主力对华野作战仍然还是“战略配合”，徐州、华中两大集团派出重兵在淮南与陈邓纠缠以解京畿之危，中野主力将疲于应对，黄百韬兵团被歼后徐州之敌可能放弃徐州倾巢南撤，华野主力也未必能捕捉到战机……
陈邓于当日申时回应军委，态度十分明确，还是坚持“直出徐蚌线”，还是坚持“打孙元良”：
二、我们意见以力求歼击孙元良为第一要着，如不好打，则向宿蚌来进攻。白崇禧已令黄维向西增援，该敌西进已来不及，只要机会好，能歼孙元良大部更为有利。
三、挺进淮南，非到万分必要以不采取为好，因为该地区狭小、滨湖，山地则缺粮缺水，大兵[团]很难机动，同时对部队情况亦不适合。现在鞋、袜、棉裤、帽子、绑带尚未补齐，财政上毫无准备及辎重不能携带。
四、如果于万分必须渡淮南进，则宜以一个纵队破击蚌埠、南京段，主力攻占定、合、六、寿、风、霍、颖诸县，背靠大别山，并打通淮南，保障后方供应线。总之实行此着，我们很难打到仗，而且可能有较大的消耗。
后来有行家这样评价陈邓当年的这个抉择：富有远见卓识！
笔者认同这个评价，这是恰如其份的。虽然无论是毛泽东，还是陈毅、邓小平，此间仍然还没有设想“决战”当然更不可能以后来那个“决战”为参照来考虑问题，但以最有效率最能发挥作用的积极行动来“配合华野作战”，却是他们上下同欲高度一致的共识。
10 月26 日，毛泽东复电：“同意你们25 日申电，以10 天行程于11 月4 日集结永城、毫州、涡阳中间地区的部署。”28 日又电：“我们同意你们不出淮南……”，“你们在徐蚌线以西地区出现，对整个敌人威胁极大，这种威胁作用，胜过在汴徐线上打一胜仗。”
然而毛泽东对“出淮南案”那个“剑指中宫”的作用似乎还是比较留恋和钟情，因而在同一电中又出了一个“折衷”的主意：“请考虑到达毫州、涡阳、永城中间地区休息数日后，第一步是否可以分路攻占毫、涡、蒙三城。估计三城占领，淮南即将震动，孙元良、邱清泉两部将被调动，而你们行动目的，是调动孙、邱，主要是调动邱清泉。”
笔者再一次站在“事后臭皮匠”的角度客观而言，毛泽东这个“折衷”折得不怎么样。如此一分兵，淮南倒是有可能“震动”，但对徐州之敌的威胁不大，南京恐怕也“震动”不了，既难起到“出淮南案”那种“剑指中宫”的作用，也会减弱对徐州之敌的直接牵制作用，远不如中野主力全部“直出徐蚌线”所达成的效果来得直接了当！“两面俱到”的结果，有可能是两面俱不到！
由此也可以想见毛泽东在反复掂量各种方案时的那般紧张和忐忑。
不过毛泽东就是毛泽东，两天后他也把思路理清楚弄明白了——30日，军委电告陈、邓：“前电曾要你们攻占毫、涡、蒙三城意见不当，请你们一直进至萧县地区，对徐宿、徐砀两线相机行动为宜，并争取五、六日到达。”
中野主力“直出徐蚌线”，最终敲定！中野、华野两大主力联合作战格局，最终敲定！
10月31日晨时，在确悉统帅部和陈邓最终确定中野主力将“直出徐蚌线”后，粟裕即电军委及陈、邓，提出：“此次战役规模很大，请陈军长、邓政委统一指挥。”同日亥时，陈邓也电告军委及华野饶粟谭，提出了“与华野同时开始进入战斗”的三个作战方案，表示将力争实现“我以一部协同三广两纵，箝击邱敌一部，其余全部歼灭孙兵团一部或大部”的第二方案，而“第一、第三两方案虽都纯是大消耗仗，但我们当动员部队用一切努力，不顾伤亡，达成箝制邱孙两敌之任务。”
陈邓还主动提出：“因华野作战计划中未派队攻击徐蚌段，我们拟以豫皖苏部队担任”。
