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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国企往何处去？ -- 秋末冬初
国企往何处去？
国企往何处去？在讨论社会阶层分化、住房问题上，是一个核心问题。我并不是否认，在“国企往何处去”底下，有更深层次的政治经济问题；但国企往何处去，却能成为我们观察社会发展、思考问题解决的一个契点。然而对于这个话题，我目前也是拥有更多的问题胜于拥有更多的答案。
国企往何处去？讨论这个问题，我们首先得建立在一个共识上，即“国有企业”是一种普遍存在的客观现象。欧洲资本主义各国普遍存在着国企，数量以及在经济体系中的比重不等；即便是美国，引发本轮经济危机的，也是两个大号国企。如果把“国有企业”等同于“万恶的计划经济”“腐朽思想”的河友，请不要参加本楼讨论——这样对大家都好。
毫无疑问，国企可以称为政府财政的一个重要部分。而事实上，长期以来，中国的国企要比民企承担更大的财税压力。在90年代，国企的上缴利润和税收占比，经常能达到企业自身的50-60%。因此，毫无疑问地，如果我们面临的问题，是要增加公共收入（不论出于什么目标），那么国企都从理论上是除税收之外很值得探讨的一个问题。而在近年来所涌现的地方融资平台或者包装过的地方国资集团，事实上也就是地方政府为了增加可控资产的一种手段。
而从社会意义上，在市场经济中，由于政府从理论上应该远离企业自身的治理问题，因此政府从理论上应该远离私有企业本身的利益分配过程（比如《新劳动法》会受到那么多人以及张五常等的反对）。涉及再分配问题，除了财税改革以及增加公共开支之外，国企的地位与性质也同样是值得探讨的。比如，假定我们认为部分行业（例如房地产、煤矿）造成了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比如贫富分化），那么有什么必然成立的理由与合法性使我们应当去阻止国企进行相应的投资与商业运作——如果它们在制度上与民企保持平等的话。不存在这样一种逻辑，对于社会整体而言，即大笔的钱被私人老板挣走了就是好事，而被国有企业挣走了就是坏事。毕竟，国企的老板如果把工资外的钱拿走了，那是贪污受贿；而私企老板把钱拿到腰包里去包歌星，那就叫才情逸致了——这个逻辑比较奇怪。
所以，问题的关键，应该在于国企应当如何管理，它们的财富应当如何分配等等。近年来社会整体对于国有垄断企业的员工工资明显高于社会平均水平有意见，这是非常合理的反应，即对国有企业的财富分配不满——而其后深刻的意识动机就是：国企的性质到底是如何的。但这两年来，由于部分地区部分行业（尤其是煤矿，后面相关的有房地产业，后者情况更复杂）对私营部门收紧，从而有钱老板的代言人呛声“国进民退”，网民应者众，这就是一个比较奇怪的逻辑：即贫富分化的普遍受害者（广大网民）跟随者贫富分化的最大受益者，一起控诉社会经济形态的不公。 ----我的疑惑是，那么，它还能更不公到什么地方去？
其实，再分配领域的改革，达到共同富裕的目标，不能光光是依靠财税手段与公共投入手段（量变），而关键是在于贫富分化过程的源头上。贫富分化，不单单是在分钱的过程中产生的，也同样是在产生钱的过程中产生的——即财富制造的部门。如果我们把暴利的机会给了少数人，又期望这少数人比较仁慈——这显然不太现实。那么如果没有在财富制造部门内的改革（质变），谈论再分配领域的转变与调整，那其实谈论的也只是面包屑与面包皮的游戏。
因此，事情的关键就是在于把更多的人拉上船，或者让人们有更合理的方式跟这条船有关联。否则，如果考虑大的经济波动，考虑到事实上依然是“全民所有”的中国的银行的性质（当...的时候），那么当中国的资本品产生大幅度的价格跳水，我们现有的这个政治经济框架多少就提供了一个世界上最有利于富人而最不利于大众的制度——尽管这也许并不是它的设计者的初衷。
国企往何处去？首先一个问题是国有的所有性质与国营的治理性质区分开来，这首先就是竞争性企业与行政权力的分野。这一点上，最近出来了一篇文章，很有启发。路风：国家必须把存在于行政性垄断企业中的公共权力收回来 链接位置2
