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整理】余秋雨先生，你到底什么时候走出“监狱”？ -- fisherx

首先要声明，本人绝非如同某些人，借指正余秋雨先生来抬高自己，笔者用笔名即可作证。

其次，由于本人在上海居住超过六十年，又是住在和余秋雨先生的老家同一个静安区，和他读书就职的上海戏剧学院同在华山路上。我的大弟和大侄子均是上戏导演系毕业。且笔者以前曾经十多年几乎天天步行到长寿路的工厂上班，又几乎天天走在胶州路上，经过余秋雨先生所就读的培进中学，穿过他居住过的余姚路。说这些，并非套近乎，而是提前疑释：你对余秋雨先生说到的一些事和地点会不会搞错？

再次要声明，本人是余秋雨先生的崇拜者，不仅有他全部著作，还在香港的一些讲座和场合，听他演讲和目视他的风采。朋友要介绍我去认识他，被我谢绝了，我的理由是缘分未到。我对一些文革叛将和他作对十分反感：自己叛变了，还要拖人下水，太不地道。

例如，“一九六六年八月的一天傍晚”，余秋雨的从学校回家，得知父亲被人揭发历史问题，但以后的一连串时件几乎都没有了时间。

笔者为什么要强调时间，因为文革的时间跨度有十年之久。在这十年里，不说天天，也几乎月月年年有截然不同，完全相反的事情发生。现在有一批专门攻击文革的人，往往在时间上玩花招。将一天的武斗、迫害说成是天天在发生。其实，好多迫害发生在文革初期的一二年，到了以后，不仅他们没有被迫害，还受到了重用。但是，彻底否定文革后，为了将自己装扮成文革的受害者，就将一天说成一个月、一年，甚至十年之久。这样做的目的，当然是为了给自己涂上一层发亮的油彩，更是为了洗脱自己在文革中的出色表现。但为了这些目的而将文革如此颠倒，难道不有违于实事求是吗？说到这里，笔者要说，绝不是余先生也是有此目的。我相信余秋雨先生自己说的文革中的作为是真的，作为一个文革基本拥护者，当然有遗憾，但如果余秋雨先生在一些人所周知的文革事件上，将白的说成黑的，将一说成二，那也是无法原谅的，尤其是文革发生三十多年后的今天。

很可惜，余秋雨先生这样在做了。在书的123页，他写道：“爸爸单位的造反派属于”工总司”，全称”上海市工人造反总司令部”.，这个”工总司”可厉害了，几乎已经掌管全上海的各行各业。它的司令叫王洪文，后来高升为中国共产党的副主席。当时”工总司”的成员号称有上百万人，但我家里人一个也不认识。”照样的没有具体时间，问题来了，结合此段落的前面，写的是父亲在单位里被批斗，那个时候还没有“工总司”，上海的工总司成立于1966年11月9日，那个时候造反派已经将斗争的矛头对准党内的走资派了，而像余秋雨先生父亲被批斗这一类是发生在文革一开始的 1966年夏秋之交，也就是说，这一类批斗的主角应该是工厂的“文化革命委员会”，简称“厂文革”。这个“文革”的成员一般是群众推荐，领导批准，至少在工厂里，抄资本家的家，斗黑六类，都是“厂文革”的事。当时造反派根本就是受压制的，哪里有胆去批斗别人。笔者当年所在的工厂即在余家附近，清楚地知道谁在斗谁。现在的回忆文革的东西，将造反派的出生日提前了几个月，这等于将文革初期的胡乱行为扣在了造反派头上。造反派为何造反？“逼上梁山”。谁逼？“厂文革”在厂领导的授意下，故意将家庭出身不好，或者有这样那样缺点错误的工人的档案材料抛出来，和黑六类一起作为目标打击，目的是转移斗争的大方向，将已经烧到自己身上的批判之火引到工人身上，逼得这些工人一听到毛主席的“我的一张大字报”，就“上梁山”造反了。余秋雨先生信不信？你再深入调查，像走遍千山万水的“文化苦旅”一样，来一次“文革苦旅”，一定可以发现批斗你父亲的不会是造反派，而是厂领导某些人。作为像余父这样的小型工厂，有“工总司”这样的造反队，至少也在“一月革命”前后后。而不能不指出的是，余秋雨先生将“工总司”的全称也写错了。“工总司”的全称应该是“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不要小看多了一个“市”字，在上海人眼里，一个工厂如果是“上海市xxxx厂”，那就是集体所有制，国营大厂是没有带“市”字的。而一个全市性的组织，当时带有“市”的，那就是老保组织，如“上海市红卫兵总部”。也不要以为少了个“革命”的词无所谓。为革命而造反是当时造反派的出发点，没有“革命” 两字，还造什么反？

