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我为什么说75事件对于维族没有任何决定性的影响 -- yuwei

我为什么说75事件对于维族没有任何决定性的影响

我刚写完这一句就被封了，连续被封两次。

我们首先要把民族问题放到中国甚至全球性的整体政治经济系统中来分析，如果不能在这个大框架下分析问题，无异于是胡说八道，主观臆断。

其次，我们对于民族问题的讨论要有一个时间的维度。

我们首先从系统中来做分析，维族75事件产生的政治背景有没有改变？

1经济状况

简单说来，中国目前的政治经济架构用一个概念来表达最为确切，我就不分析了，直接给出一个结论——官僚资本主义与买办资本主义的结合。我刚才在西西河看到有人说，中国目前仍然是社会主义制度，因为中国仍然保留着公有制，并没有从法律上确定私有制的存在。

但是，

第一，这种观点是新制度经济学的范式。即产权是从法律角度来看的。但是，从马克思历史理论的角度来看，并非如此，马克思强调的是产权的实际拥有，我做过一个柯亨《马克思历史理论》的读书笔记，对于产权的分析，从历史的观点来看，是看实际的现实状况，而不是文本性质的法律条文。实际上，马克思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我十分欣赏。确实，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纸面上的东西终归会逐渐趋向于现实的经济结构。物权法的出台就是明证，以林权改革为引子的大规模土地私有化改革也指日可待。当然，我敢肯定的是，字面上绝对不会用私有这两字。

第二，中国重要产业的买办化现状与愈演愈烈的状况是有数据的，比如最为著名的20多个重要产业被国外资本控制，实际上，不仅如此，还有大量以国有企业民族产业为幌子的企业都被外资控制，在白益民的著作中有具体数据。

因此，官僚资本主义与买办资本主义性质的中国经济，我们暂且用两个名词描述中国经济的性质。

2政治状况

官僚利益集团与买办利益集团的目的是什么？无非是逐利。买办集团暂且不论，我们主要考虑官僚集团的利益动机及动机驱动下的可能的行为。有人总是批判古代皇权，实际上，皇权并不都是落后与无效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皇室考虑的是国家的长治久安，其根本目的是传之子子孙孙，无穷匮也。因此，我们往往发现，汉唐宋明清（这里面要省略一个宋，宋朝的灭亡）以及无数小王朝的灭亡绝对不是在中央皇室集权的情况下灭亡的，往往都是皇室集权下降时发生了问题。比如，汉唐的诸侯（藩镇或门阀等等，南明王朝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与此类似）割据，明清的地方势力之崛起。特别要强调的是明朝是亡于财政紧张，而财政紧张的根本原因就是地方势力（所谓的东林党之流）过分强大。当然，过尤不及，皇室过分集权则近似于部族政权，社会的创造力会被扼杀。官僚体系则是对皇权的一种制约，比如在史书中经常可以见到大臣用天人感应来劝谏皇帝，这其实就是一种制约机制。那么，在古代皇室与官僚之间实际上存在着那么一种动态平衡。任何一方过于强势都会导致社会的崩溃。

但是，现今的中国官僚体系是一个没有最终责任人的怪异的系统。官僚们有权却无相应的改负的责任，他们可以移民，可以转移资本，最坏的情况就是与买办势力结合起来，他们为什么不这么做？南美国家这样做的人还少吗？你说呢。那么，我们可以推断，现实的官僚机制只会造成官僚对短期利益的追求。所谓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

3人口状况

这一点很重要。总有人说，汉族具有强大的同化能力。这种神话故事，我也不知道谁是始作俑者。从历史来看，民族的同化无非是人口比例而已。我就再谈一下资治通鉴吧，资治通鉴唐纪中明确记载了唐太宗对北方游牧民族的内迁安置，而河北地区的胡化（一般指人口胡化，但汉族胡化的情况也是非常严重的）则非常严重，原因就在于人口。经过辽金元三代的胡化，中国北方地区在明朝建立之前胡化情况极其严重，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可以反推一下，如果不严重的话，朱元璋为什么要以国家法令的形式禁止胡服胡语，甚至禁止色目人等族内通婚？假设朱元璋没有采取这种政策，现在的中国北方是否也是一个类似于巴尔干的火药桶呢？暂且存疑。再如明朝末年，东北地区汉族的女真化很少有人注意吧，但当时这一情况确实非常严重，在《洪业》一书中有记载。其实，不仅中国如此，西方亦然，拜占庭文明比伊斯兰文明如何？总要发达些吧，请问现在的伊斯坦布尔还有拜占庭文明的存留吗？发达文明并不能同化落后文明。同化只有靠人口比例。民族人口比例的现状与趋势，很多人都写文章了，最有影响力的是中山水寒。但他关于民族问题的分析还是太少了，也不是主要内容。对于民族人口问题，首都师范大学的张天路早在10几年前就做过大量调研了，比如他经典的民族人口学与民族人口调研分析。其结论就是，少数民族特别是穆斯林民族人口增长过快了。

