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浊浪淘沙尽 - 二十年前的事 （续完） -- 庄户人家

咱不是学萨苏喝水，实在是上面的东西太长了。新起一贴吧。

五月二十六日下午，我们到了合肥。出了火车站，我和魏革忠往汽车站走的时候，忽然听到有一个中年农妇样子的女人在很伤心地大哭，旁边有一群人在议论，围观。原来这个农妇从安徽农村来合肥看病，在火车站被人把钱给偷了。

我当时就有一种上去管一管的冲动，可是转念一想，我也不一定能做什么，同时学生在合肥也没有那么大的号召力。我看一看魏革忠，好像他也这么想，他说：“要是在北京，咱们一定要管一管。可是这里不是北京啊！”我们就上了公共汽车回了学校。

学校现在是彻底地罢了课。学生们有的去了北京，有的回了家，也有的去了别的学校串联。剩下的学生就在学校里游荡，时而有一些游行打着旗帜横幅去走一遭。声势也是越来越小。

我回到宿舍，大睡了两天，又回到了通讯实验室。实验室里还有一批老师，研究生和高年级学生在干活。特别是已经拿到外国学校录取通知书的学生，更是老老实实，根本就没有参加运动。他们怕好不容易要出国了，最后因为运动的事被卡住。

广播里还是经常报道着北京的事情。有一天，电视里说香港和外国捐来许多帐篷，现在天安门广场上是一片帐篷，学生们都住在帐篷里了，甚至有了折叠床。回想一下几天前同学们还裹着校旗睡在水泥地上，真是条件好多了。但是电视上也能看出，广场上抗议的人群小多了。

实验室里的人也议论纷纷，有人说万里是支持学生的。贝守时老师说：“万里本来正在美国访问，现在打断行程，正从美国飞回来。等他到了北京形势也许就明朗了。”后来看来，这个也是一个谣传。

我当时认识几个外教，都是美国人，其中有一个女的就找我来问北京的情况怎么样。我向她介绍了一下，同时我又说政府的报纸说我们是反革命，我们并不是要反对政府，只是要反对腐败和官倒。再说了，我们的政府不也是人民政府吗？

宿舍楼里剩下的男生们晚饭后胡闹，互封民主斗士，常常说：“民主斗士xxx，到211来打牌！”有一天，我心血来潮，找了一支油笔，在我们的宿舍门上写了“民主阵营”四个大字。

这样浑浑噩噩的日子过了几天，就到了六月三日。

这一天天气闷热，空气里一直弥漫着一种骚动的感觉。白天就有各种谣言说北京开枪了，打死人了。接着又有传言说市民们把要进城的军车堵回去了。

吃了晚饭，电视里就一遍又一遍地播放着紧急通告。播音员严厉的语调，让我们这一帮平常嘻嘻哈哈的秃小子们也不寒而栗。大家说：“真的要镇压了？”“不会的吧？不是军车都被堵住了吗？”“听这口气是要真的动手了。”“VOA怎么说？”

VOA也没有一个准确的说法。这样折腾到晚上十点多，我就睡了。

睡到六月四日凌晨两点多的时候，突然宿舍楼道里一阵喧闹，有人大叫：“开枪啦！”“打死人啦！”

我和其他睡得迷迷糊糊的同学们跑到楼道里，听到有人手里拿的收音机里正放着VOA的特别新闻，说戒严部队强行进城，与示威群众发生冲突，军队开枪，已经有数十人被打死。接着收音机里放出了现场的录音。枪声很脆，噼噼啪啪就像鞭炮的声音。一阵一阵的枪声里还夹杂着人们的喊叫。

同学们都被这个新闻惊呆了！

赶快听听BBC的报道。BBC里也播放着类似的新闻，也有枪声不断传来。

中央台则继续广播着紧急通告。

同学们怎么也转不过弯来。不是说人民军队爱人民吗？人民军队怎么会向人民开枪呢？特别是对于像我这样从小在军营里长大的同学来讲，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出解放军会向和我一样的学生开枪！

