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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文摘】飞上天的陆军――空军二级战斗英雄郑长华访谈录 -- duanj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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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文摘】飞上天的陆军――空军二级战斗英雄郑长华访谈录

  郑长华,安徽五河人,1926年生,1941年参加革命,二级战斗英雄,参加抗美援朝时任志愿军空军某飞行团团长,击落敌机两架,离休前任武汉军区空军副参谋长。

  郑副参谋长,您是什么时候到空军的?

  郑长华:调到空军之前,我正在川北剿匪,一共抽调了三十多名学员到空军,我算带队的,都是营长当队长,教导员当指导员,带着大家从重庆坐船到武汉,从武汉换乘火车到北京,然后把我们弄到长春成立预科中队。当时我不大想在空军干,想回陆军,到空军来了还降一级,我就想回去了。带学员到长春以后,首先要体检,我也没事干,我说我也体检体检去,就跟着去体验了,完全是因为好玩,检查一下,了解一下身体情况。结果,没想到,上面说,你体检合格了,可以飞行。哎哟,高兴死了。为什么呢?那时候做梦也想不到自己身体还能合格,还能飞行。因为陆军打仗的时候,尤其是解放战争,像打孟良崮战役,消灭国民党74师,我们也参加了,那时候在临沂。后来消灭国民党57师,一直到打临汾,打太原,最后向西安、宝鸡进军,以后向四川进军,就是追击胡宗南的部队。整个打仗过程中,后半段反攻追击还比较好说,特别是开头国民党重点进攻阶段。我们是比较艰苦的,吃敌人飞机的亏,吃得多得很,经常被敌人飞机扫射、轰炸,所以就梦想有一天我能长上翅膀飞上天就好了。一听说我能学飞行,高兴得很,那我就上航校。

  我是1950年春节到空军的,3月份到航校,在航校连学理论带飞行,大概将近一年的时间。我们在航校只飞了初级教练机雅克-18和中级教练机雅克-11,就飞了这两种教练机。后来到部队里去,就开始飞米格-9,米格-9是喷气式,这是喷气式的第一代飞机,实际上不能打仗,这个飞机只能飞到七、八千米,速度也不大,以后才改飞米格-15。那时我已经当团长了,我就觉得担子很重,怎样把这个团带出来,能通过抗美援朝锻炼出来,这个任务很艰巨。虽然我们在陆军打了那么多年仗,但是跟空中不一样。地面打仗,不管怎么样,营、连,总归有个先、有个后,前面还有个排、有个班,连长还靠后边一点;若是营长,弄好了还有个小指挥所,那团长更不用说了。但是空军不一样,团长就得首当其冲,要冲锋陷阵的,他自己要冲要打,还要指挥,这个任务就不一样。好在我们空军都是在陆军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虽然文化水平不高,但是都有战斗经验,都敢打敢拼,勇敢不怕死,这一条很可贵。所以去了以后,开始也是急于求成想打下敌人,这个心情是好的,不过训练没有到达到一定的水平,没有学过,心有余而力不足。结果见到敌人就想打,往往老远就开炮,结果打了半天,打不掉,回来气得哭,不吃饭。

  我现在讲一讲,我们这个师原来是华东野战军22军66师,这个师原来是很能打的,在陆军就很能打。参加过济南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在1950年的12月23号整编改成空军航空兵第12师的。我们到部队是1951年,就从这年开始正式接收飞行员了。苏联空军有一个师,它一个师带我们一个师,一个团教一个团,苏联两个团分别教我们两个团。

  1951年到部队以后,把我分在34团,领导找我谈话,叫我当团长。报到以后,陆军来了一个团长,叫陆连义。后来领导跟我谈话,说你主要是集中力量来飞行,工作还由老团长来做。所以后来老团长就没走,就在那儿做工作,他们就叫我副团长。陆军来的老团长陆连义跟我说过一句话:老郑,我们这个师、这个团在陆军打仗可是没装孬的,一直都是很过硬的,现在你能飞,我不会飞,今后可要看你的了。意思是你可不要给我们这个团里抹黑,要发扬荣誉,要打好仗。他的话给我的印象很深。

  我们12师大概是1951年的1月份接到通知去抗美援朝。那时候决定米格-9改装米格-15,要加强训练。改装米格-15,有四十七个飞行员参加改装,结果有四十个飞行员完成了,其他的淘汰了。以后从别的部队补充了几个,一共有四十九名飞行员。我们那个部队,从米格-9到米格-15,一直到抗美援朝开始,只飞了多少时间呢?在喷气式战斗机上只飞了四十个小时,加上航校飞的几十个小时,加起来,不到一百小时,就这么个程度。苏联为了抓紧时间把我们教出来,因为美国侵略朝鲜的战争已经开始了,所以我们要加速训练,早点到朝鲜前线去。