4生态环境

写枪炮病菌的那个作者又写了一本书叫 崩溃，谈的就是地球生态与社会文明能否延续的问题。我们不谈什么政治正确性，仅仅实事求是。该是啥就是啥。人类有史以来，所有的东西不过为了两个字——繁衍，或者4个字——基因的延续，更严格地说是某个种群基因的延续。谈其他的东西，什么人道主义等等等等，我觉得从人性来说是不错。但是，所谓政治正确的观点有个隐含的前提，即人类社会人与人或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博弈是一种正和博弈，即联盟比竞争更好。但是，在生态环境承载量为一定限度，正和博弈就变成了一种零和甚至负和博弈。就是所谓的生存空间争夺。难道这么多人讨论的国富民强不是为了让大伙儿更好地生存在这个世界上吗？难道是为了下岗失业，去出卖肉体做血汗工人或妓女？

5世界体系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略了吧，见http://www.ccthere.com/article/2389195。

至于什么两少一宽政策，我认为根本不是什么关键。不过是一个大系统中的一个微不足道的改变不了大局的因素。元朝的法律就是两少一宽，但是改变得了大局吗？如果元朝蒙古族的比例不是那么小，我相信，明朝是不会有建立的可能性。

现在我们来看，75事件爆发的这5个主要的根本性的问题得到解决了吗？

政治、经济、人口、生态，哪一点发生变化了？

如果根本性的问题没有发生变化，我们可以料想，75事件对于维族有任何具有历史转折性意义的影响。

有个人说，现今的民族状况是最好的。我要举个反例，唐太宗与唐玄宗时期的民族状况比现在还要好，结果是什么？自己去查阅剑桥中国隋唐史对这个问题的分析。

这就是所谓的时间维度。短期来看是很好，但长期来看，可能会导致更具有危害性的结果。那么现今的民族状况，在我看来，不过是绥靖的岁币政策，结果比古代王朝还要坏，这是因为2点，

第一，古代皇朝对边疆的出入管理极其严格，游牧民族内迁即使在唐太宗唐玄宗时期也是有警惕性的政策，比如所谓城傍少年的城傍。在大部分时候下，北方民族是很难进入内地的，不要以为古代边防是当摆设的。

第二，古代游牧社会的人口数量非常有限，有一个数据，大约每平方公里可以养活1个不到的人口，而现在的情况则远非如此了。某些民族与宗教的人口大爆炸已经有数据证明了。

我们还可以确定一定，在目前的政治经济架构下，新疆问题不过是一个拖字诀。

要想对现有的整个大系统进行变革，包括民族问题，只有拿出壮士断腕的精神，在位的决策者需要承担应该承担起来的历史责任，但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我相信，在短期内，我们是看不到的。

最后要补充一点，我这些论述的前提是，一个国家中的若干个民族，只要这些民族的文化有较大的差异，无论现在在经济上的联系多么紧密，只要文化之间的差异性不能弥合，最终是走向分裂。国家与国家之间也是这样，无论经济联系多么紧密，不能保证两国之间不会发生战争。这个论述起来就非常复杂了。

• 立此存照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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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别写这东西又给封了

75事件当然不会如有些人想象中的那样对维族有什么决定性的影响。原因很简单，与75相类似的事件远的不说，就是在49年以后，特别是近三十年来，早已经不是什么稀罕的事情了。对整体维族而言，对维族精英而言，对普通维族群众而言，对野狗们而言，都不是什么新鲜事。对新疆的汉族，主要是兵团为主的汉族群体而言，也不是什么新鲜事。也正因为如此，这次事件也不会对在新疆的汉族，以及其他少数民族产生什么决定性的影响。

