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致高戈里gaogeli，并请潘涌一阅。 -- 雪琴

一些基层国民党人上书南京总司令部，恳请说：“我们当革命党的人，早把死生置之度外，共产党当初是我们革命的同志，他那不怕死的精神是和我们一样，或许更进一步。我们在清党运动中，和清党成功后，决不可用过分的高压手段对付他们。叫他们掉转枪头，对我们革命。”然而事实证明这些国民党人的想法只是幻想，而且后来的第二阶段清党，也将清到这些人头上了。

当时清党的疯狂，可从下面一事窥见一斑。国民党在上海举行五四运动纪念大会，最后的决议竟然是“议决通缉著名学阀章炳麟、黄炎培、沈恩孚、张君励、蒋维乔、郭任远、朱炎、胡敦复、殷芝龄、袁希涛、张东荪、阮尚介、刘海粟、沈嗣、凌鸿勋等，俾警反动而申党纪案”。连这样一些人都纳如了清党追捕的目标，清党运动之混乱与跋扈，而人民与中共乃至国民党普通党员之下场与命运，也就可以想见了。

对这一局面，天津的《大公报》称：“今宁汉分裂，且已动杀，此后因军事之变迁，地方势力每一变更，即须流血寻仇报复，必无已时。……呜呼！吾人诚厌闻所谓左右国共之争，而实不能不代吾全国青年请求保障。夫不论左右国共，除其中少数奸猾野心之徒外，彼一般青年之从事其间者，宁非为救国救民来乎？纵心思幼稚，局量偏浅，手段凌杂，而指导者之过也。至不在党之学生，亦甚多矣。夫新中国之建设，终须赖全国有志青年奋斗，而非自私自利之寄生阶级所能办。则对于各方杀机之开，势不能不大声疾呼，极端抗议！”

然而清党之局面，亦非一夕造成，杀戮既开，收刀就难了，第一阶段之清党，以国民党杀共产党为始，继以国民党杀国民党为辅，最后谁是共，谁是国，一概混沌，终演成乱杀一气之局面。对此惨象，连最支持清党的白崇禧、周凤岐（412事件的指挥者，原军阀部队浙军的师长）也感到困惑与不满，并向蒋提议规范清党活动，不要“任意拘押人犯，迳行审判……”。而国民党内右派代表如张静江这样最先提出武力清共的人物，此时也提醒蒋“毋得过事杀戮，致招反感”。而国民党大佬之一，南京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胡汉民（一个坚决反共的人物），是这样形容清党的：“清党，清党，许多罪恶，借之而生。土豪劣绅，弹冠相庆，攘臂大呼曰：清党。清党把许多健全忠实的少年同志，一网而尽。绅士皆大笑……CP大笑，党员大哭，国民党之基础乃大危。”

第一阶段清党的后果，是国民党右派进行的混乱杀戮，结果不但造成国民党内思想的大混乱，人员大损失，也导致了社会舆论的普遍反感与谴责。

1927年5月5日，南京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及各部长第八十八次联席会议正式通过的《清党委员原则六条》，这标志着第二阶段清党的开始。

第二阶段的清党，其指导原则也是混乱不堪。清党对象，即所谓“土豪劣绅贪官污吏投机分子反动分子及一切腐化恶化分子”，按照中央清党委员会随后之解释，恶化分子仍是指共产党，腐化分子则是指土豪劣绅、贪官污吏等。然而所谓“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几乎毫无标准可循，无非是使国民党内各派系或私人之间因各种恩怨而相互攻击，互相拆台，甚至彼此杀戮。

如江苏东台县，党部控告缪步青侵吞公款，是为劣绅，由县拘捕。驻军二十六军一师随即出动士兵一连包围县署，从狱中将缪劫去，旋奔党部，由缪步青帐房张宝山等指示按名绑走党部特别委员蔡悔予、职员叶华、朱璧、缪楚佩四人，指为反动分子，解赴南通，且沿途拷打，并准备不日处死。东台县特派员急报南京中央联席会议，会议只能议决：请总司令转令该师师长放人，并将缪案送南京审理。

清党第二阶段出现的新问题，便是过去在北伐战争时期投身农工运动的国民党员，此时成为地方豪强势力的报复对象。“清党”以前，原本地方上藉助于北伐军兴向当地统治阶层兴师问罪的激进青年就多，而清党开始后，地方机构陷于瘫痪，南京方面军政人员不得不依靠帮会组织乃至于地方豪强来夺取权力、维持秩序和保证田赋租税之收入，双方谅解合作的结果，便是地方青年国民党党员被出卖，凡曾有过与地方旧势力冲突之行为者，不论党员或党部，此时亦多遭不测。

基于地方豪强秋后算账，导致“清党”前积极投身工农运动的国民党员遭打击报复的情况过于严重，南京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九十九次会议于6月1日特别批准了吴稚晖、叶楚伧两委员的一项提案，对地方豪强的清党行为进行所谓限制，不过这个提案显然并未见任何作用。而地方清党之陷入混乱，也日渐严重。如江苏省特派员李亚飞赴泰兴县调查冤诉，认定公安局长陆文凤贪诈取财，为土豪劣绅；陆文凤则反诬李亚飞为共产党。结果，双方都召集民众，发表通电宣言，最后形成大规模武装对抗，双方都死伤严重。类似事件，或大或小，在当时多如牛毛。为处理此类纠纷，也让国民党高层头痛不已，如对此泰兴事件的处理，就因“鉴于各地党部多有职员被当地军政机关遽行枪毙之事，故由省政府纽永建厅长致电将李同志等五人及反动派陆文凤等八人共十三人一并押来宁”，避免地方先斩后奏。

