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一次群体冲突的经历──基层生活样本之一 -- 潇洒书生

16年前初夏，一家军工企业近万名职工、家属在一条狭长的山沟里中断饮水供应已经5天了，饥渴难耐的人们愤怒地发出吼声：我们要喝水！

一场本该避免的工农冲突终于爆发了。

当时，我是企业一个部门的负责人。这天上午，声像室的记者老谢告诉我，工厂水管维修队准备沿途去检查被人为破坏的漏洞，厂领导要求他去摄像记录。我对他说，就按厂领导的意见执行，但要注意安全。老谢说，保卫处也要派人去，大家会小心的。老谢随队员出发以后，我总有些放心不下。这时，我确实有些着急。由于人为破坏的结果，工厂长达20多公里的输水管道已经5天无法送水了，生产和生活受到严重影响。虽然维修队每天都要沿线检修，可往往维修人员前脚走，当地村民又紧接着在水管上打眼取水。工厂每次派领导向当地政府交涉，县政府领导总说，现在的农民根本就不听招呼，不拿点钱是“走不脱路”的。而结果往往是“钱给了，管子照打不误”。工厂已下决心，今天非要彻底修复管线并强制切断村民在主管道上私拉乱接的各种塑料或橡皮管子。然而，村民们会配合吗？我知道，答案是否定的。

不想发生的冲突还是发生了。就在这一天的下午3点钟左右，维修队员在背兜乡被当地几百个村民包围，不准维修人员开展工作，并抢夺老谢手上的摄像机，老谢和厂里维修人员当然不肯就范，双方开始了抓扯。事件迅速升级，几名阻挡村民抢夺的维修人员被打得头破血流。背兜乡派出所干警赶来又把工厂的人员和车辆带走。消息传到厂里，领导们十分着急，立即开会研究对策。会议商定，尽快向上级报告；指派有关部门领导组成工作小组赶到背兜乡所属的县政府反映情况，要求安全护送被扣的人员和车辆、设备返回工厂。两个多小时过去了，上级机关传来的指示是要求工厂尽量通过当地政府解决问题。从县政府反馈的消息是，县领导批评工厂挑起了工农矛盾，但同意放还人员和车辆、设备。这时，已经到了下班时间，我刚到家就接到余厂长打来的电话：当地派出所已经被村民包围了，要求严惩被扣的工厂人员，你马上赶到运输处的处长办公室来。顾不上吃饭，我马上就往指定的地点会合去了。到了运输处处长办公室，余厂长和党委的两位领导都已先到了。余厂长说，现在的情况很紧急，当务之急是解救被围困在派出所的工厂人员。余厂长提出，他要到现场去喊话，要求村民解除包围，同时，要求我随他一起去。我当即答应了。然而，到场的其他领导则提出了不同意见，认为余厂长去喊话是危险的，村民不仅不听，很可能还要把厂长也扣留下来。经过讨论，领导们决定将运输处处长办公室作为临时应急指挥部，指定我负责上情下达、沟通联络的具体工作并立即向市、县政府值班室反映恳求。回应则是官腔。时间又过去了一个多小时，运输处外面的公路上、花园里，全是议论纷纷的人群。大家议论最多的要求是：尽快把困住的人员救回来。也有不少人批评工厂领导软弱，不敢采取强硬态度。在应急指挥部的工厂领导这时都没有吃晚饭，因为被围困的维修人员到现在都没有饭吃。就在这时，聚集在附近的人群中有人提议“大家拦车上背兜乡派出所去解救阶级兄弟”，上百名青年工人各自散去寻找棍棍棒棒之类，然后，搭上路过的大客车、大卡车向背兜乡派出所进发。

看到这样的场面，我们确实担心会出乱子。再次派出一名副厂长赶往县政府反映情况。县领导则不耐烦地训斥厂领导“无能”，并布置出动警力“维持秩序”。消息传来，余厂长决定带上我赶往现场。我们在路上得到消息：包围派出所的村民已经逃跑了；派出所的干警与工厂赶来的人员发生了冲突。后来得知，派出所不愿放人，不仅紧闭大门还鸣枪示警。从县城前来支援的警察也在现场使出了“手段”，那知，前往声援的工厂人员本来就一肚子火气，见到这般情形便“以牙还牙”。另外，有一部分工厂人员并没有前往背兜乡派出所，而是直接赶到闹事的村庄示威去了，当然，那儿的村民这时早跑去躲了。一些村民事后对公安局的调查人员说，他们好几天都是提心吊胆的，害怕被工厂的人员报复。余厂长和我在背兜乡政府与县领导见面，尹县长说“先不讲谁是谁非，当务之急是赶紧平息事态”。协调的结果是：马上放人；政府担保输水管线的安全。派出所得到县长指令后，立即送出了被扣的所有工厂人员。在冲突中，有十多名警察受伤。

