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人民本位与中国本位 -- 凡尔赛过客

中国本位与人民本位

在网上潜水得多，发言的少。新年来了，发个贴小试虎牙。信口胡言，切勿较真。

最近经常读井底望天的新浪博客，颇快我心。也看许多其他人的贴，也注意到，摩罗左转这一“事件”。我渐渐地感觉到，一个旧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一个新的时代即将到来。80年代的知识分子主导的，崇洋媚外、向西方看齐的时代已经过去，尽管他们已经成为学霸，官霸，文霸，但勿庸置疑的是，他们的思想仍然停留在80年代，90年代。这些号称知识分子，号称时代精英，民族精英的人，一直幻想着一个由他们主宰的时代，可惜，这样的时代尚未来临，他们就已经被时代抛诸脑后。实际上，这样的时代也永远不会来临，正如老毛所言，皮之不存，毛将焉副，知识分子的原罪就在于，他们无法形成独立的统治力量，而只能依附于某个阶级、某个统治集团。所以实际上，以人格和精神的独立自我标榜的知识分子，要真正地做到人格的独立其实是难上加难。也正因为这样，陈寅烙留下一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才成为知识分子们的楷模。不过，真能做到这十个字的，实在是少之又少。

五四运动，打出大杆大旗，德先生与塞先生。80年代，李泽厚喊出了“救亡压倒启蒙”的口号。早年读书读及此处，对李泽厚真是配服得很呀。现在看来，觉得这根本就是一个伪命题。实际上，TG当年所做的事情，是救亡启蒙两不误，一边打日本鬼子，一边唤醒民众。而唤醒民众，这实际上是孙中山以来，多少代中国革命者致力思考的“中国问题”。孙中山认为中国民众缺乏组织，是一团散沙，因此无法聚集起来形成有效的力量抵抗外敌。而老毛的伟大，就在于他能够看到民众的力量，因此，当年TG在边区，红军、八路军不仅仅是军事单位，亦是政治单位，既要打仗，也要担任政治宣传、组织民众的任务。而且，TG还在农村和军队里组织学校，教书识字，使许多文盲由一字不识，变得可以写几百字的墙报，这不叫启蒙，什么叫启蒙？一定要会几句英文才叫启蒙，对于同性恋、婚外恋采取中立的态度才叫启蒙，西方的人权、自由、民主才叫启蒙。实际上，与其说“救亡压倒启蒙”，不如说“启蒙A”压倒“启蒙B”，实际发生的“启蒙”不是知识分子所希望的“启蒙”，这才是问题的关键和实质。什么是知识分子希望的“启蒙”，那就是，所有老百姓，请仔细聆听西方的教导，民主、自由、人权、宪政，这些通通都是普世价值，你们必须照单全收。而“我们”，知识分子，是你们的先行者，先知者，我们是有文化的人，有知识的人，我们已经理解和掌握了这些普世价值，因此我们的任务就是教导你们这些老百姓，听普世价值的话，而你们任务就是乖乖地听我们的话。不然，你们就是五毛，就是愤青，就是愚昧落后，被打活该。

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开始了知识分子的造神运动，陈景润，钱钟书，陈寅恪，以及大规模的“忆苦思甜”运动。“忆”A的苦，“思”B的甜。“忆”，TG时代知识分子的苦，三反五反，反右，文革，知识分子还没少受罪；老蒋时代，知识分子多受尊重，老蒋每周派军机去昆明请人去给他讲课，于是就有了一堆堆的“国粉”。“忆”中国的苦，专制的中国，从古代到当代，黑暗的中国，吃人的中国；“思”西方的甜，西方的民主自由基督教，鸟枪洋炮打得中国人哇哇叫，于是，就有了一代又一代的“西奴”。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概言之，其思维方式在于，A是错的，黑暗的，与A相关的一切正面的东西，都视而不见，或者认为是不属于A的本质性的东西，而仅仅只是偶然的产物；B是对的，光明的，与B相关的一切负面的东西，都视而不见，或者解释为偶然的产物、无关于B的本质。这种思维方式，用西方人的话来讲，叫摩尼教。摩尼教认为，世界只是光明和黑暗两种力量的不断斗争。不过，西方人要将一切统一在上帝的光明下，因此一直都不遗余力地反对摩尼教及这种思维方式。

