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追问历史：1949年中国有多少牛金星？ -- 任爱杰

追问历史：1949年中国有多少牛金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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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国际战士(华.都.之.樟) [124073:3329], 11:04:07 12/03/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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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是郭沫若先生名作《甲申三百年祭》发表一个甲子，出于对目前中国形势的关注，网上讨论郭文的文章不计其数，我本来不想掺进去的，但是前几天读杨绛先生的文章《怀念陈衡哲》，其中谈到1949年快解放时她和钱钟书与胡适等人商讨去还是留在大陆的问题，有段话说：“我们家是打定主意留在国内不走的。任、陈两位倾向于不走，胡适却是不便留下的。我们和任、陈两位很亲密，他们和胡适又是很亲密的老友，所以这个定局，大家都心照不宣。那时反映苏联铁幕后情况的英文小说，我们大致都读过。知识分子将面临什么命运是我们最关心的事，因为我们都是面临新局面的知识分子”。可见，当时很多知识分子其实是在反复权衡利弊后作出的理智的决定。

　　哎，我现在才知道自己以前多么天真，因为在杨绛先生《我们仨》里，杨先生告诉我们，她和钱钟书先生1949年留在大陆，是因为他们打心眼里热爱这块地方，不愿意到别国去做二等公民。毕竟畅销名著和不起眼的文章就是不一样，在旁人不容易注意的文字里，杨绛先生向我们证实了1949年大批知识分子之所以不象东欧好些国家的知识分子纷纷西走的原因是：他们都没有想到台湾居然能够挺50多年，否则将来台湾被打下时又该怎样面对共产党呢？不是每个人都有胡适在国外的本钱――一位学者读杨绛先生文字后的评论。

　　可是，为什么我读自称在解放后遭受苦难的右派的文章，总是说他们怎样在解放前反抗蒋介石反动统治，怎样在白色恐怖里为共产党唱赞歌，怎样怀抱美好的革命理想参加新中国政权，怎样努力为共产党服务，结果一上来就是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杨绛先生说的“洗澡”。

　　是啊，知识分子们多么懂得珍惜自己光荣的历史啊，例如谈到胡风就大谈他怎样和鲁迅关系密切，而不提他怎样为蒋介石写《剿共大纲》；谈到储安平就是他怎样抨击蒋介石的专制，就不提他怎样积极在蒋家王朝为官禄奔走，怎样“小骂大帮忙”配合蒋介石，怎样在解放前用“有与无”、“多与少”区别国民党和共产党。以前看过一本解放前知识分子在蒋家王朝的表演的书，多次忍俊不禁。

　　但是，所有知识分子，尤其解放后参加了新中国政权的知识分子，尤其是57年和文革中被整的知识分子，全部都是当初热爱祖国、热爱人民、拥护共产党、准备为社会主义献身的。――知识分子如此说

　　感谢这些知识分子，1979年后他们用实际行动真诚地、全面地告诉了我们，他们是怎样拥护社会主义、怎样热爱中国人民的，而1957年、1966年对他们的迫害是惨无人道的。我们会记住的。

　　我不能不想到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里的重要人物之一――牛金星。

　　牛金星何许人？一位在李自成胜利前为李自成出了大力的人，比1949年的知识分子热爱革命多了。但是，也是他，在大顺政权建立后，一心把明朝的制度推行到大顺政权里，同时用“上马打天下、下马治天下”教导李自成要好好优待知识分子。但是，当清兵击溃李自成军队后，当刘宗敏等李自成身边重要将领全部牺牲后，这位一心热爱革命的牛金星却转头投降清朝，并积极镇压起义军，成为李的政权里屈指可数的善终者。

　　历史上，李密、宋江、牛金星......，都是为农民起义作出过贡献的知识分子，但是问题在于，他们真的是革命的同路人么？甚至他们真的拥护过革命么？

　　是否可以问问：象牛金星这种人，本身就是中国社会某个阶级的代表，他们所以投机进入革命队伍，一开始的目的就是想把革命政权改造成为大小地主、资本家、知识分子卖命的政权？他们从来的目的就是想让革命成为他们阶级的嫁衣裳。