  实际上,那时候训练就是飞编队,双机编队,四机编队,最高到八机编队,最后还搞了一次全团飞行,也是马马虎虎地飞了一次。真正的训练,飞航线、飞空域、飞特技,没有飞过,什么仪表也不懂,因为没有经过正规训练,时间又紧,改装米格-15,害怕飞不出来,淘汰了一些,加上出一些事故,摔死了一个人,有些科目都不敢飞,特技也没让飞,就停下来了,情况是比较紧迫的。有一次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飞双机编队,那时天气还不好,阴天,还有云层,云底高也就是两百米,有的地方才一百多米,苏联人急着让我们训练,让我们飞编队。我就和袁国辉,他给我当僚机,我们俩飞行去了,一起飞以后,上海高楼大厦很高,一看地下,离楼房太近了,一看云底才一百多米,我说咱们到云上去吧。不懂呀,到云上,云有好几个夹层。飞到云上以后,出不去了,一看夹层雾蒙蒙的。这个时候,我的僚机袁国辉说:我迷航了。他一说迷航,我说我也迷航了。我说你快回去吧,你到云下去,我也到云下去。因为当时还不敢马上下去,怕两个相撞,让他先下,然后我再后下。他下去以后,顺着铁路找回上海了,回去了。我一下去呢,结果跑远了,下来晚了,就下到松江,松江铁路边上有一个塔,我误认为是苏州,然后就围着塔在山头上转。米格-9的飞行时间就是几十分钟,要是低空,飞行时间更短。那时候是两个发动机,你想想。我一迷航,一看找不到机场了,这时候赶紧关发动机,把右发动机关了,留左发动机,左发动机是带发电的。就围着这个塔飞行,我就想这个机场在哪儿呢?那时候不像现在是全罗盘,全罗盘是始终对着机场导航台,只要把指针对准就行了。当时是半罗盘,一百八十度用屁股对着它,指针它也是对着零,头对着它,指针它也对着零,那还得检查检查,是顺着跑还是反方向走?是机头对着它还是机尾对着它?后来一判断,是机头对着它。以后就用这个办法向回飞。当时塔台上的副团长和一些同志都下来了,准备派遣人处理后事去了,认为我就完了。因为按照我的飞行时间来说,那肯定是摔下来的,他们没有考虑到我会关一个发动机。如果那回关错了,把发电机关掉就完了,关右发动机,关对了。最后就飞回来了。当时,指挥塔台没关机,但是下面都议论纷纷,要派车了,结果我一飞,飞回来了。离机场近了,因为高度低,无线电性能也不好,下面也听不到。后来我进来以后,看到虹桥机场,就给地面报告,我说我看到虹桥机场了。他们一听,高兴死了,塔台赶紧跟我联系,说你就在虹桥机场落地。我一想,虹桥机场是36团在那儿住,我34团团长跑人家36团落地,太丢人,不行,回去。我说我能回去。他们说就在这儿落地,我说我看到了我们的机场了。结果真看到了,那天赶得巧,应该是从江那头到这边迎风落地,结果我是从虹桥那边去的,那就是顺风落地,也没有多少经验,减速也慢了一点,结果速度很大,落地了,肚皮就落下去了,飘得很远,飞机才接地。一接地,我想坏了,前面是电网,我说这冲出去就麻烦了,非死不可。不行,重飞,也没考虑到油料多少,把油门一加又起来了。起来以后,飞机晃了晃,下边说完了,这下完了,那肯定完了,这也没有油了。我一看油料仪表的指针在零上来回乱摆,就知道油不多,不行了。我赶紧急着往回找跑道,结果这一急着找跑道,无形中向右转了一个弯,一转弯,到跑道以后,我知道这样是下不来的,就赶紧压反坡度,向右转弯,便形成一个标准转弯。这样一来,转过来飞向跑道。本来米格-9飞机落地前要关车的,结果没等我关车,它就没有油了。飞机还好,因为我离机场很近了,航线很小,也有一定高度,生拉硬拽的给拽进来,刚进到草地上,我就落地了。落地以后,飞机也比较稳,下边救火车、消防车,还有其它的救援车都跑去了,一看我和飞机都没事。苏联空军的教官很讲究,就把我弄个车拉回去了。拉回去专门给我讲评,他不让飞行员知道,那时候苏联还强调,领导干部有问题,不能让下边知道,要保密。专门把我们的师长、政委,把他们苏联的老师长都请去了,给我专门讲了一评,把我好批一顿。批一顿以后,这中间也肯定了一下,就说还不错,还知道关一个发动机,而且还没关错,自己能用半罗盘还能回来。错就错在什么呢?一个不该到云上去,你没有飞过复杂气象,到云上飞干什么?再一个,回来看到虹桥机场了,这个时候,不管怎么样,安全第一,要安全落地,你还爱面子,还非要跑回来,这是拿命开玩笑,批评了这个。那时候也没有经验,我自己觉得能飞回去,就这样飞回来了。这次也可以说给了一个很大的教训。从那以后,每一次飞行准备时我都非常认真、非常仔细,不敢马虎。这个玩意儿不能儿戏,儿戏不得。飞行是这样的。

  这次教训在我的飞行史上很难忘,也算是转危为安了吧,算坏事变好事,接受教训。这是在当时,可见我们的战备训练抓得很紧,要集训,早点训练出来赴前线去打仗。

  我刚才说了,飞了将近一百小时,连航校都算起来。要是叫外国人来讲,我们飞行员是开玩笑,拿着只飞了一百小时的飞行员去跟人家美国空军有几千小时、几百小时、起码都是五、六百小时飞行时间的老飞行员打仗,有些是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跟他们打仗太冒险了,像拿鸡蛋碰石头一样。

  我们中国空军有这个特点,是在陆军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这些飞行员文化水平不高,但是有一条,都打过仗,都有战斗经验。这些人有一个共同点,在陆军打仗时都是吃过敌人空军的亏,说句老实话,那时候就想,有一天我能飞上天,要好好教训他,是这样的情况。所以那时候急了眼了,拿着手枪都打飞机,你拿他没办法。现在叫我们早点飞出去,参加抗美援朝,心里很高兴。

  我们这些人飞行时间不长,技术也不怎么样,但是我们就是勇敢不怕死。刚才我讲了,总共就是一百多个小时,而且飞行科目没有正规训练过。结果临要走以前,每架飞机给二十发炮弹,到天上把二十发炮弹装好,对着大海,看前面没有船,把活动环打开,左右晃一晃,转一转,看活动环怎么跟的,怎么弄的,然后摆正机头,把二十发炮弹打完,这就算完成射击任务,就学会射击了。知道打炮要打几个电门,懂得这个,怎么装弹、瞄准,这就算学会了。那更不要说什么复杂气象,其他攻击战斗科目都没有飞,主要就是飞编队、领航。况且编队都是一字队形,有的叫“扁担队形”。就是有多少架飞机,排在长机这个号,八架就排八架,都是齐头并进的,呈一字队形。这样转起弯来显得笨,转弯半径很大,就慢。那个情况下去抗美援朝,现在想,有一些不可思议。按现在来讲,就不具备作战条件,但是形势所逼、形势所迫,必须要去。1950年12月23号开始接受飞行员,赶到1952年的1月份,我们就去抗美援朝了。