11月1日17时30分，军委复电陈邓，决定“整个战役统一受陈邓指挥”，并同意由陈邓临机决定所提出的三个备选方案。次日午时，陈邓复电军委，报告当面敌情并提出根据新的敌情拟定的三个备选新方案，并表示；“本作战我们当负责指挥，惟因通讯工具太弱，故请军委对粟谭方面多直接指挥”，“华野三纵与我们电台还未弄通，请粟谭转令该纵注意勾[沟]通”。（该电前不久被某位“野史专家”发挥成了一个据称“将来会入正史”的谣言，笔者将在附文中予以澄清）
至此，中野、华野两大野战军的统一指挥关系得以确立。
如今有很多文字都在称道粟总在淮海战役发起前建议“由陈邓统一指挥”的“高风亮节”，这当然是有理由也值得称道的——粟总的确是一位具有“高风亮节”人格的百战名将。但笔者以为，在作军事学术探讨时似乎不必过份渲染这一点，过份渲染就有“矫情”之嫌。因为无论于情于理，还是于指挥关系、指挥效率和指挥威望而言，两大野战军联合作战，身为中原局领导人的陈毅、邓小平都是当然的指挥者（本来还应有刘伯承，但刘当时正率中野一部在豫西牵制敌华中集团黄维、张淦两兵团，是否会进入徐蚌战场尚取决于敌华中集团援徐兵力之动向），这也是统帅部乃至粟总本人早在年初就已达成的共识。粟总提出“陈邓统一指挥”固然含有“高风亮节”的成份，但更主要的还是两军联合作战大局的客观需要。
除非陈邓此前选择的是“出淮南案”——那样两军就不会存在“统一指挥”问题！
而同一时段里，国民党军方面也预感到大战在即，也在操持着“统一指挥”问题。
杜聿明那个“进攻山东计划”流产后，国民党军统帅部也发现了中野主力的攻郑企图，
10月23日——也就是毛泽东提出中野主力“直出徐蚌线”加入徐蚌战场与华野联合作战的同一天，为了集中华中、徐州两大集团的兵力联合作战，时任国民党政府“国防部长”的何应钦将军向蒋介石建议：徐州“剿总”放弃陇海线上除徐州外的各大城市，集中兵力于徐州外围，华中“剿总”第十二兵团4个军进出于周家口附近，依情况策应徐州“剿总”或华中“剿总”，由白崇禧统一指挥华中、徐州两大集团的作战。
据时任国民党军作战厅长的郭汝瑰将军回忆，当他带着何应钦的建议和相应的方案准备飞赴北平向蒋介石报告时，顾祝同唯恐触犯了这位最高统帅的小心眼儿，还再三嘱咐郭汝瑰：“要报告总统，白健生统一指挥是暂时的，会战结束后，华中‘剿总’和徐州‘剿总’仍分区负责。”
孰料蒋介石这回非常“大度”也非常痛快：“不要暂时指挥，就叫他统一指挥下去好了。”同时还命令华中“剿总”副总司令兼第14兵团司令官宋希濂将军出任徐州“剿总”副总司令，给白长官当副手。
当日下午，郭带着蒋的指示飞返南京，向何应钦、顾祝同覆命。次日，何应钦即以蒋介石的名义下达指示（史称“蒋介石酉敬防挥电”），其主要内容为：放弃郑州、开封，实行保持徐州，加强徐、蚌间防御的部署，徐州方面“取攻势防御，逐次消耗共军并巩固徐州附近地区而确保之”；而华中方面的黄维兵团并指挥第2、第15军，索中原野战军主力进剿，“如刘伯承主力越过平汉路东进，即先机推进周家口附近，适时联系邱清泉兵团夹击而歼灭之”，必要时可以放弃南阳。
命令还规定，郑州守军撤回黄河以北，准备“打游击”，孙元良兵团第41、第47两军向宿县、蒙城各城附近转移，尔后控制蚌埠机动，其第99军车运蚌埠；第4绥靖区刘汝明部应以主力守备商邱；邱清泉兵团应机动控制于砀山附近，依情况协同黄维兵团夹击进出于黄泛区之刘伯承部；第3绥靖区冯治安部应以主力控制于运河以西地区台儿、枣庄支线，担任守备；黄百韬兵团、李弥兵团分别控制于阿湖、新安镇、八义集各地附近，“切击南窜之共军，应援东海方面之战斗”。加强徐州、蚌埠、淮阴之工事，“务期坚固守备，以形成机动兵团之核心”。
由此可以看出，国民党军方面对共军策划了近月余的“歼黄作战”，仍然毫无察觉。