相反，真正具有决定性影响的，还是两件事情。一是大批南疆普通维族青年到内地打工，二是内地汉族自发往新疆谋生。

同样以历史来看，中国的汉族的形成，内迁民族融于汉族当中，从来都是血与火之后，经过上百年形成的。而其中，几乎没有中原民族，也就是汉族出关去融合外族的例子。相反，大的融合都是关外民族进入到中原，不管是怎么进来的，反正就是你杀我我杀你，到最后几百年后一群新的人进来了，或者自己，也都分不清你我了，你我就成为一家人了。

内迁的匈奴，乱华的五胡，鲜卑的汉化，契丹，金，党项的消失，满族的汉化，无不如此。

只有这次（姑且从兵团算起），是汉人大规模的进入一个少数民族居多的一个大片地区，而且进去了，就不出来，还在源源不断地进入，还把里边的人拉（或者说经济引诱）出来。这样带来的文化冲突也好，交融也好，都是无与伦比的。而与之相对应的，则是内地汉族为主的地区的经济全球化，以及边疆地区的全球中国化。

所以，虽然我赞同你的结论，却远不如你那么悲观。

貌似把你的这个帖子放在观点时事里了，不过这河里敢做敢当的还真不多。

所以我们离开新疆了，在一个没有安全感的地方生活心里是不踏实的，再说我的父辈在那儿奉献够了，我们不想继续被奉献了。

很抱歉我这么讲。

中国的官僚阶层作为一个整体，要想学南美国家的那些人，“与买办势力结合起来”，并不容易。因为，与他们的南美同道相比，他们在通往全面买办化的道路上有两个难以逾越的障碍：一是港台势力，二是海外民运。这两个群体的存在决定了他们想走南美买办官僚的道路的难度很大，至少比他们的南美同道要大。

不用非挤在新疆等着那天被人往头上招呼砖头，眼睁睁看着被赋予和谐使命的警察对自己的死活视而不顾。他们连自己都保不了，还能管我们这些纳税人？！

这算什么阻力？很搞笑。

轮子，民运根本上不了台面的，也没有多少政治影响力。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我有数据证明，中国的官僚利益集团在与买办迅速靠拢，数据都来自《每日评论》

人口问题小民自然能七嘴八舌，某些靠寄生活口的也自有办法蒙蔽达官贵人

热女士现年57岁生11个，以此类推西域其他WZ，新疆汉族的独生子女怎么拼得过。

这是另一篇文章的摘录。不是每月评论那篇非常长的文章。

　 在几乎所有情况下，在“推动” 民族私人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部分政府官员的腐败发挥了重要作用，新私有企业资本从政府承包合同、政府土地赠与、税收减免、国家控制的廉价劳动力和几乎垄断的市场中（尤其是在开始）获益巨大。在这两种途径中，自由化既是市场导向的，也是国家驱动的。干预主义的国家仍然是一个关键因素，但它的角色发生了从直接投资者到私人投资促进者的剧变。

　　 新法规（或至少是惯例）取代了限制市场活动的法规，这给予了资本家土地场所、投资刺激和对财产权利的保护。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和新世纪之初，一个不变的情况是私人资本生产、出口、利润、投资比例的不断增加。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的“市场开放”在接下来的20年里转变成种种洪流。到2005年左右，私人资本占非农产出的75%。

　　 房地产和建筑业的繁荣把门路广泛的“企业主”变成百万富翁。对国有企业的买断也促使了新产业资本家的兴起。通过不择手段、诈骗、垄断市场和对劳动力进行无限制的掠夺，新资本家们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从小企业主迅速变成企业大亨，不仅拥有多栋豪宅和奔驰汽车，还拥有情妇和海外账户。

　　 对劳动力的高强度剥削、成百上千万的工人和农民失业以及财富在10%的上层人口中的高度集中，使国内的需求开始受到相对的限制。

　　 由于市场的重心在海外，发展最靠近港口的沿海地区和迫使劳动力从内陆向沿海流动就是逻辑的必然了。出口市场决定了生产地点，而后者又决定了国内人口流动的方向。沿海地区的生产地点、港口、商业和银行中心也成为学术研究中心，因此也是培育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温床。

　　 成百上千万的工人工作在最糟糕的条件下：工作时间长、最差的安全条件、最低的报酬和不卫生的工作条件。他们创造了巨大的利润，而新的富人则由此变得越来越富有，并且炫耀性的消费也变得司空见惯。在中国乃至资本主义的历史上，从未有一个阶级在这么短的时间内积累这么多的私人财富。与生产和分配的地理集中趋势相随的是财富、消费和政治权力的阶层集中。“两个中国” 观念具有了一种全新的意义：不再是指美国对中国大陆和台湾的区分，而是指由新的大资产阶级控制的沿海中国和由成百上千万农民工组成并为沿海的加工、组装、出口和赢利提供廉价劳动力、原材料和制成品的内陆中国。

