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重估中国GDP是否堪称世界第二 合理区间在哪里 -- 高士奇

人均GDP是一国经济的最大基本面。它是研究产业结构和产业演变趋势的主要解释变量，因而无论对经济政策的制定，还是投资分析均具有重要意义。令人遗憾的是，中国的GDP数字是按官方汇率确定的，而汇率又是不断变动的，因而存在失真。本文依据多种方法对此进行了较为全面的重新测算，得出了中国人均GDP3000多美元的新结论。

　　同是用美元对中国2003年中国GDP规模进行估算，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与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相差近5倍。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表明，中国仍属于发展水平较为落后的国家，就算与很多发展中国家相比，也大为不及；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表明，中国GDP总量排名世界第二，中国人均GDP已经步入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是国家统计局“藏富”，是世界银行别有用心，还是另有原委使得中国GDP如谜一般难以琢磨。

人均GDP是一国经济的最大基本面。它是研究产业结构和产业演变趋势的主要解释变量，因而无论对经济政策的制定，还是投资分析均具有重要意义。令人遗憾的是，中国的GDP数字是按官方汇率确定的，而汇率又是不断变动的，因而存在失真。本文依据多种方法对此进行了较为全面的重新测算，得出了中国人均GDP3000多美元的新结论。

　　同是用美元对中国2003年中国GDP规模进行估算，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与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相差近5倍。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表明，中国仍属于发展水平较为落后的国家，就算与很多发展中国家相比，也大为不及；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表明，中国GDP总量排名世界第二，中国人均GDP已经步入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是国家统计局“藏富”，是世界银行别有用心，还是另有原委使得中国GDP如谜一般难以琢磨。

购买力平价的估算方法有从支出角度测算的支出法(ICP方法)和从生产者角度测算的生产法(ICOP方法)两种，这是与国民经济核算的两种方法相对应的。世界银行也是通过对全球118个国家和地区各行业产品和服务价格体系进行广泛调查后按照国际通行的核算原则进行计算的，这第二套排名的结果就是运用ICP法得出的比较结果。这种比较由联合国进行，是一个一个地分开做的。因此，凡是没有比较过的年份就用本国货币计算的增长率外推，还有很多没参加的国家都是用这种方式推出来的。这里面有两个外推，一个是时间的外推，一个是空间的外推。中国没有参加ICP，数据是用任若恩和陈凯在1986年做的那个比较结果外推的。世界银行最后作出的GDP63538亿美元，排名世界第二的结果就是在此基础上得来的。这样，相隔近20年的外推时间实在太长，而且中国这20年正是改革深入开展，各种指标体系变动激烈的时期，这种计算方法必定会影响到结果的准确性。但由于中国至今还没有参加ICP，因此也没有新的比较基础来替换它。

　　由此可见，中国2003年6万多亿美元的GDP实难令人信服，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地位更像是别人出于某种目的而强加的光环，而1万多亿美元的GDP总量又似乎在人民币汇率升值呼声甚嚣尘上的关口显得过于单薄，孰是孰非，确如雾里看花，迷茫一片。

　　中国威胁论

　　近年来，在国际上关于中国的经济发展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论调，一种是“中国威胁论”，说中国的经济发展如何独立于世界经济的低速增长而一枝独秀，甚至有10年之内赶超美国的可能。

　　从1994年世界银行发表专题报告《中国人均GNP》，对中国官方得出的1992年GDP数进行了大幅上调(幅度达到34.3％)开始，GDP是否低估就成为一个重要话题。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国际竞争地位的提高，人民币汇率升值的呼声日益高涨，世界银行的购买力平价排名又将中国推向了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位置，导致关于GDP低估的讨论愈演愈烈。针对国际上“中国威胁论”的说法，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核算司专家许宪春先后发表文章指出，中国的国民经济核算由于统计体系的不完善、统计数据质量不高和体制性转轨等因素，确实存在很多问题。但在其多年统计工作经验的基础上，经测算，中国的GDP并不像世界银行指出的有那么大的低估幅度，而是有的地方高估，有的地方低估，最后GDP总量变化不大，或略有低估。并且指出随着中国统计工作质量的提高，目前在方法体系上已与国际接轨，世界银行也基本认可中国官方的统计数据。学者王小鲁也认为“中国的GDP的统计过程中存在相当多的漏洞，有很多没有算进去的部分。但总体来讲，在90年代我们认为虚报的比漏报的情况严重。”由此可见，国内学者的普遍观点还是认为中国的官方统计数据基本能够反映GDP的真相。至于世界银行按照购买力平价所得到的世界第二的排名，由于中国的基准数据年代过于久远，可信度不高。