　　他们什么时候是属于我们这边的？

　　对比之下，同样是统治阶级的满清王朝就对这个阶级的本质认识一清二楚，当知识分子想重复宋朝用话语霸权把封建朝廷玩弄于股掌之间时，清朝皇帝却毫不犹豫地动用文字狱。

　　那么，对知识分子自称的建国后苦难史，我们的眼泪不是成了羊为狼流的眼泪么？当他们继续哭哭啼啼说他们当初怎么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才留在这个工农暴政的土壤时，我们是否应该想到追问历史：1949年中国有多少牛金星？

对于这篇《追问历史：1949年中国有多少牛金星？》里的观点，我并不是完全同意的。

知识分子也好，甚至一般的老百姓也好，选择支持一个政权当然首先是从自己的利益出发的。在大多数情况下，革命只是极少数人的理想。而一般人所追求的只是至少不比目前差的生活罢了。

1949年以前的中国知识分子其实就是中国一直都有的“士”这个阶层。

知识分子作为一个团体，从来就不是独立的。他们只是依附于占主导地位的阶级罢了。在1949年，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不过又面临了一次抉择罢了。

但是，做出抉择之后并非就万事大吉了。在总人口的绝大多数都是文盲的1949年，中国知识分子是属于“精英”阶层的。这就决定了他们的利益与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是不完全一致的。甚至有些是矛盾的。

而作为垄断了知识的阶层，国家又必然需要这些人参加建设和管理。这时候，作为一个革命的团体，需要面对的就是如何同化这些人，防止这些人反过来影响革命团体。

这个过程是分为两步进行的。一是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然而，“知人知面不知心”。如果仅仅是进行思想改造，很难保证被改造的对象是否真的改变。从一些知识分子后来的表现来看，效果是只停留在表面上的。

那么，更重要的一步就是打破知识分子对于知识的垄断。过去的知识分子们之所以自认为高人一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当时的大多数人是文盲。那么，作为一个社会，自然就会出现话语权被极少数人把持的局面。普及教育是打破这种垄断的根本手段。只有广大人民群众都掌握了文化知识，知识分子作为一个集团才会逐步从历史上淡出。

一直有很多赞赏之处，总是想跟贴，但是又怕言词不当，会引起误会，还是按捺住了。

转贴的那篇文章不免有些刻薄，把所有知识分子一棒子打死了，虽然我也觉得有时革命改造是必要和血腥的，但是过于残酷也不能接受。

至于任兄说的打破垄断，我觉得知识分子或者精英阶层的垄断是很难结束的，社会结构形成那种平均模式或者倒三角模式的可能性太小了，大多数人还是处于下层，处于上层的精英还是依然存在，知识分子会消失或者说文盲会消失，但是精英集团很难消失

人生下来不就和其他野兽一般无而吗？不改造就不称为“人”。

传统的知识分子以知识为资本，无非是挟知识自傲，要求获得更多的政治和经济利益，为民请命的只占极少数而已，如何称得上“脊梁”？和资本家一样，不改造，其知识和资本家的资本一般无二，只是用来谋求个人的利益最大化，不强制他，他的知识能为国家和百姓所用的极少，这一点从现今所谓的主流经济学家身上可以得到印证。

更可笑的是，如今若干暴发的小知识分子公然宣称自己是什么“知本家”，其心态的优越性豁然若揭。知识分子依附于统治阶层以获得个人利益，这是几千年来世界难趋大同的症结所在。

最可敬的还是那批无私宣传平等（不仅是政治，更重要的是经济），并积极付诸行动的革命派知识分子，老百姓不会忘记他们，他们才是真正的“民族脊梁”，而不是那些拒绝为大众无私付出的抱残守缺之辈。

知识分子分两类：

搞自然科学的

和搞社会科学的，也包括文学、电影等

两类人的思维、经历、49年前后的待遇、职业发展机遇也是不一样的

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每个人做决定总是从自己的利益考虑出发，没什么不对，能够牺牲小我，成全大我的总是极少数，要不然也不用拼命号召了。行动才是衡量一个人的唯一标准，总不见得有哪条法律说为了防止某位有犯罪倾向的人作案，把他预先抓起来吧。即使是有案底的，也是针对个人，并不是针对他属于的“阶级”“团体”。毛泽东这么疑神疑鬼，结果就是把那些本来不是牛金星的都给弄死，而有素质成为牛金星的全部培养成功，现在中国剩下来的知识分子结果都变成牛金星。