我和同学们震惊着，困惑着，一边听着最新的新闻报道，一边愤怒地议论着。很快天就亮了，我们接着收听“新闻和报纸摘要”。

中央台说，六月三日晚，北京有一小撮暴徒发动了反革命暴乱。解放军戒严部队坚决进行了还击。戒严部队也有伤亡。

听了中央台的广播，同学们彻底愤怒了！看来开枪是一定的了。更愤怒的是广播里城学生和市民们为“一小撮反革命暴徒”。

学校里开始组织大规模的游行，到了上午十点多的时候，游行的队伍走出了校门。我一想，合肥的市民们可能还没有听过VOA的广播，还不知道军队开枪的事。我马上骑上自行车，往市中心的三孝口奔去。

十几分钟后，我就到了三孝口最繁华的地方。跳上路边的一个花坛，我就对着过往的行人大喊上了：“同胞们！这个罪恶的政府向我们开枪了！”听到我的一声喊，行人们纷纷停下脚步，向我围了过来。

我继续演讲了一通，大意是：“昨天晚上，无耻的政府向北京的爱国学生和市民们举起了屠刀。军队用各种口径的枪支，屠杀了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市民。今天，他们又说我们是一小撮，难道他们就是一大撮吗？”说到这里，围观的市民们由衷地喝彩，使劲地鼓掌。

我又接着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历史的主人！”又是一阵喝彩和鼓掌。最后，我说：“我们游行的大部队马上就到，请市民们支持我们学生的爱国运动！”

我站在花坛上演讲的时候，不知道有谁把一个纸盒子放在了我的脚下，于是围观的人群拥上来纷纷捐钱。有人在人群里喊：“支持学生！一定要把这些钱送到北京学生手里！”不一会纸盒里就装满了各种硬币和票子。

正说着呐，科大的游行队伍走了过来，我也端着纸盒子，加入了游行的队伍。后面还有一大堆其他学校的游行队伍。游行的口号也变了：“打倒法西斯！”“血债要用血来还！”“打倒共产党！”

下午，游行回到了学校。我回到宿舍，把纸盒里的钱倒出来数了一数，大概有二百多元，基本上是一元，一角，五角，几分的小票子和硬币。我把这些钱用纸包好，决定再去北京，把这些钱交到高自联手里。

我把我的想法给同学们说了。很多同学劝我不要去了，说现在已经镇压了，去到北京很有可能有危险。同时，广播里说了，高自联是非法组织，已经被取缔了，去了北京也不一定能找到。

可是我说，这些钱是合肥的市民们捐给学生的，我有责任把它交到第一线组织的手里。我去了北京，也可以把北京的情况及时传达回来，好协调我们的行动。从今天的反应看来，一个全国的反抗高潮就要到来了。

同学们看我态度坚决，也就不再阻拦，对我说到北京以后要注意安全，及时和同学们联络。我谢过同学们的关心，就奔了合肥火车站。

因为天气暖和了，而且有帐篷了，我就没有带我的军大衣，只是背了我的书包，里面除了一个廉价的照相机和军用水壶，还基本是空的。到了合肥火车站，也没买票，直接上了火车。车上人不多，我还找到了一个座位。

火车开动了。我和邻座的几个人聊了一聊。他们基本是出差的样子，好像对时局并不十分关心。谈话中，他们都对学生们表示了支持，但并不是特别坚决。听说我的计划，有的也很担心，劝我半路下车，不要去北京了。但是坐对面的一个中年人说，他以前是当空军的，有一次重大演习，明确说了有百分之一的伤亡率，但他还是主动参加了。他说不参加一辈子遗憾。我也觉得他说的有道理，更坚定了我去北京的决心。

第二天，六月五日，我的火车又快到北京了。车上的广播里放着中央的通告。我的心里涌上一阵恐惧。想到这次去北京就有可能死在那里了，害怕的感觉传遍了我的全身。我想到写我的遗嘱，但是一则觉得没什么好写的，二则觉得不吉利，也就没有写。

这时候，早先车上的人已经下了车，又有不多的人上了车，车厢里很空。我和一个乡镇企业供销员模样的人争论了起来。我说“血债要用血来还”，他说：“政府也说了学生是受蒙蔽的，现在镇压了，就别闹了。”我说：“那这些死去的学生怎么办？”他说：“还能怎么办？就这样吧。”我听了感到很郁闷。