　　为何国内外总是有人在中国GDP低估问题上纠缠不休呢？从正常思维来看，向往富裕是每个人的共性，何以国外的一些论调总要给中国戴上富裕的帽子，而中国却坚辞不受呢？事实上，老外给你戴高帽是有原因的。如果中国真的成为世界经济第二大国，人均GDP达到5000美元，则中国就超越了低收入国家的水平。在国人福利水平提高的同时，低收入国家在国际经济交往中能享受的优惠待遇将不复存在；假如人均5000美元的高帽是被强加的，我们就更得不偿失。所以，隐含在GDP估值争论背后的深层原因无非是一些发达国家意图以中国走向富裕为由来直接增加中国在国际机构中的缴费义务，并使中国在国际金融机构获取优惠贷款及在国际贸易中的一些特惠待遇受到影响。而国内学者也看破了老外的用意，从统计测算的角度证明中国的GDP没有低估，对其论调还以颜色。

中国崩溃论

　　再来看关于中国GDP被严重高估说中国即将崩溃的论调。持此论调者说中国的数据是假的，中国严重高估了GDP，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美国匹兹堡大学的罗斯基。针对两种论调，国内的学者们旁征博引，纷纷撰文发表评论，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国内的GDP研究专家任若恩、许宪春等人的观点。

　　先说认为中国GDP高估的罗斯基。罗斯基2001年在“中国的GDP统计发生了什么”和“如果相信中国的GDP统计，风险可要自己承担”两篇内容大致相同的文章称，在1997年到2000年之间，中国经济累计增长了24.7%，可是能源消耗下降了12.8%，国内航线的旅客里程数仅增加了2.2%。用这些数据他得出一个结论，中国高估了GDP。他认为中国1998年的GDP增长大概只有2%，甚至有可能是负的。后来任若恩教授(2002)发表文章“中国GDP统计水分有多大”以1971～1999年间日本、德国、英国、韩国、美国在不同时期都出现过能源消费与GDP增长不同步为论据反驳了罗斯基的观点，指出罗斯基的研究由于方法的片面性，其结果是不负责任的。之后罗斯基又在2002年发表“近年来中国GDP增长核算：目前的状态”一文，文中引经据典，表示任若恩的研究是脱离实际的，依然维持其关于中国GDP高估的观点。

　　那一时期关于中国GDP是否高估的争论热闹非常，究其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亚洲金融危机以后，中国周边国家乃至世界经济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停滞和衰退，何以中国能够独善其身，这引起了大家的“眼红”。这从罗斯基的文章中认为1998年中国公布数据的尤其可疑中可见一斑，因为国内学者也普遍怀疑1998年为了“保八”而公布的统计数据的真实性。二是罗斯基的文章一直在能源问题上紧咬不放，原因在于中国是全球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国，有统计表明中国在1996～2000年间的能源消耗系数是下降的。如果接受罗斯基关于能源消费增长与经济增长同步的观点成立，如果中国经济取得了较大的增长，就等于说中国的能源消耗系数没有下降，即中国排放的二氧化碳没有减少，中国就要负起承担全球环境恶化的责任。

　　总之，国际上关于中国GDP的论调，不论是GDP的高估还是低估，都有一定的言外之意。

　　其实，通过对中国经济进行不同角度的深入考察研究，就能找出高估或低估的原因，对中国GDP准确的分布区间进行较准确的定位。

由于中国GDP统计口径与国际通行的体系之间还存在一定的差异，由于某些产品与服务的不可贸易性以及质量上的差异等，由于中国的市场化程度还不是很高，使中国的物价体系有所扭曲，导致了以汇率计算的中国GDP被低估