更有甚者，即使是清党委员会人员，也可能一夜间变为被清的对象而遭不测。如杨虎、陈群派往宁波协助“清党”之黄埔生陈芝范、蒋孝先和孟卿等人，因积极改组当地团体，而惹恼了地方势力，竟至被诬为共产党而遭省党部驻甬办事处钱学壬等拘禁。若非其为“天子门生”，得蒋介石亲自过问而免于一死，否则早就被枪毙了。而其他人则未必有此好运，如：上海特别市党部职员洪东夷及二区十六分部党员钱淳，已经清党委员会审查，认定为“本党忠实同志”，却又被人向警备司令部举发，虽经清党委员会再三向军法处交涉，该处均置之不理。之后，很快将二人分别判处徒刑15和5年，即押入漕河泾第二监狱去执行刑期了。上海交通大学学生、市党部工农部秘书张君毅，亦同样被莫名检举，遭警备司令部密捕。市党部虽一再向警备司令部交涉，请其释放，均遭拒绝，终被枪杀。且不仅罪状未宣布，就连尸身也不知去向。

中央清党审判委员会由总司令部军法处胡逸民牵头组织，他公开说：“溯自清党运动开始以来各处土豪劣绅均乘此机会大肆活动。凡曾努力于革命之青年，鲜不加以共产头号，以图一笔抹杀。……长此以往，国民党之元气不伤于共产党之捣乱，亦将伤于土豪劣绅之手矣。”

清党运动发展至此，连清党委员会也控制不住了。上海市党部的人员也承认：除党部人员无辜被害外，“无辜人民之遭害者更不计其数，言之至为痛心”。《大公报》称：“民元之军政执法处，实无法无天，而却无刑讯。故冤死虽多，而生不受辱。”“不想，上海从特务处，到特别军法处，不仅嗜杀成性，而且每每刑讯逼供。平日畏恶共产党极甚者，对于上海之处置党案，莫不认为惨酷。”

清党以来，清党已成权势者杀伐异己之借口，而手段莫不毒辣残暴，上海，南京如此，而稍远之地域，则更是变本加厉。温州肄业于浙江第十中学校师范部年轻国民党员蔡雄，曾与数十人联名呈控王超凡、戴英、林益等“朋比为奸，武断乡曲”。“适遇清党时机，王超凡以指导员名义带领谢越尘、戴英、林益等盘据温州公安局，串通局长叶林森，诬指蔡雄为共逆，提案刑讯，煨红铁链，用尽苦肉滥刑，逼令将当日联名呈控诸人牵连诬枉，希图一网打尽。由是大兴党狱，四出捕人，藉端索扰闾里不宁，甚至不电省请示，假借市民公判，竟于前月二十三夜将蔡友擅行枪决。案延一月，状尚未宣布，尸骸又不准领。”此类情形，当时司空见惯。而一腔热血之青年进步之国民党员，此时也只好肝脑涂地，为他们投身国民革命之运动而“赎罪”，其代价便是生命。

浙江永嘉县的几位82－88岁高龄的晚清举子，为滥杀一事向南京国民党致信，“况民生主义即共产主义，先总理讲之又讲，遗书俱在，妇孺皆知，亦何怪无识少年之误入歧途也。祸有由起，情有可原。若不度理揆情，而滥用刑威，累及无辜，窃恐国党杀共党，共党亦杀国党，明杀暗杀，自相残杀，循环报复，宁有穷期？势必将双方有用之人才，同归于尽而后已。”

这一阶段之清党，被害之国民党普通党员数量不在中共之下，上海国民党部甚至愤而发表宣言说：……忠实同志之被诬陷者，本会正欲营救，则从而投狱，或竟罹杀身之祸。其惨毒至于如斯，全市党员在刀锯鼎镬之下，愤慨叹息，莫可名状。最痛心者，本党自去岁北伐以来，到处民众之欢迎，簟食壶浆，惟恐未至，正有东征西怨之概。乃今年去四月，克复江浙，假革命者冒充忠实，竟将本党令名几付诸流水。嗟呼！清党运动固如是耶？”

陈果夫初战告捷。没过两天，南京各界在公共体育场举行讨伐唐生智胜利庆祝大会。讨伐唐生智是由特委会决定的，按理说这次大会不应有反对特委会的言辞、举动。但大会一开始，陈果夫的喽啰——中央党务学校的师生就在会场捣乱，散发反对特委会的传单、标语，发表反对西山会议派的演说，而陈果夫的干将、中央党务学校训育处副主任谷正纲尤为卖力。会后，大会组织了表威行游，中央党务学校学生走在队伍的最前列，高呼“打倒西山会议派”、“打倒特委会”、“改组国民政府”的口号。队伍行至秀山公园门口时，遇军警阻拦。行游的学生遭阻，交涉不成，遂公开要求当时的国民政府主席李烈钧下台。李烈钧恼羞成怒，命令首都警察厅对行游表威者格杀勿论。一时间，枪声大作，行游队伍大乱，结果导致大盛布店学徒郑廷贞、新沂园浴室工人范世林当场死亡，中央党务学校学生袁大煦重伤，不治而死，轻伤者75人。这就是“一一二二血案”。

血案发生后，反对情绪日益膨胀起来，西山会议派马上意识到形势有些不妙，肯定这里边有阴谋，但已经晚了……在这种情况下，李烈钧只好下台，把持特委会大权的谢持也被迫辞职。

事后，桂系潘宜之代表李宗仁、白崇禧到南京见蒋介石，诉说受“血案”牵连之苦，蒋介石轻松地回答：“那个惨案是我当时政治上一个运用，现在时过境迁，不必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