何应钦还同时还电告白宗禧，告以由他统一指挥华中、徐州两“剿总”部队的决定。
这事儿往好里说哩，是“党国危难’，用人之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委座用得着“小诸葛”的脑子也用得着白长官的兵马了（华中“剿总”的张淦兵团是桂军嫡系，白长官不点头，蒋介石也调不动）；但要往坏里说哩，那就是“乱世功名值狗毬”，这不好干的难事儿破事儿得有人来替“委座”担戴。
跟“委座”一样喜欢揽权喜欢领兵的白长官乍一闻听“委座”的重托，很高兴也很上劲儿。
10月30日，白崇禧飞赴南京，与何应钦、顾祝同等会商“统一指挥”事宜。会商当天，白长官不但表示同意指挥徐州集团，而且主动提出，不仅华中集团的黄维兵团可以转用于阜阳、太和、上蔡地区，就是桂军嫡系张淦兵团也可转用于这个方向。
然而一夜之后，白崇禧却突然翻脸。不但拒绝出任统一指挥之职，而且坚决不肯将桂军嫡系张淦兵团调往徐蚌方向。原来那“一夜”是非同寻常的一夜，李宗仁、刘斐、覃戈鸣等同侪幕僚都先后对跟白长官痛切剖析这个“乱世功名”的利害得失：徐州集团兵马在陇海路上摆了个首尾不能相救的一字长蛇阵，态势非常不利，随时都可能被华东共军“腰斩”，而徐州“剿总”如邱清泉等一干“天子门生”们，那就是一群骄兵悍将，紧要关头健公你是不是招呼得动，那还真是不好说！真要出了问题健生兄你可就得负失败之责，那时候委座想怎么着整治你就怎么整治你！徐州那个“十字架”那差不多就是座坟墓的标记，委座面前现在就是摆着一个陷坑儿，他这是要我们桂系的兵马去替他填这个陷坑儿他好从我们身上蹚过去……
“小诸葛”被说动了，决定还是留在武汉“静观风向”。
这个日子，跟“华东共军”的粟总向军委建议“陈邓统一指挥”，是同一天。
白崇禧拒绝上任，“天子门生”宋希濂也拆了“校长”的台，而且拆得比白长官还要早：10月26日，就连白长官都还沉浸在“重掌重兵”的受宠若惊欢天喜地之中，他却以“到鄂西后情况渐明，正在作种种规划和积极部署以及自己对徐州方面情形不熟悉”为由，“请委座收回成命，另择贤能”。
其实宋将军真正的理由与白长官非常相似：徐州前途很不乐观，邱清泉骄横跋扈，“向来目中无人”，孙元良虚伪狡诈，“把个人利害看得超乎一切”，两位都是不好相与的主儿……
白、宋都拆了蒋介石的台，刘峙又不堪重任，转来转去，蒋介石又想到了杜聿明。
东北失陷，杜长官其实已经闲了起来。但就是这样，他在接到蒋介石11月3日发来的“即请到蚌埠指挥”的命令后，还是以“要指挥葫芦岛撤退”为由拖延了一个星期，才跚跚来到徐蚌战场。而那个时候，黄百韬已在碾庄被粟裕给结结实实地摁倒在地，徐州这个十字架上也已火势熊熊……
而差不多就是同时，共军方面已经达成共识且迅速确立了统一指挥关系。
杜将军后来坦承：“以当时的情况来说，也是徐蚌会战的准备工作重于葫芦岛的撤退，我应该马上到蚌埠去，可是我怕被背上放弃徐州之罪名，受国民党舆论的指责，对于个人不利，所以就想借指挥葫芦岛部队的撤退来推御放弃徐州之责。”
党国存亡之秋，大厦将倾之际，国军名将们，竟然没有一个愿替“委座”分忧解难！
这是一场决战前的决战，双方阵前尚未交火，阵后却已见分晓。
⒈《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国解放战争史㈣》，军事科学出版社1996年10月第1版。
⒉《毛泽东军事文集㈤》，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