  从我们那里飞到大虎山,大概一千七、八百公里,那时候我们从来没有飞过这么远的航程,又没有人领着,那怎么办呢?就弄一个运输机,就拉着我们这些大队以上干部试航,沿着这条航线走一趟,在哪落地,这就算教会我们转场了。看一下地形,回来都是自己飞,自己带队,通过临沂到青岛,然后转到大虎山。抗美援朝真正开始是1952年的3月份到1953年的7月,我们参战时间是一年零四个月。

  我们去的时候,水平就是这样,去了以后,打仗还要有人教,有人领,这时候就牵扯到老大哥四师,那时候是三师9团,四师12团那些老大哥部队先去的,他们先打了几仗,由他们掩护我们,一个团掩护一个团,一个大队掩护一个大队试航,在战区飞,那也不容易,因为我们住在大虎山,他们住在浪头,起飞有个会合的问题呀,搞不好,会合不上。最后我们会合的还挺好,人家掩护我们,一直过了鸭绿江、清川江,一般就到清川江,过去以后就转过来,东海岸、西海岸都试着飞了一下。

  那个时候,我估计是有计划的,敌人在这个时间内活动很少,避免我们一上天就跟敌人见面。所以我们试航期间都比较顺利,没有碰到什么敌人。后来也碰到敌人,就是三师的同志掩护我们,三师的同志还有些伤亡。也就是在人家的掩护下,在人家的带领下,我们学会了怎样进入战区,怎样打仗。经过这一段以后,我们就开始一个大队一个大队的去打仗。我记得开始带了两个大队,第一次到大同江,就是平壤南面大同江,敌人在那儿轰炸,我们去打,敌人是战斗轰炸机,不是大型轰炸机,它也可以轰炸,也可以跟你干。我们去了以后,正好碰到了螺旋桨式的轰炸机,速度小,我第一次碰到那个,想打人家,它就老在那儿转,我们速度快,它速度慢,等你快要瞄准开炮了,它就在前面来回晃,等你快要瞄准开炮的时候,它大幅度一动一转,一降低高度,完了,把整个的攻击就破坏了。没办法,又拉起来,就重新弄。来回这么折腾。结果有一个好处,虽然没有打掉敌机,但是把敌人的轰炸任务给粉碎了。再一个,把它队形搞乱了,搞乱了以后就能打他了。那次是我们团的齐明,离敌机一百八十米到两百多米开的炮,把敌人一架飞机打掉了,还是不错的。这个人现在在大连。

  平壤的战斗也是,最后还出现什么呢?本来两个都是僚机,一个是张振华,一个是刘宗胜。张振华是大队长的僚机,刘宗胜是次僚机,结果两个人都掉队了,打乱了,头一次打仗嘛。一掉队,他一看都是米格飞机。他说你是谁呀,他说我是谁。张振华说你跟我集合,跟我编队,刘宗胜就跟他编队了。编队,两个人飞一飞,就回不来了。飞低空,两个人油料就不够了。两个人说迷航了,回不去呀,那就找地方迫降吧,最后刘宗胜说你先下去,我看着。结果张振华就在一个苇塘里落地,一落地,苇子很高,它又在苇子上面,结果速度一小,飞机一失速,翻过来扣下来了。机头插下去,插到苇塘里去了。刘宗胜一看这种情况下,不能在这儿迫降了。他就选了另外一个地方,在海边上,沿着水边上,沙滩,他迫降了,他倒成功了,他不敢用起落架,就用飞机肚子在地下擦了。落下来还不错,他就跑,他就对着出事飞机那儿跑,跑去以后,看着飞机扣在那里,他就到处找人,找我们的志愿军,找朝鲜人民军,加上老百姓,最后都去了,去了以后,没有办法把飞机拉出来,就把飞机四周的苇子挖掉,围一个圆圈,把水泼出去,把飞机圈在里头,然后用气囊什么的,把飞机硬顶起来了,把座舱盖露出来了,这才救飞行员,谁都没想到飞行员还能活着。因为打完仗以后迫降,又挖了那么长时间,按道理讲,氧气早用完了,早憋死了,但是这个飞行员很聪明,他把伞也解开了,保险带也解开了,他不是头朝下么,他不把氧气嘴戴在嘴上,憋急了吸一口,憋急了吸一口,就这样坚持了几个小时,那真是命大,就这样子,把飞行员救出来了。

  救出来以后,张振华跟刘宗胜结下了深厚的战斗友谊,像亲弟兄一样。刘宗胜家是个打鱼的。在不久之后的又一次战斗中间,刘宗胜牺牲了。这样一来,张振华非常难过,他就把刘宗胜的父母当做自己父母一样,经常写信、寄钱,虽然也没有多少钱,反正就意思意思吧,他就把刘宗胜的老人当做自己的老人来对待,很多年。

