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宛如约------燕垒生 -- 朔雷

十七岁。

那是一个不知天高地厚而狂妄无知的年纪，每一个处于这个年龄段的人都以为世上唯我独尊，我也不例外，何况那是一个疯狂的年代。

那是六七年，我还是向阳中学造反先锋队的宣传干事。那时，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正逾演逾烈，触及的也渐渐由灵魂而至皮肉。在三中的红卫兵组织“驱虎豹”战斗队因为和向阳中学一贯有矛盾，所以两校的红卫兵组织时常进行辩论，虽然还没到武斗的程度，但一方贴出的大字报，很快就被另一方覆盖。而覆盖以后，便是双方的宣传队（都叫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行引经据典地对骂。我由于能背下《共产党宣言》和毛主席的几大雄文，嗓门也不算小，所以在对骂中脱颖而出，向阳中学造反先锋队的司令员把我提拔为宣传干事。干事云者，就是要干事干到死。不过对于一个红卫兵组织来说，也不过是写写大字报，用学校里的油印机印点传单。反正停课闹革命，时间有得是。

那是个初秋，我第一次遇上她。

在小镇子的南边有一个火车站，是中国一条铁路大动脉上一个比较重要的小站，站台上还留着日本人留下的两个碉堡。这两个碉堡本来已成为铁路上放杂物的仓库，但已被我们与驱虎豹战斗队分别占领了。碉堡就在站台两边，贴在碉堡上的大字报，人们在火车上就能一眼看到，因此，那算是一个宣传革命思想的绝好阵地。

为了防止对方的破坏，我们两派组织每天都有人在那儿值班。那一天是我值班，公元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日。

我正在灯下偷偷看一本抄来的小说，有人敲了敲碉堡上挡着枪眼的木板。我拉开木板，一个人正在外面向里张望着。那是猴子，三中的宣传干事。

尽管两个组织的头头好象不共戴天，但我和猴子都保持了很久的友谊。我们小学里本是同桌，后来上中学分开了。现在值班我们也都有个默契，互相选在同一天，这样都可以放心些。

我站起身拉开铁门，他钻了进来，道：“这天真他妈的冷，立秋过了没几天哪。来根利群吧。”

他从口袋里摸出一根烟来。那是利群，七分钱一盒，比雄狮稍好一点。小时候打弹子，用烟盒纸当筹码，约定俗成地雄狮不值钱，利群值一千。另外还有前门值五千，上海值一万，这些烟我只见过烟纸，没抽过，没钱。

我拿过一根，点着了，两个人在一块儿吞云吐雾。我是在和父亲划清界限那阵学会抽烟的，如果五?一六大字报贴出来以前，我们抽烟大概要受处分，但现在停课闹革命，打倒师道尊严，没人会来指责我们说不可以抽烟。

猴子抽了半根，忽然道：“保禄，你今天不回去吧？”

我的教名叫保禄。由于我父亲以前是信教的，因此我一出生就受了洗，这教名也成了我的小名了。现在我早与父亲划清界限，这名字谁也不知道，别人只叫我的大名韩振宇。猴子和我是从小玩到大的，他叫叫不要紧。

“我不走。反正回家也就我奶奶在。”

“那我要走了，你好好呆着吧。”

他伸手把半包香烟扔给我，转身出去。出门前，他没回头，只是说：“你可别害怕，今天可是农历七月半。”

“七月半怎么啦？”

他已经走出了碉堡。在外面，他小声地说：“七月半，鬼乱窜。”

站上没有人。这是个小站，特快都不停的，晚上只有几班车经过，难得有上车下车的人。现在大约是半夜十一点多，这一站又是不停的，车站里的职工也在值班室里。我看了一会书，眼有点酸痛，便扔下书走出出去。

天暗淡无光，黑暗得象沉在渊底。我靠在碉堡上，从口袋里摸出一根利群，点着了。这时，一列火车正在进站，一声汽笛，几乎把我耳朵都要震聋。

火车驶过我身边。这是快车，在这一站不停的。这种蒸汽机车噪声很大，进站时黑烟滚滚，落得我满身都是。那些细微的烟尘使得我泪水直流，好象有什么伤心事一样。

当我拭去了眼角的泪水，火车已消失在远处。在暗淡的天空下，两条铁轨发出幽暗的光，好象在极远处并成了一条，但我知道那只是我的错觉，那两条线永远都保持着同样的距离，永远都不会有交会的时候的。

这时，我听到了身后一个怯生生的声音问道：“对不起，请问，你认识一个叫文良的人么？”

我转过身。

那是个女子，正站在碉堡另一侧。她惊慌失措地看着我，好象看着一个渺茫的希望。很奇怪，在大多数人都穿着蓝布衣服或草绿色军装的年代，她居然穿着一件做工相当考究的女式外套--尽管那已有些破旧了。

我扔掉手里的烟，道：“这儿没这个人。”

她慌张地看着我：“那我该怎么办，他告诉我只要在站台上问问就成了，有人会接我的。”

我有点诧异地看着她。她的脸上，带着两行泪痕，恐怕是哭过了。我装出一副老成的样子，说：“他是这么跟你说的么？”

她在口袋里摸了摸，摸出一张纸条，道：“喏，这是他写给我的。晚上八点三十四火车出发，怎么时间都过了还没人？”

我接过那纸条。那纸条上写了几个繁体字，还是竖着写的，有几个我还不认识。我装模作样地看了看，道：“你没记错吧，是今天么？”