那么，在涉及行政权力的国企问题中（我们姑且把这部分国企称为“旧国企（模式）”，把竞争性国有企业称为“新国企（模式）”），我的问题是为何政府要依然容忍存在行政垄断性质的国企？除却我们不能否认的部门利益以及路径依赖之外，行政垄断的国企的存在是否还有一点正面意义？在涉及国家安全或者经济安全方面？如果把行政权力放开，把这些行业内的“旧国企”转变为“新国企”会有何不同？再次强调，我在此，更多的是有疑惑，不是有答案——不然的话估计很多网友会迫不及待地要拍板砖。
关于其他领域。“新国企”的性质与定位该如何？这个问题在现实中并无答案。事实上，从90年代后期开始谋动的国资（委）转变，一条清晰的线路就是主管部门在响应市场号召甩包袱（抓大放小），但另一条紧密相连的线路就是主管部门对包袱内企业加强了行政控制。以行政控制代替经济的、管理的控制，这可以理解为利益使然（不一定对），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也是能力使然：即主管部门没有更好的能力、思路去经营自己的这一摊（责任）。所以当市场上跑出来如同奇瑞、振华这样的企业时，当中兴通讯中也有国有集团的股份（它最初就是由航天系统的工厂衍生出来的），国资主管部门是麻木的。说他们麻木，不单单说它们是在“包袱”内的127家名单里（但主管部门事实上依然拥有很大的影响力），因为这些新事物不单与它们的价值取向（市场改革与行政控制两条相反的道路）相矛盾，同时也与它们的能力约束相矛盾。
那么，对于新国企而言，它们在市场经济中应该如何定位：它们应当如何管理？它们的收入与它们的所有制性质应该如何结合起来——公众作为理论上的所有制应当如何分享利益？它们是否应该允许进入部分热点的竞争性行业，或者硬币的另一面，它们是否应该受到更多规制？
这些问题，是一环套一环的。如果主政者能够想清楚这些问题，想清楚在行政控制之外，国企应该如何被管理、如何获取利益并分享利益，那么今日我们大量的问题也都不是问题；如果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上一团糟，那我们可能还会拥有更多的困局和更多的口号。但这很可能是我们的常态。
当然，还有可能的方向是通过加重税收来走向一个类似于福利国家的框架。但对于一个13亿人口的基本盘，对于一个人均收入尚在中低国家之列的阶段，对于经济驱动依然还要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出口的模式，这是历史上从未发生的事情；而且，这样的未来如果不是太遥远，就是太悲观。
希望看到大家的讨论。
这所有的企图和行动都指向一个目标：以所谓国有企业改革的名义蚕食国有经济，内心深处都是对国有经济垂涎三尺！若问中国最大的腐败是什么，就是权力阶层处心积虑将国有资产私有化。
本来国有企业是保证国民就业、基本生活、教育的经济来源实体
现在成为了官僚的财源
按照走势
私有化是早晚的是
所谓窃钩者诛窃国者侯
披着合法的外衣把国企MBO了的是改革的急先锋
贪点小钱的就得上断头台
国企不能MBO了，CEO的收入就要和国际接轨
国企的前途似乎只有两条
1、蜕化为如同四大家族式的官僚企业
2、私有化
其实，你的问题应该是：
社会主义的红旗还能打多久？
从历史的与现实的角度来讲，你所给出的这两条道路显然是不充分的，除非你能论证国企是一种中国特色的现象并且证明这两种可能；或者你能证明世界各国的国企都成了四大家族式的官僚企业或者都被私有化了。
1、蜕化为如同四大家族式的官僚企业
2、私有化
电力军工现在都成私人企业了。相反，法国现在很多大型企业还是国有。哪种有效率，现在下结论恐怕有点早。另外法国电力现在恐怕是英国第一大电力公司。
路风的这篇对话直击了“行政垄断”国企的弊端。但同时也给竞争性国企留下了理论上的空间。
在他的分析框架中，现存的国企问题被定位为“行政垄断”问题，而不是“竞争问题”。这指出了目前（行政）垄断国企在中国经济中不合理的角色扮演，但同时也指出了，正因为国企的问题不是一个“竞争”问题，所以“国进民退”是一个伪问题。
很值得一读。
——专访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路风
《商务周刊》：去年以来，中国最大的央企之一国家电网公司开始并购重组两家关键的电网设备制造企业许继集团和平高集团，遭到了很多人士的反对，认为明显违背电力体制改革精神，但国资委又支持国网这种行为。您认为国网这种并购是否是出于垄断呢？