  再一个,刚才说了,我们那时候,飞行员没有经过正规的射击训练,一上战场,对敌人同仇敌忾,恨不得一下子把它打下来,但是没有那个本事,技术不到家。结果有好多次,距离敌机还有一、两千米就开炮了,打到跟前没有炮弹了,炮弹打光了。由于距离太远,还没有瞄准,还没有等活动环稳定下来就开炮,炮弹打光了,飞机打不下来。回来之后,气得不吃饭、哭鼻子,自己埋怨自己无能,那么好的机会没打掉,早知道,留几发炮弹,最后打不就好了?把炮弹打光了。那时候我们是两百发炮弹,敌人是两千发,它用的是机枪,子弹多,我们大炮、小炮加起来,总共就是两百发,大炮才四十发,小炮两门炮加起来才一百六十发,两百发炮弹,要是三门炮一起连射,几秒钟就打完了。所以那个时候飞行员回来很着急,地勤人员也着急,飞行员感觉开炮了,飞机头上炮口处都熏黑了,结果炮弹打光了,也打不下敌机来。冲胶卷的人也说不行,没有打掉。后来为了防止炮弹一下子用光,把炮分开了,两门小炮在一起,大炮在一起。并且在上级的领导下,强调研究战术。首先我们研究这个现象:过去在陆军打仗时,真正能打的老部队,是从来不乱放枪的,他放枪的时候一定是在有效射程内,不打则已,打就打准,打得狠。为什么我们到空军来,这么远就开炮了呢?一分析就感觉到,我们不会判断距离。就是在空中,你看飞机,看着很大,实际上离你很远,这时就开炮。肯定打不到。最后我们研究,在地面,在机场各个角度都把飞机摆起来,让我们平时练,特别是晚上结束值班以后,就用飞机在那儿练,什么叫四分之一,什么叫四分之零,什么叫四分之二,就进入角度了。再就是四分之三,角度大了以后就不能打了,没有那么快,瞄准活动环跟不上。最后练习判断,这是多大角度、多远角度,飞机这么大,什么样,这是从开始判断距离失误上来研究的。

  后来又带来一个问题,因为我们老是一字队形编队,后面有两架敌机就把我们搅乱了,为什么呢?因为后边没有掩护的,都得想办法,要跟敌人兜圈子,你屁股后面没有炮呀。结果这样一来,队形出去看着很整齐,被两架敌机一捣,把队形整个搞垮了,而且当时技术又不怎么样,稍微一松散,队形马上就散了。有一天,敌人打我们起飞着陆的飞机,就在我们上空,人家八架飞机,四架在上面,四架在下面,人家本来是向我们内地飞的方向,等超过我们机场一转弯,往海里走的时候,来个交叉转弯,变得很快。人家飞机僚机从中间一钻,起个半径就跟上了。我们一看,这多带劲,它这个编队很好,这样转弯也快,我们一字队形太笨了,结果就研究设计队形了。开始设计队形,就一步一步来,编蝎子队形吧,基本上就是交叉。这样把纵深拉长了,把平行减小了,正面宽度减少了,这样转弯机动多了,来的快,交叉转弯很快。编队多了,哪两架飞机从上面走,哪两架飞机从下边走,这样一弄,感觉很方便,转弯比原来八架飞机转弯要快的多,灵活的多。这也是在战斗中间,从战争中学习战争,一面打一面学,就是这样。这里的经验,也有兄弟部门传给我们的,也有我们自己摸索的,还有从敌人那里学来的。开始射击不会打,老远就开炮。队形更糟糕,出去以后,很少有双机回来的,都是单个。我刚才讲了,飞机不像地面,一个班、一个排,排长一看都能看到了,好掌握。空中,你坡度大,他坡度小,那就分开了,再压一个反坡度,很快就见面汇合了。在这中间,动作慢一点都不行,两架飞机动作都要协调才能汇会上。尤其是战争年代,像平常训练长机油门小一点,给僚机照顾点,到打仗时候没有这个,油门捅到前头,谁也不收油门的,一旦遇到敌人没有办法,那就打。尽量爬高,要快。这里有个相同点就是,地面打仗要抢占制高点,空中打仗也要抢占制高点。谁爬得高谁有利,从高向下来,增速来得快,你在低处,你想打打不到,所以也是要抢占制高点,跟陆军打仗基本上大同小异。但是不同的,一个是固定的,一个是活动的,机动性大。

  到后来,空军也提出来了。那时候我们一出去打仗以后,出去时看着整整齐齐的,很像样,设计队形编得很好,八机、十六机编得很像样。但是出去以后,跟敌人一见面,一个回合一打了,就散了,都形成单机了,能搞个双机就不错了,都单个回来,很容易吃亏,结果被一个一个击破了,有好多就吃这个亏。后来就研究怎么弄?空军首长们就提出来,叫“一域多层四四制”,后来又进一步讲,叫“蜂王战术”。就像蜜蜂蜂王一样,长机就是蜂王,僚机就像蜜蜂一样,你要围着蜂王飞,不准乱飞。再加上我们自己后来也打出经验了。就是当个指挥员,一个自己要以身作则,带领干,而且还要严格要求自己的部属,因为空军的飞行员,他的机动性很快。你像我们的飞机,你看起来编队编得很好,如果要两下飞,你向左,他向右的话,短短几秒钟就十几公里下去了,谁也看不见谁了。那谁向上,谁向下,很快就变化了。这样,就强调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如果是光说“蜂王战术”、“一域多层四四制”,没有严格纪律,配合还是不行的。

  我们那里就出典型,一个是一大队的程英昆。程英昆他就是不愿意过鸭绿江,一过鸭绿江,他就找个理由,飞机不是这坏了,就是那里出毛病了,他就向回走。最后,那就发展到右倾怕死,怎么也不敢过鸭绿江。最后没办法,全师开了斗争会,把他送走了。送到四师,给他个改正的机会,到四师,他又是这样。四师的同志见到我就讲,程英昆到他那儿去表现不好,不愿意出航,有时候他吃饭还怨伙食不好。团长就骂他,说你小子不能干,还挑挑拣拣。结果两个人吵开了,气得团长说:你怎么样,我要枪毙你。为什么呢?大家对这种右倾怕死、作战不勇敢的人很气愤,没有出息。本来这个人还是个老同志,后来弄到12校,12校又把他开除了,结果回家放羊去了,就这么个人。