“没错。”她拿过纸条，“我再去问问站台上的小姐吧。”

我看着她的背影。在夜色中，她的背影纤弱得让人怜惜。我猜得到，如果她去问那个站台上由于雄性荷尔蒙过剩而长了一圈胡子的无产阶级售票“小姐”的话，只怕马上会被那革命警惕性过高的小姐报告工纠队，当成是台湾特务吧。尽管猜不到她的来历，但我还是不愿意看到她有这么个下场。我小声说：“等等，你从哪儿来？”

她回过头看着我，在黑暗中，她的脸象一朵雪白的梨花：“怎么了？”

“你……你是台湾来的么？”

她笑了：“我就是要去台湾。文良说了，坐火车去码头。”

阶级敌人猖狂到这种程度么？我几乎有点震惊地看着她说这些话时那种平静的表情。

看着她的微笑，我只是说：“你不害怕？”

“有点怕。”她还在微笑，“可文良不会骗我的，我相信他。”

她转过身走了。我抬起头，看着天空。火车驶过后，天空反倒更加清新，繁星闪烁，碉堡看上去，也高可入云。

随她去吧。

我听着她的足音渐渐弱了，消失。马上，会是那个无产阶级小姐尖叫一声，然后会喋喋不休地引经据典，说是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之类吧。也许是我的立场不够坚定，我只觉得心头有点疼。

我猛地回过头，喊着：“喂……”

站台上没人。售票窗口的灯还亮着，那个长小胡子的女人正打着瞌睡，周围却静得死一样。本来，晚上有两班慢车要停在这站上的，不过一班停过了，另一班还早，她也可以睡会儿觉。

可是她呢？

我走到窗口，敲了敲窗玻璃，那位胡子小姐一下惊醒了，擦了擦口水，冷冷地问道：“哪里去？”

“刚才有个女的来问过么？”

她这时才看清是我。本来，站台上的职工对我们也不太看得惯，因为我们两个战斗队总是把废纸扔得满地都是，还不肯收拾。她瞪了我一眼，说：“小赤佬，搞啥格花头，想女人也不是格种想法。”骂完，又伏在桌上睡了。

我在站台上走了一圈，什么也没看见。铁轨在月光里，白晃晃的两条线，直伸到远处，仿佛没有尽头。她仿佛是从我的梦中走出一样，什么痕迹也没留下，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七月十三日。一九六八年。

从十七岁踏入十八岁，我并没有什么激动。在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中，年龄也只是件微不足道的小事。

挤在台下的人群里，我有点忧郁地想着。

“我们要进行一次革命行动，”司令在台上声嘶力竭地喊着，他的扩音器坏了，所以只能用嗓子来吼。“我们发现一个隐藏得很深的阶级敌人，大家一定要牢记毛主席‘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教导，打好这一仗！大家有决心吗？”

十分可笑地，台下发出一声低低压抑着的吼叫：“有！”

“这次革命行动，我们要抢在驱虎豹那些人前面，所以，我们要当机立断，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

目标是统战部的一位官员，叫蒋文良。他是奉化人，听说和蒋介石还是同宗，本来是个国民党里的参谋官，四九年算阵前起义，年纪也不是太大，现在不过五十二三岁。这次抄家的理由是有人揭发他家里藏有电台，揭发的人是住在他家对面的一个工人。根据揭发人的成份，再根据他的背景，毫无疑问，他是个特务了。我们还是头一次抄他家，也算革命得比较及时的。

对于这些事，也不算什么新鲜事。本来还只是破破四旧、抓抓流氓阿飞，抄家也只抄一些过去的商人，统战部原来有镇党委保着，说是要搞统战，不能冲击。驱虎豹在冲击镇委夺权的战斗中，打了我们一个措手不及，以至于我们赶到镇委时只有几间空空的办公室了。还好司令的脑子快，这回抢在他们前头了。

只是，这个目标的名字让我觉得很古怪。说不出来，只是好象我认识这个人。也许，在广播里听说过他的名字吧？

一队人跟着司令出发了。我们连司令一共有十三个人。这个不吉利的数字让我有点心慌。谁是耶稣，谁又是犹大？当然，这只是我心底的一点不可告人的想法。

在这个年代，《圣经》也是不可告人的反动书籍。

蒋文良的住宅在镇子的西头，闹中取静，原本是一个四九年逃到台湾的大商人田贵安的住宅。这个小镇子一直盛产丝绸，所有过去有不少贩卖丝绸致富的商人。听说那个商人原本也是个在祥云观卖梨膏糖的小贩，抗战时囤了点生丝，在重庆发了大财，又马上换成炒小黄鱼，在四五年几次投机买卖里大发特发。这宅子最早是前清另一个大商人卜世文的，卜家的子孙一个比一个会花钱，也一个比一个不会赚钱，家很快败了下来，连这宅子也只好出卖了。田贵安别的都算得准，就是这一笔生意没看准，吃下来重修了一番，一看局势吃紧，走投无路，只好卷了点东西去了台湾。有趣的是，田贵安小时在卜家做使唤小厮，而卜家的后人后来成为赤贫阶级，就住在这老宅对面的两间平房里。所以老太太们总说：“沈万三家事，瘌痢丫头做主。”这些宿命论在老年人心中还是根深蒂固。

我们来到蒋文良那宅子的大门口，司令狠狠地砸了几下门，半天，里面有个老太太颤颤地说：“谁呀？”

“我们是向阳中学造反先锋队，快开门。”