路风：国网是个电网运营商，不应该并购非相关业务的设备企业，这可能在全世界范围都是独一无二的，只有在中国才能出现，既是运营商，又想成为设备系统集成商，不论从专业化角度，还是安全监管角度，都是不合适的。国网想成为中国的西门子，但是西门子从未经营过电网啊，试想，今天波音会去经营航空公司吗？
这种冲动背后就是垄断，没有任何经济上的、技术上的理由来解释，国资委支持国网的行为也很容易解释，因为这样国资委权力就更大了，管理的资产就更多了。这不就实现了做大做强的业绩目标了吗？
《商务周刊》：最近两年，包括国家电网公司在内的央企正在进行新一轮的并购和重组，去年，“国进民退”再次引起了争论，您认为，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和国企改革后，大型央企自身还具备哪些非市场特点？
路风：我最近也一直在思考这些问题，前一段业内一直在讨论“国进民退”，我觉得“国进民退”是个伪命题，而且具有误导性。
比如对于国有企业，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国有企业不能参与市场竞争，比如奇瑞、振华港机等企业，按照资产性质来说，都是国有企业，或者国有控股，这些企业在竞争市场都很活跃，所以并不是说国有企业就不能参与竞争，就不能并购重组民营企业。
用国进民退这个概念很难解释目前中国的现实问题，之所以说它具有误导性，是因为国进民退的说法掩盖了背后一个更深刻的问题，那就是行政性垄断。因为国有企业行政性垄断的受害者不仅仅是民营企业，国有企业本身也是受害者。比如行政性集团都会压制自己属下企业的某些发展，尤其是压制下属企业发展为系统集成商。道理很简单，一旦下属企业具备了系统集成能力，那还要你上面的总公司干什么？这也是为什么中核集团一直压制中国核动力设计院成为中国核蒸汽供应系统集成供应商。所以本质问题不是什么“国”还是“民”的问题，本质问题是行政性垄断。
国有企业改革这些年来，出现的问题越来越多，越来越大。比如，现在我们很难界定到哪个层面才算是真正的企业，国资委掌管着132家央企，控制着几万亿元的国有资产，如果你深入这些巨型企业内部，你就会发现，这些央企并不是市场中真正意义上的竞争性企业，我也从不认为这些央企算是企业。
在市场上竞争的企业才叫做竞争性企业，竞争性企业具有专业性特点，专业化是由市场竞争决定的。为什么要专业化，因为市场竞争力的来源是企业能力，而企业能力是需要长时间积累知识和经验逐渐形成的，需要企业长期集中在自己擅长的业务领域，不会随便涉足其他非相关领域。央企显然不是这样的，国资委管理的这些央企是一大堆非相关业务混杂体，而其中很多是被行政手段捏合在一起的。因为业务庞杂，造成总公司管理层远离一线的知识，随着集团的日益膨胀，决策层在具体业务知识和能力上更加欠缺，在这种情况下，会发生总公司更会时常去搞一些非相关业务的情况，这就是为什么那么多的央企要搞房地产公司，为什么要在金融市场搞投机，甚至经营酒店，这是制度性问题。
聚集了一大堆非相关业务的垄断央企，真正要在市场上竞争是没有效率的，只有依靠垄断才能生存，所以他们的行为一定是垄断，并不断固化和扩大垄断。行政性央企的垄断动力特别强，大部分企业行为都会基于垄断做出，这是结构性问题，不是具体的企业决策者的问题。
而实现进一步垄断，央企又具有先天的优势，因为，央企兼具公共权力和市场力量，央企的很多职能是从原来的工业行政部门直接继承下来的，比如国网公司，就继承了当初很多电力部的行政职能，标准的制定、入网资格的认证、人员的任免权力等等，这些显然都不是企业行为的范畴，具有明显的公共权力特征。
《商务周刊》：那么，最近几年出现的央企高管的腐败问题，是不是关键原因就在于央企自身所具有的巨大公共权力？
路风：是这样的，最近几年出现了中石油的陈同海腐败案，也出现了中核集团康日新腐败案，原因就在于央企的行政性垄断必然引起腐败。一个真正在市场上拼杀的企业是没有公共权力的，而国资委、发改委、工信部等行政部门的公务员又不能直接卷入市场经济交易，而两者都兼具的只有行政性垄断公司，这些公司既有公共权力，又有市场能力。一旦两种权力结合在一起，就会发生利用公共权力到达私人利益或者企业利益，市场化原则就会被破坏。