  还有一个叫张忠向,那是36团的,刚才说的是我们34团的。36团有一个飞行员,正好在敌人攻击他的长机时,他是僚机,他本来完全可以向敌人展开攻击,掩护他的长机,他不但没攻击,他转过头来跑了。跑到哪儿去了呢?他慌里慌张,对着沈阳跑,他没有跑到一个正儿八经的正规机场,跑到新民的一个土跑道,根本没有部队住的地方,他跑那儿落地,最后没有办法,别人又带着油车、带着电瓶车,到那儿去,飞机才飞回来。他张皇失措,最后这个人被开了斗争会,被判了刑。那时候空中打仗跟地面不一样,地面它的机动范围小,在空中,机动范围很大。飞行员没有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约束,你要是耍起花样来,那也是很不好掌握的。我们那个团好就好在要求严、处理也严,战术研究也抓得紧,最后也是从不会打到初步学会打,打得还是可以的。

  记得有一次,我带了十六架飞机到朝鲜东海岸西川,敌人在那儿轰炸,敌人也就是八架在那儿轰炸。我去了以后,一看轰炸的是F-84,我们的飞机是老米格-15,那打它还是可以的,没问题的。但还不会指挥,那时候思想有什么呢?也是有点顾虑F-86,我们都下去了,万一F-86来了怎么办呢?所以自己总觉得应该留个高空掩护吧。就把第二个大队八机留在高空,大概是八千米到一万米的高度上进行掩护,在上头就像巡逻一样。其实他们都没见到敌机。我带着八架下去以后,按道理来说,要都用上还可以呀,结果又不会指挥,又弄四机掩护我们的四机。实际上僚机掩护我,后面双机掩护我们这个双机,最后形成第一个攻击是我。

  F-84它有一个战术,它知道它速度没我们快,它跑直线是跑不掉的,它不好跑,它就采取什么呢?――磨盘战术。就是转圆圈,每一架飞机前后七、八百米,把你夹在它中间,正好在它有效射程之内,你被夹在中间,你首先就挨它打,你就没办法打。后来我们研究战术,碰到这个情况怎么办呢?要几个双机同时打,把它打散了,顾头顾不了腚,这样才行。可是我们开始不懂呀,见到敌机,恨不得一下子就把它抓下来,扑上去就打,就攻击。这次就是,头一次攻击,因为我的速度大,接近太快,没有办法,又拉起来,来不及打呀,只好再拉上来,第二次又进入,赶我下去以后,瞄准要打人家呢,人家就先打我了。最后那一次我被敌人打掉了。这完全是自己操作造成的失误。本来很有利的仗,结果打了一个败仗。

  我最后跳伞了,落在朝鲜东海岸的深山上,从树上爬下来。我在空中还看了一下,敌人飞机还向我扫射了几下。我就顺着山路跑回来,找到朝鲜老百姓家,天都黑了。那老百姓不错,他的门上都写着中国字,我学了几句朝鲜话,光会说“中国人”,中国“萨拉米”什么的,说不通。后来他就写字,他写中国字比我写的还工整,我一看他写的还挺好,结果我也用中国字写了。他问我是干什么的?本来我是当团长的,但团长也被人家打下来,就写了个飞行员。他问我要吃什么?要干什么?最后他就用大铜碗盛饭,煮鸡蛋。可吃不下去呀,心里难过,这么好的机会没抓住,仗没打好,很懊丧。后来到半夜的时候,人民军来了一个干部,带了一个战士来,那也是兄弟邻邦,还是很友爱的,他就始终跟着我,我出去小便他也跟着,怕我出事。一会儿问要不要吃这个,要不要吃那个。第二天,我说要看看我的飞机落在哪里?他说山林很难走。我说咱们爬也得爬上去,我看看去。后来爬到那个山上,飞机栽在那儿,烧坏了,还剩下一些东西。我看着心里很不舒服,多么有利的情况,结果打了一个败仗。后来,又把我送到志愿军那里,陆军的同志见到自己的飞行员了,很热情,这个拿罐头,那个拿罐头,这些同志很热情,叫我吃,但我吃不下,心里很难受。就感觉当团长,头一仗打成这个样子,太窝囊了。

  后来我才知道,那天我虽然没打下敌人,却把敌人冲乱了,在这之后,高以进,我们第二个中队的高以进把一架敌机打掉了。飞行员跳伞了,我还和他见了面,看看美国飞行员长什么样,他也是很年轻的飞行员。

  当时您发现下面有八架飞机轰炸时,您命令是怎么下的?

  郑长华:我当时看到那儿以后,当时就讲,第二大队嘛,我下命令,我说你们高空掩护,八架飞机跟着我来。因为高度高,我带一个中队冲下去,叫另一个中队在后面掩护,我就直接攻击,最后形成锥子队形,最前面是我先攻,第二中队后来也上来了。当时要是有经验的话,那八机不要留那么高,直接跟随掩护,我十六机在一起,你就来F-86也没关系,你也要下来嘛。结果把那八机白白浪费在高空了,它连敌人都没见到。前面八机真正形成攻击的,只有我在前面攻击。最后队形也打乱了,我也跳伞了。

  回去以后,大家给您提了很多意见吧?

  郑长华:那是啊,回来以后,大家提意见,意见都很尖锐的,意思是你还在陆军带过兵,打过仗,你都不会指挥,这么多兵给你,你都不知道指挥。是这样啊!我那次回来以后,上面让我住院我都不愿意住,心情不舒服,非要回来打仗不可,总觉得要报这个仇,不能白白挨打。上级说要检查身体,我说不要检查,我自己知道,没事。

  后来,空联司聂司令、联司首长就讲了:郑长华,你只要把指挥搞好了,你照样当英雄立功受奖。你指挥搞不好,你自己打下飞机再多,部队伤亡大了,我照样处分你!从当时来说,技术水平、飞行时间、战术水平,各个方面来看呢,当时是不适应战争的,但是,由于我们大家通过战争学习战争,由弱到强,由不会打到学会打,也是一个不断的提高过程,锻炼过程,所以像研究战术一样,战术开始队形老是一字队形,一编队都是扁担编队,大推磨,八架飞机,十几架飞机大推磨,一条线,转个弯笨死了。后来通过战争学了怎么样交叉转弯,不需要这么大推磨,两个一转,从这边变到这边,而且转得很快,各人按照高度配备转就行了。

  我们这个师也好,整个空军部队,说老实话,没有陆军老大哥这个基础,如果刚开始没有这个条件也不行,也要走弯路,因为在陆军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不光有战争经验,而且战斗作风、思想品质各方面都得到了锻炼,全面得到锻炼。你说勇敢不怕死,也不是说一下就可以办到的,那战争中间,你死我活的,那就是考验!