很快，美国之音对这起事件进行了报道，但，报道内容带有政治上的煽动性，说什么“这是工人群体的一次反抗……”。当然，这篇报道引起了各级政府的重视。省政府指令成立了由企业的北京总部办公厅与省经委各自派人参加的联合调查组。受工厂领导的指派，我担任了工厂与联合调查组进行协调、联络的工作，从中长了不少的见识。调查的最终结果为：事出有因，各负其责。对于联合调查组提出的处理意见，双方只能无奈的接受。这起冲突还给当地乡村干部造成了一个印象：这家工厂不好惹。县里后来还抓了几个故意破坏输水管道的村民，进行公审判刑。应当说，经过这起事件，我们都从冲突中汲取了一定的教训。

事件发生后，我与当地乡村干部和农民代表有了一些接触。乡村干部向我抱怨最多的就是“现在的农民不好管。土地都分到户了，农民不听话，乡村干部是没得多少法子可想的”。一些农民的怨气更大，他们说：“现在这些当官的就只晓得弄钱，你们工厂修水管补偿的钱都落到这些官员的腰包去了”。我问过农民：文化大革命那些年比较乱，而且也有旱情，可从没发生过农民乱打水管的事，现在怎么会这么干呢？有的农民直率地说：过去年年修水渠、修水库，现在再没有人组织兴修水利了，原来的那些沟渠早已经堵塞了，而工厂的管子又从田土边上经过，所以，大家就“因地制宜”了。再说，搞文化大革命那阵，谁破坏工厂的财产可是要抓现行反革命的，谁敢去当反革命哟！

十多年过去了，当我再度故地重游时，只见当年工厂沿线的输水管早已不见了踪影，三十多年前修筑的水利设施更加残破。一些农民在河边上重新架起了水车。我下车叫住路过的老农询问情况，他告诉我：那家厂搬走了，沿线的水管被村民竞相拆了去卖钱了。我说，可惜了，这些管子可以利用来灌溉农田嘛。老农转身朝我上下打量，仿佛我是外星人……

• 【原创】一个村长的处世之道──基层生活样本之二

纸上的历史哪有亲历者鲜活呀，花为当过外星人而献

哈。。。。。。。。。

现在村民不仅会武术，还懂法。

谢谢：作者意外获得【通宝】一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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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的组织能力不该如此。可能是人心散了。

• 真实本身就是一部教材

美其名曰：激发了群众的劳动热情

然后203:从当时的情形看，领导确实不力

现象上看似乎如此。深知内情的人则各有感受。

不论引用哪国法律，对损坏公私财产都是要惩罚的。就这起事件来说，依法办事的结果无外乎就是将挑头破坏输送管线的组织者依法起诉。然而，当地的政府官员不肯这样做，原因在于参与破坏工厂管线的人员太多，法难责众。而更多参与破管取水的农民也有自己的诉求：不准我们从工厂的管线取水是可以的，但政府是不是该给我们供水呢！

鉴于不能不回避的原因，有些背景情况没有写出来。可以说明的是，对于工厂来说，组织职工“战天斗地”的领导力并不是什么问题。工厂领导班子当时的确进退两难。组织职工硬撼吧，虽然得到的是近万职工、家属的支持，但必然会迅速受到上级机关和地方政府的惩罚；如果坐视事态自由发展，引来的则是方方面面的不满意。

在这种情况下，工厂的主要领导非常难受。他的选择只能是循规蹈矩地按组织原则和正常程序处理危机，虽然效果不佳但对个人是相对伤害最小的。这种情况到现在更加突出：群体性事件越来越多，而以“宁右勿左，宁软勿硬”为圭臬的官员也越来越多，尽管所谓的法制已经比较健全了。不是官员不能依法处理问题、冲突，而是“法不责众”现实与有法必依原则的悖论所致。关于这一点，我写过一篇论文，专讲如何化解改革改制条件下官民冲突的一些思考以及实践经验，曾发为内参。

在这起事件由小变大过程中，工厂一直致力通过法治轨道和正常渠道解决冲突问题。而事实证明，循规蹈矩的结果是工厂始终吃亏受苦。所以，当职工自发组织起来要上“前线”的时候，近在咫尺的领导们并没有实质采取任何有力的阻碍行动。为避免职工到了派出所后行为过激，厂领导派出一些中干渗入，其作用就在于“适可而止，控制恶果”。这本身就是一种不得已的隐晦的态度。对此，地方政府在向联合调查组报告时就指出，工厂领导支持了下属职工的暴力冲击行为……

补充一下：此起事件发生后，恶性的破坏或冲突事件再未发生；余厂长在一年后调到另一家企业工作，当时主张阻止职工自发活动的党委书记在两年后的党代会上“意外落选”，而当时主张以强硬态度回应并公开喊出“宁可坐牢，也要打一架”的党委副书记则高票当选。就是这位党委副书记，曾在八十年代中期参选工会主席时“落选”了，原因是工人们认为这个人“唯上是从”。

同一事件中，主张尊重工厂利益的常务副市长在一年后调去省属建筑公司当经理去了，而主张“惩罚工厂”的市长助理则升任副市长；那位负责与工厂打交道的尹副县长因为处理此事“随机应变”有功，由添陪末座而迅速加挂了“常务副县长”头衔，并在这个位置上退休，成为辅佐六、七位县委书记、县长的实力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