《商务周刊》：行政性垄断国企在通过公共权力实现私利的同时，是否也存在着另外一个倾向，就是为实现私利而影响和左右公共政策？
路风：这是显而易见的，公司总是以追求利润为目标，为了实现赢利，公司肯定时常会利用自己掌握的资源去游说政府，影响政策的制定，使其向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这本身没有什么问题，但行政性垄断集团由于具备公共权力，所以本身就承担着很多政策起草和制定、产业规划以及标准制定的功能，而且这些央企掌管着各种巨大的资源，他们有能力和实力去控制话语权，公开发表意见，左右政策的方向。
更进一步，垄断的背后并不单纯为了垄断，而是最终形成一种态势，绑架政府，抗衡改革它的各种努力。这方面我虽然没有专门研究过，但从国网目前的反向操作看，有这样的倾向。
《商务周刊》：国企的行政性垄断也会进一步造成监管被架空甚至监管俘获，这是更为可怕的吧。
路风：国企只要具有行政性垄断，就肯定使监管失去意义，因为企业自己就有公共职能。以电力行业为例，电力监管要想发挥作用，国网必须变成竞争性企业，国网要想成为竞争性企业，就必须把它的所有公共职能剥夺，使公共职能重归于公共部门，如果这些公共职能继续存在于央企内部，监管机构肯定会被架空，甚至被俘获，并最终造成产业体制改革失败。
《商务周刊》：那么我们做更深入的探讨，中国为何经过多年的国企改革后，在局部环节又会出现越来越严重的行政性垄断呢？
路风：为什么会有越来越行政性垄断的央企呢？我认为根源就在于国资委体制。从企业经营本身来说，国资委是不应该有发言权的，但现在国资委通过各种考核制度，对央企的干涉太多。现在整个国有企业系统，国资委在最上边，中间是央企，下面是众多的子公司和地方国有企业，整体上是一个高度行政垄断的系统，这比改革前还恶劣。1980年代我们进行政企分开的改革，现在看，改革目标不仅没有完成，反而加剧了央企的垄断，政企高度融合在一起了。而国资委显然利用所谓的填补所有者缺位，把自己看成了老板。
《商务周刊》：在市场中，任何企业是否都需要有行为的边界。您在去年由《商务周刊》主办的制造业高峰论坛上也提到过，行政性垄断央企侵蚀了国家的能力，造成国家没有能力对公司进行有效的行为管理。
路风：在市场中，公司应该有行为的边界，西方公司发展史上，公共权力与公司权力一直存在矛盾和斗争，政府也一直试图限制公司行为边界。以前，中国人很难理解为什么美国司法部总盯着自己国内的那些大公司，也不明白美国有贝尔、微软这么大的公司，为什么要限制它、起诉它、分拆它。其实美国人很早就明白，公司大了会危及政治，会损害公共社会，所以美国出台反托拉斯法等一系列针对公司行为的法律，限制公司的行为边界。
中国确实很少有人考虑过为何要限制企业尤其是大型国有企业，如何界定公司的行为边界。在市场体制下，企业当然希望自己越大越好，对于政府和公共空间来说，需要有制衡的力量平衡大公司的非法行为，把公司对社会的消极影响限制在最低范围内。
确实，我上次说过，经过放权让利的改革和工业行政部门的撤来换去，国家能力丧失了。不论是从西方的崛起，还是后来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国家现代化的基本趋势都是中央集权的国家直接面对公民，削弱中间权力。我们讲现代化时，你会发现国家权威无所不在，而国家公共权力的进步导致的是法治的进步以及现代市场经济的形成，市场化的所有方面都需要国家履行必要的职能。
美国政府就具有强大的能力，这其中包括具备专业知识的人才，专门的行政部门，对行业发展问题的判断能力。美国能源部职员就有3万多人，美国农业部也有几万人，都是各自行业的专业人才。
过去30多年，中国严重忽略了国家建设。30年后的今天，国家能力不但没有加强，反而严重下降。很大一部分国家能力、公共职能、专业知识和信息都集中在行政性垄断集团等中间势力手里。国家没有知识，没有能力，没有专业信息，就做不出自己独立的判断，就没办法贯彻自己的意志，最终只能导致大公司左右国家政策，公司标准成为了国家标准，中央政府丧失了产业规划能力，公司可以绑架和要挟政府。
《商务周刊》：那如何才能改变这种尴尬的局面呢，不让公司凌驾于政府之上，不让产业政策“被规划”？