  敌人也在变化战术,敌人最后变了什么呢?就是用“鱼饵战术”,实际上也叫“口袋战术”。它前面弄四架飞机,专门在拉烟层飞,飞机因为排气温度很高,冬天外面空气很冷,就形成了一道烟,实际上就像冬天人嘴里出气,有热气,夏天看不到,冬天就能看到,它也是一样。冬天到了以后,它专门在拉烟层拉烟,暴露给你,叫你来看。你要是没有经验,见到它就打,完全上它的当了,它两边也有飞机,后边也有飞机,实际上是形成口袋战术,它在前面用鱼饵引你上钩。我们开始也吃一些亏,本来很主动,结果也打个被动仗。回来以后,拼命研究战术,研究来研究去,怎么设计队形怎么样来粉碎敌人的口袋战术?我们过去吃亏就是什么呢?见到敌人就咬,一碰面就咬着它打,结果实际上把我们部队的屁股都交给两侧敌人了,反而吃亏。本来我们是主动,对着头打,它没有办法,两架对头很快就过去了,但是反过来一咬人家呢?好了,正好把屁股交给人家了。我们吃了一些亏,就研究怎样粉碎敌人的口袋战术?如果碰到这种情况下,监视它,先不打,就是前队不打它,后队来打它,即后队变前队,前队变后队。以前是一见面,都是前面先攻击敌机,现在转了,我不先攻击了,前面的中队碰到这个情况,一直插过去,插到最后,就是所谓敌人口袋底,这时候再转过来打,为什么?因为后面再没有人了,这样转过来以后,我们后面没有威胁,只有威胁他。而且我后边的飞机转过来打它,因为它整个的部队已经遭受我大部队的攻击了,它顾不得再打后面的飞机了。这样的话,整个由被动变成主动进攻,粉碎敌人“口袋战术”。但是说归说,在地面上来讲,敌人不像我们在地面上摆的那么整齐,它也是有高度配备的,在拉烟层,它左边的飞机可能高一点、右边的低一点、后边又高一点,这样几层配备,它有四机、十二机或者十六机配备得很像样。所以我们有时候出去也是十二机、十六机。可是这样,如果能知道敌人的战术,像刚才那样,直接插到后边,转过头来再打,那你就变主动。如果见到就打,你就变被动,老早就把屁股交给敌人,把大量敌人摆在我们尾后,那直接就攻击我们。

  研究这个事,不像我们想像的那么容易,不知提了多少方案,整来整去,你否定我,我否定你,就像吵架一样。弄完了以后,就在地面摆,黑板上画,以后怎么办呢?弄成像样了,就可以向师里报告,请求在结束值班以前,没有什么情况,早点结束值班,让我们试飞这个战术。领导都知道我们研究这个战术,专门批准我们试飞,空联司聂凤智司令员就在那里。以后我们就到空中试飞,就看我们这种队形、这种办法行不行?当时办法还是可行的,只要能把敌人打下来。一个是地面报告,地面报告敌人来多少飞机,总共四架或者总共就八架,它行不成口袋战术,要是来十几架,那就要考虑可能是口袋战术了。再一个,一看拉烟层就明白了,一般打仗战术,谁愿意拉烟呀,拉烟就暴露自己了,它拉烟的目的就是引诱你,所谓叫鱼饵,就像钓鱼一样,引诱你来上钩的。后来就明白了,遇到这个情况,敌人又在耍鬼把戏了。另一个,在地面就把分工研究好,空中判断之后,指挥员一下决心,几个中队就明白了,谁打谁,谁打谁都明白了,这样很省事。防止在空中无线电不通。无线电很乱的,万一不通,没下达下去怎么办?这样一个信号一发,都明白了,都知道干什么了。所以战术方案,第一方案、第二方案那都研究了,平时地面都演练好了,空中也进行试飞,都是经过师里批准的,是可行的,就用这个,后来就在清川江口打了一次,粉碎敌人的口袋战术。

  这次敌人有一、二十架,雷达说是十几架,反正我们看着比较多。当时也是地面给我报的。我们二大队有个“千里眼”谭向峰,他给我报告说右前方发现敌机,一看拉烟,就明白这个意思,后来左边又发现几架,右边又发现几架,那在两边就形成口袋了,就按照第一方案,粉碎敌人口袋战术。我们飞在前面的飞机不转弯了,一直往前插,看着敌人,我们就从它上面过去了,他在往前飞,我们也往前飞,飞到一定时候,最后发现敌机了,这才转过来打。这是后队变成前队了。那个仗情况很复杂,一会儿报右边几架,一会儿左边有几架,当时都不动,我知道已经在口袋里了,这个时候,你向左转,右边的敌机打,你向右转,左边的敌机打,不行,那就是只有硬着头皮往前飞,碰到最后那一批了,知道后面没有了,才转过来打。

  那一仗打下了几架飞机?

