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再聊《大盛魁》（上） -- 老拙
谢谢帮我指出了笔误。怡和洋行其实是伍家找了马地臣当傀儡，其实还是怡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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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操纵物价”。这些都是文革前对旅蒙晋商定的调子。我在前面提到的《旅蒙商大盛魁》，是内蒙政协于1960年开始搜集资料，采访了137位有关人员，1966年写出初稿，1978、1981、1984年三次修改后内部出版。
在这本书里，你就可以看到上面这些对大盛魁的评价。这样的评价，一直延续到后来，只要一提“印票庄大盛魁”，就是官商勾结，重利盘剥的代表。
但是，同样是研究了《旅蒙商大盛魁》这本书中列举的资料，我却得不出这些结论。
首先，大盛魁不是晋商中的“皇商”，他们是一伙随军民工组成的商号。这样的商号在归化和乌里雅苏台很多。
第二，我们都知道，在清代，各民族的地位，是满、蒙之后，才轮到汉。蒙古王爷的地位，比汉商高了很多很多。满清政府不可能与汉商勾结，去重利盘剥蒙民。事实也是如此，旅蒙商在草原上行商，是没有定价权的。清廷规定，每三年举行一次草原“楚古拉”大会，由朝廷派员主持，蒙古各部落王爷和旗盟扎萨克参加，旅蒙商也参加。会议决定各种商品的价格、赊账的利息，一定三年不变。不论内地年景如何，商品价格怎样涨落，旅蒙商都必须执行会议决定的价格，不准擅自提价。由各部落王爷和旗盟扎萨克选择（而不是反过来）供货的商号，在这三年中，如果部落、旗盟遭灾或由于其他原因还不上赊账，商号也不准停供货物。也就是说，蒙民可以欠债，汉商不准欠货，否则就要被取消经商票照。
最后是“制造垄断”。实际上，大盛魁前一百年，尽管朝廷严管晋商旅蒙，但是市场的需要还是使旅蒙晋商得到极大发展。根据资料，当时仅乌里雅苏台有上千家旅蒙商驻扎。到了17世纪初（嘉庆八年），由于乌里雅苏台发生旅蒙商伙计与蒙民的纠纷斗殴，清廷诏令派驻外蒙的将军、参赞、办事大臣和帮办大员，会同外蒙各王公，严格检查旅蒙商的经商票照，并严令每年彻底检查一次，结果很多没有票照或者票照过期的旅蒙商被驱逐出境，大批旅蒙商倒闭。由此也可以看到，当时的政府，更多的是站在蒙民一边的。大盛魁是最早进入草原的旅蒙商，舍得让利，在牧民中口碑不错，也一直有经商票照，因此和早期的旅蒙商“天意德”、“全盛德”一同留了下来，开始形成这三家旅蒙商“三分天下”的局面。这算不算“官商勾结，制造垄断”，大家可以自己判断，得出结论。
老拙大家，不管心里怎么想，只说得不出这些结论。
少不得说几句辩解辩解，当然我更给不出结论了，至少还没看过那些资料。
首先商号很多，不能证明是不是垄断。这里的关键是，有没有给当地人（蒙民）一定的准入地位。不管在其它程序上多公平，只要是蒙民完全得不到准入地位，那蒙民完全有理由认为是垄断。
其次，汉民的地位多高，不影响垄断地位的判断。这里，汉民汉商只是经济工具，垄断是经济地位判断。
再次，公平的价格决定方式，不一定导致公平的价格。从你的描述来看，赊账的损失要由商号来背，客观上造成了价格的不合理上升。如果这个上升足够大，个体的消费者蒙民有理由认为这是操纵物价。
最后，“旅蒙商伙计与蒙民的纠纷斗殴”，实际上证明了当时的蒙民就是认为在操纵物价，随着其他旅蒙商被驱逐，客观上进一步加强了垄断的强制力。
个人认为，如果商号中有半数蒙民公平参与，普通蒙民可能改变对垄断的判断；如果人数少于三分之一，那不可能不是垄断。汉民和蒙民不平等的法律地位，一定会增强蒙民对垄断的敌对情绪。高利盘剥完全看利息，没看到你的数据，个人猜测在年息30%以上。
William Jardine的怡和洋行，好像不能归到伍家产业里面吧
虽然同名，但是伍家行走当时国际贸易之上的名号，是伍浩官，而不是怡和行这个名号，并且那个时候，似乎还很难说这种同名的行为，是密谋，抑或侵权。
伍家做生意确实经常凭借自身信誉和影响力，以委托方式由外国人开设公司进行对手交易，但是这种委托关系，似乎不能以如今的委托代理关系同日而语。其稳定性和可靠性是基于商业信誉，而不见得法律规范。因此伍家败落之后，这种委托关系好像不能维持现今的信托关系那样的程度。