又过了半天，门打开了。司令摸出红宝书，说：“大娘，我们来进行一次革命行动，毛主席教导我们，‘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大娘，请你配合我们的革命行动。”

老太太斜了他一眼：“又要请蒋先生去讲古？半夜三更的……”

她的话没说完，里面灯亮了，一个男人在里面说：“刘妈，是谁啊？”

司令挥了挥手里的红宝书，喝道：“打倒特务、反革命份子蒋文良！”登时，我们象一群巨大的鹦鹉一样吼道：“打倒特务、反革命份子蒋文良！”

一个看上去只有四十多岁的男人出现在卧室门口。他披着一件白色的对襟衬衣，道：“是红卫兵小将们啊，一定有点误会……”

司令打断了他，吼道：“反革命份子蒋文良，你不要再装模作样了，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你的一切早就在革命群众眼里，快把电台交出来！”

蒋文良也许也不知道所以然，正要说什么，司令不再说话，一把推开他，说：“搜！”

我们冲进了卧室。

卧室里还铺着木地板，踩上去空空地响，很惹人遐思，里面藏十台电台都够了，只是他要用怎么拿出来，至然我们不必考虑的。两个同学操起早准备好的铁镐，在地板上凿了起来。那张大床上，一个女人胆战心惊地坐起来说：“啊，你们是谁？”

司令冷眼看着她，道：“你是谁？”

蒋文良走过来，道：“是我妻子。小兰，别怕，小将们有点误会。”

司令不再用正眼看她，只是说：“穿好衣服，在一边坐着。如果你们不想尝尝人民专政的铁拳，那就把电台交出来。”

我看着卧室里。里面倒很朴素，并没有什么很华丽的东西，只是一些旧家具，最让我亲切的就是一台宠大的落地式收音机。这是德国三二年出品，以前我家里也有一台，后来抄家时砸了。

蒋文良的妻子披着衣服站在一边，司令挥挥手，对我说：“你去向他们传达一下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告诉他们，不要带着花岗石脑袋去见上帝。”

从司令嘴里说出“上帝”一词，实在可笑。我把他们带到厨房里，听着卧室里翻天覆地地响，开始念那篇有名的《促杜聿明投降书》。

过了一个多小时，司令筋疲力尽地走了出来，后面两人捧了一台宠大的收音机。我道：“找到电台了么？”

其实我知道那是台德国产的电子管收音机，司令也未必不知道。

他挥挥手，说：“蒋文良，你要老实反省，不许乱说乱动。你要知道，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

蒋文良点头哈腰，说：“是，是。”

我们一行人走出了蒋文良的宅子，两个人抬着那一台宠大的收音机，让我很不祥地联想到出殡。死气沉沉地走着，足音也象是一些煤灰一样四溅。

天空中，月亮很亮，我忽然想到，今天恐怕是农历十五了。

在一年以前，在那火车站台上，我碰到了一个神秘的女子。

等队伍解散了，我一个人跑到了站台上。

火车已经过了，铁轨在月光下亮得晃眼。我站在空荡荡的站台上，摸出一支烟，突然间，觉得自己很可笑。

也就是这时，我想到了为什么我会觉得蒋文良的名字熟悉了。那个女子说的，不正是“文良”么？也许，就是说他吧。不过，蒋文良已经快六十了，她不过二十三四岁。她准备和蒋文良逃到台湾去么？

不知为什么，我心中有一阵痛楚。象有什么在心底啮咬着，只是，那种痛楚却是甜蜜而温柔的。

“保禄。”

有人轻轻地敲着我家的窗子。我拉开窗，是猴子。

“什么事？”

“听说了么？镇委因为你们冲击了统战部的人，要把你们定性为人民内部矛盾。”

“什么？”

我跳起来。外面的月光很亮，猴子的脸象是加百列。不知为什么，我竟会有这种想法。

我披上衣服，拉开门，向外走去。

“保禄，你去哪儿？”

“我要向司令报告。”

在月光下，石板路在我的脚下发出空洞而清越的声音，仿佛每个脚步都是一颗掷入古井里的石子。

这件事其实是“驱虎豹”策划的。镇党委被他们冲击，大印也在他们手里，所以定性也是他们定的。好在他们还没抛出这个定性，三中围墙已经铺天盖地的被向阳中学的大字报包围了。在一片谩骂和嘲讽中，用很站不住脚的理由骂他们是镇党委的“一丘之貉”，而那个“貉”字也被写成了反犬旁，谁也没有在意。反正半个晚上弄出来的大字报，只求数量，不求质量，这声势倒已经造出来了。

“驱虎豹”一定乱了阵营。我们学校的宣传车在世三中门口聒噪了半天，他们学校的广播站才不急不忙地放了首语录歌。

“干得好。”

宣传车里，司令拍了拍我的肩。我有点得意地笑了。

忽然，从里面的广播里发出一阵震耳欲聋的口号声。司令狐疑地看看我，我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这时，从三中的广播里，“驱虎豹”的司令放大喉咙喊着：“打倒立场不明的投机份子王家祥！”接着，是一阵此起彼伏的口号。

我的心抽紧了。王家祥，就是猴子的名字。他们知道是他报的信了？

我有点惊慌。

“快去救他！”我对司令说，“是他报的信。”

司令看看我，说：“不要担心，他们定的性是‘立场不明的投机份子’，那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不会有大事的。”