　　 四、外国资本建立前哨基地阶段

　　 与中国资产阶级精英的发展相随的是，外国大投资者在一些关键部门中建立了制造业的前哨和据点。转折点出现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大规模地关闭国有企业的长期政策随之出台；与此同时，国有财产被私有化和转移到民族资本或外国资本的手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明确地改变了私人资本和国有资本之间的均衡和后者的意识形态优势。

　　 私人资本在产值、出口值和提供的就业机会上都超过了国有资本。私人大公司开始从国有银行获得越来越多的贷款，而在过去它们则受到排斥或限制。在民族资本和外国资本待遇平等的幌子和保护下，日本、美国、香港、台湾和欧盟的跨国公司加速进入中国市场，进入到从面霜到高尔夫球场、从工厂到高技术企业的大部分经济部门。实际上，并不存在任何“禁区。

　　 “官僚国家主义者” 对此采取了各种抵制行动，经常拖延和不贯彻政治决策，以此来放慢私有化的步伐。一些人是基于政治信念，而另一些人是为了榨取利益。然而，最终国家主义者显然在步步后退。

　　 国家资本主义模式的基础是国有资本、民族资本和外国投资的三角联盟。现在，这种模式已经被民族资本和外国资本的新双重联盟所取代。到2005年左右，民族资产阶级已经达到了权力的顶点，超过国有资本，但尚未挑战冉冉上升的外国跨国公司的主导地位。廉价劳动力储备正在减少。竞争正在加剧，对外国资本渗透的反对仍然局限于官僚部门。中国大多数资本家很喜欢转包合同，并且与外国资本建立伙伴关系。许多大学生试图在私人民族垄断企业和外国跨国公司中求职。国有企业的职位是一个次要的选择。由于竞争加剧和利润下降，许多中小企业开始破产，被新的更大的垄断企业取而代之。

　　 中国不仅仅是中国资本家的“乐园”，也是全世界资本家和投资者的磁石：每一个资本家都希望对中国近乎无限的劳动力进行无限制的剥削、进入由2亿中产阶级消费者、上千万个百万富翁和数千名超级亿万富翁组成的中国市场。

　　 五、未来：从自由主义转向新自由主义-民族资产阶级的末日？

　　 外国投资者和跨国公司正在快速地增长，开始走出它们最初建立的前哨，不再满足于只担当某些公司的少数派股东。从现在到未来的十年里，跨国公司和外国投资银行将把触角伸入整个沿海经济的生产、分配、交通、电讯、房地产和服务业部门。这一进程将通过三种方式进行：（1）对新企业的直接投资；（2）最常见的是与战略伙伴共建合资企业；（3）购买现有企业的股份。在这三种方式中，有一个明确无误的趋势：跨国公司将不断扩大它们的影响和投资，最终控制这三类企业的战略性的管理职位。

　　 随着大城市中劳动力、租金和“创业” 成本的增加，随着内陆地区出现了一个相对繁荣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跨国公司可能把它们的活动扩大到中国内地。尽管在中国内地大多数工人、农民和失业者的生活标准很低，但却有1到2亿活跃的消费者。由于中国继续充当外国公司的组装和出口平台，外国投资和跨国公司正在向获取大量乃至绝大多数的国内市场份额转变。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变化。

　　 跨国公司已经发动了一场全方位的经济进攻，目的是：l，控制银行和金融体系；2，控制中高端的国内消费市场；3，渗透到电信部门；4，增加文化、娱乐、宣传和商业市场的份额。

　　 在银行体系中，外国资本将获得国内巨额储蓄和并控制大中小公司的贷款途径；而且更重要的是，它们将能够用中国人的储蓄为跨国公司的投资提供资金。中国主要的银行已经在向外国投资者出售股份，而且几家国际大银行已经收购了一些地方银行。到2006年当对外资所有权的限制放松的时候，外资对银行部门接管将会加速。到本世纪20年代初，外国银行很可能控制中国经济的金融杠杆。由于贷款、信贷、再融资和投资具有杠杆作用，外国资本将能够掌控中国工业。