　　文 魏凤春 于红鑫

　　世界银行采用以美元为计价单位公布中国GDP数据，这一数据能否真实反映中国GDP取决于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方面，中国在统计GDP是否使用的统计方法与1993年的SNA(联合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为世界银行所采用)有多大差异， GDP的统计口径和覆盖范围上是否具有国际可比性，决定了不同国家的GDP统计结果之间是否具有可比性；另一个方面，即使以人民币计算出来的GDP在口径、概念和覆盖范围上都相等的时候它仍然是以人民币进行统计，为了便于国际间的比较 ，因此，还需要找到一个换算系数来把以人民币统计的GDP转成一个用国际可比的价值衡量单位衡量的GDP，换算系数是否可靠直接影响到以美元表示的GDP的准确与否。

　　通过对这两方面问题的关注，就可以得出中国GDP到底是被高估还是被低估的正确结论，就能够定性探讨中国GDP之谜。

　　口径差异导致低估

　　在GDP核算体系建立的初期，主要使用生产法进行核算，之后又实行了支出法和收入法，而且在各种统计方法的核算中，均采用了现价和不变价两种方式进行。中国的GDP核算，始于1985年，在此之前是国民收入核算。在中国的GDP核算所使用的统计方法方面，从建国初期至今，先采用产生于前苏联、东欧国家的物质产品平衡表体系(MPS)，目前采用的是93版SNA并参加了IMF的GDDS(General Data Dissemination System)。

　　经过多年的努力，世界银行认可了中国GDP的统计方法。1999年3月，世行代表团来华全面考察了中国的GDP核算和相关的统计工作以及价格体制等方面的情况，认为中国具有高标准统计体系，在其出版物上公布中国人均GNP时直接利用中国官方数据进行计算，基本不再进行调整；同时，利用中国官方数据修订世行以前年度的中国人均GNP数据。

　　尽管世界银行认可了中国GDP核算与相关的统计方法，由于我国的GDP核算体系建立较晚，又受到经济转轨时期诸多客观因素的制约，在统计口径、范围方面存在产业部门分类和支出部门分类太粗、核算遗漏、价格指数资料存在缺口、未被观测经济核算的不够全面、数据容易受地方的干扰等几个方面可能引起GDP被低估的问题。

部门分类太粗

　　产业部门分类和支出部门分类太粗，满足不了生产结构和需求结构分析的需要，也满足不了向联合国等国际组织报送材料的需要。如，小规模的工业抽样调查开展的时间较短，尚不能提供详细的产业部门分类需要；而且，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私营经济、个体户等经济形式大量涌现，他们一般都没有完善的财务报表体系，统计部门核查起来也较为困难，很难避免遗漏。

　　由于核算遗漏、某些服务计价过低、核算体系缺陷等方面的原因，服务业增加值低估的现象较为严重,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经济处于转轨时期的特殊原因造成的。核算遗漏人所共知，但无人能够列全这些服务的清单，其中主要遗漏是企事业单位为职工提供各种免费或廉价服务(如幼儿园)以及农村服务业等；服务计价过低，其中房地产业最为严重，在市场健全的国家，住房租金占工资收入的比重很大，但我国过去住房近乎免费，即使住房商品化取得一定进展的今天，情况尚未根本改观；核算体系的缺陷，我国的服务业按照收入法估算，增加值应当包括四个方面：劳动者报酬、营业盈余、生产税净额和固定资本折旧，其中，前两项占绝大比重。有些行业如教育和医疗等由民间和政府同时提供，且目前以政府部门为主。由于政府提供服务不是盈利行为，不存在营业盈余，而劳动者报酬的核算又存在着严重缺漏。

　　价格指数资料缺口

　　由于价格指数资料存在缺口，不变价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存在薄弱环节。在统计中我们使用可比价格法，每10年定一个可比价格，上世纪90年代用的是1990年的价格为基期价格，目前用的是2000年的价格。由于时间的久远，许多当年的东西已经找不到了，这样找不到基期的价格，就只好用当期的价格，这样就会夸大实际的增长率。价格指数的缺失也是一直没有解决的问题，比方说，中国目前没有编制服务业生产者价格指数，在测算服务业不变价增加值时使用的是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中的对应服务项目指数，但某些服务项目如广告的服务对象不是居民，这时的服务业生产者价格指数就只能找别的价格指数代替，必然会影响到数据的准确性。而且不变价国内生产总值核算的薄弱必然会对中国经济增长率的准确性带来影响。