他悠闲自在地听着广播里“驱虎豹”司令那口有点大舌头的普通话，摸出了一根前门，递给我一根。

希望你没事。我点着了烟，长长吸了口，只能这样想着。

八月八日。

火车站的据点已经撤销了，因为铁路上也闹起了革委会，这两块阵地被他们夺了回去。他们有人，也有理由，我们无法去顶一顶“破坏兄弟单位革命”的帽子，也只能在街上贴些大字报了。

我和两个战友往墙上刷着浆糊。那是一份关于明天要召开的大批判的材料，我们一定要抢在“驱虎豹”前贴出来。明天在向阳中学操扬上的大批判是一场很重要的工作，是和丝织二厂的革委会联合举行的。用司令的话，那是“两大无产阶级先锋队的胜利会师。”为了防备这次大批判被“驱虎豹”破坏，那些叫得上名，比较经得起批斗的牛鬼蛇神连夜被关在向阳中学里了。

夜黑得粘稠，没有月亮。路灯也早被小瘪三用弹弓打光了，一条路暗得象落入了深潭。

忽然，一个战友小声说：“有人也在贴大字报。”

没有月亮，偶尔几点居室中的灯光仿似流萤，映出的也只是一些如鬼魅般的异样影子。在那一片暗淡里，有几个身影在动。一片寂静中，只听得到“刷刷”的声音。

“去看看。”

我们小心翼翼地走上前去。忽然，“咣当”一声，是一个战友绊了一跤。

“谁？”

那是猴子的声音。我不由一阵欣喜。他没事！看来，还是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了。

“王家祥，是我。”

很奇怪的，猴子慌慌张张地说：“是向阳中学的人，快走快走。”

他胆子还是很小。我欣慰地想。

这时，天一下亮了起来。我看看天，月亮出来了。一层厚厚的云破了，路上，一下亮了许多。我的眼睛甚至不能习惯这样的亮光。

月亮大得吓人，不是很白，却有点红色。今天又是十五了？

贴完了大字报，和战友分手后，我一个人又来到站台上。

碉堡上贴着“铁路工人心向党”之类的标语，我绕着两个碉堡走了一圈，发现他们居然贴的东西一共不超过五句标语。看来他们也想不出什么好东西。

月光很亮，把站台照得一片通明，售票处里，那个胡子小姐还在趴着打瞌睡。一切，都和那天一样。

她会出现么？

我不由想笑。

远处，响起了轰隆隆的声音。那列快车又要进站了。在站台上，我也感觉得到地面微微地震动。

那列快车风驰电掣般地开过，一阵白气。

烟气渐渐消失。

在对面的站台上，一个人正东张西望。

是她！

我又惊又喜，几乎要喊叫起来。

她的出现就这么值得我高兴么？我忽然觉得自己的可笑。我压低声音，冲她喊道：“喂！”

她看见了我，笑了笑，跨过水汽尚未散尽的铁轨，走了过来。还是那件旧旧的女装。

“是你啊？你在等我？”

我有点脸红。也许是吧，刷完大字报再来站台上，当然是为了等她。

“不是，我有点事。”

“撒谎！”她笑了，嘴角透出一点狡黠，“你叫什么？”

我想了想，说：“保禄。”

“是你的教名？”

我有点局促，说：“是。对了，你要找的文良，是姓蒋么？”

她一把抓住我的手，说：“对，对，你看见他了？他说起我了么？为什么他没来接我？”

她的手没有戴手套。柔软温暖的手，在我的掌中也微微地颤抖。这让我有点嫉妒。

“他来不了。”

“他在哪儿？还好么？”

我看着她。她的眼里，满是希冀和渴望。

“不太好，他被关起来了。”

“什么？”

她几乎是震惊地握紧了我的手。

“不过不要担心，明天晚上就能放出来。他现在关在一个中学里。”

“在哪儿？快带我去。”

我带着她走着。一般不会有人来了，不过还是小心为好。

学校里，到处是碎玻璃，那是上一次革命行动的成果。工友也被解放了，用不着再扫地，所以老王头也懒了下来，天天只是吃了睡睡了吃，要么在批斗会上批一下校长，这些扫地的小事在革命行动前都是微不足道了。

月光洒在地上，星星多半看不出来了。那团云已被风吹得远远的，天空是深深的蓝色，象水。校园里，几株香樟树把影子投在地上，无风自动，一阵阵细细碎碎地响。

“文良做了什么事要把他关起来？”

我没有回答。事实上我也没办法回答。他是特务？笑话了。在他那个很高级的家里我们找不到一个发报机的零件，那架德国产的五灯电子管收音机也不象可以发报的。他成为特务的原因，只是因为除了他之外，再找不出一个人更象特务了。

我拨开地下室窗前的灌木。一共关了五个人，蒋文良关的地方是体育器材室。我敲敲被打碎了的破璃，向里轻轻喊了一声：“蒋文良！蒋文良！”

借着月光，我看见里面那块原来铺在活动室里的地毡上，一个灰黑色的身影蠕动了一下。

我加大一点声音：“蒋文良！”

他一激灵，人几乎是从地上蹦起来的：“在！”

“有人来看你。”

他的脸转向窗子，看着我，脸上，露出了一点讥讽的微笑：“还有人来看我？”

我让开了，她走到窗前。我退后了几步。

在月色下，我看见蒋文良出现在窗前，有点迷迷糊糊地说：“谁呀？”

她没有说话。月光淡淡得象一大块冰，她的脸也白得象一块石头。

蒋文良的脸忽然有点红。他的眼睛瞪得象一对核桃，几乎要暴出来。他嚅嚅地说：“你是……你是……？”