路风：那就是要限制行政性垄断央企这样强势的中间势力，把这些企业拥有的公共职能彻底剥离，使公共职能回归公共空间，并清楚界定好各类公司的行为边界，同时，国家要加强自己的能力建设。
现在，行政性垄断央企自己都认为自己是国家行政的一部分，或者起码是国家行政权力的合法延伸。国家必须把存在于这些企业中的权力收回来，目的是为了使企业真正成为市场竞争主体，使企业更有活力。随着改革的深入，央企的总公司都应该被撤销，只保留系统集成商层面和零部件供应层面的企业就可以了。
但撤销央企集团总公司后，就出现一个问题，就是作为独立法人的企业数量大增，这就需要国家能力的建设必须跟上。所以重建国家能力，是下一步改革的重点。国家要有自己的机构和专业人员，有专业的判断能力，以保证游戏规则的运行。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问题必须是国家与企业同时改革的问题，单纯改革任何一方都难以成功。尤其是国家能力建设，关系到现代化国家体制建设的大问题。
保育钧在《财经》上的这篇文章，应该会是一种很流行的观点。我尊重这种思考。事实上，在之前跟leqian兄的一次讨论中，他也曾经提出过类似的观点。但我认为，无论，不管立场如何，这种推理方式存在着一定的问题。即如果因为认为国企的用工密度（就业）、产值效率或者利润效率不如民企，那么国企就是一种落后的形态——这在common sense上听起来是有理的，但从历史的角度来讲，如果按照这个逻辑，那么如果我们能够穿越回到1993年之前的任何一年再次做决策，那么我们的结论就是应该把民企都结扎了——因为他们的效率、和用工在那个时代都远远不如国企。
中国经济体制的变化，是同时存在着自上而下的体制变化、与自下而上的自发变化的复杂过程；同时这一过程在各个行业和各个地区上也都不均衡的这样一个过程。而目前国内的经济结构是这样一种“自上而下”+“自下而上”+“不均衡”的发展的结果，这个结果，我们既不能说它是自发按照市场规律发生的（因为有自上而下的依照行政命令的改革和各部分的不均衡），也不能说它是完全按照行政命令发生的。任何单一强调一方面因素从而做逻辑推导的解说（比如保育钧这个观点就是假定了单一一种市场机制），从理论上都是存在瑕疵的。
而归根到底的是，我们如何认识经济发展的动态性和复杂性。因为对于当今世界上的任何一个经济体（比如西欧的某个国家），取其任何一个断面，按照任何一种分类法，那么在不同类别企业之间就会存在效率差异，那么我们应当如何看待这种区别？把指标低的一拨咔嚓掉？这是经济运行的规律吗？等等....这样的话，我们还是市场主义者吗？
“两会”前夕，政协发言人在新闻发布会上回答记者提问时，列举数据说明去年没有发生“国进民退”。他列举了下述数据：工业增加值，私企增 18.7%，国企只增6.9%；总资产，私企增20.1%，国企只增14%；从业人数，私企增5.3% ，国企只增0.8%；主业务收入，私企增18.7%，国企下降0.2%；总利润，私企增17.4%，国企下降4.5%。
随后，这位发言人反问：“国进民退”的印象怎么来的？可靠的还是这些数据！其意思非常清晰，2009年民营经济发展速度比国企快，怎么能说“国进民退”呢？
可惜，当场没有记者反问他，这组数据能证明其观点么？能说明中国没有发生“国进民退”现象？稍有常识的人看了这组对比数据就会明白：私企效率高、贡献大；垄断了大量资源的国企效益低下、对国家的贡献不如私企！
看来，我们的一些同志至今还未搞清什么叫“国进民退”。
进退问题的实质，是一个资源配置问题，即是权力配置资源还是靠市场配置资源？配置资源时往国企倾斜还是向民企倾斜？这些都具体表现在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等方方面面。
在市场准入方面，“玻璃门”、“弹簧门”现象至今没有解决，有些地方还越演越烈。非公经济36条基本没有落实。国有垄断行业凭借强大的政治优势和资源优势，挤占私企发展空间。这一点，在资源类行业表现得更为明显。山西等地的煤炭企业兼并重组是权力主导的，民企没有平等的谈判权，尽管官方竭力否认这是“国进民退”，但回避不了权力主导这一实质。