　　未被观测经济核算不全

　　根据世界经济与合作发展组织的定义，未被观测经济包括非法生产、地下经济、非正规部门的生产等活动，这些活动容易被生产所遗漏。根据该组织提供的信息，被遗漏的生产活动所创造的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澳大利亚为3%，意大利达到15%，而俄罗斯达到了25%。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核算虽然对一些未被观测经济(如农民的自产自用农产品的生产活动)进行了核算，但对于某些行业由于缺乏有效的统计手段和措施，遗漏在所难免。

数据受地方干扰

　　有些统计数据容易受地方的干扰。目前，统计系统的独立性不强，地方官员出于对政绩的考虑，对一些数据进行直接或间接干预的事情时有发生，造成部分统计数据的高估。在中国社科院经济所宏观课题组关于中国GDP的研究中指出，在工业增加值中，基层工业部门的虚报以及我国实施的可比价格制度均造成了工业增长率的高估；在许宪春的研究中，也指出了基层管理部门普遍存在的虚报数据现象导致了中国农村工业统计和农业统计数据的高估。

　　以上诸多因素的影响造成中国GDP核算的真实性打了折扣。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工农业增长率的高估和服务业增加值的低估是GDP核算问题的主要方面。许宪春在研究中，将GDP核算中的问题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居民住房服务的非市场化导致GDP低估3.3个百分点；中国政府通过实施特殊的价格政策对企业进行财政补贴(企业出售产品时卖低价，亏损部分由政府补偿)在很大程度上实际是对消费者的转移支付，企业并未因此获益，这会导致GDP低估约1个百分点；中国的国有和集体企业为内部职工提供的如医疗、托儿、教育等低价或免费服务会使GDP低估约0.8个百分点；但在农村工业统计和农业统计中由于数据质量不高而导致的GDP高估约有3.5个百分点。这样，从总量上看，GDP仅低估了2个百分点。由于核算的不准确就带来了产业结构的扭曲。

　　从根源上说，上述导致GDP核算失真的原因主要是由中国转轨时期的经济体制造成的。

　　在经济转轨时期，由于大量存在着价格管制性因素和市场准入壁垒，使得中国的经济结构调整从一开始就相对滞后，且步步滞后。价格和市场准入的限制导致了经济结构的扭曲。必须指出，结构扭曲有两个方面：一是核算性偏差，二是体制性压抑。前者需通过改进核算方法和调整统计数据解决，后者只能通过市场化改革消除，且核算性偏差也有体制根源。最后还是要回到我们前面所提到的中国市场化程度的老问题上，看来，解决GDP核算问题的根本还是要归结于继续深化市场化改革，加快体制转轨的进程。

汇率法导致低估

　　世界银行用名义汇率法以美元对各国GDP进行了比较排名，汇率法造成了中国GDP的低估。

　　世界银行使用人民币对美元的直接标价汇率与以人民币计算的中国GDP计算以美元衡量的中国GDP，但由于存在价格偏差、某些产品的不可贸易性、统计范围差异、产品或服务质量上的差异等方面的因素，导致汇率法低估了中国GDP。

　　第一、价格差异产生的偏差。比如，陕西的小米很便宜，陕西农民卖10000斤小米，折合为美元还买不到一台电视机。在美国，拿1000斤小米就可以换一台电视机。如果拿电视机作参照物，美国农民和陕西农民生产相同数量的小米，美国小米的价值就比陕西高了10倍。价格不一样，不仅绝对价格不一样，相对价格也不同，这是因为价格反映的是这个国家的资源的稀缺性。西方国家总体来讲资本过剩，所以，劳动力就比较贵，工资高。而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是充足的，而资本短缺，所以，劳动力的价格、工资水平比较低。只要我们还有巨大的剩余劳动力，那么，工资水平在短期内就上不去。鉴于这种差异，如果我们简单地把价格作为一个向量放在里面就会产生偏差。

　　第二、并非所有产品都进入国际贸易。江西、湖南农民酿制米酒，自产自销，绝大部分都被本地人喝了。米酒在本地销价极低。日本也生产类似的米酒，但产品商品化了，价格很高。同样是米酒，价格差距很大，这是价格给我们带来的一个扭曲。因为江西、湖南的米酒没有进入国际贸易，拿它的价格乘上产量，再乘上汇率，那显然就是一种扭曲。