她没有说话，只是木然地站着。忽然，她掩起脸，向后跑去。

我转身向她追去，身后，蒋文良茫然地站在窗前，呆呆地说着：“是你么？是你？怎么会是你？”

她跑得很快。我跳过了长得乱七八糟的冬青丛，跟着她。风从我耳边吹过，依稀还听到蒋文良忽然撕心裂肺地喊着：“埃娃，是你么？真的是你？”我不明白他在说什么，也许，每天例行一次的大批斗把他弄傻了。

跨过破了的围墙，学校外面是一条河。

她站在了河边。我走到她身后，小声说：“是他么？”

她抬起头，看着天。月光很亮，我忽然想到，又是一年的七月十五了。上一次看到她，不知不觉地，已经一年，我也已经十八岁了。

河畔上，草长得很长，带着一股腥味，但并不难闻。那不知是什么草，有一人多高，有点象高梁，但不是红的。不是芦苇，可是月光把头上那一丛穗子涂上了一层银色。

她的脸上，两行泪水淌了下来。

“以后，你去哪儿？”本来，在前几年，也许我会叫她“阿姨”的，但此时，她的身影那么柔弱，我觉得自己比她强壮得太多。

“不知道。”

我们都不再说话。象两个石像一样，我们站着，月色淡黄而圆圆的。每一次看见她，总是那样圆圆的月亮。

不知过了多久，一阵风让我抖了一下。河水汤汤，月亮映在水里，虽然破碎，却象一个记忆，总是挥之不去。我的身边，并已空空的，没有一个人影。

并不是很冷，可我还是打了个战。七月十五。去年看见她，不也是七月十五么？

她坐到了一块石头上。河边，那些草本植物低垂，有些挂到了水面，时时荡起阵阵涟漪。月亮映在水里，碎了又圆。

“第一次看见文良，还是我十三岁的时候。那时我在柏林，他是军校的留学生，听说还是蒋百里的先后同学。”

我不知道蒋百里是谁，但依稀知道，那一定是个真实的故事。我哼哼了两声。

“在柏林街头，我看见了他。他骄傲，英俊。”她低低地笑了一声，“我没办法把这个猥琐的家伙跟那时的他联系起来。”

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头子，被批斗了一年左右，哥利亚也成了大卫那一点大。

“那是他么？”

她垂下头，手指在一处拧着，泪水一滴滴地落在水中。

“是他。我不用看他的样子，就记得他的声音。在那一年圣诞节，在那个西饼店里，里面传来的‘莉莉?玛莲’的歌声，他说的也是这两句话。他说：‘你是谁？’我拉开围脖，说：‘我是埃娃。’”

她的泪水在河水里，敲碎了月光。河里的月亮，成了一道道细碎的银丝，又渐渐地合扰，重又圆圆的一个。

她没有说话。

一阵风吹过，天一下暗了下来。我抬起头，看了看天。一团云遮住了月亮。

“要下雨了吧。”

没有回答。我微微地吃了一惊，河边那块石头上，并没有人。

不可能是掉水里了。我想着，走上前去。

河边的泥地上，还有着两个小小的、潮湿的脚印，可是，没有人，一个人也没有。

河面上，只有一些微弱的星光映在水里，随风荡漾。

那是些撕碎了的纸。

“韩振宇。”

一走进已经空空荡荡的教室，看到那些人阴沉的脸，我的心一沉。

司令打量了我一下，好象不认识我一样：“你阿爸做什么的？”

来了。我只觉得自己象是急速的坠落，好象脚下只是虚无的空气，而不是坚实的水泥地。我小声说：“工人。”

“撒谎！”

他的声音响若铜钟：“你阿爸是美帝国主义的特务，是个洋和尚，早就被人专政了。”

我费力地张开嘴，说：“可我早就和他划清界限了。”

司令不再看我，只是对周围那些根正苗红的红五类说：“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我们一定要有一双无产阶级的火眼金睛。同志们，教训很惨痛，在我们组织内部，隐藏着这样一个反革命份子，如果不是驱虎豹战斗队的战友们，我们直到今天还蒙在鼓里。”

我张了张嘴，但还没出声，司令就大声说：“韩振宇，你被开除了！”

一个人上前，幸灾乐祸地一把撕去我的袖标。他用力很大，把我的衣服也撕破了。我大声说：“我和我爸早就划清界限了，我已经是无产阶级中的一员。”

“放屁，不要再装了，韩保禄。”

他的话象是当头一棒，我晕头转向。他怎么知道这个名字的？是奶奶不小心漏出来的么？我还想再说什么，司令指着我说：“把他也拉上台吧，反正牌子多了一块。”

“打倒美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封建主义的孝子贤孙韩振宇！！！（保禄）”

在胸前的马粪纸板上，我的名字上打了个大大的黑叉。我觉得有点可笑，这种游戏还是幼稚得很，可他们却以为那是革命行动吧，这其实和小孩子生气了在墙上写“某某是小狗”没什么不同。最可笑的还是把我的教名附在后面，也许那也是我的一条罪状吧。

“反革命分子”？我想起了她。也许在她心目中，我也是个不折不扣的“共党”，而在这块牌的作者眼里，我又绝对进入不了这个行列。这让我觉得如此可笑，以至于我在台上也笑了起来。

“死不悔改的反革命份子韩振宇，你还不老实！”