不过，知识分子管它摩尼不摩尼，摩登就行了。摩登者，modern，现代也，所谓现代，魔鬼登台也。出卖灵魂吧，就可以获得金钱、权力、地位、美色。只要有用，就把它拿来。于是，知识分子们上演了一出又一出好戏，什么“新儒家”、什么“文化基督徒”、什么“河尚”、什么“蓝色文明与黄色文明”，等等。大有你方唱罢我登场，不唱倒台不罢休之意。

2008年，西方国家在围攻中国的表演，知识分子们在配合西方时的表演，实在让太多人看不过去，太倒胃口了。所以，有人揭杆而起了，所以，国内、海外，无数自发的运动。于是，这也被许多人斥人“义和团”，被批为“利用西方的民主自由，来反对西方的媒体自由”。这真是不知哪杆子屁话，这些人不如送给美军去练靶子。但也正是08年的这一场表演，让人感觉到，盲目崇洋的时代已经过去。西方固然好，我们中国也不坏，这差不多是许多人的想法。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了一些“中国本位”的思想和著作，如井底望天的《大国游戏》，如《中国不高兴》，摩罗的《中国站起来》等。无论道路如何选择，制度如何发展，以国家利益为本位所进行的国家战略思考，是必不可少的。一个成熟稳键、从容大气的国家，应该有着这方面的成熟思考，而民间为此献力献策，当然再好不过，天下兴亡，人人有责嘛。

而另一方面，是一种“人民本位”的思想的出现。这当然不是空穴来风，实际上，儒家从一开始，就有极浓的民本主义关怀，虽然这种民本主义，是与其“仁以为己任”的精英主义紧密结合的。但无论如何，儒家“不患寡而患不均”，不太关注权力的分配和制约问题，而较为关心老百姓是否得到实惠，生活水平是否得到提高，道德水平是否得到提高。在这方面，TG其实是与儒家一脉相承的，而老毛所做的努力在于，将儒家原有的这种精英主义打掉，或者说，让每个人都成为儒家，都成为“士”。古代的圣人都是很少的，都是“生而知之”然后再“勉强行之”才能做到的。但是，雷锋的意义就在于，人人都有可能做到。老毛树立的雷锋这个典型是有重大的意义的，这使得孟子所说的“人皆可以为尧舜”的道德理想，变成具有可模仿、可学习的“社会主义新人”。而“破私立公”的社会主义新人，某种程度上，是与程朱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有一定相似性的，其相同性皆在于，“去私立公”，只是二者在破的“私”不同，要立的“公”更是迥异。

80年代之后，所谓“人的发现”，其实是对上述这种“社会主义新人”的反动，从此，开始了自私自利的资产阶级道德的全面大反扑。先是“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大家”，后来就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了。所以，世风日下，道德沦丧。无数黑暗的东西复活了，卖淫嫖娼、黑社会、包二奶、买官卖官，国民生产总值（GDP）猛长，道德指数猛降。

在这种背景下，出来了一种新的“忆苦思甜”，怀念毛时代的美好生活。在这些怀念和回忆和反思中，有些人终于看到了“人民”。“人民”无比抽象而又无比具体，但无论如何，如果以大多数人的感受为依归，以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为依归，这样一种“人民”观，至少比许多从抽象概念出发的知识分子要好得多。以这样一种“人民观”，来重新审视历史，反思现实，自然就会发现，中国的一切，历史也好，现实也好，完全不象某些知识分子所设想的那样黑暗、专制，但同时我们也确实处在一种危机四伏的处境之中。“井大望天”的系列文章，正是居安思危的佳作。陈郢客关于历史的系列文章，更是“人民史观”的具体体现，让我们明白，老蒋们为什么败，而TG当年何以成功。而王绍光的《民主四讲》，是从“民本”的民主观出发，来对“选主”的民主提出的尖锐批评。摩罗则从文化上主张中国本位。此外还有甘阳的通三统的说法。所以这一切，都或多或少地，体现了重估TG的体制的优越性的尝试，或多或少地体现了“人民本位”这一思考方式。

不过，虽然以中国本位，人民本位思考的人多了，但是仍然有许多人，是西方本位、精英本位、黑领本位、资产阶级本位的。也许，中国的前途，很大程度上就决定于这两派人的博弈和斗争。当然，就笔者而言，当然是寄望于前者的胜利。

历史一直在重复。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有外敌，有压力的时候，要依靠知识分子，要依靠真正有能力有魄力的人，而危机过去，这些人多余的能量如果不被打击，就会冲击现有的社会秩序。权力和能量的对抗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