　　 外国投资者倾向于控制现有的消费市场，而不是创造一个大规模的平民化市场。当前的趋势是：外国投资者的目标是市场的高端——新资产阶级和比较富裕的小资产阶级。

　　 在不久的将来，外国投资者可能利用新的世界贸易协定来渗透中国的电信和服务部门，尤其是大众传媒、娱乐业、广告、营销渠道以及重要的零售渠道。

　　 在接下来的十年里，20世纪90年代和新世纪头五年的渐进主义接管战略将被直接的买断和对新垄断公司的直接投资取代。

　　 在竞争激烈的劳动密集型部门中，中国的公司仍然将占据优势。然而，它们的利润将受到跨国公司转包商的更大挤压，而且破产的比例将会很高，从而为所有权的更大集中开辟道路。

　　 外国资本家和中国资本家之间的“劳动分工”已经开始形成。跨国公司将控制营销、融资、设计、技术、研发、生产目标和海外销售。它们的中国伙伴将负责政府公关（拉关系、支付“佣金” 或贿赂等等）、劳资关系、招聘工人（但不一定负责中高级职员的招聘或解雇、升职和奖励）、公共关系和运营。

　　 在某个时候，最可能是在本世纪20年代，由于在金融、生产、政治和出口中权力的不断增长，跨国公司所积聚的权力将会出现一次“大跃进”。“中国的经济” 将失去它的“民族身份”，进而成为外国银行和跨国公司的附属物。量的渗透将会导致经济的制高点被外资抢占，中国执政阶级将发生质的变化。中国成为一个“世界大国”的企图将会遭到失败。相反，中国将变成帝国主义大国的一个巨大代理人，而不同的帝国主义国家将利用不同的政治精英、军队、学生等等来加剧对控制的争取。

　　 中国是否会从一个发展中的世界大国转变成帝国主义大国的代理人？这个问题的答案关键在于跨国公司何时会控制关键的生产资料部门、金融部门和贸易，以及这种经济权力何时在中国的政府内得以表现出来。跨国公司日益增加的存在与中国国家日益成为“自由市场”政策的推动者之间有一种象征性的关系，其中每一方都强化另一方。当利润份额从民族资本手里转移到外国资本手里的时候，中国将完成向帝国主义经济附庸转变的“大跃进”。在21世纪第一个十年里，这一过程将加速进行。

　　 中国民族资本在过去的领导地位是建立在如下两个因素之上的：官僚控制国家和政府官员残留的反帝国主义因素。一些政府官员一直破坏和阻止跨国公司的进入，从而增加了它们进入的成本。其他的障碍是外国投资者对腐败或无能的“战略伙伴” 的错误估算。在利用农村失业储备大军的大多数劳动密集型产业中，中国的资产阶级实力最强。当这一“储备军”消耗殆尽和城市工人要求更高工资的时候，民族资产阶级对外国资本的比较优势将会减少。它们将会日益陷入工人反抗和跨国公司更大竞争优势的双重压力之间。“民族资产阶级” 的发展前景将会是集中（垄断化），走向海外寻找新的廉价地点，以进行剥削和更新它们的技术和内部组织。结果很可能是，为了保住中国市场上日益下降的份额和在更贫穷的非洲、亚洲以及拉美市场和资源飞地上的少数海外投资行动，中国的全球性大资本将寻求与实力不断增加的跨国公司妥协。

　　 中国正在非暴力地从自由主义的资本阶段转向新自由主义的资本阶段。与之相随的是，大众对世界上最残酷的剥削状况、最任意的土地侵占、最危险的工作条件以及1%的上层和50%的底层之间最严重的不平等的抗议越来越多。另外中国自由放任的农产品进口政策正在消灭成百上千万的农民并使他们陷入绝境。2005年左右，大规模地进口得到大量补贴的美国棉花、水稻和其他农产品，已经破坏了农业的各个部门。民族私人资本与外国私人资本之间的激烈竞争导致了几万起群体性事件，涉及到数百万的农民和工人；他们抗议任意的解雇、工厂关闭、养老金窃取以及毫无补偿的财产任意强占。

MONTHLY REVIEW《每月评论》2004年7、8月号合刊

。“两个中国” 观念具有了一种全新的意义：不再是指美国对中国大陆和台湾的区分，而是指由新的大资产阶级控制的沿海中国和由成百上千万农民工组成并为沿海的加工、组装、出口和赢利提供廉价劳动力、原材料和制成品的内陆中国。

当年美国黑人曾经说 “美国黑人的存在就是美国在国内的殖民地”

确实如此

现在中国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