一个高一的女同学尖声叫着我的名字。她是这次广播批斗大会的广播员，以前总是很轻柔或是很气宇轩昂地读着报上的社论或小文章，现在却是以一种奇怪的尖利的声音喊着。我小心地抬起头，但马上被按着我肩头的两个体育兴趣小组的高二同学一把按下。他们按得太用力，我的脸“砰”一下撞在桌角上。尽管如此，我还是看到了蹲在我边上的人。

那是蒋文良。

他的胸前也挂了块牌，我一眼就发现，居然和我的差不多，只多了个“蒋匪特务”。也许是他们想不出什么新鲜的定性语言了吧？我只觉得可笑。

蒋文良的头上被打破了，血把几缕花白的头发沾到一处，而他的鼻子里还在滴着血。白露那天我带她去见他时，他还不曾如此苍老。是内疚把他压垮了么？我向他微微一笑。他没有看见我，即使看见了，他也不会想到这个和他一起被批斗的人在一个月前还是来抄他家的无产阶级革命队伍中的一员吧。

人群中有个人尖声尖气喊着：“打倒反革命份子韩振宇！”

很古怪。我不由笑了，因为这居然是猴子的声音。我抬起眼，在眼角的余光里看到他正在人群中振臂高呼。他的手伸得长长的，几乎与他的身体不成比例。联想到他的外号，这不由得我失笑。

是他？

我笑了。

猴子在台下跳着脚，叫喊着：“韩振宇，你要老实交待，你那死不改悔的反革命老爹，给你灌输了一些什么东西！为什么你还有一个洋文名字，是不是也和你的死鬼老爹一样，投靠了美帝国主义的反动组织。”

蠢货，那是梵蒂岗，不在美国。我在心里暗自骂着。不知为什么，我只是想取笑他，可在内心里却恨他不起来。两只手把我按得更低，可是，猴子那种尖声尖气的腔调，就象一根针一样直扎进耳朵里。

我微微笑着，脸上，有什么湿润温暖的液体流动，但那是血，不是泪。

我成了逍遥派。

　　　　　　“不要跑！”

“他往那边去了，堵住他！”

“抓住了！”

外面一阵阵的叫喊，当中夹杂着蒋文良的哭喊，司令的怒斥。我扑到窗口，看着外面。大约在二百多米外的那一丛乱蓬蓬的冬青里，一个人在地上翻滚，象是一条虫子。几个人手里挥舞着什么，我想那是铜头皮带。

过了半天，蒋文良的声音已听不到了。

隔壁的门开了，象扔一个麻袋一样，一件重物被抛在水泥地上，发出又沉闷又凄楚的一声。司令在门口吼道：“蒋文良，不要以为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是温情脉脉的，对待敌人，我们有铁一样的手段！”

等他们走了，我推开门，冲到隔壁门前，敲着，说：“蒋文良，蒋文良，你还活着么？”

尽管我看不到，但我也猜想得到他满脸是血地躺在地上的样子。

过了半天，里面发出了一阵抽泣。我大声说：“你怎么这么傻，他们关你最多不过关上几天，你这么一跑，只能让他们打。”

里面没有回答。

我倚靠在墙上，道：“对了，那天那个女子你认识吧？”

蒋文良在里面猛地扑到门上，活象里面有一头巨兽。

“你在哪里看到她的？”他隔着门，急迫地问。

我吓了一跳，让开了一点：“在火车站。她说你和她商量好去台湾？”

在里面，他发出了压抑不住的笑声：“是，是，是有这事。”

“你胆子也太大了，想偷渡？”

“那是十九年前的事了。”他低低地笑着，“十九岁前，十九年了。”

我倒吸了一口凉气。她最多不过二十三、四岁。十九年，那那时她岂不是只有五、六岁？岂有此理。我有点生气地说：“不要骗我，我不是红卫兵了。”

他在里面笑着：“是真的，真的。”

他的笑声渐渐低下去，变成了抽泣。

“那年，本来我们说好，乘中正号去台湾。那一天，好大的雾，城外，炮声已经响成一片，解放军已经要渡江了。那时我是国民党里的少尉参谋副官，她父母原本是驻德使馆的官员，没什么后台，自己很难去了，所以很放心我带她去台湾。”

我竖起耳朵：“后来呢？”

“后来？他们却想不到，我已经和地下党接上了头，携带资料迎接解放军进城。他们一心把女儿送到台湾去，却是已绝对不可能了。”

“混蛋！为了不暴露你，你害了她！是不是？”

不知为什么，我在门外，感到了一阵愤愤。

“不，我没有害她，我只是给她写了张纸条，告诉她我会在火车站等她的。其实我没去。”

“然后呢？”

“然后，我再也没有看见她。那一天雾很大，火车站里人挤人的，谁也找不到谁。”

我走了，没有再去理他。蒋文良在门里还在大声喊着：“喂，你是谁？你怎么会认识她的？你到底是谁啊？”

“要插地藏香了。”

奶奶摸索着两支蜡烛，插在门口的石板上。

我看着她在做这些四旧的事。好在革命群众虽然破四旧，可老头老太要干四旧，谁也没办法。

“阿保，让菩萨保佑你阿爸阿妈在天堂里快快活活的。”

我有点失笑。我没念过多少《圣经》，小时候父亲教我的《圣经》也多半忘得干净了，可我也知道，地藏菩萨肯定不是在耶和华的天堂上的。

奶奶闭上眼，喃喃地说着什么。我听着她的声音，有点想笑，可是，却笑不出来。

“奶奶，今天是七月三十么？”

奶奶睁开眼，说：“是啊。今年要插两回地藏香，下个月还有一次。”