　　第三、统计范围不同导致的扭曲。这个问题大概是最严重的。哪些算哪些不算，从历史上的研究一直到现在都存在着差异。为什么在西方有些服务业比如律师业，可以计算出它的产值？因为它有一个很好的纳税体系。律师不管给谁打官司，对方付给他的一定是支票，这样，他就非交税不可，否则就是严重违法。所以，根据律师一年交了多少税，再按税率计算，就可以计算出律师的产值了。中国的税制尤其是个人所得税税制是非常不健全的。目前在中国很多的服务是无法计算产值的。

　　第四、产品或服务质量上的差异。我们在进行国际比较的时候不得不放弃机械制造产品，因为质量不一样，像汽车工业，奔驰和夏利相差大了。服务业也缺少可比性，律师打官司，名律师打一个官司的报酬和一般律师的肯定不一样。这样要是讨论不同质的产品或服务值多少钱就会无休无止，这也使得我们在讨论GDP的时候会造成一些扭曲。

　　综上，中国GDP低估的原因有我们自身在核算方法和核算体系上的不完善，但这不是主要原因，更重要的是，汇率法的固有缺陷将这种低估放大了。

低估的证据

　　在GDP统计中，在既定的产量下，GDP的统计结果取决于该国全部产品或者服务的价格。因此，一国价格体系的合理程度会直接影响该国GDP统计结果的真实性、可靠性。通常认为，在完全市场化条件下形成的价格体系才是最为合理、可信的价格体系，尽管我国1994年确立了市场经济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最终目标，但是相对于美国、西欧的发达国家来说，我国的市场化程度还不高。鉴于此，我国在GDP统计过程中使用的价格体系就难免由于市场化程度不够而造成的价格扭曲，中国GDP的统计数据存在失真也就不足为奇了。

　　另外，在GDP进行不同币种的换算中需要使用汇率，而汇率的本质是购买力平价。除了资本、劳动等投入要素生产率的差异以外，市场化程度不同的国家之间产品定价模式也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由于要素生产率的差异是各国在发展历史中由于各种原因长期积淀下来的，而且它造成的差别是价格体系内在固有的，并不影响国家之间的相对价格；而市场化程度不一所带来的各国定价模式的差别则会影响到整个价格体系的合理性，从而使国家之间的相对价格(购买力平价)水平失真。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国家，行政干预、价格双轨制等手段会使整个价格体系扭曲，使得购买力平价无法正常发挥作用，从而使得根据购买力平价进行衡量的GDP偏离真实水平。

　　因此，可以从各国市场化程度的角度来对世界银行用购买力平价所作出的GDP的真实性进行剖析。

　　国际上的一些专业机构近年来都进行了关于经济自由度的相关排名，排名的变量体系主要包括银行与金融、资本流动与外国投资、政府财政负担、政府规模、薪酬与价格、贸易自由度、政府对经济干预程度、产权、监管及黑市活动等因素。我们可以拿经济自由度的排名结果近似地衡量各国的市场化程度。由于各机构在排名中选取的方法不同，中国市场化程度的得分也各有不同。瑞士国际管理发展学院(IMD International, 2002)的“世界竞争力评分”评价2002年中国的竞争力为52分(以美国为100分)，排在第31位(总共评价了49个国家和地区)。美国传统基金会的“经济自由度指数”(Heritage Foundation, 2003)将中国的经济自由度排在世界第127位(总共评价了156个国家和地区)。美国的民间智囊机构卡托研究所在2003年发表的经济自由度指数排名中中国位于90位(共评价了123个经济体)。尽管国内的一些学者在对中国市场化程度进行研究的过程中都对这些国际排名表示质疑，在这几套排名中中国在自由度方面均处于较落后的位置。

　　市场化程度的低下所引起的价格体系的扭曲会导致以购买力平价所衡量的GDP水平的失真。如果我们以各国的市场化指数和购买力平价指数(世界银行的购买力平价GDP与名义汇率GDP的比值)作一个回归分析，就可以看出两者之间有一些规律性的东西。通过以103个国家和地区的市场化指数和购买力平价指数作为样本数据进行回归(为了尽量减小中国市场化程度估计的偏差，采用了排名相对中庸的美国卡托研究所对我国市场化程度的评价结果)，得到结果如图1所示。