“工总司”确实厉害，但还没厉害到掌管全上海的各行各业，就是到它被后来的总工会取代，也还是没有可以厉害到余先生讲的那种程度。上海的科教文卫体农村都有自己的造反组织。“工总司”的司令开始时潘国平，毛主席曾经叫过一声“潘司令”，让远在美国的潘国平一直激动到今天。“工总司”是上海工业系统的造反组织，余先生说“我家里人一个也不认识”，这使笔者大惑不解，不认识，怎么说爸爸单位的造反派归属于“工总司”呢？

如果说时间、名称上的问题是小问题，那么，对一些文革中的大事件的观察判断上的偏颇就不能说是小问题了。

怎么看待“工宣队”？余秋雨先生对“工宣队”予以了无情的嘲笑。他写道：

“所谓的”工人阶级进驻大学”，其实就是前两年的落榜生到工厂里转了一圈，踏进校门成了领导人。领导人与被领导人的唯一差别，就是中学里的成绩。”（第 129页）

照这个逻辑推理下去，所谓的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的领导阶级，其实就是49年前的不肯交租的农民、不肯干活的工厂的二流子、不肯读书肄业后上山与土匪为伍的学生，踏进中南海成了领导人。领导人与被领导人的唯一差别，就是肯不肯交租、想不想干活、以及读书的成绩。不要以为这个推理不存在，解放初期许多有知识者，有财富者都这样看待工农干部。其实，既然是工人阶级进驻大学，当然就不能视作某一个工人所为。 “工宣队”到大学也不是为了和谁比谁的中学里的成绩更好些。按毛主席的意思，“工宣队”到大学是无产阶级占领上层建筑，是因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为什么一个世界级的学者要对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纺织女工下如此重的手？笔者百思不得其解。余先生在文革中受到的冲击，家人受到的迫害，当然值得同情。但就是巴金老舍这样的大师级的人物，也没有和文革中的普通工人过不去，未见他们用这样的语言伤害过加害者。写出那么灿烂的文章的余秋雨先生，竟是这样的不放过一个也许连百字文也写不好的纺织女工，这在世界级的士林行列中，真不知还有没有第二个？余先生，你的这本《我等不到了》一书，已经把你推进到一个怎样的不义之坑里。笔者真替余秋雨先生不值。

在这里，笔者要为尽管你余秋雨先生一点也没有好感，且是绝对恶心的造反派、工宣队员说句公道话。他们对待你父亲的言行千般不对，万般该死，但他们内心的动机绝非千人一律，就绝大数人来说，都是为了响应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毛泽东的号召，参加到有亿万人民群众投入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去的。他们有多大的罪？真是天晓得！要他们像余秋雨先生你一样发出对文革疑问，那是难为了他们的经历。几十年来，共产党和毛泽东给了他们做人的权利和生活的一切，他们怎么可能，又怎么可以去怀疑自己的大救星、大恩人？他们唯一的想法就是紧跟紧跟再紧跟，投入投入再投入。有谁知道这一次是共产党和毛泽东失败犯错？尽管这次对文革的民族大清算、大清洗、大追讨，全落在了亿万造反派包括工宣队员身上，但请问，三十多年来，有谁允许他们为自己辩护？有多少正义之士为他们说过公道话？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居然又默默地在为改革开放付出生活以致生命的代价。就从这一点来看，他们是最值得共产党后悔的人。他们不知道什么叫声辩、反抗、反扑，也根本就没想到要去声辩、反抗、反扑。因为天下还是共产党的，他们什么屈辱都不计较都能忍受。他们的胸襟和心胸不知比邓小平宽阔多少？也比余秋雨先生你宽广得多！从广义上来讲，这就是工人阶级的美德，中国老百姓的美德。余秋雨先生真该从文化的角度，研究一下亿万造反派工宣队员为什么三十多年来一直“骂不还口，打不还手”，任被批判、处理、政治报复？全世界还找得出第二个这样的群体来吗？