真心革命的从来就是少数，即使本来上延安的一群人里面各怀鬼胎的也不少。知识分子不过是凡人而已，凡人就有凡人的衡量标准 - 实际行动。

这段与任老师无关，是对转的这一贴兄弟小有不同意见。

把知识分子看作牛金星，同样问题也可以存在于商人，学生等等各个只要不是工农的阶层，而即便是工农中，除去赤贫的也难免有牛金星的嫌疑，只不过是大牛金星和小牛金星的区别罢了。而知识分子中赤贫的也不是没有，却不知又应该如何站队。。。

说到这里，建国以后的历次运动的影子已经跃然而出了，贯穿这些运动的一个要领就是阶级斗争和对各个阶层的“改造”。不幸的是毛公自己也承认这种运动“说好的人少，说坏的人多”，毛公这个人多人少，显然不是指的知识分子或者“士”这个阶层的的人，而是全体人民的看法，因为毛公心里总不会把工人农民不算人。然而，共产党自己承认，这些事情做错了。

这个做错了，就代表着作这些事根本的出发点就错了，而不是方法或者局部的错误，换过来说，局部可能有正确的地方，但总体是错误的。

错了能认，是一种光明磊落的行为。而错了能改，其结果通过七八年后中国的飞速发展有目共睹。

要推翻这个观点，一方面要面对文革后人民的审视，一方面要推翻中共中央的结论 -- 不幸作这些结论的显然还都是正牌的共产党领导人。

解放的时候大家对共产党怎样看？工人农民迎解放不假，在知识阶层和工商界层是怎样的呢？我的祖父是一个不大的商人，他的思想就是一个典型。

解放前夕，我的祖父有一船货物被国民党军队征船从东北拉到了上海，他很着急，亲自赶去处理，可以想象这是很大的一笔损失。

但是他还是很犹豫的，特别去了一次台湾，考察在台湾作木材生意的可能，结论是做竹子生意也很不错。

随后他回到沈阳收拾生意，但是很快就被共产党政府的开明所感动，不但廉洁奉公而且富有效率的政府给了他极好的印象，他自认中国打了这样多年的仗，老百姓终于有了可期盼的好日子了。

工商界人士怎样？也是老百姓。

或者说哪一个不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

他接着就看到沈阳满街飘扬的“发展工商业”的标语，这个是历经几个政府都没有的吸引人心的东西。

所以他很快就决定不走了，大多数他的朋友也是这样。

说他当时不支持共产党或者想做牛金星是没良心的。共产党带来的是一个中国多少年没有的稳定而强大的政府，这个无论对普通农民还是知识分子还是工商业人士，是同样热切期待的东西。

共产党政府最初的纲领是建设“新民主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可以看到，建设“新民主主义”的阶段，恰恰是共产党政府建立后到文革结束前国家发展最快，最有活力的阶段。

可惜的是放弃了平衡发展之后，历次运动和非科学的举动给中国造成了巨大的损失，这一点在1949年知识界层无从预料，而恰恰是知识界层中没有被改造好的，曾经有对历次运动提出过善意或激烈的批评。三年困难时期，非正常死亡的绝非仅仅知识界层，文革中因为“停课闹革命”受损的也绝非仅仅知识界层，恰恰是赤贫的阶层无产阶级承受这些损伤最为沉重。文革中的高考中断乃至于因此造成的人才断层，是中国人共同的灾难。

如果说需要改造，那造成这样悲剧的主角也许更需要接受德先生和赛先生的改造。

改造什么？

改造去接受尊重科学的现实主义思想。

事实上那个时代的全体中国人都需要这个改造吧，无论是反右还是文革，都是中国人共同制造的苦难而不是单单是某个人的问题，我们不能象对日本侵华战争那样激昂的对待那个苦难的时代，因为我们对那个时代不但有愤懑，也应该有忏悔，而面对日本侵华战争，我们的感情只有愤怒。

中国古代的士阶层，无法和今天的知识分子划等号，我的看法这个阶层在封建社会结束后就渐渐消失，在文革中彻底消亡，这与知识分子关系不大，知识分子什么时候都有。但是多说几句士也可以。历史上的士，恰恰是一个相当独立的阶层，组成封建社会的底层结构，就像今天的中层干部一样（其实古代的士远比现在的中层干部干净得多），你可以说他是依附于上层的，而恰恰又可以说它是上下两层都无法左右的。单个一个中层干部可能是很容易处理的，就如一个单个的士，但是统治者不得不考虑士全体的利益和理念。