　　计量检验的结果表明，各国的市场化程度与购买力平价指数基本呈负相关关系。也就是说，市场化程度越高的国家，购买力平价指数就越低，按照名义汇率法计算出的GDP和按照购买力平价法计算出的GDP就越接近，关于GDP的争议就越小。而中国的市场化程度在123个国家和地区中仅居第90位，市场化指数较低，因此，按照名义汇率法计算的中国GDP确实是有所低估的，它没有真实地反映中国的综合国力和人们的生活水平。

　　2000年按汇率法中国的人均GDP为852美元，当年世界银行按照名义汇率法的排名中比中国靠前的几个国家，却发现他们的人均寿命、人均用电量、人均电话、人均工业能源与GDP高度正相关指标却落后于中国(见图2-5)，说明按照名义汇率法的排名确实低估了中国的GDP。

文 魏凤春 于红鑫

　　中国人均GDP到底是多少？有多位学者的研究都力图对汇率法和购买力平价法进行修正，以破解中国GDP之谜，中国人均GDP的合理区间约为3000～3600美元。

　　市场化指数法

　　首先，我们对中国的基础数据进行修正。许宪春的研究结果，即在中国官方公布的2003年人均GDP1100美元的基础上上浮2%，结果为1122美元。

　　如果采用市场化指数与购买力平价指数做出的计量检验的结果来对中国的GDP进行估算。中国的人均GDP的合理值约为3523美元GDP总量为45526亿美元。这一数值只是从市场化的角度对中国GDP进行了修正。由于统计工作的质量与一国的经济发达程度呈正相关关系，而市场化程度的高低又直接影响到经济发展的水平。因此，在进行国家之间的相互比较时，从这个角度对购买力平价进行修正的结果是可信的。

　　加工深度系数法

　　徐滇庆教授认为，不论用汇率法还是用购买力平价进行核算，在产品选择、价格、产品质量、汇率变动方面，都存在一些难以统一、引起争论的地方。要解决这样的矛盾就必须选择完全相同的产品，要让产品质量基本一致，要采用同一组价格，做到完全不受汇率影响。比如，不论在美国还是在中国生产一吨钢就是这个价格，生产一吨煤就是这个价格，不受汇率影响，不受相对价格影响，因此，我们在选择产品时要选同质性最高的产品。目前在世界范围内，能满足这个要求的就是工业原材料和基本农产品。美国生产的小麦和中国的小麦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中国的煤和美国的煤也区别很小，特别是石油，各个国家的石油区别是很小的。同样，像农产品中的棉花、大豆、玉米……工业产品中的发电量、烧碱、粗钢等等都不存在重大的质量上的差别。因此，选取一组原材料和农产品作为统计对象就可以避免因产品质量和选取统计样本不同而产生的误差。因为大多数国家和地区作为一个完整的经济体都生产这些东西。所以，挑选出这些原材料来作为统计对象，对各国和地区来说，大体上是公平的。

　　用这种方法，徐滇庆创造了一个“虚拟原料价值”。由于世界各国和地区的原材料价格各不相同，如果采用各国本地的价格仍然会掉进歧义的陷阱。为了克服这个弊病，选取一组虚拟的国际市场价格，用这个价格来乘以各国的原材料产量，得出一组数据。用一个固定的价格来乘以各国的原材料产量，徐称其为虚拟原料产值。在这里面，不论产地在美国、中国还是津巴布韦，每类产品只对应一个价格，此价格参考芝加哥期货市场价格得到。此方法的衡量标准是原材料和农产品在GDP中所占的比重，比重越高，意味着该国的工业化程度越低，反之工业化程度越高。方法确定后，徐选取了37个经济部门比较完整的国家，选择了17类农产品和13类工业原材料进行比较。在他的研究中，假定别的国家的数据准确，以便找到衡量的标准，然后以中国在发展水平上肯定低于美、英、日等发达国家，但肯定高于阿尔及利亚、津巴布韦、菲律宾等国家为根据，推算出中国GDP的合理范围。

徐滇庆对1998年和2000年加工深度系数(等于虚拟原料产值除以GDP)的比较后发现，不同年份的加工深度系数呈现稳定性的特点，工业国较低，仅为0.02，而落后的国家如津巴布韦为0.24，因此，中国的加工深度系数一定在0.02～0.24之间。