⒊《淮海战役综述·文献·大事记·图表》（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会员），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12月第1版。
⒋《粟裕年谱》，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6月第1版。
⒌《粟裕文选㈡》，军事科学出版社2004年9月第1版。
⒍《淮海战役亲历记》（原国民党军将领的回忆），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6月第1版。
⒎王道平、周宏雁、姜铁军：《震撼世界的大决战》，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4月第1版。
⒏《毛泽东军事年谱（1927～1958）》，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所年谱组编，广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8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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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友人转来一篇作者自称“将来会入正史”的“粟裕轶闻”。本庄主稍微翻捡后便哑然失笑：甭说入正史，再过若干年后，连野史也没人会感兴趣了。这位口口声声让人“去看电报”的作者，其实根本就没有认真看过并研究过当年的那些文电，或者因浮躁心境和学风所影响，根本就没有把那些信息丰富的文电看懂过！一惊一乍断章取义地咋呼纯属哗众取宠，只会贻笑大方！——试想，如果光凭那些道听途说五W不全的东东人云亦云就能算是治史的话，那岂不是阿猫阿狗都能当太史公了？
本庄主从来就不把这类“野史砖家”当回事儿当盘菜，当然也没功夫去跟他们细作计较——这也太抬举丫的了。可今儿个的文字既然码到这儿了，如果有哪位看过那位“野史专家”东东的茶客一发问，本庄主不还是得耐着性子去作答么？干脆，就跟在正文儿后码一篇附文儿，也算是给各位茶客解个闷儿，顺带切蹉切蹉怎么着跟“卖拐史学家”们做“较真儿”的游戏。
这位张姓的“野史专家”是这么着掰活这个故事的——
几十年后，因原中野司令部人员透露出来，粟裕身边工作人员和老部下都知道了当年中野司令部发生的一幕：接到毛泽东转粟裕请陈邓统一指挥的命令，两个四川人用家乡话骂骂咧咧。邓骂：“他妈的，总贪多贪大！我这么点兵力，又没重武器，打个鸟！搞不好是第二个皖南事变！给中央发电，他（按：指粟裕）有本事，叫他自己指挥！”陈也骂脏话。电报员一听，为难道：“怎么发呢？”邓脑子一转，抢白说：“这还不好办？就说：本作战我们当负责指挥，唯因通讯工具太弱，故请军委对粟谭方面多直接指挥。”这份巧妙的电报于11月2日发出。而实际上，此时陈邓司令部与军委、与刘伯承司令部以及华野司令部一直电报来往，畅通无阻。
整个淮海战役期间，陈邓向中央发电或跟华野粟裕通报情况，只自称中野而非总前委（可见原始电报），即有万一失利，以推卸责任的意思。