  郑长华:那一仗是打下三架还是两架,我忘了。那一仗打得比较成功。我们的飞行员都很年轻,就像小孩子一样。我那天要是指挥得好,大家都围着我,拎着帽子跟前跟后的很亲热;那天要是指挥得不好,都噘着嘴,离我远远的,连我的僚机都不跟我讲话,都生闷气。在空中,哪个中队表现好,哪个中队表现不好,都是一目了然,回来都是要讲评的,那不客气,那指名道姓的,你怎么样,你当时就不应该这样,你这个动作错误或者你这个指挥口令下得不对,决心下得不对,哪个对了,他也讲得很好。我们那个团由开始打乱仗,逐步逐步能变成基本上打仗以后能保持双机,有时好的还能保持四机返航,这就不容易了。一开始经常是单个回来,一个一个击破都有。因为那个时候,敌人仗着它油量多,飞行时间比我们长,有时候他一批能对付我们两批,我们打完仗回来以后,回机场落地,他不回去,跟踪追击,追到机场上来打。我在大虎山就遇到过几次,部队在前面落地,我在后面,敌人对着跑道扫射,我快要拉平了,高度还有几十米,敌人就对着我开炮了。这种情况下,起落架都放下了,襟翼都放下了,又不能打,又不能干什么,只有降低高度往下落,敌人都是从头顶上过去,因为它没办法再降,它不敢降,再降就撞地了,我就落地了,几次都碰到这种情况。

  还有一次特别有意思,我们正在起飞的时候,敌人压到机场上空来了,有八架飞机,我们还是要起飞啊,有人就报告要投副油箱,我说不能投,为什么不能投呢?一投,噼哩啪啦都投到跑道上来了,后面怎么起飞呀?再一个,副油箱投掉了,你怎么出航打仗呀?那天是叫我们上去打敌人战斗机。后来我说,不准投,不准爬高,极限增速,都不收油门,增速增到一定时候,等后边的飞机都起来了,这样都是双机了,速度都这么大,你敌机想下来,我后边都可以支援了。这样,赶到飞机都起飞以后,一下命令,向右一百二十度转弯,不转九十度,比九十度多一点,给后边切半径,这样很快一个队形集合上了。敌人一看这个队形集合上了,他也没有下来,因为他少,我们十六机,它八机,结果他就向海里走了。那天如果说要是决心不果断,我下命令投掉副油箱,完了,那后边起不来,弄不好还撞飞机,还出事故,那副油箱投到跑道上就麻烦了,就没办法执行任务、没办法出航了。没有副油箱,油料不够,出不去。当时我们编好队以后,照样出航了,下边飞行员就很高兴,觉得这次决定果断,好,不这样的话,就很容易吃亏。敌人他也是要看你的,如果你队形不像样,他就下来了,对他有利他就下来了,他一看下来捡不了便宜,他就不来了,就走了,没有下来。起飞的时间很短,作为指挥员,下决心确实要果断,要迅速,稍微一犹豫,就可能酝成大祸。

  部队打得不错,您个人什么时候打下敌机的?

  郑长华:我好长时间都没打下敌机。

  自己老打不下飞机,心里也是很急吧?

  郑长华:那是啊!指挥是光练头脑了,但是光指挥,老教人家打仗,结果自己老打不掉,因为没机会打,一开始投入攻击,就把部队都甩了,说先把兵力布置好,你再进行攻击,就晚了,机会就错过了,没那个机会,人家不能摆着机头等你打。后来,人家都打下飞机了,我没有打下飞机,就很焦急。心里这么想,当团长的,光指挥人家打仗,自己打不了飞机,这也不好交代呀?后来飞行员也看出我有点情绪,所以他们当时就讲,再碰到机会,我们掩护,你打。所以我第一次打下飞机的时候,我就很高兴,在清川江口那儿打下的第一架飞机。打完了以后,一看后边,双机也好,四机也好,都在后面,我非常高兴。

  他们在后边掩护你?

  郑长华:是这样的,他们也是履行他们的诺言,他们说再有机会你打,我们掩护你。这一点不错。第二次打下飞机,那是返航期间,敌人偷袭失败了,等于我偷袭了他,这样打。一共就打下两架飞机。我也被人打下两次,跳了两次伞。最后一次跳伞很窝囊,那天打完仗,本来是直接回二线机场的,遇到敌机就没理它,当时不想再跟人纠缠,因为油也不多了,怕回不去。那天要不是这个思想,遇到敌人就坚决地打,我不见得会被打下来。因为觉得已经返航了,已经过了鸭绿江了,敌人看到我们过去了,我认为它不敢来打我们的,没想到它又接着反过来偷袭。结果我那天被打掉了。所以我很后悔,那天要不是回二线的话,那我肯定要跟他干,对着他就干了。结果光考虑到回二线了,而且已经过了鸭绿江了,就没把它放在心上。结果,骄兵必败,吃了亏。打到最后打了个窝囊仗,开头打了个窝囊仗。所以我后来后悔得要死,很恨自己,怎么这种情况下挨打,太冤枉了。所以,打仗啊,一个念头搞错了也不行,一个动作错了也不行。

  您打掉的两架飞机是F-86?

  郑长华:是的。那时候都是F-86,F-84都不敢出来了,第一次我没打掉的是F-84,那次真应该多打几架,没有经验。

  您这个团参加抗美援朝轮战多长时间?

  郑长华:一年零四个月。一般的都是八个月、十个月,为什么呢?打到最后,聂凤智司令员也是我们南空司令员,我们也是南空部队,他觉得用得顺手,他宁愿从别的地方给你补飞行员,也不愿意让你回来,叫我们一直打到停战,是这么个情况。

  你们团一共击落多少架敌机?

  郑长华:击落击伤一共四十七架,击落四十三架,四架击伤。后来空军给我们团授予集体二等功。当时立功的很多,立一等功、二等功都好几十个,差不多飞行员打下飞机的都立了二等功,我看我们那儿要求严一点,有的单位打下飞机就是一等功,我们那儿有的是一等功,有的是二等功。在战斗中间,飞行员表现是非常不容易的。我们抗美援朝所以能够胜利,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虽然文化水平不高,但是都来自陆军,都是经过战争锻炼的,而且这些人在地面打仗都是很有经验的,勇敢不怕死,这个精神非常好。

  还有一个,刚才说的,有的飞行员在空战中并没有受伤,但是,一紧张,一慌,跳伞的也有。后来吸取教训,表现很好,有一个飞行员,在混战中间,飞机被拉得抖起来,他以为飞机不行了,就跳了伞。回来后,大家都批评他,那个飞行员自己决心很大,后来在空战中整个座舱盖给打爆了,飞机操纵系动都失灵了,不能正常下滑了,反过来飞,飞机扣着飞,他硬是把飞机坚持飞回来。落地以后,地勤人员看着都很痛心,也很惊奇,座舱盖都打爆了,硬是给飞回来了。很不简单。

  当时您们团里有几个战斗英雄呢?