　　那么，中国究竟在世界格局中处于什么位置呢？首先这个方法并不能直接告诉你中国的具体数字，而只是告诉你中国最低的底线在哪。底线怎么算？用津巴布韦来算。假定中国的加工深度系数和津巴布韦一样，中国有多少。按照这样说的话，津巴布韦的加工深度系数是0.2367，中国的虚拟原料产值是2847.97亿美元。如果中国的工业化程度和津巴布韦的一样，中国用这些原材料就能生产出12131亿美元。按照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1998年中国GDP为78345亿元，折合9554亿美元。这样的话，中国的GDP底线要在汇率法数字的基础上至少向上调整27%。这个是底线，不能再少了，因为中国比津巴布韦强多了。如果我们跟菲律宾差不多，菲律宾的加工深度系数0.1052，而中国肯定比菲律宾强，中国能做的很多东西菲律宾做不了。中国的电子行业、机械加工行业、汽车行业都比菲律宾强。但是如果用菲律宾的加工深度系数0.1052，那么，中国的GDP是27380亿美元。德国GDP为21440亿美元，日本为39400亿美元。也就是说如果中国的工业化水平和菲律宾相当，中国GDP就超过了德国，居世界第三位。徐认为我们比菲律宾强，按照菲律宾的加工深度系数我们第三。在1998年，中国的人口统计数据是12.47亿。按照上述算法，平均到每一个人头上的原材料国际价值是230美元，如果中国的工业化水平和菲律宾差不多，那么，中国的人均GDP可能在2200美元左右。

　　按照徐滇庆的推算，中国1998年的人均GDP为2200美元，按照这五年的中国经济增长率，2003年的人均GDP约为3223美元。

真实比价法

　　价格是价值的反映，但是价格并不时时刻刻与价值保持一致，而是经常偏离于价值，即价格有时高于价值，有时低于价值；从长远来看，价格是围绕价值这个中心轴上下波动的。对价格进行无数次平均，其均值就接近价值。汇率就是不通货币之间的买卖价格，汇率与真实比价的关系，恰恰如同价格与价值的关系一样，即汇率与真实比价经常不一致。同样，对汇率进行无数次平均，其均值就接近真实比价。

　　不同的是，上述“价格”是扣除通货膨胀因素影响后的可比价格。这就要求用国民生产总值(GNP)、国内生产总值(GDP)、或国民收入(NI)减缩(或紧缩)价格指数来校正汇率。在赵海生的研究中，通过将研究的年份尽量拉长来排除汇率的无谓波动对GDP的影响。他认为，当研究区间为1年时，他的方法就是一般的汇率理论；当研究区间为3年时，就是世界银行采取的名义汇率法；而当研究区间为无穷时，计算结果就是“绝对真实比价”。当然，无穷大的研究区间是做不到的，但只要我们能采集到自有准确数据统计以来的最大样本，我们就能得到一个接近于绝对真值的“准真实比价”。

　　沿着这条思路，他采用了1869～1938年，1949～2000年共122年的数据对中美两国的货币的真实比价作了分析，并以两国间的真实比价为基准，对中美两国的GDP总量进行了比较。最后得出结论：以2000年当年价格国际元计算，中国GDP总量约为美国GDP的41.5%；中国的人均GDP为3230国际元，约合2000多美元。这样，按照他的方法，2003年中国的人均GDP也在3000美元以上。

　　2000年世界银行和《世界统计年鉴》公布按照购买力平价法计算的中国人均GDP为3823美元，其中部分排名比中国靠后的国家的相关指标进行了比较，发现了中国在几项与人均GDP高度正相关指标(人均工业能源产量、城市化水平、人均用电量)上还较对照国家落后，这说明它对中国的GDP有所高估。见图6-8(数据来源：世界银行，《世界统计年鉴》)

　　综合上述三种研究结果，可得到2003年中国人均GDP合理区间约为3000～3600美元，而世界银行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出的人均GDP为4900美元。这说明世界银行按照购买力平价法计算出的中国人均GDP有一定程度高估。

文 黄一义

　　中国人均GDP的准确数字从来就是一本糊涂账。例如，早在1980年，按当时的美元计算中国的人均GDP为400美元，到2003年才达到1000美元出头。同期中国GDP的平均增长速度达9%以上，人均GDP的增长速度应为8%左右。如此算来， 2003年的人均数字应达3000美元左右；考虑到美元的通货膨胀因素，按现在的美元计算还应再增加百分之几十。