因为这个故事迎合了如今很多人士尤其左翼人士对其中一位“大人物”的反感心理（其实本庄主也对此公也有些看法，但既然是治史论史，我们不还得离成见和情绪远一点么），所以很多人特别是左翼人士都毫无保留地采信了这个“轶闻趣事”，全然没去全面认真学习一下当年那些原始文献和纪录，看一看淮海战役究竟是如何演变而来的，统一指挥关系又是怎么个来龙，怎么个去脉。
先不说这里的“E老、F老、G老（两个）、I”语焉不详究竟为谁难以查证，就说这个故事吧。华东野战军司令部签署预备命令的前一天，统帅部和陈邓在干啥？在考虑些啥？他们没闲着吧？中野4个纵队“直出徐蚌线”（那就是加入徐蚌战场），那可是在粟总这个预备命令的前一天，就由毛、陈、邓达成了共识的吧？这位口口声声让人去看电报看《粟裕年谱》的“野史专家”，难道就没认真看过？这个共识，那可是比粟总“想将中野力量加进来的”的10月31日“请陈邓统一指挥”电，早了个把星期吧？你说你让粟总这会儿才想起这挡子事儿来，这是在抬举粟总哩，还是在糟踏粟总哩？
那么，既然毛、陈、邓10月22日当天就已经就中野主力“直出徐蚌线”达成了共识，粟总为什么10月31日才提出了“统一指挥”问题哩？从上面正文中我们可以看到，毛、陈、邓虽然10月22日已就中野主力“直出徐蚌线”达成了共识（而且次日统帅部还令粟裕将鲁西南的三、广两纵交由陈邓指挥），但中间又发生了一些变故，变故的原因是毛泽东而不是陈毅、邓小平！因为此间毛泽东又提出了一个中野主力“出淮南案”及“徐蚌-淮南折衷案”供陈邓选择，而陈邓始终坚定不移地认准了“出徐蚌案”（也就是中野直接加入进徐蚌战场！！！），这事儿直到10月30日才真正最后敲定！所以粟总才会在第二天（10月31日）提出“统一指挥问题”——试想，如果陈邓选择了“出淮南案”或“出淮南折衷案”，那还有这个“统一指挥”问题么？
真正最早考虑把中野力量加入徐蚌战场的人，是毛泽东，而不是别的什么人！从10月11日的攻郑计划，到10月22日的“直出徐蚌线”，毛、陈、邓一以贯之的思路和考虑，就是如何让粟总在东线歼黄作战的顺利进行！他们殚精竭虑往来蹉商就是一个目的：让粟总放手大打黄百韬！粟总在考虑的，他们同样在考虑，粟总还没有考虑到的，他们也在考虑！！！一个好汉三个帮，当年粟总这条好汉要揪住黄百韬开打，那可是从一开始，就有毛、刘、陈、邓等远不止“三个”的诸多好汉们，在帮衬哟！
再说说下面所谓“中野司令部人员透露出来”的那个故事，那就更是编得离谱了！
首先，从当时往来文电和回忆文字中我们可以确认，10月19日陈邓就已率中野四个纵队去打郑州，陈邓是用陈谢四纵队的电台在指挥（参见10月22日13时军委致饶粟谭电），刘伯承在中野司令部（在河南宝丰）指挥两个纵队留在豫西牵制张淦、黄维两兵团，请问，这几位“中野司令部人员”又是怎么知道陈邓在四纵队的事儿？还活灵活现滴？
其次，如正文所述，正是陈邓坚持了中野出徐蚌案（注意，他们不选“出淮南案”的理由，是“很难打到仗”），这才有了两军在战役上联合作战的可能（也才有了“统一指挥”的可能），邓怎么可能提到“皖南事变”上去了？这可是常识性的问题哟——当时的态势，怎么有“皖南事变”的可能！就算有，这岂不是说陈邓此前就死乞白咧地主动选择了“皖南事变”？这说得通么？他们如果象有人称的要“耍滑头”，选择出淮南案，躲得远远的，作战略配合就得了，好人也做了，徐蚌那边打好打坏的责任也不担，不也没有什么“指挥问题”了么？
其三，既然陈邓坚持选择了“出徐蚌案”，那无论于情于理于指挥关系来说，都应该是他们来指挥，怎么可能“耍滑头”？换位思考，如果陈邓主动提出来要挑起这个担子，那这些“野史专家”们，又会不会说他们要来与粟总争功？横竖他们都是小人？