当然，毕竟对这段历史研究国内研究者寥寥，个人意见只是参考，还请方家给出深入的资料和观点。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南京条约的赔款总额2100万银元是分成三个部分，600万赔偿鸦片损失，1200万赔偿军费，300万偿还商人债务。按照现在看到的一些资料，伍家承担的是偿还商人债务的部分，明面的额度是300万中的100万，当然，实际肯定比这个多，火烧十三行后英美商人损失32万银元，估计主要也会摊在伍家头上，另外按照伍家与鸦片贸易的紧密关系，600万的鸦片赔付里面，也肯定也有伍家的份，但这个肯定不独伍家的事情。不过从葡萄的文字里，很容易让人以为，这个赔款，2100万，都是由伍家承担的，这个好像无论如何不大可能。当然公开资料肯定有疏漏，甚至扭曲，真实情况如何确实吾只能说不得而知了。
伍家与Robert·Forbes关系很好，但是现在的财富杂志是亨利·鲁斯创办的，时间是1930年，这个和伍家的关系是怎么回事，确实以前不知道，葡萄能否有赐教。
伍家与致公党，这个着实不知道了。
个人意见，如果对这种商业模式不称其为“官商勾结”及“垄断”，那并非说不通，因为在限定内蒙商贸流通市场的参与者为旅蒙晋商群体，或再加之部分获得特许权的其他商人，在这样的情境下，那么在这个群体内，至少在老拙的资料中，嘉庆八年之前，可以认为是具有相当自由竞争色彩的市场。假如不存在嘉庆八年的事件，这一市场当然也会随着竞争变化，出现一定程度的市场垄断。但这种垄断，可能至少也应算是带有必然性质的商业发展结果。
但这里面有几个疑点，
首先是市场进入壁垒，就像楼上响水湾所说，这个市场进入机会并不是公平，而是自始带有浓厚的政府干预色彩，暂且不论这一个事实是否带有许多时代的必然性（比如只有晋商这一群体在当时具有从事该项业务的商业实力），从需求方角度看，或者从蒙民角度看，这一市场进入壁垒是垄断的，而进入群体的有限，特别是商业模式不同，或利益取向不同的群体类型数量不足，必然带来利润的高涨，这个并不会因晋商的“舍得让利”而归于消失，甚至其降低程度都很可能是相当有限的。
第二个疑点是蒙族权力阶层和蒙族自由民（如有）及蒙族非自由民的利益肯定是不同的，而晋商贸易的主要终端客户群，很有可能是蒙族自由民，而其主要的合作方，则是蒙族权力阶层，那么联系到其进入资质的认定方，更是当时的清政府，那么从晋商立场，固可以认为其百般艰难绝非“勾结”亦未“盘剥”，但由于政府及非市场因素干预色彩极其明显，从蒙民立场，或从整个商业模式的角度，认定其主要为“勾结”并且存在“盘剥”，不为过。
其三，主要为猜测，嘉庆八年政府介入的不可抗力，导致市场主体洗牌，市场结构出现变化，形成三分局面，这一过程从情感角度来说，固然可以用“大盛魁是最早进入草原的旅蒙商，舍得让利，在牧民中口碑不错”来归因其最后三分市场的格局出现原因，但是从经济分析，和实际操作角度，恐怕都很难用这么感性的理由来解释。当然，没有资料，近于空口白牙，无法给出具体分析。
唯有一个想法，比较受葡萄当初的提法所启发，对于经济史方面的国内案例，今天我们无论是发掘，还是分析，大多重其“义”的感染，轻其“利”的分析，这个甚至与当事人的自身情感走向无关，也即，或许大盛魁，或其他古代近代商人，在具体操作过程中，果真是如今天资料发掘那样，是凭着一腔热血，或者带有一种强烈的情感取向，来从事商业经营。但这种精神，以及情感取向，未必能够移植到今天的商业环境。而案例的作用，在于揭示一种规律，这些规律应该具备可规范的外部条件，并且拥有可测度的行为模式，从而形成可参考的运行过程及结果。这就需要从数据角度，真正的去解构案例。
当然，我们有浩若烟海的史书，却存不下区区数卷的账簿与契约。而我们的心底，毕竟还是重义甚于重利的传统人文积淀，何况剧本终究还要靠以情动人。
只是，总该有人去做分析，然后去尽可能的把古朴的规律在我们今天的社会来传播，“义”是先人的智慧，“利”同样也是先人的智慧，同样也值得去借鉴，参考，应用，传播。可惜，有人在做么？
这句该怎么理解呢？那之前比如秦汉唐明时，平民汉人也不许出关交易吗？官商可以吗？郑和出去算是官商出去吗？
您就当给俺普及点历史知识吧。
del
这不就是典型的官商勾结么?还说什么没有定价权?
