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中国青年报：知识分子70年代记忆不再是“大一统” -- 红星

近年来仿佛兴起了“打捞”记忆的热潮，七八十年代的人以各种形式回忆、口述着这段历史。他们对于那段岁月的回忆千差万别，评价这些记忆的尺度是分裂的，消解了统一的70年代记忆。80年代中国主流所建构的那个统一化的关于70年代的记忆图景，已不可挽回地破碎。

北岛和李陀主编、三联书店出版的《七十年代》就是其中影响较大的一本。书《七十年代》的编写者打捞历史的努力之可贵。因为如本书的标题所示，上世纪70年代在中国的历史上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其一半属于广义的“文革”时期，另一半属于所谓“新时期”。这两个时期事实上都不是未被书写的“处女地”—无论是林彪事件、中美关系，还是上山下乡、粉碎“四人帮”、恢复高考等，都不止一次地被回忆和叙述，特别是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所谓“伤痕文学”、“反思文学”中。也是在这个时期，初步形成了书写70年代的基本模式，即“新启蒙”模式。这个模式由觉醒—控诉—反思—憧憬几个叙事要素和主题词组成。由于它在很长时间内占据支配地位，致使所有这类书写都体现出高度的一致性：不仅回忆的内容相似，而且书写的态度、回望的姿态以及评价的尺度，呈现高度的家族相似性。打个比方，就好像人们都有一个相同的“七十年代记忆”。

《七十年代》中作者基本上是在80年代新启蒙框架内叙述记忆的。在这方面朱正琳和黄子平具有代表性。朱正琳的《让思想冲破牢笼》具有强烈的新启蒙气息，黄子平的《七十年代的日常语言学》也是一个典型的反思型文本。但在其他不少作者的追忆中，新启蒙的集体话语框架已经被置换。比如，在高默波《起程》一文中，我们看到作者对样板戏充满了美好的记忆：“巴金在《随想录》中说，他一听到样板戏就心惊肉跳，成为一种典型的记忆创伤，可是我们的记忆恰好相反，它是我在农村的最好的记忆之一。”在津津乐道地描述了普及样板戏带来的快乐之后，作者写道：“巴金的经历和我们农村人的不一样，巴金的回忆不但写出来了，而且有很多人读，包括外国人；而农村人一般不写回忆录，不会写，写了也没有人看。于是巴金的回忆就不仅仅是个人的经历，还成了历史；而占中国绝大多数的农村人没有记忆，也没有历史。”作者的意图明显是要颠覆巴金这代知识分子所书写的“文革”记忆。且不说作者所描述的经验是否具有普遍性，重要的是，如果没有90年代以来的所谓“现代性反思”，如果依然在80年代新启蒙的框架下叙述“文革”记忆，高默波就不可能“唤起”这样的记忆。

　　由于记忆所依凭的社会、集体阐释框架的多元化、异质化，阅读《七十年代》的一个突出感觉，就是80年代中国主流知识界所建构的那个统一化的关于“文革”和“上山下乡”的图景，已经不可挽回地破碎。原先历史教科书上以及虚构性作品中关于那段历史的主流叙述，也遭遇了深刻挑战：一个更加复杂多变、更加缺少统一性的70年代图景正在得到呈现。这在某种程度上证明，共同经历过70年代的那批知识分子已经不再是一个高度同质的思想共同体，这个共同体业已瓦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