广播里说北京开始了大规模的逮捕行动，而且语调越来越强硬。我听着，害怕得手脚冰凉。火车已经开始进站了，我想到我来的时候身上只带了十几元钱，以后逃跑连买车票的钱都不够。我赶紧把包着捐款的纸包拿出来，从里面抓了一把面值较大的钞票，放在了自己的裤袋里，大概有一百元左右。我想，这也算是支持学生的活动经费吧，不属于贪污。

收拾好这些，火车就停在了北京站。

六月五日下午，我随着人流出了北京站，本来是准备像上次一样步行到天安门广场的，可是一出站我就意识到那是不可能的了。在站前广场上，候车的人群人心惶惶，天安门方向不时传来一阵阵鞭炮一样清脆的啪啪声。我下意识地想这是谁在放鞭炮呢？但是我马上就意识到，这是枪声，和收音机里放的录音一模一样。

去广场是不可能了。我又记起来，高自联在北大有一个指挥部，就决定去北大。当时离开站前广场的通路都被封锁上了，只有地铁还在运营。于是我又随人流走下了地铁站。

上了地铁，我站在一群焦虑的人们之中。我环视四周，注意到有一个女孩也在焦虑地环视，我觉得好像是在哪里见过她，应该是科大的学生。这个女孩也注意到了我，于是我们互相笑了一笑。我问她是哪一级的，她说是八七级的。我说我是八六级的。她问我去哪里，我说去北大。她听了很高兴，说她也去北大，要我和她一起走。我说好的。

我们在路上聊了一聊，我才知道，原来她不是科大的，而是武汉大学的，名叫李时勤，也是刚到北京，本来是准备去广场的，现在只好去北大找她的高中同学。我也把我的情况说了一下。

环境燥热，我感到口渴，就把军用水壶摘下来，大喝了一口水。我要把水壶收起来的时候，突然想到李时勤也许也要喝水，就把水壶递给了她，问她要不要喝水。李时勤接过来水壶，也大喝了一口。李时勤把水壶还给我，说了声谢谢，我可以从她的眼睛里看出来那是真诚的谢意。当然，现在想来，共用一个水壶似乎不是那么卫生。

下了地铁换汽车，我们很快到了北大。北大的校门上用黑布垂着挽联，悼念死难的学生和市民们。刚进北大的门，我居然在校门口的林荫道上看到王勇刚和她的女朋友手挽手走了过来。王勇刚也看到了我和李时勤，就停下来和我们打招呼。原来王勇刚一个多星期以前就来了北大，并没有热情参加运动，而是和他的高中同学女朋友卿卿我我去了。我不愿意打扰他们的甜蜜，就赶快和李时勤走了。

这时候北大的高自联广播还在继续，基本内容是悼念死伤同学，谴责野蛮镇压。我们很快找到了高自联的指挥中心。我说明了我的来意，交上了纸包里的捐款。接待我的一个女生一边给我开着收据，一边说：“都这个时候了还有人来送捐款，真是不容易呀。”她还说高自联要发布空校的号召了，要学生们离开学校，保存力量，同时把火种带到全国各地。她问我们准备怎么办。我说我也不知道，先看看再说吧。

在高自联指挥中心的一个研究生模样的男生听了我们的话，对我们说：“你们从外地来，先到我那里休息一下吧。我女朋友在宾馆里有一个房间。”我和李时勤就答应了。

研究生推着自行车，带着他的女朋友，和我们漫步走到了一个宾馆。宾馆的豪华程度让我很吃了一惊：走廊里居然铺着地毯！上得楼来，到了一个房间停下。只见房间外挂着牌子“xxx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房间是里外两间，里间是卧室，外间好像是一间办公室，电话，传真，文件摆了一大堆。

研究生说：“累了吧？这里可以洗澡，先洗个澡吧。”李时勤一幅求之不得的样子，就先去里间洗澡去了。

研究生和他的女友就给我找了一点点心和饮料，随便聊了一聊。他们介绍了北京最近的情况，说现在北京很危险，特别是像我们这样的外地学生，说不定被打死了也没人知道。我也介绍了一下我的情况。大家对政府的镇压都感到十分的震惊和悲哀。