是把知识分子改造了向工人农民看齐，还是把工人农民都给予充分的教育的权利，而改造成知识分子，这是一个问题，不过，看来后者在世界各地，在各个历史时期都比前者能为社会带来更为积极的影响。

那么，只让他有知识，而思想上不要变成知识分子，行不行呢？

这就是一个脑袋决定屁股还是屁股决定脑袋的问题了。

不幸的是，文革中教育了很久的脑袋决定屁股好像都不太成功，最终，还是屁股决定脑袋。

说到底，一个“中国政府”，毕竟是全体中国人的政府，而不是中国农民的政府，或者中国博士的政府。中国毕竟是每一个中国人的祖国。

这是天赋的人权和自由，也是我们每一个人珍爱的权力。

没有一个政党或者人物有代替别人思想或者改造别人的特权。

即使对方是一个罪犯，法庭也只有惩罚其罪恶的权力。

这就是禁止多数人对少数人的暴力，也禁止少数人对多数人的暴力，而尊重每一个人的独立人格和自由。

只有每一个人有独立的人格和自由的社会，才是一个健康文明的社会。

中国社会今日的进步，未必在民主，而恰恰在人民有了更多的实际的自由，比如票证束缚的解脱，选择学校的自由，选择工作的自由，选择出国的自由，不参加政治学习的自由，自己开办企业的自由。

也有 --- 不接受改造的自由。

这是中国的进步。

也是中国走向文明的象征，这比建立一个直选总统的制度要伟大的多。

虽然这种自由由于各种原因还不完善，但是已经值得歌颂。

建国以前的知识分子，今天在世的已经寥寥无几，给文革思想以万劫不复打击的正是解放后培养的“无产阶级知识分子”。

知识和科学，永远是愚昧和野蛮的最顽强的对手。

赋予了人知识的同时，就赋予了他更强大的独立思维能力。

知识本身就是文明的载体，当携带知识的知识分子整体成为某一个制度所要改造的对象时，只能说明这种制度正好是文明的反面。

从建国以后历届政府的知识层次逐渐上升，知识分子比例的增加，似乎可以看到中国政府走向文明的一个侧面。

在同一个阶级里面，比如工人阶级里面，就有知识分子和非知识分子，同样，在农民阶级里面也一样，即便是地主阶级，也有知识分子的地主和目不识丁的地主。所以，知识分子只是每一个阶级中接近文明的那一端罢了，以知识分子为敌，要改造知识分子的，不知道把自己置于何地。

工人和农民的知识分子化，知识分子的队伍的壮大，是无法阻挡的自然发展规律，同样，以改造知识分子为目标的团队，最终也将被知识分子所充斥。 -- 如果，它不想为越来越接受科学和知识的人民所抛弃。

这或许可以作为一个预言。

钱钟书嘛，小文人一个。只会在和平时期发一发小文人的劳骚，文革时一样乖乖地给毛选当翻译，没看见他象老舍那么有气节，投了太平湖。他的围城，我在初中时就看了，那时电视剧还没拍，社会上也没有人炒作。我对那本书没什么感觉，只是觉得，那是一个小文人在耍小聪明，哪有什么大智慧。管锥篇翻了翻，也觉得是在掉书袋。你说是中西文化比较吧，实际上是在罗列知识，却似乎没形成什么理论体系，给人以卖弄之嫌。当然，能在脑子里记那么多东西，确实不容易。但是，打个不恰当的比喻，就象是一个会速算的人与一位数学家的关系一样，前者可能会比计算机算得还快，但却解决不了哥德巴赫猜想。他后来的许多作派，我都认为是有假清高之嫌。他说西方人听不懂他讲课，那是因为他所讲的东西几乎已经死亡了，当然没有多少人听。试想，在中国的年轻人中，有几个人不借助辅导材料，能看得懂论语，更不要说是尚书，周易了。人家请你，是给你面子，也正是中国人对外介绍自己的再好不过的机会，你老人家不去，也不用讽刺人家听不懂，不厚道。所以，钱很象他自己在围城中讽刺的无无聊文人。

有感而发，对事不对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