“地藏菩萨是什么人？”

“地藏菩萨看人在阎罗王那里受苦，就到地下去渡人。今朝是他生日。”

我笑了：“奶奶，你可不要乱说，被别人听到了，要说你是老迷信。”

奶奶看着我，说：“不管什么世道，你只要记着一点，做好人。你阿爸阿妈就是好人。”

我无言。他们对于我好象是一个遥远的过去了，忘了。

“奶奶，你说一个好人会有好报么？”

“当然有。”奶奶斩钉截铁地说。

九月七日，白露。夜。

我走在站台上。

远远地，又有一列火车驶过来了。今夜她会出现么？当然不会，一个月前，她来过了。地藏菩萨今年有两个生日，她不会来两次了。

我摸出一根雄狮叼在嘴上，划着了火柴。

如果奶奶看见我抽烟，会不住地唠叨吧。我吐了口烟，嘴角，浮出点笑意。她也在天堂看着我么？尽管她信的是菩萨不是天主，但我希望她能进天国，天主的心胸不会那么狭小吧。几天前死去的蒋文良，如果他能进入天堂的话，我也希望他也能进去--不过，记得小时父亲说过，自杀的人是不能进天堂的。

可是，有天堂的话，一定早被什么造反派组织占领了。

在站台上，我感觉得到脚下的地在微微颤动。月亮还在天上，圆圆的，又到了十五了。

一阵白气。我咬着烟，吐了口，那烟头在白气中划了道弧线，落到地上。

烟气散去，在那一头，一个人默默地走着。

一个女子。

“埃娃！”

我小声地叫了一声。月光下，她扭过头，大概也吓了一跳，不知道为什么会有人叫她。

我从树丛里走出来，她看见是我，有点惊慌地说：“你是谁？我不认识你。”

我把脸展示在月光下，说：“我就是保禄，你不认识我了？”

她仔细地看看我，才微微一笑，说：“你去哪儿了？我找了你好些时候都不见你，你的样子倒象个大人了。”

象个大人？我不由苦笑。我想问，脸上多了点伤疤就是象个大人么？然而我没有，我只是笑。一个月了，这一个月里我已经从一个光荣的革命战士成为一个不齿于人类的反革命份子--尽管我看不出自己身上的变化。

“蒋文良死了。”

她的脸暗淡了一下，但马上兴奋地说：“对了，我都不知道我前几天去哪儿了，总是又暗又湿的路，走都走不完，我害怕。看见你真好。”

我也微笑着：“看见你，也真好。”

月光下，她的眼明亮如水晶。

仿佛走在暗夜里，我们小心翼翼地站着，谁也不说话。

“如果……”半天，我吞吞吐吐地说，“你相信人死后有灵魂么？”

“也许有吧。”她背着我，看着天，天空中，月亮明亮得象一团燃烧着的冰块，星光也淡得看不清。“尽管他骗了我，但我不恨他。”

也许吧。我有点颓唐地想。在她心目中，并没有看见这个如同僵尸一样的干瘪老头，只有当年那个风流倜傥的国民党少尉蒋文良。也许，她没有看到，也不想看到蒋文良满脸的皱纹。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未尝不是千方百计地欺骗自己？

“我不恨他，我只恨自己为什么这么傻。”

她转过头来，满脸的泪水。

我看着她，月光也仿佛凝固了一样。我想我的脸一定也不至于很难看--尽管那上面有几个伤疤。

“不要哭了，不要哭了。”我只能这样说着，象小时候，在外面被人欺负了后，奶奶抱着号啕大哭的我这么说着。我也想象奶奶一样，去拍拍她的背。突然，她抱住我的肩，把头靠在我肩上，不住地抽泣着。

“不要哭，不要哭，都会好的。”我拍着她的背，然而，她的泪水还是打湿了我肩头的衣服，一股温暖的剌痛。我也想到，我这么说着“都会好的”，却连自己也不信。什么才是好？不被人抄家，不被人批斗就是好么？

她哭了许久，终于，放开了我，说：“真对不起，把你的衣服弄脏了。”

“大概是弄脏了你的脸吧。”

我并不是说笑，她的泪水，使得我衣服上的污迹都沾到她脸上了。她有点不好意思地笑了，擦了擦脸。

“我冷。”

她说着，看着我。我的心头一热，象是回应她的话，我伸手揽住了她的肩，喃喃地说：“不冷了，不冷了。”

象是打开了一个什么开关，她又一下子靠在我肩头，抽泣着，一句话也没有。

“不冷了，你再也不会冷了。”

我紧紧地搂着她，象搂着一个梦，转瞬即逝的梦。她的轻盈的身体仿佛随时都会随风远矧。

仿佛宿命，也仿佛是劫数，她的身体象融化一样，渐渐地成为无形。我想紧紧地搂住她象搂着一个梦，但还是象一个梦一样，我的肩头空空荡荡，只是一些泪水的余温。

一九六九年春，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渐渐进入了高潮，驱虎豹和向阳中学造反先锋队在停课闹革命的大潮下胜利会师，改名换新天红卫兵革命司令部。两位司令为了夺取新的领导权，很经过一阵触及灵魂和皮肉的斗争。最终，经过武斗，原向阳中学红卫兵组织里不少干部被突然发现也是特务，因此，向阳中学司令只能成为副司令了。