这不是典型的价格托拉斯么?还说什么没有垄断?价格托拉斯是再典型不过的垄断了.不参加这个价格托拉斯,就不给你牌照,这不是垄断是什么?
成功的要诀应该有统计意义.大部分具有A特质的商行都成功了,且大部分成功的商行都具有A特质,那么A特质就是一个充分必要条件.
推行"仁","诚信","让利"的商行很多,而只有一家大盛魁成功了,且其它成功的商行并不具备这些特质,那么,这些特质就不是成功的充分条件或者必要条件.
我第一次看到老拙关于大盛魁的描述时,心里想到的是牛根生.几年前对于牛根生的炒作包装,也是把他描述成一个"让利"的人.但是这种特质不具有普遍意义,就是说,你拿过来用,不好用,多半还会死得很难看.
事实上企业文化,是比质量管理,研发,客户服务,更加不靠谱的东西.而中国企业却偏偏最喜欢这个,因为无法量化,所以可以无限上纲地吹嘘,就象哈佛出来的学生总喜欢在嘴边挂着一个strategy一样.
这种东西,拿来忽悠人不错,自己要是被忽悠了,那就得不偿失了.
一个行业强调质量管理,研发,客户服务等的前提是要有行业的规矩.当时和蒙古经商刚开始,是没有规矩可循的,谁能定规矩就是谁拿大头,是生意人绝对不会错过,你满口仁义道德一看就不是生意场上的.
定规矩就是利益分摊,按你的伦理道德就是分zang."让利"就是能够摆平各方的利益,近视眼心太黑是摆不平的，需要不少ＩＱ和ＥＱ.国内不少行业都是刚开始起步,谁能定规矩就是抢了先机,等分zang完毕，然后各家开始修内功，强调质量管理,研发,客户服务什么的就是为了抢人地盘，等过几年各家实力发生变化利益均势不保的时候，又一次“让利”开始。公司亦然，国家亦然。黑帮片里比较血腥暴力，商场上虽然衣冠楚楚，满口客户质量，原理一样。
价格托拉斯才是行业规矩.规矩是让人必须去遵守的.你说的是可做可不做的.象苹果起家时,财务极乱,但是仍然大成功,说明严格的财务制度不是必要条件.另外,最近三十年的中国市场处于急剧变化之中,从密集广告投放,到CI,到营销渠道的建设,几乎是三年一变.和大盛魁来作对比可能不太合适.
比较合适的对比应该是这样:
和大盛魁同时代的商行,采用了"仁","诚信","让利"的有几家?占总体商行的比例有多大?最后成功,或者说至少是活了五十年的,有几家?说明采用这些原则/企业文化后的成活率有多高?
没采用这些原则/企业文化的商行,成活率又有多高?
然后再看这些特性给企业的存活率带来了多少百分比的存活率提高.
事实上我的感觉,采用这些原则的商行应该不在少数,但是采用了这些原则并不代表着你的成功概率就会因此而提高.<白银谷>/<白银帝国>里面,钱庄自己出钱去补清帝国的信用,虽然小说里最后钱庄重新站了起来,但是历史上仍然不免倒闭.我所见的晋商,从早年的八大皇商,到民初的钱庄,最后的倒下,无不与失去"官商勾结"这一条件相关,说明其成功的关键,或者说核心竞争力,仍然在于官商勾结,而不是靠着"仁"与"让利".
del
中国向来重仕轻商,商人地位不高就代表了上层消息相对闭塞,所以对风险的预估最后只能流于玄学一套.而西方在教会力量退缩后,连国王都忙着做生意,可想而知,官商的界限已经非常模糊,高层动向对商人来说几乎透明,自然也就有了将风险量化的充要条件.不过说来说去,根源还就在于"官权"和"商权"的力量对比,西方小国林立,教会力量庞大,官权向来衰微,才因此有了商权的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