  郑长华:我们团就我一个一等功臣,二级战斗英雄。当时评功,不是论我打飞机打得多,打飞机,别人比我打得多,主要是从指挥这个角度给我立功,强调指挥。空军团长不像陆军团长,在地面指挥,还有个二线,空军的团长都是首当其冲。像我打了一年零四个月,只要我们这个团起飞,基本上都是我带队。一直都是这样。空军确实跟陆军不一样,陆军团长后边有小指挥所,还有观察了望,空军团长是直接在空中冲锋陷阵的。所以我们有些飞行员表现比较好,比如说谭向峰号称“千里眼”,他报情况报的最快、最准。再一个,高立静打下飞机,后来在战斗中,他的飞机打伤以后,回不来了,他在一个丘陵地带迫降,为了保全飞机。他的飞机也不行了,飞不起来了。这都是创奇迹,一般都在平地上迫降,他硬在山坡上迫降成功,也没摔死,真不容易。那真是到了最后,豁出来了,飞机也没速度了,一拉正好,尾巴贴着地,迫降成功了。

  当时您这个团损失多少飞机?

  郑长华:我们团整个是1∶2,就是整个我们师,和敌人相比是1∶2,我们团真正打仗牺牲的就一个刘宗胜,就是我前面讲过的那个。我两次跳伞,都落在“三八线”这边,都有救。我们那时绝对禁止进海,不准我们到海上去,因为海洋被敌人控制着,一进海,掉下去以后,救不了。我们在陆地上跳伞,人民军、志愿军都很友好,那真是亲热得很,救护很及时。我们团具体跳伞多少人,我一下子也没算。但是整个战斗比例是1∶2,我们掉一架,打掉敌人两架。

  我还记得,那时候有些飞行员真是勇敢啊。像李丹贸,为了掩护我,飞机被打了五十六个洞,他是给我当僚机的,被打了几十个洞。为什么呢?给我当僚机的都容易受伤。哪里敌人多,我就往那里钻,哪里机群多,就往那里钻。空联司也尽量想办法叫我们多起飞,用的多一些。当时三师、四师老大哥部队去得比我们早,我们去的时候,他们就回二线了。然后就是十五师、十二师去打,加上最早的四师,即现在的一师,还有三师,这四个师打仗比较多,时间长一些;其他还有十四师、十八师,打得就比较少,时间比较短。

  这里边不光是飞行员了,地面的人员,地勤很苦,那时候没有房子,住帐篷,冬天手都冻裂了,有的战士,大冬天光脊梁爬到进气道里检查发动机,东北的冬天很冷呀。有些干部为了寻找被敌人击落的飞机,到朝鲜去,有的人被敌人轰炸牺牲了,牺牲了几个干部。我们师当年编的这本书上面都有,还有相片。那个时候能够取得胜利,不光是飞行员,地勤人员是共同战斗的,地面这些领导、工作人员、干部,都有份,大家都尽了力,如果离开了他们,飞行员就玩不转了,飞机都起飞不了。所以说,整个空军全面得到锻炼、成长,是大家的功劳,集体的荣誉,共同努力的结果。也是我们党、上级领导机关、空军党委、空军机关、空联司,刘震是第一任司令,第二任是聂凤智,两任司令员领导有方,这也是很不容易。还有我们空军第一任司令员刘亚楼,尽管他有这样那样的缺点,我觉得这个人对空军建设是有相当大贡献的。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他对空军建设,一直到最后搞条例,对整个部队的规章、制度,都是他亲自抓的,他为空军建设那是出了力的。当然他有缺点,厉害,愿意训人、骂人,但是他要求严,对部队建设抓得很紧,比如打仗,战术研究他都亲自去,他到我们师去过,到三师,其他师他都亲自去,那真是不简单。

  我们空军在抗美援朝有这么个机会,锻炼了一批飞行员,很不容易。五十年代“国土防空”那一阶段,从抗美援朝回来老的骨干很起作用的。

  当时师以上的干部,绝大部分都是抗美援朝回来的?

  郑长华:确实是这样。刚才我说了,赶到“国土防空”时,我们掩护轰炸机轰炸一江山岛的时候,那时是准备好等国民党空军出来的,我们担任掩护,在战区上空巡逻,还有直接护航,敌人都没有出来。为什么?因为他知道我们抗美援朝刚回来,正是能打的时候。那次打一江三岛也是很不简单的,陆海空三军配合,联合军种作战,那次打得也是比较好,很不容易,那是首次,也是我们国家第一次。

  至于我个人,说老实话,党给我的荣誉很高,不光给了一等功、二级战斗英雄称号,还专门叫我到朝鲜受勋。朝鲜崔庸健委员长给我授予“一级国旗勋章”、“二级自由独立勋章”。回国以后,又参加空军首届英模代表会议,朱老总接见了我们,我最感到荣幸的是朱老总坐中间,一边是我,一边是刘司令,那给我的荣誉很高,我感到非常幸福。

  1950年,我当选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那时候空军只有三个代表:刘亚楼司令员,刘善本,还有我。开人民代表大会的时候,按照姓氏笔划,我坐在刘亚楼司令和邓华之间,他姓邓,我姓郑,正好坐在中间,我印象很深。选上毛主席当主席也好,干什么事,开什么会,刘亚楼司令一直告诉我,喊口号怎么喊,叫我拿话筒站着起来喊口号。就在那次,刘亚楼司令说你到苏联去学习学习去吧!我说这么大年纪,不想去,而且我正在飞夜间复杂气象,本来夜间复杂气象基本上都完成了,就差几个起落,最后还是没有完成,去苏联学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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