　　另一个显然不合理的现象是按现行方法计算中国的GDP总量，中国的贸易依存度畸高，今年的数字可能会高达3/4。我们知道，大国通常拥有较为完整的产业结构，因而其进出口的比例会远低于从事专业化生产的小国。中国当然也是这样。目前美国和日本这两个世界上经济规模最大的国家的贸易依存度大约在16%～18%之间。如此算来，中国的同一指标比日、美高出三倍多，意味着中国的GDP总量也应升高同样的倍数，即使剔除中国加工贸易的影响，GDP总量实际上可能不会增加那么多，但增加两倍或更多是有可能的。

　　目前我国的GDP数字是按官方汇率计算的，而汇率具有很大程度的任意性。例如，在上世纪70年代末，官方汇率为1.5～1.7元人民币换一美元，如今则是8.3左右。另外，汇率中未考虑服务等非贸易货物，萨缪尔逊等早就指出穷国与富国在这方面定价的巨大差别，当时他估计为1∶3左右。考虑到两类国家的实际价格和工资水平，其实际差距可能更大。

　　如果中国的经济总量仅占世界的3%多一点，其宏观调控绝不会引起世界各国如此严重的关切，也不会被视为与美国并列的经济火车头。因为中国有1万亿美元以上进出口总额(今年的估计数，可位居世界第二位)才会有如此之大的影响力。反过来，这也说明中国的经济总量也决不止1.4万亿美元。

　　人均GDP是一国经济最大的基本面。人均收入决定着一国的需求结构，进而决定着其产业结构。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这种结构变化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实际上，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也是通过结构变化实现的，例如美国的高科技产业和服务业对经济的带动作用，但在发展中国家这种效应更明显(钱纳利等，1986)。从产业分析的角度来看，厘清人均GDP数字，是我们参照国际经验判断产业发展趋势的重要依据。例如，关于中国的汽车需求何时启动及其以后的增长路径问题就离不开这种数字的准确分析。由于我们总是根据由官方汇率确定的人均GDP数来判断产业结构的变化，因而无法说清中国产业变动的根据。这无论对中国经济政策的制定，还是投资人的产业分析和投资都是一个严重的误导。例如，媒体上总是引证某些专家的说法，称中国的能源利用效率如何之低。实际上，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的GDP总量要大得多，因而中国的能源利用效率决非日本的十几分之一，而是几分之一，而且未必比美国高多少。因此，科学地确定中国的GDP总量及其人均数，是科学发展观的题中应有之意，是我们正确地制定经济战略和具体政策的重要基础。

　　即使中国的人均GDP达到了我们所估计的3000多美元，仍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大约5000美元，如果也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会更高)。从更能体现一国真实国力的实物和非货币指标来看，中国在钢铁和电信等一些重要产品和服务的占有量上已接近或超过了世界平均水平，在人均期望寿命上甚至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例如北京的人均寿命将近80岁，与日本相当接近，尽管按汇率计算两者人均收入相差近10倍。

　　也许是出于对“中国威胁论”的担心。但这种担心实际上是与此无关的。实际上，东盟等国正在与中国建立自由贸易区，法国等也将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这都是因为中国经济的强大及因此产生的吸引力，而不是因为其弱小。而这种经济和贸易的融合只会消除其他国家和地区对中国的疑虑，从而有利于中国的和平崛起。

其中关于中国经济的外贸依存度的看法，以及关于人均gdp和产业结构变化的看法都是有见地的。

静态分析是一回事,动态又是另一回事.贸易依存度的说法与经济成熟型国家相比,不如多看看自己需要的是什么.各国的型态与阶段都不相同,一味仿照别人的比例调整并非好事.

汇率的影响让GDP数值失真是事实,但汇率政策也是国家政策,光以前些时候喧腾一时的人民弊升值目标来说,即使所有计算方式都不变,中国的GDP数字就要跳上一番.

争论中国GDP区间倒底是多少才算合理,不如把精神花在思考中国的经济建设要怎么走.若中国的经济实力真是世界第二,那么做为第二的自满只是瞬间,接下来要何去何从的压力便更为沉重.中国的经济发展只机制建立都还不完全成熟,该改进的地方还很多.讨论GDP的算法是想提高静态数字的真实性,但是动态的经济调整呢?只讲GDP却不谈其所代表的意义和后续发展的方向的,说难听点也算是个中国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