在资源配置方式方面，除了自然垄断行业之外，行政垄断有蔓延之势。去年刺激经济的一揽子计划，强化了权力配置资源的力度。四万亿财政投资投向国企，自不必说。即使是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几千亿投资，也被中央政府几个部门“瓜分”，变成“部门项目”，让各地“跑部钱进”。金融信贷、资源也是首先满足国企和地方政府。私企贷款依然很难。
在市场竞争中，依然是不平等。金融危机后，国企凭借雄厚的财力资源，无边界地扩张，获取垄断利润后引发新的分配不公。以下是发生在政协经济界（37组）的一场关于“国进民退”的争论。从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到国企，特别是央企领导人的态度，而且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国企改革远未到位，甚至还没有破题。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们先来欣赏一下香港商报3月11日的报道。这篇报道的题目是：全总调查网民撑，国企大佬们不满。
3月10日，全国政协经济界37组的国企领导们对全国总工会经费审查委员会主任张世平的发言展开了“大批判”。张世平委员在大会发言中披露，据全总去年职工收入专题调查，国企高管与职工收入差距很大，高管与职工收入差距达到18倍，呈现利益群体分化态势。这个发言得到绝大多数网民支持。但在37 组却引起了国企老总的集体批判。中化集团总裁气愤地说：“作为全国总工会这样权威的机关，做出这样一个所谓的政协委员发言，经不起推敲，只能起到短暂的轰动效应。这到底出于什么目的？”接着，另一位国企老总补充说：“2007年，美国的CEO与一般员工的收入相差360倍，中国相差18倍，与国际上相比，根本算不上什么！”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说：“国企没搞好，大家口诛笔伐；搞好了，也口诛笔伐。这没有道理！”他说：“国企的领导不是国家的领导，我们把企业的效率和公平解决好了就行了，不能把我们国有企业和其他企业作比较啊，这是总理才能解决的问题。”他觉得意犹未尽，反问道：“为什么国企就不能比人家工资高呢？宪法有没有规定？没有规定！去年，我们交了140亿的税，上次交了50亿，总共200多亿的税交给国家了，国家应该拿这200亿去解决其他人的分配不公问题。”这一通牢骚引起了对整个国企生存状况的争论。有委员提出，现在都认为国企垄断，应该让国企退出竞争领域，这根本没有道理！在场的民营企业委员、上海荣丰控股董事长王征站出来反对：“你讲的不对，国有企业退出竞争领域，这是进步的声音！”这时，中国建筑老总当场要和王征PK。“退不退出，咱俩比赛，看你退出房地产还是我退出房地产？让市场来决定哪个企业能做！为什么只有民营企业可以搞房地产，国有企业就不可以做房地产？我们搞房地产，国家一分钱也没给，完全靠市场竞争！我今天能贷到钱，是我搞得好，搞得不好，工商银行行长肯定不会借钱给我！”他还说，我相信自己的观点见报后，会被扔鸡蛋，但我愿意在任何时间任何场合，和这些人辩论，那怕是明天被人扔鸡蛋！
在白热化的争论中，另一位国企大佬提出疑问：“我们的后台老板是政府，他为什么允许垄断长期存在呢？5年前说打破垄断，是不是10年以后还说呢？需要打破垄断的到底是企业还是政府呢？（详见香港商报3.11报道）
政协37组的这场争论说明了什么呢？我看，至少说明我们的国企老总认为他们垄断是天经地义的，拿高薪也是理所应当的。按照他们的思路，中国能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么？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说到底，是转变资源配置方式，改变计划经济条件下权力配置资源的传统方式，让各类市场主体在市场竞争中实现优胜劣汰，让资源向优势企业集中。现在的国有企业不是凭借自己的竞争优势，而是靠权力配置资源的优势。
就在“两会”刚刚闭幕的3月15日，首都北京就拍出两块“地王”：蓟门桥一块地皮每平米2.9万元，单价地王为兵器集团下属公司拍得；另外一块在亦庄，总金额52.4亿元，为中信地产所得。有人估算，以后这些地块的房子，每米（应为平方米）至少得在4万元。