过了一会儿，李时勤洗好澡一边梳头一边走了出来。李时勤的气色比刚在地铁上见到我的时候好多了！

然后我去洗澡。这是我第一次在星级宾馆里洗澡，很是费了一点劲才搞清楚了水阀怎么用。我也没有带换洗的衣服，洗好澡也是一身汗味。

我洗好澡出来后，研究生问我们晚上去哪里。如果需要的话，他可以帮忙安排住宿。李时勤说不用了，她有同学在北大，可以找他去。

研究生听了也没有特别挽留，只是提醒我们小心。我和李时勤谢过以后就回去了北大。

李时勤的同学是北大中文系的。我们很快就找了李时勤同学的宿舍。但是，李时勤的同学已经回家了，宿舍里只有一个姓侯的男生还在。

侯同学很是热情，带我们去北大食堂吃了晚饭。几个年轻人，经历相似，年龄相仿，很快就混熟了。侯同学活泼好动，又长得有点瘦小，我和李时勤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开始叫他小猴了。小猴也不介意，说别人也这样叫他。

吃过了饭，小猴去找了他班里的女生，安排李时勤去女生宿舍睡觉。我和小猴回去了他的宿舍。宿舍里很空，我随便找了一张床。

小猴问我怎么认识的李时勤，我就把我的经历说了一遍。小猴说，李时勤的同学实际上在和她谈恋爱，这也是为什么李时勤要千里迢迢来北京找他的原因。我说怪不得李时勤一心一意要来北大。

小猴说，他本来是对这场运动持观望态度的，有一天凑热闹就参加了游行，结果就走到了广场上，看到了绝食同学们的坚决，被悲壮的气氛打动，“鼻子一酸，当场加入了绝食的队伍。”就这样绝食了几天，家里来信问他的情况，小猴也有点挺不住了，就回太原家里住了几天。看看运动好象快结束的样子，于六月三日坐火车离开了太原，于六月四日到了北京。到了北京以后，小猴往天安门广场走，很快遇上军队开枪。一开始小猴还以为是橡皮子弹或者对空鸣枪，但是看到旁边的人一边惊叫一边逃散，知道是动真格的了。小猴也赶紧随人群散开，跑回了北大。

谈话中，感觉小猴出身于太原一个家境很好的家庭，比我家强多了。

一夜无话。

六月六日早上，李时勤过来，同我和小猴吃了早饭。小猴就带着李时勤去参观北大的名胜古迹去了。我很想看一看天安门广场成了什么样子了，回了科大也好和同学们交待。我就找了一辆自行车，带上照相机，骑车出了北大。

我对北京的地理并不熟悉，只是凭着一张北京旅游地图，一路往南，计划到了西长安街再往东走。

我骑了一会儿车，到了西长安街，就往东骑去。不一会儿就远远地看到马路中间停着一溜黑乎乎的车，有很多人在围观，也有人在车上爬来爬去。

我骑车靠近了才看出来，原来这是一溜烧成黑壳的装甲运兵车！附近也有烧成框子的公共汽车。烧坏的装甲运兵车的盖子和后门都打开了，扭曲在地上就像一只只怪物张着黑洞洞的大口。有旁观的人群围着这些残骸指指点点，议论纷纷，也有胆大的爬上去一探究竟。

我被这个场面彻底震惊了。回过神了以后，我把自行车架好，锁上，也仔细地观察了一下这一堆烧坏的残骸。

这一堆装甲运兵车大概有五六辆，明显是在往东开进的。最东面是两辆完全烧毁的公共汽车。我掏出相机来，猛照了几张相。

围观的人群说什么的都有，有人说27军和38军打起来了。有人说美国要派兵过来推翻政府了，还说不久前美国不是派兵去把巴拿马的总统抓起来了吗？

我注意到，在烧毁的公共汽车的架子上，有人绑上了一朵小小的白花，在这一片肃杀里给我带来了希望的感觉。我特别给这朵小花照了一张相。

突然，人群就像一群受惊的羊，潮水一般从东往西涌来。人群一边跑，一边喊：“坦克来啦！坦克来啦！”

在这个情况下，我本能地感到一股恐惧感从胸口迅速传遍了全身。我也跟着人群猛跑了起来。我突然想到，骑自行车要比跑步快！我马上掏出钥匙，跑到自行车那里。可是，我的右手拿着钥匙，却抖得说什么也不能把钥匙插进锁孔里去！