其四，“战役指挥”是什么概念？陈邓司令部（实际上是陈谢司令部）与军委、与中野、华野司令部“畅通无阻”就成了？这份所谓“耍滑头”的电报中的大部分内容都谈的是“直出徐蚌线”后如何作战（也就是如何帮衬粟总）的问题，而在最后一段，陈邓还具体谈了“通讯问题”，“野史专家”读过没有？——“三、本作战我们当负责指挥，惟因通讯工具太弱，故请军委对粟谭方面多直接指挥。四、华野三纵与我们电台还未弄通，请粟谭转令该纵注意勾[沟]通。” 而此前的10月22日，军委还在致饶粟陈电中专门提及：“陈毅邓小平二同志现用陈谢电台在郑州附近指挥作战，你们及进入鲁西南之三纵均应经陈谢台与陈邓密切联络，以利配合。”
如果本庄主也象“野史专家”那样凭臆测论史治史，那么仅凭“军委给粟总‘与陈邓密切联络以利配合’的命令都下了十来天了，华野三纵竟然还没与陈谢电台沟通”这一条理由，是不是就可以作出不止一种对粟总不利的推论来？如果这么着来论史治史，请问“野史专家”及其拥趸们又能够同意么？
淮海战役的大部分期间里，总前委就一直没在一起过，刘陈邓一直在中野司令部指挥作战，请问他们的电报不从中野司令部发出，还能从哪儿发出？他们发电不署“总前委”而署“刘陈邓”，难道就不是意味着对总前委另两位成员的尊重？这个责任可是具体落实到了每个人的人头上了的，请问又何来“推卸”？如果要按“推卸”的逻辑去推理，那应该署“总前委”才是顺理成章的呀？每个人都化到“集体领导”之中了嘛！——另外两位不是常委也不在场的总前委成员也在“集体领导”中也要担戴一份责任嘛！请问这种让“刘陈邓”横竖都是小人的玩儿法？地道不地道哩？究竟谁是小人哩？
这位一口一个“电报”的“野史专家”，自已究竟读过这些电报没有？
轻薄为文哂未休，“野史专家”张某，要掺和论史这门活计，恐怕还得在提高“技术含量”上，多下点功夫哟！另外哩，如果真如张某所称，“粟裕身边工作人员和老部下”中有谁听信了这个语焉不详的“原中野司令部人员”的饶舌搬弄，那恐怕还得赶紧离这位远一点，千万别指着这位去给粟总平反昭雪树碑立传，更别上赶着去替丫四处传播——这位不是在夸粟总而是在骂粟总，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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贪婪地想，如果有份地图标明双方的布局就好了
不懂军事却又喜欢越级指挥，一旦指挥出问题都推给下属，这样重复几次他的部下还有谁敢挑大梁呢？何况卫立煌的榜样就在前头，除了小明同学不得不上，没有人愿意跳这个火坑的。
他的嘴里粟裕大将除了争功没别的东西了。
谢谢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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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看法归有看法,是什么还该是什么.
谢双石兄宝.
多多益善
我知道她在哪里活动，用不用转帖过去？
该文在飞扬贴出时，有人就转给她鸟。
呵呵，她半通不通，伤人儿忒多！
军事历史论坛：
这里面也就是刀狂剑痴，牛戈等几个人还成，剩下的特别是裕承简直是提毛必反，据说还是军科院的，张还不算最恶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