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必须要真正搞明白，我们为什么要有国有企业？国有企业应当干什么？1999年十五届四中全会关于国有企业战略调整的决定，要进一步细化，还要有所调整，让国企真正集中到涉及国家经济安全的行业，集中去搞公共产品，而不是简单的保值增值。
深化国企改革，还必须把央企等大型国企列入各级政府预算，接受各级人大监督。国企红利应当由全民分享，而不能任由国企内部处置，形成特殊利益集团。2009年全国国有企业（不含金融企业）利润总额为1.34万亿元，其中，央企利润近7000亿元。据财政部测算，央企今年上缴去年红利共计385亿元，收缴红利范围包括国资委旗下的129家企业以及直属国务院的中国烟草公司，收缴红利的比例只有收益的5.5%。
目前，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共有11.3万户。国资委只管理其中128户央企和各级地方国企。在国资委管理势力范围之外，还有五大类国企，包括 80多个国家部门下属的6000多家国企，中央一级的30多家国有金融企业，此外，还有铁路、烟草、邮政企业以及科教文卫等行政事业单位下属的由非经营性转为经营性的国企。除了烟草公司之外，这些企业的税后利润绝大部分均留在企业内部。此外，还有屡禁不止的党政机关兴建的酒店。这些国有企业，究竟归谁监管，管得如何？人们不得而知！
这几年，人们普遍认为国企效益提高了，对国家贡献大了。果真如此吗？让我们看看2002-2009年国企、央企的营收与利润状况。
这样的成绩，单方面看，似乎不错。但想想，国企是政府主导、举国体制的企业。国企的这些成绩中，全国人民为他们付出了多少代价？1998年，全国国企利润只有213亿元，2/3以上国企亏损。在“三年脱困”中，职工下岗、国家注资、国内外融资、债转股、中央动用储备金、贴息贷款，国家花了2万多亿，真可谓举国之力了。还要看到，2009年的国企利润中，80%是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中联通、中移动、中电信等不到10家垄断企业提供的，其余绝大多数国企要么产能过剩，要么政策亏损。国企占60%以上的社会资源，对GDP增长贡献不足3%，就业贡献不足20%。这样的国企成绩，能证明国企改革到位了么？
我认为，要真正解决“国进民退”的问题，首先要理清一个思路：我们为什么要国企？应当让国企干什么？怎么监管国企，使他们成为名副其实的国有（而不是内部人控制）企业？
这些问题不疏理清楚，各说各的理，只能在争吵声中贻误改革的时机。■
历史：解放前的四大家族
现实：巨变后的东欧各国、俄罗斯
当然，你要我用理论论证
恐怕真的要长篇大论了
这篇是关于李荣融的报道。
看来李主任依然是要咬定自己的这一摊。但问题是，在国资委这个框架下，中国国企的发展，既有理论上的短板、又有能力上的问题，同样不取决于我们愿意不愿意谈的——归根到底也还有意识形态上的....迷茫？
从企业的盈利性而言，企业应当充分运用自己所掌握的一切资源来牟利市场利润，这无可厚非。但问题在于，如果企业的主营者跟行政权力具有关联，那又应当如何是好？这个钱赚了，又该如何去分呢？如果涉及行业有关人民的普遍生活质量，盈利的动机与为社会提供福利的使命又该如何平衡呢？
反过来说，如果赚钱的机会都转到私营部门（出售国企），那赚到钱如何分的问题（反正都给老板）和社会福利（交给社会）的理论问题是解决了；但那到底是人民一人一票买这个国企呢？还是荷包鼓的上台唱戏，荷包没钱的你哪凉快哪呆着去呢？这个问题，政协自然解决不了.....尽管他们会有一个叫做“方案”和“先进方向”的东西。
这些都是难题。
而困难的地方是，主政者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的能力，也许我们还面临更大的意识形态上面的一些迷茫，希望这种迷茫是暂时性的。但从李主任目前的手段来看，很简单，他依然在做资源整合，搞国家队，而且是产业专业化的国家队。
中新社北京4月10日电 (记者 赵建华) 曾说过“国企不管做得好坏都会挨骂”的中国国资委主任李荣融，10日在北京表示：我“心里坦荡，不怕挨骂”，我相信“公理自在”。
被称为“国企看家人”的李荣融希望央企，以自己的产品和努力表达诚信，以忠诚之心对社会负责，忠诚于国家，取信于人民。