这时已经可以听到坦克开来隆隆的震颤！我在不能打开自行车锁的焦急中，看到人们往南面的一条小街跑，觉得坦克不会开进这样的小街，也跟着跑了进去。

这一条小街是南北向和西长安街垂直的。跑了不到五十米，我注意到右边有一个小门，通向貌似家属宿舍的一个大院，我想到躲进大院可能更安全一些，马上跑去那个小门。谁知门边上的两个人马上就把门关了起来。我趴在门上，一边大力敲门，一边央求里面的人放我进去。可是里面毫无反应。一股从没体验过的绝望传遍了我的全身！

时断时续的枪声由东往西而来，就在附近的样子。叫门不开，我在绝望之余，看到路边有一根较粗的水泥电线杆子，就决定笔直地站在电线杆子后面，希望如果打枪的话，水泥电线杆子可以抵挡一下。

站好以后不到半分钟，坦克的轰隆声就到了这条小街和长安街的交叉路口。我探头看了一下，看到了让我永生难忘的一幕。

在这个交叉路口，有两辆烧毁的公共汽车横陈在长安街上，还有其他一些路障。在坦克的轰鸣声和钢铁履带的吱嘎声中，从东往西，先是一根炮管伸进了路口，接着坦克就像一只钢铁巨兽，开了进来。坦克上坐满了荷枪实弹，面色凝重的军人。军人在坦克上面向四周坐了一圈，头戴钢盔，身系弹药带，全部持枪警惕地环视着，一幅如临大敌的样子。有一个兵手握着坦克顶上的高射机枪，威杀之气让我恐惧得心脏都快跳出来了。

很多年以后，我看电影《拯救大兵莱恩》，在最后的战斗开始的时候，德国坦克先露炮管，再露全身的几秒钟，让我不禁想起了在北京长安街上的这一幕。

坦克在烧毁的公共汽车前嘎吱一声停了下来。这时整个小街安静得悄无声息，坦克发动机的轰鸣更是让我感到压抑得喘不过气来。

过了一会儿，坦克启动左转，好像要开进我的这条小街来了，我听到躲在小街里的人们开始发出了一阵惊叫。坦克左转以后，马上一个右转，一下就把烧毁的公共汽车推到了一边。设置在长安街上的路障，不到半分钟，就被这辆坦克清除了。

清除路障以后，这辆坦克大马金刀地在交叉口一停，坦克上的军人们以胜利者的姿态环视着四周。突然，枪声响起来了，吓得我赶紧把头收回来，不敢再看。我知道，只要我看得到，那边就用枪打得到。

嗒嗒嗒的枪声响了好一阵，我感觉好像是坦克顶上的高射机枪打的，不然不会持续这么长时间。我也感觉到这枪声不是针对具体目标的，而是示威警告的意思。

枪声过后一段时间，坦克继续往西开走了，后面还跟着其他几辆坦克和装甲运兵车。

坦克开走后，躲藏起来的人们又陆续走上街面，大家互相议论着，庆幸躲过了一劫。基本上人人都在骂这个政府成了一个法西斯政府。我抬头一看，看到路口对面的高楼上写着“燕京大厦”。

喘过气来以后，我又回到长安街上，漫步往东走，过了国家海洋局以后，就看到在前面复兴门立交桥上停着很多的坦克和装甲车，周围有许多军人。我知道我不能再往东走了，就决定在那里看看，然后就回去了。

还是真有胆大的。我看到，街对面有一个年轻人，躲在立交桥墩后面，时而闪出来照几张像。当时北京已经风传军队会向闪光灯开枪，我心里一直祈祷年轻人的相机不要闪光。还好，大概因为是白天，他的照相机一直没有闪光。

突然，一阵骚动传来，人们纷纷躲藏，我也本能地在长安街北侧的一堵砖墙后蹲下躲起来。砖墙上有几条缝，我可以从缝里看到街上的情况。

有一队军人在一个军官的带领下荷枪从复兴门立交桥上跑过来。二十几个军人排成两列纵队，跑在最后面的两个兵面向后方，手里端的枪也指向后面，一看就是标准的临敌战术动作。军人在大街中间线跑着，从我藏身的砖墙前面五十米左右由东往西快速通过。军官挥舞着手枪，厉声命令着：“快！快！”