猴子在新的司令部里青云直上，成为宣传干事。由于他的关照，我虽然也是黑五类，但很幸运地没有再被批斗过。

再后来，那些领导干部为了支援第三世界革命，集体去参加缅共人民军。六九年夏天，换新天红卫兵革命司令部名存实亡。猴子也去了，没有再回来。

我在那一年，成为一个革命的扳道工。但做了没多久，这条铁道就要撤销，因为这条道是客运居多，而客流量越来越少。

六九年八月八日，立秋那天，这条铁道停开，我转入丝织厂当搬运工。

　　　　　　　　　※　　　　　　　※　　　　　　　※

“小韩。”

我站住了，把被汗水淋湿了的披肩布搭在肩头。那是缫丝车间革委会的李主任，一个四十多岁的小老太太。

“小韩，你今年有二十五了么？”

我有点怔怔。今年是几年了？一九七五年。

“是，我二十五了。”

“个人问题也该考虑了，是不是？”

我微微一笑：“一个月十七块半，连个热水瓶也买不起，再说，谁会看上我这个黑五类？”

她笑了：“我们车间里有个人啊，是属于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她家里原先也是反动权威，可她已经改造得很好了，跟你一样，完全是无产阶级的一员。”

我看看天。落日西沉，红得象要滴血。

“可是我家里什么也没有。”

“组织上会关心你的，放心，只要你同意，一切都会安排好。”

她走了没几步，回过头来语重心长地说：“对了，有事没事，不要老往那个废火车站跑，要招嫌疑的。

新房里贴了些报纸和红的“喜”字，墙上，贴着毛主席像，也不知是请哪个人用仿宋体写了副对联：“听毛主席话，跟共产党走。”

革委会里的领导都来了。资产阶级小姐和宗教迷信余孳喜结良缘，成为社会主义新人，充分说明了无产阶级专政不仅有着破坏的力量，也有着建设的力量。

接受了主任和厂长的礼物--用红带子捆着的四卷《毛选》，吃了些瓜子，唱了点语录歌，在主席像前合了一个影，我和她就成为了夫妇。

等人散去，我看着她因为激动而红红的脸。她这个资产阶级小姐并不太漂亮，好在我这个余孳也并不英俊。

七五年秋天了。

窗外，月亮又圆圆的，照进窗来。

夜色浓厚得象要凝结，每走一步都非常吃力。天上没有星，只有一轮鲜红的月亮，象一个呆子一样，吃吃地笑。

我看着站台。灯全灭了，那些房子也只能看出一点轮廓。周围，静得死一样。

远处，一列火车无声地开来，轻盈而又沉重。进入站台时，一阵白烟，却无声无息。

火车走了。白烟散去。

在站台那一头，我看见了她的背影。

“喂！”我想喊，可是好象胸口有什么堵着，说不出来。

我追了上去，然而，却只象个哑巴一样说不出一个字。

她转过头，看着我，我满怀希望地看着她。

她象是敷衍一样对我笑了笑。

“你认识一个叫保禄的人么？”

她说着，声音也象是冰冷的珠子，细细碎碎地落了一地。

“告诉他，我冷。”

“啊！”

我失声呻吟了起来。在朦胧中，只觉得一条温暖的手臂围住我的脖子。

“又魇着了？”

我睁开眼，眼着的黑暗象一床厚厚的被子，压得我喘不过气来。我伸手按了下床头的台灯开关。

清脆的“啪”一声，还是一片黑暗。我还是在梦中么？

“又停电了。”

随着火柴划着的一声，一朵金黄的小火跳动在两根雪白的手指尖。这朵火移到了一根蜡烛上。

“又做恶梦了？”

在烛光下，我看见了妻子关切的脸。

“火车，火车。”我嘟囔着。

“什么火车？铁轨扒了也有好几年了。”

妻摸了摸我的额角。

“你这阵子老做恶梦，大概体虚了，明天找卫生员开点药吧，要不，我给你买个猪心炖着吃。”

“没什么大不了，做个梦而已。”我说着，给她掖了下被子，“睡吧，明天要上班呢。”

妻睡下了。我看着她的睡容，心头，不由得一疼。

我吹灭了蜡烛，房间里，又是一阵沉重的黑暗。

然而，在那一片黑暗中，我好象清晰地听到了她的声音，清脆而柔弱，象一些细细碎碎的冰珠子洒了一地。

“告诉他。”

“我冷。”

天暗淡无光，仿佛黑暗得象沉在渊底。我扶着手杖，从口袋里摸出一根利群，点着了。远远的，信号灯换成了绿色。

火车又通车了。这象个讽刺，在六九年停开的铁路，到了三十多年后又重开了。一切都变了，连一九六七的月亮，也已隐藏在浓云后，再也看不清。我抽了口烟，吐出来。烟味也不象一九六七年那么醇和，尽管价格早就不可同日而语了，这一包烟，几乎相当于那时一个工人大半个月的工资。

没有等很久，一列火车驶过身边。这是快车，在这一站不停的。在远处暗淡的背景上，那列火车上的窗子一个个都亮亮地接成了一条线，使得我的衣角也飘起来。现在的内燃机车，快而干净，不再象以前的蒸汽机车那样有那么多烟尘，但不知为什么，我的眼里还是有点湿润。那是泪水吧？也许多愁善感的人会说，那是青春的泪水，可对于一个五十岁的老头子来说，那也来得太晚了，更象是一种讽刺。

当我拭去了泪水，火车已消失在远处。仿佛宿命，也仿佛是劫数，我毫不意外地听到了身后一个怯生生的声音问道：

“对不起，请问，你认识一个叫保禄的人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