在中粮集团2009年社会责任报告发布会上，李荣融表示，央企必须承担应有之责，提高履责能力和水平，必须做大做强；依法经营依法纳税，尽自己的最大能力帮助困难者。
跟西方不少跨国企业经营困难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几乎所有的中国央企都安然度过了此次金融危机。2009年全部央企的利润比2008年增长了 14.6%，令西方同行刮目相看。但从去年开始，中国地产市场上屡屡出现的央企“地王”，也在中国国内引发不满声音。
国资委上月“下令”，要求78户不以房地产为主业的中央企业退出地产业，并在15个工作日内制定有序退出的方案。
另外16家以房地产为主业的中央企业，今后仍然可以继续经营地产业务。中粮集团既是其一。中粮集团是中国最大的粮油食品国有企业，总资产达到 1724亿元人民币，它同时涉足酒店、地产业。
地产业之外，绝大多数央企从今年起还将陆续从宾馆酒店业退出。国资委希望，用三到五年的时间，将中央企业的非主业宾馆酒店分离重组。被分离的宾馆酒店，将通过无偿划转、协议转让、市场转让等方式，重组到以宾馆酒店为主业的优势中央企业。
果酱兄，在这个楼里，我不想涉及什么意识形态的争论。因为就我已经强调的，我自己也是困惑多于答案，所以更多的想要看到的是大家的讨论，而不是争论。
或者换句话说，我不想要去说服谁。因为我自己都还没有能够说服自己。
那么，作为讨论，我想我们最好都能够现实一些，平静一些。国企目前在各个国家都有，不单单中国朝鲜越南古巴以及东欧和前苏联，西欧各国，比如法、德、北欧各国都普遍存在，英国与美国在关键部门中同样存在。美国同样也有大牌学者在研究自己本国的国有企业或者国资驱动的工业行为（比如Fred Block最近就有一篇很有意思的论文）。
如果我们想要去解决思想里的困境，那么我们就应该说服自己理智一些地面对每一个样本，而不是逮住一个自己认为自己能解说得通的样本来开展争论。对于一个解说，就如同对于一块桌布，如果它只有三角裤大小，但我们偏要说它已经可以铺满整个桌面，这显然是不太合理的。
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都有国有企业，但是性质是不同的
你的所谓绕过，只能是讨论技术问题
当然，这也不错
但是，如果明确了你讨论的问题和目的，就容易多了
国企与竞争市场之间的关系如何处理（国进民退的问题）
国企的治理以及收益分享之间如何处理（效率问题与分配问题）
国企的治理以及收益分享之间如何处理（效率问题与分配问题）
为什么不能国进民退呢？这里面暗含的前提是什么？
分配问题是国企内部的分配，还是国企所有人之间的分配，或者是整个社会的分配？
这些恐怕不仅仅是技术问题了
绝不是说国企就没有一席之地，恰恰相反，在很多行业还无法离开国企的运作，但我们对国企的角色需要一个清晰定位。
国企怎么管，姑且认为有两个层面，一个是管理，一个是治理。管理的主要角色是国企老总，理论上还有国企董事。治理架构主要是国资委来主导。现在的问题是，国企老总、董事、国资委负责人的激励机制如何？现在看来，基本上是上级领导的监督，同僚竞争的压力，并没有激烈的市场竞争，人民群众的监督则远远不够。这样就无法确保正确而有效的激励机制，恐怕很难倡导所谓的“企业家精神”。
如果扯远一些，这个激励的难题同样适用于现在的各级政府官员。并不是说激励机制不足就会干坏事，但这会在一定程度上扭曲当事人的行为，带来各种先天不足。
我认为国企的优势在于资本和政策，而劣势在于企业家才能不易得到发挥。这决定了国企这种形态比较适合特定条件下的部分行业，尤其是那些涉及到国民经济安全的战略性产业。
国企也不适合解决大量就业的问题。归根结底，是因为其资金、政策密集型的特点，不需要太多的人力。即便在政策上规定较高的待遇，由于这超出了劳动力市场的平均水平，国企也不愿意大量雇佣。实际上这一点我们在其他国家不难观察到，政府和政府资助的职位，往往待遇可观，但数量有限。这和就业市场上大量的相对低薪职位往往形成鲜明对比。
btw，93年以前，国企无论是利润，还是效率（例如全要素生产率），都比不过乡镇企业吧？当然，任何比较都有不完美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