十几秒后，军人们跑出了我在墙缝里的视野。又过了十几秒，从我的右面，也就是西方的路口方向，传来了一阵激烈的枪声，绝对是很多枪一起连发的声音。和我一起蹲在墙后的另外几个人说：“看来他们要抓的人跑远了。”

不一会儿，这一队军人在军官的带领下又回来了，看来是要返回复兴门立交桥上去。还是两列纵队，不过已经不象刚才那么紧张了，不是齐步走，而是便步走的样子。最后的两个兵还是面向后方，但是枪已经不是端着了，而是挎在了肩上。

当大部队走过，最后的两个兵走到我藏身的砖墙前方的时候，其中的一个兵突然停下来了。他似乎看到了砖墙后面有可疑的情况。我从墙缝里看到这个兵把枪从肩上取下来，一边观察着我的藏身墙，一边慢慢举起了枪。

看着五十米外的冲锋枪口指向了我，我感到恐惧得全身的血液都凝固了！我以前看过介绍枪械的文章，知道一堵砖墙是挡不住冲锋枪弹的！

我惊恐地看到，那个兵扣动了扳机。

我惊恐地看到，那个兵扣动了扳机。

但是，枪没有响！我似乎听到了一声轻微的“嗒”，像是击锤的声音。

这个兵很奇怪为什么枪没有响，就把枪横过来看。这时，另外一个兵跑过来，叫站在那里看枪的兵快跟上。看枪的兵意识到掉队了，也顾不上看枪了，和回来叫他的兵一起跑步追赶部队去了。

我听到躲在砖墙后面的人都大松了一口气。我后来想，那个兵的枪可能是遇上了哑弹，或是刚才打到了空仓，让我们躲过了一劫。

同志们哪，坐在家里敲敲键盘随便说什么都是容易的。可是我算是认识到了一点，军事行动真不是开玩笑的事。遭遇坦克和被枪指这两件事象烙铁一样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记忆中。经历过枪响，我才知道，要做英雄，绝对不是说几句大话就作得了的。枪林弹雨这个词被用滥了，但是真正的枪林弹雨决不是上下嘴皮一碰的事。没有严格的军事训练，在枪林弹雨面前只有崩溃和屈服！

两度惊魂之后，我知道不能再往前走了，应该回去了。我又骑车回了北大。

小猴和李时勤也回来了，我们会了面，我说了我今天的经历，大家都觉得不能再呆在北京了，决定明天就离开北京。

年轻人总是无忧无虑的。吃过晚饭，我们闲聊了一阵，大家又开心起来。过了一段时间，李时勤回去女生宿舍，我和小猴也上床睡了。

半夜里，突然一阵啪啪啪的声音在宿舍楼外不远的地方响起。楼道里马上就炸了营，男生们紧张地嚷着：“开枪了，开枪了！”。

我和小猴也起来到了楼道里，大家七嘴八舌议论起来。有人说军队马上要进驻北大了，有人说刚才就是军队开枪的声音，也有人说北大不是战略要地，军队不会大规模进驻的。

后来，议论的话题集中到了：“如果军队进了宿舍楼，我们怎么办？”现在，一点抵抗的声音也没有了。有人说军队不大会冲进宿舍楼的，有人说如果军队进来，就躲在门后或者床下，也有人说，那样的话更会导致军人开枪。最后的共识是，如果军队进驻了，就老老实实地听他们的命令。

闹过了一会儿，楼外也没有什么别的动静，学生们又陆续回宿舍睡觉去了。

小猴和我回到他的宿舍，小猴对我说：“从小就叫解放军叔叔，真想不到解放军叔叔会向我开枪。我军训的时候和班长感情很深，我很难想象班长会来打我们学生。”我无言以对。

后来我们一直也没有搞清楚那啪啪啪的声音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六月七日早上，我和小猴会合了李时勤，搭地铁去了北京火车站。

北京火车站前广场上人山人海，人们的脸上明显地透着焦虑。偶尔还会有枪声从远方传来，但是已经远没有我六月五日到北京时那么频繁或者激烈了。

我要去保定，小猴要去太原，李时勤要去武汉。免票上车的好事已经不行了，我们加入了买票的长队。等我们好不容易排到了，却被告知，没有票了！而且很多列车都停运了。

我把学生证递进去，央求售票员随便买我一张票，她把我的学生证扔出来，说：“都是你们学生闹的，没票了，没票了。”我火气上升，大骂了一句：“我操你妈！”售票员也不生气，回了一句：“要操回家操你自己妈去，别在这儿撒野！”我骂过以后就后悔了，一直到现在还后悔没有说一声对不起。

小猴，李时勤和我在站前广场上一筹莫展。突然，人群一阵骚动，人们都向一个方向跑去。出于本能，我和李时勤也要跑，小猴却来了一个我自巍然不动。小猴一脸的不屑“这几天的假警报太多了。”果然人群很快又平定下来。

不一会儿，一个流里流气的痞子样子的男青年蹿了过来，说：“要车票吗？去哪儿？”我们报了目的地，痞子说：“别的没有，去太原的有卧铺票。”小猴说：“李时勤，这样吧，你先去我家住几天再说吧。”李时勤很高兴就答应了。

我就问票价，痞子说：“90块一张。”我听了心头一喜，心里说：“幸亏留下了一百块的捐款，正好是逃命钱。”我正想问小猴和李时勤钱够不够，只见小猴掏出了一札钱，最少也有四五百，才想起来小猴的好家境。

我们正要出钱买票，李时勤说：“谁知道你的票是不是假的!”一句话把我们都问住了。是啊，如果我们的逃命钱被骗了就坏事了。我们正犹豫着呢，小痞子催促说：“要买快买，不买就算。”就在我们进退两难的时候，我突然有了一个想法：“用你的票去买站台票，如果能买就是真的。”

小猴，李时勤和痞子都说好。我们就用痞子的票去买站台票，还真买上了。于是小猴付给痞子两张票的钱，站台票就给了我。痞子拿了钱一闪就不见了。

很快就到了进站的时间，我们都顺利地进了站，上了车。车厢里的气氛很紧张，车上的人都拿不准这趟车到底能不能开出北京。

到了开车时间，列车慢慢启动了，转眼间就开出了北京站。这时，车厢里一片欢呼，大家高兴得鼓起了掌。我有一种死里逃生的感觉。

只是十分钟后火车就开出了北京市，奔驰在华北的平原上。车窗外，我看到农民们在田里不紧不慢地看顾着庄稼，似乎近在咫尺惊天动地的事根本没有发生的样子。我心里很感慨，开始模糊地意识到，我们这一次的运动，自己觉得悲壮，实际上和中国的根本现实脱离太远了。

小猴和李时勤坐在下铺开心地聊着天。我是第一次坐卧铺，很是新鲜，爬上爬下了好几次。以前听人说上铺不好，可我倒是觉得上铺晃来晃去满舒服的，不一会儿就睡着了。

快到保定的时候小猴和李时勤把我叫醒，我和他们道了别，停车后就和他们分手下车了。回到家里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三四点了。

我敲响了家门，爸妈开门后，我兴奋地说：“爸，妈，我活着回来了。”爸妈也高兴地说：“这几天可把我们担心坏了！你安全回来就好!”

在家住了几天，我又回了科大。很多同学都回家了，但是也有不少同学还在学校。学校开始了复课。老师们给还在听课的同学们大开绿灯，非线电和热力学期末考试轻松通过。

大家都知道开学以后肯定会有大清洗，言辞都谨慎多了。我也试图把宿舍门上“民主阵营”几个大字去掉，可是怎么弄也擦不掉。我一着急，就把整个门卸了下来，和一个空闲宿舍的门对换了。

我感觉方励之在这次运动中没有特别突出的表现，很惊讶他居然被排在了通缉令第一位。对于他和李淑娴在美国大使馆避难的事，我一方面感到有点持洋自重的味道，另一方面又庆幸他们躲开了牢狱之灾。我觉得对方励之的处罚太过分了。

暑假里，和同学们聊起来这次运动和目前的气氛，大家都觉得很压抑。

开学后，学校组织了学习和整顿，学生编组，在宿舍里学习中央文件。因为女生宿舍里不方便检查，就把女生们分到男生宿舍一起学文件。从老师到学生，我们都知道这是应付差事。我们宿舍还分来了三个女生，搞得我们这帮臭小子们十分不自在。我们宿舍里的一个哥们，不知道从哪里弄来了一本黄色小说，夹在中央文件里，很认真地看。其他的哥们们也凑上去，把脖子伸得像鹅一样专注地看。领班的老师因此夸我们学习中央文件很认真。

后来也搞了一个人人过关，不过基本上没有人有事。我的评语是：“该生在动乱期间，听从党中央的指示，认真坚持学习，没有参与任何动乱活动。”

那些白纸黑字的“三人领导小组”的学生躲不过去，被送进学习班一个月也就放出来了。这期间，我才听说一些人原来是“三人领导小组”的人，也搞不清他们的“三人领导小组”是怎么一回事。范强也在学习班里面。有一天，他和学习班里其他几个调皮男生在图书馆前面一人拿了一块纸，上书：“我 们 是 害 虫”于是又有一拨男生，模仿那个来福灵农药广告，一边手舞足蹈，一边唱：“正义的来福灵，正义的来福灵，一定要把害虫杀死！杀死！”让人哭笑不得。

学习班里基本都是男生。他们可都成了香饽饽，在女生眼里都成了挑战权威的英雄。在科大这样男女生比例六比一的地方，他们每人最少有两三个女生围着转！其中就包括我的美女同乡谢紫薇。

总的来讲，科大的态度是尽量保护学生。别的学校就不一定了。有的学校就认真地搞人人过关，结果就有很多学生过不了关。这个学校很兴冲冲地往上汇报审查结果，却被上面骂了个狗血喷头，说是平时的思想政治工作不力，没能积极主动制止学校的学生参加动乱。

后来很长一段时间，我感到很压抑，做什么也提不起劲来。

过了一年多，我有事去武汉，就跑到武汉大学去找李时勤。那时候李时勤正在为毕业分配的事发愁，根本无心回味革命往事。以后就再也没有见过她。

1991年9月1日，我来到了美国，从纽约肯尼迪机场入关以后，坐在长途汽车站等汽车。坐在我右边有一对中年亚裔夫妇，我注意到坐在我右边的那个先生很面熟，就试探着说：“方励之？”那个先生转过头来，果然是方励之！

我说：“方校长，我今年从科大六系毕业，刚到美国。”方励之一边听一边点头。方励之右边的那位女士主动和我握手，说：“我是李淑娴。”

我们就聊了一聊。方李也是刚到纽约，正在等去普里斯顿的长途汽车。我的感觉是，方励之是一个比较纯朴的学者，充其量也就是一个政论家，他是没有什么政治野心的。李淑娴就不一样了，她很有一点挥斥方遒的味道。我怀疑是李淑娴借了方励之的名气，才闹出了那么大的动静。

过了一会儿，我的长途汽车来了。告别了方励之和李淑娴，我登上去康州的长途汽车，开始了在美洲大陆的闯荡。

我倒是在科大见过方励之好几次，也听过他几次演说－－不过，86那次我还真的没听到。

等有闲心了，我也写写方励之的演说好了。

你是毕业就去美国了，我倒是在中科院工作了一段时间。如果20－30岁是人生最美好的一段时光，那，我全都在中科院系统里度过了。

唉，当年的直系旁系可把俺害苦了。出国前为了这个东西的一系列事情，也是一个充满了希望，郁闷，绝望和柳暗花明的一个过程。以后有空也写一写。

毕业就出国的问题是搞得我彻底没有国内的社会经验。看师兄的文章，倒是觉得师兄的社会经验满丰富的。

“这场运动离中国的现实太遥远”

当时不理解，现在看，如果所谓的运动“成功”了，学生和百姓不过替人“火中取栗”。国家和个人的命运大概会象苏联，和大多数人良好的初衷南辕北辙。

巴拿马的事是89年底嘛，俺还记得是睡前洗漱听的新闻

应该是洪都拉斯， 不是巴拿马

可见口述史回忆录难免有错。像我这样没有政治目的，没有必要自我粉饰的都这样，那些有重大利益的就更别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